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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傳播學的研究方法范文第1篇

【摘要】本文對我國新聞傳播學學科出現以來對于量化研究方法的使用進行了梳理。量化研究方法與質化研究方法一樣，是新聞傳播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方法，并且越來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視和青睞。厘清我國量化研究的發展脈絡，對于后來研究者具有很高的指導和借鑒意義。

關鍵詞 量化研究 新聞傳播學 研究方法

我國的傳播學研究在上世紀70 年代才開始艱難起步，一路頂著“宣揚資產階級觀點”的思想壓力，逐漸為學術界所承認。并在上世紀90 年代蓬勃發展起來。我國傳播學的量化研究，伴隨著這股“東風”也從無到有，茁壯成長起來。但一些純粹的方法論者，面對質化和量化的研究分歧，仍堅守著各自的陣地。厘清我國新聞傳播研究中量化方法的發展歷史脈絡，對于傳播學的研究和進一步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研究的起點

傳播學在20 世紀20 年代初和60 年代前后曾有零星的火花在中華大地上出現，但真正作為一門學科建立和發展是在1978 年。然而，傳播學中的量化研究的引入卻比傳播學的發展曲折得多。在1980年，還有傳播學者這樣評價到：“不少美國的新聞學理論的文章和著作，利用了統計、邏輯和數學的方法……其實，不過是些唯心主義糟粕。”說明當時的學者對于量化研究仍存在不少偏見和否定的態度。

直到1982 年6 月，由北京新聞學會發起，聯合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人民日報等組成調查組,由陳崇山、柯惠新兩位學者牽頭，進行了突破性的嘗試，第一次開展了對北京市讀者聽眾觀眾的調查，刊登在1982 年出版的《新聞學會通訊》上。在這次調查研究中，共覆蓋295 個樣本單位，樣本數量2432 人，出具6 份調查報告。對北京市13 歲以上的受眾閱讀報刊、收聽廣播、收看電視節目的媒介接觸情況進行了調查和研究，提出了相應的發展建議。這次調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這是我國研究人員第一次嘗試用量化的思維來解決新聞傳播中的問題，也是運用現代科學方法調查受眾的起點。但是這一科學研究思想逐漸建立并被接受，已經是1986 年后了。

二、緩慢發展中前進

1982 年開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訪華帶來的研究熱潮，新聞傳播學科快速發展起來，召開全國性的傳播學研討會，大眾傳播研究占據傳播學研究的主流。

1986 年，量化分析在我國新聞傳播學界已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運用。陳力丹1986 年在《新聞理論研究的現狀及歷史的探討》中總結1979 年來，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發展中的40 個研究話題時，有13 個話題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應用。1987 年，《新聞學論集》第11 輯發表祝建華的文章《傳播學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學來源》，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國新聞傳播學范圍內較早的、鮮明的以“科學方法論”為論證對象的文章。

逐漸的，在傳播學界，量化研究不再飽受質疑，而是作為一種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運用起來。同時，也不僅僅局限于頻率統計一類較為基礎的數學和統計學手段，更多樣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學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 年第3 期《新聞學刊》上刊登了《新聞價值及其數學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數學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構建新聞價值這一因變量與讀者需求、信息量這兩個變量之間的函數關系。

在這之后，在新聞傳播研究過程中，數學模型的應用逐漸多了起來。如《新聞學刊》1987 年第4 期刊登的洪穎的文章《深度報道——黨報報道結構的再次調整》，運用了模糊數學中的“隸屬度”概念。在這一時期，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人員的眼界開闊了，研究也邁向了新的、更高的臺階。

上世紀90 年代中末期，傳播學量化研究趨于多樣化和多元化的發展態勢。這其中，也不乏優秀的研究調查，如柯惠新、陳崇山、喻國明等人進行的亞運宣傳效果調查研究。在研究中，不僅對數據進行了頻率統計處理，更對數據間的相關系數、顯著性進行了考量。通過路徑分析和多元回歸分析的方式處理數據，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斷式的研究方式可能產生的誤差，以科學的方法對受眾態度成因進行測度。這在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中，是比較新穎的研究方式。

在這一階段中，新聞傳播學的研究課題更加豐富和廣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論的引用和單純借鑒上。原創性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比較少。如張瑩、申凡等對1994年至2003 年10 年間《現代傳播-北京廣播學院學報》上發表的學術論文的研究方法進行了統計，發現在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數量很少，依賴性較強，創造性不足。

三、高速發展時期

邁入新世紀的新聞傳播學本身，迎來了自學科引入國內后最蓬勃發展的一段時期。依據王海龍，沈翠婷的《我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的量化分析》對我國2000—2009 年間，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統計顯示：這10 年間，新聞傳播學科立項數量增長幅度達到了驚人的331%。在這一形勢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聞傳播學中的運用也變得更加的普遍和廣泛。

2004 年，有學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對于四種報紙的閱讀情況考察為基礎，考察了受眾對于議程設置的敏感程度。這是一次將統計學中顯著性水平測定在新聞傳播領域中的成功運用。譚天對2007—2009年間，刊載在《新聞與傳播研究》、《國際新聞界》、《現代傳播》這三本核心期刊上學術論文的研究方法進行統計分析。最終得出結論，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論文數占實證研究總論文數的比例分別達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現出單調遞增的趨勢。說明量化研究，在新聞傳播中越來越受到大多數研究學者們的青睞和信任。

四、展望與未來

其實，早在20 世紀20 年代，源于西方的社會調查和統計的思想就已經傳入我國。隨著這么多年社會學科和新聞傳播學自身的發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經得到了研究者們的普遍認同。

1、統計方法應用多樣化，對數字處理更加精確

隨著量化研究方法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統計學和數學方法被引入新聞傳播學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張少臣等對上海五所高校學生對于政府信任度進行調查，對調查數據進行多元回歸方程分析和建立結構方程模型。媒介接觸習慣和媒介評價作為重要變量，出現在最后的結構方程中。

尤薇佳等對受眾在面對突發狀況時如何選擇媒介和對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對數據進行處理，從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關聯度和個人信任傾向五個維度出發，進行路徑分析，建立結構方程模型。有效通過對于外部媒介接觸條件的測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這一隱變量是如何隨著媒介渠道選擇變化而變化。對于突發事件者如何選擇媒介通道和優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較好的建議。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歸（PLS），研究的焦點是多因變量對多因變量回歸建模，能在自變量之間存在多重共線性的條件下進行建模，更易于辨識系統信息與噪聲,對因變量也有較強的解釋能力。

2、量化與質化研究之爭仍未平息

正如譚天在《新聞傳播學應加強質化研究》中指出的，質化研究不僅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彌補自身分析欠缺精確性、研究沒有同一程序、很難建立公認的質量衡量標準的問題，而且質化研究可以解決量化研究局限于表層信息、無法獲得具體深入問題本質的弊端。而張敏更是指出，量化研究只是一種方法，對方法的迷信是不可取的。所以，質化研究和量化研究作為研究工具，其實是不分你我、彼此補充的，只有充分協調利用這兩種有效的工具，我們才能在研究傳播學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以科學精神為指導，對于新聞傳播學科中亟待解決的各種問題有著更加深入的認識和了解。

參考文獻

①張敏、任中峰，《傳播學沿著哪條道路奔跑——量化和質化之爭的歷史回顧與理論啟示》[J]《. 當代傳播》，2011（5）

②陳崇山、趙水福，《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廣播電視受眾研究》[J]《. 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1（8）

③陳力丹、王亦高，《我國新聞傳播學量化研究的艱難起點——以20 世紀80 年代新聞傳播學三種期刊為例》[J].《當代傳播》，2009（2）

④亞運宣傳效果調查組，《亞運宣傳效果綜合調查報告》[J]《. 中國廣播電視學刊》，1991（4）

⑤ 張瑩、申凡，《從〈現代傳播〉（1994-2003 年）管窺我國十年來的傳播學研究》[J]《. 現代傳播》，2004（5）

⑥王海龍、沈翠婷，《我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的量化分析——基于對2000～2009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統計》[J]《. 青年記者》，2010（8）

⑦譚天，《新聞傳播學應加強質化研究》[J]《. 湛江師范學院學報》，2011（5）

⑧胡正強，《論中國現代新聞傳播學中的量化研究傳統》[J].《國際新聞界》，2010（3）

⑨李春成、張少臣，《大學生的政府信任度及其結構模型初探》[J]《. 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11（6）

⑩尤薇佳、李紅、劉魯，《突發事件Web信息傳播渠道信任比較研究》[J]《. 管理科學學報》，2014（2）

⑾申艷、劉次華，《偏最小二乘回歸的應用效果分析》[J]《. 應用數學》，2004（17）

新聞傳播學的研究方法范文第2篇

1982年開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訪華帶來的研究熱潮，新聞傳播學科快速發展起來，召開全國性的傳播學研討會，大眾傳播研究占據傳播學研究的主流。1986年，量化分析在我國新聞傳播學界已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運用。陳力丹1986年在《新聞理論研究的現狀及歷史的探討》中總結1979年來，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發展中的40個研究話題時，有13個話題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應用。1987年，《新聞學論集》第11輯發表祝建華的文章《傳播學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學來源》，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國新聞傳播學范圍內較早的、鮮明的以“科學方法論”為論證對象的文章。逐漸的，在傳播學界，量化研究不再飽受質疑，而是作為一種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運用起來。同時，也不僅僅局限于頻率統計一類較為基礎的數學和統計學手段，更多樣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學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年第3期《新聞學刊》上刊登了《新聞價值及其數學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數學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構建新聞價值這一因變量與讀者需求、信息量這兩個變量之間的函數關系。在這之后，在新聞傳播研究過程中，數學模型的應用逐漸多了起來。如《新聞學刊》1987年第4期刊登的洪穎的文章《深度報道——黨報報道結構的再次調整》，運用了模糊數學中的“隸屬度”概念。在這一時期，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人員的眼界開闊了，研究也邁向了新的、更高的臺階。上世紀90年代中末期，傳播學量化研究趨于多樣化和多元化的發展態勢。這其中，也不乏優秀的研究調查，如柯惠新、陳崇山、喻國明等人進行的亞運宣傳效果調查研究。在研究中，不僅對數據進行了頻率統計處理，更對數據間的相關系數、顯著性進行了考量。通過路徑分析和多元回歸分析的方式處理數據，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斷式的研究方式可能產生的誤差，以科學的方法對受眾態度成因進行測度。這在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中，是比較新穎的研究方式。在這一階段中，新聞傳播學的研究課題更加豐富和廣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論的引用和單純借鑒上。原創性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比較少。如張瑩、申凡等對1994年至2003年10年間《現代傳播-北京廣播學院學報》上發表的學術論文的研究方法進行了統計，發現在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數量很少，依賴性較強，創造性不足。

二、高速發展時期

邁入新世紀的新聞傳播學本身，迎來了自學科引入國內后最蓬勃發展的一段時期。依據王海龍，沈翠婷的《我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的量化分析》對我國2000—2009年間，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統計顯示：這10年間，新聞傳播學科立項數量增長幅度達到了驚人的331%。在這一形勢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聞傳播學中的運用也變得更加的普遍和廣泛。2004年，有學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對于四種報紙的閱讀情況考察為基礎，考察了受眾對于議程設置的敏感程度。這是一次將統計學中顯著性水平測定在新聞傳播領域中的成功運用。譚天對2007—2009年間，刊載在《新聞與傳播研究》、《國際新聞界》、《現代傳播》這三本核心期刊上學術論文的研究方法進行統計分析。最終得出結論，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論文數占實證研究總論文數的比例分別達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現出單調遞增的趨勢。說明量化研究，在新聞傳播中越來越受到大多數研究學者們的青睞和信任。

三、展望與未來

其實，早在20世紀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會調查和統計的思想就已經傳入我國。隨著這么多年社會學科和新聞傳播學自身的發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經得到了研究者們的普遍認同。

1、統計方法應用多樣化

對數字處理更加精確隨著量化研究方法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統計學和數學方法被引入新聞傳播學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張少臣等對上海五所高校學生對于政府信任度進行調查，對調查數據進行多元回歸方程分析和建立結構方程模型。媒介接觸習慣和媒介評價作為重要變量，出現在最后的結構方程中。尤薇佳等對受眾在面對突發狀況時如何選擇媒介和對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對數據進行處理，從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關聯度和個人信任傾向五個維度出發，進行路徑分析，建立結構方程模型。有效通過對于外部媒介接觸條件的測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這一隱變量是如何隨著媒介渠道選擇變化而變化。對于突發事件者如何選擇媒介通道和優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較好的建議。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歸（PLS），研究的焦點是多因變量對多因變量回歸建模，能在自變量之間存在多重共線性的條件下進行建模，更易于辨識系統信息與噪聲,對因變量也有較強的解釋能力。

2、量化與質化研究之爭仍未平息

新聞傳播學的研究方法范文第3篇

關鍵詞：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現狀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之一，是現代高等教育發源地之一，新聞學起步較早，在新聞傳播學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優勢，值得我們進行學習、研究與借鑒。

一、中國新聞傳播學發展趨勢

隨著新聞裝備、人們思想觀念、計算機網絡技術的不斷提高，新聞傳播學得以飛速發展，并呈現出一些新的趨勢與特點。

（一）、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相互交叉融合。傳統的新聞學研究突出實用性質，淡化理論性。傳播學被引入新聞學界以后，新聞學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傳統的研究領域，它包括廣播、電視、網絡媒體等多種傳播媒體或形態，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的內容。這種融合不僅是原來兩個學科的融合，而且與傳媒活動相關的各個學科的研究成果，也越來越多地被運用到新聞傳播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這就要求必須創新現有的課程設置以及教材內容的劃分方式，重新構建一種適合新的環境條件的新聞傳播理論。

（二）、新聞傳播學的研究領域正在不斷擴張。近年來，中國的傳媒處于大整合的時期，傳播業急速膨脹，傳媒每日每時與社會發生互動，矛盾沖突的頻率上升，新聞官司增加，社會對傳媒職業道德不規范的指責增多。因此，傳媒業自身的法治建設和職業行為的規范化，越來越成為學界關注的問題。傳媒經營、新聞法治與職業道德成為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新領域。

（三）、新聞傳播學的內涵不斷拓展。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廣播電視特別是電視的發展速度和規模空前。從行政、綜合市場、專業市場三個角度看中國電視產業的市場格局，中國電視產業呈現三大發展趨勢：政府導向讓位于市場導向；民營電視業將成為市場上的一支重要力量；電視資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時進行，形成區域性傳播中心。

二、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發展歷史淵源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發達國家之一，在近現代新聞傳媒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聞傳播學教育源遠流長。

（一）、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起步較早。

英國最早的日報《每日新聞》創辦于1702年，是世界上較早采用雙面印刷并分欄、較早形成近代日報形式的報紙；1851年出現在倫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誕生的新聞通訊社之一；1922年以民營形式組建的英國廣播公司于1927年改組為公立（BBC）以來，已成為西方最大的公共廣播電視機構；1936英國廣播公司（BBC）建立的電視臺是世界上第一座電視臺，英國的新聞傳播教育也伴隨著新聞媒介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在英國人的觀念中，掌握實際本領的最好辦法就是實踐，從實際接觸中學習其中的技巧，新聞傳播教育也不例外。這種理念影響著早期的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奠定了英國新聞傳播學的地位。

（二）、傳播學發展先于新聞學。英國的傳播學出現在新聞學之前。早在上世紀30年代，一些社會科學家便開始對媒體效果研究產生興趣，傳播研究與傳媒研究院系應運而生。西方新聞學的研究領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傳播學，范圍更加寬泛，設計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內容，以及廣告研究，公共關系研究，媒體經營研究等。在英國傳媒教育領域頗具盛名的城市大學新聞系被規劃入該校的藝術學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維斯敏斯特大學新聞和大眾傳播卻在同一個學院，還有一些院校的傳播學被劃入英語學院和商學院。

（三）、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起始較晚。在新聞與傳播學教育方面，倫敦大學曾率先開設新聞學專業本科教育（非學位教育）；最早開設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學，于1971年開始進行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倫敦城市大學于1976年開始辨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學位教育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英國的新聞與（大眾）傳播學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較晚，但英國以其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學教育傳統和發達的傳媒業等基礎，在新聞與傳播教育/媒介教育與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特點。

三、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現狀

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層面的教育，新聞學教育與傳播學教育區別較明顯，而且整個學科領域的教育總體上也形成了幾種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聞傳播學強調專業實踐性。從新聞學與傳播學教育的區別角度來講，英國新聞學教育領域的學位點，雖然提供寬厚的理論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強化專業新聞實踐。無論是倫敦大學戈德斯密斯學院媒介與傳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實務細分的專業方向設置，還是威斯敏斯特大學媒介、藝術與設計學院研究生教育中劃分較寬的專業方向設置，均要求學生深入某種媒介領域進行大量練習。而傳播學領域的研究生課程設置，則側重于傳播學、文化學和相關學科的理論視角、爭議點、研究方法等，以便為研究生選擇課題進行研究，奠定寬廣的理論基礎。

（二）、新聞傳播學教學要求嚴格。關于整個學科領域形成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科的研究生教育，不僅有歐美較為常見的研究型、課程（教學）型之分，而且還有研究與課程（教學）型，而且對課程學習的數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來說，不但該專業的博士學位點在時間分配上以研究為主，并對開題報告、研究項目和博士學位論文有嚴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論文達到8～10萬，并強調博士論文對于專業的獨創性貢獻，而且該專業的哲學碩士點（A型）也要求學生聚焦于選定的研究領域并撰寫4萬詞的學位論文。而該專業屬于教學型（“TaughtProgrammes”）的碩士學位點，則要求研究生修滿4門課，撰寫1萬詞的學位論文。

（三）、社會科學特征明顯。英國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研究新聞和傳播活動的規律，表現出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從理論課授課內容也可以看出其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比如《新聞理論》，涉及戰爭與新聞、新聞業市場結構與新聞實踐、新聞從業者為誰而工作、新聞與政治、國際新聞流與通訊社等專題。與英國相比，中國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新聞學教育表現出較強的人文學科特點，新聞學更多地“體現出政治與文學雜揉的特點”，“更具人文學科的特點”。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這種新聞學教育視角與社會對新聞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

但是，“當新聞活動越來越表現為一種文化消費活動時，以社會科學的態度對待新聞學已是一種必然選擇。”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把握新聞傳播活動的規律，可以讓新聞學教育更貼近現實操作。

（四）、學校教育國際化特色突出。此類學校師資構成較為國際化，不少教師來自國外；其學生結構更呈現出國際化特征，約50%的研究生是外國留學生。這種師、生構成的國際化特點帶來的文化間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間了解不同文化的機會，有助于培養學生的國際化視野，以及對于新聞與傳播學領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時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帶著其對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學習而給教學帶來一定的困難。社會傳播現象和傳播學科的跨學科性質，在當今時代傳媒的傳播活動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這種跨學科、個性特色突出的專業方向，有利于培養寬口徑、復合型的傳媒人才，也有利于對于傳媒實踐的深刻理解。新晨

四、結束語

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發展歷史源遠流長，新聞傳播學強調專業實踐性、新聞傳播學教學要求嚴格、社會科學特征明顯、學校教育國際化特色突出等，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特點，抓住了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精髓，對我國新聞傳播學教育具有很好的借鑒作用。

參考文獻：

［1］GarnhamNicholas，CapitalismandCommunication:GlobalCultureand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London1990.

新聞傳播學的研究方法范文第4篇

我國新聞傳播學界對傳播媒介的再審視

2010年我國新聞傳播學界頗為關注新傳播技術的發展，學者們試圖從科學技術的宏觀角度，重新打量陪伴人類的傳播媒介。傳播媒介不是中性的、透明的和無價值標準的渠道，它的功能不僅是把信息從一個地方傳到另一個地方。傳播科技是有偏向的，某一種媒介形態往往與特定的文化聯系在一起。理解媒介形態所代表的科學技術，不能局限于科技本身。在新媒體發展、媒介形態融合背景下，新聞傳播學獲得了超越單一媒介形態的研究視野。

因而，2010年我國新聞傳播學界討論了一個新話題，即“媒介即控制”。媒介的控制表現為一種理性的控制，形成無所不在的意識操縱。討論中所要揭示的問題是：理性的控制是如何嵌入媒介的偏向和媒介環境之中的？體現為怎樣的歷史過程？如何成就了尼爾?波茲曼所說的“技術壟斷”？人對媒介的控制與技術壟斷的內在關聯表現了怎樣的權力運作方式？我們在何種層面上可以消解這種理性的控制，進而消解媒介的控制，形成平衡的、自由的媒介環境？無論如何，媒介即控制蘊涵的是技術理性的統治，這是一種反人性的統治。對此，真實的人文問題應當是：媒介在多大程度上能放給人類自由精神一條生路，能展現人與人的溝通與理解，能鋪開通向道德自由的道路。

就具體的對于新媒體的使用而言，這年復旦大學《新聞大學》發表上海市民使用傳播新技術的六項調查報告，顯示了四方面的發現。第一，網絡和手機的使用雖然相當普及,但采納和利用的程度在市民當中分布不均,呈現出社會經濟地位、性別、年齡組之間的“數字鴻溝”。第二，把新媒體作為一種交往中介或理財、娛樂的形態，顯現與之相應的社會關聯、社會活動的較多。第三，新媒體和傳統媒體的使用，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影響著人們的認同和對社會整合機制的看法，以及對社會階層歸屬的感知；第四，上海市民的意見表達并不踴躍，但關注公共議題、具有表達意向的人，表達意見相對頻繁，網民比非網民意見表達頻繁，網絡的使用強化了人們已有意見表達的傾向。

這些結果給學界提出了進一步研究的理論思路。它們包括：第一，媒體作為資源或“資本”具有與社會分層相對應的結構分布；第二，媒體在這個結構場景中，通過人們對其的使用，成為感知人的社會向心和離心力、感知自己所屬社會階層歸屬的重要手段；第三，新媒體與傳統媒體在其共同構成的傳播生態中，通過使用者的行為，相互補充但也相互抵觸，滲入人們使用―滿足的心理和社會需求的活動中。中介化成為新媒體技術環境下社會形塑過程的核心特征。因此，對于媒體公共性的衡量，最終得落實在媒體資源分布和媒體使用的結構上，是否實際體現公正、開放，以及個人和群體利益得到清晰認知和充分表達。

我國新聞傳播學界面臨的挑戰

不僅過去的“新聞實務”得轉變為“新聞與傳播實務”（包含各種非新聞類信息的傳播實務），而且以往以報紙實務為背景的采、寫、編、評等，必須得適應新媒體的環境，整合為能夠適用于各種媒介形態的新聞與非新聞類信息傳播的實務。

在傳播科技五光十色的變化面前，我國新聞傳播學界把握住了“向前看”的視野。互聯網和web2.0興盛之際，已經把眼光投向未來的“物聯網”和web3.0甚至N.0了。物聯網即通過射頻識別、紅外感應器、全球定位系統、激光掃描器等信息傳感設備，按約定的協議，把任何物品與互聯網連接起來，進行信息交換和通訊。Web3.0的技術特征是：萬物感知―智慧控制；物質世界與人類社會的全方位信息交互；人與物質世界的聯接。一位研究者就此提問：

當客觀世界自身具有了自我表達能力，而公眾能夠更為直接地感知客觀世界的情態展現的時候，以新聞記者個人觀察及新聞機構觀察構成的公共傳播的信息單元，是否將顯露出巨大局限？當信息獲取功能和信息分析功能更為強大的個人信息終端更加普及的時候，人們對于大眾媒體的依賴會發生什么變化？公眾還會像今天這樣局限于對孤立事件有限形態的了解和在信息傳播過程中所處的被動位置嗎？”

曾經讓新聞學擁有了更堅實的理論基礎的傳播學理論體系在今天也面臨著信息通訊技術應用帶來的震蕩。經典傳播學理論研究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信息傳播活動，各個學派已經從各個方面對它的理論體系進行著日益精美的建造。但是，面對信息通訊技術的突飛猛進，經典傳播學研究本身已經直接面對突破自身局限的挑戰：首先，人與人之間的信息傳播活動僅僅是與人類相關的浩瀚的信息傳播活動的組成部分之一，人與物質世界之間的信息交流無疑是深刻影響人類命運的更為豐富的信息傳播活動。其次，即使是人與人之間的信息傳播活動，在其形態、結構、渠道、手段、目標各個方面也都受到物質世界、客觀環境的深刻影響與制約。

我國一些關于新聞學的研究話題，正在被“整合”為傳播學的話題，最為典型的是傳播真實問題。在新媒體及數字化的條件下，原來的真實與虛擬的理解與界說，已經缺乏解釋力了。這種情形要求新聞傳播學者思考虛擬世界與真實世界的關系：現在的人總是生活在現實與虛擬兩種世界之中。然而網絡等新媒體顛覆了這種認識，虛擬≠0，網上的聊天和信息傳遞，雖然不是物理符號的在場，但就信息與情感的交流而言，并不比現實生活缺少實在與真實。虛擬與現實越來越交織在一起，已經構成了互為因果的真實關系。它改變著傳統的真實理念，而且改變著對真實的理解。

于是，“虛擬真實”的概念得以挑戰傳統的現實真實。在虛擬真實中人們可以與儲存數據和消息的環境互動，所有的信息都被“真實”地呈現。在虛擬技術的幫助下，可以創造全新的信息環境，并在其中獲得新的體驗與能力。在這種情形下，網絡傳播時代的信息、信息環境真實問題，需要得到理論上的重新闡發。

也正是新媒體的環境，帶來了新的問題，促使我國新聞傳播學界得以跳出傳統的研究范式，綜合傳播學經驗―功能主義學派、結構主義―權力學派的觀點，以人文的思路來質疑這個新環境。2010年11月6日，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院慶55周年的研討會上，有學者借用尼爾?波茲曼的思路提出了如下的四個問題：

“一種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理性思維的應用和發展? 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民主進程的發展? 新媒體在多大程度上能夠使人獲得更多有意義的信息？新媒體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或減弱了人類的道義感，提高或減弱了我們向善的能力？其中波茲曼對于第三個問題的回答是，在過去的一百多年里，人類執著地追求快速提供信息的機器，結果，我們被淹沒在信息的大海里，新媒體讓我們的國家成為信息垃圾堆放場。”①

一些新聞傳播學界人士已經認識到，在討論新媒體的眾聲喧嘩中，需要批判的視野。對于媒體融合等媒介科技的變革，學術研究關注點不宜僅僅集中于媒介內部以及技術本身，而要將這種變化放在一個寬闊的社會文化歷史背景中去考察、闡發。“技術壟斷文化，文化向技術投降”，這種可能的結果需要學界向社會發出警告。技術與人類的關系具有兩面性，亦敵亦友，如果僅僅從技術，從傳媒業的角度去理解媒介科技的變革，新聞傳播學的學術視野以及研究水平將會有極大的局限性。正是在新聞傳播學從分化到整合過程中，我國學者獲得了這種較為清醒的認識。

對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方法論的思考

當前中國媒介技術的迅猛變革，以及由此激發出的民眾、社會的巨大能量，是世界其他國家罕見的；關于媒介技術、媒體融合，我國從來不缺乏中國經驗，在新媒體實踐和研究方面，我國的學界與世界同行基本處于同一起跑線上。豐富的中國經驗可能催生出中國新聞傳播學者的創新能力。

2010年內，一些傳統的新聞學研究話題與傳播學研究的方法相結合，得出了較新的論點，例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新聞界》的特稿文章《媒介接觸時間考察的新范式：研究框架的建構邏輯》，便是典型。該文深化了“媒介接觸時間”這個新聞學的話題，作者們同時著眼于量和質兩個層面，立足于以人為本的分析路線，并在全媒體生態的大背景下，以時鐘時間和社會時間相結合的方式來描摹受眾的媒介接觸圖景，通過日記法來同步展現人在時間序列上的行為空間、物理空間和心理空間，并通過問卷調查法在社會階層、生活方式、媒介素養、媒介印象四個維度上對受眾特征進行深度把握。

傳媒學研究在中國已經發展到了進行微觀的認知神經傳播的研究（使用眼動儀來觀察測量人在接受信息瞬間的變化）。2010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傳播與認知科學實驗室完成的論文《媒介即信息：一項基于MMN的實證研究》，采用的便是這種方法。該文通過眼動儀，證實紙質報紙和電紙書報紙在腦認知機制上的差異及不同特點。這是我國新聞傳播學界采用其他學科研究方法的一次嘗試。這項實驗表明，紙質報紙需要調動更多的人腦機制參與；而電紙書報紙調動人腦的程度相對小些。實驗同時證實，人們利用紙質報紙和利用電紙書報紙閱讀內容時存在認知方式上的明顯差異，電紙書報紙的認知發生更加全面均衡。

這在方法論上是一種創新，也是一種對人文―歷史―哲學思維的技術挑戰。換一種角度看，人的精神活動能這樣被機械地研究嗎？唯一會思想的高級動物，在自己創造的技術設備下變成了可以被精確測量的物，但人不是無機的物。

目前我國新聞傳播學界對于科學方法論興趣盎然，這是一種學術發展的好現象。時刻需要提醒的是：防止單純使用源于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而忽略了人文―歷史―哲學的理性思維。我國的新聞學研究由于歷史的原因，缺乏人文―哲學―歷史思維的傳統，在經歷了長期政治化浸潤之后，很快轉入傳播學“科學方法論”的窠臼，相對原來的政治化思維來說，是一種進步。但是，目前工科思維對人文―社科（包括新聞傳播學）形成了壓倒性的強大影響，已經顯露出學術研究的機械和無深度。因而要具備這樣的基本認識：無論“科學方法論”名下的各種方法如何新穎并在實證方面顯得有效，人文―歷史―哲學的邏輯分析比單純的量化分析更顯示人的思維特性。

在這方面，新聞傳播學科內已有一些論文指出了這類問題。一位作者寫道：“多數研究者考慮得更多地是用最容易操作的實證研究方法這一支付手段來獲得更多的課題經費、社會地位、學術地位而不是自己的學術責任―理論創新。……不管有沒有必要，幾乎所有的課題論證都要寫上那么一點實證研究方法的設計；也正是因為如此，研究者們拿出來的大量課題成果大都可以看作是社會調查加對策報告，這些在方法論上有嚴重缺陷的報告不但對于理論沒有貢獻，而且對于實踐也沒有指導作用。”“隨著科學理性壓倒性的勝利，在與傳播學術有關的各種社會力量之間，數據成了社會稀缺資源，似乎誰都需要數據，似乎只有數據才能代表科學……我們的學術期刊也需要實證研究，因為它不僅能夠看上去符合學科發展的主流，也意味著期刊的影響因子會得到保障等等。這些社會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實證研究的交換功能日漸顯著，在中國迅速完成了貨幣化的歷史進程。”②

鑒于此，新聞傳播學在研究方法上的整合方向，除了證實研究的量化分析與質化分析的結合外，更為長遠的整合，應該是人文―歷史―哲學的思維方式與“科學方法論”的思維方式的結合。我國新聞傳播學的研究，在方法論上需要適當回歸人文―歷史―哲學的思維方式。（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

注釋

新聞傳播學的研究方法范文第5篇

[關鍵詞]高校新聞傳播學教育研究

新聞傳播教育在我國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突出和重要，高校新聞傳播教育為新聞傳媒業的健康發展所做出的貢獻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巨大、直接與明顯。新聞傳播事業在中國，已成為聯接新聞信息產業和以高科技為特征的傳播技術產業的橋梁，不僅有其經濟效益，而且有著重要的社會效益。我國新聞傳播事業的迅猛發展，給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研究帶來了重大的契機。

一、新聞傳播學的發展特點

1．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相互融合。傳統的新聞學研究有較強的實用性質，但理論色彩較弱。傳播學被引入新聞學界以后，許多傳播學的理論假設和研究方法已成為新聞理論研究的一部分。新聞學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學報，它包括廣播電視、網絡傳播等各種傳播媒體或形態，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的內容，以及廣告、公共關系、媒體經營的研究等等。

這種融合不僅是原來兩個學科的融合，而且與傳媒活動相關的各個學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會學、社會心理學、人類學、法學、經濟學等等，也越來越多地被運用到新聞傳播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相互融合，新傳媒的研究發展迅速。

2.傳媒經營、新聞法治與職業道德成為新聞傳播學的研究熱點。近年來，中國的傳媒處于大整合的時期，各媒體不再僅僅是黨的機關報或國家的廣播電視臺，也是經濟實體和利益單元，報業和廣電業的集團化，傳媒之間的競爭內地傳媒與境外傳媒的競爭，都要求各媒體的負責人懂得傳媒經營。把受眾接受傳媒作為消費行為的研究，將傳媒娛樂視為經營策略考察也納入了傳播經營的理念之中。

隨著中國傳播業近幾年的急速膨脹，傳媒每日每時與社會發生互動，矛盾沖突的頻率上升，新聞官司增加，社會對傳媒職業道德不規范的指責增多。因此，傳媒業自身的法治建設和職業行為的規范化，越來越成為學界關注的問題。近幾年，該研究扎實而有成效，涉及新聞官司的各個方面，從各種新聞侵權現象到著作權問題，從隱性采訪到隱匿權、更正與答辯，就論證的范圍而言已經相當全面而完善。

3．輿論監督的內涵發生變遷。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廣播電視，特別是電視（包括衛星電視）的發展速度和規模空前。有的學者從行政、綜合市場、專業市場三個角度看中國電視產業的市場格局，指出中國電視產業的三人發展趨勢：政府導向讓位于市場導向；民營電視業將成為市場上的一支重要力量；電視資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時進行，形成區域性傳播中心。

目前，輿論監督成為與新聞理論、新聞法治和職業道德相關的一個重要學術課題，并涉及到了社會學、政治學和公民權利的研究等等。中國的新聞學從傳統的黨報理論轉向一般新聞學理論，其背景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環境變化，“輿論監督”的內涵發生了變遷。

二、現階段高校新聞傳播專業教育特色的研究

中國的新聞傳播教育已具備相當的規模與條件，也積累了豐富的辦學經驗。只要我們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看問題，堅持以開拓創新的精神辦實事，中國新聞傳播教育的新局面一定能夠開創。

現階段高校新聞傳播專業教育的研究當中，關于教育特色的研究最為重要。怎樣形成高校新聞傳播專業的特色呢？首先，要充分依托自己學校的特色，根據自己學校的性質地位和特點來辦專業。這樣才能把專業和學校緊緊融合在一起，充分集中和整合學校的所有學科的優勢，揚長避短，突出自己專業的特色。比如一所體育學院的新聞傳播專業，就正好從體育上做文章，努力探索體育新聞辦學的途徑，著重在培養優秀的體育新聞從業人員上突出特色。其次，要充分考慮自己學校所處地區、城市的特點，發揮地區優勢，突出地區特點，在區域文化、社會、經濟發展上做文章，緊密與當地黨政部門和新聞傳媒單位結合，辦出自己的專業特色。如一些地方民族大學的新聞傳播類專業，就可以充分發揮少數民族地區的特有優勢，在民族新聞的教學與研究中獨樹一幟，為我國少數民族地區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做出有特色的突出貢獻。第三，要充分調動本專業教師的積極性，發現與培育教師們有特點的教學與科研新經驗、新成果，不斷努力在新聞傳播領域的某一方面、某一項目、某一課題上，做出新的突出的研究成果，并以此為契機，不斷培育出特色。第四，突出特色，還要善于和勤于在辦學中不斷總結與積累經驗，每學期、每學年都要認真回顧一下在辦學中哪些事情是做得好的，哪些地方還有不足，師生們的反映如何，新聞傳媒界和社會的反響如何，從而去發揚和推廣好的辦學方法、模式與經驗，克服與改進不足之處。

綜上所述，我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是一項正在蓬勃發展的事業，其前景十分廣闊、光明。但同時，也面臨著十分激烈的挑戰與競爭。常有一句話叫“不進則退”，實際上現在的情況是，進步慢了，也是后退。因此，我們一定要以只爭朝夕、爭分奪秒的精神，努力發展新聞傳播教育。我們一定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不斷推進教學科研改革，為培養更多優秀的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新聞傳媒人才，不斷做出新的更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