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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傳播學的意義范文第1篇

一、有關接近性的多學科理解

在新聞學語境里，接近性是新聞價值的重要構成要素之一。一般而言，包括時新性、重要性、顯著性、接近性、趣味性五個方面。所謂新聞價值中的接近性，指事實因在地理上或心理上與接受者十分接近，自然地能夠引起受眾的普遍關注。[1] 具體而言，地理的接近一般指事實發生地點與接受者自身所處的地理位置十分接近，接受者十分容易在生活上受到影響，因此對其更加重視。而心理的接近，則一般指發生的事實比較容易引起接受者的情感共鳴，使相關類型的人群比較容易產生興趣。這種基于心理的因素而產生的共鳴既可能來自于性別、年齡，也可能來自于職業、種族，抑或人生經歷和政治信仰等等。換句話來說，新聞接近性的核心其實指的就是新聞事件與新聞受眾之間的距離關系，其內涵，既可以是事實產生或發生的空間與新聞傳播指向空間的關系，也可以是事實本身產生的作用和影響與人們利益的關聯程度，還可以是新聞事實與人們在心理上、情感上的距離關系[2]。在新聞價值的五個要素中，接近性并不是最重要的，甚至也不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運用得當，同樣能達到很好的效果。

除了新聞學，在社會學、文化學，甚至旅游管理學等諸多研究領域中，同樣也牽涉到接近性的問題。根據社會心理學的觀點，接近性是指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一種常見現象，可泛指一切接近現象。如年齡上的接近、性別上的接近、文化程度上的接近興趣愛好上的接近等等。

對于很多社會心理學家而言，人際間的接近性是極富吸引力的研究課題。前蘇聯社會心理學家GM安德列耶娃著有《社會心理學》一書。在這部社會心理學著作中，安德烈耶娃花費了一章的篇幅，從口頭交際、非口頭交際、動覺學、時空組合等多個角度，論述了人們的接近的行為。她最終的結論是：人們所有的接近性行為，對于信息譯碼的最佳化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3]。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SE泰勒等人調查也表明，尤其是在人們具有相似的態度和目標時，接近性能夠對人際吸引起作用。從物理距離上來講，居住距離越近，個體之間越容易發生接觸，從而影響到了交往利益和成本的平衡[4]。另一個美國社會心理學家邁爾斯，在其經典著述《社會心理學》中也有相似的發現：兩個人能否成為朋友，接近性是一個強有力的預測源。[5]在他看來，雖然接近也有可能引發個體之間的猜疑和敵意，因為相當大比例的攻擊和謀殺都發生在彼此居住很近的人們中間，但相比較而言，個體之間越是接近，越容易使彼此產生喜歡。

與此同時，一些旅游學研究學者也發現，游客在心理接受上也普遍存在著受接近性影響的現象，旅游目的地與游客在某些方面越接近，游客對旅游目的地的感受便越積極，越正面，尤其是文化方面的接近性，對潛在游客的自我一致性感知、目的地態度和旅游意向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6]。游客自身的文化修養如果與目的地的文化素質越貼近，就越容易產生認同感和歸屬感，進而，就越容易對該旅游目的地產生更好的印象，更高的評價，更積極的態度，以及到該目的地旅游的更強烈意愿。

接近性現象同樣存在于人類的教育和學習活動中。前蘇聯教育心理學家MN季亞琴科在其著作《高校教育心理學》中，提出接近性其實就是教育過程中群體和集體心理泛化的表現，本質指的教師和學生之間 心境、意見、自覺性、友誼、團結的水平和同情、厭惡等種種相互關系[7]。更加通俗地來說，接近性教學法其實指的就是在教學方法、教學內容、教學資源等方面的選擇上，注意與學生的心理、情感，所學專業以及專業所對應的工作行業的社會性質等相吻合或接近，從而激發教師和學生的共鳴，增強教學感染力。

二、地方院校新聞傳播學教學中的接近性運用

新聞傳播學專業教學的一個顯著特點是，除了注重培養學生的采、編、播、攝等專業技能，對于學生的實踐動手能力要求較高外，還十分注重培養學生的新聞敏感。相應地，新聞傳播學類專業學生大多都思維活躍，關心時事，對身邊的社會變化比較留心。這一點，為教師在日常教學中引入接近性原則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新聞價值理論中的接近性，主要有地理上和心理上兩個方面的考量，對于地方高校中占主體地位的本地學生而言，心理上的接近性往往與地理上的接近性密切相關。日常教學實踐中，最具可操作性的，也是地域上的接近性。

1.教學案例的選擇上，盡可能地采用當地經典新聞案例

案例教學是高校教育中一種越來越受到重視的教學方法，日常授課中，也不乏需要大量的案例。新聞傳播學的培養目標，便是為新聞與傳播事業培養決策型和應用型的人才。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其具有極強的實踐性要求，其培養目標。該專業的學術，離開大學從事工作之后，應該能夠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適應社會和所在的工作環境，面臨各種復雜情況也能果斷地正確采取對策。因此，在日常教學中，適當地運用甚至是加強案例教學，強化學生的思維訓練和技能訓練，幫助他們熟練掌握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和技巧，越發顯得尤其必要[8]。當然，在案例的選擇上，除了那些具有國際或全國意義上的重大性、顯著性經典案例外，也要充分考慮地方院校所在省、市或地區較為典型和代表性的新聞案例。地方院校學生多以本地學生為主，其對當地的新聞時事當然更為關注，選用當地新聞案例輔助宗教學，更接地氣，更合實際，可以充分利用地域的接近性。

2.實踐教學的安排上，積極引導學生多做與當地實際密切相關的選題

地方院校隸屬各地，無論是地理環境還是世俗風情都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當地新聞傳播、文化出版等企事業單位，也主要以服務當地為主要宗旨，其產品內容主要反映當地實際。新聞傳播學類專業實踐性強，有關采、編、播、攝等各種實踐課的選題安排，教師應該有意識地跟當地實際緊密結合，引導學生多做有關當地實際的選題設計。此類選題，因為多為本地話題，或者與學生所在的家庭利益相關，或者能夠激發學生的價值共振，或者能引發學生的情感共鳴，也能最大程度地發揮接近性教學法的優勢。

3.在校企合作的層面上，積極吸納地方新聞工作戰線的專家作為校外師資來源

新聞傳播學類專業的特點，要求包括地方院校在內的各個高校一定不能閉門辦學，必須本著校企合作、聯合辦學的原則，走出校園，走向社會，同當地新聞宣傳部門或文化出版機構密切合作，共同培養學生。相對于地方院校自身師資長期局限于象牙塔內，理論水平雖然有足夠保障，但實踐經驗普遍比較欠缺的特點，本地新聞宣傳部門或文化傳播企事業單位的一線專家或工作者，不僅具有豐富的實踐動手能力，也具有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和長期培養出來的過人政治敏感。可以以開設講座，舉辦經驗交流會，甚至聘請為專業課教師的方式，將他們請上講臺，充分利用近水樓臺先得月的接近性優勢，最大便利地為地方院校新聞傳播類專業的學生傳授實際經驗。

4.在教學語言的組織安排上，適當將地方方言引入課堂

新聞傳播學的意義范文第2篇

1.新聞生產方式的變革 

大數據的廣泛應用使得傳統新聞的生產模式受到沖擊，并且逐漸形成了依托大數據而存在的數據新聞，新聞的前期搜集與后期整理、制作都圍繞著數據的搜集與解釋而展開，同時也打破了傳統的新聞媒體對新聞的壟斷與控制，尤其是許多互聯網交流平臺的開放，使得普通用戶也能成為新聞的搜集者，同時新聞的傳播也更加的便捷，更具有時效性。 

2.新聞報道方式的變革 

傳統的新聞報道通常都需要依賴電視、報紙等較為固定的傳播模式，大數據時代的到來，同樣也造就了一大批互聯網社交新聞媒體，逐漸形成了以全樣本、可視性和重質化為報道特征的數據新聞報道模式，同時也大大增強了新聞報道的客觀真實性。 

二、大數據時代下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 

1.新聞傳播人才需要豐富的文學知識與扎實的理科基礎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同時，綜合素質也在素質不斷提高，對于新聞的報道工作早已不是簡單的新聞采集工作，更重要的是對已有新聞事件的信息篩選的過程，因此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需要新聞傳播人才具有扎實的理科基礎，能夠熟練的運用計算機以及數學等理科基礎知識，將新聞事件進行簡單的處理，同時以一種更加直觀的方式展示在人民群眾的面前，將新聞的數據信息在最短時間內傳達給新聞關注群體。 

2.新聞傳播人才需要熟練的業務技能與經營管理的能力 

隨著大數據的飛速發展，新聞傳播人員為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首先必須要掌握基本的媒體業務技能，這其中包括“攝影、錄像、編稿、報道”等四個方面，同時還需要掌握基本的應用軟件的使用方法以及新聞挖掘手段和工具的使用。其次由于目前大數據正在與傳統的新聞傳播媒介相互融合，互聯網的數據新聞傳播使得新聞的傳播變得方便快捷，也讓人們在作為新聞信息傳播者的同時也成為了新聞傳播的管理者，因此也對新聞媒體人的專業技能以及經營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于大數據時代下的謝恩媒體傳播人才來說，如若想要更好地實現新聞的價值，則必須要學會要管理新聞傳播，制定全面的新聞媒體管理方案。 

3.新聞傳播者需要基本的數據思維與數據的分析能力 

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對于新聞傳播者需要具備豐富的文學知識，在大數據的時代背景下，具備基礎的數據思維能力與分析能力正在逐漸成為新聞傳播人才培養的基本素質要求，因為大數據所造就的數據新聞無時不刻都在運用著數據信息，而對于新聞傳播人才來說，面對相同的新聞數據信息，如何將其通過篩選、分析等手段轉變成為具有可讀性的新聞素材已經成為工作常態。在這個過程中就要求新聞傳播著具有一定的數據思維能力，不拘泥于傳統的新聞分析模式，勇于創新思維、突破局限發掘出可供利用的、有價值的新聞信息，同時面對繁多的新聞數據信息能夠精于挑選與分析，從看似普通的新聞數據中破獲重要的新聞信息。 

三、大數據時代下新聞傳播學教學改革 

1.打破學科限制，培養復合型人才 

大數據時代所帶來的新聞傳播行業的變革使得傳統的新聞傳播學的教學難以適應其發展，同時許多的高校也紛紛開始著手有關于新聞傳播學的教學改革，嘗試打破關于各學科之間的限制，積極融合各科知識，培養復合型人才，而不是僅僅拘泥于本學科的知識，閉門造車，學生一級教師都應該認識到，在當前的時代背景下僅僅掌握新聞傳播學的專業知識是遠遠不夠的，是無法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的。 

2.整合師資力量，提高教學的質量 

當代對于數據新聞的產生與報道都需要新聞傳播學、數據的處理以及計算機技術的應用等多種專業知識和能力，因此作為高校新聞傳播學的教師其實也需要與時俱進，提升自身的綜合素質與專業知識儲備，才能向學生傳授更優質的專業知識，為社會培養出更加符合時代需求的綜合性素質人才。而在許多的高校內部實則很難做到，許多的高校教師往往只精于本專業的知識，同時大多數的教師從事教育工作幾十年，從未接觸過社會的新聞工作媒體，本質上是缺少實踐經驗的，這也極容易導致新聞傳播學的課堂教學質量不高同時還與社會實際需求脫節。在新聞傳播學的教學改革過程中，讓教師深入到實際的新聞媒體內部學習，增強實踐經驗同時清晰地了解社會需求，提高教學質量，推動教學改革的進程。 

新聞傳播學的意義范文第3篇

而這兩個學科的關系問題，一直都是國內外學者論爭的對象。上世紀90 年代中期在美國新聞、傳播教育界掀起的一場大辯論。大辯論的主題主要涉及：傳播學、傳播教育會不會、要不要完全取代新聞學、新聞教育？傳播學、傳播教育與新聞學、新聞教育的相互關系是什么？新聞學、新聞教育向何處去？這場大辯論的集中表現在1995 年召開的美國新聞與大眾傳播教育協會年會上。在這次大會的“課程改革”分會場上，多次響起了一個共同的聲音：我們要為傳播學的各個領域，其中包括新聞學、公共關系學和廣告學，培養所有的人才；如果繼續為特定的行業特別是新聞業辦教育，結果將是災難性的。

應當承認，要科學且準確地把握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異同是很難的。但是總結他們的異質性與關聯性對于解決關于這兩個學科關系的迷思很有意義。而新聞學與傳播學，特別是大眾傳播學的異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研究對象或研究領域的異同。這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媒介范圍的異同，一方面是媒介內容的異同。在媒介范圍方面，新聞學研究的是新聞媒介，主要是報紙、廣播、電視，也涉及新聞期刊，現今還有互聯網；傳播學研究的主要是大眾傳播媒介，即新聞媒介加上電影、書籍，新聞期刊也擴展為所有不同種類的期刊。在媒介內容方面，如果把大眾傳播媒介的內容概括為新聞、言論、知識、文藝/文娛和廣告等五種主要的信息類型，那么，新聞學研究的是新聞與言論兩塊內容，而且主要是圍繞著新聞與言論之采訪、寫作、編輯、評論、攝制、出版等“新聞工作”來進行研究。

（2）研究層面或學理層面的異同。大眾傳播學的研究層面是基于新聞、廣電、公關、廣告之上的一般性傳播規律的整體性層面，因而其學理層面也就比新聞學的學理層面更加抽象，更加一般，也更富有理論的概括性和指導性。同時，我們也不應忘記傳播學的應用學科，比如公關、廣告的研究層面或學理層面，又處于大眾傳播學之下與新聞、廣電相類似的層面上。

（3）學術立場或學術取向的異同。新聞學研究與教育一方面注重職業技能的培訓，一方面注重專業理念或專業倫理的培養，也就是注重人文理想、人文精神的灌輸與養成。歸根結底，新聞學具有鮮明人文取向，是人文學科。美國主流傳播學則是為了滿足政治、軍事、企業等不同利益集團的需要而產生的，從一開始就放棄價值理性，承認現行的傳播制度是合理的，只求工具理性，致力于尋找達成更佳傳播效果的方法與策略，從而成為直接服務于不同利益集團的經營管理工具。因此， 美國主流傳播學具有鮮明的行為科學取向，是社會科學。

（4）研究方法的異同。傳統新聞學從來沒有單獨將研究方法作為問題提出來，這表明新聞學缺乏研究方法的自覺。這自然是一種基于科學主義立場所作的判斷。事實上，新聞學主要是運用歸納與演繹這些最基本的邏輯推理方法來開展研究，關注的重點是業務操作，即新聞的采、寫、編、評，以及新聞節目的攝影攝像與制作。美國主流傳播學一直強調運用社會調查、心理實驗、內容分析等“科學性”方法來研究傳播效果，通過量化與統計的過程來求得實證性的結論，對傳播實踐作出準確的事實判斷，作為改進傳播活動的依據。

如前面所言，關于新聞學和傳播學這兩個學科的關系曾一度眾說紛紜，現在比較被接受的觀點是：新聞和傳播這兩個學科定位大不相同，但它們之間亟須互補。就我國的情形而言，新聞學與傳播學當下總體看來， 還是合的態勢大于分的趨向。

如果新聞學與傳播學的大趨勢是合，那么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能合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作為三大學科之中的兩個，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還在以下幾個方面存在差異：

第一，學科研究目標不同。一切科學，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其目的都是要揭示對象的性質和規律、獲取關于對象的盡可能普遍的知識，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對象“是什么”、“怎么樣”以及“為什么”等問題。與此不同，人文學科的根本目的不是要獲取關于對象的知識，而是要探尋人的生存及其意義、人的價值及其實現問題，并由此表達某種價值觀念和價值理想，從而為人的行為確立某種價值導向，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對象“應如何”的問題。當然，人文學科也要研究物、研究各種事實性存在的性質和規律；但它決不滿足于、決不止于發現對象的性質和規律，而總是要進一步追問如此這般的對象、對象如此這般的性質和規律對人的生存和發展、對人的價值及其實現有何意義。

第二，致思方向不同。對于科學與人文學科在致思方向上的區別，新康德主義弗萊堡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李凱爾特曾作過說明。李凱爾特曾分析過文化科學（大體上相當于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的區別。他認為，因為要發現一般規律，所以自然科學在研究對象時總是致力于“抽象化”或“普遍化”，也就是說，它總是致力于把個別事實歸結為某種規律的作用和表現，并把特殊規律提升為一般規律，從而抽象出越來越普遍的規律。因此，用科學的眼光來看人，人必然被抽象為無差等的“類”。與此不同，文化學科在研究對象時則總是致力于“具體化”或“個別化”，它強調和珍視各種個別的東西、富有個性特色的東西、獨特的東西的價值，并借此來開掘人的生存的豐富意義。文學、史學、哲學的研究都莫不如此，它們都是只有在表達了一種獨特的價值時才會受到人們的重視。

新聞傳播學的意義范文第4篇

關鍵詞 傳播學 教學改革 案例教學

中圖分類號：G424 文獻標識碼：A

1 獨立學院傳播學課程的現狀與問題

為了了解獨立學院傳播學課程的現狀與問題，對我校新聞學專業的三十位同學進行了訪談，學生普遍反映“傳播學很難、聽不懂、沒有用”，在對傳播學課程的建議上，學生們大多希望“增加互動、多舉新事例、多利用新媒體、渴望參與實踐”。根據訪談，總結獨立學院傳播學課程的現狀與問題如下：

1.1 傳播學課程偏理論化，知識抽象，學生難以理解

傳播學是一門邊緣學科，與新聞學、社會學、信息論、人類學等學科都有聯系，正因為如此，傳播學的知識面較寬并且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同時，“傳播學教學基本是介紹歐美傳播學研究的成果，但經典的傳播現象和實驗則無法還原給學生”，①這也造成了傳播學的理論知識與實踐的脫節。另外，獨立學院的學生基礎相對薄弱，對抽象知識的理解有一定難度，如果僅是介紹西方傳播學的研究成果，很難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反而會造成“傳播學無用論”的現象。實際上，開設傳播學課程的目的是為了培養學生利用相關理論分析問題的能力，傳播學中的人際傳播、傳播技巧等理論對學生有著極強且直接的現實指導意義。因此，如果不解決傳播學課程偏理論化的問題，學生聽不懂，不僅無法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而且喪失了開設傳播學課程的意義。

1.2 “填鴨式”的教學模式與學生渴望互動的矛盾

目前，本科的傳播學課程主要采取講授式教學，課堂上，以老師講授為主，學生被動地吸收知識。由于傳播學課程主要講授傳播學研究的理論和成果，學生要在課堂上接觸大量的概念、模式、研究方法、理論、意義等，在較短的時間內，學生要接受并且區分這些不同的概念、模式、理論，很難將理論知識跟現實操作聯系到一起，這種“填鴨式”的教學模式造成學生對傳播學的反感，認為傳播學枯燥無用，甚至很多學生在一學期的課程結束后，不知道傳播學學了什么。實際上，在訪談中，受訪的學生普遍表現出自己對這門新興學科的興趣，但是由于課程枯燥無趣而望而生畏。傳統的“填鴨式”的教學模式與學生渴望互動的矛盾已經阻礙了學科的發展和社會對傳播學人才的要求，多被學界所詬病。在傳播學課程教學改革中，探索新的教學模式，激發學生興趣，重視學生的參與性，已經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2 獨立學院傳播學課程教學改革研究

2.1 傳播學課程體系及其特點

以國家級重點教材、21世紀新聞傳播學系列教材——郭慶光的《傳播學教程》為例，教材共有十五章，如果按部就班地從第一章講到第十五章，學生普遍反映知識繁多、無頭緒。結合新聞學專業的特點，并對教材進行充分的研究后，把教材的十五章進行整合，利用拉斯韋爾的“五W”模式簡單易懂的特性，把教材的諸多章節合并到此模式中，即：控制研究、內容分析、媒介分析、受眾分析、效果研究。這樣，就把原本十五章的內容整合為三大部分，經過整合后，全書的邏輯框架變得簡單，學生易于理解。見表1。

2.2 案例教學

案例教學，是一種開放式、互動式的教學方式，始于1870年左右的哈佛法學院。案例教學的方法就是教師以教學案例為基礎，在課堂中幫助學習者達到特定學習目的的一整套教學方法及技巧。在現實生活中，一些復雜問題的解決方法既不能在教科書中找到，也不可能獲得人人都贊同的“正確答案”。案例方法為學習者設想了這樣的一個世界，即通常在時間很短、信息不充分的條件下，需要靠批判性思維技巧和能力來提出有說服力的論點。傳播學課程理論性強、知識抽象，采用案例教學法，用具體、形象的案例來闡釋抽象的理論，能夠增加教學的趣味性，可以解決傳播學課程理論性強的問題，這種教學方式，能將抽象的理論知識轉化成對學生能力的培養。同時，案例教學法的開放性與互動性，強調學生的主導性，鼓勵學生充分思考，重視學生參與，滿足了學生渴望互動的需要，有利于激發學生的潛在能力，從而有助于培養應用型人才。

2.3 以教學與科研的有機結合不斷推動課程改革

傳播學雖然是一門基礎理論課程，但同時也是一門應用性很強的課程，因此，教師的授課不能脫離社會現實空講理論，要保持傳播學的應用性的特點。傳播學的教學要保持與實踐的同步發展，關注當下的信息傳播現象。同時，教師應當注意運用教育理念來指導教學。

首先，探索建構式教學模式。建構性學習模式強調為了理解而學習，通過問題式學習和協作式學習來培養學生的探索精神和批判意識，讓學生自主構建知識體系與意義結構。這種理論認為，認識過程不是一個簡單的刺激加接受的過程，而是認識者主動地建構自己的知識經驗的過程。知識的接受不是一個被動的過程，相反地，學習的主體要主動地建構信息的意義。于是，學習成了一個主動的過程。在這種理論下，新的教學模式從“教師中心”轉變到“學生中心”，傳統的課堂變成開放的課堂，教師的角色更像是一個組織者、引導者甚至是伙伴，而不是主導者。學生們根據教師布置的任務或者議題，分成小組，每組4～6人，主動收集資料，課下小組內部思考討論，然后將小組討論的成果在課堂上充分展示。例如，2012年當韓國舞曲《江南Style》風靡全球時，可以借此為議題，用建構式教學模式，引導學生用傳播學原理對《江南Style》的走紅進行思考分析。

第二，重視案例研究。為了保持傳播學應用性的特點，教師應當重視案例研究，建立傳播學教學的案例庫。選擇案例時，注意案例的典型性與時新性，一方面，典型的案例具有代表性，例如，“魔彈論”的經典案例：1938年，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播出根據科幻小說改編的廣播劇《火星人入侵地球》，結果使成千上萬的聽眾誤以為真實的事件正在發生，造成極度的恐慌。另一方面，新近的案例更能激發學生的興趣與參與性。教師有必要對每年的新聞傳播熱點話題進行梳理分析。

3 結語

雖然傳播學的知識體系具有偏理論性的特點，但傳播學卻是一門應用性很強的學科，因此，只有將理論抽象的知識轉化成學生的傳播實踐能力，傳播學課程的價值才真正得以體現。基于此，傳播學課程教學改革顯得尤為迫切。為此，教師應熟悉教材，以教學與科研的有機結合不斷推動課程改革，轉變傳統的教學模式，積極探索建構式教學模式，重視案例研究，鼓勵學生真正走進課堂，利用課程教學改革，解決目前獨立學院傳播學課程存在的問題，培養出社會所需要的人才。

新聞傳播學的意義范文第5篇

一

1998年夏，由戴元光、金冠軍作為召集人，邀請童兵、明安香、邵培仁、徐培汀、夏鼎銘等專家教授，集會于上海大學樂乎樓，擬定了從7個分支學科和學術角度對20世紀新聞與傳播學術進行歷史性研究與描述的計劃。其中包括理論新聞學、新聞史學史、應用新聞學、傳播學、宣傳與輿論學、公關與廣告、臺港澳新聞與傳播學等。到2001年10月，由戴元光、童兵、金冠軍主編，并作為新聞出版總署“十五”國家重點規劃圖書的《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由復旦大學出版社集中推出前5卷。分別為戴元光著《傳播學卷》，童兵、林涵著《理論新聞學卷》，徐培汀著《新聞史學史卷》，單波著《應用新聞學卷》，邵培仁、何揚鳴、張健康著《宣傳學與輿論學卷》。可以說，這既是對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的全面而綜合的學術大檢閱，又是在一種宏闊的理論視野觀照下的堅實的學術構建。

當時，作為《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系列專著，其整體的研究重點當然首先是在20世紀中國新聞傳播學的發展與建設上。可以說，這套專著是對整個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的一次總結。其中，不僅對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中的每一個重要現象和事實進行微觀透視，還特別對于整個20世紀新聞傳播學的研究狀況加以居高臨下的宏觀把握。如戴元光在《傳播學卷》第三章闡述道：“可以說，中國古代傳播思想不僅在中國文明史上，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占有光輝燦爛的一頁。但這種發展成就并沒有延續下來，明清已經開始衰敗，到近現代，中國的傳播思想和傳播事業的發展已經遠遠落后于西方，泱泱大國不得不引進西方的傳播觀念。雖從19世紀起，西方傳播思想開始傳入中國，但直到20世紀中葉，中國現代傳播思想仍未擺脫中國傳統文化的巨大慣性，一些現代傳播思想啟蒙者屢遭磨難。在20世紀的一些年代里，中國不僅拒絕現代傳播思想，甚至拒絕我們的先賢先哲們早在幾千年前就提出的傳播哲學觀。20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實行了舉世矚目的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中國的學者們才又開始新的跋涉。”這段文字概括了中國20世紀傳播學發展的最突出的特點，可以說對中國傳播學的整體歷史命運洞若觀火。

作為一套學術史專著，這套專著不僅有豐富的資料性的梳理和闡述，而且對各個時期的新聞傳播學成果進行了審視和評價。如對報刊自由主義理論，戴元光在《傳播學卷》中充分肯定了其歷史意義，同時又特別提出“報刊自由主義理論的兩個錯誤前提”，其一是“關于理性的假定”；其二是“關于契約國家的假定”。

本套專著的主題是“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而在具體的研究中，學者們又十分注意把眼光放在未來的一個世紀上，展望和預測下一個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發展和建設。童兵、林涵的《理論新聞學卷》其“結語”為“任重而道遠――又一個世紀之交”，直接提出了下個世紀新聞理論研究的一些重大課題；徐培汀的《新聞史學史卷》最后一章也是以《邁向21世紀的歷史新聞學研究》做結。戴元光的《傳播學卷》又把“21世紀中國傳播學研究”作為最后的一個專章來討論。中國化的傳播學體系的建設是21世紀的根本目標，而新世紀中國化傳播學體系的建設又必須牢牢扎根在20世紀乃至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中。《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應該說是為新世紀整個中國的新聞傳播學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學術基礎，尤其是對傳播學體系的真正的中國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學術基點。

二

也許正是由于著者對于中國傳播學發展有著清醒的宏觀把握以及其對未來建設的迫切性認識，所以，當此項研究工程完成之后，戴元光、金冠軍等學者又進一步把傳播學術史研究的眼光延伸到中華民族的全部思想發展史上。2005年，金冠軍、戴元光主編的《中國傳播思想史》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全書分為古代卷（上、下）和近代卷以及現當代卷，凡四冊，洋洋194萬余言。這是在《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出版之后的又一填補學術史空白之作。

作為傳播思想史的研究，與傳播活動和行為歷史的研究是有重大不同的。傳播史研究所“研究”的是傳播的具體活動和行為本身；而傳播思想史研究，所要研究的則是在傳播基本問題上，各個時代的思想家們是如何進行“研究”以及如何進行傳播的程序設計的。而所謂傳播基本問題，在著名的“拉斯韋爾公式”中基本體現了其全部內容，那就是：“誰（傳播者）─說什么（信息）─通過什么渠道（媒介）─對誰（接受者）─取得什么效果（效果）。”因而，對于歷代傳播思想的研究，也就是要尋找每一時代思想家和傳播大師們在這五個方面的不同思想與主張，從而進一步了解他們是如何影響了中國文化的發展，尤其是各個時代究竟是怎樣的一種傳播狀況和歷史走勢。

就中國數千年的歷史而言，我們古老的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夠生生不息，甚至歷經劫難而繁衍不斷，其中科學的傳播思想以及或快或慢不斷更新的傳播理念所起到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正如本書“主編絮語”中所說：在我國，關于傳播的理論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甚至更久遠的時代。雖然在古代專制主義的制約之下，我國傳播業比西方國家的發展要緩慢一些，但幾千年來，中國傳播業仍作為文明的重要角色，直接間接地影響著中國歷史的走向。盡管我國有幾千年的漫長歷史被籠罩在皇權統治之下，但傳播思想仍屢屢萌發。尤其是各個時代的傳播思想家啟蒙家更如群星璀璨，反映傳播思想的精神成果紛呈迭出。雖然也有些傳播理念和思想主張還是直接服務于當時的統治者甚至是專制主義文化精神的，但是，作為整體歷史進程中的具體環節，那些傳播主張仍然體現著一定的歷史精神。同樣為我們的傳播思想史研究提供著重要的文化資源。

顯然，中國傳播思想史的研究，是一項極其浩大的文化探索和學科建設工程。尤其是作為前所未有的第一部，金冠軍、戴元光主編的《中國傳播思想史》，不僅需要拓展本學科的學術空間，而且需要更高層次的文化把握與審視。如前所述，傳播是文化的生命，而作為傳播行為之主導乃至主宰的傳播思想，無疑也就主導或決定著文化發展的生命線。所以，關于傳播思想史的研究，歸根結底，也就是對于中華文化發展命脈的一次全面梳理和透視。因此，在本書中，傳播思想史的研究，并不僅僅是孤立地研究傳播問題上的某些具體主張，而總是將一定時代的傳播思想和那些代表性人物的傳播理念置放在一種大的文化背景中進行有機地考辨。

比如，孔子的“仁學”是儒家傳播思想的最具核心意義的觀念，書中也對“仁學”的方方面面進行傳播思想的解釋，其別強調：“按照孔子的解說，‘仁’的含義非常豐富，所有殷商、西周以來作為統治階層的道德觀念，大致都被包容在內。我們從孔子傳播思想分析，‘仁’貫穿于禮儀傳播的一切過程和形式，‘仁’包括著宗法傳播的孝道和忠義，也包攝著知識傳播的智和為人處世的六種表德。總之，‘仁’就是‘人’，就是傳播的主體和客體在傳播過程中的互感關系。”（余志鴻著：《中國傳播思想史》古代卷?上，第153～154頁）如此理解孔子的“仁學”，既從傳播思想的角度揭示了一個重大的“傳播的主體和客體在傳播過程中的互感關系”問題，又從整個歷史文化的角度看取了“仁”的歷史根源以及豐富的文化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