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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農經濟的脆弱性范文第1篇

(一)促進子系統內部的聯系，維護子系統內部的穩定

1．封建皇權通過履行經濟職能促進經濟子系統內部的聯系，通過消除不穩定因素維護這一系統的和諧。(1)封建皇權通過履行其經濟職能把分散的農戶聯系起來。古代中國國土遼闊，小農經濟又使人們處于十分分散的狀態，無力應對天災人禍和興修大的水利工程，因而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進行干預，需要它來執行一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我國古代各個封建王朝都十分重視農業生產，它們通過興修水利工程、道路和運河來滿足農業生產的灌溉和交通運輸等需求，保證經濟子系統的順利運行和發展。封建皇權還設立專門的機構來管理農業生產，通過委派地方官吏來“勸民農桑”、宣教“農本”政策、促進農業技術傳播，督察農業生產。這樣，封建皇權通過履行其經濟職能，把經濟子系統內部分散的諸要素一定程度上聯系起來了。(2)封建皇權通過消除子系統內的不穩定因素，維護經濟子系統的穩定。為了有利于自己的統治，封建統治者十分重視農業生產，極力消除不利于農業生產的各種因素，維護農業生產系統的穩定。一方面，他們經常扮演調和階級矛盾的角色。如實行“均田制”，讓少地或無地的農民獲得一份土地，這是傳統社會的政府利用其強制力進行土地資源配置的正式制度。這使很多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得到土地，成為自耕農。地方豪強對土地的兼并容易激化與百姓的矛盾，于是皇權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豪強和官僚對土地的兼并，維持這個系統的基本平衡。另一方面，他們也賑災，救助受災農民。自古以來，我國就是一個災難頻繁發生的國家，災害一旦發生，將嚴重影響農業生產，甚至威脅到王朝的存亡，因此封建統治者也不敢掉以輕心，通過賑災使農業生產得以恢復，并以此來顯示皇權統治的仁德及其合法性所在。在封建皇權的強力干涉下，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威脅鄉村社會系統的不穩定因素。

2．通過“鄉紳自治”維持鄉鎮政治子系統內部的聯系與穩定(1)“鄉紳自治”有利于收集民間的意見，聯系廣大農民。社會系統的維持并不能完全靠壓制，尤其在“天高皇帝遠”的鄉鎮地區，權力的運行不能完全單向度的由上而下，因為“政治不能只在自上而下的單軌上運行。人民的意見是不論任何性質的政治所不能不加以考慮的，這是自下而上的軌道。一個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須是上通下達，來往自如的雙軌形式。”［11］皇權止于縣，把鄉鎮管理的權利交給了鄉紳，這樣就有利于收集和反饋民間意見，實現一定程度的上通下達。鄉紳與異地為官的官員不同，他們沒有離開故土，熟悉當地的風土人情，和鄉里百姓往來密切并且有著休戚與共的厲害關系。他們能夠把自己了解到的或收集到的有關鄉村與村民的信息反映給當地的官員，避免了官方直接面對數目龐大的村民，也避免了因官方不了解民情，做出錯誤決策而導致官民的直接沖突。因此鄉紳起著重要的上通下達的作用，保持了系統信息的暢通。(2)“鄉紳自治”有利于平衡官方與農民的利益，維護政治子系統的穩定。鄉紳一般都是官方舉辦的科舉考試中獲取功名的儒生，他們具有“官方和半官方的身份”，［12］是封建皇權在廣大鄉村的人。“紳權”依靠的并不是暴力，而是基于其經濟能力、身份地位、家族勢力和個人德行所獲得的一種敬服。［13］所以，鄉紳是一種農村社會的內生型權威，它不具有國家這一外生型權威的暴力性質，因而，有功名而無官職的“鄉紳”成為把封建皇權與鄉鎮居民聯系起來的橋梁。鄉紳因其來自民間的身份，決定了鄉紳一定程度上能夠代表地方利益。通過鄉紳自治，可以形成中央與地方利益盡可能地協調。鄉紳的角色是雙重的，即起到保護鄉民和鄉里社會的作用，也起到替統治者管理鄉民的作用。所以官方利用鄉紳管理廣闊的農村地區，不僅得到鄉紳的支持，也得到百姓的信賴，也維護了整個子系統的穩定。

3．通過“科舉考試”維持鄉村文化子系統內部的聯系與穩定(1)通過科舉考試有效整合鄉村的文化精英。科舉考試的成熟與完善對意識形態下沉到鄉村，形成廣大鄉鎮地區的文化聯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科舉考試是一種選官制度，對廣大鄉村開放，它不論出身、不論門第，使廣大農村的居民也可以通過這一管道，做到“永久性的行政干部全憑能力獲選，不靠親戚關系或家族人脈。”［14］這給許多農家子弟帶來了希望，他們希望實現“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夢想。這一舉措產生了極大的向心力，有效地把廣大鄉鎮的文化精英凝聚起來，成為對中央皇權的積極支持者。而且這一選官制度也注意到選拔人數在地區之間的平衡分布，極力消除地域差異，保持各地之間的文化聯系。各地儒生由于對儒學的共同興趣而相互往來和交流，促進了儒家的思想文化的繁榮與發展，同時也在廣大鄉村地區形成了文化上的統一。(2)通過科舉考試維護了儒家意識形態在普通村民心目中的獨尊地位，保證了意識形態系統的穩定。封建皇權緊握科舉考試這一“指揮棒”，以儒家學說為考試的主要內容，這樣促使了儒家學說在廣闊的鄉村的傳播，一些農家子弟可以通過科舉考試而獲得較高的身份和地位。科舉考試也造就了一批鄉村的儒生，考取功名的鄉紳往往成為當地弘揚儒家文化的中間力量，即使是沒有獲取功名的儒生，在傳播儒家文化中也是功不可沒，他們把儒家文化融入到小說、戲曲等多種多樣的民間文藝中，深刻影響了居住在鄉村的中國人的行為方式、思想觀念和日常生活，使鄉村居民對封建皇權的統治產生強烈的認同感。同時鄉村有條件的村民通過培養自己的孩子讀書，讓他們考取功名，為儒家的意識形態系統輸送人才，形成一個內部的良性循環。儒家意識形態產生于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傳統社會，又通過封建皇權的大力弘揚，并且與植根于鄉村的選官制度相結合，擴大了它的影響力和對社會的整合力，抵制了其它意識形態的競爭，保持了“獨尊”的地位，最終形成了一個穩固的意識形態系統，并且一直持續了兩千多年。

(二)強化社會子系統相互之間的制約，維護社會大系統的穩定

1．通過鞏固小農經濟，防止其他兩個子系統的失控(1)落后的小農經濟的長期存在有利于封建集權統治。小農經濟環境下，廣大農村居民保持一種分散的狀態。他們這種分散的狀態就像馬克思所說的“馬鈴薯”，沒有團結起來的力量，無法對抗封建皇權。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上，人們所能夠建立起來的組織，只能通過血緣關系的紐帶形成的宗族組織。這種以血緣關系形成的宗族組織是中國封建統治長期存在的社會基礎。這種家族組織通過儒家意識形態而與國家組織協調起來，形成了家國同構的社會結構。封建君主就是這個放大了的家庭的總家長。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子系統就是矗立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之上，以及這樣的經濟基礎形成的社會結構之上。封建皇權保護小農經濟就能夠維護鄉村社會的宗法結構，宗法結構的穩固保證了家國同構的中央皇權的行使。而商品經濟的發展必然導致人口的流動，從而導致宗法關系的松散，威脅到封建統治的社會基礎，這也是封建統治者維護小農經濟而遏制商品經濟的原因之一。(2)鞏固小農經濟有利于鞏固以儒家學說為主體的封建意識形態。儒家意識形態是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產生的，也為這一基礎服務。在很多方面，儒家可被視作以家庭為榜樣、為國家建立道德原則的意識形態。［15］沒有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的封建家庭結構，儒家意識形態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封建皇權通過保護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可以維護儒家意識形態的正統地位。因為，如果放任商品經濟和工商業的發展，則必然改變封建家庭結構，產生多元的思想，最后沖擊到儒家意識形態。

2．通過政治權力強化對其他兩個子系統的制約(1)通過政治權力限制工商業的發展。在春秋戰國時期就萌芽的商品經濟一直得不到發展。因為封建統治者認識到經商可以迅速致富，所以他們“也決不愿私人財富擴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為王朝的安全之累。”［16］他們“保護落后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17］這樣商人的人身和財產自然就得不到保護，甚至常常受到侵害，商業的發展受到嚴重的影響。手工業為官方所壟斷，民營手工業只能在夾縫中求生存。梁漱溟先生說的，“后一兩千年的中國文化在經濟上已盤旋而不進”［18］就是這樣導致的。這種狀況有利于皇權的統治，小農經濟的落后和封閉，使廣大的鄉村農戶就像一個個的“馬鈴薯”，分散而無力，需要統治者“從上面賜予他們雨水和陽光。”［19］(2)通過政治權力進行思想文化控制。封建皇權對農村的管理單靠武力或嚴密的官僚組織是不夠的，需要廣為群眾所接受的意識形態。因此，通過政治權力，加強了對意識形態的控制。一方面，統治者大力弘揚儒家文化。自漢朝以來推行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獲得明顯的效果，儒家意識形態開始深入人心。封建皇權通過完善科舉制度，達到對鄉村的意識形態控制。科舉考試使鄉民可以通過學習儒家學說而獲得很高的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力，這使廣大的鄉鎮儒生專注于研究儒家學說而放棄對其他學說的思考。另一方面，他們廣設“文字獄”進行思想控制。對任何不利于封建統治的思想和文化進行徹底的清洗，這樣達到對意識形態的有效控制，使儒家作為意識形態的作用發揮到極致。

3．通過弘揚儒家文化，鞏固小農這一經濟基礎，維護封建皇權對鄉鎮的政治統治(1)鞏固儒家學說的獨尊地位有利于鞏固小農這一經濟基礎。以儒家學說為核心的意識形態中包含著“重農”思想，儒家思想家主張“民以食為天”、“不奪農時”、“不違農時”等，把農業生產放在極其重要的位置，荀子甚至認為財富只能從農業中產生，并且提出了著名的“強本論”，把農業生產與富國富民聯系起來，并且明確提出“工商眾則國貧”的觀點，成為后來很多朝代重農抑商的理論根據。儒家文化作為我國傳統社會的意識形態，建立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之上，極力維護小農這一經濟基礎。它有一套與農村家庭倫理緊密相關的完整價值觀，對鄉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進行了規范，有利于維持一個農業社會的正常運轉。(2)大力弘揚儒家學說維護了封建皇權的統治。任何封建朝代都不是單靠武力就能夠統治的，所以通過意識形態的灌輸而導致對統治者的認同是非常重要的，我國封建皇權通過對儒家學說的弘揚，達到了降低其統治成本的效果。一方面，儒學能夠順應專制皇權發展的需要，通過文化制度對皇權的充分肯定，把皇權的統治法理與宇宙的秩序“融為一體”，達到“對權力的無限性、任意性和全能性政治模式的全力構建。”［20］另一方面，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鄉紳充分利用儒家的教化功能，使人心服而達到管理的目的。這種教化可以“防止因思想的混亂而導致社會的動亂，也是為了管理的低成本和高效益。”鄉紳都是由取得功名的候任官員或者退休官員組成，精通儒家學說，因此他們的思想與整個國家的統治思想一致，可以向百姓灌輸儒家的仁義道德觀念，達到教化民眾進而控制思想、穩定社會秩序的作用。在鄉紳的幫助下，使廣大鄉村“形成了國家官僚機構枝干下的廣泛而穩固的根基，從而把一個巨大的農業社會不可思議地組織起來了。”

二、我國傳統社會鄉鎮社會治理的教訓

(一)封建皇權的高壓統治使一切新生事物無法在封建社會的母體中成長起來封建皇權為了維持系統的平衡，扼殺了一切新生事物。在經濟方面，除了抑制工商業的發展外，還極力阻止有利于市場經濟發展的產權制度的形成。皇帝具有對于天下一切財產的最高所有權，只有在這個最高權力的有效統攝之下，其它一切“下位性”的占用權才可能是“合法的”。這嚴重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在政治統治方面，封建統治者除了維持高度中央集權外，在農村則極力維護鄉村的宗法制。宗法制有利于通過家族的力量實現對個人的人身控制。個人只是家庭和家族的附屬品，受到父權、夫權和族權的嚴格控制，限制了民主制度的發展。德治與法治是對現代社會進行良好管理的兩大法寶，我國的傳統社會的管理者在倡導德治的同時卻阻礙了法治社會的形成。法治的本意是包括對最高皇權的制約，但是我國傳統社會皇帝的特權凌駕于一切法律之上。中國傳統法律的基本功能在于:懲罰臣民對神圣君權制度和宗法社會秩序的觸犯。［24］這樣就使得法治始終沒有在中國大地上建立起來，由于中國皇權制度的法律只能越來越多地屈從和服于權力的專制性，所以與這個進程相同步的，就是人們對于法律的正面制度意義，給予越來越多的懷疑、限制乃至否定。最后，封建皇權對思想意識形態的強力控制導致了中國思想文化界長期處于“萬馬齊喑”的狀態。思想文化領域由領先世界到跟不上世界發展的潮流，人民處于蒙昧之中，這又反過來影響了經濟與政治的發展。

(二)傳統社會的社會治理無法改變一治一亂的循環我國傳統社會的社會管理模式因權力高度集中而具有很強的脆弱性。先生注意到，“在傳統結構中自下而上的軌道是脆弱的;利用無形的組織，紳士之間的社會關系，去防止權力的濫用，不但并不能限制皇權本身，而且并不是常常有效的。”在這種體制中，人民發揮的作用甚微。單靠皇權制約的官僚機器，難以避免的盛行和蔓延，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對進行了最嚴厲的懲罰，但是仍然無濟于事。歷史上開明的皇帝總是少的，昏庸的皇帝總是占很大的比率，同時一個開明的皇帝，短期內開明是可能的，而長期的開明卻是少見的。當皇帝昏庸時就無法有效監控整個官僚體系，也容易導致宦官和外戚專權。一旦這種情況發生，龐大的官僚集團就會侵占田地、欺男霸女，形成對人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破壞了經濟子系統的平衡。最后也使意識形態失去效用，形成的局面，改朝換代也隨之發生。這也是我國傳統社會擺脫不了一治一亂的循環的原因。每次改朝換代都導致大量平民死亡，國家陷入動蕩中，若干年才能恢復。而且每次改朝換代之后，一切都得重新開始，這樣就驗證了馬克思所說的，“亞洲各國不斷瓦解、不斷重建和經常改朝換代，與此截然相反，亞洲的社會卻沒有變化。”

三、我國傳統社會治理對當前創新鄉鎮社會管理的啟示

我國傳統社會的鄉村治理模式在歷史上起過進步的作用，但與此同時也阻礙了社會的進步。不管怎樣，它都給我們留下了一筆可貴的財富，為我們今天創新鄉鎮的社會管理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和有益的啟示。

(一)新時期的鄉鎮社會管理要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傳統社會，我國的經濟長期停留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階段，成熟的市場經濟始終發展不起來，這也是近代以來我國落后的根源之一。今天我們已經充分認識到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性，認識到市場是資源配置的有效形式，市場是當今能夠把廣闊的農村聯系起來的重要手段。正是市場的存在，促進了農村的社會分工，使人們相互依存、相互需要。市場的優勝劣汰機制也是促進社會進步的主要手段。因此政府對鄉鎮的有效管理就應該符合市場發展的要求，在鄉村建立起完善的市場機制，建立起符合市場發展的健全的法制環境，形成有利于公平分配的利益均衡機制，有利于市場良性發展的產權機制。鄉鎮政府機關，要按照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轉變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創新社會管理模式。要在市場意識淡薄的廣大鄉村，擔負起市場培育的職責。鄉鎮政府本身也要充分認識市場的規律，自覺遵守市場規則，并根據市場規則來檢討自己的行為，減少對市場的過度干預，減少對農業生產的直接干預，而是通過法律法規等間接手段，引導鄉鎮居民發展鄉鎮企業、私營企業以及創立合作社等，為他們提供市場信息、資金、技術等服務，引導他們積極有序地參與到市場競爭中來。通過市場的發展，把鄉村與城市連接起來，與全國乃至世界聯系起來，把農村這個經濟系統變成一個充滿活力而又全面開放的系統，改變農村封閉落后的狀況。

(二)新時期的鄉鎮社會管理要與公民日益增長的民主意識、參與意識相適應我國傳統社會社會管理模式的基本特點是“下級只層層對上級負責，而不對人民負責”，但是傳統社會的國家權力體系畢竟只下沉到縣一級，為廣大農村的自治留有一定的空間，這也恰恰是封建統治能夠長期維持的原因之一。改革開放以前，“全能型”的政府不但抑制了人民的參與熱情，而且也沒法解決日益增多的社會經濟問題。先生認為，要提高鄉村管理的效率，“不是加強遠離老百姓的中央權力，而是，相反的，應該在基層自治事務中去加強啟發和領導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主體逐漸多元，社會事務繁雜多樣，以前的管理模式顯得捉襟見肘。因此在創新鄉鎮社會管理的實踐中，要轉變管理理念，拋棄傳統的為民做主的思維，讓人民自己當家作主，實現由管理向治理的轉變。鄉鎮等政府部門不是把政府權力下沉到鄉村的每個角落，而是積極推行村民自治，落實“群眾事務，群眾管理”的原則，讓群眾成為管理的主體。只有給鄉村社會留下一定的自治空間，才能有利于民意的上傳和下達，有利于保持整個系統內信息的暢通，有利于新生事物的發展，也可以避免公權力的過度干預而形成好心辦壞事，管了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造成官民對抗。政府甚至要主動培育鄉村民間組織，讓它們參與到社會管理中來，分擔鄉鎮政府部門的管理職責，形成一個政府與民間良性互動的管理模式。同時也要通過群眾的積極參與，來促使政府依法辦事，改變傳統社會權大于法，使權力無法真正得到制約而造成基層政權無法無天的現象。

(三)新時期的鄉鎮社會管理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指導我國傳統社會的社會管理模式是以儒家學說為核心的價值體系為指導，這一價值體系為維護我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統一人民的認識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它畢竟是與小農經濟、與封建專制統治相適應的價值體系。在今天我們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中，由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形成了利益主體的多元、社會管理主體的多元，“輿論不一”也成為常態。因此在思想文化方面，我們除了要繼續執行主席提出來的“”外，還需要通過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達到規范人們的行為、統一認識和整合社會的目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新時代的產物，它與新的經濟基礎和社會結構相協調，是征求了各方面意見，綜合所有認識后形成的，并且得到全國各族人民的普遍認同的“最大公約數”。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正因為具有“最大公約數”的特點，才具有廣泛的指導意義。新時期的鄉鎮社會管理理念必然要與社會核心價值觀相統一、相協調，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準繩來檢討政府的管理行為，做到行有依歸。同時鄉鎮管理部門也要通過自己有效的管理行為引領鄉村的社會輿情，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入人心，成為新時期凝聚廣大鄉鎮居民，為實現偉大的中國夢而奮斗的精神武器。

四、結語

小農經濟的脆弱性范文第2篇

關鍵詞：農產品 農業 共享經濟 分享經濟

一、共享經濟模式及其特點

共享經濟這個術語最早由美國得克薩斯州立大學社會學教授馬科斯?費爾遜（Marcus Felson）和伊利諾伊大學社會學教授瓊?斯潘思（Joe L. Spaeth）于1978年發表的論文（Community Structure and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中提出。2010年初，英國學者雷切爾?布茨曼出版專著《我的就是你的：“合作式”消費的興起》指出共享經濟將給人們的消費模式帶來革命性影響。共享經濟模式的主要特點是在陌生的個體之間通過第三方信息技術平臺進行信息或物品的分享和交換（易），因此共享經濟亦被稱為分享經濟。

傳統商業模式的弱點在于產品和服務分配不均， 造成大量資源浪費和商品“過剩”， 導致消費需求“不足”，從而阻斷產銷鏈。而共享經濟中的消費方式實現了產品和服務的有效分配， 實現了商品價值的最大化利用， 同時形成新的供需產業鏈。

共享經濟模式的幾個要素是：第一，有閑置或過剩的資源，資源閑置或過剩是一切共享經濟的根基，如果沒有這個先決條件，其他都是無效的；第二，搭建共享經濟平臺，通過網絡信息技術把不同物理位置的資源集中展示出來；第三，按需分配資源的方法，即如何到尋找需要這些資源的人并按他們的需要分配到其手里；第四，共享者獲得相關回報，這種回報以經濟回報為主，并伴隨有人脈等非金錢的資源回報。

二、農產品行業存在的問題

當前，農產品行業出現的一個比較頻繁且棘手的問題是農產品豐產卻滯銷，一邊是農民守著大量農產品低價難銷，一邊是城市民眾抱怨吃不上廉價果蔬。農產品“滯銷、賣難、買貴”的怪圈一次又一次上演。農產品滯銷只是一個表象，這個現象的背后，反映出農產品行業內的諸多問題：

（一）產銷信息脫節

由于農民獲取市場信息的通道閉塞，市場行情預判能力不高，農民在進行生產抉擇時難免存在投機心理，容易受當前價格引導進行盲目種植或生產，造成供需脫節，供大于求。而同時，消費者對市場供應情況不明，對市場上價格高企的農產品望而卻步，導致本來可以挖掘的潛在消費需求也因此喪失。

（二）經營方式落后

當前，我國農村的生產方式以分散式經營為主，小農經濟根源深厚，難以形成規模化生產經營，農產品的質量差異較大，農業產業化程度很低，農產品的價值挖掘僅限于初級生產程度，深加工、附加值挖掘遠遠落后，農產品進入市場后只能聽天由命、銷售困難。

（三）銷售渠道單一

多數農戶都是處于自產自銷模式，農產品銷售僅僅靠周邊地區消化，更多的是靠每天把農產品拉到農貿市場或者等待中間商來收購后到批發市場進行銷售，農產品在市場中輻射范圍小，渠道對接過程中難免遇到信息失真現象，導致農產品滯銷。

（四）物流成本偏高

農產品與其他產品的最大區別在其存儲期上，農產品在流通環節別容易變質，這種脆弱性對物流環節的時效性要求極高；而農產品流通過程中，物流規劃不合理，流通環節多，導致迂回運輸，長距離運輸，使得產品腐爛變質塊，物流費用高，最終導致銷售價格高。

三、農產品利用共享經濟模式的發展策略

（一）完善基于電子商務的農產品供銷平臺

電子商務模式作為一種產銷模式的創新，已被各個行業廣泛應用，農產品領域內的電子商務平臺也在逐漸增加。電子商務平臺提供了實時的信息平臺，實現了產銷信息的互通，拓展了農產品的銷售渠道，成為解決農產品滯銷問題的新途徑。當前農產品電子商務平臺覆蓋比較分散，農產品信息整合不夠全面，不同的運營模式導致交易方式差異大，容易造成信息混亂錯位，同時支付的安全性和便捷性也影響農產品的正常交易，因此，農產品供銷平臺需要進一步完善，定位不同的電子商務平臺需要針對性的收集行業、市場及產品資訊，做好數據的調查和分析，優化系統平臺，完善平臺的用戶體驗，保證平臺的穩定性，為農產品的生產經營提供依據和平臺基礎。

（二）建立農產品產業鏈資源共享機制

共享經濟模式最大的特點就是實現了各類資源的共享，從農產品產業鏈角度分析，農產品從生產到銷售的整個環節，可共享的資源如下表：

建立農產品產業鏈資源共享的機制，就是按需分配資源的方法，將產品及資源供應、市場需求在第三方平臺展示，實現供需的共享。例如A企業具備生產食用油的優質原料，卻不具備生產線和生產許可，而B企業正好具備這樣的資源條件且有生產時間的空余，那么彼此均可在第三方信息平臺上相關需求和供應信息，使得A企業能順利的找到B企業，實現原料的有效利用，順利生產，而B企業也能獲得相關回報。這種共享方式使得產業鏈上不同的經營主體能彼此互通及互惠共利，尋找到適合自身發展的產品及市場，形成互為供應商，互為經銷商，互為服務商等協同合作模式。企業間通過共享經濟的模式，把資源做充分，把“蛋糕”做大。

（三）引導和主張市場進行分享型消費

當前市場環境下，信用危機頻頻出現，尤其在農產品行業，食品安全問題頻出，消費者對目前的食品類商業組織及食品產品信任度越來越低，而分享型的消費理念正好解決了這個問題，分享型消費信息的發出往往是消費者信任的個體和組織，當分享的信息產生了消費者共鳴時，基于信任的消費行為自然發生。在移動互聯時代的今天，大商圈開始變小分散進入各社區和圈層，消費平臺出現大面積的碎片化，基于“分享型”的消費心態日益凸顯，以消費者分享為驅動力的新型營銷策略異軍突起。農產品企業應抓住這種機遇和條件，貫徹分享型消費的理念，引導和主張現有市場進行分享型消費。這意味農產品企業應以市場為導向，開發品質過硬的產品，建設與產品相關的有價值的內容和資訊，鼓勵消費者通過不同的渠道分享產品及內容，并給予一定的分享回報，將營銷的本質回歸于人。在社會化媒體營銷大趨勢下，誰抓住了消費者，誰就能在這場全新的營銷革命中贏得未來。

參考文獻：

[1]楊書培.中國分享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及可持續發展性[J].經濟觀察，2015（5），16-18

小農經濟的脆弱性范文第3篇

關鍵詞：經濟結構性差異；農村金融生態環境；河北省

一、問題的提出

當前，京津冀金融一體化背景下，河北省農村金融體系要發揮應有的助推作用，必須依賴于良好的農村金融生態環境。但河北省農村金融生態環境顯得脆弱且存在諸多缺陷，致使金融體系發展緩慢，金融服務落后，支農資金不足；農村金融市場效率低下，價格機制不能充分發揮引導資源配置的作用等。因此，準確把握影響河北省農村金融生態環境建設的因素，進一步優化農村金融生態環境，不僅有助于解決“三農”問題，而且對有效承接京津轉來產業、消除環京津“經濟貧困圈”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近年來，涌現出了諸多關注優化金融生態環境的文獻，主要可歸納為以下三類：第一類認為金融生態環境由多個子環境構成。徐諾金（2005）指出金融生態環境可分為硬環境和軟環境，從根本來說，軟環境取決于硬環境，其中法律制度是硬環境的核心。[1]王文樂（2012）認為，農村金融生態環境也是外部環境和基礎條件的總和，是市場環境、信用環境、人才環境與政策環境的統稱。[2]潘勁（2008）則認為，金融生態環境的構成因素涉及自然資源環境、經濟環境、市場環境、政策環境、信用環境與法律環境六大要素，這六大要素內部及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決定金融生態環境的整體狀況，同時也反映出金融生態環境的地區差異性。[3]第二類認為區域金融生態環境直接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中國人民銀行洛陽市中心支行課題組（2006）指出評價區域金融生態環境質量的指標體系由經濟發展水平、金融資源水平、社會信用及法制環境等3個目標層、14個準則層和90項指標層組成。[4]黎和貴（2007）研究發現，法治環境相對較好、地方金融發展較快、金融部門獨立性較強、社會誠信水平較高、社會保障程度較完善的地區，這樣的地區恰恰是金融生態環境良好的地區。[5]謝太峰等（2010）通過構建國際金融中心量化評價指標體系，從經濟實力、金融實力和基礎設施三大方面對京滬兩市金融生態環境進行綜合評價。從具體基層指標上看，京滬兩地在經濟開放度、資本市場和交通地位三方面有較顯著的差異。[6]陳雁云等（2013）也認為影響區域金融生態環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經濟基礎、金融穩定與發展、市場中介與信用、政府治理是影響區域金融生態環境的主要因素。[7]第三類認為農村金融生態環境也是由多個子環境構成，且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但表現出農村金融生態環境不同于城市金融生態環境的特殊性。何穎媛（2013）認為，農村金融生態環境由農村經濟環境、農村金融環境、農村政策環境、農村信用環境以及農村法律環境等子環境構成，并指出農村法律環境對降低農村金融機構脆弱性的作用不顯著。[8]周妮笛（2010）以湖南省為例，綜合運用層次分析法與數據包絡分析法說明影響農村金融生態環境的因素分為區域因素和一般因素兩類，其中區域因素主要包括農村信用環境、農村法律環境和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等，一般因素主要包括農村金融運行狀況、農村社會保障水平和地方政府服務水平等。[9]

以上成果為本文研究如何優化農村金融生態環境提供了很好的理論視角借鑒。但是，已有的文獻基本上只是著眼于金融生態環境內部相關問題分析，缺乏不同區域之間金融生態環境協同發展的研究。優化特定區域金融生態環境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因此，在京津冀金融一體化下，本文認為宏觀經濟是金融生態環境的基礎，通過將河北省經濟與京津經濟進行對比，發現河北省經濟存在的差距，為改善河北省農村金融生態環境、順利實現河北省與京津之間農村金融體系融合提供決策參考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經濟結構性差異與河北省農村金融生態環境優化

金融發展必須以經濟發展為基礎，所以京津冀經濟結構性特征決定了京津冀金融一體化發展的方向和路徑。長期以來，京津冀經濟總體發展保持很高的一致性，如圖1所示。盡管河北省經濟是京津冀經濟中絕對規模最大的，但是人均GDP卻是最低的。以2013年為例，河北、北京和天津的GDP分別為2.83萬億元、1.95萬億元和1.44萬億元人民幣，但是人均GDP：北京為9.22萬元，天津為9.76萬元，河北省為3.86萬元。因此，河北省的人均GDP是最小的。

在結構上，河北省經濟與京津經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性。首先，京津冀的第一產業對各自區域的貢獻存在顯著的差異。第一產業是國民經濟中重要的組成部分。近年來，京津冀三地經濟一直保持持續穩定的增長，但是數據表明，京津冀三地經濟中，由于產業結構的優化和調整，第一產業對相應各區域GDP的貢獻呈現逐年降低的趨勢。我們更應該看到，河北省第一產業對河北GDP的貢獻遠遠高于京津第一產業對各自地區GDP的貢獻。如圖2所示。以2013年為例，2013年，河北省第一產業GDP為3500億元，占當年全省GDP的12.37%；而北京第一產業GDP為161.8億元，占當年北京GDP的約1%；天津第一產業GDP為188.45億元，占當年天津GDP的約1%。所以，無論絕對額還是相對比例，第一產業在河北省經濟中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京津地區的第一產業在其經濟中占的份額很小。

其次，與京津相比較，河北省的第三產業欠發達。第三產業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2012年，河北省第三產業創造價值9384億元，占當年GDP的35.3%，服務業收入2551.9億元；天津市第三產業創造價值6058億元，占GDP的47%，服務業收入4293.7億元；而北京市第三產業產業價值1.37萬億元，占GDP達76%，服務業收入多達2.23萬億元，約是河北省服務業收入的近10倍。這說明，北京市第三產業非常發達，而河北省的第三產業發展落后，尤其是服務業嚴重滯后。

最后，與京津相比較，河北省經濟開放程度偏低。2012年，河北省外商投資企業7426家，利用外資不到490億美元；天津市外商投資企業11491家，是河北省的1.5倍多，利用外資額1189億美元，是河北省的2倍還多；北京市外商投資企業26535家，是河北省的3.5倍以上，利用外資額達1493.55億美元，是河北省的3倍。可見，河北省利用外資規模偏小。從進出口的規模來看，盡管天津市經濟總體規模小，但是它依托港口便利，所以天津市的進出口規模是最大的，北京市次之，河北省排最后。2013年，天津市進出口總額超過1285萬億美元，北京市為632萬億美元，河北省為548.8萬億美元。這說明，河北省外向型經濟規模偏小。

因此，盡管河北省環繞京津、地域廣闊、資源豐富、發展潛力和環境容量大，所具備的自身區位、土地、人力、礦產、港口等資源，為京津產業的延伸和轉移可提供廣闊空間，是京津發展的重要依托，但是與京津經濟相比，河北省經濟依賴第一產業較多，第三產業和服務業欠發達，經濟開放程度較低。

三、改善經濟環境是優化農村金融生態環境的基礎性措施

經濟是決定金融生態環境的重要因素（謝太峰等，2010；周妮笛，2010；陳雁云，2013）。經濟結構的落后性也決定了河北省金融生態環境相對的落后性，由于河北省農村經濟占主要地位，所以通過優化河北省農村經濟實現河北省農村金融生態環境的優化尤為重要。優化農村經濟，必須從改革農村主要經濟制度入手。

首先，創新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制度，強化農村金融生態環境經濟基礎。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是農村最重要的經濟制度之一。改革開放之初，農村實行，為提高農村生產力水平、增加農村經濟活力，發揮了巨大作用，使農村居民生活水平得到了顯著改善。隨著社會經濟和科學技術的發展，農業生產被要求規模化、產業化和現代化的程度越來越高，但是在農村下，由于河北省農村人口數增長和家庭數量增加，所以平均每戶承包的土地面積越來越少了，致使單戶農業生產規模在逐漸縮小，不利于現代化的機器設備作，不利于生產要素的集聚，也成為了農業生產規模化和產業化發展的瓶頸。因此，必須改革當前的農村，完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制度，允許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土地互換、土地出租、土地股份合作、土地入股、土地轉包等形式有序流轉，滿足農業生產適度規模化經營對土地及資金的需求；允許農戶和單位運用土地承包經營權進行抵押融資，為農村資金融通拓寬渠道，加速河北省農村金融市場與京津市場的融合。

其次，創新農村新型經濟主體設立制度，增加農村金融生態環境競爭活力。目前，河北省農村經濟主體仍然以農戶為主，農村法人性質的經濟主體主要是農業專業合作社、專業協會、股份合作經營組織、農業公司、家庭農場等數量少，且結構單一。經濟主體是經濟發展的驅動力，同時經濟主體的數量規模和層次結構的多樣性決定了經濟主體的廣度和深度。要增加和豐富河北省農村經濟主體的數量和成分，提高農村金融生態環境的競爭活力，一方面，應培養農民現代市場經濟意識，打破小農經濟意識的束縛，提高科學文化素質，使之成為新型農民，激發農民自己的參與市場經濟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另一方面，積極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的藩籬，使農村傳統部門與現代經濟部門實現充分地互聯互通，煥發農村傳統部門新活力，使之產生更多的私營經濟主體；另外，應適度放松農村市場的準入門檻，充分保護農村私營經濟主體合法權益。

最后，創新農村產業制度，提升農村金融生態環境承載力。涉農產業是農村經濟發展的基礎和支撐。當前，河北農村涉農產業的產業鏈短、向非農產業延伸少，涉農產業及其產品科技含量低，高附加值產品少。要創新農村產業制度，提升農村金融生態環境承載力，第一，應制定相應政策，在保證糧食安全的前提下，鼓勵農村地區充分利用好現有勞動力和地理資源，做大做強蔬菜、花卉、水果、水產、畜禽、食用菌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加快發展具有市場競爭力的特色主導產業，促進農林牧漁業的又好又快發展，鞏固河北省傳統產業優勢地位；第二，制定相應政策，鼓勵與涉農產業關系密切的非農產業，特別是第三產業，快速發展，推動勞動力就業結構轉變，彌補產業短板；第三，制定政策，鼓勵河北省農村三產聯合，延長產業鏈是從長遠角度著眼于提高農業整體質量，增強農業國際競爭力，加快農業由傳統農業向開放的現代化農業轉變。

參考文獻：

[1] 徐諾金.論我國金融生態環境問題[J].金融研究，2005（11）：31～38.

[2] 王文樂.改善我國農村金融生態環境的路徑[J].企業經濟，2012（4）：175～178.

[3] 潘勁.金融生態環境構成要素與影響研究[J].金融理論與實踐，2008（8）：40～45.

[4] 中國人民銀行洛陽市中心支行課題組. 區域金融生態環境評價指標體系研究[J].金融研究，2006（1）：167～177.

[5] 黎和貴.區域金融生態環境差異與經濟增長效率[J].金融論壇，2007（3）：45～52.

[6] 謝太峰，王子博.京滬金融生態環境綜合評價及相關建議[J].經濟與管理研究，2010（3）：75～79.

[7] 陳雁云，劉曄.江西區域金融生態環境評價[J].江西社會科學，2013（5）：77～81.

小農經濟的脆弱性范文第4篇

家庭不但是社會最基本細胞，也是家族的最基本單位，家庭的不斷擴大意味著家族勢力的日益壯大。傳統上的所謂“家庭”通常是指在一位家長的主持下，共同居住共有財產的血親組織。古代家庭結構，一般是由父子兩代或父子孫三代構成，其人口數如戰國時期孟軻所說的有“五口之家”，或“八口之家”。漢代晁錯在分析自耕農生活水平時，也是以“今農夫五口之家”來計算。他們的說法常被后代作為推算古代戶口的主要依據，可見兩代人或三代人所構成的家庭是古代社會比較常見的形式，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小家庭”。

宋代以前福建也有大姓人家，如林、黃、陳、鄭等，但是否存在累世同居的大家庭不見史籍記載，宋代時，朱熹弟子許儉，閩清人，因“三世不分異，庭無間言”，而被時人譽為“孝友”，只三代同居就贏得孝義的美稱，可以想象當時福建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并不多見，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有一點值得考慮，就是唐宋時期由于北方戰亂頻繁，接連不斷的大批難民渡江入閩，這些移民自身缺乏形成大家庭的客觀條件，因為這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才行。

明代時，福建有大家庭始見史書記載，連江縣的楊崇家庭，六世同居，男女老幼有70口人，飲食一道，財產共有。南平廖氏，五代同居，也同耕共食。大田縣吳氏六世同居，男耕女織，不分彼此。福清縣王榮也是六世同居，大小家人七百余口，不曾折箸爭吵過，而且這個家庭一直發展到清代，是福建歷史上受明清兩代封建王朝表彰而名揚一時的大家庭。

這類傳統大家庭都具有三個基本特征，一是累世同居，二是財產共有，三是飲食合，整個大家庭事無巨細，全由家長定奪，大家庭的日常開支基本上實行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正如陳支平教授在《近五百年來福建的家族社會與文化》一書指出的那樣：這種理想化、模式化的大家庭制度，只是個別的、臨時性的，不可能是普遍的、永久性的。因為這種大家庭制度嚴重束縛了家庭成員的勞動生產積極性，抑制了個人私欲的追求，不符合絕大多數人要求發展自己個體經濟的愿望，也不切合實際，小農經濟的脆弱性是無法為龐大的家庭經濟生活提供長期保障的。所以，這樣的大家庭制度在現實生活中難于全面推行，一旦父母去世，兄弟間分家析產就在所難免，分裂為眾多的小家庭，以明萬歷六年（1578年）福建省人口為例，戶數515307，人口1738793，平均每戶的有3．3人。可見明清兩代福建社會還是以小家庭占大多數。

當然在閩西南山區，一部分客家人流行聚居一樓的生活方式，即人們所熟知的客家土樓現象。每座土樓基本上是累世同居，平均居住人口上百個，房間也多達上百間以上。以郵票上的永定縣古竹鄉的“承啟樓”為典型代表，四環同心圓樓，康熙四十八年（1709）動工，歷時三年才告竣工，現已居住第十一代人。目前在福建已知的客家土樓達四千座左右，其聚族而居，歷代相沿已成俗例。客家土樓具有累代同居的特點，但不具備實行大家庭制度的經濟基礎，有的學者也持這種看法，“客家人沒有形成四世、五世同居共灶的大家庭，而是分門立戶”。

宋代以后，福建社會小家庭始終占主導地位，盡管封建王朝不遺余力地旌表累世同居共財的大家庭，但收效甚微，寥若晨星，更多的人愿意選擇兩代人或三代人構成的小家庭生活方式。通過家庭的不斷裂變，也使得家族團體不斷擴大，同姓不同宗，同宗不同房的家族團體愈分愈細，越來越多，這都與明清時期小家庭的廣泛發展管切相關的。

二

福建人早在宋代就有零星開發臺灣地區的舉動，明代荷據臺灣時，又有大批閩南人應募入臺耕作，其中有的人隨后回鄉搬善過合安家。如《安平顏氏族譜》記載顏開譽就有遷家入臺的事例。《東石汾陽郭氏族譜》記錄此時也有郭一程在臺娶妻立家。但估計在臺安家立業的人并不會太多，據1649年臺灣荷蘭長官費爾堡在一封信中所說，納稅的漢人有11339人，其中婦女有838位。占8％左右，移民臺灣的家庭不是很多。鄭成功收復臺灣時，有一批家屬隨鄭軍渡海入臺，根據施瑯《盡陳所見疏》說，明鄭漢移民中，十人中有五、六個沒有帶家眷，男女比例比荷據時期要改善些，有家庭的人數占近一半，這是由于明末清初戰爭迫使許多婦女逃離大陸，后來清王朝后，有一半以上的臺灣漢民家人返回大陸祖籍地，又使臺灣社會的家庭數量急劇減少。清領臺灣后采取禁止搬眷人臺的措施，進一步擴大了移民中男女比例失調的矛盾。可見乾隆以前，臺灣男女不成比例確實很嚴重。

清代臺灣由于男女數量前后期反差比較大，因此臺灣社會的家庭結構就有一個演變的過程，如果以道光年間為界，其家庭組合的類型就有所不同。在前期，臺灣社會除了一部分傳統的以夫妻為主的小家庭（另外還有若干個三、四代同居的大家庭）外，更多的是其他類型的家庭，如移民時期，單身男子占大多數，造成家庭結構的不正常，有父子移民臺灣，構成父子家庭，有兄弟同往臺灣，組成兄弟家庭。《重修臺灣府志·風俗》說有的兄弟同居長達數世之久。還有許多是單身漢的家庭，在廣大鄉村中，四、五十歲仍未娶妻的男子為數不少。這些上了年紀的單身漢為了老有所靠，過有人祀，往往要設法抱養一個幼童作為繼子，“蓋臺民無子者，買異姓為子，雖富家大族亦繼異姓為嗣，謂瞑蛉兒。”閩南人習慣把抱養異姓的孩童稱“螟蛉兒”，有的移民特意返回原籍在親戚間過繼一個幼子，俗稱“過房”，有的人到了垂暮之年，才考慮香火傳承的問題，便出錢雇了一個青年入門招親成家，繼承家業和祭祀，有的人實在找不到合適的繼子，就把產業托附給親朋好友，請他們的后代兼顧煙祀，這就出現了絕嗣的家庭，在《臺灣和法附錄參考書》中所收錄的一批托附字契就證實這一點。

移民的特定環境下，家庭的結構必然是形形的，而且來自不同的區域或不同的宗親，在這種基礎上構成的家族形式也與內地有所不同，那種以單純的血緣關系形成的家族模式，在早期臺灣出現得比較少，因為直系血親關系的人數量有限，往往采取同姓合約式的聯合形式，組成一定勢力的家族團體，如時人所說：“臺群聚族，鳩金建詞字，凡同姓者皆與，不必其同技共派也”。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清朝廷再次被迫允許移民攜帶家眷入臺，使搬家入臺成為新一輪移民潮的重要表現之一。到了道光年間，婦女人數迅速增加，以夫妻為主的家庭逐漸普遍，傳統的分家析產的習俗也隨之流行。如戴炎輝《清代臺灣之家制及家產》就認為：“清代臺灣，以父祖死后即行分析為普遍現象”。但那種累世同居共財的大家庭即使在后期也為數不多。《彰化縣志·人物志》記載四世同堂有八例，五世同堂有四例。《淡水廳志·節孝》記有張氏家庭六世同爨，算是代數延續比較久的大家庭。其他縣志罕見這類記載，在臺灣，四世同食共財就可受到朝廷的旌表，但有清一代這類大家庭還是屈指可數。 三

從以上有關清代臺灣家庭結構演變的初步分析，就可以看出閩臺血緣關系是非常密切，大量的福建移民冒險橫渡海峽，入臺開荒種田，等有了立足之地，又想方設法搬善過臺，在臺灣安家立業，并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新的家族。這些移民及其后代與祖籍地的家族有沒有保持聯系和交往呢？臺灣學者尹章義先生在《清代臺灣移民社會爭論》一文中明確指出：在檢閱的數千部族譜以及對臺灣若干大族的研究報告中，都有記載與大陸家族的聯系活動，有的家族與祖籍地租詞的交往還十分密切。臺灣有的人認為清代后期臺島移民社會已向定居社會轉型，臺灣象族只是認同現居地的關系，而淡化了與祖籍地的祖源關系，這種看法顯而易見是不確切的，事實是無論是在移墾時期，還是在定居時期；不論是第一代移民，或是他們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后裔，都重視與祖籍地家族的聯系，兩地家族相互交往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鄉情族親隔不斷。中國傳統倫理道德講求宗親合睦、互助互利的家族關系，不論你走到哪里，這種根深蒂固的家族觀念是難以改變的。福建新移民到臺灣，總是投親靠友，尋求鄉親族人的幫助。為新來的鄉親排憂解難是宗親間又不容辭的責任，這種事例在臺灣各地開發史上比比皆是。

其二，兩地經濟互補。明清時期臺灣是一處新開發的海島，生活物品與生產工具極為匾乏，如農耕工具、耕牛、陶瓷、布匹等，移民們都要從內地購置后想方設法帶過去，在這方面也會得到家族的資助，而且一些家族比較有錢的人，還攜巨資入臺募民開墾土地。

其三，兩地文化交往。據史載，臺灣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才有第一位的鄉試舉人，叫蘇峨，泉州籍，應試以前移民臺灣鳳山縣，后人議論地為冒籍舉人，即不是土生土長的臺灣士子。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臺灣始有第一個文進士陳夢球，祖籍同安，也被時人議為“冒籍”。類似這種所謂“冒籍”應試的事例肯定還有不少，因為當時臺灣剛剛開發，文化落后，福建一些家族生員，通過對岸族人的幫助，悄悄移民過去，利用臺灣讀書人不多的空子，以獲取科舉功名利祿。

乾嘉以前，臺灣地方文化教育不發達，移民到臺灣的福建人，大多也是文化水平比較低的農民。因此，在這階段臺灣大多數家族缺乏修編族譜的文化條件，而族譜是正源明宗反映家族來龍去脈的關鍵載體。“開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各家族都非常重視修纂族譜，修族語也就成為兩地家族間的文化交流的一項重要內容。有不少臺灣家族是直接將故鄉已編印好的族譜帶過去，然后再增加臺灣新家族的內容。由此可見，兩地家族同修纂族譜在清代已成慣例。

其四，兩地祭拜祖宗活動，林其泉教授在《閩臺六親》一書中說：“以前，凡大陸去臺人員，每年清明節前后，多派人回祖籍與留在祖家的同族房的人一起到山上祭拜祖宗墳墓，在清代幾乎都這樣做”。可見閩臺家族交往中最密切又最重要的是兩地祭祖拜神活動。正如臺中簡家祠堂的一副對聯所表達的精神：

千秋煙祀永在前，遠可追，流可溯；

小農經濟的脆弱性范文第5篇

現階段各類經濟成分對國民經濟發展的貢獻比較

在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現階段，各種經濟成分對國民經濟的發展都作出了貢獻，但是，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程度上又有所區別。為評價不同的經濟成分對國民經濟發展所作出的貢獻，我們按照對工業總產值、社會零售總額、工商稅收、就業幾個方面的分類分別來考察不同的經濟成分所具有的貢獻。

表1不同經濟成分對工業總產值的貢獻率（注：資料來源：《工商管理行政統計匯編》（1991－1998），國家工商管理局辦公室；1999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轉引自張厚義等主編《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200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1、58、24、25頁。）

年份外資企業私營經濟個體經濟

199915.925.3418.18

表2不同經濟成分對社會零售商品額的貢獻（注：資料來源：《工商管理行政統計匯編》（1991－1998），國家工商管理局辦公室；1999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轉引自張厚義等主編《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200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1、58、24、25頁。）

年份國有零售額比重集體零售額比重私營零售額比重個體零售額

198939.1033.200.4218.63

199241.2927.910.8320.27

199529.8519.314.8830.33

199820.6516.5710.4937.05

表3不同經濟成分對工商稅收的貢獻（注：資料來源：《中國稅務年鑒》1992－1998。轉引自張厚義等主編《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199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頁；《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200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頁。）

年份個體私營外資國有集體

19937.930.265.2063.5621.08

19947.620.378.1263.0417.15

19957.270.6510.3859.7417.58

19967.351.1113.1654.6918.41

19976.711.3213.9556.3315.34

19987.062.1419995.592.48

表4整個國民經濟中各種類型經濟企業從業人員情況（％）（注：資料來源：《工商管理行政統計匯編》（1991－1998），國家工商管理局辦公室；1999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轉引自張厚義等主編《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200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1、58、24、25頁。）

年份國有集體外資私營個體

198918.276.330.080.303.51

199016.195.550.100.273.29

199116.465.600.250.283.56

199216.615.520.350.353.76

199316.455.110.430.564.43

199416.694.890.600.965.62

199516.574.630.761.416.79

199616.334.380.781.707.29

199715.874.140.831.947.82

199812.952.810.842.448.74

199912.142.430.872.868.84

從上述各項指標來看，個體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已經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尤其在就業方面，個體經濟已經成為除國有經濟外，提供就業機會最多的經濟成分。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國有經濟提供就業機會的功能正在逐年下降，按其戰略地位，以后也很難有大的吸納空間。因此，個體經濟在這方面的作用就更為引人注目。其次，目前個體經濟在實現社會零售額方面已經是貢獻最大的經濟成分，其余的在工業生產總值和工商稅收方面，其作用也不容忽視。然而，我們注意到不同的經濟成分在對就業和稅收的貢獻上，并不是同步的，往往是被看好可以提供就業機會的經濟成分，反而吸收就業的數量并不多，這是市場主體追求經濟效益而必有的“降本”觀念所為。因此，如果與國民經濟發展中什么是最重要的目標的認定聯系起來，對不同經濟成分貢獻的衡量就會得出不完全一樣的結論。

現階段經濟發展的多元目標中，就業是最重要的目標

對國民經濟的貢獻而言，目前所存在的任何一種經濟成分都有它的重要性，它們對國民經濟的貢獻都各有自己的特點。問題是，當前在國民經濟的發展中，最重要的或需要優先考慮的目標是什么。這是我們比較不同的經濟成分對國民經濟的貢獻，以及確定它在發展戰略中地位的依據。

對于經濟發展的貢獻來說，無論是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對就業的貢獻、對國家稅收的貢獻還是對出口的貢獻，都有它的重要性。但是，筆者認為，我國現階段就業目標的重要性超過了其他目標，它對于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具有戰略意義。其原因在

于：

中國面臨嚴峻的就業形勢，城鎮的實際失業率已經達到7％的警戒線，今后幾年可能還會再提高1至2個百分點，中國目前城鎮失業率的警戒線應該為7.03％，在達到9.73％時，就會造成重大的社會經濟風險（注：莫榮：《就業形勢依然嚴峻》，汝信等主編：《社會藍皮書，2002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中國社會文獻出版社版，第166、167頁。）。農村地區本來就存在著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和隱性失業的現象，目前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64％左右，但農業只占GDP的15％。在加入WTO之后，由于受到世界市場的沖擊，農民在提高生產力的同時，更多的農民將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尋找其他就業機會的壓力會大大增加，它對于就業形勢會帶來巨大的沖擊。

就業形勢的嚴峻性還在于近年來，我國經濟雖然保持了持續的增長，但是，出現了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不同步的現象。為追求經濟增長，在政策優惠和政府的招商活動中，人們更偏好追求高新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的大項目；在國有企業的改革中，為追求微觀的效率，“減員增效”成為一個普遍被采納的辦法；而近年來，對經濟的增長和出口貢獻非常突出，對稅收貢獻也增加很快的外資企業和私營企業，由于注重微觀效益，對就業的貢獻雖然也在增加，但幅度十分有限。

過去人們認為，改革和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只有通過進一步的發展來解決，只有經濟發展了，才能解決就業問題。但是，如果改革和所采取的發展戰略所導致的是經濟增長和就業增長不同步，就會出現越改革，越發展，失業越嚴重的現象。近年的經驗表明，就業不是一個由經濟增長附帶的目標，不會隨著經濟增長而自動增長，而本身就是一個獨立的發展目標，需要由相關的發展戰略和政策來予以保障，不同的發展戰略，可以導致不同的就業效應。比如，是優先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的傳統產業，還是優先發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高新技術產業，將使同樣數量的資本投入，提供完全不同數量的就業機會。

進一步來看，最近幾年我國在經濟發展中所出現的貧富分化、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拉大的現象已十分突出，成為社會不穩定的主要根源之一。造成這種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是，我們選擇的經濟發展方式，不能普遍地擴大就業，尤其不能更多地吸收下崗失業人員和從農業中轉移出來的勞動力。目前，我們的經濟增長與擴大就業不能同步，甚至是以犧牲就業為代價。這種發展所造成的結果就必然導致貧富分化，城鄉與地區差別無法縮小，甚至不斷擴大。

筆者認為，就業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中最具有戰略意義的指標，它不僅與效益相聯系，也與社會公正與公平，與穩定相聯系。擴大就業，應高于其他指標，成為指導今后經濟發展的中心目標。

另一方面，我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要解決就業問題的對象，主要是城鎮新增勞動力、下崗失業職工和農村中大量的剩余勞動力。這部分人的特點是除了勞動力外，既缺少其他人力資本（經營能力、專業知識），也缺少必要的經營資本。當現有的產業不能吸納他們就業時，他們很容易就成為失業和潛在失業人口，并由此成為低收入或貧困群體。所謂就業問題，主要是使他們在經濟的發展中能獲得就業的機會。

從這樣的認識出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發展什么經濟成分對解決就業問題可以作出最大的貢獻？各種不同的經濟成分對就業都作出了貢獻，但其貢獻度并不相同。

從前面的表列中可以看到，目前在我國，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對就業的貢獻在各類經濟中最大，但它對就業的貢獻不是呈不斷擴大的態勢，而是呈不斷萎縮的態勢。在改革深化和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國有經濟的戰略地位必然要求她進一步向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的方向發展，這種趨勢使它對就業的貢獻率會進一步降低。

集體經濟（包括鄉鎮企業）曾經對就業作出過很大的貢獻。但是，原有的集體經濟在新一輪市場爭奪中面臨艱巨的結構轉換，企業較多減員而較少增員；新型的集體經濟如股份合作制、合伙制企業，出資者即勞動者，利益機制的剛性使之在用人方面也是精打細算，雖能提供就業機會，但其貢獻也已從80年代的排名第二位降低到第四位。

外資企業對經濟增長、出口以及稅收的貢獻都非常突出，1999年出口占全國的45.47％，稅收占全國稅收的15.99％。但是如果從就業來看，1999年在外資企業的從業人員為612萬，占全國城鄉就業人口的2.91％，占全國就業人口不到1％（注：張厚義等主編：《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200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59、60頁。）。由此可見，外資企業對于中國就業的貢獻是十分有限的。加入WTO以后，外資企業將進一步向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知識密集的方向發展，不可能對解決中國的低層次勞動力的就業作出很大的貢獻。

私營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蓬勃發展，到1999年從業人員已達到2022萬人。它的進一步發展對解決就業問題具有很大的潛力，但由于私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有限，僅靠私營企業仍無法解決如此巨大的就業壓力。

從20世紀90年代的發展數據中可以看出，個體經濟對解決就業具有巨大的貢獻和潛力。1999年，個體經濟從業人員為6241萬人，僅次于國有經濟從業人員的8572萬人，成為國民經濟中第二大吸納就業的經濟成分。如果其他經濟成分在提供就業機會上都是有限的話，我們要考察的是，在我國未來個體經濟是否有可能大發展，成為解決就業問題的主渠道。

強調發展個體經濟的理由

在我國，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經濟并存的局面下。強調發展個體經濟的意義，是由于它對解決就業問題具有很大的潛力。從發展和提供就業機會的角度來看，個體與私營經濟都有迅速發展的勢頭，而且私營經濟的規模、效益，以及單個經濟體雇傭從業人員的數目都要高于個體經濟，為什么要特別強調發展個體經濟呢？沒有別的原因，就是由中國的國情所決定，因為發展個體經濟門檻最低。

無論是國有經濟、集體經濟，還是外資企業，我們都希望它們能進一步的發展，但是，這些年的實踐表明，它們都有自己發展的瓶頸。對這些經濟成分在解決就業方面寄予過高的期望并不現實。

能夠發展私營經濟固然好，問題是發展私營經濟的一個主要瓶頸是沒有足夠的私人企業家。對于發展私營經濟來說，認識上的和政策上的障礙已經解決，環境也是有利的，但是，在中國工業化尚未完成，發展市場經濟也起步不久的條件下，作為企業家的私人企業主，卻不是馬上就能大批涌現出來的。從1990年到1999年，私營企業戶數的增加速度達到35.50％，是一個超常規的發展時期，即便如此，私營企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仍十分有限。形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在于私營企業家的稀缺，從而制約了私營企業短時期內在國民經濟中比重的大幅上升，相應地也就不易提供大幅增加的就業機會。外資企業的情況也相類似，同期戶數的增加速度達到26.62％（注：張厚義等主編：《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199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6頁。），但其在國民經濟中對就業的擴大還是有限的。如果考慮到外資企業比私營企業更傾向于使用資本、技術而不使用勞力，它對就業可能作出的貢獻就更加有限了。

個體經濟的特點在于它是一種自我實現就業的經濟成分。在英語中個體經濟稱為self－employedindividuals，即自我雇傭的個體。它不依賴于別的企業是否提供就業機會，而是可以自己創造機會實現就業。因此，在無論是國有、集體，還是私營和外企都不能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而這種情況在我國可能要持續相當長的時期時，發展個體經濟實際上就成為失業和潛在失業人口的一種以自我創業解決生計問題的謀生手段。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個體經濟雖然在我國并不代表先進的生產力，但卻是解決就業問題的廣闊天地。即使在發達國家，個體經濟仍然是實現就業的重要途徑。

個體經濟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進入門檻很低，不管是農民，還是城鎮居民，只要有小額資本和簡單的技能就能開業，從事某一項經營活動。它適合中國目前大多數失業和潛在失業人口生產（經營）能力和所能承擔的風險能力十分有限的特點，容易在適合他們的起點上，作為市場經濟的主體從事經濟活動。正是由于進入門檻低、更多的要求就業人口都能進入這一點，在其他經濟成分所能提供的就業機會都有限的條件下，決定了個體經濟將是城鎮下崗失業職工，和從農業中轉移出來的農業勞動力實現就業的主渠道之一。

表5不同經濟成分戶均注冊資金比較（單位為萬元，外資企業為美元）（注：數據來源：《工商管理行政統計匯編》（1991—1998），國家工商管理局辦公室；《中國工商行政管理統計四十年》，中國統計出版社。轉引自張厚義等主編《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199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8、34頁。）

年份個體經濟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外資企業私營經濟

19930.48130.4625.65146.6428.62

19960.80151.8234.44183.6145.80

19991.09263.7241.49218.2168.18

從不同經濟成分的注冊資金規模比較中可以看出，個體經濟開業所需要的資金量是最低的。注冊資金雖然不是一個企業實際運行時所需要的資金規模，但它基本上反映了這個企業的進入成本，即要從事這個領域的經營活動，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資金規模。相比之下，個體經濟要求的資本門檻最低。

個體經濟進入門檻低的另一個特點是它不要求占有中國目前最稀缺的生產要素——企業家和專業技術人員。然而，隨著個體經濟的發展，卻可以培養出企業家所必備的素質。

由于個體經濟所需資本規模小，經營相對容易，不需要素質很高的人力資本，這樣的門檻，農民和城市的下崗失業人員比較容易進入，因此是解決就業問題最具潛力的經濟成分。

發展個體經濟的意義，還不僅限于解決就業問題。首先，它擴大和深化了社會分工。建立一戶個體經濟，就是建立一個在社會分工下從事經營活動的市場主體。它使經營者相對集中地只經營自己從事的業務，逐步專業化而提高勞動生產力，同時也細化了社會分工。按照馬克思的分析，擴大社會分工本身，就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在我國仍處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的條件下，這種社會分工的擴大和深化，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過程。

發展個體經濟所帶來的另一個結果，是培養了大量的能在市場經濟的海洋中進行自主經營的人員，使人力資本得到提高。城鎮的下崗職工，原來并不直接在市場中進行經營活動。農民雖然離不開市場，但仍有相當大生產的比重是屬于自然經濟狀態，并不完全市場化。當他們轉變為個體經濟時，則成為在市場經濟中以獨立的經營活動為生的經濟主體。這不僅是他們生產方式的改變，也將迫使他們去學習在市場經濟中如何最有效地運用自己的資源，如何去規避風險，以及不得不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和國家的法令來從事經營活動。這實際是他們的人力資本的一個提高過程。它也是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發展過程中所必然要走的道路。這種人力資本的培育和提高，對于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所具有的價值，常常被人們所忽視。實際上，這是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市場經濟化所必須具備的條件，也是縮小目前存在的二元經濟之間差別的一個關鍵。

發展個體經濟對培育和發展人力資本的意義，從地區發展戰略的角度來看，其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

表6個體經濟區域發展態勢（注：數據來源：《工商管理行政統計匯編》，轉引自張厚義等主編《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199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頁。）

年份東部地區戶數比重中部地區戶數比重西部地區戶數比重

198949.4129.7020.89

199349.2531.1719.58

199646.0437.5416.44

199946.3136.2317.46

表7私營企業區域發展態勢（％）（注：數據來源：《工商管理行政統計匯編》，轉引自張厚義等主編《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199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頁。）

年份戶數雇傭工人注冊資金產值消費品零售額

1990:東部69.2164.1768.1568.6969.55

中部20.0522.0520.9622.0720.85

西部10.7413.7810.889.239.60

1998:東部64.5262.2267.2572.6867.33

中部22.2524.1119.1018.1021.80

西部13.2313.6713.659.2210.88

1999:東部67.0663.0969.8074.7068.08

中部20.0322.9717.1916.2321.16

西部12.9113.9513.009.0710.75

從個體、私營、外資企業的地區發展態勢來看，雖然它們在東、中、西部之間的差距都是明顯的，但是其中個體經濟的發展態勢在地區差別上最小，它表明對于中、西部地區來說，相對于發展其他經濟成分而言，發展個體經濟最為容易，也最為實際。尤其是對于“鍋底現象”的中部地區，個體經濟的發展態勢與東部的差距比其他經濟成分的發展都要小得多。因此，在中西部的地區發展戰略中，加強發展個體經濟的力度，可能比鼓勵外資和發展私營企業更容易見效。

發展個體經濟離不開政府的作用：服務與監管

從一個更

廣闊的視野來看，發展個體經濟是我國實現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的歷史過程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它的功能不只是解決眼前的就業壓力，繁榮經濟的問題，而是把一個特定的數量龐大、人力資本不高的人口層次，在無法通過其他途徑參與工業化進程的情況下，通過發展個體經濟而帶入到市場經濟和工業化的大潮中去，使他們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一個積極的組成部分。因此，它本身就是整個經濟、社會大轉型的一個組成部分。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個體經濟所代表的生產力層次要遠遠低于其他的經濟成分，但它的重要性并不因此而降低。這是中國人口眾多，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存在著幾乎接近發達國家的沿海地區，和同時也存在著大約2／3的農業人口，和極不發達的中西部地區，這樣一種國情所決定的。由此，產生了中國必須要發展多種生產力層次、多種成分經濟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從這樣一個角度出發，對發展個體經濟的意義就看得更清楚了。

需要進一步討論的是如何促進個體經濟的發展。

中國絕大部分就業人口的人力資本素質不高，經濟能力和經營能力有限，以及個體經濟的脆弱性，特別在中國加入WTO以后所面臨的市場具有更大的風險，決定了個體經濟的健康發展，離不開政府提供的服務。這些服務包括：

降低創辦個體經濟的門檻。它包括減少登記注冊費用和個體經濟所承擔的不合理負擔。上海在解決下崗失業人員就業時所創立的“非正規就業模式”，即只要非正規就業者向政府部門登記，不需要任何注冊費用，就可以開業。這對于缺乏資本的下崗失業人員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往往決定了他（她）能否進入。在開業之后，各部門的不合理負擔也是個體經濟發展的一大障礙。不解決這些問題，個體經濟難以發展。

必要的扶持和幫助。由于進入個體經濟就業的人員本身在人力資本和資本兩個方面都很薄弱，它需要政府進行扶持。這種扶持包括向個體經濟提供小額的優惠貸款；提供必要的從業輔導和就業培訓，使還不具備能力的潛在創業者能通過輔導和培訓能盡快地成為個體經營者；鼓勵和幫助個體經濟組織起來，逐步進行行業規范與合作。根據以往的情況來看，如果能將目前對開業前的從業輔導延伸至開業后的跟蹤輔導，對維持并鞏固個體工商戶的經營可能更為需要。因為目前個體工商戶每年登記開業的多，實際歇業的也多。其實，對就業者而言，兢業的態度往往比職業技能更為重要。如果能針對從業人員在成長道路上遇到的困難提供如何克服的方法，會幫助他們在個體經營的路上走得更穩。

強化監管和規范。面對市場規范不夠完善，從業人員的素質不高的現實，以及市場經濟中必然產生的權力不對稱和信息不對稱，在發展個體經濟中政府必須強化監管和規范的職能。

發展個體經濟從經濟學和社會學的意義來看，是把原來的小農經濟，和城鎮的失業下崗人員轉化為獨立的市場經濟的經營者。在中國本身的市場經濟發展不成熟，法規以及執行能力不足，同時個體經營者的素質也不高的條件下，針對市場經濟中權力不對稱和信息不對稱的現象，如果沒有強有力的監管，必然會演變為大量的為贏利而不擇手段，破壞市場經濟的秩序和違規經營。可以說，現實生活中所遇到的假冒偽劣、損害消費者利益；把經營成本外部化，導致破壞環境和生態，以及各種違法違規經營的現象隨著個體經濟的發展必然會大量涌現。如果不能進行有效監管，它們也會對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和人民的正常生活帶來極大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