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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遺傳學研究方法范文第1篇

〔關鍵詞〕父母影響；兒童影響；行為遺傳學；親子互動

〔中圖分類號〕G7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2684（2011）10-0010-03

一直以來我們都知道，父母影響孩子的成長。在父母影響孩子的過程中，兒童就如同陶泥一般，被動地任由父母揉捏成各種形狀。我們用父母影響這個概念來代表父母對孩子的影響，具體來說是父母對孩子行為和發展的各種影響方式[1]。但直到不久前，人們才認識到這個影響過程的可逆性。兒童對父母也有影響，孩子的個性將影響父母對教養行為的選擇，對這個孩子行得通的方式并不一定適用于其他的孩子。即便是年齡很小的孩子，都是交往行為的主動參與者。我們把以上現象稱為兒童影響，是指兒童因自身特質而對其養護人所造成的獨特的影響[1]。

行為遺傳學是指以解釋人類復雜的行為現象的遺傳機制為其研究的根本目標，探討行為的起源、基因對人類行為發展的影響，以及在行為形成過程中，遺傳和環境之間的交互作用 [2]。其實在兒童心理與行為的發展過程中，遺傳與環境的作用從來都是不可分割的。遺傳提供了生理上的基礎，而環境提供了發展的空間。行為遺傳學一方面強調遺傳因素對行為有決定性影響，但它同時認為遺傳并不直接決定行為，它只是行為產生的生理基礎，而行為的發展則受環境的影響。

本文旨在探討在孩子社會化過程中的父母影響和兒童影響，并結合行為遺傳學的有關研究成果，探討在兒童的發展過程中以父母教養方式為主的父母影響和兒童影響以及兩者的交互作用，以期進一步了解兒童發展中的影響機制。

一、遺傳因子的存在

隨著行為遺傳學的發展，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研究設計中證明帶著遺傳因子的兒童影響的存在。有些看起來是環境產生的影響卻能夠反映出遺傳的影響，因為這種經驗受到了個體遺傳差異的影響，在用環境測量衡量雙生子和收養研究的心理結果時，研究結果一致顯示了某些遺傳因素的影響 [3]。

研究表明，在家庭環境變量和孩子行為結果之間的聯系上，親生子女比撫養子女的這種聯系要強 [4]。這些結果暗示的信息是遺傳因素承載著一些可推測性的環境影響，如果忽略了遺傳的影響，那么會高估了父母親對孩子的影響。

例如，研究者廣泛使用了一種結合觀察和面談的家庭環境測量，這種方法被稱為“家庭觀察之環境測量”，簡稱HOME，其評價的是家庭環境方面，主要是父母的養育行為，比如父母的應答性、對孩子發展進步的鼓勵等。研究發現，同胞1歲和2歲時，HOME分數的相關高于被收養的兄弟姐妹，結果說明了HOME受到了遺傳的影響，遺傳因素能解釋HOME分數方差的40%左右 [4]。

鄧恩（Dunn）等人通過幼兒期母親―嬰兒互動的觀察研究并采用了收養設計和雙生子設計，發現了遺傳的影響 [5]。

戴卡德（Deckard）等人考察了雙生子和收養子女的一個研究設計，研究發現相同的母親對她的兩個孩子有不同的親子互動水平，以及兄弟姐妹之間的基因相似性解釋了大部分親子互動中的相似性。更令人覺得驚訝的是，遺傳上沒有相關關系的養子女與他們相同的收養母親有著不同的親子互動的水平 [6]。這個研究結果也說明了在親子互動中，帶著遺傳特征的兒童自身的特性對父母的教養方式的影響。

普洛明等人的一項研究命名為：非共享環境與青少年發展，簡稱NEAD，在這項研究中表明對應不同的教養方式，遺傳因子是不同的，例如苛刻的教養方式、溫柔的教養方式和監控的教養方式遺傳因子有著很大的差異。NEAD顯示了兒童遺傳影響大約有50%的概率解釋了母親對其孩子苛刻的對待方式[7]。這就說明了父母的養育行為和孩子的行為發展中，不是純粹的社會機制，還有遺傳機制，孩子自身的影響也在其中起著作用。這也證明了孩子的行為發展中，由遺傳因素帶來的孩子自身特征在其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即兒童影響再一次得到了驗證。

以上的研究都證明了在父母對兒童的教養方式中，遺傳因素的調節作用。不僅是父母通過教養方式對兒童的發展產生影響；同時，兒童由遺傳因子帶來的自身的特征也反過來影響父母。兒童不同的特征會引起父母不同的反應，因而使父母采用不同的方式對待他們。父母是根據兒童的行為特點來選擇和調整自己的教養方式的。

二、遺傳因子具體作用機制

那么父母的教養方式是怎樣部分地受到了遺傳因子的調節作用的呢？

1.基因型―環境相關

基因型―環境相關指的是遺傳在個體與環境接觸中起的作用[4]。行為遺傳學家普洛明提出了基因型―環境相關，這里他是指人的基因組成和所處環境之間的聯系，這種聯系有著不同的形式，見表一。

表一 基因型―環境相關的三種類型

按照表中所述，有三種基因型―環境相關：被動的、喚起的和主動的。涉及到兒童與父母的關系主要有兩種關系：被動關系，即父母不僅為孩子提供了基因特征，也提供了相應的經歷，例如，繼承了父母高智商的兒童很可能也同時享受著父母所給予的文化氣息較濃的成長環境，父母對兒童的教養方式中滲透著這種文化因素，而兩種因素相互作用，使得該兒童在學業上更容易取得成功；喚醒關系，即兒童與生俱來的特質會誘發其父母作出不同的回應。與天性安靜、嚴肅的孩子相比，天生外向、熱愛社交的兒童更容易得到父母的積極回應。過去人們通常認為，是由于成人對待孩子的方式使孩子更愿意與人交往，但從這個研究中，我們對這種因果關系可能要有新的認知了，可能是孩子自身的特點使其獲得了這樣的對待方式[1]。從上述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其實基因型―環境的相關并非指獨立于個體之外的環境受到遺傳的影響，而是指個體經驗卷入的程度或個體接受環境影響的程度具有一定的遺傳性。遺傳的影響是通過被其作用的心理特質來傳遞的：遺傳影響著個體的心理特質，心理特質影響著個體的環境[10]。

隨著行為遺傳學的發展以及以上三種關于基因型―環境相關方法的發展，我們可以更加深入地研究父母的教養方式對兒童的心理發展背后的遺傳因素的作用。

2.基因型―環境的交互作用

基因型―環境的交互作用是指遺傳對環境的敏感性或易感性。它是指基因型不同的個體對相同的環境反應不同[11]。

有兩項收養研究發現了犯罪行為的基因型―環境交互作用的例子。研究發現，對于一個被收養者，如果他的養父母和親生父母都有犯罪記錄的話，那么他出現犯罪行為的概率更高，也就是說，如果兒童的親生父母被定過罪，那么養父母的定罪會使兒童更容易被定罪。

基因和環境的交互作用以及父母教養方式和兒童氣質的研究證明了這種相互影響。克堪斯卡的研究很好地闡述了這個問題，他的研究發現，父母溫和的教導措施能有效地使膽小的孩子發展其道德感，但對于膽大的孩子則沒有什么效果。

雙生子的研究方法可以用來鑒別基因型―環境交互作用。為了探測遺傳與環境的交互作用，可以把雙生子之一的表現型基因作為另外一個雙生子的遺傳風險的指標。采用這種方法分析顯示，父母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一般認知能力的遺傳率（74%）顯著高于父母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26%）。

大量的研究都在尋找基因型―環境交互作用的證據，但是鮮獲成功，原因之一可能是缺乏像動物實驗那樣高度的實驗控制，比如制造出極端的環境操控，另外一個原因可能是要在具有合理統計效力的方差設計分析中檢測到交互作用，所需的被試量則遠遠高于檢測主效應所需的被試量。因此，在父母教養方式的研究中，要找到基因與環境的交互作用，還需要進一步的實驗設計。

總之，過去，我們習慣于將發展結果歸因于環境，現在看來，基因對發展的影響也是不可小覷的。基因和環境的相互影響是以雙向方式進行的，不是一個決定另一個，不能說究竟哪一個是發展的先決條件[1]。在父母對兒童的教養方式中，我們要看到父母對兒童的影響和兒童自身特性的雙向互動作用。

三、研究趨勢和展望

第一，研究內容更加豐富。現在大量的研究都是從行為遺傳學的角度證明了在父母的教養方式中遺傳因子的存在，以后會從各個方面具體探討父母的教養方式和兒童的社會化發展，內容更加豐富，主題更加深化。例如，父母教養方式與兒童依戀的研究、與兒童學業的相關研究等，從這些方面探討在父母教養方式中，遺傳與環境的交互作用。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行為遺傳學一般采用收養研究設計、雙生子研究和混合研究設計，以后的研究可能深入發展這些研究設計，設計出更好的實驗設計，更加巧妙地分離遺傳和環境的影響。特別是現在研究設計與計算機技術的發展相結合，開發出一些心理學的統計應用軟件，例如LISREL、EQS等統計軟件的開發，大大提高了量化研究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分子遺傳學在逐步發展，運用分子遺傳技術去尋求對復雜心理特質產生影響的特定基因將是心理學研究最激動人心的方向之一[10]。分子遺傳學的相關研究可以運用到父母教養方式的研究中，隨著技術的進步，我們就可以找到影響兒童發展的基因，我們就可以根據不同基因的兒童適合什么教養方式，對兒童進行更好的指導，或是對一些不良兒童的基因進行改進，使得不良兒童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這些設想隨著行為遺傳學的發展會成為現實。

第三，雙向互動作用深入發展。在以往的研究中，針對父母對兒童的單向研究比較多，對親子互動的研究很少[9]。隨著相關學科的發展，特別是行為遺傳學的發展，以后的研究將更加注重雙向互動的研究。特別是現在理論界提出的動力系統觀，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行為遺傳學所證明的雙向互動的存在。動力系統觀點認為，一個家庭就是一個很好的動力系統，它是一個由兩種亞系統組成的三級組織，兩種亞系統分別是個人和個人之間的關系。家庭的整體特性不能由其成員的特點來推論，它包含一個極端復雜的循環影響的過程，任何部分的改變都會與其他部分以及系統整體形成循環往復的相互影響。因此，簡單的線性因果關系并不適應于家庭情境。在孩子的社會化過程別是父母的教養方式中，父母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孩子的影響也是有作用的，他們同屬于家庭這個系統中，在這個系統中，他們的關系是一種相互影響的作用，而不是一種簡單的單向關系[1]。因此，從動力系統的觀點看，我們發現在一個家庭中，兒童和父母同屬于一個系統，在這個系統中相互影響相互作用。這種觀點和行為遺傳學的觀點是一致的。因此，以后的研究會綜合行為遺傳學、動力系統等多種觀點，在多種分支學科的基礎上，更好地探討父母教養方式的具體機制。

第四，在實際運用上，如上所述，親子互動中父母的教養方式的理念在實際運用中還不是很廣，與傳統的家庭教育觀念相比較，現代家庭關系和家庭教育的觀念與實踐發生了一系列的變革，這更加激勵有關研究者深入地探討父母教養方式對兒童心理、行為發展的影響[11]。以后會進一步運用到社會、家庭和學校中去，理論和實際相互促進，才更有利于兒童的發展。

參考文獻:

[1] H.Rudolph Schaffer.發展心理學的關鍵概念[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2] 白云靜,鄭希耕等.行為遺傳學：從宏觀到微觀的生命研究[J]. 心理科學進展,2005,（3）:305~313.

[3] 夏明珠,劉文.兒童氣質與父母教養因素相互作用的研究新進展[J]. 大連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 2004,(2):65~69.

[4] 普洛明等.行為遺傳學[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

[5] Dunn,Plomin.Determinants of masternal behavior toward three-year-old siblings.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 pmental Psychology[J],1986,(4):127~137.

[6] Kirby Deater-Deckard,Stephen A. Petrill. Parent child dyadic mutuality and child behavior problems: an investigation of gene environment processe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J] , 2004,（6）：1171~1179.

[7] David Reiss. Social Processes and Genetic Influences in Child Development: Novel Uses of Twin and Adoption Designs. 心理學報 [J] 2008,（10）：1099~1105.

[8] 張麗華,宋芳.人格研究中的行為遺傳學取向的發展[J]. 心理與行為研究,2006,4(1):61～65.

[9] 張坤,李其維.遺傳與環境的相關及交互作用分析[J].心理學探新,2006,(2):13~17.

[10] 陳陳.家庭教養方式研究進程透視[J]. 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6）:95~103.

行為遺傳學研究方法范文第2篇

20世紀70年代，Stephen Hsu在美國愛荷華州艾姆斯市大學城長大，他的周圍有很多教授們早熟的兒女。2010年前后，在俄勒岡大學尤金分校研究了數年倫理物理學的Hsu，認為DNA測序技術最終可能幫助解釋是什么讓那些孩子如此聰明。

Hsu并不是第一個關注智力遺傳學的人，但是在中國華大基因的幫助下，他策劃了一項大規模的相關研究，旨在測序2000人的DNA，而這些人智商大多超過150。

不過，他并沒有意識到公眾對此會有怎樣的消極反應，直到有一天，研究的參與者之一、紐約大學心理學家Geoffrey Miller在媒體上發表了一些煽動性的評論。Hsu和同事發現，該項目成為被猛烈批評的標靶，幾乎難以開展。

近日，《自然》雜志分析了行為遺傳學幾個有爭議的領域，以查明為何每個領域都存在導火索，以及是否存在較科學的理由來繼續追求這些研究？

智力（禁忌等級：高）

19世紀，英國人類學家Francis Galton發起了優生主義運動。但是該運動導致了一些侮辱行為，例如強迫將不育的人視為智力上的次等人。“智力”這個詞也變得不可靠。智力測試不會測量全部的天生才能，通過后天訓練來提高個人的成績是有可能的。

雖然如此，大約一半的智力變異性似乎是被遺傳的，對一些研究人員而言，它擺出了一個極為誘人的謎題。但是，沒有一個基因能與智力強有力地聯系在一起，而一些有微弱聯系的基因也飽受質疑。

2013年早些時候，為了找出強有力的遺傳相關性，Christopher Chabris和國際同行調查了超過12.5萬人的基因，發現3種遺傳變異，每種變異都會對個體的學校生涯的長度產生微弱影響。研究人員推斷，這些變體對教育成就的影響來自于它們對智力的影響。但是，這一結論同樣引發了責難和擔憂。其他研究者認為，這些研究把焦點和資金遠離其他非基因因素，例如貧窮，它對社會流動性有更大的影響。

Chabris表示，這項研究實際上能夠影響更大的社會流動性——例如，通過幫助對學齡前兒童進行鑒定，以甄別出哪些兒童能夠給予更密集的兒童早期教育。“過去，人們能以某種方式解讀這些結論，但這并不意味著它不應該重新被研究。”他說。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人類學家Anne Buchanan在博客中寫道，這些研究并非純粹學術的和超脫的，而是“危險的不道德行為”。

對于Hsu研究的批評還指出，數據可能被濫用。對此，Hsu降低了數據可能被濫用的可能性。但在2011年，他曾表示：“我百分之百地確定，最終將有一種技術用于評估胚胎或受精卵的數量性狀，例如身高和智力。我不認為這有什么錯。”

人種（禁忌等級：非常高）

在科學界中，人種可能是最沉重的禁忌議題之一。驅使這種研究的動力飽受質疑。從社會科學到生物科學，存在這樣的廣泛共識，被稱為種族的人群，彼此間并未存在非常大的不同。與來自不同種族的個體相比，來自同一人種的兩個個體可能有更多的遺產變異。大多數調查人遺傳學變異的研究人員也指出，他們觀察到的差異反映了這些人種的地理起源、生育史和遷移情況，但并不是一些人種間本質區別的標志。

但是，也有研究人員問及，人種遺傳學中的禁忌是否變得過于嚴格，以至于阻礙了合法研究。例如，2005年，芝加哥大學遺傳學家Bruce Lahn發表的研究指出，兩種可能與智力有關的腦發育基因的變體，在白種歐洲人和非洲人之間出現了不同的進化。這激發了科學家對應該如何解釋這些研究的擔憂。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Francis Collins也曾對此表示擔憂。

但Lahn及其同事最終發現，挑選出的基因變種與提高智力并沒有關系。有人認為，Lahn應當更加謹慎。“科學常在一定的社會政治背景下發揮作用，你也需要考慮科學發揮作用可能產生的后果。”新聞工作者John Horgan說，“研究人種和智力更傾向于支持種族主義者有關下等種族的論調。”

最終，Lahn不再研究人種基因，并催促研究人員進行更加透明的討論，以確定此類研究是否有繼續進行的必要。“考慮到該國種族的歷史之路，可能該研究不應該被鼓勵，因為這會觸動太多的敏感神經。我同意。”他說，“但是我不同意遭到那些喬裝成科學討論的政治討論的攻擊。”

暴力（禁忌等級：輕微）

10年前，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法醫精神病學家Tracy Gunter致力于幫助人們克服行為和藥物濫用障礙，這導致他們被牽扯到刑事審判體系中。但是，她越來越清楚地了解到，一旦委托人陷入到一種虐待犯罪螺旋里，就很難將他們帶出來。

研究人員報告稱，擁有一種名為單胺氧化酶A（MAOA）基因的某個特定版本的人們對兒童期虐待的影響有一些防護能力。其他一些由該基因編碼的蛋白質水平較低的人，如果受到虐待，更可能犯罪。因此，Gunter改變了研究方向，開始分析行為基因，希望能夠找到鑒定和提前干預高風險人群的方法。

Gunter很快發現，要將環境和先天影響分離是不可能的，并且新興理論表示，行為是受許多小基因因素影響的。10年過去了，她說：“一開始我有關行為基因的過分簡單化的概念并不是真實的。”盡管有這些警告——并且一些研究未能驗證最初有關MAOA的發現，一些律師仍然使用MAOA基因測試，以及兒童期受虐待或生活壓力的資料，以試圖為委托人減輕刑罰。

行為遺傳學研究方法范文第3篇

換句話說，有些長期困擾人類的醫療問題從“根兒”上就能解決——成功的基因療法，有潛力校正導致很多疾病和健康狀況產生的根本原因，甚至有可能像半個多世紀以前的抗生素開發那樣，引發一場深刻的醫學革命。

破解遺傳疾病宿命

人們一直以來所期待的醫學革命或美好愿景，根植于我們勢必越來越熟悉的兩大技術手段：基因檢測和基因療法。它意味著，在行將到來的“基因醫學時代”，醫療保健的基本方法將發生轉變——從關注疾病的檢測和治療，轉變為以預測和預防疾病為主，預防的意義將大大超出治療。

由此，醫生將有更強的能力診斷疾病、預測健康、判斷疾病的發展和制定治療方案；運用基因學信息研發和施用的藥物將更具針對性（所謂“靶向治療”），并能提前預知一種藥物的效果，以及是否會對具體某個人產生不良作用或毒性，從而實現“個性化用藥”。

回望數個世紀以來醫學的進步，總體而言，我們主要在3個方向上有了攻克疾病的能力：公眾健康和衛生知識的普及；含麻醉的消毒手術及器官移植技術的發展；抗生素、疫苗的發現和應用。今天，當我們邁進詳實解讀“人之書”的新時代、對人類基因的認識取得長足進步，并已開始從分子水平理解自身和思考疾病的起因時，可能便步入了攻克疾病之第4個方向的起始階段：推進基因療法。

事實上，近幾十年來，我們已經獲取了許多有關健康問題的基因規律，對基因在我們的生理機能調節、功能障礙和疾病的發生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有了大概的了解，并且已能在一定程度上精確地描述缺陷基因、測出它們的序列及其正常的成分。

相應的，就可以有針對性地制造新藥或進行治療。而一旦識別出某種疾病是遺傳性的，也可以就此預測其特定的發病風險、選擇準確的診斷方法、通過定期檢測建立起細致的監控，以及采取其他先期干預或治療性措施。

不過，盡管基因療法早已進入臨床試驗階段，但目前在治療大多數遺傳疾病上，并沒有取得太大的成就。也就是說，現有的治療能力遠遠落后于診斷水平。

還應看到，雖然基因治療在一定程度上是從“根兒”上解決問題，但也并不意味著它能包治百病。因為，有的疾病不完全是由基因決定的，還跟心理、環境和生活方式等因素有關。醫學界人士認為，未來基因療法將變成治療基因疾病的一種選擇。當初，單克隆抗體發展成常規療法用了30年時間，骨髓移植也差不多花了這么長時間才變成標準的治療方式。重要的是應該意識到，發展一種全新的治療方式雖然看起來很慢，但每一步都會離目標更近。

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者之一、諾貝爾獎獲得者詹姆斯·沃森在他新近出版的一部著作中斷言：“看來基因療法似乎還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創造基因革命開始時所預見的奇跡。”盡管如此，他仍舊認為，“這個技術破解遺傳疾病宿命的潛力實在很大，醫學界絕不能放棄它。”

“基因歧視”引發爭議

3個年輕人參加廣東省佛山市的公務員招考，順利地闖過了筆試和面試關，不料卻“折”在了體檢上——他們均被診斷為地中海貧血基因攜帶者，因而遭到淘汰。為此，他們把佛山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告到了法院。這個廣受矚目的國內“基因歧視第一案”歷時8個多月，于2010年9月3日塵埃落定——佛山中院維持一審判決，判原告敗訴。

相較前時也曾引來諸多非議的“乙肝歧視”來說，“基因歧視”這個“新鮮”事兒恐怕更具典型意義，因為它有著更多的潛臺詞，更高的“技術含量”，更廣闊的社會背景。可以想見，隨著基因檢測的普及和范圍的進一步擴大，乃至被濫用，基因歧視有可能成為一種較為普遍的社會現象，與之相關的糾紛和官司也會越來越多。

就拿發生在佛山的這件事情來說，已有醫學專家提出懷疑：遺傳檢測收費不菲，地方上做該項檢查或有利益驅使，更別提其決策考量及所設置的“門檻”非科學的因素太多，從醫學上講根本就站不住腳。試想，如果地貧基因攜帶者被禁止做公務員，那么，糖尿病、冠心病、癌癥、高血壓等的基因攜帶者又將如何？展望將來，現代人的慢性病可能越來越多，有家族病史的人也越來越多，難道也都要統統篩查一下他們的基因，再確定其是否“適合”做某項工作？

其實，地中海貧血包括地貧基因攜帶者在我國南方相對多見（后者約占廣東人群的12%）。地貧基因攜帶者無貧血或是輕度貧血，從醫學上說不會傳染，不需治療，不會發生成病，實際上與正常人無異（需注意的只是要避免“攜帶者”通婚生出重度地貧患兒，另外不宜長期從事劇烈運動或到高原地區活動）。

但是，“攜帶者”這一敏感的關鍵詞，往往容易造成人們對疾病（基因）攜帶者概念和實際疾病確診概念之間的混淆，乃至產生偏見。而強調某人是某個隱性遺傳病基因的“攜帶者”，無形中還會給其遺傳特征打上烙印，導致許多意想不到的心理和社會問題。

一位專家說得好：“今天對他人缺陷的歧視，可能會造成明天別人對你缺陷的歧視。這樣的規定不僅是醫學的事實判斷，還包含了價值判斷……”

耐人尋味的教訓

在遺傳篩檢史上有過不幸的前例，教訓深刻，耐人尋味。

1972年5月16日，美國國會頒布國家鐮狀細胞貧血癥控制法令，要求對所有“不是白人、印度人或東方人種族的”所有人做鐮狀細胞性狀的強制性篩查。施行這個篩查計劃的背景是：大約每600名美國黑人中就會有1人受到鐮狀細胞貧血癥的侵襲。這種隱性遺傳病與血紅蛋白基因上的一個單一突變相關聯，它會導致紅細胞變形呈鐮刀狀，因而容易破裂，由此造成貧血和血管阻塞。

應該說，這個著眼于非洲裔美國人之健康需要的篩查計劃，其初衷是好的（最早針對遺傳疾病所作的診斷之一，就是為了檢測鐮狀細胞貧血癥發展出來的）。然而，誰也沒有料到，該計劃施行不久就惹出了大麻煩，對非洲裔美國公民的生活產生了嚴重影響：有的州規定，非洲裔公民不做鐮狀細胞性狀檢查就不發給結婚證書；有的州把做鐮狀細胞性狀檢查當做孩子入學的條件；許多被確診的鐮狀細胞基因攜帶者或失去了晉升機會，或丟掉了工作，或被保險公司拒之門外……

在不讓鐮狀細胞性狀傳給后代的狂熱之中，一位科學家甚至建議：“應該在每一個年輕人的前額上刺花，作為表明擁有鐮狀細胞基因的標記”，以阻止“他們互相戀愛”。在這種社會氛圍之下，諸多“暴露”了身份的鐮狀細胞基因攜帶者遭到了非攜帶者的擯棄。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別無選擇，只能彼此通婚，繼續生兒育女，結果反倒“制造”了更多的鐮狀細胞貧血癥患者（從遺傳學的角度看，如果“攜帶者”——攜帶同種疾病基因但并不顯出病征的人——跟另一個“攜帶者”結婚，那么，這對夫婦每次妊娠生下一個患病孩子的概率都是1/4）。

真遺憾，這個立意良善的強制性篩查，造成的傷害卻比帶來的好處還多，最終竟成了遺傳篩檢的一個失敗的典范！多年以后，詹姆斯·沃森就此發出了這樣的感慨：悲哀而又諷刺的是，從純粹醫學觀點來看，這個篩檢運動其實是很有道理的。當時盡管在治療上已有進展，但鐮狀細胞貧血癥仍是痛苦的慢性病。對這種預防勝于治療的病，篩檢是最好的方法，但是最初設計來根絕它的機制在執行時卻有很大的缺失，反而激怒了許多原本想造福的對象。

但愿類似的事件不要在今天重演。

遺傳“編序”的監獄

從現實情況看，恐怕沒有哪個科學領域會比行為遺傳學帶來更多的麻煩，而且，基因認知極有可能會揭示出某種可怕的未來。比如，根據預測性遺傳信息，越來越多的人將會被貼上標簽，進而產生一個新的人群——“健康的病人”。他們沒有病，但有理由懷疑他們在未來某個時候會發展出一種特定的病，同時也會在他們身上形成一個終身的心理監獄——遺傳“編序”的監獄。

再如，人類也有可能親手制造出許多“基因賤民”：基于求職者或雇員的基因型而剝奪他們未來的工作機會，將會導致在社會上出現遺傳性失業大軍；某些人可能會因其特定的合成基因被強化而獲得生存優勢，終使社會上分化出遺傳基因優等人和遺傳基因劣等人，遺傳歧視之門由此打開，“遺傳統治”順“勢”而為。而以基因純潔性的名義所施行的流產、絕育乃至謀殺，恐怕也難以避免。

此外，基因療法還有許多未知因素乃至危險因素，也引起了爭議（比如擔心攜帶新基因的載體被隨機整合到基因組中存在誘發癌癥的潛在風險、胚胎基因療法可能會擴大對人類的生物結構的人為改變，等等），而人們對操控人類基因的危險性及被濫用的可能性也普遍存有恐懼心理。

行為遺傳學研究方法范文第4篇

目前“生理心理學”課程教學遠沒有達到應有的效果。本課程的總學時為40學時，理論課程32學時，實驗課程8學時，課程內容多、信息量大，很多學生反映“生理心理學”課程理論性強，枯燥難懂，尤其是對生物知識缺乏的文科生來說更加難懂。由于實驗設備缺乏和實驗學時少的原因，學生在具體實驗的實際操作上能力較弱，不易掌握實驗設計方法。同時，學生學習的主動性、積極性很弱，原因是他們覺得本課程內容離現實生活很遠，內容過于抽象，很難找到學習的意義，學習模式變成了機械背誦。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兩個方面存在著不足。

（一）教學內容陳舊

目前“生理心理學”的教材為沈政主編的《生理心理學》［3］，內容翔實，但缺乏先進性和系統性，原來的課程大綱為如下內容：神經系統的形態學、神經細胞的生物電現象及產生機制、生物信號的傳遞機制、感覺的生理心理學、知覺的生理心理學、注意的生理心理學、學習和記憶的神經生物學、語言和思維的腦機制、情緒的生理心理學、睡眠與生物鐘、性生理心理學、人格的生理心理學問題。教材內容很多、缺乏系統性，而北京林業大學心理學專業的學生近一半是文科生，他們的生物基礎相對較差，要求在32學時內理解和消化本課程的知識存在著一定的困難。同時，實驗內容也存在著問題：實驗課為8學時，時間較短，加上實驗受設備的限制（大腦最新的結構模型、生物實驗條件的缺乏等），有些實驗無法演示和進行，導致學生在實驗操作技能上訓練不夠，很難讓學生體驗到實驗的深度，從而影響了學生對實驗的興趣。

（二）教學模式有“三輕”

目前“生理心理學”課程的教學模式有“三輕”：第一，重講授、輕研討，教學方法主要以教師的講授為主，學生缺乏參與性的思考和討論；第二，重知識、輕思考，教師授課側重于各種心理過程的生理和腦機制的介紹，缺乏系統性、前沿性和邏輯性的思考，也缺乏與其他心理學課程的聯結；第三，重機制、輕應用，教師側重介紹心理活動的生理和腦機制，而缺乏用應用機制解釋生活中的心理現象。

“生理心理學”的課程建設

（一）教學目標的定位

生理心理學在心理學體系中屬于一門綜合性學科，它著重研究心理現象和行為產生的生理過程，與神經生理學、神經解剖學、生物化學、精神藥物學、神經病學及行為遺傳學等有著密切的聯系。然而隨著心理科學、生物學、神經科學和新技術的發展，本學科已超越了傳統生理心理學方法，突顯出其自身與多學科交叉的發展特點和趨勢［4］。目前，生理心理學的目的在于整合臨近學科的研究成果來揭示心理現象和行為而產生的大腦結構和大腦運作機制，隨著研究技術的突破即腦成像技術的發展與應用，使得人們的心理活動過程中大腦功能的變換能夠被直觀地“看到”，這項技術的發展促成了新學科“認知神經科學”的產生，其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已滲透應用到心理學的各個領域，如認知心理學、管理心理學、教育心理學、咨詢與臨床心理學等。本課程教學目標有3點。①理論知識的講授：通過理論知識的講授，使學生了解和掌握生理心理學的基礎理論及最新的發展方向；通過生理心理學實驗課的操作和觀摩學習，使得學生理解生理心理學實驗的基本研究方法和技術。通過科研實踐學習進一步鞏固生理心理學的基礎理論知識，并訓練學生的實踐技能和科學思維。②科學思維的培養：課程教授過程中，通過制作文獻卡，討論最新的研究成果報告，培養學生科學的思維方式，以及批判和創新的精神。③科學素質的培養：教師要注重培養學生嚴肅的科研態度、嚴謹的科研思路以及實事求是的科研作風；在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能力的同時，還要提倡有共同興趣和目標的學生組成科研小組，培養團隊合作精神，一起客觀地對事物進行觀察、討論和分析，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

（二）課程建設的步驟

第一，應建立課程教學的內容模塊。教師可以借鑒國內外優秀的教材，整合性地建構本課程的理論知識體系。第二，重新建立考試模式，更新現有的試題庫，使得新的試題庫既能滿足本科教學，同時又能滿足研究生入學考試的需要。第三，要增加期中考核環節，因為理論知識的內容很多，分階段考核對于提高學生的積極性和增強知識的穩固性有所幫助。第四，可以運用網絡教學的交流平臺，增強教師與學生的互動，加強學生對教學內容的細化與理解。第五，應增加文獻卡制作和報告環節，要求學生查閱最新的生理心理學研究論文（尤其是腦成像技術的應用），按不同研究領域分成小組，做報告，從而提升學生的科研思維能力。

（三）課程內容的改革

生理心理學理論知識模塊的建構，應以系統性、應用性和前沿性為原則，逐步確定教學內容體系。教師要有針對性地選擇教材、更新教學內容。筆者在對比和參閱國內外優秀教材時，發現NeilR．Car－son教授主編的《生理心理學》第六版被美國眾多高校采用，近幾年也逐漸為國內高校所采用，是世界上最經典的生理心理學教材之一［5］。筆者參考該教材將課程內容按照從低級到高級、從微觀到宏觀的順序分為5個模塊：第一部分為基礎知識模塊（神經系統和細胞的基礎及功能、精神藥理學以及研究方法）；第二部分為輸入模塊（感覺和知覺系統）；第三部分為“動機或本能”的生理機制（睡眠、生殖、情緒和攝食行為）；第四部分為學習和言語交流模塊；第五部分為神經學和心理障礙模塊。首先，模塊間的邏輯關系是按照從低級到高級的順序描述心理現象和行為的生理機制，這保證了課程內容的系統性。其次，課程內容將整合神經科學和生理心理學近年來的最新研究成果，這樣才能跟進國際最新的研究進展，保證了教學內容的先進性。再次，課程內容應與生活實際聯系緊密，每章內容都以案例形式導入，結束時給出相關障礙的生物學病因和研究成果，而且第五部分的模塊涉及各類神經系統失調和心理障礙的生理因素，這對于學生來說具有實用性的意義，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最后，教師應在教學中不斷觀察學生的學習狀態，并征求學生的反饋意見和建議，再對內容體系進行修正和補充，將講授者的教育方式與學習者的需要更好地進行整合。綜上所述，重新建構后的教學內容在理論系統性、學科發展前沿性及實踐應用性方面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林文娟曾對國內外生理心理學研究進展進行概述，反復提到生理心理學的研究正密切關注21世紀最令人關注的心理衛生課題———各類心理疾病的基礎研究［4］，其中涉及的心理應激、精神疾病、抑郁癥、成癮問題研究成果可以與第五部分教學模塊相結合。認知、情緒、學習記憶等多學科的研究成果則可以與高級心理過程的模塊相結合。而林文娟在概述中提出中國生理心理學發展方向應集中在行為與腦的關系和心身關系的研究上，關注心理行為因素影響健康的生理狀態的機制，這將使得生理心理學與心身健康、與生活拉近了距離，使課程的理論知識教學變得更為人性化，從而使學生更容易接受理論知識，也會對生理心理學更有興趣。目前有許多生理心理學研究成果正應用于各個領域，如周蕓將生理心理學研究成果運用在人才選拔工作中［6］，以激素水平學說為依據，闡述了性激素對性格與能力的影響及激素知識在人才選拔中的具體應用。此類研究能激發學生對激素理論知識學習的興趣，且了解自身激素水平對于認識自己的個性、規劃今后的職業生涯更具有指導意義。此外，生理心理學的研究方法也被廣泛應用，如心理測試技術和腦電波心理測試技術在測謊技術中的應用，有學者將這兩種技術的優點和不足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和概述［7］。這部分的研究對于學生來說是理論知識在實驗與實踐中的具體體現，能加深學生對于生理心理學研究方法的理解與應用，從而增強學生的科研興趣，在條件允許時便可開展研究活動。

“生理心理學”課程教學方法與手段的改革

以往的“生理心理學”的授課手段只局限于黑板畫或掛畫等形式，對學生來說動態的生理機制顯得抽象、枯燥而不容易理解，教師也是使盡渾身解數卻仍講述不透徹。隨著教學硬件的改善，多媒體教室的建設，課堂上的動畫、聲音等效果都得到了極大的提升。心理學實驗室也加強了建設，增添了如生物反饋儀、腦模型等儀器和模型，這些都是教學手段現代化的基礎，也是直觀教學的重要基礎。王立新、李新旺兩位學者的教學改革研究都十分重視直觀教學，他們的做法有兩種：①通過計算機powerpoint、大量圖片演示使得大腦及工作原理圖文并茂［2］，并在實驗課中輔以教學錄像；②將抽象的知識通過圖片和歸納的表格呈現出來［1］。其目的一方面是使學生在理解和記憶課程內容上變得容易些，另一方面由于教學內容直觀形象也更能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興趣。參考這個思路，筆者在教學實踐中首先是將直觀教學的材料搜集起來（主要以Discovery和BBC系列節目的記錄片為主），按照課程的5個模塊進行歸類，一一與教案對應。如：①基礎模塊有《裂腦人的行為實驗》《愛因斯坦大腦結構解析》；②感知覺模塊有《BBC人類感官系列：聽覺、味覺、視覺、觸覺》；③學習與語言模塊有《BBC記憶的實現》《BBC語言機制》；④動機與本能的生理機制模塊有BBC的《夢研究的最新發現》《犯罪與大腦結構關系》《神經遞質與愛》；⑤心理障礙模塊有《Discovery大腦迷思》《BBC多動癥livingwithADHD》《BBC紀錄片：恐懼癥》。其次，重新整理知識講授的思路，改變之前“重知識、輕思考”的模式，將各個知識點用圖示的方式呈現其邏輯關系，并將生理心理學的知識點與其他心理學領域相聯系。如教材內容呈現的思路是：以案例引出問題生理基礎研究方法經典實驗生理機制現實應用，這樣就使得內容上直觀而具有系統性、邏輯性，對于學生理解抽象的大腦神經通路、大腦運作機制有很大幫助，不僅增加了學生對該課程的興趣，也提高了教學效果。直觀教學的方式還能在很大程度上緩解學時不足和教學內容更新的問題，因為該方式能呈現更大的信息量。再次，教師在有效運用現代化教學手段的同時，為了更好地達到教學目標，還需要關注教與學兩個主體。以往的教學模式是重講授、輕研討，意味著以教師講學生聽為主，降低了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因此，為了提升學生的參與性與主動性，需要加強研討的環節，尤其在重點和難點的環節讓學生也參與到心理活動的大腦運作機制系統直觀圖示的繪制中，增強學生對知識的接收與理解，培養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行為遺傳學研究方法范文第5篇

關鍵詞　幸福；不幸；生存；繁衍；進化觀點

分類號　B849：C91

幸福從哪里來是一個人類祖先乃至現代人都非常關注的重要問題。現代人工作、學習與生活的一項重要目標是獲得幸福，幾乎沒有任何個體以不幸福或痛苦作為人生目標。古往今來，人們在意識或無意識中、長時間或短時間內、直接地或間接地追求幸福。幸福是一種個體主觀心理體驗，很多研究都用主觀幸福感來概括個體是否體驗到幸福。然而，研究顯示一些環境刺激，如可口食物、漂亮房子、真摯友誼與美滿婚姻等，更能讓人體驗到幸福(Buss，2000；Grinde，2005；Kohler，Behrman，&Skytthe，2005；Lyubomirsky，Sheldon，&Schkade，2005)。同時，環境中也存在讓人不幸福的因素，例如危險動物、失諾關系與破碎家庭等(Buss，2000；Grinde，2002；Nesse，2004)。幸福體驗會增加人的免疫系統的生理機能(segerstrom & Sephton，2010)，這說明幸福體驗可能與生物進化有關。幸福并不是任何特定文化或特定經濟背景下人們所特有的心理感受。不同文化背景下任何個體的大腦中都有幸福概念，也都在特定的日常行為活動中體驗幸福。

人類祖先在進化過程中，有助于個體體驗幸福的一些活動(如吃甜食、食肉以及等)讓他們獲得一些生存與繁衍優勢(Buss，2000；Grinde，2002；Nesse，2004)。然而，幸福體驗是短暫的，人們反而經常會體驗到痛苦。盡管擺脫痛苦或不幸是人類追求幸福的一個重要動因，但是行為遺傳學研究顯示某些個體可能會比其他個體更能體驗到痛苦，然而一些個體可能會比另外一些個體更能體驗到幸福(Nes，2010)。幸福體驗與遺傳素質有關(stubbe，Posthuma，Boomsma，&Geus，2005；Weiss，King，& Enns，2002)，也與遠古祖先的進化環境特點等有關(Nes，2010)。進化觀點下的幸福研究指出現代人的幸福會遭遇一些障礙(Buss，2000；Grinde，2002，2005；Nesse，2004)，諸如；(1)在進化適應性環境中已經形成的人類軀體(主要是大腦)的機能難于適應復雜的現代生活環境；(2)進化心理機制以適宜性為目標，也有出錯的可能。如回避毒蛇與蜘蛛等刺激讓人恐懼但有利于繁衍，人類也會把類似于毒蛇形狀的彎曲木棍或繩子看成毒蛇，這些知覺或行為活動均不利于幸福；(3)進化適應性誘發個體圍繞資源與求偶機會展開競爭，自然選擇的一個結果是差異性的繁衍成功，某些個體可能會比另一些個體獲得更多資源，留下較多后代，體驗較多幸福。

某些活動(例如性、食物、社會交往與地位等)為什么會比其他活動更讓人體驗到幸福?為什么人們過分夸大某些活動帶來的幸福體驗或不幸的體驗?人們的幸福感覺為什么是相對的，或相對于其他人來說幸福才有意義?進化觀點指引下的幸福研究已經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較好解答。幸福研究取得的成果可以在進化觀點的框架下得到整合。進化觀點引導下人們幸福感增加的策略與途徑需要得到重視。

1　幸福的來源

幸福研究一般始于哪些因素更能夠讓人體驗到幸福。一項研究通過撥打手機訪談人們如何感覺電話接通前的行為活動，調查結果顯示人們感到幸福的行為主要有：(1)性活動；(2)跟朋友飲酒；(3)工作。另外一項更加深入的研究發現人們的幸福感主要來源于：(1)食物；(2)暢飲；(3)；(4)友誼；(5)某一領域取得成功；(6)發明創造；(7)學習；(8)身體鍛煉(Nettle，2005)。很多研究也發現結婚的人比單身的人有較多的幸福體驗。現實生活中人們進行這些行為活動時就會體驗到快樂與幸福。這些研究成果并不讓人意外。讓人意外的是，一些研究者認為金錢等物質化因素與幸福體驗有關(Boyce，Brown，& Moore，2010；Clark，Frijters，& Shields，2008)，但研究結果卻發現幸福體驗與金錢呈負相關(Clark et al.，2008)。不過從邏輯上來講，金錢至少應該是幸福生活的必要條件，比如說，上面與幸福生活有關的很多行為都以金錢為基礎。金錢與幸福體驗的負相關可能與其他變量有關，諸如社會比較、炫耀與社會權力等個體動機性因素以及階層相對性等(Boyce et al.，2010)。不同文化背景下個體所認同的幸福有所不同。有些文化背景(例如個體主義占優文化)認為內在動機支配的愉悅活動能讓人獲得幸福體驗，而有些文化背景(例如集體主義占優文化)認為外在動機支配下的滿意度與遵守承諾才是幸福體驗的一個重要標志(Brdar，Rijavec，& MiUkovie，2009)。

人類祖先趨近或回避的某些刺激有利于解決生存(食物來源與避免身體傷害)與繁衍有關的諸多問題(求偶問題)。幸福作為一種情緒體驗并不能直接地增加繁衍適宜性，幸福體驗伴隨行為活動影響生存與繁衍。很多研究顯示知覺活動在幸福體驗影響行為活動的過程中扮演重要作用。如幸福體驗(或不幸福體驗)的一個重要機能是調節或提醒個體增加或減少接觸某些環境刺激。在進化過程中人類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有自我保護、建立真摯友誼(或尋找同盟者)、尋找配偶、守護配偶以及尋求社會地位等，人類對解決這些問題的信息尤其關注。人類成功解決這這五類問題就可能會獲得幸福體驗。從進化觀點來看，單純地追求幸福體驗，有可能讓個體體驗不到幸福。

2　幸福的特性與機能

2.1相對性

個體的主觀心理幸福感是以其他人為背景或比較標準的。一項研究中被試回答收入有關的問題時，被試大都希望自己比多數人收入高，比如，當地平均年收入是25000美元，那么人們可能掙到50000美元才會幸福。另外一項研究也顯示，人們認為最低的生活花費應該隨工資增加，而不是應該隨物價變化。進一步說，人們對于收入高低的想法不取決于他們消費的多少或買什么商品，而是決定于其他人收入的高低。生活滿意度作為幸福感的一項重要指標也有相對性

(Wilson，Meyers，& Gilbert，2003)。比如說，人們接觸到高吸引力的模特照片后，相對于沒有接觸模特照片的其他個體來說，前者對配偶的滿意度水平會降至較低(Kenrick & Gutierres，1980)。幸福體驗的相對性可能與自我比較或反事實推理有關，有時人們的滿意度是相對于過去而言的，比如某一比賽中銅牌獲得者會比銀牌獲得者有更高的心理幸福感，銅牌獲得者的興奮是相對于自己過去沒有獲得獎牌而言的：然而，銀牌獲得者會有不快，這是因為他們的體驗是相對于金牌獲得者來說的。因此，幸福研究獲得的一項重要結論是很多人的幸福體驗是以周圍人的成功與行為為背景的，是相對于其他人而言的。人們在跑步機上追求幸福(BUSS，2000)，例如人們得到一份滿意的工作后，需要找一個漂亮的妻子組成家庭，享受幸福的家庭生活后他們會希望自己在工作上得到提拔。進一步說，人們希望享受的幸福與他們已經體驗的幸福總會有差距，這會推動他們不斷地在不同的行為活動中追求幸福。

現代社會中能夠增加幸福體驗的刺激也與金錢以及財富有緊密關系。如前所述，生活中很多人預期自己的最低生活開支隨工資增加，而不隨日常花費增加。實際上，如果我們僅關注生存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那么日常花費應該是最重要的(veenhoven，1991)。生活中人們不關注自己開支而關注工資增長，期望通過工資與財富的增加來標識成功。這些行為背后的一個重要動力是財富與成功能夠增加性吸引力(Li，Bailey，Kenriek，& Linsenmeier，2002)。對于女性來說，富有的男性(也包括較高地位)比收入低的男性更能夠在經濟社會中取得生存成功。如果男性比身邊的人或鄰居有較多的財富，那么他們就比其他人更有性吸引力，在繁衍后代問題上也更具有優勢。人類進化出了一種與別人進行比較后相對地評價自己的機制。但是，人類在現代社會難于了解繁衍后代的最優條件與情景，以至于會把環境中的成功者作為目標，試圖比這些人更成功。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發現別人比自己更成功，就會變得不高興或痛苦。自然選擇尤其偏愛讓自己更成功的個體。讓自己更成功的人獲得的一個重要獎賞就是適宜性增加以及性吸引力增加。識別與發現比自己更成功的人，作為一種進化信號會讓我們更努力地工作。

2.2過度性

幸福體驗研究發現人們會過分夸大某一事件對幸福體驗的積極影響或某一事件帶來的不幸福體驗(Gilbert，2006；Wilson et al.，2003)。彩票中獎者會比下肢癱瘓的人體驗到較多的幸福嗎?研究顯示彩票中獎者一年以后的幸福體驗與一年前相比沒有提高。我們適應了改善的環境條件后，幸福體驗就會恢復到從前。讓人驚奇的是，人們如果適應了類似于癱瘓的身體障礙，他們也會在很多的情景中體驗到幸福。可以看出，人類會高估彩票類似事件對幸福體驗的積極影響，也會高估不良事件對幸福體驗的消極影響。

前面關于幸福體驗增加的影響因素也都與人類提高繁衍后代的幾率有關。有研究認為人類已經進化了一種快樂系統(pleasure system)，這一系統對于增加生存與繁衍機會的刺激尤其敏感(Nesse，2004)。現代人從人類祖先那里繼承來快樂系統，食物與社會交往等能夠激活現代人的快樂系統。然而求偶問題是自然選擇最為關注的。相對于其他問題，與婚姻問題更能夠讓人體驗到幸福。大自然給人類設計了這些有生物學優勢的偏好，促進了人類不斷增加繁衍適宜性。具有適宜性意義的刺激可以增加人類幸福體驗。

環境中存在一些有利于人類幸福體驗增加的刺激，趨近或獲得這些刺激可以增加人類的繁衍適宜性。然而，人類也會回避一些刺激(例如，動物吼叫、蜘蛛與毒蛇等)才能增加繁衍適宜性。過份地夸大一些負性刺激或過早地識別出負性刺激會避免身體受到傷害。一些負性刺激信息(例如感冒、瘟疫與毒蛇)很容易讓個體感到末日來臨，這會讓他們免于感受痛苦。人類祖先自身的身體安全得到保證后，他們繁衍后代的幾率就會增加。自然選擇讓人類大腦進化出了一種相信甚至過分夸大某些刺激能夠帶來優勢或災難的信息加工系統。

2.3目標性

人們對能夠增加繁衍適宜性的刺激尤其敏感，比如食物與金錢等，尤其相信這些刺激得以滿足是讓人愉悅的事情。為此，我們會更加努力地工作，我們希望得到更多收益(例如更好吃的食物或更多金錢)，但是努力工作可能并沒有讓我們體驗到更多幸福。目標相對于幸福體驗。更育助于提高繁衍適宜性。一旦我們的收益達成了目標，我們便不在滿意目標(Lueas。2007；Veenhoven，1991)。人類祖先如果認為目標不重要，或者認為某些刺激不重要性，他們就不可能具有相對的繁衍優勢。進化來的一種大腦機制只是讓我們相信預期目標實現后我們會體驗到幸福作為獎賞，但實際上幸福體驗的重要性遠沒有下一個目標重要(Wilson et al.，2003)。事實上，研究發現個體加薪以后，幸福體驗會增加，可是幾個月后，他們的幸福體驗會恢復到從前沒有加薪時的水平。隨著幸福水平的再次降低，人們會繼續進行其他活動以增加自己的幸福體驗(Lucas，2007)。進化機制給人類設計了過份依賴下一個目標帶來更多幸福的心理機制。

人類可以搭乘公共汽車，可以看液晶電視，可以瀏覽網絡，也可以穿名牌衣服，然而這些物質刺激出現并沒有讓人更快樂。為什么越來越多的物質刺激沒有讓人類感到快樂?為什么人類實現自己設定的目標卻沒有體驗到長久幸福?為什么人類實現一個目標后會追求其他目標?從進化觀點來看，個體實現一個有助于生存的目標后會體驗到短暫快樂，適應了短暫的快樂后，緊接著就會感到不快樂(Lucas，2007)，從而需要追求其他行為目標以增加快樂(Nettle，2005)。因此，進化并沒有賦予人類長期滿足的優勢，長期的心理滿足或幸福體驗尤其無助于個體生存。試想一下，如果個體吃一次美餐之后不想再吃次一次，或沒有想吃更好美餐的愿望，那么人類就不可能有現在。進化尤其可能會讓個體進行兩種選擇，其中一種選擇是從來不滿意或者至少是不會長久滿意。另外，不管過去需求怎樣，個體不斷產生一個指向未來的新的需求基線，這個基線相對于他人來說是最好的。

幸福是安裝在人們身體上的一只彈簧，人們不斷地促使彈簧處于彈起狀態。因此，人們生活中很多的行為決策很少來自于個體真實的幸福體驗，相反把很多努力集中在自己認為的能夠獲得幸福體驗的目標活動中，但實際并沒有真正體驗到幸福。人類在追求幸福體驗的過程中為什么會表現出上面三個特點?這可能與人類祖先體驗幸福的進化適應性環境有關。

3　提高幸福的策略與方法

進化觀點認為現代人與傳統人相比遇到了很多障礙，人類克服這些障礙后才會體驗到較多

幸福。進化機制對幸福體驗的影響并非不可改變，只要改變環境因素就可能會影響幸福體驗與行為活動的關系(Buss，2000；Nes，2010；Nesse，2004)。遠古時代大自然給人類設置了很多障礙(如獵食者、寄生蟲與外侵者)，現代科技已經消除了很多進化時期大自然給人類幸福體驗設置的障礙(例如，遠離森林、使用殺蟲劑與生產武器)(Buss，2000)。然而，人類追求幸福仍需要克服諸多障礙。

3.1認識不幸的適應性

幸福是人類生活的一項重要目標，然而生活不幸是人類追求幸福的一大障礙。那么為什么人類還會反復地體驗這些痛苦呢?為什么有些人對痛苦的投入要高于追求幸福的投入?為什么痛苦讓人刻骨銘心?如前所述，不幸福本身也是自然選擇機制影響下人們解決生存與繁衍問題的重要結果(Keller & Nesse，2006；Nesse，2004)。進一步說，不幸福類似于幸福具有相同機能，它們都增加了人類繁衍后代的成功幾率。例如，一些讓人痛苦的情緒體驗，諸如悲傷、厭惡、憤怒與嫉妒等，都會增加個體的痛苦或不幸福的體驗。然而，每一種特定情緒體驗都與特定進化問題解決有關。例如社會位置較低會誘發抑郁情緒，配偶不忠會引起嫉妒情緒，自尊受到威脅會激發憤怒情緒，看到不道德行為會體驗到厭惡情緒。一些令人痛苦的信息或刺激有利于解決社會生活或交往問題。個體體驗到朋友背叛、配偶離棄以及財產損失等行為活動帶來的痛苦，更有可能反省與提高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與進化適應性有關的刺激(尤其是負性刺激)可能會引起個體過分警覺刺激的潛在危險，這有可能讓個體失去一些體驗幸福的機會。

婚姻是幸福體驗的一個重要來源，如何從婚姻初始就避免痛苦是一個重要問題。個體尤其要選擇與自己興趣相同，價值觀以及人格特點類似的異性作為配偶(Buss，2000)。個體選擇與自己有類似特質的異性作為配偶可以增加彼此信任，這會減低親密關系威脅因素的消極影響，能夠減少性嫉妒以及憤怒等情緒，也會減低離婚幾率對幸福的影響。個體選擇與自己類似的潛在配偶結婚也可以減少非親生子女虐待事件發生，避免離婚對子女的不利影響。其次，對于性別差異問題來說，教育可以減少不利于幸福體驗增加的心理機制的影響。比如，男性一般會高估女性的求偶興趣，而女性一般會要求男性作出高的婚姻承諾。如果教育個體通過意識手段讓兩性控制這些偏見，個體就可以避免特定條件下不必要的認知偏見對幸福體驗的不利影響。

3.2控制競爭結果

人類體驗痛苦的另一個原因是自然選擇讓某些個體作為繁衍成功者有較多正性體驗。自然選擇的一個重要結果是差異性，某些個體會比另一些個體在解決生存與繁衍的問題上更有優勢，而沒有優勢的個體尤其可能會體驗到痛苦(Grinde，2005；Keller & Nesse，2006)。進化設計的一個表現就是一些人的幸福體驗會建立在其他人的痛苦基礎上。群體間競爭以及群體內個體競爭會導致個體在財產以及求偶機會上出現差異。人類傾向認為社會地位高與財富多的個體是成功者，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具有相對較多的繁衍機會。相對來看，社會地位低與財富有限的個體具有較少的求偶機會。一些女性為地位高與財富多的男性進行激烈競爭。例如散布謠言與惡言中傷等，這些行為會讓一些女性在求偶市場上失敗。男性在求偶市場上也會面臨激烈競爭，他們進行身體攻擊與行為攻擊降低對手的吸引力。社會結構的等級性是人類進化的一個重要特點。社會地位高的個體因成功會體驗到較多幸福，而社會地位低的個體會因失敗而體驗痛苦(Keller & Nesse，2006)。

對于競爭導致失敗這一問題，我們可以通過合作減低失敗者體驗。從進化角度來看，失敗者與成功者并存。競爭獲勝者一般會處于較高的社會地位，而失敗者尤其會經歷負性體驗。從社會角度來看。成功者與失敗者的體驗不均衡可以通過合作加以解決(Buss，2000)。個體加入某一個群體并與群體共同解決問題，可以提高個體的生活質量。如果群體個體都對成員合作前景有信心，他們合作的動力就會很大。群體可以教育成員合作。讓他們在共同的目標下合作與分工，同時抑制相互剝削策略帶給群體合作的負面影響。

3.3縮短環境差異

現代化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媒體信息泛濫，這與人類祖先所依存的進化適應性環境形成明顯對比。進化研究者一般認為人類祖先多生活在小群體(大約50～200人)，人們彼此認識，也多有血緣關系(Dunbar，1993)。可是，現代都市人一般生活在幾千人甚至上萬人聚集的城市，人們彼此不熟悉。例如，在進化環境中人類祖先潛在的求偶對象是有限的，而現代人可能會在媒體以及日常生活中遇到很多的高吸引力的潛在求偶對象(Buss，2000；Nesse，2004)。因此，現代人可能會比人類祖先在求偶問題上有較高且不合理的心理預期。求偶問題上不合理的心理預期會讓求偶失敗幾率增加，這是現代社會環境與人類進化環境存有差異的一個結果(Buss，2000)。

與求偶問題類似，現代人在解決其他問題時也面臨困難，人類祖先在小群體背景下可能會成為解決某一領域問題的專家，或者他們的技能至少會受到重視，然而現代人卻需要與很多相同技能的人進行競爭。現代人遭遇失敗的可能性要遠遠高于小群體狀態下的人類祖先。因此，現代社會出現的一個問題是經濟越發達，人們抑郁水平越高。另外，現代社會的一個典型特點是人們多生活在獨立的家庭結構中，親屬交往受到物理距離限制，而進化小群體背景下親屬間有緊密的社會聯系，相互提供支持(Buss，2000；Dunbar，1993)。可以看出，與大群體相比，小群體更可能讓人體驗到幸福。現代化的社會環境中，人們會遇到一些不能靠進化適應性機制解決的心理問題。這會降低他們的心理幸福感與生活質量。

然而，主動地采取一些辦法增進親屬聯系以及形成真摯友誼可能就會增加幸福體驗(Buss，2000)。親屬交往疏離與友誼關系可以借助于手機、電子郵件與網絡聊天等新技術手段得以解決。親朋交往有助于增加社會支持與社會聯系。促進社會聯系也有其他重要的途徑，如提高自己的獨特性，尤其應該注意發展其他人看重的，并且具有不可替代性的能力與技巧。個體也應該尋找能夠看重自己技巧與能力的群體，回避不看重自己能力的群體，這些行為活動會增加個體的心理幸福體驗(Bugs，2000；Nes，2010)。

對于某些進化欲望來說，滿足他們就能獲得快樂。求偶成功、事業成功，可口食物與社會地位提高等都有利于個體體驗幸福。求偶與結婚就是進化欲望滿足后體驗到幸福的一個重要例證。此外，如果人們居住條件符合進化適應性環境中人類祖先的居住特點(如周圍環境有較多的花草樹木與有水池等)，他們尤其可能會體驗到幸福(Buss，2000)。

4　總結與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