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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出口補貼 經濟效應 美歐
出口補貼被認為是對貿易扭曲最嚴重的政策措施,據估計,出口補貼對全球農產品價格扭曲的貢獻為13%。其中美國和歐盟是兩個最大的出口補貼使用者。在烏拉圭回合之前的各輪談判只是成功地對工業品出口補貼進行了限制,直到1993年烏拉圭回合的《農產品協定》才在削減農業出口補貼上取得進展。2005年世界貿易組織在香港取得的成功又使得美國和歐盟必須面對農產品出口補貼的徹底取消。
美歐的農業出口補貼
出口補貼措施
美國的出口補貼 出口增進項目(the Export Enhancement Program, EEP)。該項目設立于1985年,目的是幫助美國對付來自于補貼國家尤其是歐盟的競爭。美國農業部向出口商支付現金作為獎金,允許他們在目標國以低于成本的價格出售農產品。奶制品出口激勵項目(the Dairy Export Incentive Program, DEIP)。于1985年設立的DEIP目的是擴大美國乳制品的出口市場。該項目曾以牛羊實物和存貨的一般商品證的形式支付,現在則以先進方式支付。
歐盟的出口補貼 歐盟為出口補貼的大戶,根據歐盟共同農收政策的規定,成員向第三國出口如谷物、奶制品、肉類、食糖等過剩農產品時,可向共同農業基金申請出口補貼,以消除由于歐盟農產品成本高于國際市場價格水平而對出口者產生的不利因素。補貼根據歐盟農產品的市場價格與國際市場的差價,以及生產與庫存情況而定,隨行就市,逐筆申請。
出口補貼數量
發達國家對本國出口的高額補貼是世界貿易領域的頭號問題。它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危機,使其不能在世界農產品市場上進行公平競爭。在烏拉圭回合實施期結束時(2000年),WTO各成員出口補貼承諾水平的價值應為138億美元,相當于非洲1997年農業出口額的63.6%。發達國家的出口補貼仍占農產品出口補貼總額的70%以上,見表1。
出口補貼的削減與消除
《農產品協定》對出口補貼的削減要求
削減基期:1986-1990年;實施期限:發達國家為從1995年開始的六年,發展中國家為十年。
列入削減承諾的出口補貼措施范圍:因農產品出口而實施直接補貼;以低于國內價格銷售或處置政府庫存;資助生產者的出口補貼;市場營銷補貼;交通運輸補貼;根據農產品納入出口產品范圍而定的補貼。
出口補貼削減承諾。農業協定規定,出口補貼削減以具體產品為基礎的數量和價值削減為削減承諾方式。數量削減:以1986-1990年的平均水平為基準,在實施期結束時,發達國家有補貼的農產品出口數量減少21%,發展中國家削減14%;價值削減:以1986-1990年的平均水平為基礎,發達國家出口補貼預算開支減少36%,發展中國家削減24%。協定要求數量與預算支出削減以1986-1990年的平均水平為基礎,每年等量削減,或者在某些出口補貼已經增加的條件下,以1991-1992年的平均水平為基礎。
出口補貼的擴大。農業協議規定,如果在基期沒有對某種農產品進行出口補貼,則禁止該國將來對該產品出口進行補貼。
對農產品加工品的規定。農業協定規定,農產品加工品的出口補貼只需削減預算開支。
對發展中國家的特殊與差別待遇。對有補貼的農產品出口數量,只需削減1986-1990年平均水平的14%;對出口補貼的預算支出,只需削減1986-1990年平均水平的24%,容許實施市場營銷與國內運輸補貼措施,削減的實施期限為10年。
香港會議中的進步
2003年9月坎昆會議由于各成員國之間矛盾激化而以失敗告終。其中主要矛盾來自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兩個陣營。發達國家要求發展中國家提高市場準入,而發展中國家堅持市場準入的提高必須以發達國家取消對農業的出口補貼為基礎。坎昆會議的失敗使WTO的作用和機制受到挑戰,一些成員國在一定程度上喪失了對全球多邊貿易體系的信心。
2005年12月13日,WTO第六次部長級會議在香港召開。由于坎昆會議的影響,此次會議之前并不被看好。在談判期間,發展中成員和美國等發達成員要求,2010年逐步取消農產品出口補貼,而歐盟則一直不愿意為此設定時間表,談判仍有失敗的可能。最終經過艱苦談判,歐盟在香港會議最后時刻同意2013年底前取消農產品出口補貼。在《香港宣言》中除了出口補貼的取消外,還包括發達成員和部分發展中成員同意2008年前向最不發達國家提供免關稅和免配額市場準入、發達國家2006年取消棉花出口補貼的重要成果。
取消出口補貼的經濟效應
基本假設:出口補貼取消后世界進入自由貿易狀態,實施出口補貼的國家是一個大國(出口量占世界份額大,對世界價格有影響)。
經濟效應分析:出口補貼的取消顯而易見對進口國有利,然而事實上實施補貼的出口國也受益匪淺。當該國實施出口補貼時國內價格為Ps,并且由于其出口商品受到政府的補貼,把世界價格從自由貿易時的Pw壓低到Pq。由于出口補貼的取消,自由貿易的實施,該國國內價格與世界價格都恢復到Pw。對該國國內來說,消費者所得為(a+b),生產者所得為-(a+b+c),政府可以節省面積為(b+c+d+e+f+g)的出口補貼費用。社會福利凈收益為:(a+b)+(b+c+d+e+f+g)-(a+b+c)=b+d+e+f+g,見圖1。
自由貿易向前推進的洪流不可阻擋,美國和歐盟兩大經濟巨頭也不能改變世界經濟的發展方向。于香港舉行的世界貿易第六次部長級會議在出口補貼方面的突破不僅使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受益,在理論上說,甚至恩澤美歐這樣的出口補貼大國。然而,農業問題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要達到徹底取消農產品出口補貼這一目標,全世界還要有很艱難的路要走。究竟途中還會出現什么困難誰也無法預料,但世界貿易發展的一路的成果使我們堅信世界農產品自由貿易的道路雖是曲折的,前途仍是光明的。
參考文獻:
>> 中農經濟:微觀實踐與理論意義 小農經濟與可追溯制度探討 小農經濟與封建殖民文化的滋生 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 小農經濟與蘇聯新經濟政策時期的政策選擇 溫鐵軍:小農經濟發展的中國意義 農經類本科專業服務農村經濟的社會實踐體系設計 《微觀經濟學》教學實踐與思考 微觀經濟學的探討與實踐 康雍乾時期國家對小農經濟的保護與扶持 中國歷史上永佃制與小農經濟的延續 小農經濟改造與中國農村改革 法國小農經濟與法國農業現代化的發展 《華北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讀書報告 小額信貸企業服務三農經濟現狀與對策研究 糧農經濟受損 經濟學與西方發展經濟學關于小農經濟理論的比較研究 經濟思想的理論創新與實踐指導意義 規模化與小農經濟生產方式在糧食生產效率上的差別分析 “禮”的塑型:“大一統”國家與小農經濟社會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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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理學經濟倫理;封建小農經濟;發展與促進
中圖分類號:F30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20-0006-02
理學經濟倫理是適應并維護封建生產方式和扼制、反拔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是建立在宗法家族主義農耕文明基礎之上,與具有中國特色的封建經濟基礎相適應的道德規范體系,從總體特征來看,它與商品經濟倫理分屬于兩種不同的價值體系。它在中國古代的基本作用是適應并促進了封建小農經濟的發展,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使之長期處于稚嫩狀態。它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在明代中葉的前后是不同的。在明代中期以前,中國還沒有產生新的生產關系,中國的封建生產關系并不算落后,生產力仍在發展,這期間理學起著維護封建統治,加強中央集權的作用,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理論價值,理學經濟倫理還能適應并促進封建生產方式的發展,因而具有進步性。明代中期,中國的經濟出現了歷史性的變化,新的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出現了萌芽,面對新的社會變化,程朱的后輩理學家們不是努力建設一個合理的經濟秩序,更新社會、國家的管理方式,以疏導、培育日益蘇醒和增長的新經濟因素的幼芽,而是仍然堅持天理的封建說教,企圖以扼止“人欲”為代價,用強化道德秩序的辦法來達到穩定政治經濟秩序的目的,理學經濟倫理對新生產方式的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的阻礙作用日益顯露出來。也就在這時,中國的種種問題和危機開始充分暴露,中國在世界范圍內開始趨于落后,中國封建制度仍在農業文明的發展方向上繼續緩慢行進,走向爛熟。毋庸置疑,中國社會經濟由先進滑向落后,經濟倫理沒有突破是一個重要因素。到了近代,它的保守性和危害性更加明顯。歷史事實證明,理學經濟倫理不可能促進中國的近代化,隨著歷史的發展,它作為一種文化類型的存在,與封建王朝一樣被拋到時代的后面去了。
理學經濟倫理在中國歷史上的基本價值在于:促進封建小農經濟發展,阻礙商品經濟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在明代中期以前主要起著積極作用,在明代中期以后主要起著消極作用。
從總體上看,理學經濟倫理對封建小農經濟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適應了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的特點,維護和穩定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宗法家族主義政治經濟體制。唐代中葉以來的社會變革使中國封建社會形成了這樣一種多層次的經濟結構:從土地所有制結構來看,形成了封建國家經濟、地主經濟、小農經濟等多種經濟形式和皇帝、皇室宗親、官僚貴族、官(鄉)紳地主、自耕農、佃農等多層次的社會經濟群體;從社會生產結構來看,形成了以耕織一體的自然經濟占支配地位條件下的農業與手工業、商業等經濟部門之間的特殊聯系以及農民與手工業者、與商人的經濟聯系;從分配結構來看,形成了國家賦稅徭役、官吏俸祿、地主地租、工商業利潤以及農民勞動所得基本衣食生活資料等多層次經濟利益分層。理學經濟倫理把社會倫理問題與整個民族的社會心理活動糾纏在一起,將經濟與倫理相重疊,最后完全從這一思維背景中提取解決社會經濟問題的信息和方法,將政治和經濟等各種矛盾作宗法倫理的化解和處理。這樣,理學經濟倫理一方面像一塊模板塑造出符合封建政治和倫理規范的經濟人格;另一方面又像一條堅硬的河床規范著經濟這條奔騰不息的河流,以防其肆意泛濫。它把封建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納入它的人倫道德之網,不僅給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又加上一條倫理紐帶,而且把政治上的等級關系和多層次性的社會經濟結構一體化、集權化和穩固化,從而具有極大的調節和聚合作用。
第二,適應了宗法制小農經濟的社會經濟基礎。理學經濟倫理竭力推崇家庭和家族的地位,強化家族血緣宗法關系,相信這是一種最合理的生產組織形式,由此推而廣之,可以達到社會經濟關系的和諧穩定。正是中國的宗法小農經濟與理學倫理相結合,創造了中國封建社會中后期經濟的繁榮。西方的經濟學家一直認為追求私利是經濟發展的原動力。恩格斯也強調:“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類卑劣的――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杠桿。”[1] 但是理學的公利主義由于找到了自己的社會經濟基礎,因而在現實中發揮著巨大的正面作用。這個基礎便是宗法制小農經濟。因為在家庭或家族內部,成員之間休戚相關、榮辱與共,一般會更重視情感心理的需要,集體感與凝聚力都是非常強的,家庭或家族的公利確乎具有極高的地位。應該指出,小農在一定的時期是具有很大創造力的。著名的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奧多?舒爾茨指出:“小農的經濟行為在傳統農業的范疇內,他們是一種富有進取心并能對資源作最適度運用的人。傳統農業可能是貧乏的,但效率很高,它漸趨接近一個‘均衡’的水平。在這個均衡之內,生產因素的使用,較少有不合理低效率的現象。總之,小農作為一個經濟人,毫不遜色于任何資本主義企業家。”[2] 可以說,對于宗法制的小農經濟,只要政府能“為政以德”,努力扶植并加以保護,至少能給一條生路,他們就能夠使社會經濟繁榮,在一定程度上實現理學經濟倫理的愿望。然而,盡管統治階級都希望有這樣的經濟繁榮,但其貪婪的剝削本性使其不可能真正持續做到“為政以德”,天災人禍總會把宗法制小農經濟推向絕境,于是農民們鋌而走險,揭桿而起。
第三,適應了封建社會的生產力狀況。這突出地表現在重農主義、均平分配原則和崇儉黜奢消費觀方面。“農業是整個古代世界決定性的生產部門。”[3] 中華民族屬于農業民族,和世界其他古老民族一樣,歷來重視農業生產。重農主義作為封建國家干預和調節社會分工與產業結構應遵循的倫理規范,在宋代仍然是符合中國國情、符合當時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對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起了積極作用。但在宋代以后,特別是資本主義萌芽產生以后,一些思想家們不加分析地一味抑“末”,則嚴重地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中國在宋代及以后很長一段時期內,社會生產力都是處于停滯狀態,特別是沒有新的科學技術的刺激,新的生產方式沒有也不可能產生,社會財富的日趨集中和由此引起的貧富自發兩極分化,只能使財富進一步以更大的規模、更快的速度集中在既不勞動又不經營的寄生性的地主階級手中,農民失去土地之后,除了做佃農或淪為乞丐外別無出路,因而不僅不會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而且反而會使社會生產力受到更大破壞。理學的均平分配論對當時社會財富的集中和貧富兩極分化趨勢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有助于把社會各等級分層的財產占有等差距限定在一定范圍之內,使社會各階級、各階層在財富的占有和分配上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從而保持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相對穩定,促進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短暫繁榮。
“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和消費形式。”[4] 生產力越落后,消費水平就越低,社會越貧窮,消費結構就越簡單,反之亦然。中國古代社會以男耕女織為主要生產形式,它只能提供糧食和衣料。這種小農經濟的能量即使在太平盛世又能有多大呢?吃飯曾經是中國人的頭等大事,溫飽問題至今在不少地區仍未得到最后解決。可以設想,中國古代在這個問題上會是多么艱難,正像經濟史告訴我們的,所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也只不過是勉強解決溫飽,倉庫里有一點余糧,而大部分時期,除少數人以外,難免啼饑號寒。歷代思想家又有多少不是以溫飽作為太平盛世的根基、禮樂文明的前提呢?因此,以溫飽為社會消費目標,絕不是一個保守的目標。崇儉黜奢的消費原則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國情所決定的,以此作為消費倫理是明智與現實的。它緩和了生產與消費的矛盾,穩定了國民經濟;確保了積蓄,備戰備荒;有利于國家財政收支平衡和抑制統治階層的奢侈性消費。
第四,適應了封建社會商業發展的需要。自從有了社會分工就有了商品交換,商業是封建自然經濟必不可少的補充部分。理學經濟倫理雖然輕商,但并不否認商業存在的合理性,其經濟倫理思想廣泛地涵攝商業行為規范。在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水平低下,市場規則不完善,加之受到種種封建特權和其他因素的干擾與阻礙,價值規律不可能自由地充分地對商品經濟發生作用。在這種情況下的商品交換有很大的主觀隨意性甚至欺詐性。理學提出的倫理道德法則作為一種作用于人的心理,作為實現社會經濟心態協調統一的力量,自然有利于維持封建商業的正常秩序。商人們為了保護自身的利益,促使買賣的公平進行,也愿意接受理學倫理道德教條的約束。例如封建社會后期,民間商業運行中形成的組織嚴密的“伙計”制度,就是我國商人利用理學經濟倫理關于“人和”的文化資源,將傳統的宗法家族關系轉化為新的商業組合的一項創舉。商業“伙計”制度的產生,不僅給日益發展壯大的商業補充了力量,帶來了利潤,而且也增強了商界的凝聚力和穩定性,從而促進了古代商業的發展。不僅如此,理學經濟倫理還以一種特殊方式作用于封建社會中后期的商業行為,這就是商人們大都同理學有著世代相沿的“血緣”關系。他們中不少人自幼熟讀朱熹集注的科考教材《四書》,深受理學倫理的熏陶,從小就樹立了踐履儒學理想的抱負和志向,只是由于在科場中累試不第,或因家庭牽累,才棄學經商,棄儒為賈。商人與理學的這種特殊關系,足以表明商人與理學在精神上的相通之處。所以,商人們盡管埋頭于茍茍營利的生意場上,卻并沒有遺忘理學的諄諄教誨,而且當他們在商場上發跡之后,其中不少人躍躍欲展少年志,棄商學儒或捐錢入仕。這對于他們來說,既是一種社會榮譽,一種事業成功的裝飾,又是一種難得的資本,會給他們所從事的商業活動帶來有形或無形的利益。單從倫理動因來看,正是因為理學既不否定商業的存在而又輕商抑商,所以中國封建社會商業才長期處于稚嫩狀態。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宗法制小農經濟的發展有其內在的極限。理學經濟倫理對當時社會運行機制無條件的維護無疑會阻礙新的科學技術的推廣運用,從而妨害社會經濟的突破性發展。事實上,自唐宋以后,中國農業經濟的增長,主要是依靠開辟新的土地和提高集約化的程度來實現的。到了明代中葉,經濟最發達的江南地區的農業經濟增長,就明顯地受到了邊際效用遞減律的影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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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農村寄宿制小學生活老師 問題 解決對策
當今義務教育階段的寄宿制學校在我國教育體系中已具有相當規模,如何辦好寄宿制學校已成為教育界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而想要辦成一批高質量的農村寄宿制學校,當務之急就是培養一批高質量的生活老師。
生活老師是寄宿生在學校里的父母,他們照顧、管理、關心寄宿生的飲食起居、課余生活和身心健康成長。現在很多寄宿生,特別是農村的寄宿生很大一部分都是留守兒童,他們親情的缺失、道德的冷漠、心理的不平衡讓生活老師義不容辭地擔當起他們生活的管理者和心理疏導員等角色。尤其現在寄宿學生們待在學校的時間大大超過他們待在家里的時間,所以生活老師在農村寄宿制學校的作用不能被忽視,要實現寄宿制學校良性發展,保證教育教學質量,生活老師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但現在很多學校還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一點。
一、當前農村寄宿制小學生活老師的問題
現在農村寄宿制小學生活老師的問題還是相當突出的。我參與了重慶留守兒童4+1培養模式的推廣實驗,親身參與到某所寄宿制小學的教育教學活動中,發現該校生活老師工作量極大,172個寄宿生只配有2名生活老師,每人要負責86個小學生。而且生活老師文化水平不高,年齡偏大。在隨后的調研中我發現,這種情況在農村寄宿制小學中很普遍。我根據調研情況,對農村寄宿制小學生活老師的主要問題作了如下總結。
1.生活老師整體專業素質偏低。生活老師是除了老師外和寄宿學生待在一起時間最長的學校員工,是小學生成長的直接見證者和糾偏者,應竭盡所能幫助寄宿學生們合理管理自己的課余時間,但他們的專業素質讓人擔憂。在我走訪的小學生活老師中67%學歷為初中,高中學歷的只占22%,小學學歷占了8%,大專學歷的僅1人。這些生活老師有的是在編退休教師,有的是普通農民,有的是學校老師的親戚,還有個別學校沒有專門的生活老師,由學校老師輪班管理寄宿學生。他們更多的是用耐心和愛心來協助自己完成這項具有挑戰性的工作的,但缺乏心理學和教育學的知識,以及有效管理學生的技巧,一些人直接采取叫罵或者暴力行為解決學生的問題,這是極其不可取的。
2.生活老師工作壓力與待遇不成正比。農村寄宿制小學生活老師的工作任務是相當繁重的,早上七點起就要安排學生們洗漱疊被吃飯,因為是小學,很多學生還沒有完全學會生活自理,他們的服裝或者被子不得不讓生活老師重新整理或者返工。下午六點到八點要監督學生學習,時不時還要充當老師幫助他們解決作業中的難題。晚上八點半學生們就寢后生活老師們還要巡寢,保證學生安全、安靜地睡覺。有的學生晚上睡覺愛亂踢被子,生活老師還要起夜幫這些孩子們掖好被子以防生病。如果碰上有學生不舒服的,那么生活老師還要一夜不眠地陪在他們身邊。而他們的付出和回報卻不完全成正比,生活老師沒有學校編制,工資一般和學校協商。現在受一費制限制,學校能夠自行處理的資金有限,因此生活老師的工資可以用微薄來形容,更多的時候是一種責任讓他們無私奉獻。
3.生活老師數量不足,隊伍不穩定。在很多農村寄宿制小學,由于偏遠閉塞、交通不便,教師數量嚴重不足,更何況專門的生活老師了,往往是班主任和任課老師兼任生活老師,他們既要給學生上課,又要管理學生日常生活,但是卻得不到任何的額外補貼。調查發現,有74%的教師認為他們的工作量比非寄宿制學校教師的要大很多,36%認為他們的工資待遇要比非寄宿制學校教師的低。這些嚴重影響了教師們的積極性,任務的繁重和待遇的低下,讓他們迫不得已地選擇其他工作崗位,這使得生活老師隊伍總是處于不穩定狀態中。
4.學校不重視生活老師的工作,缺乏入職標準和工作考核機制。農村寄宿制小學對生活老師有個普遍看法,那就是“管學生生活的老師”,認為他們的任務無非是照看好孩子睡覺,關好門窗,等等,不明白生活老師真正的職責范圍所在。他們不明白長期遠離父母的照顧,在學校里求學的孩子一旦有了心理上的困擾是要由生活教師及時發現、先期及時排解的。單純地看管孩子的“生活教師”是很難真正了解孩子的內心,洞察孩子的近期動向的,也很難承擔起及時與班主任及科任老師反映情況共同實施教育任務的。
很多寄宿制學校對于生活老師的入職和工作情況沒有認真對待,沒有嚴謹的入職標準和有效的考評措施。大部分寄宿制學校只以所有寄宿生是不是按時就餐、就寢,有沒有突發安全事件等來考核生活老師的工作,而很少細致地考核他們的職業素養、責任心和道德品行等。寄宿制學校要有規范的入職條款和有效的考評措施,不能隨便在教職工親屬或者學校附近的非農事主力的農民中挑選生活老師。
二、解決對策
以上生活老師的問題,使得農村寄宿制學校隱患重重。要解決這些問題,讓農村寄宿制學校成為在外打工的留守兒童父母的放心之地,成為孩子們更加安全健康充實的校園,改善生活老師的境遇是關鍵一舉。
首先,為在編的農村寄宿制學校生活老師提供職前培訓和在職培訓。教師培訓的意義毋須贅述,但現在教師培訓在許多農村地區淪為形式,更多的是教師自己掏錢學習,這給本就不寬裕的老師們帶來了困擾,特別是工作動力不足的生活老師們。因此國家應該免費讓生活老師們在上崗前接受一定的教育學、心理學、兒童保健學的培訓,讓他們能更科學更合理地管理和照顧那些寄宿生。同時注重在職期間與其他優秀的寄宿制學校交流經驗、相互學習等。
其次,制定和完善有關農村寄宿制學校生活老師的政策,將農村寄宿制學校生活老師崗位納入編制,讓他們的權益有更好的保障。國家和下級政府部門應該在分配農村教師編制的時候劃定出生活教師編制的數量,應具備的專業素質和可以享受到的政策服務。同時根據農村寄宿制學校生活教師工作的強度給予一定的崗位津貼,以增加其工作積極性。這樣生活老師沒有了后顧之憂,就能全心全意地為寄宿學生服務。
再次,加大資金投入,利用政策保證一批較高學歷的大學生能投身到農村寄宿制學校的建設中,讓他們發光發熱。如免費師范生們在回鄉就業時可以進入某些條件較好的寄宿制學校當生活老師,或者給那些農村學校的生活老師們做教育學、心理學的培訓。一批高學歷的生活老師是我國農村寄宿制學校走向正規化、管理化的前提,他們可以注入新鮮的管理思想等。這既能補充農村生活老師的數量、保證生活老師隊伍的穩定,又有利于生活老師整體素質的提高。
最后,學校應充分認識到生活老師工作的重要性,并且制定嚴格的農村寄宿制學校生活老師聘用標準和考核標準。要進行公開透明的招聘,杜絕走后門、拉關系等徇私腐敗現象的產生。在決定是否能勝任生活老師一職時,對于應征者的道德品行一定要特別關注,最好先做群眾調查等。而對于生活老師工作的考核也應該由學校評價、家長評價、學生評價及自我評價等幾個方面構成,這樣才能全方位地了解生活老師的工作是否到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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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二十一世紀;工業化;中國農業;現代化
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二、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是進入二十一世紀后中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具體要求之一。落實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必須全方位推進中國農業的發展,從根本上改變農業的長期落后狀態。同第二、三產業相比,中國農業的發展水平還相差太遠。中國經濟實現第一、二、三產業協同發展的最基本要求是必須加快改造傳統農業,努力實現中國農業經濟的市場化和現代化。
一、徹底改變小農經濟狀態
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經濟發展中,推進農業產業化建設,需要切實貫徹執行國家土地有償轉讓政策,吃透政策精神,落實政策到位,以集體土地制度的穩定與市場化作為發展農業的基礎。
(一)小農經濟與實現工業化相矛盾
在中國,一家一戶的小農生產方式已延續數千年。當前,集體土地所有制下的農業生產必須超越傳統的小農生產方式,走出現代化發展的新路,實現土地集約經營和機械化種植。小農經濟與實現工業化是矛盾的,如果一個國家的農業還停留在小農經濟狀態,這個國家不可能實現工業化。小農經濟需要大量農業人口,不需要特別多的工業產品,這就限制了工業就業人口的增加和工業產品市場的發展。所以,小農經濟的存在是工業化的阻力。有小農經濟存在,就無法推進工業化的騰飛。長期以來,中國人已習慣小農經濟,一想到改變小農經濟需要付出高昂的社會轉型成本,就望而卻步。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一直未能啟動農業轉型,從根本上說,這是一個觀念問題,是一個在思想上尚未認識小農經濟延續的嚴重性問題。然而,如果在工業化騰飛階段還留戀小農經濟生產方式,就會遇到經濟發展的障礙,就會因農業的基礎落后而無法繼續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工業發展水平的進一步提高。
(二)農業生產必須達到集約規模
2003年3月1日實施的《土地承包法》以法律形式明確規定農民享有土地承包經營的權利,這對改變中國農業傳統經營方式是必要的法律保障。在現有的土地制度基礎上,推進農業的規模生產與集約經營,并不是走回頭路,也不是重新回到大鍋飯時代,而是要在現行政策下實現農業土地的市場化集中經營,讓農民自愿地以有償轉讓的方式將土地集中在農業生產專業戶手中,進行規模化、現代化的農業生產和經營。近年來,在學術界,有些人認為不改變土地的集體所有制性質就不能發展現代農業,就不能實現土地的規模生產與集約經營,這種認識實際上是沒能跳出原有的體制思路看問題。事實上,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產權的運作十分簡便與靈活,以土地的產權運作為核心,在土地有償轉讓政策下,是可以進行土地的市場化集中,并不存在不可協調的阻止農業現代化發展的制度障礙。只要允許土地有償轉讓的政策穩定,就可以保證土地規模化生產經營者的經營穩定和獲取良好的經濟利益。現在,當務之急是有效落實允許土地有償轉讓政策下的農業土地集約經營,逐步推進中國農業經濟發展走出傳統的土地分散經營的小生產方式窠臼。
(三)中國農業人口的比重必須下降
在工業化騰飛階段,為適應農業的集約化經營,中國農業人口的比重必須降下來。如果還是7億多的農村人口、3億多農業勞動者,工業化實現不了。美國只有300多萬農業勞動力,中國人口是美國的5倍,按同樣比例,應只需要1500萬農業勞動力。但這與中國農村的現實距離太遠,我們不可能很快與美國消滅差距。從實際出發,中國恐怕在近期內還有不少于1億的農業勞動力。按這個數量,雖然比美國還多得多,但我們還是降了很多。我們一定要明確這個目標,努力實現降低農業人口的最低目標。新農村建設的最重要表現就是農業人口的大幅度減少。如果農業人口的數量降不下來,不論對新農村建設有多少投入,農村的房屋和街道變得多好,農村還是舊農村,并不是新農村。這也就是說,新農村的實質要求是農業人口降下來。為實現工業化及三大產業的協調發展,應將降低農業人口作為硬任務來抓。但這并不是把農民硬趕出農村,而是城市要主動吸收農村人口,工業要創造更多的條件吸收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因此,降低農業人口比重的責任主要不在農村,而在城市與工業的發展。
二、改革農業生產組織
為在二十一世紀實現中國工業化,在農業生產組織方面,現行的一定要有實質性進展,不能停留在20世紀80年代初的水平上,必須盡快與現代農業生產技術相適應,積極探索建立能達到現代農業發展水平的生產組織。近幾年,有些地區的農民在當地政府的指導下自發地創辦生產合作組織,就是一大進步。這便于農民引進新的生產技術,便于農民與市場對接,便于實現農業的規模化經營。以色列是世界農業經濟發展最先進的國家之一,以色列的農業成就主要依靠農業生產合作組織。在中國工業化騰飛階段發展現代化農業的歷史進程中,可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發展各種不同類型的具有法人經營資格的農業生產組織,這是實現中國農業現代化的基礎。
創立新的農業生產組織是一項基礎工作。現在,城市可以發展多樣化的經濟成分,為什么在農村就不能搞多種經營形式?曾經起過很好的作用,而現在應進行新的創造。我們可以發展各種各樣的農業合作組織。吸取外國經驗,搞多方面合作,成立農業合作社組織。搞以色列式的合作組織也好,搞自己創新的股份合作制組織也好。總之,不能還是。
我們主要應搞家庭農場。現在,發達國家的農業組織基本都是家庭農場,這是很成熟的經驗,應學習與借鑒。從發展的趨勢看,中國農村走家庭農場化道路是早晚的事,應該早走,而不要拖到不能拖的時候再走。
我們還應發展個人或法人投資的大農場。一般說,大農場數量少,但一個農場頂幾十個或幾百個家庭農場,具有更大的經營優勢。要走出傳統農業發展的誤區,就要大膽向前走,允許各方面力量進入農業領域,創立大型農業生產組織。中國的農業保障不單純是土地問題,還要在更新農業組織方面下功夫,需要創辦中國特色的大農場。 轉貼于
三、采用市場化方式經營農產品
我國農產品市場的發展必須依靠市場化經營組織,進行公司化運作,不需要政府直接參與。就是說,除完成國家收購任務和農民自留的消費部分,其余的農產品全部通過市場交易。為此,必須建立農產品經營公司,同其他行業一樣,進行資本運營,為現代化的農業生產提供條件。
(一)政府不要充當市場中介
在向農產品營銷市場化邁進的過渡期,許多地方政府對農產品種植、養殖和銷售有過直接資助或進行組織控制,不論其出發點和效果如何,都是反市場化的做法,不能再延續了。中國的農業發展必須走市場化道路,不能成為政府包辦的產業。政府充當市場中介的弊端很多,其中,最大的弊端是政府賠不起。如,政府號召農民種大蒜,農民都種了,豐收后,好賣或是特好賣,那沒有說的;倘若市場不好,大蒜賣不出去,又當如何呢?農民怨政府,政府是好意,農民不怨政府,大蒜賣不出去,就沒有活路。所以,政府不要介入其中,不要只包盈不包虧。政府是做社會工作的,不是作市場中介的,政府沒有能力負責農民的損失問題。政府可以招商引資,可以技術推廣,還可以作市場主體,就是不能搞市場中介。現在,縣一級和鄉一級政府特別喜歡指揮農民,讓農民干什么,農民就得干什么。從市場經濟的角度看,這很不正常,是與市場經濟不合拍的。這其實都是計劃經濟體制的后遺癥,我們在工業化騰飛階段必須要給予清除。
(二)銷售農產品需要資本運作
從創新的角度講,農產品的公司化、市場化經營是傳統農業轉化為現代農業的市場保障,是在新的市場經濟體制下保障農業生產者穩定收益的基本條件。經營農產品的公司在農業生產與市場需求之間搭起資本運作的橋梁,以現代資本經營的方式為農業經濟服務,可將農業發展帶到以高科技為主導的現代產業發展鏈條中,使之能與第二、三產業協同發展,其創建意義十分重要。同時,要與第二、三產業實現協同發展的現代農業不能仍是在無金融體系支撐的狀態下生存。由于長期以來中國農業處于小農生產的發展方式下,現代金融機構難以進入農業領域,原有的農業金融組織的服務功能也逐漸消退,甚至將自身的主營業務轉向城市。顯然,離開現代金融體系的支撐,僅僅依靠國家政策性銀行和融資能力很小的農村信用社提供的金融服務,中國農業邁不開現代化發展步伐。因此,隨著農業規模化經營的實現,先進的農業生產組織和農產品經營公司成為產業主體,現代金融機構必須大舉進入中國農業經濟領域,構建相對完整的農業金融體系,提供全方位的現代農業金融服務。在這方面,金融體制改革迫在眉睫,其重要性并不僅在于支撐農業經濟的現代化發展,更在于第一、二、三產業需要以此為基礎實現協同發展。
四、國家應負責農業技術進步
在二十一世紀,實現中國農業現代化需投入巨額資金進行農業科技研究。技術進步是現代農業發展的基礎條件,現代農業必須建立在現代農業技術廣泛應用的基礎上。相比減輕農民負擔,國家供給農民先進的生產技術更重要。
(一)技術進步是現代農業經濟發展的基礎條件
發達國家都把對農業的投入擺在重要位置,為農業技術研究創造最好的環境和條件。而在所有的農業投入中,重要的是技術投入。技術代表的是勞動力智力因素的發展水平,這一水平決定勞動力整體的發展水平。在傳統農業生產中,技術也發揮主導作用,但從事農業勞動,起主要作用的還是體力,傳統的耕種模式要求勞動者必須有強勁的體魄。而在現代農業中,智力因素更重要,沒有高智力的投入,就無法實現農業機械化生產,無法改良土壤,更無法得到優良的品種。農業是隨著技術進步發展的,從機械化農業到生態農業,從傳統畜牧到現代優質的良種畜牧,這些變化都是由農業技術進步推動的。我國與發達國家農業發展水平的差距也是在農業技術水平上,農業技術上不去,農業的發展就受到制約,國民經濟就要受影響。發展農業一定要從推動農業技術進步做起,哪個國家重視農業技術進步,其農業發展就會走在世界各國的前面。在中國工業化騰飛階段,更需要推動農業進步,推動農業走向現代化。因此,需要高度重視農業技術進步。
(二)保障農業技術進步的資金應由國家負責投入
在中國目前的條件下,國家應負責農業技術進步,即負責全國的農林牧副漁的良種培育工作。改革開放以來,每年都討論農業生產問題。而所有問題的核心就是農業技術投入。在中國農業走向市場化進程中,唯一不需要市場化的就是農業技術研發投入。這不是市場化能解決的問題,在世界各國,都由政府統一負責農業技術的研發和推廣,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極端重要性,由此得到集中體現。因此,中國也不能在農業技術研發和推廣方面搞市場化,中央政府必須調集充足財力保證全國性的農業技術研發和推廣的投入,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必須依靠國家對農業技術進步的統一負責和財政支持。農業技術研究是長期的過程,非常耗費時間和財力,而且也需要最優秀的科學家。但除時間和人才外,最重要問題是必須由中央財政負責農業技術基礎研究的全部資金投入。是否重視農業,關鍵看為農業技術進步的科學研究投入多少資金。
五、二十一世紀中國需要盡快提高農民素質
中國農業要在二十一世紀走出傳統模式,走上現代農業經濟發展道路,最重要的任務是在勞動主體方面實現轉變,即提高農民素質。
(一)農業現代化的根本是提升農民素質
現代化的農業需要現代化的農民。只有提升農民素質,才能建設新農村,實現農業現代化。具體措施為:一是提升農民的文化知識。文盲不能當農民。今后,不用說文盲,就是低素質的農民也是落伍的農民。大力普及農民的文化知識,這是農民進入新時代的基本條件。二是提升農民的專業知識。未來的農民要懂得生物工程、機械化原理、農藥知識、畜牧知識、氣候知識等,并且要學會運用這些知識。現在,美國的農民就是多面手,做哪樣兒活都會,是知識型農民。而我們的培訓目標也是要將中國農民培訓成知識型的農民。培訓費用也要由政府支付,這是支持農業走向現代化,是關系國家經濟基礎的大事。三是提升農民的市場經濟意識。中國農民必須走出傳統農業,奔向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現代農業發展空間。要讓中國農民了解市場經濟的規范要求,了解世界市場和中國市場的未來發展走勢,知道怎樣在市場中求得生存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