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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專業教育關系通識教育對于高等教育事關重大,涉及到整個大學培養的理念與目標,值得深入探討。特別是關于通識教育和專業教育的討論,常常是注重一方面而否定另一方面。實際上,二者的關系遠非單純的肯定一方而否定另外一方,二者的關系非常緊密,也非常復雜。有鑒于此,本文對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作了初步的探討。
一、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的科學內涵
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是一個內涵豐富的,多維度的、多階段的歷史范疇,它在不同時期歷史賦予它一定的時代特征,不同的學者、專家從不同的角度看待通識教育會有不同的定義。因此,本文在綜合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認為通識教育是一種大學教育理念,其目的是培養健全的個人和和諧社會中的健康人格的公民,它是一種非專業性的、廣泛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識、技能和態度教育。
專業教育(specialized education)是指培養專業人才的教育,它是為學生將來從事某一領域工作所需的知識和技能做準備的教育。布魯貝克在《高等教育哲學》一書中將專業教育解釋為“為工作而接受的教育或訓練”。
從以上概念可以看出,通識教育和專業教育是教育課程的兩部分,它們的性質雖然完全不同,但二者卻不能對立或割裂。事實上,教育界之所以對大學應實施專業教育還是通識教育爭論不休,就是因為兩者緊密聯系,不可分割,它們共同構成了大學教育之目的。
二、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關系的辯證思考
(一)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沖突表現
我國高校通識教育開展時間不長,可借鑒的成功經驗與模式不多,受專業化教育模式影響深遠,加上改革開放深入、現代化進程加快、社會轉型加速、高等教育大眾化等因素影響,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間的各種矛盾沖突表現十分明顯。
1.管理機制和發展模式的沖突
我國的高等教育受蘇聯高等教育的影響,過分強調專業劃分和專業對口,高等教育結構是高度專業化的,也是單一發展的。但是20世紀以來,科學技術發展迅速,社會發展需要基礎知識寬厚、文理兼通、人文與科學相融合的人才。但高校沒有及時根據社會需求而調整專業化的教育模式,使得學科之間、學科內部各專業之間以及專業內部之間的聯系被阻斷。過度專業化的管理機制與社會對通識人才的需求之間的矛盾沖突日益突出。
2.教育思想及觀念的沖突
通識教育側重培養學生全面的知識、素質、能力、思維和價值觀念,注重培養學生成為一個修養的人,專業教育強調技能學習,力圖使學生成為有效解決社會發展中技術問題的專門人才。這兩種不同的教育觀念,對專業教師而言,認為實施通識教育不僅任務重、課難上,并且個人的專業方向發展、職稱提升、科研研究都將隨著通識教育的實施而產生沖擊。與此同時,如果要實施通識教育,必然會增加大量通識課程,對現有的專業教學計劃與專業課程設置造成很大的影響。
3.市場需求和學生成長的沖突
從一個國家、民族的長期戰略、社會需求及學生畢生的發展來看,開展通識教育才是更好的選擇。但從實際情況來看,絕大多數人認為大學的主要功能就是職業技能與專業知識的訓練,希望學生離開校園后能找到一份好工作,畢業生的就業也成為大學成功與否的重要標志。
(二)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有機結合
1.二者互相補充和完善
我國現行高等教育的主要缺點是專業分的過細、素質教育薄弱,學科、專業乃至院系互為壁壘學生知識結構單一、基礎知識欠缺。而作為專業教育補充、糾正的通識教育,其目的是擴大學生的知識面,加強文理交融與滲透,做到專業教育與人文教育相結合,這種教育的價值觀決定了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的關系是相輔相成、不可或缺,互為補充和完善。
2.二者的結合可以深化對教育本質的認識
教育作為人類社會特有的活動,其最根本的特點就是培養人才,通過培養人來為社會服務。而二者的結合正好可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成長,通識教育是一種全人教育它的目的不在于單純為大學生將來從事某種職業做準備,而在于把大學生培養成為一個健全的人和合格的公民。作為專業教育拓展的通識教育,其目的是超越功利、弘揚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培養健全人格。這種觀點決定了通識教育是大學教育的靈魂,大學教育必須出于知識教育之外、入于知識教育之中,走向情感教育、道德教育、人文教育。
3.二者的結合是其自身發展的需要
現代科技正朝著高度分化又高度綜合的方向發展,學科的分化是相對的,學科的綜合與整合是必然的。要對這些交叉學科有較全面準確的認識,必須具備寬厚的基礎、跨學科的知識以及團隊合作意識與能力,而這些必須借助通識教育,因此專業教育必須借助通識教育彌補其不足,克服其片面性,通過取長補短、借鑒,才能真正達到學科專業的高水平。
通識教育和專業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兩個有機結合的組成部分。客觀地講,專業教育是高等教育必不可少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國家培養人才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高等教育領域,只講專業教育不講通識教育只能是片面的、不完整的教育。所以在實現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我們既要理性認識二者的矛盾和沖突,更重要的是要創造條件,加強二者的有機結合,不僅要加強通識教育,同時還要克服專業教育的局限性,實現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的有機結合,這是地方應用型本科高校提高教育教學質量的合理選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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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堅持“主體”與“客體”的辯證統一,營造和諧關系
唯物論認為,主體與客體之間是認識與被認識、改造與被改造的關系,主體是能動的改造者,對客體施加積極主動的影響,使客體的認知發生變化;同時,客體以自身的屬性制約著主體的活動范圍、方式、性質,從而反作用于主體。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貫徹“以人為本”的要求,必須正確處理主客體的關系,在營造兩者間和諧關系上下工夫。一是要端正主體。認識思想政治教育的過程就是一個主體改造客體、客體影響主體的過程,這個過程持續發生著主體客體化和客體主體化的雙向運動。教育組織者既是具有豐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論和實踐經驗的主體,又是受群眾認識水平、興趣愛好制約的客體;群眾既是接受教育的主體,又是制約教育組織者實施的客體。他們具有雙重身份,扮演雙面角色,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辯證統一體,教育過程中只有兩者共同發揮作用,才有利于教育目標的實現。二是要體現平等關系。當前,隨著群眾民主意識的增強,追求平等的愿望日趨強烈,也促使群眾的主體地位得到提高。要調動群眾參與教育的積極性,就要在教育中遵循民主平等原則,做到尊重群眾、理解群眾、關心群眾、愛護群眾和相信群眾,變單向的“權威式”“命令式”“硬灌式”為雙向的“研究式”“啟發式”“討論式”交流,在互動中啟發他們參與的自覺性、主動性。三是要明確主導地位。主導并不是對群眾主體地位的否定,而是對教育者主導地位的認同,教育者作為教育活動中把握方向、確立標準、組織實施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如果放棄主導地位,一切按群眾意愿開展教育,則既不利于給群眾灌輸正確的思想,也不利于群眾自身人格的完善和綜合素質的提高。所以,強化“以人為本”教育理念,就應當理性認清教育者的主導地位,力求給群眾灌輸正確的思想,促進其成才成長。
2.堅持“共性”與“個性”的辯證統一,科學設置內容
個性是共性的基礎,共性寓于個性之中。教育內容只有善于從個性之中發現共性,透過偶然預見必然,把握共性兼顧個性,充分考慮群眾的認知水平、個體需求、接受能力和個性差異,才能使教育效果最大化。一是發揮共性指導作用,搞好結合靈活實施。“以人為本”中的“人”指的是全體人,思想政治教育要增強教育實效,就必須考慮受教育者的共性特征,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法規制度,借鑒運用成熟的經驗做法。二是著眼群眾成才需要,促進自身價值實現。思想政治教育要體現群眾至上、服務群眾的理念,就要充分考慮群眾的成長成才需要,將對上負責與對下負責統一起來,既努力創造條件滿足群眾成長成才要求,又多方創造條件引導他們全面發展.
3.堅持“形式”與“內容”的辯證統一,創新方式方法
形式與內容是對立的,又是相互統一的,只有處理好思想政治教育形式與內容的關系,使兩者相得益彰,“以人為本”的理念才能落實到位。一是靠形式保障落實。靠形式保障落實就是要重視發揮管理機制的保障作用,要認識到思想政治教育對象是一個群體,對這樣一個群體的思想行為施加影響,必須建立有效的教育管理機制,使教育進入組織管理和組織生活,從而發揮剛性的力量去約束它、影響它,使其接受思想的洗禮。例如,可通過建立健全學習教育制度,定期組織體會交流、述職述學,靠制度機制強化教育的效果,確保教育的長效。二是靠形式深化內容。好的內容要靠形式去表達、去體現,思想政治教育體現以人為本,就要廣泛應用群眾喜聞樂見、生動活潑的教育形式,運用具有時代氣息的信息、網絡資源和媒體設備,使教育內容寓于豐富多彩的形式之中,常搞常新。三是靠內容支撐形式。形式固然重要,但形式是由內容決定,為內容服務的,因此,“以人為本”開展思想政治教育應著力使內容科學化、有效化。當前開展教育的手段雖然多了.途徑更加廣泛了,但是有的卻脫離了群眾的思想實際,言之無物,思想性降低了。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的組織者,必須堅決糾正“多媒體設備用了、網絡設備有了,教育實效就有了”的錯誤認識,更不能把形式花哨當成“以人為本”。應把充實教育內容作為開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環節,認真做好備課準備,抓好授課各個環節內容的落實,在講出精辟見解、寫出精彩內容上下工夫,力爭做到融知識性、思想性、趣味性于一體,用真、善、美陶冶群眾情操。
4.堅持“內因”與“外因”的辯證統一,內外形成合力
內因是事物發展變化的根據,外因是事物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確保思想政治教育取得實效,內因與外因必須共同發揮作用。一是要深挖潛力,啟發自我教育。“以人為本”是把人看作既是全面發展的人、又是自我實現的人。促進自我實現,必須把作用于群眾身上由教育目的造成的外部壓力轉化為群眾的內在動力,將群眾的求知熱情激發出來,這樣才能觸及群眾的心理層面。只有把理論的重要性及其科學內涵講清弄明,才能增強主動學習的自覺性,變被動的“要我學”為主動的“我要學”。二是要善借外力,搞好環境熏陶。做好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忽視外因的作用。要重視搞好單位文化建設,利用標語、櫥窗、板報等創設主題鮮明的政治環境,充分發揮環境的熏陶作用,形成“處處是課堂”的文化氛圍,讓群眾在潛移默化中受到啟發。三是積極贊賞,重視情感激勵。積極的贊賞是思想政治教育順利開展的有效途徑,是主客體間溝通磨合的劑,也是主客體間有效互動的粘貼劑。要通過肯定群眾的優點和成績,使群眾得到充分的尊重和理解,從而將內因和外因的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避免或減少抵觸和對抗情緒,把教育中煥發出來的熱情轉化為認真履行職責的強大動力。
一、加強醫學生人文素質教育的意義
1.加強醫學生人文素質教育,是醫學教育目標的要求。教育是培養人的社會活動,教育的最終目的并不只是讓人學會認識若干條自然規律或習得一兩種技能,而是使人得到全面有效的發展,成為一個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合格人才。愛因斯坦曾經說過,學校的目的應該是青年人在離開學校時,是作為和諧的人,而不是作為一個專家,僅僅用專業知識育人是不夠的。通過專業教育,他們可以成為一種有用的機器,但不能成為和諧發展的人,要使學生對價值有所理解并產生熱忱的感情,那是最根本的。1999年國際醫學教育研究會(IIME)制定了本科醫學教育“全球醫學教育最低基本要求”(GMER)。GMER規范了世界各地院校培養的醫學生都必須具備的基本素質。即科學基本、臨床技能、群體保健、職業價值與批判性思維、信息管理、溝通技能。可見,一個合格的醫學人才,其基本素質應該得到全方位有效地發展,除了掌握知識和技能外,還要具備高尚的醫德、積極的人生態度、高度的創造精神和能力、有社會責任感與合作精神、富有同情心和人道主義精神等等,這也是醫學教育的目標要求。
2.加強醫學生人文素質教育,是適應社會醫學模式轉變的需要。21世紀,醫學模式由傳統的生物學模式轉為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這種新的醫學模式要求醫生從生物―心理―社會等各方面綜合觀察分析病人、疾病和健康人群,從不同的角度探索與解決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共同問題,以及醫學自身的問題。如現代社會的競爭加劇,工作壓力的增大,生活方式改變等使得心腦血管疾病、腫瘤、精神障礙等成為人類健康新殺手。如果單純從人的自然屬性綜合研究人的病因的發生、發展、變化,就很難完全了解、掌握疾病的動態發展。一個合格的醫生,既要具備高尚的醫德、精湛的醫術和良好的服務藝術,又要善于從心理、社會、生物等方面因素綜合觀察和分析病人的情況。新的醫學模式對醫學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自然科學素質和人文科學素質要求。
3.加強醫學生人文素質教育,是醫學的本質要求。古人云,“醫乃仁術”。醫學不同于其他科學,它的研究對象和服務對象都是人。醫學是人學,是社會科學。醫生的職業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職業。它雖然具有極為鮮明的專業性與技術性,但作為一門人類生命的學科,與社會是密切聯系的。因為在醫學領域,無論是從健康、疾病的概念、臨床決策的過程,還是從對患者的關懷,都蘊涵著深厚的人文關懷。
二、醫學生人文素質教育存在的問題
面對著醫學教育對人文素質教育的迫切需要,我國醫學院校的人文素質教育還沒有能夠主動適應這種需要。主要表現在:
1.單科性醫學院校限制人文學科的發展。單科性醫學院校的辦學模式,存在著過分強化專業意識、專業教育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醫學人才的全面發展。而絕大部分醫學生在高中階段主攻數理化,忽視人文社會科學,可以說他們的人文素質是“先天不足”,入學后又相對缺乏人文素質教育導致“后天發育不良”。由于“先天不足”加之“后天發育不良”,醫學生的素質結構總體上存在著以下缺陷:
第一,理想信念比較淡薄,不愿意去追求崇高的信仰;第二,道德水準滑坡,特別是公德“缺鈣”現象較嚴重。存在隨地吐痰;吸煙;帶手機上課卻不開振動檔;說粗話;在宿舍樓道上亂倒垃圾和污水;在自修教室、圖書館等公共場所聊天、吃零食;用書本占桌位等現象;第三,文化素養欠缺,對文史哲的基礎知識知之甚少,不少學生連基本的語言表達能力都沒過關。例如一些學生連最起碼的請假條都寫不好。第四,審美趣味低下。對高雅藝術不懂、不問、不感興趣,對低俗文化、流行文化卻津津樂道。第五,心理素質不佳。存在著人際交往障礙、情緒困惑、自我評價障礙等問題。有的學生稍受挫折,甚至會采取自殺的極端行為;第六,功利意識過強,關注經濟效益。一些醫學生把看病當成掙錢手段,將“醫生”當成了“商人”,缺乏白求恩式毫不利已專門利人的精神,還不能清醒地認識到做為一名醫學生將要承擔的社會責任;第七,社會適應力較差。“書生氣”濃,不會問診、不知道如何與患者溝通,缺乏解決復雜問題和實際問題的能力,等等。
2.受生物醫學模式的影響。現行的醫學教育模式存在著形而上的“3個分離2個目中無人”現象。第1個“分離”是指醫學與教育分離。“醫學教育”本應是一個整體,而事實上并非如此。從師資素質上看,醫學院校的師資大多只學過醫學知識,而從未學過認知心理學等教育理論;從教學過程來看,教師大多只是“說書”,深入研究并運用教學方法的不多,課后關注學生學習效果和學習能力的不多。可見,“醫學”與“教育”是相對分離的。第2個“分離”是指器官與人體分離。現在的教學模式只注重教學生“分拆”人體,卻不注重教學生“重組”人體。比如,解剖學從系統上“分拆”了人體;內科學與外科學以是否“動刀子”區分了疾病;婦產科學從性別上“分拆”了人體與疾病;兒科學則從年齡上“分拆”了人體與疾病。本來,通過“分拆”來加深對人體和疾病的認識是必要的。問題在于,我們的教育往往到此為止,把拆散的“人體零件”扔給學生了事。而沒有重視教育學生“重組”人體,在教學模式、過程上沒有體現整體――局部――整體的完整過程,沒有完成否定之否定的認識論過程。這樣培養出來的學生難以養成辯證思維和創新思維。第3個“分離”是指專業與人文分離。從本質上是指沒有在教學中貫徹現代醫學模式的要求,口頭上要學生樹立新醫學人文觀,卻沒有體現在課程結構上。
所謂“2個目中無人”指的是醫學教育過程和臨床過程的“兩個目中無人”:一是指老師在課堂上目中只有知識,而沒有作為“人”的學生――沒有把學生當作學習主體看待,沒有完整的人格教育;二是指在上述模式下培養出來的學生,到臨床上必然表現為眼里只有疾病,卻沒有“病人”,只會“看病”,不會“看人”。
三、加強醫學生人文素質教育的主要途徑
對醫學生進行人文素質教育應著眼于幫助他們通過醫學和人文知識的學習,克服醫學與教育、器官與人體、專業與人文的分離,使學生理解疾病與健康,理解生命與人類,理解職業價值和人生意義,并且內化為治病救人、救死扶傷的高尚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具體的途徑有:
1.構建新的醫學教育模式。學校應組織有關人員,深入研究教育模式的創新問題,在課程體系改革與調整上突破、削減課程中不必要的重復內容,加強實踐技能訓練,加強醫學前沿理論和人文選修課設置。通過教學內容、教學手段等醫學教育模式的改革,重視人文關懷。在構建新的醫學教育模式上應追求科學內涵與專業素質的結合,人文教育與文化素質的養成,心理個性與社會責任的融合,創新精神與應變能力的培植。
2.完善醫學人文課程。在完善醫學人文課程中注意構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的課程,是“兩課”、哲學、社會學、心理學、美學等人文社會科學課程。主要是培養醫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第二層次的課程,是醫學倫理學、醫學社會學、醫學心理學、醫學史、衛生法學等,屬于人文社會科學與醫學交叉的邊緣學科。主要是讓醫學生運用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方法,探討與醫學、醫生職業、醫療衛生保健事業發展有關問題,關注生命與健康的價值。第三層次的課程,是生態與環境、社區衛生保健、衛生事業管理、人口學等綜合課程。這個層次的課程就是將人文素質培養運用于醫學實踐中,提高醫學生的綜合素質。三個層次課程相互打通,拓展了醫學生的人文知識結構,有助于醫學生真正做到“精醫術、懂人文”。
3.提升教師人文精神,用良善品性去感染學生。醫科院校的大部分教師畢業于醫科院校,同樣缺乏相應的人文學科熏陶。如果在他們“為人師”后不加強學習,勢必會造成他們只會“教書”不會“育人”和“見病不見人,治病不治心”的局面。特別是臨床帶教老師的醫德醫風,他們是不是以救死扶傷的人道主義精神和真心誠意的熱忱、耐心細致的人文關懷去對待患者?他們是不是有收“紅包”,接受“吃請”,亂開處方的現象,都會直接影響學生們的價值取向。學高為師,身正為范,教師的思想境界、學識修養、人格品質、言談舉止、教師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全的人格直接影響著學生的靈魂。所以無論是公共課、基礎醫學課還是臨床教師,都必須加強學習,不斷提升自己的人文素養,以自己良善的品性,通過課堂內外的滲入,去影響和感染學生。
4.營造濃郁的校園人文環境。對大學生進行人文素質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還依賴于校園內無處不在的文化氛圍的熏陶。古代書院大多依山傍水,起到“借山光以悅人性,假湖水以靜心情”,陶冶情操、完善人格作用。良好的校園文化品位能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有著催人奮進的激勵作用和潛移默化地教育人、培養人的功能。比如說好的校訓、良好的校風、教風、學風和班風,象一種無形的力量吸引、感染、塑造、鼓舞著醫學生,激勵著他們奮發向上;這種人文影響會逐漸根植于醫學生心中,內化為他們的價值、理想和信念,會在醫學生走向社會后成為一名醫生時仍舊彰顯其精神動力,特別是在遇到困難和挫折時會給予他們精神上的鼓舞和激勵,牢記“精于醫術,誠于品德”,向人間大醫的奮斗目標邁進。
關鍵詞:行政倫理學;人學;現實的人
中圖分類號:B8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1502(2012)02-0088-05
行政倫理學研究的是公共行政領域中的倫理。從歷時態來看,行政倫理可以理解為凝聚在政府過程諸環節中的倫理,即有行政之處即存在倫理;從共時態來看,行政倫理是行政組織和行政人員在國家公共事務的管理中所具有的行政道德理念、行政制度規范以及行政道德行為的總稱。倫理的社會基礎是利益,但作為公私利益觀念體系的行政倫理則更加關注權利義務關系,而權利義務關系的施動者是行政主體即行政人員個體及各種行政組織,且行政組織倫理的核心問題是:“作為一個管理者,我如何才能防止本組織的成員從事不道德行為?”因此,無論是動態上還是靜態上,行政人員倫理是行政倫理的關鍵性要素。公共行政人員的道德品行對自身的行政行為以及完整意義上的行政組織行為都影響深遠,行政倫理的落實最終必須以“現實的人”的視角來推進并以人的特征及其“類本質”來考量。因此,“現實的人”構成了行政倫理學的出發點;另外,人學實現了人學歷史上新的哲學范式,它也為理解行政倫理中的“人”提供了新的方式和理路。
一、行政倫理學的起點:現實的人
作為行政人在公共行政領域內的倫理體現,行政倫理學主要關注的是行政學意義上的人在行使公共權力和處理權利義務關系時自身行為所凝煉的道德價值。從“現實的人”來看,也即在處理涉及社會各個領域的權力與利益關系時,它所體現的對“現實的人”的個體存在形態、群體存在形態以及類存在形態的倫理關照。
(一)作為邏輯起點和現實起點的“現實的人”
理論是實踐的先導,實踐是理論的源泉。行政倫理學興起的直接動因是行政實踐中突出的倫理問題,且單純從實踐或理論領域都無法達成現實的目標,因此,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成為必然。從公共行政學的發展來看,其先后經歷了科學管理時期、行為科學時期和管理科學時期等階段。二戰后,公共行政領域內的行為主義方法論和分析模式一直是主流模式。20世紀70年代以來,由于西方國家內部社會矛盾突出,那種在行政研究中忽視“價值”的模式在挽救危機和解決矛盾時顯得十分蒼白無力。于是,民權運動、新左派運動、基督教神學、民族主義、綠色運動、女權運動逐漸發展,自由、平等、正義、民主、人權等概念與思潮再度引起關注,公共行政領域從最初推崇事實上的“效率至上”逐步過渡到不再拒絕“價值”討論;“水門事件”的發生,撬動了行政倫理學在美國興起的契機,此后的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改革則使改善行政倫理成為一種世界趨勢。這樣一來,倫理價值開始重新作為行政活動的普遍理念和行政行為的重要標準。因此,從人學的視角來看,尊重人的人格與價值并體現公共行政與公共服務組織的價值,將倫理目標作為行政人員履行職責的行為的價值導向等實際上都是人們對自身的現實生存環境反思的結果;更準確地說,是“現實的人”的現代性癥候與生存境遇轉化開啟了行政倫理學的前行航向。
從整體發展歷程來看,行政現象與行政活動可謂錯綜復雜、光怪陸離,而以“現實的人”為邏輯起點和價值歸宿的人學則為理解行政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論鑰匙;以全人類的自由全面發展為目標的學說將“現實的人”確定為社會與政治生活的前提,并強調社會政治過程產生于“現實的人”的活動。正如馬克思所言,“社會結構和國家總是從一定的個人的生活過程中產生。”而他們理論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這里的人并“不是處在某種虛幻的離群索居和固定不變狀態中的人,而是處在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發展過程中的人。”人學將人放在現實的社會關系和歷史進程中進行考察,揭示了在生產力、生產關系、社會關系、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等基礎上的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間的現實關系,給“人為何成人”這個重要論題提供行動指南,并從生存論的角度為理解行政倫理學開辟了新的人學范式。
(二)“現實的人”之存在方式
在人的存在問題上人學實現了對傳統形而上學理論的革命,并返歸人類自身尋求在實踐基礎上的人之現實存在。在馬克思那里,個人具有三個層次的存在形態:人作為人的“類存在”;人作為群體意義上的社會存在;人作為個人的個體存在。其中,人的社會存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它在人的三種存在形態中起著中介的作用。這是由于勞動不但創造了人本身而且還是人類的本質活動,人們為了生存必須進行物質生產活動;然而,當作為個體存在的人在面對強大的自然力量時,人們必須以相互協作與建立聯系的形式才能在大自然面前體現主體性并實現人的“類存在”。因此,“人是最名副其實的政治動物,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是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作為個體存在的人必須通過作為社會存在的人的中介并在社會群體的主體性中才能歷史地實現作為“類存在”的人。
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社會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是一個發展的活的有機體。社會有機體的發展是物質生產、人類自身再生產、精神生產與社會關系再生產的統一,而處在社會有機體中的“國家的組織活動”即構成了行政;作為政治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行政活動即國家意志的執行與貫徹。然而,“每一個既定社會的經濟關系首先表現為利益。”在生產實踐中所形成的道德準則是以利益關系為根源的,而公共行政作為脫胎于國家和社會并對社會有機體中的行政領域進行的管理活動,在提供穩定而公平的秩序供給的同時,它同樣必須解決利益問題――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問題,抑或是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問題。由于現代行政過程中的國家意志大都由行政人員執行,因此,行政人員及行政體系在社會有機體中的道德實踐使得道德準則不斷內化并在現實的道德生活中逐漸強化,而且這一過程貫穿于作為社會存在的人的歷史發展之始終;由于權力與利益關系的處理即對于“國家的組織活動”并不能單純地作為工具性、自發性秩序存在――公共行政牽涉到穩定而有序的秩序供給,牽涉到作為社會存在的人的社會群體的主體性,牽涉到作為“類存在”的人之整體的自由、平等與幸福道德追求與倫理需要,所以諸如正義、公平、審慎、責任等行政領域的道德觀念與倫理關懷應運而生。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作為社會存在的人即作為行政管理活動而存在的人,行政管理的存在方式即“現實的人”之存在方式,而“現實的人”的社會存在也決定了行政倫理的存在。
二、人學基礎上的行政倫理學
人學的“出場”實現了傳統入學的感性生存本體論的價值轉向,它更加強調人的現實本質、人的主體性與價值、人的自由解放與全面發展。這樣一條實踐人學的道路為理解行政倫理學的生成方式與內容開拓了新的視域。
(一)“人的本質”是行政倫理學生成的根本前提
與馬克思對人的三種存在形態的論述相對應,人的本質也是人類的“類本質”、社會群體本質以及個體的本質三者的統一。作為類的存在物,人的本質是“自由地自覺地活動”;作為社會的存在物,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作為個體的存在,人的本質是實踐基礎上的“理性、自我意識”。按照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的邏輯思路,以人的方式生存是以必要的物質生活條件為前提的,因此,從物質動因上來看,“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質”。然而,“我的勞動滿足了人的需要,從而物化了人的本質,又創造了與另一個人的本質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作為實踐之集中表現的勞動不但創造了人本身,也是人類的本質活動;而且社會化的勞動是人類勞動的基本形式,社會出現在勞動過程之中。正是在此意義上,“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實際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在生產和交往的過程中,人與社會之間存有統一的辯證關系,作為一種社會的實踐存在,人把活動的對象變成客體,同時自己成為主體的存在。人通過實踐活動實現了客體主體化和主體客體化的過程,并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了人在個性上的差異與個體本質。由此觀之,個人的個性本質是在社會本質與“類本質”的基礎上形成的,孤立的個人在轉化成現實的人的過程中必須采用社會關系這一特殊組織形式才能成為現實的人。
在現實性上,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此處的社會關系是包含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在內的復雜的社會交往關系,倫理關系作為整個社會關系網絡系統的組成部分,是蘊藏于社會生活并受社會關系制約的一種社會秩序。公共生活的規則與秩序以及共同的道德要求反映在行政領域,即體現為行政個體對行政領域人際關系的道德內化和社會整體對行政人員的道德確認。在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下,人的本質更多地體現的是資產階級屬性,體現的是對人性的扭曲與壓抑;在這一類“虛幻的共同體”中“資產者把無產者不是看作人,而是看作創造財富的力量”。在這種導致人的本質異化與勞動異化的社會形態中,站在人的社會本質基礎上來反對資本主義“實然狀態”的觀點儼然成為行政倫理生成的根本前提。
(二)“人的價值”是行政倫理學生成的價值準則
人的本質存在于現實性的社會交往之中,這種特殊的存在和本質決定了人的價值與意義。而在人的價值這一問題上,人學認為,工具價值與目的價值對人自身而言是辯證統一的;每一個人既是目的又是實現自己目的的手段,是目的與手段的統一。正如馬克思所言:“每一個人為另一個人服務,目的是為自己服務;每一個人都把另一個人當做自己的手段相互利用。”因此,從人類整體而言,人通過自身對自然存在物的能動性創造活動使得物具有了滿足人的需要的價值屬性,這實際上是作為社會的人通過創造價值的活動滿足自己需要的功能。在這一過程中,社會即“大寫的人”,人既是社會的工具又是人自身的工具,社會是目的而人自身也是目的。就人類個體而言,個人既有自身的需要,也有滿足他人和社會的需要,因此,個人同時是目的和工具的統一體。
現代工業社會的到來萌發了人類對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的狂熱崇拜,作為近代資本主義社會高度發達的社會治理結構之典型形式,現代官僚制曾經一度被認為是社會組織形式的“合理類型”,“官僚制的挺進也摧毀了并不具備這里所指的理性意義上的支配結構。”用而現代行政過程中的官僚體制同樣是理性的,非人格性控制著它的行為。實際上,這種與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和經濟活動要求相契合的形式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與人類社會發展所需要的價值理性相背離的,它在否定價值理性的同時將手段變為目的,使人變為工具繼而喪失了人自身的價值,因此,“人的價值”理應復歸為行政倫理的價值準則。
(三)“人在歷史發展中的主體性地位”是行政倫理學生成的應然要求
社會的發展離不開人的活動,人類歷史是“現實的人”的活動的歷史。從唯物史觀來看,物質生產是歷史的“發祥地”而人民群眾則是歷史的創造者。馬克思指出:“‘歷史’并不是把人當做達到自己目的的工具來利用的某種特殊的人格。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非但如此,作為歷史的“劇中人物”與“劇作者”之辯證統一的人民群眾在創造歷史的同時也受到歷史條件的制約;也就是說,人們在歷史條件下創造歷史的過程必須體現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因此,人以能動的、自覺的、主體的創造性活動來表現自身的同時,人也在不斷地對生產活動的加工和改造中,使得自身在人和世界、社會的關系中獲得了主體性地位。“人終于成為自己的社會結合的主人,從而也就成為。自然界的主人,成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像任何社會活動一樣,行政活動也以“現實的人”為承擔者。作為社會存在物,行政體制、行政機構、行政發展等客觀存在因素的制約與影響對于行政人員而言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人也是主體規定性的存在物,行政人同時又可以從創造價值活動的自為性出發,運用自身的主體性力量去創造與開發新的行政環境。尤其是后工業社會的來臨,生產力的發展迫切地要求政府突破“官僚制”并恢復“服務”這一價值理性;至此,在行政管理過程中的倫理關系開始生成,并進一步對行政人員的道德規范提出要求,而作為“劇作者”與“劇中人物”之辯證統一的行政人員的主體性則必須得到高揚。
(四)“人的自由解放與全面發展”是行政倫理學生成的理想導向
從根本上說,社會發展即人的發展,而且由人的活動的總和所構成的社會歷史也是通過實踐不斷地實現人的價值與自由的過程。作為追求自由的存在物,人類在實踐中努力地掌握必然并爭取自由,而這一追求的最高境界即全體人類的解放。從社會歷史領域來看,“人類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也就是人類的解放,它包括人從自然力和社會關系中獲得自由、思想上得到解放等等;人全面而自由的發展則是在消除了物對人奴役和人對人的奴役基礎上的漫長的歷史過程,人類在追求自由和爭取解放的過程中人本身也得到了發展,“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
作為對行政過程中行政人行為的倫理價值關照,行政倫理學中必然涉及行政行為的歸宿與目的問題:對依附型及工具型行政人格的擺脫、行政倫理觀的正確定位、實現社會理想與行政理想的有機統一等問題都必將會涉及到人的問題。因此,在社會歷史發展的過程中采取人的全面發展的這一形式來實現行政發展,是行政倫理學的發展導向。
三、行政倫理學的人學使命
關鍵詞:方法論;勞動價值一元論;創新與發展
中圖分類號:F01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5656(2007)05―0005―06
一、引言
勞動價值論直接來源于馬克思的經濟學方法,體現了馬克思經濟學方法邏輯和歷史相統一的基本要求。在國外論壇上,某些非經濟學家,例如,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瓊?羅賓遜以及其他新李嘉圖主義經濟學家,雖反對勞動價值論,但表示過對馬克思經濟學方法的某種贊賞。有些經濟學家主張用他們自己的方法來代替馬克思的經濟學方法,然而事實證明,離開馬克思的科學方法還不能真正科學地說明資本主義的本質問題,甚至使本來已經清楚的問題又弄得模糊不清了,使人們對勞動價值論的認識又產生了偏離。
在國內,20世紀90年代至今關于勞動價值論的討論中,存在兩種傾向:一是強調創新和發展,卻在方法上偏離了勞動價值一元論;一是強調堅持而沒能有效地進行創新與發展。我們知道,方法論的不同,會形成不同的經濟學流派,但許多錯誤觀點的形成,一個重要原因是存在方法論的缺陷,特別是沒有正確研究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思想方法。如何在堅持的基礎上創新,應采用什么方法研究,這也是新時期勞動價值論創新與發展的新課題。
二、勞動價值論討論中各種不同觀點及方法論評述
(一)爭論的焦點
20世紀90年代至今,國內外學者對勞動價值論的創新與發展作了大量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論觀點,有物質勞動創造價值論、廣義勞動創造價值論、社會勞動創造價值論、新勞動價值一元論、勞動整體價值論、三元價值論、資源貢獻價值論、生產費用對效用的關系、效用價值論、廣義價值論、利益價值論、均衡價格論、供求決定論等。[1]54-55所有這些不同觀點,在方法論上存在許多差異。一個體系完善的理論是具體的、歷史的,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關于勞動價值論發展的思想方法可以概括為一元與多元之爭。
堅持一元論方法者認為要保持原有的邏輯體系,把那些不符合時代要求的內容加以修正,保持其理論體系的基本內核,對現實問題作出新的解釋,從而加以繼承和發展。堅持多元論方法者有的對原有理論體系的邏輯前提加以變更,形成能解釋新時代內容的理論;有的對其理論體系中的某個部分加以說明,指出其不符合時代要求的內容,從而否定這個理論體系,以新的理論取而代之;還有的干脆置之不理,根據新的情況構建新的理論體系。
(二)在創新和發展勞動價值論時應當避免以下方法論誤區
1.走出相對主義的誤區。相對主義夸大了事物的相對性,把相對性加以絕對化,必然導致否認在一定界限內質的確定性,把客觀事物和規律看作變動不居、不可捉摸的東西。例如有人認為應把勞動價值論的研究范圍,延伸到非物質生產領域,延伸到各種服務勞動中去;還有人認為凡是創造出價值,合乎社會生產目的,不靠國家預算撥款,靠自己贏利取得收入的,為社會創造的具有國民經濟統計意義的社會有效勞動,一律是生產性勞動。
2.走出絕對主義的誤區。有人認為只有從事物質產品生產的勞動才是生產勞動,生產領域的勞動才創造價值,非物質生產領域的勞動雖然重要,但并不創造價值。這顯然在解釋現實問題時有乏力之感。另外,我們也不能用某一歷史階段的具體實踐去證實和駁倒某一認識的真理性。如在社會主義實踐中,我們面臨許多現實問題。這些問題,有些在馬克思創立勞動價值理論的時代并不存在,如社會主義社會私營企業主的管理勞動;有些在馬克思所處的時代并不突出,如科技工作和第三產業。我們并不能因為這些新情況的出現而否定勞動價值論的真理性。科學原理的真理界限的擴張和縮小,正是反映了人們的認識和知識在實踐基礎上的不斷擴張和深化。
3.走出折中主義的誤區。有人采用了折中主義手法,去抹殺真理和謬誤的原則界限。他們認為真理和謬誤之所以能相互轉化,就是由于真理和謬誤是相互包含的,為此謬誤也就變成了真理。這種觀點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在實踐上是有害的。例如,有人主張物化勞動創造價值是不正確的,片面強調活勞動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也是不全面的;提出聯合勞動創造價值,即要把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實物生產勞動和服務生產勞動、活勞動和物化勞動辯證統一在一起,才能創造和實現使用價值和價值。
三、在方法論上堅持勞動價值一元論
(一)原創性的含義,勞動價值論是一元論
堅持價值決定一元論的科學依據,就在于馬克思的勞動二重性。在馬克思勞動二重性理論中,我們可以清楚地認識到,馬克思為什么提出只有抽象勞動才能決定商品價值,而排除其他各種因素。因為這是由商品生產中凝結的一般人類勞動的特殊性所決定的。馬克思比李嘉圖更善于運用辯證思維方式來分析創造價值的勞動范疇,對于同一勞動過程,馬克思既看到了它的具體性,又看到了它的抽象性。
價值的實體是勞動,商品價值是人的活勞動創造的。這是勞動價值一元論的基本觀點。馬克思從商品交換的表面現象出發,推導出這個科學論斷。他分析指出:不同商品能夠按照一定比例相交換,是因為它們有一種共同的東西。“在商品的交換關系或交換價值中表現出來的共同東西,也就是商品的價值。”[2]51是什么樣的勞動創造了價值?這是古典政治經濟學所沒有搞清楚的。馬克思在批判地繼承了以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創立了科學的勞動價值一元論。他運用科學的抽象法,論證了生產商品的勞動的二重性:一方面,生產商品的勞動作為具體的有用勞動,它生產使用價值;另一方面,生產商品的勞動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作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它形成商品的價值。商品中凝結的人類勞動包括兩部分,即物化勞動和活勞動。在生產商品的過程中,物化勞動作為活勞動的產物是不能創造價值的,只有勞動者的活勞動作為有意識、有目的的創造性活動才創造價值。這就是勞動價值一元論的科學內涵。無論商品經濟發展到什么程度,其都是不會改變的。
馬克思撇開具體勞動的有用性,同時排除各種非勞動因素之后,把價值實體界定為抽象勞動,并用勞動時間來計量。生產者把自己的勞動消耗在某種商品生產上,只有按照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進行交換。由于現實中絕大多數商品交換都要以貨幣為媒介,買和賣在時空上高度分離,直接觀察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交換,似乎看不出價值實體的一元性。從邏輯和歷史相統一的原則,我們知道,以貨幣為媒介的交換是從物物交換發展而來的,分析物物交換可以清楚地說明勞動作為價值實體的一元性。
(二)以下方法的應用體現了勞動價值一元論
1.抽象與具體相統一的方法(科學抽象法)
在《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版“序言”中,馬克思提到:“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3]8運用抽象力就是通過人腦的抽象思維排除各種外在的、非本質的東西,抽取某種共同的、本質的東西,從而認識客觀事物發展的本質及其規律,形成科學的概念和理論體系,這也是唯物史觀的一元論思想的體現。例如,不同的商品之所以能夠交換,是因為它們之間存在著某種共同的東西,這個共同的東西就是商品的價值。價值這個東西是通過人腦的抽象思維能力概括出來的。在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中,“抽象”是起點,是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是最簡單的經濟范疇;“具體”是“許多規定的綜合”,是“多樣性的統一”,它在思維中表現為綜合的過程,表現為結果,而不是表現為“整體表象”,它是在簡單經濟范疇轉化過程中展開的復雜的經濟范疇。
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是抽象上升到具體方法的進一步展開。我們知道,研究方法是要解決如何認識對象系統,而敘述方法卻要解決如何使已經認識的對象系統再現。“具體―抽象”是正確的認識方法或研究方法的第一階段,說它是錯誤的方法是個誤解。另外,“抽象―具體”也是認識過程或研究方法不可或缺的第二階段。馬克思說:“在形式上,敘述方法與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須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后,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觀念地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象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3]23-24這一點可說明馬克思在“價格的存在和變動”方面作過大量的研究。“具體――抽象”只是研究方法的一部分,作為敘述方法卻是錯誤的。“抽象――具體”是思維復制具體的方法即敘述方法。“具體――抽象――具體”是思維掌握具體的完整方法即研究方法。敘述是以研究為前提的。在研究中,在“具體――抽象――具體”的過程中,經過了多次反復,即使在同一系統同一層次中也經歷了這種反復。它是在一系列偶然性和曲折性中達到具體的。然而在敘述中,這種偶然性和曲折性則揚棄了,在新的系統或層次上表現為不斷上升。在已經完成的理論體系中,抽象上升到具體是作為一條原則被貫徹的,這一點造成一種錯覺,似乎理論系統的結構是先驗的。實際上,敘述方法把研究過程以揚棄的形態包含在自身中。
在此基礎上,馬克思從最簡單的經濟范疇開始,逐步地增加規定性,即從商品上升到貨幣,從貨幣上升到資本;從剩余價值上升到利潤,從利潤上升到平均利潤,再從平均利潤上升到各種具體形式的利潤;從價值上升到生產價格,從而一步一步地把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及其運動規律從理論上揭示出來。有人認為馬克思在交換價值分析中排除了貨幣與資本,排除了供給與需求關系,排除了科學技術和經營管理,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僅僅局限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在方法論上,顯然把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混同起來了。
同樣,有的認為勞動價值論僅適用于闡釋本質層次的分析,認為市場價格是由市場供求決定的,不是由勞動決定的,認為市場價格取決于供求是顯而易見的,提出供求決定論,可以用許多日常經濟生活的例子來證實。而價值取決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在現實經濟生活中是不可計量的,市場價格不是由勞動決定的。這種論點顯然不了解價值和市場價格的關系。在《資本論》中馬克思雖然先論述價值,以后才論述價格,但這并不表明,馬克思在研究價值以前,沒有進行價格研究。
2.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方法
邏輯和歷史相一致是馬克思取之于黑格爾又加以批判改造的研究方法。對這一點恩格斯曾作了十分具體的說明:“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進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進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5]122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中的命題、概念是具體的、歷史的。馬克思的抽象邏輯不同于李嘉圖的抽象邏輯,雖然李嘉圖也始終一貫地使用抽象邏輯,把價值由勞動時間決定的原理作為分析一切經濟現象的基礎和出發點。然而,由于李嘉圖缺乏歷史觀點,沒有真正把握住價值實體,沒有集中考察隱藏在商品軀體中的價值實體究竟以何種形式表現出來,并且隨著商品交換的發展,其價值表現的形式又如何變化,以及向著什么方向變化。在研究經濟范疇時,跳過必要的中間環節,直接去論證各種經濟范疇的一致性,導致在他的分析體系中存在著不可克服的矛盾。
歷史的起點也是邏輯的起點,盡管邏輯對歷史的各種復雜情況進行了修正。商品生產和交換正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歷史起點,它從邏輯上確定了商品作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第一個范疇。商品這個經濟細胞,既是資本有機體最一般、最抽象、最基本的要素,又是資本有機體的歷史起點,還包含了推動這個有機體發育、生長和死亡的一切內在矛盾的胚芽。因而,我們不能把邏輯起點理解為最簡單易懂、最容易確定和在認識史上最先完成的,這是一種誤解。應當從它是對象系統的最抽象要素來理解,應當從相對于具體的多樣性規定來說最少規定性來理解。唯其因為最抽象,所以往往還是最難理解的。因為貨幣、資本、利潤、地租等都是價值這惟一“實體”的形態變化。在研究商品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同樣也應用了邏輯和歷史相一致的方法,因為“商品按照它們的價值或接近于它們的價值進行的交換,比那種按照它們的生產價格進行的交換,所要求的發展階段要低得多。而按照它們的生產價格進行的交換,則需要資本主義的發展達到一定的高度。”[4]197-198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經濟范疇是對于現實經濟關系的概括和反映,而不是一些先驗的“假說”,不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定”和邏輯推論上的。以為只要能夠從“邏輯”的角度找出其中的“矛盾”和“破綻”,這一理論就被“”了,而事實上,這本身則是由“經驗”和“實踐”決定的,而決不是單憑“邏輯”本身就可以加以“證實”或“證偽”的。
3.本質與現象的方法
現象是事物的表面特征和外部聯系,而本質則是同類現象中一般的、共同的東西。堅持勞動價值一元論,必須澄清有關模糊認識,不能使認識停留在表面現象的層次上。說具體勞動、物化勞動也同樣創造價值,就不僅不是深化認識,而是回到現象化、表面化,已不屬于勞動價值理論的范疇。[7]34如主張價值決定多元論,在研究方法上是把價格范疇看作是本質的東西,顛倒了價值與價格之間的本質與現象關系。“新勞動價值論一元論”或“生產諸要素共同創造價值”論,正是由于被市場經濟的表面現象所困擾,因而亂了思路的結果。[6]51為什么說價值是本質范疇,這是由價值的特性和作用所決定的,從馬克思分析的四種價值形式中可以看出,當貨幣出現以后,一切商品的價值都是用貨幣來表現的。用貨幣來表現商品的價值就是商品的價格。因此,價值規律要求商品按等價的原則進行交換,就是說商品價格必須符合價值。但這并不意味著,在每次商品的交換中價格與價值都是完全一致的。在現實生活中,商品價格總是隨著供求關系的變化而變動的,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有人以此為由斷定價格是本質范疇,決定商品交換中的供求關系。其實,商品價格和價值偏離現象并沒有違反價值規律。單位商品價值量決定該商品價格水平,商品價格的漲落,總是圍繞價值這個中心而進行的,從不同商品的自身價格漲落來看,總是以自身價值為基礎。例如一臺洗衣機的價格無論怎樣波動,絕不會低于一個洗衣盆的價格,這是因為前者的價值總是高于后者價值的緣故。有些學者把現象的東西當作本質,而把本質的東西當作現象來分析和論證,其原因就出在思維方式上。正如馬克思批駁資產階級學者們的思維方式時指出:他們“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2]92
四、在堅持的基礎上進行方法論的創新與發展
價值決定只能是一元的,而價值認識可以是多元的。主張價值決定多元論,并不等于科學地發展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因為,價值決定多元論是資產階級早期庸俗經濟學的價格理論的現代表現。庸俗價格理論主要有以下幾種。一是效用價值論。主要以英國薩伊等資產階級學者為代表,他們認為商品的價格是由它的效用即由使用價值決定的,從而形成了以效用價值論為基礎的價格理論。二是供求決定價格論。主要以英國馬爾薩斯等經濟學者為代表,他們認為商品無所謂內在價值,商品的價格是由商品市場上的供求關系決定的,但他們不能回答當供求一致時,商品的價格由什么決定。三是生產費用論。主要以英國薩伊等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為代表,他們認為商品的價格決定于它的生產費用,而生產費用是由工資、利潤、地租三種收入構成,即勞動創造工資、資本創造利潤、土地創造地租。因此,也稱“生產要素論”或“三位一體公式”,它決定商品的價值,進而決定商品的價格。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一個理論體系,包括有生產商品的勞動二重性、價值本質、勞動如何形成價值、交換價值或價值形式、市場價值、價值規律以及價值的消亡等理論。我們應從整體上把握馬克思勞動價值論體系,不能隨意縮小其范圍和取消某些規定性。例如,跳過必要的理論中介,把價值的生產或形成問題無條件地延伸到價值的實現及分配領域,直接用勞動價值論加以詮釋。一些有關的爭論應該重視研究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理論體系,例如有人把勞動價值論片面地理解為體力勞動價值論,忽視腦力勞動、科技勞動和經營管理在價值創造中的作用,而在事實上,馬克思指出,社會化生產中的勞動過程,是一種分工協作的共同勞動,即總體勞動,凡與生產產品直接間接有關的勞動,包括科技人員和管理人員的勞動,都是總體勞動中必要的構成部分,都創造價值。[7]32-33如果忽視這一體系,也就不了解他們所研究的某個爭議中的問題與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體系其他部分的聯系。人們往往只記住其中的一部分論述,忘記其他大部分論述,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錯誤,這就要誤解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因而,要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完整準確地理解,應充分了解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創立的過程及內容。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是在論戰中逐步深化和發展的,應在堅持中求發展。光堅持不發展,是教條主義。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與馬克思在19世紀中葉發表《資本論》時的時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語。馬克思固然肯定了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在社會經濟發展和價值創造中的作用,但限于一百多年前的實際情況和當時的特定研究任務,其視野還沒有也不可能達到當今新的發展階段所凸現高度。科學史表明,真正科學的理論并非是一切原理和論斷都永恒適用的理論,而是既具有不變性成分,又具有可變性成分的理論。不變性指的是基本理論的核心或“硬核”,這種最抽象、最本質的“規定”具有巨大的歷史張力和理論張力。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經濟學范式中的“硬核”,而勞動二重性又是勞動價值論的“硬核”,因而是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分析的基礎、本質和出發點。但是其層次的觀點和論斷在某些方面具有相對真理的性質,則是勞動價值論的展開和具體化。因而我們不能在思想方法上受到西方流行的科學哲學中的相對主義和懷疑主義的影響,認為科學史和人類發展史只是以前的理論被以后的理論不斷取代的歷史,而不是科學知識的變化、積累、]進和發展的歷史觀點,同時還要防止科學史上的虛無主義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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