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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雙減政策的看法和建議范文第1篇

農歷二十八日（1月25日）下午16時后，北京空氣污染指數開始超過220，并一路攀升，達到重度污染、嚴重污染。而此時，位于大不列顛島上的英國，也已連續多日深陷重度霧霾之下。倫敦市長薩迪克?汗（Sadiq Khan）公開表示，“倫敦的毒空氣達到了令人羞愧的程度。”

入冬以來，不只是中國，從印度、伊朗到韓國、英國、法國，都出現了持續大范圍的空氣污染。這讓很多人感到困惑和焦]：霧霾還能治嗎？以往的治理路徑對不對？

在全球范圍揮之不去的霧霾之中，一個重要的“元兇”就是機動車污染。而這在以往的污染防治中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今年初，環境保護部部長陳吉寧在回答記者提問時稱，“源解析表明，機動車污染已成為許多大中城市細顆粒物的首要來源，分別占北京的31.3%，上海29.2%，杭州28%，廣州21.7%。”“一輛老舊車相當于20-40輛國IV、國V小車排放。一輛重型柴油車相當于200輛小車排放，而且很多不達標。”

此次倫敦重度霧霾中，也有研究發現，“主要是因為天氣寒冷無風、交通和燃燒木料鍋爐的使用達到峰值。”

這天傍晚，在北京友誼賓館的一間會客室里，中關村空氣污染防控聯盟理事會主席、駕道科技有限公司總裁顏梓清在接受記者獨家采訪時說：“根據我們的研究成果以及在山東的實踐，如果政府采取措施限行約15%的高污染車，就能快速削減約70%的汽車污染總量，可降低大氣污染總量30%以上，在短期內有望明顯改善我國空氣質量。”

機動車污染防治領域的“老人”

采訪中，顏梓清的手機不時響起。她總是客氣地回應說“我是小顏”。

其實，她在中國的機動車污染防治領域，是一個當之無愧的“老人”。

早在1997年，顏梓清就開始從事機動車污染防控技術研究和推廣，推廣使用的機動車電控補氣技術裝置，促成了我國化油器車向電噴車的轉變。

2001年，顏梓清作為原國家計劃發展委員會批復的“汽車排放簡易工況法檢測技術國產化項目”的總負責人，負責“機動車排放簡易工況法檢測裝備”國產化項目的實施，2002年帶領團隊研發出適合中國的簡易工況法系列技術。

這一研發團隊共獲得了17項專利和多項軟件著作權，多項技術通過成果鑒定并填補了國內空白。簡易工況法系列技術主要解決檢測數據準確率低和人為作弊的問題，為我國推行對機動車污染控制政策的實施攻克了技術難題。

從2002年起，顏梓清帶領團隊推動“機動車排放簡易工況檢測方法”在北京、上海、重慶、山東等地的市場應用，同時參與和推動了汽車檢測與維護（I/M）制度在中國的啟動和實施。

顏梓清是I/M制度的“擁躉”，她相信只有這套體系，才能改變中國目前不科學的汽車消費規則。“這是一項偉大的事業。”她說。

顏梓清告訴記者，圍繞汽車的規則制定和標準體系建設，美國與歐洲已經斗爭了幾十年。歐洲汽車工業最為發達，既是其經濟支柱，也是技術發源地，“但歐洲最大的問題是，至今為止沒有汽車的評價體系。”顏梓清說，造成歐洲是以行駛公里數和年限來淘汰車輛，或者判斷車輛狀況，維修車輛。

她介紹，相反，美國是通過評價來判別車輛。“評價其實是依據檢測的體系建設，如果沒有評價體系，對消費者利益就是一種侵害。”上世紀80～90年代，美國推行了嚴格“I/M制度”。

I/M制度中執行的“I”（檢測制度）就是要找出“高污染車”。美國由各洲立法，要求采用“簡易瞬態法檢測技術”對車輛進行檢測，對檢測設備技術質量考核非常嚴格，目前只有3家公司經過技術質量考核。此外，美國政府對檢測數據非常重視，為防止檢測數據作假，政府會組織人到檢測點監查，以防止檢測數據虛假影響政府決策。

顏梓清介紹，美國從1984年到1993年執行了在用車I/M計劃。根據美國環保署的分析，美國在用車的一氧化碳（CO）減少了40%，臭氧（O3）下降了21%，氮氧化合物（NOx）和碳氫化合物（HC）形成的氣態鉛減少了86%，PM10顆粒物削減了20%，每天削減約110噸污染物。所以，美國在很短時間內控制了空氣污染。

此后，加拿大、墨西哥、日本、英國、哥倫比亞、歐盟等也采用I/M制度，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010年，顏梓清帶領團隊研究出“柴油車排放微顆粒物重量檢測方法”和“汽油車排放微顆粒物重量檢測方法”，并取得發明專利；2011年起，她又帶領團隊開展了機動車排放綜合防治體系研究，從2012年開始推出“機動車排放云檢測綜合技術”，目前己進入實質應用階段，獲得了20多項專利和10多項軟件著作權。

在顏梓清看來，我國在控制機動車污染的政策方向和實施措施上，“可能已經步入誤區”“多避重就輕、避難就易、避實就虛，造成了大氣污染無法控制。”

她解釋說，“以北京為例，十幾年前大氣污染防控和治理的重點是機動車污染，大批淘汰黃面包高污染車。在2006年奧運會之前，北京以煙煤為主的工業比現在多但大氣環境質量沒有現在這么嚴重。這說明當時的治污方向是對的。”

顏梓清說，但這之后，大氣污染防控治理對象和措施變了，“對防控機動車污染重視不夠，推行的政策和措施不利于污染總量控制和新技術的發展。”

她告訴記者，早在2004年，北京理工大學機械與車輛學院教授劉昭度、上海工程技術大學汽車工程學院教授盧希果、清華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大氣污染與控制研究所所長傅立新及顏梓清等專家就參加了由原國家環保總局科技司組織成立的“I/M機動車污染防控研究小組”。

專家們研究發現，一輛高排放車輛排放的污染物，可以達到正常機動車的10倍以上。而檢測出這些高排放車輛并有針對性地重點治理，是削減在用車排放污染物總量的最有效辦法。

另一個讓顏梓清堅信自己判斷的例子，就是2015年8月20日～9月3日期間，大閱兵前夕，北京市城區PM2.5濃度得到了明顯的改善，其中，北京市本地減排貢獻為74.1%，河北和天津地區減排貢獻為19.7%，其他地區減排貢獻為6.2%，“由此確定北京市空氣污染的主因是本地源。”她說。

北京工業大學一份學術報告也表明，在2014年APEC峰會和2015年“9?3”閱兵期間，京津冀PM2.5、PM10與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日平均減排量分別為168噸、46噸、159噸。北京市在2015年12月8日和19日兩次紅色預警期間，機動車污染源減排措施對PM2.5濃度降低貢獻最大，超過40%。因此，控制好機動車污染對空氣質量改善非常重要。

污防“失控”首先出在檢測上

問題到底出在哪？

顏梓清對記者說：“主要出在檢測上。首先是檢測標準與限值的問題。”

目前，我國新車排放標準限值與在用車排放標準限值相差11倍以上。她介紹，新車國Ⅳ標準對規定，氮氧化物（NOX）、碳氫化合物（HC）、一氧化碳（CO）的總量控制為每公里排放1.18克以下為合格，而在用車（上牌車）標準對該三項污染物的合格標準為每公里16.5克以下。

“由于新車標準與在用車標準不統一，實際上僅提高新車標準難以達到控制污染的目的。”顏梓清說。

中關村空氣污染防控聯盟的一項調查發現，新車與在用車污染排放的檢測方法有多種，而各地實際執行的檢測方法并不統一。

2011年，環境保護部通報對全國近千家機動車環保檢驗機構的檢查整治結果，排查出各類違法違規和不規范檢測問題200余項。2015年9月12日，央視《焦點訪談》曾報道，在山東、廣東等五省的一些機動車檢測站，只要黃牛疏通好關系，尾氣不合格的車輛，不需要維修，通過調節檢測設備采樣管開關、檢測設備軟件可根據不同指令隨意出具檢測結果，高污染車不經維修就能檢測合格拿到綠標上路行駛。

顏梓清說，這種造假行為導致機動車排污檢測數據無效無用，檢測無法達到區分車輛達標或不達標的目的，使我國政府控制大氣污染失去了技術支撐和政策決策依據，嚴重損害了公共利益。

而對于提升油品質量來降低污染排放的做法，顏梓清也不認同。她解釋說，“提高油品質量主要是控制硫、鉛、笨、芳烴、稀烴、甲醇、錳、鐵等比例，對控制氮氧化物、碳氫化合物、一氧化碳、顆粒物的作用不大。”

研究顯示，機動車排放污染主要是燃燒技術和后處理技術的不合格造成的。機動車排放的氮氧化物（NOX）、碳氫化合物（HC）、一氧化碳（CO）、顆粒物（PM）主要是車輛在行駛過程中產生的污染物，而汽車燃燒技術和后處理技術產品是否合格對排污量高低影響非常大。

目前，我國對在用車上路執法管理主要是按車牌號和老舊車限行。“由于檢測設備造假嚴重，檢測數據無法分辨出真正合格或不合格的車輛，本應對超標車輛禁止上路行駛的執法政策也就無法實施。”顏梓清說。

國務院出臺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大氣十條”）明確，到2017年，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顆粒物濃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優良天數逐年提高；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細顆粒物濃度分別下降25%、20%、15%左右，其中北京市細顆粒物年均濃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

“北京如果不更加嚴格地控制機動車污染，有可能達不到2017年的目標。”顏梓清有些擔憂地說。

不喜歡“環保斗士”的說法

說起駕道科技有限公司名稱的由來，顏梓清笑稱：“‘駕道’這兩個字是我起的，當然有寓意。”

她對記者說：“‘駕’有駕駛汽車的意思，也有管理、評價、控制的意思，目的是控制機動車污染。‘道’既有道路的意思，更有行道義的含義，有一種公益為主的色彩在里面，‘駕道’的宗旨是為健康、為綠色開道，為決策提供技術

支持。”

駕道公司是中關村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和雙軟（軟件企業的認定和軟件產品的登記）企業，也是環境保護部機動車排放監測領域的技術依托單位，擁有車輛排放云檢測等相關專利技術45項（正在申請中的專利還有10余項）、軟件著作權22項，以及5項高于國標、行標的企業標準。

顏梓清介B，由駕道公司獨家推出的機動車尾氣云檢測綜合技術，實現了從“檢測裝備制造商向互聯網+檢測智能裝備運營服務”（工業4.0版）的成功轉型，智能化的云檢測環檢點實現了快速、公開、透明的檢測環境，自動對檢測數據誤差高于10%的檢測設備禁止入網，通過實時遠程數據質量（克/秒）監管和溯源，按車輛排污量進行分級管理，能科學防控機動車污染總量。

顏梓清告訴記者，從去年9月起，駕道公司在北京、山東推出市場化的“ClC駕道車體檢”服務，鼓勵車主自覺控制尾氣，車主通過檢測可全面了解車輛健康狀況。駕道公司還設立了“新藍天貢獻獎”，對檢測后的超低排放車輛和維修后減排量大的車輛進行獎勵。

今年1月8日，記者在頒獎現場看到，一輛車牌號為魯P1**7M、排放標準為國Ⅳ的馬自達家用轎車，因排污量只有0.0094克/公里，相當于每百公里排污量僅0.94克，獲得了低排放特等獎；另一輛車牌號為魯AM**96的二手捷達車，排污量從原來的61.24克/公里下降到維修后的52.49克/公里，也獲得了維修減排特等獎。

顏梓清表示，目前排污量大于10克/公里的機動車占總量的15.93%，占污染總量的68.95%。通過檢測和維修，可以有效降低機動車污染排放。

數據顯示，我國機動車平均每年以2000萬輛的數量增長，年檢測費用預計約40億元。此外，2015年底我國在用車總量已達到1.7億輛，每輛車平均每年檢測2次，檢測總費用預計達到680億元；二手車檢測平均每年按1000萬輛計算，每年檢測的總費用也高達20億元。這是一個巨大的市場。

按照駕道公司的業務拓展計劃，2017年在北京各個區都將建立兩條以上檢測線，在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四個直轄市完成布點。年內建立起300條檢測線，并完成600萬輛車的體檢。到2018年，全國縣級以上城市都將建立機動車檢測線。

記者注意到，近年來，顏梓清等專家一直呼吁政府放開對檢測機構的行政許可管理，采用檢測機構備案制，鼓勵檢測機構經營模式創新，加強對檢測數據的管理。

這一建議最終得到了國務院認可。今年1月21日，經總理簽批，國務院印發了《關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實施行政許可事項的決定》。其中第24項規定，取消省級質量技術監督部門負責審批的機動車安全技術檢驗機構檢驗資格許可。并規定，取消審批后，質量技術監督部門要強化“為社會提供公證數據的產品質量檢驗機構計量認證”，對機動車安全技術檢驗機構嚴格把關，采用監督檢查、能力驗證、投放處理、信息公開等多種方式，加強事中事后監管。

該消息傳出后，顏梓清在微信群里稱，“機動車檢測機構認證被取消了，這是重大利好！良性的競爭下，我們一定能贏！收到了大禮，我們會回饋政府和社會更大的禮。”

采訪末了，記者給顏梓清出了一道選擇題：你認為自己是學者、企業家，還是環保斗士，三選一。

“我覺得還是選‘學者’比較合適。”她對記者說：“我目前還是以研究為主，談不上是企業家。企業家主要是以贏利為目的，而學者主要是以解決問題為目的，這正是我的工作方式。我強調社會利益最大化，其次是保證投資者不虧本。”

在顏梓清的個人博客中，她會因對于機動車遙感檢測的不同看法而公開質疑某位院士，也會對涉嫌非法經營計量器具產品的某些企業表達不滿，更會對某些部門的公職人員利用公權力保護車輛尾氣檢測造假的行為表示憤慨。她甚至被環保業內人士貼上“不識趣”“太強勢”和“環保斗士”的標簽。

“我不喜歡‘環保斗士’的說法。但是，我們研究的好技術被假冒技術企業黑白倒了，研究團隊和專家隊伍被居心不良的人抹黑，我作為項目負責人，不得不站出來說話。這只是一種澄清。為人處事還是要走正道、行善事、寬容人為主，與強勢和‘斗士’掛不上鉤。因為我不會做心狠手辣的事，也不會為了謀利而不擇手段。”

（責編：張志國）

對于雙減政策的看法和建議范文第2篇

一、草原沙化的深層原因是人類在利益的趨使下對草原資源實施了過度的利用

早在1983年，世界糧農組織就出版了《山羊》一書，該書針對委內瑞拉部分地區所存在的類似于我們今天的草原植被破壞問題，用了整整兩章的篇幅為山羊“澄清了事實”，并反復強調指出，山羊作為地球上的最優秀的和最有益的家畜之一，并不是草原生態惡化的元兇。我國寧夏自治區畜牧工作站副站長、高級畜牧師龔偉宏同志也從生物學的角度較全面地透視了山羊和綿羊的生活習性，指出“山羊嘴部不像綿羊那樣有較深的二裂唇，不能緊靠地面采食牧草。而且，山羊喜食草尖嫩葉，在草原放牧中的一次采食率僅為14．6％，而綿羊則高達25．19％。此外，山羊喜攀崖、善游走、耐旱耐粗飼，適應性和生活力比綿羊及牛群更強，它可以采食到其他動物不能利用的高山懸崖上的牧草，可以限制危害草原的荊棘蔓延，并且往往能在人為砍伐的林區、挖墾過的草原和其他動物掠食過的退化草地上，繼續生存并為人類提供優質產品”。實際上正是山羊具有上述眾多可貴的特點，加之人類的趨利行為和不合理的利用，才使人們忽視了山羊背后的砍伐者、開墾者和破壞者，進而產生了“凡是草原退化的地方，都有大群的山羊”、“山羊破壞草原生態”等片面看法。

誠然，山羊確有喜食幼樹嫩枝的特點，對幼樹林有一定的破壞作用。但是應該看到的是，在人類管理不當或管理失控的條件下，任何家畜的放牧，都會破壞幼樹的生長、妨礙草地的恢復。長期以來，我國西部地區所存在的人為開荒種地、挖甘草、挖黃鼠、抓發菜和鏟草皮以及對綠洲周邊天然植被的人為破壞，無不“有效地推動了”這一地區生態環境的惡化。我們認為，將山羊視為我國草原沙化的根源，實在是一種“歪理邪說”；而對山羊實施“制裁”或者說將解決問題的思路局限在消滅山羊的數量方面，無疑是讓沒有思維能力、沒有環保意識、不懂政策的山羊充當了人類趨利行為的“替罪羊”。

我國西部地區的廣大草原雖然從上講屬于國家所有，但是在使用過程中，這些草原實際上已成為該地區每一個牧民都可以自由地免費利用的“公共資源”。在學上，所謂“公共資源”是指滿足以下兩個條件的資源：一是這些資源不為哪一個個人或組織所擁有；二是成員可以自由地利用這些資源。這兩個條件決定了共有資源具備了“競爭性”的特點但同時卻不具備“排他性”的特征。所謂“競爭性”是指在提供給羊群生長的草原面積為既定時，當一個牧民所放養的羊群數量增加時，那么留給其他牧民使用的草原面積就自然減少。“競爭性”特征“迫使”每個牧民不得不增加自己的養羊只數。所謂不具備“排他性”（或簡稱為“非排他性”）是指幾乎不可能對在草原上放牧的牧民征收費用，或者說很難用收費的辦法來阻止人們過度放牧。

早在18世紀初，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家和學家大衛休謨（1711－1776）便認識到在人們完全從“私人動機”出發而自由地利用公共資源時，公共資源將傾向于被過度利用、低效率使用甚至浪費；并且過度利用還會達到使任何利用它的人都無法得到多少實際好處的程度。公共資源的利用之所以存在“悲劇”，直接原因在于，每個可以利用公共資源的人都面臨著一道類似于“囚犯難題”那樣的困境：當總體上大家都有增加利用公共資源的可能性時，自己加大對公共資源的利用而其他人不加大利用時，則自己的利益將增加；至于在其他人也加大對公共資源的利用時，自己若不加大對公共資源的利用則自己顯然“吃虧”，而自己也不失時機地加大利用公共資源就會“避免損失”。最終后果是每一個能夠利用公共資源的人都將會毫不留情地加大利用公共資源，直至草地上不能再養羊時為止，即出現“納什均衡”。

運用一個簡單的數量模型可以證明上述推論。設某牧區有X戶牧民（下文令X＝3），由于草地面積一定，則該草地上可養羊的最佳數量就為一個確定的數字（這一最佳量將在下文給予推導），如果羊的數量過多，養羊者所養的每只羊的收益將會因為草地的有限而降低。用數學語言來說即單位羊的收益是養羊數量的減函數。若用R代表一只羊的產出（或毛收益），Q表示三戶牧民的總養羊量，q1、q2、q3分別代表三戶牧民的個別養羊量，則有：R＝f（Q）＝f（q1＋q2＋q3）。再設一只羊的具體收益函數形式是：R＝100－Q；單位羊的成本函數是：C＝4元；三戶牧民的養羊利潤分別用P1、P2、P3表示，則由于“利潤＝總收益－總成本”，所以，每戶牧民的利潤函數便分別為：

P1＝q1R－q1C＝q1［100－（q1＋q2＋q3］－4 q1

P2＝q2R－q2C＝q2［100－（q1＋q2＋q3］－4 q2

P3＝q3R－q3C＝q3［100－（q1＋q2＋q3］－4 q3

由上式可以求出三戶牧民各自對另兩戶牧民養羊數量的反應函數，這即：

q1＝48－0．5（q2＋q3）；

q2＝48－0．5（q1＋q3）；

q3＝48－0．5（q1＋q2）

三個反應函數的交點（設分別為q1＊、q2＊、q3＊）即納什均衡。將q1＊、q2＊、q3＊代入上述反應函數中，可得知：q1＊＝q2＊＝q3＊＝24（只），再代入利潤函數則可求得三戶牧民的均衡利潤：P1＊＝P2＊＝P3＊＝576（元）

這表明，當不存在集體協調機制時，每戶牧民都從自身利益極大化這一目標出發，那么每戶的均衡養羊只數將是24只，均衡利潤量是576元。三戶牧民的總養羊只數和總利潤量則分別為72只和1728元。

然而，若在其它條件（即單位羊的收益函數與成本函數等）不變時，我們放棄該草原為三戶牧民所共同擁有的假定，而設其為一戶牧民所擁有（或存在一個集體協調機制），且設該草原的養羊總只數為Q，則顯然有：總利潤函數P＝QR－QC＝Q（100－Q）－4Q＝96Q－Q2

設：使總利潤極大的最佳養羊數為Q＊，那么該最佳養羊量必會使總利潤函數的導數為0，即：96－2 Q＊＝0，解得Q＊＝48（只），代入總利潤函數得：P＊＝2304（元）。

比較兩種情況不難發現：既定的草原面積下，三戶牧民出于各自利益考慮而獨立決定的養羊總量（72只）是大于一戶牧民（或存在集體協調機制時）所決策的養羊量（48只）的。而實際上，存在集體協調機制時或一戶牧民所決策的養羊量顯然是該草原本來能夠承載的最佳養羊總量。眾所周知，草原本來能夠承載的最佳養羊總量的突破（即草原的過度放牧）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草地資源得不到有效恢復，直至出現地表植被消失和草地沙化等問題，從而最終造成草原的實際可能載畜量下降、牧民養羊收益減少。

我國的有關資料充分證實了上述與數量推導。例如，我國新疆全境草地退化和沙化面積已達2133萬公頃，占草地總面積的37．2％，更為嚴重的是，新疆全境草地現在仍以每年29萬公頃的速度在退化。至于青海省，退化的草場面積也達到1173萬公頃，占草地總面積的32．3％；沙化草地193萬公頃；草原植被消亡、土地裸露的黑土灘面積已達333萬公頃。寧夏則有97％的天然草原在退化、裸露和沙化。草地的退化、沙化使其產草量和載畜量已經嚴重下降，在新疆，平均需要1．49公頃（22．35畝）的草地才能承載一只牲畜。二、維護我國西部地區生態環境的對策比較

針對我國西部草原地區的過度放牧現象，一些學家提出了如下治理方案：

第一，政府干預或者說政府向牧民征收牛羊稅。例如，在2000年上海舉行的一次名為“走經濟全球化道路：在新世紀的機遇和挑戰”國際學術會議上，華裔加拿大經濟學家徐滇慶教授便呼吁，中國政府應征收牛羊消費稅。據他認為，把從牛羊肉消費中征集來的稅收的一部分用于幫助農牧民退耕還林、退耕還草；另一部分則可用于解決政府幫助農牧民轉向其它產業所需要的財政經費來源。不過在我認為，對牛羊征稅雖有或依據（即便國家是向牧民征稅，也有依據。因為在我國的法律中，草原資源的產權被界定為屬于國家所有，作為產權主體，國家顯然有權力向牧民征收牧羊稅），但是，在我國真正實施征稅政策還是存在很大的。對牛羊課稅的經濟學含義即移動牛羊產品的供給曲線，稅收的增加將促使供給曲線向左上方移動，這一過程必然帶來均衡點的移動以及牛羊產品價格的上升和均衡產量的減少。即使是對牛羊征收消費稅，最終后果也可能會加重牧區人民的經濟負擔，嚴重的是將可能導致牧民失去生活的來源。特別是在牧民沒有其它就業渠道的前提下，稅負的加重無疑會使牧區人民的脫貧致富速度減慢，甚至還會使牧區人民陷入生存危機的困境之中。

具體說，如果消費牛羊產品的消費者是不受宗教和習俗制約的非少數民族人口，那么，牛羊消費稅的征收以及客觀存在的替代效應將可能改變其對牛羊肉產品的需求，即需求曲線的斜率會發生改變，需求曲線將可能變得較為平緩一些或更富有價格彈性這一結果將是：因供給減少所導致的價格上升不僅不能增加牛羊產品提供者的收入，反而會導致牛羊產品提供者（西部地區人民）的收入下降。

另一方面，如果消費牛羊肉的消費者是那些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區的少數民族人口，那么，受消費習俗或宗教因素，他們對牛羊征稅的反應將是不會明顯改變其需求曲線斜率，這時，西部少數民族消費者所面臨的問題將是不得不分擔更多的稅收。至于西部地區牛羊產品的生產者則會因均衡產量的減少而使實際總收益下降。盡管政府稅收的增加可以用于退耕還林、退牧還草等方面，但是“雙退雙還”措施在近期所造成的農牧民直接收入的減少卻是不爭的事實。總之，征稅不僅會通過加大牛羊生產者的成本、削弱牧民的市場競爭能力而降低牧民的收入；而且會增加西部少數民族地區消費者的生活費支出；此外，還會導致“消費者剩余”的無謂損失。因此，在不能給牧民提供其它有效的生活來源渠道之前，加征牛羊稅對原來就貧困的廣大西部地區來說是不可取的（至于以行政手段禁止牧民養羊更沒有道理可言）。

第二，重新界定草原的產權。即明確草原的產權主體，或者允許土地（草原）自由貿易。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在2000年參觀江蘇改制時，曾建議通過“進一步明確土地的產權”來推動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主張改革土地（或草原）資源產權的經濟學家依據產權理論，認為產權制度作為一種安排，具有節約費用的作用，它能以低費用的方式解決人們在使用稀缺資源（如草地）中的沖突。換言之，按照產權學派的觀點，將草地分給牧民私人所有，將會促使牧民充分關注土地資源的使用效率，過度放牧現象也就可以得到徹底的解決。然而我們認為，在我國現有的制度框架下，無論是對土地資源進行“私有化”改革還是實行“自由貿易”改革均存在著難以逾越的重大障礙。

既然“禁止牧民養羊”的行政干預辦法、“征收牛羊稅”辦法以及“進行土地產權制度改革”辦法，在解決西部草原地區的生態環境惡化問題上或不可取，或在近期內不具備可行性，因此，我們提出“人口遷移或減少牧區人口數量”的對策主張。

實際上，我國西部地區生態環境的惡化，根本原因乃在于人口過多。按聯合國沙漠會議規定，干旱區每平方公里土地負荷人口的臨界指標為7人，半干旱區為20人，然而我國西部地區諸省區的情況如何呢？大多數地區的人口都超過了此臨界指標。以寧夏為例，，其山區人口較1950年代初期增長了250萬，人口超過臨界指標2．3—2．4倍。必須看到的是，在化與現代化沒有完成的傳統社會或落后地區，過多的人口數量或過快的人口增長必然導致資源的過度利用和草地的過度放牧，因為，在工業化不發達的前提下，草原地區的人民只有依靠增加牛羊放牧數量才能維持其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如目前寧夏山區的牛羊數量較1950年代初便增長了274％，牲畜超載2．3倍。（9）可見，草原牲畜放牧的超載，首要原因是草原上人口數量的超載。因此，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首先考慮的對策就應該是設法減少西部牧區的人口總量，而不能象現在一些地區那樣簡單地“消滅山羊或不允許牧民養羊”。而且從理論上講，西部地區牧民的減少或牧區人口的轉移其實是伴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發展與工業化、現代化進一步推進的必然，人口的轉移不僅是西部生態環境保護的客觀需要；而且是西部地區工業化的必然要求。三、牧區人口轉移或城市化應主要依靠市場機制來推進

人口遷移可以在兩個完全不同的機制下進行：一是在政府的計劃安排下進行“移民”。 二是依靠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落后地區的農牧民向發達地區或城市流動。

從我國實踐來看，政府組織的“移民”具體包括兩種移法，（1）政府象轉移三峽庫區移民那樣轉移西部牧區的牧民；（2）政府出面（或組織農牧民）建立小城鎮來實現農牧業人口向小城鎮的轉移。很顯然，由政府出面組織象三峽移民那樣的西部人口大轉移是不切實際的或難以進行的；至于政府通過行政規劃的方式來“小城鎮”進而實現人口的轉移，雖然愿望非常美好，但實際執行效果卻不是十分理想。由于城鎮建設與繁榮的前提是化的發展，沒有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發展，小城鎮建設必然會陷入“有城無市”或城鎮“人氣不足”窘境之中。一段時期以來，我國一些地方所出現的已進入小城鎮的農民又返回的現象明顯表明，進入“人為造就出來的小城鎮”的農民若不能享受到工業化所帶來的較為穩定的就業、收入、保障、舒適的生活方式等等方面的“實際收益或好處”，那么，他們是不可能安心于小城鎮生活的。鑒于此，我們認為，實現我國西部地區農牧民的“空間轉移”應主要市場機制來進行，而不能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當然，讓市場機制在人口遷移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并不表示政府在人口遷移上的完全“不作為”，以市場的力量來轉移人口要求政府在推進城市化和人口流動等上應該貫徹執行“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方針。具體說來，政府的主要精力是不應該放在動員或組織農牧民“建造小城鎮”上，而應該放在改革農牧民進“城”所客觀存在的“門檻”限制問題上（如消除戶籍管制等）。

不過，消除過高的進城門檻、讓農牧民自主選擇遷移方向或目標，會使一些人產生不安與顧慮，其中，最大的擔憂是農牧民將因此大量涌向城市，從而造成城市的擁擠、就業的緊張、社會治安的混亂、城市環境的惡化等一系列所謂的“城市病”問題。誠然，農牧民進城是會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上述諸多“城市病”，但是我們認為，不允許農牧民進城所導致的我國工業化與城市化不均衡發展（或城市化滯后）所引起的種種“農村病”問題則更為嚴重。筆者在“慎對廣義小城鎮”和“不允許農民進城的負效應不容忽視”等文中，將只允許農民進入“小城鎮”而不允許農民進入“現代城市”所帶來的“農村病”問題歸納為五大方面，這五個方面是，（1）在行政手段推動下加速進行的小城鎮（尤其是鄉村集鎮）建設，使我國的土地資源出現了嚴重的粗放式利用；（2）小城鎮建設所帶來的環境污染甚至生態破壞問題極為嚴重；（3）從我國產業結構調整來說，僅依賴小城鎮的發展而沒有現代城市供給的增加和城市規模的擴張，既不可能促進第三產業發展，也不可能使城市的規模效應或聚集效應得到充分發揮與體現；（4）小城鎮建設在擴大國內最終需求、拉動我國經濟增長上沒有明顯的效果；（5）小城鎮為主的城市化模式，對于農民改變其傳統的行為方式、實現其個人角色轉換乃至個人現代化等是極其不利的。

其實，農民進城后所可能造成的“城市病”問題，從根本上講只是一個管理上的問題、技術上的問題和發展中的問題。只要我們的城市政府：第一，切實通過深化自身機構改革和體制改革來提高政府的運營效率；第二，將工作重心由現在的“管理國有”轉移到“管理城市”方面來，那么，所謂的“城市病”問題是完全可以解決的。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眾多人口超百萬的現代化大都市在政府和市場的雙重有效管理下，不是都沒有出現災難性后果嗎？甚至連規模不經濟現象也沒有出現；而我國的一些特大城市不是也沒有出現規模負效應問題嗎？王小魯、夏小林對城市的規模收益與外部成本的計量模型表明，城市的經濟效益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大而明顯上升，在150萬－200萬人之間，城市的凈收益規模達到最大。因此，以為降低農牧民進入中小城市的門檻后就必然會造成災難性的“城市病”和規模不經濟等問題是沒有依據的。（至于一些發展家在城市化過程中所出現的城市病問題，我們認為，關鍵原因在于這些國家的城市政府管理不力或者說官僚主義嚴重與城市管理效率低下等方面，而不在于放松人口進城限制本身上。）

對于雙減政策的看法和建議范文第3篇

事實上，上半年行業運行的種種跡象已經顯示，企穩回暖的勢頭正在顯現。但由于金融危機的余驚尚未盡除，再加上內外兩個市場需求回振乏力的現實，以及-一些長久以來根存的結構性痼疾，人們似乎更愿意放大“危”的元素，而把今天的企穩回暖之“機”，理解成底部盤整下的震蕩上行。

盡管針對當前的時局，多空雙方還處在膠著狀態，但兩點認識在今天已成共識：其一，此次危機不可能綿延不絕，即使悲觀者，也初步認定至少明年定有轉機。其二，盡管當前局勢復雜程度不可小覷，但最糟糕的階段已過，逐步向好已成趨勢。

由金融危機驟來之際時，人們對觸底與否的驚慌失描，到今天抗擊危機綱舉目張，以及對復蘇回暖的深度理性思考，前后截然不同的心態之變，這本身就說明了問題行業在成熟，企業在成長。

由此看來，無論是企穩勢成必然的樂觀論斷，還是回暖尚需時日的審慎思考，都是一種特定時期下的成長經歷，不跟風盲從，不剛愎白用，在判斷中成長，在交鋒中成熟，這對企業乃至整個行業來說，都是一種莫大的進步。

行業：大局企穩?

2009年以來，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仍在延續；國際市場持續低迷，我國紡織行業面臨的外部形勢依然嚴峻。但是，得益于中央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決策和部署推動國內需求持續回升，以及對紡織服裝出口退稅率調整等政策的積極效果逐步顯現，行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穩步推進，紡織行業經濟運行已經從今年1-2月的低谷逐步恢復，二季度以來多項指標表明開始企穩回升。

生產增速持續回升。2009年1-5月，我國紡織行業5.17萬戶規模以上企業累計完成工業總產值13496.65億元，同比增長5.21％，增速雖然比上年同期回落12.06個百分點，但較2月末已經提高了一倍。全行業大類產品產量增速較2月末普遍回升，其中化纖產量增幅已經超過上年同期水平。

出口仍處于負增長狀態，但在國際市場份額保持穩定。1～5月，由于外需嚴重萎縮的局面仍在持續，我國紡織品服裝出口總額為604.20億美元，同比下降了11.13％，增速較上年同期回落26.44個百分點，累計降幅較1-4月擴大了0.97個百分點。但紡織行業的國際競爭力仍在提升，國際市場份額保持穩定。今年1～5月，我國出口紡織品服裝在美國進口市場中所占份額提高了3.75個百分點；行業貿易順差同比擴大11.58％，出口競爭力系數比上年同期提高1.22個百分點。

內銷增長成為全行業企穩回升的主要支撐。1―5月，規模以上紡織企業累計實現內銷產值10532.47億元，同比增長9.42％，較2月底增速回升了2.79個百分點，行業內銷比重也由上年同期的77.07％提高到了80.03％，內需對行業穩定回升的第一拉動作用不斷加強。

運行質效有所改善。1～5月，規模以上全行業勞動生產率同比提高8.86％，比全國工業勞動生產率增速高2.98個百分點。規模以上企業實現利潤432.48億元，同比下降了0.14％，較今年1～2月的降幅收窄10.87個百分點，其中3-5月利潤總額比上年同期提高5.06％。

投資扭轉負增長局面。1～5月紡織行業500萬元以上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累計完成投資969.29億元，同比增長5.70％，增速較上年同期回落11.12個百分點，但較1～4月加快了4.09個百分點。

企業經營者預期有所好轉。根據對全國173戶企業的跟蹤調查，87％的企業預計下半年產品訂單(內外銷)與年初相比持平或增長。33％的企業經營狀況預期趨好，樣本企業總體現金流狀況有所改善。

目前紡織行業正處在企穩回升的關鍵時期，行業出現的向好勢頭并不意味著困難時期已經過去，必須看到回升的基礎還不穩定、不平衡，風險依然存在。一是國際經濟與貿易尚未走出谷底，外需前景并不樂觀；二是國內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明顯；三是行業內企業兩級分化狀況依然嚴重；四是廣大中小企業融資困難仍然較大；五是各種資源價格上行和最終市場降價的壓力仍在加大。

今天，全行業還要按照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和紡織產業振興規劃的部署和要求，把保增長和調結構緊密結合起來，全力以赴鞏固國際市場份額。擴大國內市場與消費，加快自主創新、技術改造、優化結構的步伐，爭取全年行業經濟運行穩步回升的良好局面。

棉紡：回升基礎不穩固

國家鼓勵政策帶來的投資大幅回升，產量增幅也略有增長，出口仍然在萎縮，國內市場原料大幅上漲，但紗布市場表現的傳導作用未顯現，利潤持續下降，但降幅趨緩，利潤率上升，全部從業人員減少的幅度逐步增大。

投資大幅回升。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09年棉紡織業1～5月累計完成投資248.34億元，較上年同期增長4.13％。

紗布生產平穩，同比增速略有回升。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09年1-6月我國規模以上企業累計紗產量為1096.22萬噸，同比增長9.40％；累計布產量為258.00億米，同比增長0.16％。去年以來紗布月產量逐布降低，且同比增速持續下滑。今年1月開始生產再無法保持繼續增長的態勢。同比雙雙降為負數，紗的單月產量也降至最低。3月開始，紗布生產趨于平穩，月產量沒有較大波動，同比增速亦開始小幅回升，但仍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布產量于6月恢復增長。

棉紡織品出口持續下降，五大市場皆為負增長。2009年1～5月我國棉紡織品及棉制服裝累計出口237.07億美元。同比下降12.51％，其中棉紡織品累計出口69.32億美元，同比下降17.33％，棉制服裝累計出日167.75億美元，同比下降10.34％。去年6月我國棉制服裝出口開始出現負增長，且月出口量一路下滑，盡管在元旦左右略有好轉，但春節后的5個月月出口量都明顯低于歷史水平，增長速度也一路下滑，受此影響，雖然去年下半年棉紡織品的出口仍有小幅增長，但是1月開始，棉紡織品出口連續5個月為負增長，且同比下降速度都遠遠高于棉制服裝出口的下降速度，接近-20％。據海關統計，1-5月我國棉紗線累計出口20.22萬噸，同比下降21.2％；棉織物累計出口24.03億米，同比下降11.72％。我國棉紡織品5個主要貿易市場歐盟、美國、日本、東盟、香港地區，今年以來五大市場皆出現了負增長，中國棉紡織行業出口貿易的春天依然遙遠。

國內市場原料價格上漲，紗布市場傳導效應未顯現。原料市場上，國內棉花價格的快速上漲與國際市場的價差逐步拉大，2009年1-5月我國共計進口了56.67萬噸原棉，同比下降45.03％，進口的均價為10041元／噸(含關稅、增值稅和港雜費)；根據1-6月份CoflookA指數的平均值折合人民幣為10071元／噸，低于上半年329級棉花2314元／噸，

低于國內拋儲平均價格2883元／噸。紗布市場上，因下游外銷單子不多，支持不大，而內銷面料廠家庫存壓力增加導致上游量價下跌，進入4月初紗線價格趨穩，而坯布市場小幅回落再趨穩，之后都是平穩下跌的趨勢。

利潤仍然在下降，降幅趨緩，全部從業人員進一步減少。2009年1-5月根據國家統計局對11438戶規模以上企業統計，主營業務收入為3517億元，較上年同期增長了5.35％，利潤總額為116億元。較上年同期下降2：55％，主營業務利潤為329億元，較上年同期增長了7.59％。08／09的利潤率較07／08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每年的2月份基本屬于全年的最低期，但2009年2月較上年同期減少的幅度較大，減少了0.47個百分點，到了2009年5月行業的利潤率大幅上升，又開始重新回到以3％開頭的時代。

從2008年5月開始，行業全部從業人數就處于逐步下降的態勢，且下降的幅度越來越大，企業不斷地挖潛提高勞動生產率，但有些企業關停限產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化纖：復蘇有望

作為國際關聯度較高的中國化纖行業，自金融危機席卷全球以來，受到了嚴重的沖擊，在今年一季度國家統計局公布的33項工業制造產品中，化纖產品利潤降幅位居第二。然而在今年3月中旬后，化纖行業的運行情況進入了一個新的拐點，成為全紡織服裝領域最為關注的焦點。

反彈迅速

2009年上半年，化纖行業運行情況較去年下半年明顯好轉，其中部分指標恢復到去年同期水平=企業開工在春節后逐漸恢復，特別是二季度，各行業開工率已達較高水平；大部分產品3月中旬后出現明顯上漲行業經濟效益和運行質量雖同比仍繼續下降，但降幅比1-2月份快速收窄，3-5月份全行業共盈利26.7億元。

據了解，1―5月份，化纖行業總產量1041萬噸，同比增加7.83％，超過去年同期增速(7.4％)。其中滌綸834萬噸，增長9.13％；錦綸48.05萬噸，增長9.62％；腈綸增速達到7.81％；粘膠纖維7.33％，均比去年全年的增速有所提高。即使在國際市場需求疲軟情況下，化纖產品仍凈出口19.75萬噸。化纖行業的平均產銷率超過100％，為100.27％，同比提高2.08個百分點。

雖然自去年下半年以來，化纖行業陷入了困難局面，投資者在當前形勢下對行業發展也失去熱情。隨著國內經濟形勢的好轉以及紡織需求的逐漸恢復，特別是3月份以來化纖的強勁反彈，人們對化纖行業的率先回暖，充滿信心，畢竟這些數據都是行業好轉的積極信號。

理性看待“回暖”

“目前，化纖行業的確出現了一些積極的信號，但這不意味著化纖行業就已經開始回暖了。”中國化學纖維工業協會會長鄭植藝表示，化纖行業80％以上的需求是紡織的需求，季節性比較明顯。3、4月份是紡織季節性的反彈時期，此次反彈力度雖大，但也不足以說明行業已經走出危機。

對于反彈，他認為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一、原料價格平穩上漲的推動，作為化工料的源頭，棉花、國際原油價格的穩步走高給化纖產品價格提供了一定的支撐。粘膠纖維三次提高出口退稅率，對改善粘膠纖維出口局面起到很大作用；二、下游市場需求有所恢復，1～5月紡織行業實際完成工業總產值13497億元，同比增長5.21％。化纖下游相關9大品種，除毛機織物外，其他7大品種1～5月份產量增速比1～2月增速均有明顯提高；三、技術進步和結構調整，國際原油價格由333.87美元／桶一路攀升至近70美元／桶，用6個月完成了歷史上此區間28個月的變化(2004-2006年4月)，而同期滌綸產品價格下降25～30％。這說明在滌綸產品成本結構中，除原料成本外，加工成本和運行成本都大幅下降，技術進步和結構調整給行業帶來了規模經濟效應。

“這種季節性反彈，從本質上講，是化纖行業周期性調整的必然。這是本輪化纖運行周期觸底后的反彈，還是行業回暖，需要進一步觀察，必須理性看待。”鄭植藝強調。

謹慎樂觀下半年

“從上半年行情分析，3月份的季節性反彈仍然存在，受原料價格上漲及需求有所恢復的拉動，化纖市場基本呈振蕩上行走勢。但下半年還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如國際國內經濟環境、國家宏觀政策、原油走勢是否會發生大的變化，但在行業堅持采取自律措施的情況下，化纖市場應該已經渡過危機。”鄭植藝表示，下半年化纖行業總體仍是振蕩上行的走勢，關鍵要看6、7月份下跌多少，8、9月份能漲多少。

在紡織行業總體形勢有所回暖的大前提之下，化纖行業必將率先回暖。按照紡織行業“金九銀十”的規律，8月底之前，化纖市場下游的訂單將會逐步增加，對化纖的需求會再次增加，這對化纖的價格起到積極的支撐作用。預計今年全年化纖產量將達2500-2600萬噸，有望增長4―8％；全年經濟效益利潤達40～50億元，增長18-47％；全年運行質量至少與去年持平，有可能明顯好轉。

服裝：轉型發展

2009年，我國服裝行業在內外需持續低迷的情況下，規模以上企業實現了生產的小幅增長。盡管行業效益水平遠遠沒有恢復到最好水平，但相比一季度有明顯好轉跡象。行業出口則令人堪憂，出口數量發生了15％以上的大幅度下降。

2009年一季度，我國服裝生產大幅下降，二季度開始回升，國內消費需求逐步穩定且呈現回暖跡象，刺激了內銷型企業的補庫和投放新產品的熱情。這其中，長三角、珠三角地區的生產規模已近飽和，缺乏持續發展的余地，同時，江西、湖北、河北等內陸省份的生產增長則比較可觀，大宗產品加工轉移已經在有條不紊地進行中，中部地區各省成為我國新的服裝加工基地邁出了第一步，中部省份服裝生產量同比增加23.53％，占比比2008年同期提高了1個百分點。

從服裝行業經濟指標完成情況來看，2009年1～5月，盈利能力和發展能力較2008年同期有所上升，行業處于恢復和轉型階段。二季度行業盈利能力繼續回升，成本費用率和利潤率兩項指標增長明顯。成本控制能力明顯增強，勞動生產率繼續以兩位增幅提高，單位生產用工量同比減少了5.8％。

2009年二季度，行業整體營運能力較2008年同期略有下降，營業周期較2008年同期增加了2.07天，產成品周轉天數和應收賬款周轉天數分別增加了2.78天和1.51天。在市場疲軟的環境下，產品和資金的流通速度都略顯動力不足，但仍能與2007年同期水平持平。

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盡管與2008年同期相比，行業發展能力的絕大多數指標均有一定下降，但在主營業務收入增速明顯低于上年同期水平的同時，利潤增速卻高于上年同期水平，正說明行業的發展模式發生了改變，從規模擴張向效益擴張轉變。

在投資上，行業投資建廠降溫，投資技術改造和投資渠道建設升溫。外商投資特別是港澳臺資投資下降速度可觀，

外商在我國服裝產業鏈中的角色和作用面臨轉型。中部和西部地區投資活躍，梯度轉移有條不紊地展開。

在消費市場上，2009年，國內市場服裝銷售開局形勢不甚樂觀，二季度開始好轉。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顯示，2009年1-5月，服裝類消費增長22.1％，增幅略超過2008年同期水平。

2009年上半年，再造終端優勢、價格之戰、處理庫存、占領二三線城市是服裝市場關鍵詞。市場需求低迷致使價格再次成為消費者關注的焦點，打折促銷成為市場常態。價格低迷大大增加了新貨投放的機會成本，很多企業選擇以庫存貨支撐處于低位的價格體系。2009年上半年似乎成了服裝行業處理庫存之年。2009年的服裝市場上，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市場成熟且飽和，品牌企業在穩定一線市場的基礎上，開始發起了對二三線市場的猛攻紛紛布點開店。這同時，清理渠道，理順關系成為品牌企業2009年關注的問題，一些有實力的企業開始大力拓展自有渠道建設，或新建店面甚至分公司，分銷倉庫口，或將一些地區的銷售收歸自有。

針對市場下半年的展望，上半年壓抑的消費意愿將在節假日得到一定的釋放，市場需求實質回暖有望。同時，下半年面臨秋季換季和新年消費兩大促銷季，下半年企業新款投放量將會增大，經過半年的準備，下半年的市場商品從款式、設計到加工質量都會呈現出一個嶄新的面貌。但是總量控制仍是企業最關注的問題，企業不會盲目增加商品投放總量，而是本著寧缺勿濫的原則向市場定量提供優質商品。

在出口上，根據海關統計，2009年1～5月，我國服裝累計出口數量同比減少了17.19億件，同比下降了15.22％，繼2月出口數量負增長41.37％之后，3月出口數量微增0.91％，4月、5月份單月出口數量分別負增長16.24％和16.71％，2009年，我國服裝出口創2006年以來單月出口最低值，出口形勢不容樂觀。

家紡：有待回暖

今年1-5月，受國際形勢的影響，家紡行業主要經濟指標增幅大幅回落，出口持續下滑，行業運營受到影響。國家統計局統計的企業產銷利等指標保持增長，利潤率高于紡織行業平均水平。但協會選擇調查72家行業企業經濟指標完成情況，各項指標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可以看出，家紡行業受經濟危機的影響尚未見到明顯回暖起色。雖然出口受阻的趨勢未減，但以內銷為主的企業仍表現正常，總產值、業務收入與利潤總額等主要指標均呈現出了不同程度的上升，也讓我們看到了行業發展的希望。

各項指標回落

2009年1-5月，統計中心提供的2439家家紡企業經濟指標的完成情況中，工業總產值為642.84億元，同比增長7.52％；銷售產值630.96億元，同比增長7.31％；主營業務收入617.42億元，同比增長7.40％；出貨值188.28億元，同比增長-8.21％；利潤總額24.86億元，同比增長15.66％；應交增值稅13.81億元，同比增長4.11％；利潤率4.03％。

但根據協會自行綜合調查江蘇通州市、海門工業園區、山東高密市等13個家紡產業集群，產、銷增幅明顯放緩。調查的72家行業企業工業總產值203.7億元，同比增長-1.6％；主營業務收入205.89億元，同比增長-2.45％；出貨值62.45億元，同比增長-9.60％；利潤總額9.19億元，同比增長-0.55％；應交增值稅5.53億元，同比增長-1.69％；利潤率4.46％。

出口持續下滑

據海關統計，2009年1-5月家紡產品出口75.25億美元，同比增長-11.95％，比2008年下降了26.26％；進口4.05億美元，同比增長-12.31％。

出口金額前十個國家和地區為美國、歐盟、日本、阿聯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坦、香港、澳大利亞、俄羅斯和加拿大，對這十個國家地區的出口金額55.44億美元，占總出口金額的73.67％。其中美國市場出口金額同比下降17.44％、歐盟市場這一數字則下降了8.72％。值得關注的是吉爾吉斯坦的出口，今年1-5月出口金額同比增幅達50.96％，是我國家用紡織品出口的第六大市場。

出口金額排名在前五位的地區為浙江省、江蘇省、山東省、廣東省、上海市。2009年1-5月前五個省(市)的出口金額占全國出口總額的78.65％，達59.18億美元。排名前五名的省份中，平均出口增幅比整個家紡行業出口增幅下降多達1.13個百分點。

家紡行業1―5月運行特點和問題

從1-5月統計數據來看，國際市場仍然萎靡不振。金融危機造成全球性消費市場萎縮，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相繼出現需求下降，外銷訂單減少且周期變短，市場預期難度增加，結匯風險加大，市場格局發生變化，國內市場壓力加大，市場競爭激烈，行業面臨新的調整。

出口進一步萎縮，同比增幅創新低。國家統計局統計的2439家企業前5個月累計出口188.28億元，同比下降8.21％；其中，5月份單月的出貨值較上年下降了12.8％，較4月份多下降了6個多百分點。協會調查的13個產業集群出貨值同比下降了8.15％，72家企業出貨值同比下降了9.69％。

國際市場不景氣范圍擴大。受金融危機沖擊，美歐市場繼續疲軟；日本市場最近訂單減少，特別是單價較高的品種訂單減少更明顯，一些大型品牌營銷機構受影響較大；澳大利亞、俄羅斯等新興市場由于受金融危機和匯率不穩定的雙重影響，今年以來對這部分市場的出口出現大幅下滑。

產業集群產銷同比略有增長，出口下滑，利潤出現負增長。13個產業集群工業總產值和主營業務收入同比僅增長了1.89％和O.71％；出貨值同比下降了8.15％；利潤總額同比首次出現負增長，同比下降了2.05％；利潤率為4.69％，高于行業平均水平和統計企業的平均值。

企業面臨較大困難。協會自行統計的72家企業中，有35家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同比下降，占48.61％；有30家企業利潤總額同比下降，占41.67％；有40家企業職工人數同比下降，占55.56％；有68家企業報了工業總產值，其中34家為負增長，占50％；有62家企業報了工業增加值，其中30家為負增長，占48.39％；有65家報了出貨值，其中45家為負增長，占69.23％。

統計數據表現內銷為主的企業表現好于外銷比例大的企業。在自行統計的72家企業中，出口占20％以下的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同比增長3.64％，利潤總額同比增長12.24％。其中，出口占10％以下的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同比增長4.02％，利潤總額同比增長17.74％。

毛紡：回升緩慢

“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毛紡行業至今未見明顯回暖跡象。特別是主要國際消費市場需求仍無增長，內銷市場疲軟，導致行業經濟效益下滑嚴重。下半年是毛紡產品的銷售

旺季，隨著國家政策的逐步顯現，以及企業自身的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預計下半年毛紡行業不會再有太大的下滑，將比較平穩。”近日，中國毛紡織行業協會理事長彭燕麗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表示。

形勢不容樂觀

據海關統計，今年1-5月份主要毛紡產品出口總額同比下降13.61％，高于紡織業出口總額11.13％的下降幅度，毛紡產品出口總額折人民幣有效匯率計同比實際下跌16.79％。多數毛紡產品出現出口量和單價的較大下滑。1-5月份累計毛紡織、毛紡制品規模以上企業完成出貨值同比分別下降17.44％和15.81％，均高于同期紡織業平均下滑12.62％的水平。

“雖然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相應調整了政策，特別是三次提高紡織服裝的出口退稅率，使企業獲得了很大的利好，但這些對企業來說并不是很解渴。尤其是在企業的傳統產業改造、節能減排、項目審批上，各地政府落實不一致，使得一些中小企業受惠有限。”彭燕麗指出，在出口下滑嚴峻的同時，內銷市場的拉動作用雖然有所顯現，但回升速度較為緩慢，企業發展異常艱難。

據了解，今年1～5月份，毛紡行業規模以上的3836戶企業共實現利潤24.74億元，同比下降14.32％，虧損企業虧損額高達9.41億元，同比增長了16.09％，接近2008全年10.70億元的虧損額，虧損面達到31％。總體來說，上半年全毛紡行業產銷下滑嚴重，企業效益明顯下降，形勢不容樂觀。

下滑趨向減緩

“從3月份開始，毛紡內銷市場的比重不斷提高，對行業運行起到了積極的支撐作用，與此同時，出口利潤下滑的速度也開始有所減緩，可以說，進入二季度后，行業運行質量有所好轉。”彭燕麗表示。

全球經濟衰退還在繼續，上半年毛紡產品的主要國際市場需求也尚無增長，而1～5月份，規模以上毛紡織、毛紡制品、毛針織企業內銷產值卻同比分別增長了6.21％、14.66％和11.33％，內銷形勢初見好轉，比重在不斷提高。與此同時，在固定資產投資方面，1～5月份毛紡織行業和毛制品制造業實際完成投資同比均有較快增長，毛針織業投資由負增長也轉向持平。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下，可見，毛紡企業對未來的經濟發展依舊充滿了信心。

據了解，1-5月份3836家規模以上毛紡企業實現工業總產值947.73億元，同比增長4.97％。1-5月份全行業完成銷售產值909.65億元，同比增加4.13％。總產值與銷售產值增速比1-2月份分別增加了4.28和5.40個百分點。

“雖然毛紡行業里有相當數量的企業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生產經營遇到了較大困難，但還是有不少企業，不斷調整產品結構，加快產業升級，努力提高科技創新能力，積極擴大內銷市場，在危機中尋找商機，取得了良好的發展。如鄂爾多斯、如意集團以及浙江湖州織里鎮羊絨產業集群等。”彭燕麗介紹說。

觸底反彈還是局部調整

從上半年的數據分析來看，二季度毛紡行業形勢比較一季度有所好轉，生產與銷售的下跌情況有所減緩。但好轉跡象究竟是行業觸底反彈，還是局部調整尚不得而知。上半年國際形勢仍未見好，特別是國際市場無轉好跡象，行業是否真正回升仍需要時間來觀察和見證。

“從目前的經濟形勢來看，短期內國家出臺的政策不會有太大變化，尤其是在匯率相對平穩、原材料價格下降、優惠政策逐漸顯現的情況下，企業也在加快著調整的步伐，不斷追求技術創新和品牌建設，競爭力日益強大。”彭燕麗指出，下半年是毛紡產品的主要銷售季節，而且國內市場現階段仍較平穩，對企業開發國內市場很有利。

最后，她強調，面對當前嚴峻的形勢，毛紡企業當前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密切關注兩個市場的變化，只有以市場為導向，不斷調整產品結構，開發適銷對路的產品，不斷開拓新的銷售市場，才能促進內需，保證行業平穩渡過難關。

針織：穩步前行

“今年出口情況總體將與去年基本持平，對于下半年的運行情況也抱有信心。”中國針織協會理事長楊世濱在接受記者采訪中說道。隨著1-5月份行業運行情況的統計表出爐，從統計中，我們也看到各項指標也在穩步回升中。

三大特點

經濟運行情況統計顯示，今年1-5月，針織產業向中部地區轉移明顯加快。其中河北、河南、江西、安徽、魯南、四川、重慶等地區，在承接訂單轉移方面有著較大優勢。2009年1-5月，針織行業規模以上企業累計生產針織服裝48.33億件，同比增長3.48％，增速同比提高0，15個百分點。其中河北省同比增長幅度最大，為82.50％，江西、河南同比增幅也達到了35.35％和11.11％，而這三個省份同時也擠進了針織服裝產量前10名省份。“這些省份產量的上升。同時也傳達給我們產業向中部地區轉移的加快。”楊世濱表示。

除江西外，出口前十名省份中都為邊疆或沿海省市。1-5月經濟運行情況統計中，針織服裝出口數量前10名分別為，廣東、浙江、福建、山東、江蘇、上海、江西、黑龍江、新疆、廣西。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廣西出口數量同比增速最大，出口數量、金額、單價同比增長分別為9.43％、102.1％、84.57％，更難得的是這三項指標增幅均為各省市之首。楊世濱分析，廣西呈現快速發展局面，與加強和東盟合作有著密切關系。

對美出口數量大增，出口數量與金額同比上升了55.21％和28.58％。“這給了我們很好的信號與很大信心，說明美國經濟在好轉，美國市場也在逐步回暖，同時我們也注意到，雖然在數量與金額都出現了大幅增長，但單價同比卻下降了17.29％，這說明美國進口商在跟我們講價，談價錢我們不怕，怕的是沒有生意的剛性下降，而這些都給了我們很大信心。”楊世濱分析道。

寧讓價格，不丟市場

在對當前針織行業經濟做了解讀后，楊理事長還對今后行業的發展作出了具有前瞻性分析。在統計中，我們看到像江蘇、浙江等地區雖然訂單量及出口量有了明顯上升，但單價卻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對此楊世濱卻有著不同的看法：“在經濟危機的困難時期，我們寧讓價格，不丟市場。雖然讓價后，短期內我們的企業的壓力勢必會加大，但我們手中的市場卻沒丟，而一旦經濟好轉后，復蘇的腳步也會更快。”“1-5月份，針織服裝出口第一、二大市場日本與美國在數量、金額同比中均出現了增長，尤其美國在這兩項指標增長中分別達到55.21％和28.58％。除此之外，各主要出口市場單價同比也在增長(美國除外)，其中日本增長了6.25％、香港和吉爾吉斯坦甚至達到了33.77％和81.46％，這些都給了我們出口很大的信心，我預測，今年出口量與去年將基本持平，增長幅度大概在-1％到3％之間。”

國民經濟“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和出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力量。在當前情況下，雖然國家頻頻投資

用于基礎建設等領域，到民間資本仍然脆弱；出口雖在好轉，但還在下降。而國民經濟發展的重擔就壓到消費的頭上，在刺激消費層面，人口城市化無疑備受關注。“全國有1.4億介于農村和城市的人口，擴大內需面臨的困難，在一定程度上與限制農民工進城定居的政策有關，所以首先要解決這部分農民工人口的城市化問題。”國家發改委有關人士向記者表示。對于N--問題，楊世濱也表達相同的看法“全國1.4億農民工，加上家屬可能有3億人，如果這部分人口有條件在城市定居下來買房、租房，對于擴大消費需求有著巨大推動力，可以說人口城市化是拉動內需的最大亮點。”

絲綢：未出困境

當前，絲綢行業總體形勢依然是比較困難，企業整體效益下滑。全球經濟走勢疲軟，國際市場需求嚴重不足，導致長期以出口為主導的蠶絲綢行業各項經濟指標持續回落，外需不足特別是發達國家市場萎縮仍將是未來我國絲綢工業出口面臨的最大困難。

目前，絲綢行業繼續在低位徘徊，仍未走出困境。

產量總體下降

在絲綢行業中，企業由于出口不暢導致的產品庫存增加，流動資金不足等現象還比較普遍，企業生產經營困難，虧損現象比較嚴重。企業信貸融資難的問題仍未得到有效解決。而在內銷市場，絲綢企業大多規模較小，產品研發投入不足，對內銷市場的拓展進行緩慢，品牌建設滯后，抗風險能力較弱。

據國家統計局統計(經協會校正)，1～5月份絲產量65723噸，同比下降6％，其中生絲產量50233噸，同比下降10.51％；情況稍好的是綢緞產量同比增加了21.94％，達到37588萬米。

經濟效益小幅下滑

2009年1～5月份絲綢行業虧損面達24.06％，高于全國紡織行業23.46％的平均水平。其中絲綢印染和繅絲行業虧損面分別達到34.38％、33.09％，是絲綢工業虧損最嚴重的兩個行業。

全行業除絲制品制造和絲針織行業利潤略有增長，絲織加工行業與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外，繅絲、絲織和絲印染行業的利潤均有18％左右的下降。據國家統計局對3520家絲綢工業企業統計，2009年1～5月，絲綢工業實現總產值608.46億元，同比增長5.04％；主營業務收入562.38億元，同比增長2.72％；利潤13.77億元，同比減少2.5％。其中繅絲加工實現利潤2.1億元，同比減少1820％；絲綢加工實現利潤6.71億元，同比減少0.59％，絲印染實現利潤3009萬元，同比減少18.06％，；絲制品制造實現利潤1.79億元，同比增加1.33％。與多數效益下滑的產品相比，絲針織制品情況較好，實現利潤2.86億元，同比增長了7.38％。

出口大幅下滑

絲綢行業是較為典型的外向型行業，絲綢產品的出口比例高達80％，絲綢企業也多以外貿加工型企業為主，因此受國際市場需求變化的影響非常大。自2008年下半年以來，世界各國經濟下滑，導致包括絲綢商品在內的消費需求萎縮，今年1-5月絲綢商品出口下降勢頭仍在延續，絲綢出口大幅下滑。在幾個主銷市場中，除了印度、巴基斯坦有一定漲幅，分別為10.8％、40.9％。美國作為我國絲綢商品傳統主銷市場，依然持續低迷，對美出口同比降幅達29.36％，對日本市場出口下降25.53％，意大利、香港和韓國的出口降幅也分別達到30％以上。整個絲綢商品出口呈普降格局，絲綢出口仍未走出困境。

蠶絲價格穩步攀升

盡管受到很多不利因素的影響，但是蠶絲價格的回升，對于市場各方恢復信心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也促進蠶絲綢行業逐步回暖。

由于受金融危機影響，2008年秋蠶收購價格大幅下降，導致部分地區出現冬季桑園棄管，春季蠶繭發種量大幅減少，據蘇浙皖粵等地區初步統計，發種量降幅基本在20％-30％左右，生絲原料供應相對偏緊。2009年以來，受各方綜合因素影響，蠶絲原料價格終于突破2008年的低谷陰霾逐步回升，截止到6月底國內干蠶和生絲(3A級)每噸平均價格較年初分別上漲31.18％和21.38％，較2008年10月蠶絲最低價時分別上漲68.29％和40.91％。當時秋繭價格降至500元一擔，達到歷史最低點。目前干蠶價格在每噸6萬元左右，生絲(3A級)價格每噸接近19萬元，如果絲價能維持在每噸20-24萬將是一個更為合理的區間。企業仍然面對各項生產資料成本不斷上升，企業盈利空間受到嚴重擠壓，蠶絲價格與成本倒掛現象亟待解決。

同時，也有一批支撐行業的民營絲綢企業在危機面前顯示出了頑強的生命力，由于產品附加值高，所受影響相對較小，抗風險的能力也不斷提升；還有一批支撐行業的絲綢產品，如家紡產品、蠶絲被、絲針織等產品，在金融危機期間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市場需求，在風險中有較強的生存能力。

麻紡：仍在探底

2009年上半年麻紡織經濟繼續回落，主要麻類纖維、紡織及制品進出口全部負增長。國際市場需求疲軟，國內市場開拓尚未顯效，麻紡織企業面臨的形勢依然嚴峻。

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09年1-5月我國麻紡織及麻制品制造企業(規模以上)440戶，同比下降1.79％，虧損戶數達96戶，虧損面達21.82％，同比增長0.77％其中，麻紡織企業345戶，同比下降3.36％，麻制品制造企業95戶，同比增加4.40％。麻紡織及麻制品制造企業實現主營業務收入104.02億元，同比增長7.59％。其中，麻紡織企業主營業務收入達87.26億元，同比增長8.00％；麻制品制造企業實現主營業務收入16.76億元，同比增長5.49％。全行業實現利潤總額3.26億元，同比減少28.36％；其中麻紡織企業實現利潤1.99億元，同比增加5.43％；麻制品制造企業實現利潤1.28億元，同比減少52.20％。全行業負債合計124.56億元，同比增加0.76％；其中麻紡織企業負債合計113.10億元，同比增加2.38％；麻制品制造企業負債合計11.46億元，同比減少12.84％。全行業出貨值8.45億元，同比減少14.46％；其中麻紡織企業出貨值7.92億元，同比減少9.68％；麻制品制造企業出貨值0.52億元，同比減少52.61％。

在固定資產投資上，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09年1~5月份，麻紡織業固定資產實際完成投資82008萬元，同比減少1.83％；麻制品制造業固定資產實際完成投資11206萬元，同比減少3.25％。

主要麻類纖維、紡織及制品進出口情況，據海關統計，2009年1～5月我國麻類纖維、紡織及制品進出口總額為4.28億美元，同比減少15.75％；其中出口2.89億美元，同比減少7.44％；進口金額1.39億美元，同比下降29.04％。

從整體形勢上看，麻紡織業經濟運行的主要問題是，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的進一步擴大，麻紡織品出口需求持續

大幅減少，內需拉動的措施短期內尚未顯效，2009年上半年麻紡織企業生產經營形勢依然嚴峻；節能減排政策措施力度加大，麻紡織企業廢水排放治理成本加重，清潔生產技術應用推廣進一步加大企業經營負擔；麻紡織企業用工多。勞動力成本壓力明顯高于相關紡織行業；中西部麻紡織中小企業融資難；苧麻紡織急待提升技術裝備水平，缺少紡織機械制造業支撐，需要產業政策扶扶持。

針對當前的困難形勢，行業將采取以下措施：麻紡織企業加快調整產品結構，加大內需適銷產品開發，促進向下游產品產業鏈銜接，提高服用、家用和產業用麻紡織品的比重；繼續鞏固和發展麻紡織品出口市場，培育和拓展麻紡織品內銷市場，推動麻紡織品牌戰略；苧麻資源主產區加大政策扶持，穩定苧麻種植面積和原料價格，保護麻農種麻積極性；建議國家調整亞麻纖維進口關稅稅率，采取有效措施幫助亞麻紡織企業走出困境；推動苧麻紡織先進技術裝備開發項目工作。

紡機：底部徘徊

金融危機導致的中國紡織產業困境給紡機行業造成了沉重打擊。根據中國紡織機械器材工業協會對全國1020家生產紡織機械、器材企業的綜合統計，紡機行業生產銷售出現好轉現象，但是樂觀斷定已經回暖恐怕還為時尚早。

據統計資料顯示，截止到5月底，紡機行業主要經濟指標與去年同期相比，生產銷售小幅下降，經濟效益下降明顯。1-5月，紡機行業的產品銷售收入、出貨值、進口同比都呈現下降趨勢，產成品存貨增加，虧損額激增。

全行業完成工業總產值(現行價)218.67億元，同比下降640萬；產品銷售收入為218.28億元，同比下降5.20％，銷售利潤僅為2.45％。全行業應收賬款為72.56億元，同比下降11.38％，行業銷售中的33.24％愿與賒銷，而5月份以后的應收賬款減少則源于市場萎縮狀況有所改善。

紡機行業產成品為46.19億元，同比下降0.20％，占流動資產平均余額的13.78％，同比下降0.07個百分點。在1～5月產成品分省占比中，江蘇省占到27％，浙江為13％，上海12％。

在這1020家企業中，1～5月出貨值為14.53億元，同比下降47.70％，今年5月份出口假貨之占工業銷售產值比重達到歷史低點。據統計，22個生產紡織機械的省市中有14個省市有產品出口。從產品出口總量上看，江蘇省排在第一位。紡織機械產品出貨總值占全部工業銷售產值比重為6.75％。從分省市情況看，出貨值占工業銷售產值比重最高的是廣東省，為24.63％，依次是上海市(20.40％)，重慶市(16.15％)。出貨值排在前五位的是：江蘇省、廣東省、浙江省、上海市、山東省，五省市出貨值合計占全部出貨值總額的88.94％。

1-5月，產品銷售收入同比下降明顯的省份分別為黑龍江省、山西省、天津市、上海市、北京市，同比下降都在40％以上。漲幅前四位的省市自治區為安徽省、江西省、新疆和甘肅省，同比增長在40％以上。從產品銷售收入總量方面看，江蘇省為73.02％億元，占全部主營收入的33.45％，排在第一位。5月份紡機全行業產品銷售率為99.86％，同比增長3.21個百分點。

據海關統計，2009年1～5月，我國紡織機械進出口總額累計為12.96億美元，同比下降51.36％，其中出口4.52億美元，同比下降34.55％，進口8.44億美元，同比下降57.24％。從產品類別上看，針織機械出口占首位，出口總額1.99億美元，同比下降1.20％，占出口總額的44.11％。織機一枝獨秀，出口同比增長16.25％。從出口企業類型看，私營企業出口總額為2.24億美元，同比增長7％，占出口總額的49.62％。從出口貿易方式看，以一般貿易為主，貿易總額為3.80億美元，同比下降30.22％，占出口總額的83.95％。從出口的國家和地區看，1-5月，對印度出口仍然排在第一位，出口金額為1.6億美元，同比增長30.12％。

在進口方面，從進口產品類別看，針織機械進口排在首位，進口總額為3.34億美元，同比下降27.54％，占進口總額的39.59％。從進口企業看，獨子企業進口總額為2.65億美元，同比下降45.15％，占進口總額的51.15％，排在首位。從進口貿易方式看，仍以一般貿易為主，進口總額4.19億美元，同比下降64.18％，占進口總額的49.62％。

紡織機械進出口同比依然為雙負，但負增長的速度趨緩，依然在底部徘徊。

產業用：步伐加快

近年來一直保持熱度的產業用紡織品在紡織行業整體不景氣之時，依然保持了較為快速得增長，但是也受到金融危機一定影響，增長速度有所減緩。但是，由于產業用紡織品對外的依賴程度較服裝和家用紡織品要小一些，出口型企業及時調整了產品方向，再加之終端產品在國內的消費還有一定空間，自今年3月份以來，部分企業形勢有了明顯好轉。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相比紡織產業其他分行業，產業用紡織品回暖步伐似乎更快一些。

據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1～5月我國規模以上非織造布行業實現工業總產值164億元，同比增加7.66％；資產合計307億元，同比增加11.83％；實現主營收入159億元，同比增加16.03％；完成出貨值25億元，同比減少8.74％。

1-5月份，全國非織造布產量合計為48.3萬噸，比上年同期增長27.83％，產量主要集中在浙江省、山東省、廣東省、江蘇省、福建省、遼寧省。

非織造布產業的投資也停止了下滑趨勢。1～5月份，非織造布行業實際完成投資額26億元，同比增加47.54％。盡管投資有所回升，但是企業反映，融資依然是難題。銀行一直從嚴控制，貸款規模壓縮、利率提高、到期不轉貸，企業希望政府更多政策支持，包括減稅、貼息、注資、融資等。

從進出口情況看，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非織造布和產業用紡織品行業所受影響比2008年更為明顯，國際市場情況更為嚴峻。1～5月，海關56、59章中所有與產業用紡織品相關的產品除絮胎、傳動帶外，進出口全部實現了負增長，其中進口減少27.74％，出口減少3.14％。非織造布進出口繼年初首次出現負增長之后，繼續呈現減少態勢，出口數量減少4.03％，減少幅度有所縮小，行業出現回暖跡象，涂層布的出口量有所回升，簾子布和專門技術用途的紡織品出口數量繼續大幅減少。

根據中國產業用紡織品行業協會對產業集群和部分大中型企業的調查顯示，“回暖”趨勢是清晰的，然而，“還寒”的現實狀況也十分嚴峻。據產業用紡織品行業協會的相關調查顯示，目前，在珠三角、長三角地區，大量中小企業訂單不足、減停產甚至關閉的情況仍然存在。在國家政策效果充分顯現尚需時間以及全球經濟危機仍未見底的情況下，僅靠企業自身的“減負”措施，很難在短期內真正有效地解

決行業所面臨的根本性矛盾。

目前有幾種企業表現出明顯的增長勢頭。一是原來企業的產業鏈比較完整，比如福建鑫華，該公司具有聚酯瓶回收的滌綸短絲生產、非織造布生產以及后處理能力，且當地的箱包、制鞋行業發達，銷售渠道暢通、穩定，因此，該公司在2009年仍能保持一定數量的增長。二是產品有較高技術含量企業，比如廈門三維絲，所生產的除塵過濾袋，原料全部是P84(聚酰亞胺)、芳綸、PPS(聚苯硫醚)等高性能纖維，企業解決了這些纖維加工中的技術難題，產品質量良好，目前仍能保持較高的利潤率。三是產品創新能力強的企業，比如湖北環福，該公司用紡粘一復膜法生產的防護衣、保暖毯等產品在國際市場暢銷，2009年有望達到1000萬美元的銷售額。

與這些企業相反，那些產品比較單一、對出口依存度較高的企業則陷入了發展困境，這樣的企業在廣東較多，約有10％的企業處于停產和半停產狀態，而這10％的企業產能只占總產能的5％左右。一般企業的利潤率都明顯下降。在浙江、江蘇、山東等地，一些企業幾乎在零利潤的情況下運行。

印染：低谷盤整

2009年1-5月，印染行業運行增速下滑的局面初步得到遏制，部分經濟指標趨穩回升，但整體仍處于低谷調整階段，特別是在國際需求萎縮的影響下，出口持續縮減、價格下降，經濟回升還不穩固。

運行出現積極變化

1-5月累計產量、產值、利潤、投資等指標與1-2月環比有所回升，運行曲線出現了翹尾，表明行業運行出現轉暖跡象，但是增速同比仍有較大幅度的減緩，仍在低谷調整階段。

產量走出負增長。規模以上印染企業印染布產量經過2月、3月兩個月的同比負增長，1-4月同比增長0.65％，1-5月增長1.41％，增速逐月提高。

產值增速小幅回升。工業總產值1～2月同比增長2.65％，1～5月增長5.12％；銷售產值1～2月同比增長2.63％，1～5月增長5.11％。

利潤小幅增長，利潤率提高。利潤1～2月同比減少14.19％，1～5月同比增長0.44％；利潤率1～2月同比減少0.38個百分點，1～5月同比增加0.24個百分點。

虧損情況有所緩解。虧損面1～2月同比增加2.34個百分點，1～5月同比減少0.49個百分點；虧損企業虧損總額1～2月同比增加12.34％，1～5月同比減少0.42％。

投資增速小幅回升。實際完成投資1～2月同比減少11.70％，1～5月同比增加2.06％。

庫存減少。產成品1～2月同比增加4,72％、占應收賬款比重53.99％，1～5月同比減少2.67％、占應收賬款比重52.57％。

出口量價雙降

印染布出口數量1～2月同比減少23,81％，1～3月同比減少14.65％，1～4月同比減少13.01％，1～5月同比減少12.35％，雖然降幅逐月收窄，1～5月出口增速較1～2月份提高11.46個百分點，但是還是負增長超過10％，除美國外，對其他傳統市場和新興市場出口均有不同程度的萎縮。印染布內銷比例達83.52％，同比提高8.7個百分點。

需要重視的是，出口單價延續1～2月份的下降趨勢，同比減少幅度達到5.10％，表明不但出口訂單減少，而且產品價格普遍下跌，除附加值較高的棉混紡印染布外，其他四大類產品價格均有不同幅度的下降。由于經濟下行直接影響消費者購買力，國際市場競爭更加激烈，多數企業為爭取訂單保住生產，只得降低產品價格，使企業利潤下滑，出口仍面臨嚴重困境。

政策效應逐步顯現

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嚴重沖擊，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我國及時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取向，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迅速出臺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一攬子計劃。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實施，為企業爭取到一定的利潤空間，對行業經濟發展有明顯促進作用。積極的財政政策推動投資增速明顯加快，規模以上印染企業實際完成投資1～2月減少11.70％，1～5月增加2.06％。2009年1月1日起實施的增值稅轉型改革，有利于減輕企業稅負；國家多次調整紡織等產品的出口退稅率，緩解了外貿企業壓力；連續下調整存貸款利率和銀行存款準備金率，進一步降低企業成本：規模以上印染企業利息支出1-2月減少6.40％，1-5月減少13.02％；財務費用1-2月減少2，65％，1-5月減少10.07％。

在此基礎上，企業不斷調整生產經營思路，加強內部管理，挖掘自身潛力，以化解各種不利因素的影響。規模以上印染企業三費比例1-2月為6.44％，1-5月為5，34％，企業管理效率提高，降低了企業運營費用，有利于提高利潤水平。

但在全球經濟和國內經濟形勢不明朗的情況下，一定時期內行業還將面臨困難局面。預計2009年1～11月印染行業規模以上企業印染布產量492億米，同比增長2％工業總產值2078億元，同比增長6％；實現利潤59億元，同比增長2％；出口98億美元，同比減少10％。

樣本調查

多重博弈下的企業心態

運行狀況趨好，景氣度上升，信心逐漸恢復，一份來自基層企業的調查樣本，也正在印證人們對行業宏觀形勢的判斷。

為了及時跟蹤紡織企業經營現狀和發展變化情況，時刻了解企業經營者對行業和本企業發展的信心，繼2008年底首次開展企業經營者的問卷調查后，中國紡織工業協會于2009年6月再次組織實施了企業經營者調查活動。調查對象以中國紡織工業協會各專業協會、企業家聯合會會員企業為主，調查累計發出問卷700多分，截至7月13日'收回有效問卷173份。調查涉及紡織工業各個子行業，173家調查樣本中，棉、化纖紡織企業最多，占29.5％，其次是紡織服裝企業，占11％。從樣本規模看，大、中、小型企業分別占39.9％、51.4％和8.7％，分布地區上，東部地區企業占71.7％，中部占19.7％，西部占8.6％。

調查結果表明，今年以來國內紡織企業繼續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國外訂單減少現象普遍，資金短缺、融資困難、成本上升、售價下降等等問題仍然影響企業經營發展，尤其是對于中、西部地區企業和中小企業。但是，從整體上看，企業的經濟運行和景氣狀況與上次調查相比已有所好轉，企業經營者的信心正在恢復。

頹勢扭轉

綜合各項調查指標來看，企業今天的運行態勢相比去年底已有明顯好轉，企業的經營活動顯著回升，利潤止跌回穩。

從樣本企業主要經濟指標匯總數據上看，除了主營業務收入有所下降，并低于紡織工業總體水平外，其它指標反映出積極變化，企業總體經濟運行狀況呈現企穩和好轉趨勢。本期企業經營型業務現金流同比增長19.83％，而上次調查時同比下降26.36％，這說明今年上半年企業經營活動顯著回升，本期利潤同比增長0.32％，主營業務利潤增長

0.1％，而上次調查時分別下降87.14％和92.35％，企業經濟效益出現止跌回穩趨勢。

調查的企業當中，絕大多數企業產銷處于正常運轉狀態，平穩回升的趨勢明顯，但部分地區和行業企業困難，外銷疲軟。173家樣本企業中，停產的1家，半停產的有11家，半停產的11家當中，有9家來自中、西部地區，10家是中小型企業，顯然，中西部地區企業、中小型企業依然未能很好地扭轉困局，當前壓力依舊較大。

在生產量上，本期同比增加的企業占42％，略低于2008年底調查數據。庫存量上，同比增加的企業占30.8％，持平的占36.7％，下降的占32.5％，庫存情況相對平穩。從本期企業產品訂貨上看，訂貨增加的企業占34.1％，持平的占47.9％，減少的占18.0％。訂貨增加的企業比重比2008年底調查時的25.5％顯著提高，東部地區企業本期訂貨情況明顯好于中、西部地區。本期企業國外訂貨情況相比較差，與2008年底調查時比還有所惡化。只有19％的企業國外訂貨增加，而有39.5的企業國外訂貨減少。對于下期產品訂貨情況預計，有40％的企業經營者認為將比本期增加，只有13.3％的認為將減少。顯示出企業經營者對未來市場銷售前景相對樂觀。

在生產成本上，超過半數的企業本期企業生產成本同比上升，但遠低于2008年底調查時的73.6％，表明今年上半年生產成本上升隋況有所緩解。本期原材料采購價格方面，3L9％的企業同比上升，人工成本同比上升的企業占比達到65.5％。產品價格方面，本期企業銷售價格下降的企業明顯多于價格上漲的企業，預計下期銷售價格下降的企業比例顯著減少。

在原材料供應方面，供應緊張的企業占比僅為9.5％，總體上看原材料供應比較充足。能源供應方面，只有2.4％的企業供應緊張，表明能源供應更加充足。

針對企業流動資金充足程度的調查，30％的企業流動資金緊張，關于企業融資難易程度的調查，24.9％的企業融資困難，而中西部企業、小企業融資難的比重相對較高，國有企業融資情況也不樂觀。這表明，雖然資金緊張、融資難的問題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但還有不少企業仍然受困于這一層面。

信心增強

隨著企業運行態勢的逐步向好，企業經營者壓力與之前相比有所減輕，對本企業的經營保持著充足的信心。調查顯示，對于本年度企業綜合經營狀況的看法，認為良好的經營者比重從上次調查時的27.9％上升為本次調查的33.3％，認為不好的比重從27.9％下降到16.7％，這表明企業經營者的壓力比年初時有所減輕。針對下期本企業的綜合經營狀況，57.7％的企業經營者認為將好轉，遠高于2008年底調查時的32.7％。只有16.7％的認為經營狀況將下滑，這也反映出企業經營者對下半年經營狀況好轉有一定的信心。

對行業總體運行狀況的看法，選擇不樂觀的企業經營者占45.6％，選擇樂觀的占16.6％，而上次調查時數據分別為64.0％和3.6％，這反映出經營者對行業總體經濟運行信心不足的問題已有所改觀。

企業經營者對行業何時企穩回升的預測，有54％的認為在明年，另有21.7％的企業家認為將在后年及以后。

這表明多數企業經營者認為行業在本年內還不能實現全面好轉。

未來投資方面，有49.4％的企業經營者將增加明年投資，遠高于上次調查的29.6％，顯示出企業經營者對未來行業和企業發展的信心有所恢復。其中，來自家用紡織品制造和棉、化纖印染精加工行業的企業經營者中，有超過70％的將增加投資，來自中西部地區的企業經營者增加投資的比重遠高于來自東部地區的企業經營者。

理性應對

對于當前企業在生產經營中遇到的最主要問題的調查，有38，4的企業經營者首選“出口需求不足，訂單減少”，這表明國際市場需求不振，外銷下降是困擾企業的最突出問題；首選“資金緊張、融資困難”的占15.8％，說明這仍然是困擾企業的最主要問題之一；首選“銷售價格下降”的占11.6％，表明外需不足造成內需競爭加劇，使國內外銷售價格下降。大型企業、東部地區企業經營者選擇銷售價格下降的相對較多。

對今年上半年出口退稅率上調的政策對企業的作用的問題，有30.9％的企業經營者選擇了“作用較大”，56.8％的選擇“作用一般”。

對今年以來成品油、電價等價格因素對企業經營成本的影響幅度的問題，選擇“增加10％～20％的”企業占17.6％，“增加10％以內”的占70.6％，“降低10％以內”的占9.8％，這表明今年上半年油價和電價上漲幅度不大，對企業經營的影響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