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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經濟社會矛盾的根源范文第1篇

〔論文摘要自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誕生一百多年來，人類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當代經濟生活并未超出勞動價值論涵蓋的范疇，反而為勞動價值論提供了更加廣闊的應用空間。在當代中國，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不僅是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理論基拙，而且是大力發展科學技術的理論依據;不僅為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提供了重要指導，而且成為牢固樹立以人為本價值觀的思想源泉。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深刻闡釋了商品經濟的本質和運行規律，賦予了活勞動在價值創造中的決定作用，并由此奠定了剩余價值論的理論基礎。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在人類經濟學說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歷史地位，尤其是在當代中國飛速發展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了許多不同于馬克思時代的新情況和新特點，因此，有必要結合現實問題，加強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重要價值與當代意義的理解和認識。

一、在現代經濟條件下深化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認識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創立一百多年后，當代世界經濟結構和中國社會現實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如今，人類已經進人信息社會和知識經濟時代，科學技術的提升特別是計算機的普及創造出新型的生產工具，使人類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發生了革命性變革，生產工具的發展使現代經濟呈現出全新的生產模式。

在這種新變化中，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超過了物質資本，人的勞動形態由此而發生了三個方面的改變:一是隨著現代高新技術的發展，人類生產由以體力勞動為主轉變為以腦力勞動為主;二是管理勞動在規模和作用上都有了大幅度提高，這種對生產進行科學組織與管理的勞動同樣是一種高級的腦力勞動;三是伴隨著現代科學技術和社會分工的發展，以第三產業為主的服務勞動在社會生產中占據了越來越大的比重，并逐漸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在社會產品中，活勞動所占的比重越來越低，物化勞動的比重卻逐漸增加。知識、信息、科技等日益成為獨立的生產要素，發揮著重要作用。總之，與馬克思創立勞動價值論的時代相比，現代勞動的內涵與形態所出現的巨大變化引發了人們對勞動價值論的種種疑問，為此，只有對現代勞動形態下勞動創造價值的機理以及資本、管理、技術等生產要素與勞動創造價值的關系作出深人分析，才能從根本上消除人們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誤解。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核心思想是活勞動創造價值。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中，活勞動是指在生產過程中勞動者體力和腦力的支出，而物化勞動則是指包含在過去勞動中的各種各樣的生產資料。馬克思認為，在價值形成的過程中，活勞動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其他生產要素不創造價值，作為生產要素的物化勞動只能依靠活的具體勞動轉移價值，其本身并不增加價值量。而且，這些物化勞動在轉移自身價值時，也需要通過具體勞動來實現。盡管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優化了資本的有機構成，促使不變資本在產品中的比重大幅上升，但是，科學技術并不創造價值，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是人類活勞動的結果，而不是人類活勞動本身，因此，它自身并不能創造價值。在商品生產中，新技術和新知識進入勞動過程，但不進人價值形成和價值增值過程。也就是說，不是新技術、新知識本身在創造價值，而是掌握和運用了新技術、新知識的勞動者把人類的簡單勞動變成了復雜勞動，而復雜勞動是自乘的或倍加的簡單勞動，在相同的時間內可以創造更多的價值。總之，勞動創造價值的形態發生變化并不意味著勞動創造價值的本質發生變化，因為勞動價值形態變化的根本原因是人勞動創造性的提高，而不是非勞動生產要素也開始創造價值。

在當今社會，知識經濟越發展，人在價值創造中的作用就越大，因為具有更高創造性的科技勞動必然能夠創造更高的價值。目前，世界各國及地區均日益加大了對各種高素質人才引進的力度，其原因就在于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由此也印證了馬克思關于活勞動是價值創造的唯一源泉理論的科學性。

二、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當代意義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誕生一百多年來，人類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當代的經濟生活并未超出勞動價值論涵蓋的范疇，反而為勞動價值論提供了更加廣闊的應用空間。勞動價值論在中國建設現代化國家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在以下四個方面顯示著其當代意義:

(一)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理論基礎

馬克思在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勞動價值理論的基礎上，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闡述了價值來源于勞動的科學理論。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所揭示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不僅適用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且適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勞動價值論所闡述的商品經濟規律與規則為商品生產與經營制定了行為準則。商品生產存在的條件是社會分工和產品的私人勞動性，商品生產者要想獲得生存與發展，必須使生產商品的個別勞動時間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就要求生產者努力去改進技術，逐漸縮短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在增加產品數量的同時提高產品質量。此外，勞動價值論還揭示了商品經濟的根源，只要人類社會還存在著社會分工，存在著各個企業自身的利益，就一定存在著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這使社會經濟自然地發展成為一種商品經濟。如果按照價值轉化為價格的理論，商品的價值要轉化為價格就必須依靠市場，即價值只有在商品流通的過程中才能實現。因此，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努力建設有序的市場環境，對于企業的正常生產和運營以及商品經濟的健康發展都是至關重要的。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要求各種商品生產和交換以價值量為基礎，遵循價值規律的客觀要求，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而一個有序的市場環境至少應當具備兩個必要條件:一是在商品交換中充分體現價值規律，嚴格實行等價交換的原則;二是要擁有比較完善的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并建立比較完備的市場體系。因此，為了又好又快地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必須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指導下，嚴格依據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在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實踐中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二)大力發展科學技術的理論依據

馬克思指出，商品的價值量是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的，與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量成正比，與這一勞動的生產力成反比，而超額價值則與勞動生產力成正比。由于“生產力特別高的勞動起了自乘的勞動的作用，或者說，在同樣的時間內，它所創造的價值比同樣社會平均勞動要多，因此，企業為了獲得更大的生產利潤，必然要不斷地改進生產技術，加強勞動管理，提高生產效率，從而獲得超額的價值。所以，生產者在經濟活動中會十分重視科學技術的巨大效用。

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中，盡管是以簡單勞動作為其研究商品價值的基本勞動形態，但馬克思對含有科學技術因素的復雜勞動也作出了深人研究和充分肯定。馬克思指出，科學技術是生產過程中的獨立要素，與生產力中的各個要素密切相關。同時，他在闡述商品價值量的決定因素時指出:“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可以說，在決定勞動生產力的諸多因素中，許多都直接或間接地與科學技術相關。由于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是一種具有激烈市場競爭的經營活動，面對各種各樣的生存與發展壓力，商品生產者必須在生產中積極追求科技進步，提升產品的科技含量，采用先進的科學技術武裝勞動者，以提高他們的勞動技能，同時努力改進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水平，大幅度提高勞動生產率。總之，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復雜勞動在社會總勞動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如果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指導下，大多數商品生產者在生產和社會活動中努力提高科技意識，就會帶動整個國家的科技進步，并促進全社會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生產力的發展。

(三)合理調整收人分配關系的指導思想

根據馬克思的觀點，收人分配制度是由生產關系的性質所決定的，而勞動價值論不是形成收人分配制度的直接依據。一些研究者以勞動價值論為理論支撐來探討收人分配問題，實際上是混淆了價值創造與價值分配的關系，但這并不意味著價值分配與價值生產沒有任何關系。按照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觀點，活勞動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盡管物化勞動是創造價值不可或缺的重要條件，但它們在勞動過程中只能轉移自身的價值，并不能直接形成新的價值。因此，在建立一定的收人分配制度時，應當充分尊重和維護創造價值的勞動者的權益，勞動者不僅應當通過勞動的付出來獲得必要的產品，而且還應當名正言順地參與其他產品利潤的分配。

當前，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勞動形態與價值的形成均發生了深刻變化，科技勞動、管理勞動、服務勞動早已超出了傳統意義上的體力勞動的范疇，在社會生產中占據了越來越大的比重，并逐漸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在這種現實情況下，按勞分配依然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分配原則，但是，按生產要素分配也成為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所公認的分配原則，因此，在中國目前所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必須把兩種分配制度有機結合起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制定與調整分配政策的重心應當始終放在尊重和維護勞動者的整體利益上。然而，某些地方政府為了調動生產要素所有者的投資積極性，過分傾向于按生產要素進行分配，造成了勞動收人與非勞動收人的嚴重失調，擴大了不同社會階層之間收人的差距，加劇了貧富分化。為此，必須堅持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為指導，深人分析和解決這些問題，讓人民群眾充分認識到勞動在生產中的主導作用，親身體會到勞動是價值創造的唯一源泉，在實際分配中理順勞動收人與非勞動收人的關系，既貫徹以按勞分配為主的分配原則，又允許生產要素按貢獻大小來參與分配，適當調整高薪階層的收人，積極擴大中等階層的收人，大幅度提高低保階層的收入。這樣才能充分調動廣大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化解社會矛盾，協調各社會階層之間的關系，從而真正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四)牢固樹立以人為本價值觀的思想源泉

商品經濟社會矛盾的根源范文第2篇

一、財政原則

稅收的財政原則是指稅收應能為國家財政提供穩定充裕的財政收入來源。現代市場經濟中，稅收的收入分配功能和調節經濟功能越來越受到重視，但是，稅收仍然構成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因此，在設計稅制時，必須考慮稅種的聚財功能。

1.財政原則與農業稅

從我國建國后的歷史來看，農業稅在建國初期是國家財政的主要收入來源。當時為了減輕農民負擔，鼓勵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國家采取了輕稅、增產不增稅的政策。而且稅率和計稅常產一定就是幾十年，如安徽省的稅率和計稅常產是1963年確定的，一直沿用到1993年。稅率在一段時期內保持相對穩定是有道理的，但是據以征稅的耕地常產則應該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而適時調整。可是各地的計稅常產與稅率一起固定，這就導致了農業稅實際稅率隨產量增加而下降的結果。到1994年，全國平均實際農業稅率為2.4%.于是出現了這樣一個問題：由于許多地方的鄉鎮工商業仍很薄弱，農業稅收入太少，鄉村財政無法運轉，在上級財政不給予支持的情況下，只好向農民伸手。可以說，農業稅的聚財功能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日漸弱化，而農民負擔并未得到減輕，這與國家制定農業稅率的初衷是相違背的。那么，是否應該提高農業稅稅率呢？筆者認為需要綜合考慮。首先，在計劃經濟時期，國家通過工農產品剪刀差把農業創造的價值大量轉給工業，農民實際負擔遠大于農業稅率。而且，在如此長的時期內農民都擔負著扶持工業發展的重擔，又享受不到國家對城鎮居民的各種的補貼，幾乎沒有能力對農業進行必要的投入，長期如此，為農業的健康發展埋下了隱患。隨著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進行，國家逐漸理順糧食價格，使其與價值相符，農民種糧的熱情剛剛有所恢復，不宜大幅度提高稅率。其次，我國的農業基礎仍然十分薄弱，尚未培養起抗拒風險、自我保護的能力；而且，加入世貿組織后，農業將要遭受的沖擊不容忽視，國家應加大對農業的扶持力度，增稅未免與此背道而馳。特別是1999年、2000年糧食價格走低，已經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2001年剛剛有所好轉，一定要給農民足夠長的恢復期，保證農業的平衡發展。最后，廣大農民已經掌握了中央一系列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增稅肯定會引起強烈的抵觸情緒，導致農村社會動蕩，與中央保持穩定的大局相對立。但這并不是說，農業稅就應維護不變，而是要與其他改革措施相配套，在適當的時機調整計稅常產，重新丈量土地，使得稅率真正落到實處。

2.財政原則與“三提五統”

目前理論界比較統一的認識是：三提留的經濟性質有別于五統籌，村作為集體經濟組織向農民收取一定的“三提留”資金，屬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內部集體與個體農民之間的分配關系，鄉鎮財政不得占用，而鄉統籌作為提供本鄉（鎮）公共產品的資金來源，可以由農村社會公益事業稅來代替其地位。安徽省以及河南省幾個縣的做法是：取消鄉統籌費，取消農村教育集資等專門面向農民征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集資，逐步取消統一規定的勞動工和義務工，改革村提留征收和使用辦法，以農業部的20%為上限征收農業稅附加，作為村提留。改革試點的實際情況是，新的農村稅費征收辦法帶來了多方面的問題，最為突出的包括：（1）縣鄉財政的收支矛盾趨于尖銳化，表現為收支缺口較大，同時農村原來依靠“三提五統”支持的事業，如鄉鎮道路建設、優撫、五保戶贍養、計劃生育、民兵訓練等基本上都轉移到鄉鎮政府的預算開支中，增加了財政的困難。（2）基礎教育投入存在缺口。（3）村級公共職能的運轉經費不足，“一事一議”難以操作。（4）鄉村債務負擔沉重，化解難度大。（5）逐步取消“兩工”雖然有助于減輕農民負擔，但也造成了諸多不便和新的矛盾。（6）五保戶供養難以解決。從這些問題中可以看出，改革之后的農村稅費無法保證鄉鎮財政的正常運轉，而村作為集體經濟組織也難以發揮作用。這一方面有對鄉鎮財政轉移支付力度不夠的原因，但更為重要的是，鄉鎮承擔了過多的事權，但卻沒有相應的財權，于是出現了入不敷出的局面。當然，鄉鎮機構臃腫、個別地方干部吃喝之風盛行也是鄉鎮財力緊張的原因之一。所以，不能為彌補鄉鎮財政收支缺口而增加收費，而應通過增加對鄉鎮的轉移支付，將本來由鄉鎮承擔的事權變為由各級共同承擔（根據各種公共品的受益范圍確定由哪幾級財政負擔），將鄉鎮財政從困境中解脫出來。同時，必須精簡機構，縮減鄉鎮行政開支。

二、公平原則

如何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是任何分配政策都無法回避的問題，農村稅費改革也是如此。在我國各種自然人納稅人中，農民是一個比較特殊的群體，表現在：第一，人數眾多，八億多農民構成了世界之最；第二，與其他自然人納稅人相比，農民直接向國家交納農業稅，納稅觀念較強，而城鎮中由于工商稅收構成主要稅收收入，來自個人的部分很少，再加上個人所得稅漏管漏征嚴重，造成了大部分城鎮居民納稅意識淡薄。農民納稅人人數多、納稅觀念強的特點，決定了在處理農業、農村分配關系時必須把公平放在首要的位置。目前，農民稅費負擔不公主要表現在兩方面：第一，農民承擔了超出其受益范圍的公共服務成本，也就是說，交了錢，卻未享受到應有的服務；第二，農民之間負擔不公平，存在著苦樂不均的現象。

1.城鄉之間的負擔不公

正如前文所述，建國以來農業創造的價值大量轉移到工業中去，農民為工業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但從工業發展乃至整個社會進步中獲得的收益卻遠遠少于城鎮人口。城鄉差別、工農差別的逐漸擴大便是城鄉之間負擔不公的表現之一。農村稅費改革之前，鄉統籌主要用于農村教育、計劃生育、五保戶供養、鄉村道路建設、民兵訓練等公共服務的提供。2000年安徽省取消了鄉統籌，四川省雙流縣則保留了鄉統籌和村提留。但是，無論是否保留鄉統籌和村提留，鄉鎮的事權并未減少，原來以三提五統為資金支持的事業還要辦下去，于是鄉鎮財力緊張的狀況愈加嚴重。其原因并不在于鄉鎮收入太少，而在于鄉鎮承擔了過多的事權。也就是說，鄉鎮所提供的公共服務的受益范圍超出了鄉鎮，甚至是全國受益，尤為突出的是，鄉鎮承擔了幾乎全部的農村教育支出，這顯然是不公平的。在我國大部分農村地區，農村教育支出主要是用于基礎教育，即中小學教育，而不同層次的教育其效益的外溢程度是不同的，基礎教育的外溢性最強，是全國性公共產品。在農村接受基礎教育并不代表今后就要在農村就業，現實情況是許多農家子弟通過升學進入城市，不再服務于農業、農村，農村基本上得不到回報。也就是說，農村承擔了城市勞動力的教育成本，這顯然是不合理的。從全國教育經費支出來看，1997年農村小學生人數占全國小學在校生的69.7%，但只獲得60.5%的財政性教育經費；農村初中學生人數占全國初中在校生的56.7%，只獲得了48.7%的財政性教育經費。另一方面，農村公辦、民辦教師的工資支出占鄉財政支出的比重在有些地區占到50%甚至還要多，而且越是落后的地區，比重越高。安徽省一項三縣十鄉鎮的調查表明，教師工資占全部財政供養人員工資的比重平均為75.2%，最高達93.1%.基礎教育、計劃生育、民兵訓練都是全國性公共產品，并不專屬于某地方某部分居民的利益和事業，但這些事權主要由鄉鎮政府以及村負責。這無疑增加了農民的負擔。

2.農民之間的負擔不公

2000年各地改革的方案不同，但均有不同程度的負擔不公的現象。四川省雙流縣改革試點的做法是“費隨稅走”，即按照農民所繳納農業稅的一定比例征收三提五統，稅費全部與土地掛鉤，所導致的問題是：種地農民與不種地農民稅負不公，不種地的農民基本沒有負擔，而由種地的農民承擔全部的三提五統；地域稅負不公，城郊農民土地少、負擔輕，而邊遠山區人均土地面積較多，負擔重。而邊遠地區的各項條件本來就比城郊差，這樣只會擴大兩者之間的差距。以上是收費方面的不公，農業稅征收方面則存在著“有地無稅”、“有稅無地”的現象。一是在核實農業稅計稅土地面積時，一些村組為了自身利益可能出現漏報、瞞報土地及新開墾耕地不上報等情況，造成計稅土地面積不實，形成“有地無稅”；二是因道路、農田水利、公益事業等基本建設擠占沒有核減的計稅土地等原因，造成“有稅無地”。按“誰受益、誰負擔”的原則，這部分稅賦會轉嫁到農民頭上，據實征收成為空談。因此，核實田畝，合理確定常產和計稅面積，不僅是目前稅費改革急需進行的一項基礎工作，也可以為今后農業稅的征收創造良好的條件。如果負擔不均的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必然會引起農民的不滿情緒，激發新的農村社會矛盾，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由于農村地域遼闊，各地情況差別很大，想找到一個適合所有地區的計征方法不太可能，必須根據各地實際，充分考慮各種因素。例如在糧食產區，可以采用費隨稅走的方法，對于那些承包土地少而以其他副業為主要收入來源的農民，可考慮單獨制定一套方法，以區別對待。

三、效率原則

效率原則包含經濟效率和行政效率兩方面。稅收的經濟效率旨在考察稅收對社會資源配置和經濟機制運行的影響狀況。稅收的行政效率旨在考察稅務行政管理方面的效率狀況。

1.行政效率與農村稅費

稅收的行政效率主要決定于征收方式和計征的復雜程度。安徽省、河北省部分試點縣的做法是，農業稅和農業稅附加（有的地方稱統籌費）折實征收，依率納糧；分為夏季和秋季兩次征收，如農民自愿一次繳納，也可以在夏季征收完畢；稅入國庫，費歸鄉村。從安徽太和、河北正定的改革試點實踐情況看，這一辦法在傳統農區受到農民群眾和基層干部的歡迎。當夏秋兩季征收時，農民踴躍交糧，一般在十天左右就可完成任務。由于是無償繳納公糧，不需要向農村收購點投放大量現金，既降低了費用，又減少“打白條”現象，真正做到農民、干部、部門、政府各方面都滿意，征收成本大為降低。由此可見，改革后稅收的行政效率得到了顯著提高，應繼續堅持。但是，我們應注意到，農業稅制建設的落后給農業稅收的征管帶來了諸多不便。建國幾十年來，特別是黨的以來，農業經濟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由于法制建設落后，1958年的《農業稅條例》已不再適應農業稅征管的需要，造成農業稅收征管過程中法律依據不充分，依法治稅難度較大。在實際工作中，農業稅的協稅護稅要么很難開展，要么就超出了法律賦予的權限，損害農民的合法權益，違背了法律精神。因此，立法機關應修訂針對農業稅收的法規、規章，為農業稅收的依法治稅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據。

2.經濟效率與農村稅費

在商品經濟社會中，越來越多的稅收采取貨幣征收的形式，而現行農村稅費仍保留著實物征收的形式，這主要是由我國的國情和農業稅費自身的特點決定的。首先，糧食既是一種經濟物資，又是一種戰略性的儲備物資。為保證城鎮居民用糧、軍需用糧、救災用糧及其必要的后備等，國家必須掌握充足的糧源。過去長期以來，在我國糧食狀況并不寬裕的情況下，國家采取糧食定購政策，基本滿足了社會各方面的糧食需求，促進了社會穩定。實踐證明，糧食定購政策是控制糧源、調控糧食市場的一個重要途徑，不能輕易改變。通過農民交公糧，既實現了農民對國家的義務，又保證了國家穩定獲取這一必備物資，可謂一舉兩得。更重要的是，農業稅和農業稅附加（有的地方是三提五統）采取農民交公糧的方式，可以促進糧食品種結構和種植業結構的調整。我國的現實是，一方面，糧食出現賣難的情況，另一方面，我國糧食的人均消費水平遠低于發達國家。造成這一看似矛盾的現象的根源是，糧食品種結構不符合農業進一步發展的要求。在解決溫飽問題后，應該著重發展畜牧業，開辟新的糧食消費增長點。具體地說，就是在保證全國人民的口糧供應和儲備的基礎上，擴大飼料用糧的種植比重，同時，搞好“大農業”的種植結構調整，可適當將一部分耕地改種優質牧草，為畜牧業的發展提供充足的飼料供應。農業稅在這一方面大有作為。通過規定繳納公糧的品種和比重，可以引導農民改變單一的種植結構，向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例如，規定公糧的一部分必須是符合人民群眾口味的優質口糧，另一部分必須是可作為飼料的玉米或者工業原料糧，這樣，既可提高糧食的消費水平，又為農業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當然，在規定具體的征收品種和比重時需審慎行事，充分考慮糧食流通體制的配套改革和加工業的配套建設，避免出現代替農民決策的現象。

稅費改革不僅減輕了農民負擔，而且進一步深化了農村管理體制改革。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經營體制發生根本性變化，但管理體制改革相對滯后，不適應農村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稅費改革通過調整和規范國家、集體與農民的利益關系，充分保障農民的經營自和財產所有權，鞏固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健全農村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同時，促進農村基層政權按照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轉變職能，精簡鄉鎮機構和人員，推進村民自治，完善農村管理體制，使農村上層建筑更好地適應變化了的經濟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稅費改革所帶來的效率改進絕不是僅僅局限于經濟領域之內了。

「參考文獻

[1]何開蔭，孫力。中國農村稅費改革初探[M].北京：中國致公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