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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類型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健康教育；中英比較；傳播要素；內容分析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健康對于任何一個個體、民族甚至世界的意義之重毋庸置疑。而21世紀的今天，各國、各組織、個人對于擁有健康的渴望與需求也空前高漲。這種高漲已超出科技的層面，發展到教育乃至傳播的領域。治不如防，健康教育因其能通過信息傳播和行為干預幫助個人和群體掌握衛生保健知識，樹立健康觀念，使個人和群體自愿采納有助于健康行為和生話方式 ，從而被越來越多的關注。

從傳播角度，我們可以把健康教育看作是一種通過媒介傳播與健康相關的信息，以達到預防疾病、促進健康的過程和活動。作為健康教育最重要信息載體的健康教育學術期刊，同時肩負著健康教育研究與健康知識傳播的使命，其所刊載內容也最能集中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健康教育研究與健康教育傳播基本狀況和水平。“窺一斑而可見全豹”，為了探悉中英兩國健康教育研究發展的基本狀況；分析比較兩國健康教育不同的理念，不同的特點；發現我國健康教育研究的不足和局限，為進一步發展我國的健康教育提供有益的借鑒。我們特選擇了中英兩國這兩本具代表性的健康學術期刊，對中英兩國的健康教育進行比較研究。

一、研究方法

在充分考慮了全面性，權威性，專業性，普及性，類似性等眾多因素后，本研究選取了由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中國健康教育協會主辦的《中國健康教育》雜志（《Chinese Journal OfHealth Education》，ISSN:1002-9982，初刊1985年）和由Publisher: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Ltd.主辦的《Health Education》雜志（ISSN:0965-4283，初刊1992年，英國），從2002年-2006年（共5年）的所有刊期（《中國健康教育雜志共60期，《Health Education》雜志共30期）作為我們研究分析的樣本。

《中國健康教育》雜志以促進國內外健康教育、健康促進學術交流與發展，提高全民健康意識為宗旨。其渴望達到的效果是全面反映我國健康教育、健康促進科研成果，快速傳遞世界前沿信息，交流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和經驗 ；《Health Communication》雜志則以反映當代健康教育的最新理念，為健康教育工作者在理論和實踐上提供信息、實證、調查從而促進世界健康教育發展為目標。《中國健康教育》雜志與《Health Education》雜志作為中英兩國健康教育最重要的代表性期刊，其所刊載的論文、研究報告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兩國健康教育研究、健康教育的基本狀況和特性。

在研究方法上，我們從傳播學的角度以傳播的基本要素（除了Channel要素外，的Who-SayWhat-To Whom-What effects）為分析研究內容基本框架，以《中國健康教育》雜志和《HealthEducation》雜志上刊載的文章作為基本分析單位，對其進行分析研究。分析的主要具體內容有：從分析文章作者（即傳播者）以了解健康教育研究的學科、機構背景。從分析文章的主題和文體（即傳播內容），以了解健康教育研究所關注的重點研究范疇和不同研究方法被采用的情況。從分析文章所針對的群體、國家和地區（即目標受眾）以了解其所影響的主要對象人群和主要地域范圍。從分析文章篇幅長短的分布以了解健康教育研究所取得重點成果的影響領域等。

本研究使用Excel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由于中英兩國期刊發行周期、載文數量不同，故以百分比而非簡單發文篇數作為比較分析的依據。本研究的信度檢驗是采用同一編碼員，在不同的時間，對這兩本雜志文章的“作者”和“內容”的分類（共818項）分別進行兩次獨立的編碼，其結果得知研究者本身的信度達0.969，具有較高的可信度。

二、研究的結果

（一）對傳播者（作者）的研究

本研究對于作者單位進行宏觀上的劃分，主要是以在學科內的不同職責作為標準。其中：醫院指的是各類醫院，從社區至三級醫院，不含其余醫療體系機構；機構指的是各類醫療衛生機構，包括疾病控制中心、國家或民間的與公共衛生相關的機構、組織，除學校外的研究科研機構等，側重學科角度而非政治屬性；學校是指包括各大高校及其下屬科研附屬機構，中小學以及各類幼兒啟蒙學校；政府則是指狹義的政府概念，國家各地區人民政府以及其直系醫療衛生管理體系，如衛生局，不包括衛生局之下的科研、控制體系（如疾病控制中心）；期刊人員是指在期刊內部人員，包括編輯、記者、特聘專家等。

應當明確，“作者單位”分析，并不能完全精確地反映作者的具體工作性質，或工作結果。但作為“信源”依然可以透過其工作單位性質，分析有關健康教育研究是偏向理論或應用的傾向，分析健康教育研究投入的主導力量及其來源，并從中英兩國的比較分析中看到雙方的差異。經統計中英兩國的這兩本健康教育雜志文章來源（作者單位）分布情況如下：

從以上近五年來的論文來源（作者單位）分析可見：

1．《中國健康教育》雜志的“信源”統計分析可見，目前我國健康教育研究主要還是由負責普及醫療 知識，推動健康傳播的社會疾病控制機構（占40.4%）和醫院（占21.1%）為主導。作為學科研究、基礎研究為主的學校（17%）雖居第三位，但其數量還不到第一位“疾控機構”的一半。

2．從《Health Education》雜志的“信源”分析可見，英國情況則是相反，疾控機構發表的論文數不到學校的一半，其呈現的是以學校占絕對主導地位，疾病控制機構為輔助的健康教育研究、傳播的基本格局。

3．《Health Education》雜志的作者是由多個不同單位機構研究人員組合的情況約占全部論文數的四分之一，明顯地高出了《中國健康教育》雜志14.5%。這顯示了英國各健康教育研究機構的合作交流，各研究領域間的交叉互動比中國來得更為頻繁和緊密。

（二）對傳播內容（主題與方法）的研究

健康教育研究課題選擇，一方面可反映出社會普遍存在問題，以及解決這些問題的需要，并從中可窺見一個社會的價值取向；另一方面也可反映一個社會健康事業及健康教育發展的狀況和發展的水平。

對傳播內容（主題）進行研究的第一步驟就是對文章主題類型的劃分。本研究主要參照兩本雜志的欄目編排，以及文章自述的關鍵詞所反映的主要內容的類別來劃分。主要有：健康教育理論、健康傳播研究、艾滋病與性病健康教育、藥毒煙酒禁控教育、公衛突發事件教育、疾病控制健康教育、醫院健康教育、學校健康教育、農村等不發達地區健康教育、社區健康教育、婦幼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性與生殖健康教育、藝術健康教育、生活健康教育、職業健康教育以及健康知識和簡訊（此類屬于摘要、簡介，不同于論文研究報告，內容上是綜合性的，此處單列一類，本研究沒有對其進行分析，可另行研究）等十七個主題類別。經統計其結果見表2：

1．《Health Education》雜志論文主題的研究分析結果

從以上統計顯示，除了健康知識和簡訊之外，《Health Education》雜志超平均值論文主題有：學校健康教育（14.804%）、生活健康教育（12.93%）、藥毒煙酒禁控教育（11.420%）、心理健康教育（8.364%）、健康傳播研究（8.208%）、健康教育理論（7.924%）。從以上文章主題分布顯示西方健康教育研究所關注問題的順序是：

首先最關注的問題是學校教育問題，即青少年的健康教育問題，以及對提升生活質量有關飲食、鍛煉等生活健康教育問題，與身體健康、生命安全直接相關的藥（毒）品、煙、酒等有害食品藥品禁控健康教育問題。

其次比較關注的問題是理論、傳播等支撐健康教育發展，影響健康教育社會效果的問題，以及西方社會傳統關注的心理健康教育課題。

2．《中國健康教育》雜志論文主題的研究分析結果

從《中國健康教育》雜志超平均值主題分布情況分析可見（除“健康知識/簡訊”外）我國健康教育研究所關注問題的順序是：

首先，最關注的問題是醫院健康教育（12.108%）、艾滋病與性病健康教育（10.468%）、心理健康教育（9.684%）等問題。這三類基本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最突出的健康教育的新問題，它反映了我國社會正面臨著醫患關系緊張，醫療機構不能滿足、適應社會發展需要，艾滋病、性病蔓延、心理疾病增多等日益嚴峻社會健康局勢。

其次，比較關注的是：學校健康教育（7.494%）、疾病控制健康教育（7.452%）、社區健康教育（6.764%）、健康教育理論（6.174%）。這四者向我們勾畫出我國正在從理論研究、學校、社區、社會疾控機構等方面，全方位地努力構建一個系統、完善的社會健康教育體系的基礎架構。

第三，從2002年到2006年的統計分析中，我們還可見：我國在“性與生殖健康教育”問題（1.33%、1.91%、2.40%、3.03%、3.07%）和“艾滋病與性病健康教育”（7.10%、7.45%、10.79%、11.36%、15.64%）問題研究論文數量，在過去五年里呈現比較明顯的穩定增長的趨勢。

3．兩國雜志論文主題分布情況的比較分析

除上面分析的兩國研究呈現的基本特點不同之外，我們發現中英兩國健康教育及其研究的主要異同點還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比較兩國雜志論文的主題分布情況可見，“心理健康教育”、“健康教育理論”和“學校健康教育”這三類主題的百分比都在平均值上，而且“心理健康教育”、“健康教育理論”這兩類所占的百分比還很接近。可以說它們是《中國健康教育》雜志和《HealthEducation》雜志共同關注的三大研究主題。

（2）從數量在本國的排位看，“學校健康教育”在英國雜志上以特別高比例，排第一位；而在我國雜志上雖也比較被重視，但只排在量的第四位，幾乎處于與第五位并列水平。從占本國論文的比例看，英國（14.804%）高出我國（7.494%）一倍，極其顯著高于我國發表此類論文的比例。可見，英國是把青少年健康教育研究作為第一位的，最重要戰略性的主攻方向來看待，兩國對此研究課題的重視程度不是在同一級別上。我國健康教育重點在醫院（12.108%），即對已經有健康問題人群的教育，而英國重點在學校，重點是從青少年抓起。

（3）英國不僅在理論研究文章所占比我國高出1.8%，而且在“健康傳播研究”方面所占比例高達8.2%，表現出對健康科學理論、知識傳播及其傳播效果的研究的高度重視。而在這方面，我國健康傳播研究所占比例還不及英國的二分之一，而且明顯低于17類主題的平均水平（6.9%）達2個百分點。對健康教育傳播研究重視的不同程度是兩國健康教育研究的另一明顯差異。

（4）在“生活健康教育”即對日常生活保健，如飲食、鍛煉等方面研究，英國雜志量顯著高出我國雜志9.8%，是我國雜志量4倍。如果再考慮在“藝術健康教育”、“性/生殖健康教育”等關系個人生活品質的健康教育研究上的差異，這不僅說明，我們對“生活健康教育研究”重視程度不如西方發達國家，同時也反映出兩國的社會發達程度、生活健康教育發展水平上的差距。

（5）比較兩國雜志論文的主題分布狀況，我們發現《Health Education》雜志對“藥毒煙酒禁控教育”（11.420%）與《中國健康教育》雜志對“艾滋/性病健康教育”（10.468%）高度重視也是很有趣的現象。它既反映出兩國衛生健康教育的不同需要，又反映出兩國發展研究處在不同階段，中國目前只還處于把重點放在最需要教育的關鍵、高危、特殊群體，而英國已經進入把更多資源放到更廣泛的有不良嗜好的社會公眾群體的階段。

（6）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研究，近五年來，《Health Education》幾乎是空白。在西方，危機管理研究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已經比較成熟，目前對于西方學術界已經不是新鮮課題，近年又沒有突破性研究出現，因此也就沒有引發關注成為新的研究熱點。而在《中國健康教育》雜志從02年到04年形成研究熱點，一度量達11.13%。04年后逐年回復低位。這現象反映了我國學術界對近年來中國社會不斷出現的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的快速、高調回應，以及重新回歸正常、理性、深入研究的過程。

4．對于兩本雜志論文的研究方法的比較分析

我們采用《Health Education》雜志的標準，按照西方傳統分類方法，把論文分為6種類型：案例研究（Case Study）注重對于個體和集團具體個案的討論而非宏觀理論的研究分析 ；調查研究（Research Paper）指的是基于調查基礎上對于事實的陳述 ；技術論文（TechnicalPaper）包含創新性技術（產品、設計）論文、新技術應用性論文、試驗性論文 ；概念論文（Conceptual Paper）是全面介紹一種理念和概念 。觀點（Viewpoint）指對于某一議題提出個人觀點和見解但缺乏實驗或調查的支持；綜述和著作回顧（General Review/ LiteratureReview）是對于一個特殊議題當今理論知識的批評性回顧 。其中案例研究、調查研究、技術論文是屬調查法、實驗法進行研究類。經統計，其結構如下：

從五年統計分析可見，中英在研究方法上差異較大在于：

（1）對各具體類型論文統計結果的比較分析可見，案例研究類型論文《Health Education》雜志顯著高出《中國健康教育》雜志7.8% ；闡發觀點見解類型論文《中國健康教育》雜志顯著高出《Health Education》雜志8.4%。這顯示了兩刊對研究論文類型的不同傾向和偏好，同時也反映了西方學者偏愛個案研究，中國學者長于觀點闡發的研究傾向特點。

（2）進一步分析，運用實證研究（包括案例分析和調查研究）方法的論文《Health Education》雜志（79.4%）高出《中國健康教育》雜志（75.5%）3.9%；運用邏輯推理研究（包括概念與觀點）方法的論文《中國健康教育》雜志（14.5%）明顯高出《Health Education》雜志（9.1）5.4%。

（3）2002到2006年的各類論文統計資料顯示，《Health Education》雜志各類論文比例比較穩定，顯示其比較成熟的狀態；而《中國健康教育》雜志的實證研究類論文的數量有顯著的提升，各類論文比例關系也呈現出向國際學術刊物的標準發展的傾向。

（三）對健康傳播對象（受眾）的研究

本研究主要探討的是期刊文章主題所指應的受眾類別，而并非僅為文章所關注的對象類別。

14鑒于傳播之互為性，期刊的受眾之受眾往往恰為文章的關注對象，如醫務工作者對應病患，學校工作者對應學生。前者研究對于傳播學更具探討意義。

因此，本次研究我們將受眾分為14類：政府人員（通過直接政策引導健康教育者）、落后區域群體負責人（在落后地區如農村、少數民族、邊遠區域和弱勢群體中進行健康教育者，包括該地區負責人以及政策執行者）、社區健康教育者（包括社區負責人以及一些政府執行者）、家庭成員、學校教育工作者、傳播人員、醫務工作者、病患（包括吸毒人員）、行業人員（指在02-06 % 02-06 %某行業內進行自我或他人健康教育者）、男性、女性、兒童和青少年（側重生理年齡而非社會身0.00 0.964份）、老（中）年人等特殊人群也給予分類統計。統計分析結果見表4：

文章的主題與類型直接決定文章的受眾。而鑒于期刊的主題為健康教育，故當傳播者（期刊和作者）通過撰寫發表文章從而自然圈定受眾時，他們選擇的是肩負起進行健康教育的下一個執行者。對于受眾的分析，不僅可以看出健康教育在英國和中國的執行者，也可以比較兩本期刊的不同理念。

1．除了大眾等無特定對象受眾外，《中國健康教育》雜志論文針對的學校工作者、醫務工作者和社區工作者占據前三位。這三類受眾是以地點的概念被劃分，醫務工作者在醫院對患者進行健康教育，學校工作者在學校對學生進行健康教育，以及社區肩負在日常生活的健康教育職責，形成一個完整的地域領域體系。

2．《Health Education》雜志，受眾的前三位有：學校工作者、兒童青少年和傳播人員。與《中國健康教育》比較，學校工作者雖都排在第一位，但所占比例相差有12個百分點，英國雜志1顯著高于中國雜志。兒童青少年和傳播人員兩項不僅相差顯著，而且在《中國健康教育》雜志中的排名都在最后幾位。

3．從以上統計數據分析我們還可見，由這兩個大眾傳播媒介的影響，可能進一步引發、推2動的二級傳播（人際傳播的信息擴散）《中國健康教育》雜志主要是學校教育工作者、醫務工作Health Education

者和社區工作者；其次是落后地區負責人和行業健康工作者等。借助的主要是廣泛分布在社會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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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的公共衛生專業人員。而《Health Education》雜志主要是學校教育工作者（包含兒童青少年3教育工作者）和專業傳播人員，可見，最主要的還是借助職業的傳播（或教育傳播）工作者。

（四）傳播效果研究：雜志內容所反映的影響范圍與較大影響的領域

這里說的傳播效果研究，并不是指一般的直接對受眾所進行的傳播效果評估活動，而是從內容分析角度，對文章研究所關注的國家、地區的“集中”情況，來了解兩國健康教育產生較大影響的范圍；從文章編幅的“長度”集中的類別所反映出的兩國健康教育重點研究成果的類別來，進行研究的。

1．本研究中所謂的“文章所關注的國家和區域”，指的是文章所反映的開展調查研究的國家或地區，或是研究對象所在的特殊地點的國家或地區。對此，我們主要從國內和國外，發達地區和發展地區（指發展中和不發達地區）四個類別進行統計分析討論，同時，也對在兩國以上或兩類地域同時進行的研究，以及沒有具體表明國家、地區的研究給予統計。其統計結果如下：

（1）在對國內與國外問題研究的分布上，《Health Education》雜志的文章，國外研究論文超過了半數；而《中國健康教育》雜志研究國外問題論文的比例卻只有1%左右。可見《Health Education》雜志不僅在國際化程度高于《中國健康教育》雜志，而且可以看出其國際影響力顯著大于《中國健康教育》雜志。而《中國健康教育》雜志論文顯示，其研究直接惠及范圍，以及研究的影響力基本上還局限于本國范圍。從研究成果影響范圍可看，研究成果直接對某國家、地區的公共衛生健康教育狀況產生的影響，或是通過對某國家、地區公共衛生健康教育研究的影響再間接對某國家、地區的公共衛生健康教育產生的影響，《Health Education》雜志顯著大于《中國健康教育》雜志。

（2）在對發達與發展中地區研究的分布上，《中國健康教育》雜志研究“發展中和不發達地區”的論文顯著高于《Health Education》雜志35%。即使考慮到中英兩國處于發達與發展中國家的差別，也仍然可見其研究投入，研究成果所影響、惠及在“發達”與“發展中”國家、地區之間的懸殊差距。

2．本研究所謂的“重點成果”，指的是從雜志編排篇幅大小統計結果所反映出來的編者對各篇文章重要性的判斷。一般而言，重要文章編輯會給予更多編幅，編幅者可推論為重要性高，是編輯角度要重點傳播推廣的研究成果，也是雜志編者預期本國研究能產生較大影響的領域。為此，我們將每篇文章所占頁數進行統計，并求取平均值，找出大等于平均數的文章，并對所占篇數最多的前三位主題進行統計，然后從雜志研究的“重點成果”推論，研究產生影響較大的領域。

對于文章長度進行分析：《中國健康教育》雜志5年來的重要長篇學術文章主題相對集中于醫院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艾滋健康教育和學校健康教育等四個研究領域，反映出該雜志在各主要研究領域的影響是有所側重，是不全面，不平衡的；而《Health Education%》雜志5年來的長篇重點文章主題類別則有10個主題，幾乎涵蓋了所有研究分類。《Health Education》雜志長篇重點文章反映出英國的研究在各類別健康教育研究領域影響效果是較全面、平衡的。統計結果見下：

三、結論與建議

通過以上我們對兩本期刊近五年來所刊載論文的分析、比較研究，可以得出一下幾點結論：

（一）從中英兩國健康教育研究論文來源差異的基本格局看，健康教育在英國這樣的發達國家其學科意義已經遠大于實踐操作的層面，而我國健康教育還只是處于普及醫療知識的階段，從基礎理論研究的學校尚未成為研究的主體，也可見其學科研究力量較弱。從各研究機構交叉合作研究的疏密也可見英國的健康教育學科研究要比中國成熟。

（二）從文章主題分布顯示，英國健康教育研究關注問題的基本特點：一是生理與心理研究并重。二是反映西方健康教育研究注重健康學科基礎理論建設，注重社會傳播效果，注重青少年教育的基本發展策略。同時，這一主題分布也反映了藥（毒）品、煙、酒等有害食品藥品和心理健康這兩個長期困擾西方的社會健康問題依舊是目前西方社會健康教育面臨最大的，急切需要解決的課題。

（三）從文章主題分布顯示，我國健康教育研究關注問題的基本特點：一是正忙于解決改革開放帶來的新出現的社會熱點問題；二是正在努力建構社會健康教育體系的基礎架構。這兩個特點同時告訴我們，我國的健康教育研究正處于初創的，起步的發展階段。

（四）比較兩國從文章主題分布顯示：“心理健康教育”、“健康教育理論”和“學校健康教育”是中英兩國所共同關注的健康教育的三大研究主題。我國健康教育重點在醫院，即對已經有健康問題人群的教育，而英國重點在學校，重點是從青少年抓起。中國目前只還處于把重點放在最需要教育的關鍵、高危、特殊群體，而英國已經進入把更多資源放到更廣泛的有不良生活嗜好的社會公眾群體的階段。而我國對生活健康教育、性與生殖健康教育、藝術健康教育等研究重視程度較低等，都反映了兩國在健康教育發展水平上的差距，同時也反映出兩國的社會發展上的差距。

（五）論文所采用研究方法類型的統計分析可見，近五年來，盡管中國健康教育研究采用實證方法的數量大幅上升，但總體上西方學者采用實證研究方法的數量仍然高于中國學者。研究也發現英國學者有偏愛個案研究，中國學者有偏向觀點闡發的研究方法傾向。

（六）從文章主題分析可見，中英兩國對健康教育傳播研究重視程度的顯著差異，我國對健康教育傳播研究重視不夠，應引起學界重視。從這兩刊論文研究的直接對象和可能間接引發、推動的二級傳播對象看，《中國健康教育》雜志主要關注的是廣泛分布在社會各領域的公共衛生專業人員，而《Health Education》雜志最主要的還是借助職業的傳播（教育或教育傳播）工作者。

（七）從研究成果影響的地區和領域看，《中國健康教育》雜志研究影響基本上只在本國之內，高度關注發展中和欠發展地區問題研究；研究成果傳播介紹重點放在醫院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艾滋健康教育和學校健康教育等四個研究領域；而《Health Education》雜志兼顧國內、國際研究的平衡，國際化程度很高，對各個健康教育研究領域的研究成果傳播介紹的重視程度是較平衡的，但對發展與欠發展地區研究明顯重視不夠。

通過比較兩國目前健康教育研究狀況，讓人們比較清楚地看到我國未來健康教育研究發展的方向。依據以上的分析總結，對于改進、發展我國的健康教育研究工作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在基本滿足目前我國社會急需的醫院、疾控機構、職業健康等健康教育研究之后，要逐步轉向更為基礎的、更具有前瞻性的，關系到健康教育學科基本問題的研究上來。要重視學校健康教育，注重從青少年抓起，抓健康教育的源頭。從長遠看，這是投入最少，最有效的研究發展策略，它能使我們的健康教育研究發揮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傳播是健康教育非常重要環節，是保證研究成果有效擴散、傳播不可忽視的關鍵件環節。今后，我國應重視健康教育傳播問題研究，重視專業健康教育傳播隊伍建設，擴大專業健康教育傳播隊伍，發揮專業健康教育傳播人才的作用，較快提升我國健康教育研究成果的傳播擴散，普及轉化能力。

（三）加強我國健康教育研究的多學科、專門部門協作。如需要加強醫學、教育學、傳播等、社會學等多學科合作，需要提倡、引導大學、研究所研究部門與醫院、疾病防控中心等實踐部門的協作，這是今后較快提高我國健康教育研究水平的重要途徑。

（四）要具有國際化的視野，參與國際問題研究。強調健康教育要適應中國國情，形成中國特色固然重要，也應該提倡，但不要忽視國際研究的跟蹤，參與國際問題的研究，這是學習、借鑒國外研究先進經驗，較快提升我國健康教育研究水平的最有效渠道。

參考文獻：

[1] 黃敬亨 健康教育學[M].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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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類型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 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語言藝術性 學科借鑒

中圖分類號：G4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400/ki.kjdkz.2016.01.039

On the subject Refere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rtistic Language

XU Liying

（Liaoning University of Culture and Arts Workers， Shenyang， Liaoning 110180）

Abstract Research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need to learn the language and absorb the outstanding artistic achievements of other disciplines. This article draws on communication， pragmatic theory of knowledge， rhetoric， broadcasting science and many other subjects a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anguage learn discipline artistic studi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improve and enhance the artistic language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role.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rtistic language; subject reference

馬克思說：“我們的世界是普遍聯系的世界”，因此，任何學科都不可能是孤立地存在，它一定會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同其他學科有著密切的聯系;它的發展完善，也一定會以這樣或那樣的方法來對其他學科的優秀研究成果作以借鑒和吸收。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如此，思想政治教育語言藝術性的研究更是如此。具有藝術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語言，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借助語言這一載體，根據受教育者的特征和教育場合的特點，在語句合乎邏輯、語法規范、修辭妥帖的基礎上，能夠以完美的手段和技巧、獨特的方式和內容使理論的表述具有審美性、感染力、獨創性和表現力，從而使受教育者與之產生情感共鳴和良性互動，以達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因此，要想使思想政治教育語言真正實現上述的藝術效果，我們就應該借鑒傳播學中的受眾理論、語用學中的語境理論、修辭學中的修辭格以及播音學中的語言表達技巧。

1 傳播學中的受眾理論

傳播學是以人的社會交往過程為基本研究對象。在整個傳播過程中，受眾是信息傳播的“目的地”，同時受眾又是傳播效果的“顯示器”。受眾，就是信息接受者或傳播對象。在傳播過程中，受眾可以是一個人，也可以是眾多人。受眾作為傳播過程兩級中的一級，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受眾既是信息的消費者，又是傳播符號的“譯碼者”，更是傳播活動的參與者。受眾不僅僅是被動的接受信息，有時受眾也將直接參與到傳播活動過程中。

關于受眾，學者們將其歸納為：個人差異論、社會類型論、社會關系論、滿足需求論、社會參與論五種。個人差異論認為受眾成員心理或認識結構上的個人差異，是影響他們對媒介的注意力以及對媒介所討論的問題和事物所采取的行為的關鍵因素。①這種觀點認為：傳播者在進行傳播前應該考慮受眾個體的性格、愛好、興趣、態度、信仰、價值觀等因素，選擇與之相適應的信息進行傳播。社會類型論認為，受眾會根據性別、年齡、民族、職業、文化程度等方面的相同或相近性，而形成不同類型的受眾群體。社會關系論認為，受傳者都有自己特定的生活圈，受眾在接受信息時會受到生活圈中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和約束。滿足需求論，也叫“使用與滿足論”，認為：受眾是能動的媒介使用者，受眾不再被動接受，而是主動地選擇自己所喜歡和所需要的媒介內容和信息。社會參與論認為，大眾傳播媒介應是公眾的講壇，而不是少數人的傳聲筒。公民及其團體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信息的傳播者。信息的傳播還要考慮受眾的接受需要、接受動機、心理傾向等因素，以保證傳播的實效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以語言這樣的傳播方式來完成同受教育者的溝通與交流，實現思想政治教育的傳播與宣傳。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就猶如傳播活動的兩級，好比傳者與受眾的關系，因此，借鑒傳播學中的受眾理論研究，對于更好地了解思想政治教育中受教育者的需求和接受特點，實現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傳播不無裨益。

2 語用學中的語境理論

語用學是語言學的一個新興領域，迄今不過幾十年的發展歷史。關于語用學的定義，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也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差異，但歸根結底，語用學是一門研究如何理解語言、如何使用語言、如何使語言合適、得體的學問。它從說話者和聽話者的角度，把人們使用語言的行為看作受各種社會規約制約的行為，研究特定語境中的特定話語，著重說明語境可能影響話語解釋的各個方面，從而建立語用規則。②

語境和言語行為，是語用學中兩個重要的概念。語境，簡而言之，就是言語理解和表達的環境。語境這個概念，是由馬林諾夫斯基在1923年提出來的，他將語境分為兩類：一是“情景語境”（context of culture），指言語行為發生時的具體情況。二是“文化語境”（context of culture），指說話者生活于其中的社會文化。費斯將馬林諾夫斯基的“情境語境”這個術語規定了以下范疇：參與者的有關特征;有關的事物，非語言性、非人格性事件以及言語行為的效果。語境的功能體現在對意義的表達和理解所產生的影響。語境的功能也并非獨立發揮作用，它是參與、協助話語的表達和理解過程。從說話人角度看，語境的作用表現為：根據交際目的，確定說話的大體內容;根據交際場合，確定說話方式;根據交際條件，確定交際渠道。從聽話人的角度看，語境的功能包括確定指稱對象，消除歧義，充實語義。③

思想政治教育語言，是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說話者和聽話者之間交流和溝通的橋梁，如何使橋梁更好地發揮作用，我們應該借鑒語用學中的語境理論，充分考慮到“情境語境”和“文化語境”兩種不同語境形式，根據說話人和聽話人的主客觀因素選擇合適的表達方式、表達手段和表達內容，盡可能使聽話人確定指稱、消除交流中的歧義、充實語言表達的語義。

3 修辭學中的修辭格

修辭學大概起源于公元前500年前后，是一門古老的學科，中西方對修辭學的研究路徑不同，特點各異。在西方，由于古希臘人建立起來的民主制度，為各種形式的演講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公民聚會、禮儀場合以及法庭辯論等，都需要進行口頭陳述和爭辯，言辭應用的效果直接決定著事物的成敗。④因此，人們開始了對話語論辯術的關注和研究。在西方對修辭學有系統性研究的當數亞里士多德，其專著《修辭學》和《詩學》都是代表性的學術作品，對后來修辭學的發展影響深遠。

辭格，是修辭學的主要內容，又稱“修辭格”，或“修辭手法”，是語言重要的表現手段。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傳統的修辭學，都以辭格的研究為終級情懷。自古以來，學者們對辭格的定義各不相同。但通俗來講，辭格就是人們為了提高語言表達的生動性，提高語言表達的效果而對語言的一種特殊的運用。現代漢語中已被人們認知并定義的修辭方法共有63大類，78小類，我們常見的修辭格有：比喻、比擬、對比、夸張、借代、設問、反語、排比、對偶、頂真、拈連、雙關、移覺、通感等等。辭格是使語言藝術化的重要手段，它不僅要使語言表達通順、準確，而且要使語言形象生動、音韻和諧、節奏強烈、愛憎分明、內容深刻、富有藝術價值和審美價值。⑤提高語言的形象性、感染力最好的方法就是充分運用修辭方法。好的修辭手法將賦予語言信息和美感雙重價值;好的修辭手法能夠恰到好處地跨過邏輯的局限，讓思維在語言的天空自由翱翔;好的修辭手法可以突破舊的語言表達方式，創造出新的語言組合形式。

學習并掌握修辭學中的修辭手法，并將其靈活恰當地運用于思想政治教育語言表達的過程中，這將會使思想政治教育語言更加新穎、靈活、富有個性，充滿感染力和吸引力，因此必然會調動起受眾的學習欲望和興趣，從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4 播音學中的語言表達技巧

播音學是以播音創作為研究對象，研究播音創作發生發展的規律。播音學，是一門獨立的新興學科，它是在實踐中發展起來的，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它有自身的矛盾運動規律和自己的質的規定性，不能被某一學科所代替。播音最重要的載體是語言，廣播電視播音中主持人優美動聽的語言，讓人們喜歡聽、愿意聽，甚至產生情感的共鳴，這與主持人的語言表達技巧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語言在表達過程中，學習和借鑒播音學中的語言表達技巧，更能夠有效地解決思想政治教育語言藝術性所要求的吐字清晰，聲音洪亮;富有節奏，聲情并茂;體姿相助，通俗易懂的問題。

有聲語言和副語言是播音創作的手段，也是播音創作活動的重要環節。有聲語言是由發聲和表達兩大要素構成。發聲要素包括：氣息控制、口腔控制和吐字歸音。氣息是發音的動力，聲音的輕重緩急、抑揚頓挫的變化都與氣息關系密切。用胸腹聯合呼吸的氣息方式，給說話者較穩健的語言狀態提供保障，避免發生情感激昂時“讀破音”的現象。有利于豐富情感表達時的不同需要，同時對說話者的嗓音起到保護的作用。口腔既是有聲語言的構字器官，又是語言用聲最重要的共鳴器官，很好地控制口腔狀態，可以為說話發音提供一個良好的語音制造場和良好的共鳴環境。吐字歸音，關系到字音的清晰、響亮、完整，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語言風格。平時有些人“口齒不清”、“吐字含混”、“吃字”等現象，都是因為吐字歸音存在問題。有聲語言的表達要素包括內部技巧和外部技巧。外部技巧有：停連、重音、語氣、節奏。外部技巧的運用可以使語言表達得清晰準確，生動具體，情感豐富語流富于生命活力，富于動態美感。內部技巧有：情景再現、內在語及對象感。情境再現，是創作主體的二度創作過程，能夠激發表達者的內心真實感受，調動表達者的豐富情感，是對內容從理解到表達的橋梁。

除了有聲語言之外，在語言表達過程中，人們的表情、眼神、體態、服飾等副語言，也都傳遞著信息，表達著情感。“副語言”或“無聲語言”，在傳播學中也被稱作“非語言符號”。它是指語言以外，可以通過視覺、聽覺、觸覺、嗅覺感受到的姿態、笑貌、顏色、氣味以及其他所有傳播符號的總稱。副語言大多是以其輔助、伴隨功能與有聲語言表達一起來傳遞信息的，對有聲語言表達具有補充、強調、調節的作用。比如用微笑表示親切感，用緊鎖的眉頭表示憤怒，用大幅度的手勢表達詼諧幽默等。副語言的運用增強了語言表達的形象性、可感性，能夠吸引受眾的注意力，增強傳播的效果。運用好副語言，對有聲語言的表達能夠起到強化、豐富、修正和補充的作用;運用得不好，則會弱化或干擾信息的傳遞。

借鑒受眾理論、語境理論、修辭方法和語言表達技巧，了解受教育者的心理和需求，把握教育的語境和特點，運用豐富多彩的修辭方法，掌握有聲語言和副語言的表達技巧，這將有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語言表達能力，增強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語言感染力，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語言的藝術性。

注釋

① 邵培仁.傳播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204.

② 戚雨村.現代語言學的特點和發展趨勢[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7：147.

③ 何自然，陳新仁.當代語用學[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4：119-120.

④ 崔應賢.修辭學講義[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1.

⑤ 曹艷偉.政治語篇中的辭格研究[D].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13.

參考文獻

社會類型論文范文第3篇

《中國哲學史》雜志主要刊登中國哲學最新研究成果，它順應時展的要求，與中國哲學一起共同成長發展，見證了中國哲學由偏重儒學研究轉向密切關注多種哲學派別、現實社會領域、中西文化交流等的發展態勢。中國哲學發展既受外在社會條件的影響又有其內在自身演化的獨特邏輯進程。

一、大力發展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

《中國哲學史》雜志中最為穩定且刊發比率較大的就是對儒家哲學和道家哲學等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

首先，儒家哲學仍占主流。從儒道兩家的橫向比較中可知處在世紀之交的儒學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儒學是中華民族的主流意識形態和文化基石，經過長達2000多年的積淀與傳播，已深深根植于每個中國人的血液中。儒家所提倡的“仁政”、“民本”等思想及注重道德修養的主張更是當今時展的迫切需要，特別是我國提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更是很好的繼承和發展了以儒學為核心的傳統文化。所以，步入新世紀儒學思想仍然保持著一貫性的優勢發展。

其次，道家地位逐漸上升。2000年，《中國哲學史》上討論道家道教的文章16篇，而同期關于儒學的論文28篇，打破了儒家一手遮天下的局面，二者差值為12篇，2001年差值縮小為5篇，2006年的差值為8篇，2007年差值為7篇，總的來說儒道兩家平穩的保持著較小的差距。當前，自然資源對經濟發展的意義日益凸顯，若想實現經濟的良性循環必須實行可持續發展戰略，而道家著力倡導的“天人合一”觀，就是人與自然和諧發展觀，是科學發展觀的應有之義；傳統道家思想對現代科學思想具有重要的啟發性，當代新道家又與新科學有著深刻的聯系。[2]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今天，于道家思想中尋求寶貴的思想資源成為現實的選擇。

再次，大量高價值的出土文獻的研究也引發了新的傳統文化研究熱潮。《中國哲學史》大量刊登了郭店竹簡和上博楚簡的最新研究成果。2001年02期有3篇論文進行了針對郭店竹簡的學術爭鳴，2001年03期幾乎用了整個版面來安排“出土文獻與中國哲學思想史專輯”，共17篇文章涉及出土文獻研究，而且研究內容不再以單一的儒家學說為主，而是關涉“五行、道家、宗教、儒家”等諸多內容，并且就研究出土簡帛文獻的方法論進行了思考、總結。大量出土文獻的研究拓展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視野，加大了對先秦諸子的研究力度，特別是為早期儒家研究開辟了新的境地。

無論道家還是儒家哲學研究都在不斷創新，屏棄不合時宜的封建社會的思想糟粕，更加關注現實，不斷地吐故納新來完善與提高自身，不斷探索新的問題，老問題也有了新思路。

二、中國現代哲學和現實問題研究得到長足發展

2000年“經濟全球化與中華文化走向”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北京舉行，這次會議加強了中國哲學與現實經濟社會的密切聯系，《中國哲學史》雜志進行了報道，并加大了傳統哲學與現實相結合的研究力度，而且這一重要角度也成為期刊導向之一。

（一）現代哲學研究逐漸呈上升趨勢。中國現代哲學研究從“五四”一直延伸至今，有著非常強的現實感。2000年以來中國哲學的研究領域不斷拓展，呈多專題發展，人們將目光鎖定于對現代哲學的反思上，這一類型論文的刊文數量在2007年達到近7年以來的新高。時代的發展要求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不斷創新現代哲學。馮友蘭、張岱年等現代哲學巨匠的思想精華既是對傳統哲學的創新和發展，又為我們確立新的思想體系指引了正確方向，是溝通傳統哲學與現時代的橋梁。為了適應國內外客觀現實的變化《中國哲學史》對中國哲學進行了現代性探索，開始注重哲學研究方法的探討，不斷創新適應當代社會發展的新的哲學概念、觀點和原理，數量由2000年的3篇上升到2007年的9篇，增長了近3倍。（二）中國哲學與現實聯系增強，正在逐步構筑新的哲學體系。中國哲學與現實的聯系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2006年探討儒學與和諧社會建構、環境保護及生態平衡關系方面的文章達到6篇。經濟社會飛速發展為中國哲學與現實的密切結合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另外，儒學為了適應新的社會歷史發展狀況，也在不斷地進行內部思想資源的整合及與外部社會思潮的融合，不斷創新思想形態與理論內容。儒家所倡導的以“仁”為核心的和諧思想對和平與發展這一時代主題有著重要的價值和意義。2000年04期發表了湯一介的《孔子思想與“全球倫理”問題》，認為孔子時代存在著嚴重的“道德危機”，如今的人類社會面臨著更多、更復雜的文化道德問題。孔子思想能夠為建立“全球倫理”提供極其重要的資源，成為不同國家和民族能夠共同接受的倫理準則。[3]《中國哲學史》期刊也更多的關注儒學與生態問題。儒學對宇宙和人生關注較多，深入探討了人與生命、人與自然的關系，可成為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實踐的指導思想。當前，時代對中國哲學提出了新的挑戰，面對新的現實它需要其進一步反思和創新，2007年討論社會現實問題的文章有所下降，可能是新的哲學思想正在醞釀。

三、邁向中西交融---中國哲學的國際化

自2000年起中西哲學交流一直保持著明顯的遞增趨勢。進入新世紀，中國哲學全球性發展意識增強，拓展了國際視野。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的對話、溝通和交流日趨加強。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文化思想也伴隨著經濟全球化而開始了國際化的進程，中國哲學要應對這一新的趨勢，并將自己的研究成果積極推向世界。中西哲學交流內容涉及倫理、環境保護、生態平衡、哲學研究方法論等諸多內容，逐步構建起交流與融合的大平臺。

《中國哲學史》雜志大力介紹中國哲學在國外的研究情況。2000年04期，介紹了德國漢學界的中國哲學研究狀況，德國的中國哲學研究涉及哲學理論的諸多方面，但研究重點為儒學與現代化，中德之間的哲學交流和比較是倍受學者們關注的熱點。2000年6月，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辦了“東亞哲學與21世紀”學術研討會，同年7月，第十二界國際中國哲學會議在北京舉行，這些會議使中西哲學進一步走向了多元對話。《中國哲學史》雜志對這兩次會議都作了報導，足見它的辦刊宗旨和發展動向。2007年03期與2007年04期分別開設了“東亞思想中的道學”和“域外儒學研究”專欄，主要論述了中國哲學在朝鮮、韓國等國家的傳播和發展。這些研究打破了封閉保守的地域界限，開始關注其他國家和民族如何評判中國哲學文化，用一種創新、開放和包容的眼光來從另一個角度審視中國傳統文化。

中西哲學的融匯與貫通，不是對西方哲學的簡單效仿和搬用，而是在以中國哲學為主體和中心的前提下采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拿來主義”原則。《中國哲學史》正是以對中國哲學的研究為中心課題，將中國哲學推向世界，并推進中國哲學的創新與發展。未來世界的文化呈現出多元化與多極化的趨勢，中國哲學必將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參考文獻

[1]孫立真，從三大期刊看我國科學技術哲學的發展趨向，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2006年

社會類型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職業咨詢 歷史演變 審視與思考 對策

課 題：本文為2012年河南省大中專畢業生就業創業研究重點課題成果（項目批準號JYA2012013）；獲中國就業促進會2012年度優秀職業指導論文二等獎。

一、我國職業咨詢歷史演變

我國早期職業指導始于20世紀初， 1916年清華大學校長周寄梅先生初創職業指導。1929年，中華職業教育社《教育與職業》雜志第100期《十年來之中國職業指導》一文介紹職業指導。1996年，朱啟臻所著的《職業指導理論與方法》對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內地職業指導理論的深化、發展以及向職業生涯理論的轉化，具有篳路藍縷之功。2000年前后，我國職業指導迎來了繁榮發展的新時期。1999年，《職業指導人員國家職業標準（試行）》出臺，標志著職業指導人員作為一個新職業從社會中分離出來。2006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開展的職業指導訓練，推動了我國《國家職業指導師》資格認證工作的實施和職業指導的全面開展。同時，北森測評公司引進的美國職業咨詢技術，促進了我國《全球職業規劃師（GCDF）》的培訓和認證工作。這兩項資格認證工作，在我國職業指導發展過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我國職業指導的歷史演變表明，職業指導是基于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力資源配置的必要措施，受社會人力資源調配方式的直接影響。職業指導是服務社會就業、提高社會勞動力職業素質的有效載體。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職業咨詢技術，必須與時俱進，對職業咨詢技術進行本土化改造。

二、對職業咨詢理論的審視與思考

1.職業咨詢理論與中國傳統文化適配性不足

由于我國職業咨詢起步較晚，職業咨詢應用的理論大部分是“舶來品”，如帕森斯的特質因素論、霍蘭德的人格類型論、明尼蘇達的工作適應論、舒伯的生涯發展理論以及認知信息加工理論皆是建立在西方社會規范之上的。其主要特征是：價值觀是個人主義的；哲學基礎抽象人性論；學科基礎畸偏心理學；研究樣本西方社會化；職業指導理論各有局限性。價值觀的差異是造成中西方職業規劃理論不能很好匹配的主要原因。由于我國大學生職業咨詢工作主要是依賴美國傳統職業咨詢理論，而職業咨詢理論作為社會科學理論及知識的范疇，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職業咨詢理論知識，是關于人本身的知識，則更明顯地體現了歷史文化的影響。傳統西方職業咨詢理論依仗其世界地位獲得超越文化的權力的同時，必定給其他本土文化帶來不適應。這種對咨詢理論與其應用對象的文化適配性的不足是當前大學生職業咨詢的一大誤區，是需要反思與改變的。

2.職業咨詢的操作程序、方法與中國傳統教育理念適應性不夠

（1）對充分尊重來詢者決策自由的反思。大學生來詢者會無意識地將職業咨詢師當作導師，當作可以信賴和依靠的專家，期望從他們那里得到直接的決策或具體規劃。因此常用的職業咨詢技術，如共情技術、來訪者至上的態度就很難被一般的大學生所接受。如果過分平等尊重來訪者，對來訪者提出的問題不予以明確指導，常常使他們對職業咨詢產生失望情緒，影響咨詢效果。職業咨詢讓來詢者自我抉擇的原則 ，對中國大學生而言是值得反思的，不考慮中西方個體行為與性情傾向性的差異，生硬照搬“讓來詢者自我抉擇”則會嚴重影響咨詢效果。

（2）對職業價值觀差異的反思。中國傳統文化中職業等級觀根深蒂固，存在體力、腦力勞動的觀念差異，“學而優則仕”的思想在大學生尚有余存，因而會出現“國考第一考”的現象。相對中國傳統文化，西方的職業平等意識較強，行業的收入差距也比較小。而職業咨詢技術是建立在職業平等的基礎上的，因而在大學生職業輔導過程中應加以考量。

（3）宏觀調控政策對職業咨詢的影響。歐美國家實施完全市場化制度時間較長，人力資源市場發展相對成熟。而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相對滯后且不斷進行政府宏觀調控，人力市場受政府宏觀調控的影響較大，需要我們在職業信息探索的過程中應給予充分考慮。

（4）家庭社會關系對職業規劃的影響。由于大學生在就業信息上存在著信息通道的差異性，來自學生父母、親屬的信息和就業推薦對大學生的就業影響很大。同時，某些招聘單位還對職工子女在就業上給予一定優先照顧。同時地域因素、家庭經濟條件因素等對大學生職業價值觀也存在影響，這種社會因素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特殊因素，與職業規劃理論產生的社會基礎不同，在我國大學生職業規劃中，應給予考慮。

（5）職業規劃隊伍專業化建設的審視與反思。據統計，2005年美國有職業咨詢師（相當于我國的高級職業指導師）約16萬余人，平均一位職業咨詢師面對1250人；2010年我國獲取《高級職業指導師職業資格證書》有1萬余人，加上職業指導師這一級人員，不過15萬余人。按照2005年美國的標準，我國尚需100萬高級職業指導師，與社會需求相比，數量不足。另一方面，職業指導人員多為兼職，專業背景多元化，職業指導學術底蘊和指導經驗不足，直接影響我國職業咨詢技術的本土化進程。

三、走出職業咨詢誤區的對策

1.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職業咨詢理論

職業咨詢理論的本土化改造，首先要形成適合我國國情的職業咨詢理論。需要從大學生的生理、心理以及傳統文化、社會經濟、國家體制等實際出發，探索大學生職業抉擇的動機、職業抉擇機制以及職業發展路徑。充分考慮中國國情、經濟和傳統的職業理念，摸索出一套對我國大學生職業咨詢可行且實用的實踐模式，包括高校職業咨詢機構的建設、專業隊伍和資格審查、職業道德、督導制度、學術制度、質量評價等。

2.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大學生職業咨詢程序與方法

（1）去商業化操作模式。在西方發達國家，絕大多數職業咨詢是一種商業行為，需要商業化的流程和運作。而我國高校對大學生職業指導是義務提供的服務，可以簡化程序，突出重點。適合我國高校大學生職業咨詢的流程是：覺知網上測評團體咨詢個體預約面談形成共識制定行動計劃。具體來說：通過職業生涯報告會，讓學生認識到職業規劃的目的和意義；而后組織學生參加網上職業測評；根據職業測評的結果，分類進行團體咨詢輔導，解決大多數學生的職業規劃問題；對于團體咨詢不能解決的個性化問題，由學生進行個性化咨詢預約；學生與職業咨詢師面談，解決職業規劃問題，形成共識；由學生自我制定職業規劃、行動計劃、調整方案。這樣既可以解決當前高校學生多，職業咨詢師少的矛盾，也可以提高職業規劃指導的效率和效果。

（2）職業咨詢模式的改造。一是師長關懷式。大學生普遍尊重師長、信賴師長。從學生學業、就業出發，以生為本，按照自我認知、職業認知和人職匹配的原則，幫助學生進行職業定位，指出大學生今后的努力方向和必要的職場體驗。教育學生從大學學業開始明確目標，堅持不懈，定期總結，合理調整，從專業技能、職業素養、通用職業技能等方面入手，逐步提升自身的職業成熟度。二是專家指導式。在我國，大學生們若求助于職業咨詢機構，則他們會希望為自己提供幫助的是有特別的專業背景、有職業咨詢的經驗和方法的專家型權威的職業咨詢師。而我國目前具有專業學科背景而又熟悉職業規劃理論、方法的專家型職業咨詢師較少。因此，我國要加大力度培養大量專業性強的職業咨詢人員，并不斷加強職后教育，不斷提高職業咨詢隊伍專業素質和能力。

三、對職業咨詢測評工具的改造

1.建立適合中國實際的測評工具

我國政府為促進大學生就業，不斷地出臺一些新的政策和措施，如：農村義務教育特崗教師計劃、大學生兵役計劃等，對大學生就業起到了很好的調控作用。在大學生職業咨詢測評軟件制作中，應給予體現。

2.建立體現我國高校層次結構的測評工具

我國普通高校可分為：研究型大學、研究教學型大學、教學研究型大學、教學型大學以及高職高專院校，不同類別院校在人才培養目標上各不相同，直接影響著大學生的職業價值觀、職業能力，職業咨詢測評工作應該體現學校人才培養目標，幫助學生合理定位。

3.三個維度的就業能力模型

2004年，福格特提出了職業生涯識別、個體適應性、社會和人力資本三個維度的就業能力模型。社會和人力資本是個體所擁有的社會網絡，例如教育經歷、工作經驗、情商等，其可以拓展個人身份并影響個體職業生涯機會。而當前大學生職業咨詢測評系統中，很少涉及社會和人力資本因素。在大學生測評工具本土化改造中，必須給以補充完善。

四、對職業發展路徑的完善

1.“論資排輩”現象影響職業發展路徑的選擇

在我國職業發展的路徑中，往往存在“論資排輩”的現象。如：公務員升職需要一定的崗位工作年限，專業技術人員升級需要一定的崗位技術工作年限等，同時還有輪崗、二線工作的等特殊的職業發展路徑，外職業生涯對個人內職業生涯發展影響較大，在職業發展路徑上必須給予充分考慮。

2.行業之間人員流動的障礙影響職業發展路徑的選擇

我國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企業等單位的用人制度不同，尤其是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的用人還受到崗位編制的限制，影響了人員的自由流動性。因而，在職業發展路徑選擇上，要適應組織的要求。

3.戶籍制度影響職業發展路徑的選擇

為保持城市的健康發展，部分城市實施較為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戶籍與就業、購房、孩子入學等掛鉤，勢必影響大學生就業的地域結構。

參考文獻：

[1]張維為.中國震撼[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2]姜獻群.師范院校全程化就業指導的實踐探索[J].出國與就業，2010（12）.

[3]魏麗青.英國職業資格證書教育的經驗與啟示[J].教育與職業，2009（09）.

[4]丁新勝.大學生心理資本生成模式研究[J].南都學壇，2012（2）.

社會類型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說謊者悖論；語義真值；解悖方案

〔中圖分類號〕B8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769（2013）01-0136-04

①主要以薛平、周斌的《說謊者悖論的一種解決》（《世界哲學》2005年第4期）、王軍風的《說謊者悖論和集合論悖論》（《自然辯證法通訊》2008年第5期）、熊明的《說謊者悖論的惡性循環》（《哲學研究》2008年第11期）、黃斌的《破解說謊者悖論》（《西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期）等為代表。

〔基金項目〕綿陽師范學院科研基金資助項目（MB2009018）

〔作者簡介〕秦瑋遠，綿陽師范學院講師，四川綿陽621000；

李晉紅，中國刑警學院講師，遼寧沈陽110854。

（一）

“說謊者悖論被認為是任何真理理論的建立都必須克服的主要障礙”。〔1〕羅素（B.Russell）類型論解悖方案（type theory approach to paradox solution）、塔爾斯基（A.Tarski）語言層級論解悖方案（theory of language hierarchy approach to paradox solution）、克里普克（S.Kripke）真值間隙論解悖方案（truth-value gap theory approach to paradox solution）、巴維斯（J.Barwise）和埃切曼迪（J.Etchemendy）情境語義學解悖方案（situation semantics approach to paradox solution）等代表性解悖方案的提出都直接和它相關。可以說，學界對它的研究一直是持續不斷。綜觀上述代表性的解悖方案，羅素“關于‘說謊者悖論’的所有分析，充其量不過是Russell‘自我限定’的結果。也就是說，不僅在形式上需要將其納入為Russell本人特別鄙視的‘形而上學’范疇，而且從本質內涵考慮，它不過是甚至為中世紀經院哲學家也不屑一顧的‘約定論’的翻版，缺乏對‘自我限定’的任何邏輯支撐。”〔2〕塔爾斯基的理論影響頗大，但有論者認為其局限性也十分明顯：“強烈的特設性”、“實際操作時的不可行性”、“語義封閉性的要求太強”、“語言層次的終結問題”。〔3〕更有論者認為，塔爾斯基的作法“生硬且高度人為”。〔4〕而克里普克則根本沒有意識到“針對‘說謊者悖論’的特定命題，人們需要討論或可能涉及的問題始終不能逃避‘要么真要么假’的原來意義，……Kripke所說的一切只能視作試圖通過改變語言‘本來意義’而構造的一場拙劣游戲。”〔5〕相比而言，情景語義學解悖方案更貼近人們的直覺，但由于情境語義學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其規定情境中的所有“對象”都是由認知主體“選擇”而確定的。這使得情境語義學解悖方案受到了諸多質疑。

新近幾年來，我們國內學界對它的研究又出現了一次小。①盡管這些方案有的技術性還比較強，但卻因此而具有了比較明顯的特設性，還有的甚至連RZH解悖標準（RZH criterion for paradox solution）絕對必要的條件也不符合。這豈不成了“只是給問題語句貼上標簽的所謂解決”。〔6〕僅此而言，這些方案還缺乏足夠的合理性，還不能令大家心服口服。同時，這也說明了這個古老悖論目前仍然還嚴重威脅著我們整個人類的理性認知。

接下來，本文首先分析導致“說謊者悖論”的根源是什么，然后再提出自己清晰明了的解決方案，最后得出結論：“說謊者悖論”純粹是人們人為推導的結果。

（二）

一般認為，說謊者語句有以下三種表述方式：

（1）完整形式：“我現在正說的是一句謊話。”

（2）簡明形式：本語句是假的。

（3）純粹數學語言形式（語句名稱符號刻畫形式）：L：L是假的。

這三種表述方式就內容而言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它們都是一個假語句。以完整形式為例，“我現在正說的是一句謊話。”意即：“我”就是一個說謊者。既然有了這個預設的前提條件，那說謊者所說的語句就是假語句。那既然是假語句我們還有必要去給它進行賦值推理嗎（特別是還要給它賦一個“真”值）？在現代悖論研究的過程中，人們更多的以第二種表述方式“本語句是假的”為例來進行分析。但很多人的分析和上述分析相比卻走了樣。就以人們常用的第二種表述方式“本語句是假的”為例，筆者認為，導致說謊者悖論的根源有如下三個：

其一，理解上的錯誤指代。

學界普遍贊同“所有悖論都源于這樣的事實：指稱某一個類的整體的表達式其自身又表示這一個類當中的某一個元素。”〔7〕據此理解，也就是說，說謊者語句“本語句是假的”中的主語“本語句”又指代整個語句。其句法結構如下：

一般情況下，從語義的角度很多人都往往作這樣的理解，陳波教授甚至還直接將這種自我指稱作為悖論產生的首要因素。但事實上，這樣的理解是錯誤的。很明顯，上述句法結構圖中作為整體的“S1”和作為部分的“S1”兩者是完全相同的。請看：

（L1）本語句是假的。

XY

很顯然，從語義指向的角度去看，“本”限定的是X而不是Y。這從英文版說謊者語句更容易理解：

（L2）This sentence is false.

XY

在（L2）中，“this”限定的是X所指代的語句而并不是Y語句本身。那人們語義理解的結果會不會就是“本（this）+X=Y”呢？顯然，這樣的理解很明顯地存在著錯誤指代。這樣錯誤理解的根源在于人們在理解該語句的時候下意識里就已經將“本語句”或“this sentence”和整個語句Y等同起來了。當然，“語句”作為一個語法上自成體系的單位的統稱和其中一個個具體的語句在稱呼上的同名是造成人們這樣錯誤理解的最大干擾因素。如果我們將“本（this）”限定的對象代換成其他，情況就大不一樣了。例如：

（L3）本人是高校教師。

（L4）參加本次學術會議的學者有100多人。

（L5）本校全日制在校學生共有近20000人。

在（L3）、（L4）、（L5）中，無論是說話者還是受話者都清楚地知道“本”限定的“人”是誰，“學術會議”是在何時何地召開的什么會議，“校”是哪一所學校。

“其實，從一般‘常識性思維’的角度考慮，人們幾乎立即可以發現：這個沒有語法錯誤的陳述句卻是一個邏輯上的病句：由于缺少一個確定的‘名詞’用以指稱該陳述者所陳述的特定對象，從而造成語義的邏輯紊亂。也就是說，在僅僅給出‘我現在正說的是一句謊話’的陳述句中，副詞‘正’的特指意義在邏輯上恰恰是含混的，缺乏對于作為陳述對象的‘實在’一種在邏輯上必需的明確認定。或者，正如下面所表示的那樣：我現在‘正說的（what？）’是一句謊話。人們并不確切了解語句所說的‘謊話’到底指稱什么。”〔8〕

學者王軍風先生發現了這個問題但認為這樣的錯誤指代是由于“將指稱概念當作邏輯等值概念或同義概念來使用”〔9〕而產生的，這就不對了。王軍風先生的意思也就是說“本（this）+X”僅僅指稱“Y”而并不是邏輯等值于“Y”。但上述分析已經明確表明人們在理解該語句的過程中將“本（this）+X”指稱“Y”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的指稱。張鐵聲研究員“導致說謊者悖論的語句實乃一無窮嵌套的多義句”〔10〕和周昌樂教授“對于具體的一個悖論語句，比如說謊者悖論‘本句子不是真的’，從非形式推理過程動態的觀點看，其矛盾性真值取值是以無盡振蕩形式出現的，真、假、真、假……”〔11〕就是這樣錯誤理解的結果。

其二，空語句無法進行賦值推理。

退一步來說，我們對說謊者語句即便是作根源那樣的錯誤指解，那說謊者語句本身也只是一個空語句（null statement）而已。“null”本意是“零的，無效的”，也就是說，這個語句根本未作任何陳述，那對未作任何陳述的語句我們又如何去談論它的真假呢？Kant就曾經指出，對“空洞概念”加以“真假判斷”其結果同樣會成為跟“空洞概念”一樣的無稽之談。因為對于語句，我們關注的焦點永遠是它給我們傳遞的是什么信息，而不會去在乎傳遞這個信息的載體是什么。例如，針對話語式的同一語句，無論是什么年紀的人、什么性別的人、什么身份的人，我們都只會去關注它說的是什么東西。“無論對空陳述作出‘真實（truth）’還是作出‘虛假（false）’的判斷，這樣的判斷同樣是空的，不僅完全失去存在意義，而且往往導致形形的矛盾。當然，這才是導致出現‘說謊者悖論’的根本原因。”〔12〕而且，按照人類的認知表述方式，說謊者語句本身就是一個矛盾句。試比較一下：

（L6）L：L是假的。

（L7）某男性：我不是男人。

（L8）某教師：我不是教師。

不難看出，上面三個語句有一個共性：自己說自己是假的。那不是自相矛盾嗎？為此，筆者非常贊同Doron Shadmi的觀點：如果一個語句說它自身是假的（無論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那這個語句在任何階段都是不存在的。

其三，推導過程存在矛盾。

以說謊者語句的純粹數學語言形式（語句名稱符號刻畫形式）：L：L是假的為例，人們從說謊者語句得出矛盾等價式往往要通過以下幾個步驟來完成：

步驟1，假設“L”本身是真的。

步驟2，由于“L是假的”與“L”本身是同一的，于是通過替換（等價代換）得到“L是假的”是真的。

步驟3，利用“如果S是真的，那么S”這個原理，由此得到一個推論“L”是假的。

步驟4，步驟3的推論和步驟1的假設是相矛盾的，由此可知，這個假設是不成立的，即得到“L”是假的。

步驟5，上述從步驟1到步驟4即得到矛盾等價式的前半部分：由假設“L”是真的推出“L”是假的。

步驟6，反過來，假設“L”本身是假的。

步驟7，由于“L是假的”與“L”本身是同一的，于是通過替換（等價代換）得到“L是假的”是假的，即“L是真的”。

步驟8，上述從步驟6到步驟7即得到矛盾等價式的后半部分：由假設“L”是假的推出“L”是真的。

至此，說謊者語句得出悖論的整個推導過程得以結束。

審視上述推導過程，問題就出在步驟1，步驟1的假設和說謊者語句之間本身就是矛盾的。因為我們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認知始終是在邏輯規律的框架下進行的，并最終是以“真”的方式將認知的結果反映出來。如下圖：

上圖中的表達關系、反映關系、指謂關系都是以“真”的方式呈現在我們面前。也就是說，在沒有任何附加條件的情況下我們面對的語句都是一個“真陳述”語句。特別強調一下，“真陳述”并不等于語義真值即為真。據此，那說謊者語句既然以“真”的方式斷言了“L是假的”（即L確實是假的），那我們為何又要去假設它是真的呢？這不自相矛盾了嗎？由此看出，導致說謊者悖論推導過程的第一步就出了問題，那后面推導過程的理論依據又何在呢？

（三）

這一部分我們來談談對說謊者語句如何處理而不至于導致悖論的產生。從邏輯的角度講，我們可以將語句分為兩個大類：一是陳述式語句，亦可稱為命題式語句，這類語句當下便有確定的語義真值。任何真理理論都是這類語句的語句集，它對悖論語句具有天然的免疫功能。二是非陳述式語句，亦可稱為函數式語句，這類語句的語義真值由基本語義和其他待定語義來共同確定。這里我們要處理的說謊者語句就屬于這一類語句。讓我們再次看看說謊者語句（L1）：

（L1）本語句是假的。

XY

在（L1）中，Y的語義真值的確定顯然取決于X語言值的確定。當然X的語言值有無數多個，總體上包括真、假兩個大類。如果X的語言值一經確定，那Y的語義真值也就隨之而確定。例如：如果我們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是上海”作為X的語言值代入Y，那Y便有了確定的語義真值：真。如果我們以“奧巴馬是美國現任總統”作為X的語言值代入Y，那Y也隨之有了確定的語義真值：假。這樣（L1）的句法結構即為：

這個句法結構圖中作為整體的“S2”和作為部分的“S不定”是完全不同的，我們應該注意到這個句法結構圖和本文第二部分那個句法結構圖是不一樣的。

我們還可以更簡化的這樣處理：

令（L1）中的“本語句”為“X”，（L1）為“Y”，“1”代表真，“0”代表假。

則有，X=0，Y=1。

X=1，Y=0。

即，X=0Y=1， X=1Y=0。

亦即，-XY。

我們還可以使用計算機語言進行這樣描述：

Dim X ， Y as Boolean

If （X= =1） then

Y=0

Else

Y=1

End if

理解的時候我們可以將X=0Y=1， X=1Y=0反過來理解，但無論如何也得不到導致悖論的矛盾等價式：Y=1Y=0Y=0Y=1。

按照人類的認知表述方式，在沒有任何隱含條件的情況下，Y=1。言外之意，需要我們認知的語句（X）是一個假語句。從語用角度講，當我們面對這個語句（L1）時，我們的著眼點首先會集中在X上，而后我們才會去關心Y說的是不是事實。

其實，筆者早在《“說謊者悖論”的再探討》〔13〕一文中就指出了，從嚴格邏輯意義上講說謊者語句根本得不出導致悖論的矛盾等價式。

如此說來，說謊者悖論的產生純粹是人們人為推導的結果，“犯錯誤的是人而非邏輯”。〔14〕換句話說，說謊者悖論的產生歸根到底還是語用的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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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建芳.命題真值的不同〔J〕.江漢論壇，2000，（11）.

〔6〕S.Hacck，Philosophy of Log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139.

〔7〕B.Russell，Mathematical logic a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ypes， in American Journal of Mathematics 30，1908.

〔9〕〔14〕王軍風.說謊者悖論和集合論悖論〔J〕.自然辯證法通訊，2008，（5）.

〔10〕張鐵聲.“典型語義悖論”及其單義句預設〔J〕.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