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直接融資特征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直接融資特征范文第1篇

【關鍵詞】間接融資方式；選擇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深化，特別是我國資本市場的建立和發展，各種直接融資工具的不斷發展和完善，使得我國企業的融資方式日益多元化。多元化的融資方式為企業自主融資提供了條件。目前我國企業的融資方式主要有內部融資和外部融資兩種，內部融資主要是通過企業內部的折舊以及留存資金來解決資金來源。而外部融資則是通過向企業以外的對象來籌集資金，其中相當一部分是通過金融市場來籌集的。我國企業外部融資的方式主要是債務融資和發行股票融資。而債務融資又有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之分，這里我主要就我國企業根據間接融資方式的結構演進來進行的對間接融資融資方式的選擇說明一點自己的觀點。

間接融資是相對于直接融資的一個概念，是沒有通過金融中介涉入的融資方式，其中以銀行借貸為主要的間接融資方式。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財政一直處于赤字狀態，失去了國民收入的主導地位，而此時銀行存款和國有銀行貸款開始迅猛增長。國有銀行控制的金融資源遠遠超過了國家財政，國有銀行貸款逐漸成為我國企業融資的主要方式。我國企業融資目前是以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為輔的模式。這是因為我國企業也受到各種金融管制，經濟政策，信息傳遞效率，市場競爭結構以及社會大眾的成熟度等的影響，我國企業的直接融資還只是處于初級階段，尚不能成為我國主要的融資方式，從而對銀行貸款越來越依賴，促使企業管理者偏好于選擇國有銀行借貸的方式來籌集資金。間接融資有很多優點但是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這些優點主要表現在：

一、銀行等的金融機構網點多，吸收存款的起點比較低，能夠廣泛籌集社會各方面閑散資金，積少成多，形成巨額資金。

二、在間接融資中，由于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是多樣化的，這樣一來融資風險便可由多樣化的資產和負債結構分散承擔，相比直接融資的風險由債權人獨自承擔來說，安全性較高。

三、有效的降低了融資成本。因為金融機構的出現是專業化分工協作的結果，它具有了解和掌握借款者有關信息的特征，而不需要每個資金盈余者自己去搜集資金赤字者的有關信息，因而降低了整個社會的融資成本。

但是間接融資因為金融機構的介入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使得資金的供給者和需求者不能直接聯系，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投資者對投資對象經營狀況的關注和籌資者在資金使用方面的壓力和約束，這也是我國在選擇間接融資方式時遇到的一大障礙。

總結一下，我國企業間接融資體制主要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一、高負債、高風險的企業的資本結構特征與銀行信貸比重主導型的債務資本結構特征。在這突出表現出了承受著高負債、高風險的非國有企業在獲得銀行信貸方面相對于國企來說有一定的難度。

二、信貸市場上資金“逆配置”導致金融市場內在資源配置效率的損失。金融市場內部資源配置是金融創新的重要內容，市場經濟越是發展，對金融市場的服務要求就越高，伴隨著銀行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內在資源的配置必須不斷創新來適應市場。

三、體制內銀行危機的積累。國企與國有銀行是作為資金供求的兩大主體，銀行信用貸款成為國有銀行與國有企業之間的“共同財產”，銀企信用關系的扭曲化，國有企業越來越依賴于銀行資金的支持，也使我國銀行資金配置格局存在嚴重缺陷。

產生這些問題的實質原因，一方面是銀行本身在內部積累的過程中存在一定的危機，主要表現在國有銀行資產流動性減弱造成的超借現象以及銀行現有資本不足以支撐未來資產的損失，不利于形成健全的銀行借貸體系。另一方面則是國家轉軌時期的金融制度安排。金融支持在經濟轉軌中非常必要，由于我國目前長期存在的投資儲蓄差異使得國有銀行的信貸性貨幣金融支持對體制內的產出的平穩增長有重要意義。國家通過國有銀行信貸以及維持壟斷性國有金融制度方式實施金融支持，既穩定了體制內的產出增長，又推進了金融市場化改革。

我國企業債券的出現是在1984年下半年以后，1986年開始正式批準發行企業債券，隨著金融市場的出現和發展，股票和債券等直接融資方式在我國得到穩步發展。然而，就目前情況看，我國企業選擇的外部融資方式順序是：銀行貸款、發行股票、債券融資，外部股權融資偏好現象已經成為我國企業融資行為的一大特征。間接融資屬于整個金融制度變遷中的有機組成部分，遵循其內在一致的演進邏輯。無論企業間接融資體制如何演進，現有的金融壟斷性的間接融資制度安排都將沿著有利于提高整個社會的儲蓄動員水平的軌跡變遷，有利于國家實施轉軌時期的金融支持，穩定體制內的經濟增長和促進體制外的經濟增長。盡管目前我國企業融資的模式仍是以“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為輔”。但是，從長遠來看，為了加強社會盈余資金的使用效率，我國應當加強資本市場的發展，通過發展直接融資，拓寬企業的融資渠道，減輕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貸款壓力，增強融資工具的流通性。

參考文獻：

[1]張艷.我國企業融資方式的選擇對策[J].財會信報，2009-11-30（D02）

直接融資特征范文第2篇

［關鍵詞］：資本結構企業治理

一、國有企業資本結構的特征

當前我國國有企業資本結構的現狀已成為國企改革和脫困的障礙，阻撓著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和法人治理結構的完善。其基本特征是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過高，股權結構和所有權不合理。具體表現為“三高”和“三低”，即外源性融資比例高，內源性比例低；間接融資比例高，直接融資比例低；債務性融資比例高，資本性融資比例低。

（一）總體狀況

從總體上看，當前國有企業資本結構方面的問題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既有體制上的原因，也有體制外的影響；既有銀行信貸約束軟化的因素，也有企業監控機制不健全的原因。根據中國人民銀行1998年的統計，隨著企業融資總額的逐年上升，間接融資比重雖然呈現下降趨勢，但至1997年在金融機構貸款總額中仍占77%，在企業資本總來源中占絕對優勢，從而形成了企業的長時期高負債狀態。直接融資由1995年的12%上升至1997年的23%，雖然比重增加近一倍，但仍然相對較低，其中主要來源于股票融資，債券和商業匯票融資的發展和商業匯票融資的發展相對比較緩慢。

（二）債務融資狀況及其存在的問題

由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多種因素的影響，國有企業的融資在教長時間里高度依賴于國有專業銀行而形成過高的資產負債率，使企業背上了沉重的負債，導致企業缺乏活力，虧損嚴重。

國有企業負債率偏高，嚴重影響了企業的經營效益，并帶來較大的財務風險。其主要表現為以下四個方面。

1、債務總量快速增長，資產負債率大幅度上升。

2、企業銀行借款等正常渠道形成的債務比重不斷下降，拖欠貨款、欠繳稅利和應付工資福利費等非正常渠道形成的債務比重不斷上升，債務結構不合理。

3、不合理資金占用越來越多，債務逾期未還金額不斷增加，企業償債壓力越來越大。

4、從企業資金融入效率來講，負債率偏高導致企業融資成本偏高，影響了企業的權益-資本收益率，同時由于負債率偏高，使企業債務風險越來越大。銀行貸款利率超過企業權益-資本收益率的現象并不鮮見，這樣的高利率、低收益，其結果是企業利潤不夠償還貸款利息，貸款包袱越來越重，使企業面臨越來越大的財務風險。

近年來，為解決國有企業高負債的問題，國家采取了不少政策和措施。實行貸改投，將中央一級的原撥改貸形成的本息余額轉為國家的資本金；逐漸加大核銷國有專業銀行呆帳的力度；加大企業直接融資比例，開辟新的融資渠道，將國有企業改制上市。種種措施，對減輕企業的債務負擔，改善國有企業的資本結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力度不大，效果也并不明顯。這是因為，從貸改投的效果來看，撥改貸資金在整個國有企業基本建設規模中所占比重并不大，即使全部轉為國家資本金，企業資產負債率的下降幅度也很小。因此，盡管國家采取了若干措施來改善目前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結構，但效果并不明顯，任務仍然十分艱巨。

（三）直接融資狀況及其存在的問題

直接融資的發展程度是衡量市場經濟發達水平的重要標志之一。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軌，我國投融資體制改革和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也正在穩步推進，企業融資環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融資渠道和融資方式迅速拓寬，直接融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資本結構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優化，其中以股票融資的發展最為迅猛。但就目前狀況看，不僅同發達國家存在較大的差距，與我國經濟發展的自身要求相比，直接融資的發展也顯滯后，規模仍然偏小，還存在許多影響直接融資進一步發展的因素。

1、企業直接融資的迅速發展

近幾年來，我國企業的直接融資的迅速發展，為企業融資提供了有利的場所和方式。包括股票、債券、銀行承兌匯票等在內的直接融資占企業新增籌資額的比重迅速提高，其中股票融資提高最快。直接融資的發展，使我國企業融資呈現出多元化的局面，除了上市股票和公開發行的債券外，規范的票據融資也取得了較快的發展，企業內部的職工入股和集資也成為許多改制中小企業認同的融資方式。此外，融資租賃，資產置換等新的融資方式也開始出現，直接融資的規模逐年增長。

2、直接融資存在的主要問題

資本市場的發展為企業多渠道直接融資創造了有利條件，企業改革中資金需求的緊張狀況也得到了緩和。但由于我國證券市場尚處于起步階段，市場發育不夠成熟，證券市場的法制體系也在不斷的完善之中，因此市場的發育本身存在許多不足和非規范的現象。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證券市場規模偏小，市場發育不完善，不能滿足企業融資的需要。1997年，我國證券（包括股票、國債、企業債券、銀行承兌匯票）市場交易額只占GDP的35%左右，且國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交易，大多數國債和企業債券也不能上市流通。商業匯票的流通市場也尚未形成。扣除這些不能上市交易的部分，我國證券市場的流通市值實際不足10%，而1996年，一些發達國家如美國、日本、德國，其證券市場的流通市值與同期GDP的比例分別為224%、178%和133%，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印度、泰國、巴西，其比重也達到93%、145%和67%。相比較而言，我國的市場規模太小了。

（2）企業融資來源仍然以銀行貸款為主。從企業新增融資構成來看，銀行貸款1995年占88.4%，近幾年雖有所下降，但仍占80%左右；企業通過發行證券等直接融資最多也只達到了23%，同國外相比，20世紀80年代以來，直接融資占企業外源融資比重美國在50%左右，日本在30%以上，印度、韓國、印度尼西亞也都保持在30%左右。我國企業直接融資規模顯然偏低。

（3）居民金融資產品種單一，有價證券和其他金融資產的持有比例過低，投資渠道狹窄。1997年，我國城鎮居民的金融資產總額中，銀行存款占80%以上，有價證券只占10%左右，持有現金和其他金融資產不足10%。，而發達國家居民金融資產的比例一般是銀行存款、有價證券和其他金融資產各占三分之一。從這一側面也反映出我國資本市場的發育不足，企業融資渠道不充分。

二、資本結構對企業治理效率的影響

企業資本結構的形成受多種因素影響，資本結構本身又會對企業的經營績效和治理結構產生重要影響。就一般意義而言，資本結構是指股權資本與債權資本的比例關系，它反映的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的金融關系，即以資本和信用為紐帶，通過投資與借貸構成的股東、債券人和經營者之間相互制約的利益關系。由于在產權意義上，企業的資本結構體現了企業治理主體的權利基礎，因此合理的資本結構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決定企業的經營績效和企業治理的有效性。我國國有企業資本結構的畸形發展，不但導致了企業資本營運效率的低下，而且導致了企業各方面利益關系的扭曲與失衡，治理機制難以對經營者形成有效的激勵與約束，也妨礙了國有企業改革的進一步深化。

（一）所有權結構對企業治理的影響

產權主體缺位是影響整個國企改革成效的最大占障礙之一，也是導致企業資本結構不合理的主要原因之一。縱觀20年以來的企業改革歷程，無論是改革之初的“放權讓利”，還是后來的“利改稅”、“撥改貸”以及承包經營責任制等，都沒有從根本上觸動企業的資本生成制度，從制度變遷的效應來看，由于國有企業改革側重于政府控制的放松，而不是產權制度的變遷，是在企業不存在產權主體多元化和利益主體多元化的情況下，擴大了企業的自。由于企業產權邊界模糊，產權主體缺位，經營者缺乏必要的產權約束，在這種情況下，國家銀行的債務就不具有約束力，這就為企業過度的負債擴張提供了客觀上的環境和主觀上的動機。

目前我國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基本特征是政府行政干預的內部人控制。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特別是“放權讓利”改革的不斷推進，下放給企業的經營自事實上都落到內部人手中，而未下放的的權利仍然掌握在各級行政部門手中，他們對企業的行政干預還遠未停止，這就形成了政府干預和內部人控制相結合的治理結構特點。一方面，出現了經營者權力迅速增大而對其監督與約束力度大大減小的趨勢，以經營者為首的企業內部人控制問題日益突出；另一方面，政府部門以所有者的身份對國有企業進行過多干預的問題仍然相當嚴重。造成了這種低效率或無效率的企業治理結構的原因是復雜的，企業融資結構仍是主要原因，特別是沒有從企業融資體制入手改革國有企業的法人治理結構。

長期以來，由于對國有經濟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存在片面的認識，即只強調國有經濟絕對的數量和規模而不注重國有企業的質量和效益；只強調實物形態的資產管理而不注重價值形態的資本運營；不是從國有經濟總體上來認識其對國民經濟的作用和影響，只是從具體的每個企業是否是純國有資本企業這樣狹隘的角度來看問題。這樣就帶來兩個問題：（1）在國民收入格局發生巨大變化，即國家財政投資能力日益下降的前提下，為了保證企業的國有經濟性質就不得不以極少量甚至是零國有資本金創辦國有企業，再通過國有銀行把非國有的資金集中起來貸款給國有企業，是國有企業的銀行負債率居高不下，形成所謂的“債務危機”；銀行作為外部出資人又沒有形成對企業進行有效監督和約束的機制,銀行在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中幾乎不起任何作用。（2）在企業內部形成國家獨資的股權結構，而國家，實際上政府作為企業惟一的所有者又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好產權行使的問題，即國家作為企業的外部出資人并沒有以所有者的身份進入企業并在企業內行使所有者職能，從而導致了國有企業產權主體缺位和產權虛置。

在作為債權資本主體的銀行和股權資本主體的政府都沒有對國有企業形成有效的監督和約束機制，而企業外部的市場（包括產品市場、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產權交易市場等）又未形成的條件下，就大力推行經理責任制，實際上是將外部出資人的部分或全部決策權和收益權，在缺乏必要制約的情況下交給了企業經理。盡管在政府手中還保留著最終控制手段即經理任聘和解聘的人事權，但這一手段的實施又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約，如企業財務和經營狀況的不透明性及中國干部人事制度的能上不能下的傳統等。因此，必然會出現內部人控制問題。這種企業治理結構，造成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激勵、約束機制缺乏，壓抑了資本在經濟活動中的活力和效率。

（二）債權治理功能弱化

從融資的角度看，單純依靠股權控制難以有效的解決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問題，因為債權人與經營者之間也同樣存在著問題，這類問題的有效解決，還必須借助于債務的治理作用。債務的治理功能主要體現為債務人面臨著債權人的壓力和破產機制的約束，如果企業經營失敗，無力履行債務契約，債權人就可以有債權持有者轉化為債權所有者，按照契約或有關法律對債務人進行相繼治理，如對企業進行破產清算或重組等。為了避免控制權的喪失，經營者只有努力經營，力爭保持財務狀況良好，至少將經營狀態維持在能支付債務的水平之上。因此，有效的資本結構能將債務的硬約束和股票的投票權結合起來，發揮兩種控制方式的合理作用。

我國傳統的國有企業及其改革過程中，債務的約束功能是微弱的。一些企業雖然已是債臺高筑，卻還不斷從銀行發債融資，國有企業的債務并未給經營者帶來多少壓力。理論上，企業的支出不得大于其貨幣存量與企業的收入之和，如果企業的支出超過收入的限度就會破產，那么這種約束就是硬約束，反之就是軟約束。我國目前的債務約束顯然是軟約束。國有銀行作為特殊的債權人，其自身也沒有明晰的產權邊界，其資產屬于國家，而不屬于法人；同時國有企業也不是獨立的產權主體。銀行和企業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實際上體現為同一所有者之間的內部借貸關系，在某些情況下，借貸還是在政府的行政干預下進行的，不是市場行為。

因此，這種銀企關系是扭曲的，銀行與其說是債權人，不如說是企業的資金供給者，企業是資金的使用者，企業債務到期即使不能按期履行還本付息的義務，銀行業無法行使對企業資產的最終控制權，難以實施破產和清算等。由于資產國有化，即使破產和清算對企業經營者也不具有約束力，甚至會出現企業自行申請破產以逃避銀行債務的奇怪現象。即使經營者不能履行債務人的義務，其利益也幾乎不說什么影響。企業是國家的，銀行也是國家的，借錢不還，似乎是天經地義的。正是在這樣一種思想觀念下，企業的經營者就會進一步負債經營，銀行也缺乏干預企業決策的真正動因，因此債務在公司治理中發揮有效的作用。

鑒于我國國有企業資本結構與企業治理結構的現狀，國有企業的改革應以資本結構的優化為起點，以公司治理結構的構建與完善為核心。

參考文獻：周雙喜，公司治理—國企改革的關鍵，經濟師，2003（12）

李維安,現代公司治理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98),中國統計出版社

直接融資特征范文第3篇

1.企業資本由供給制轉變為以企業為主體的融資活動。

改革以前,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均在國家計劃下進行,企業是否需要資本,需要多少,長期資本或是短期資本,均由國家通過財政或銀行予以供應。這種體制下,企業不需要研究融資渠道、融資方式和融資成本,更不用研究企業資本結構問題。經濟體制改革以來,企業自的擴大,特別是作為市場經濟主體建立以后,企業為主體的融資活動代替了原來的供給制。企業根據市場狀況和前景,進行投資計劃,并努力為實現投資計劃融資。這一變化表明,融資活動由宏觀性計劃分配轉變為微觀性融資。

2.由縱向融資為主向橫向融資為主轉變。

供給制條件下,企業資本均由國家限額、限用途供應,資本分配是由上而下的分配活動。隨著改革的不斷進行,為了實現資源最優配置,企業與企業間的橫向融資活動日益增加,存量流動提高了資本運營效率。

3.融資形式由單一化向多元化轉變。

計劃分配資本體制下,企業融資形式單一,財政分配形式或銀行分配形式,至多也是二者兼而有之。商業信用的確立,資本市場的建立,企業內部積累機制的形成,企業融資形式呈現多元化,形成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股本融資與債務融資等多種形式(見表1)。

上述變化,最本質的在于融資體制正在實現計劃分配向市場引導融資的轉變。過去,財政、銀行作為國家總資金分配的兩個手段,不斷進行著總資金量的分割。盡管后來銀行分割總資金量的比例增大,并占了絕對比例,但與現在資本市場融資相比是不同的,這是一個質的變化。伴隨這一變化,各種融資工具職能回歸并日益得以體現。對財政投資與銀行貸款的認識,也不只限于有償和無償的劃分、量上的分割,而是循其自身的特點,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二雖然融資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但企業融資機制并未形成。

以企業為主體的投融資活動,還沒有真正的以市場為主導,理性地根據資本成本、風險和收益對稱原理選擇融資方式,確定資本結構。因此,企業融資機制的形成,還需要從存量和增量兩個方面進行。

存量調整是基礎,它是針對過去融資行為及其形成結果進行的處理;增量是存量形成的前提。融資活動在增量方面的規范性和規律性,則是企業融資機制形成的關鍵。存量調整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過高,而國有企業高負債率是由于體制原因形成的。據統計,1980年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為18.7%,1993年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為67.5%,1994年為79%。如此巨大變化,不是非體制原因所能形成的。我國80年代中期開始實行固定資產投資由財政撥款改為銀行貸款,即所謂的“撥改貸”,從1998年開始銀行統管流動資金。這一改革的初衷是國家試圖通過銀企債務關系來硬化對企業的約束。但實踐結果事與愿違,由于銀行體制本身的嚴重缺陷,借貸雙方因產權不清而形成信貸軟約束。盡管1993年以來國家出臺了一系列貸款約束規則,延緩了國有企業“完全債務化”的速度,但負債增長速度仍遠遠超過資本增長速度。

企業與銀行關系不順、不清,他們之間不僅僅是債務關系,而且存在著在這種關系表面掩蓋下的所有者與經營者關系。而且,銀行還承擔有政府的職能,企業依附于銀行,銀行貸款并非遵循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三原則,有時不僅不遵循,反而相背,在企業嚴重虧損或停產、半停產而不能破產情況下,銀行仍不得不發放違背市場規則的貸款。因此,當國有銀行實行商業化改革時,國有企業高負債率問題,已經造成了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問題,同時也加重了企業的支出負擔。為了減輕企業利息支出負擔,1996年以來中央銀行先后七次降息,但企業減負效果并不明顯。其實,企業利息支出高,不是利率水平高引致,而是貸款數額大形成,而效率不高情況下的高負債形成,是典型的計劃分配結果。降低利率不僅沒有減輕企業利息負擔,相反,降低利率有可能進一步刺激貸款需求,國家不得不進一步強化行政干預手段,在降低利率同時,仍輔以貸款規模限制,抑制貸款需求。

問題的關鍵在于,國有企業貸款是計劃分配結果,而非市場引導的資源配置,因此,貸款數量并非企業所能左右。由于貸款數額過多造成高負債率,從而加重企業負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股權融資(或自有資本)的股利支付是在投資形成效益以后,而債務融資在投資活動開始就支付利息,在國有企業投資缺乏資本金的基本上,貸款包攬一切的后果,造成了企業巨大的利息負擔。另一方面,由于貸款關系模糊不清,特別是80年代中期推行所謂“稅前還貸”,使得貸款關系更加復雜化。在后來進行的國有企業產權界定中,將“撥改貸”投資形成的資產界定為國有資產,意味著企業貸款面臨兩次分配,一是支付貸款利息回報債權人,二是支付股利回報所有者。

公司融資理論認為,增加負債可以取得財務杠桿收益,由于企業支付的債務利息可以計入成本而免交企業所得稅,債權資本成本低于股權資本成本,因此,資產負債率似乎越高越好,因為負債率提高時,企業價值會增加,但負債比率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再上升時,企業價值因破產風險和成本的增加反而會下降。這樣,由于企業負債率增高會令企業價值增加,同時也會引起企業破產風險和成本上升而使企業價值下降,當兩者引起的企業價值變動額在邊際上相等時,企業的資本結構最優,負債率最佳。

上述討論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企業必須要用較高的銷售利潤率來彌補負債經營帶來的風險,企業的盈利能力(凈資產收益率)只有超過銀行貸款的資本成本時,企業負債經營所體現的財務杠桿效應才是正效應,否則為負效應。也就是說,只要一個企業運行良好,盈利能力強,負債再高也是可以良好運轉的。從這一角度分析,負債率高低只是說明了企業融資結構,而不能以此作為衡量企業負擔高低的標準。我國理論界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造成企業經營困難的原因是過高的負債率造成的,這是值得商榷的。

我國近幾年致力于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降低的研究,采取了相應的措施。但高負債率是由于體制原因形成,必然應從體制上解決這一問題,因此,高負債率治理過程,不只是企業負債多少的量的治理過程,而是企業融資渠道、融資方式等選擇和形成的過程,需要綜合配套措施才能解決。例如1998年開始推行的“債轉股”制度改革,如果只限于債權轉成股權,降低負債率從而減少企業利息支出的思路操作,這一改革最終是要失敗的。因為體制不改變,企業治理結構不改變,降低了的資產負債率還會再提高,債權和股權的性質仍會被扭曲。因此,債轉股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在于:通過債權轉股權,形成企業新的治理結構,使得股權所有者通過改造企業制度,實現融資結構最優。我國第一家實行債轉股的企業———北京水泥廠,債轉股以后,資產管理公司持有股份達到70%以上,從而為通過債

轉股實現企業轉制、改造提供了可能。

計劃分配資本的體制引致國有企業高負債率,改革正是應從體制入手,改變國家計劃分配資本從而決定企業融資結構的做法,形成企業在市場條件作用下自主決定融資結構的體制。

三現代公司融資理論認為,融資機制的形成,表面上是融資形式的選擇,實際上是企業通過決策融資結構,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的過程。

所有這些,都是由融資工具本身的特征、融資成本和融資風險決定的。

融資方式的選擇,是企業融資機制的重要內容。融資方式多種多樣,按照不同標準,可以劃分為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股票融資和債券融資等。

企業融資是一個隨經濟發展由內源融資到外源融資再到內源融資的交替變遷的過程。一個新的企業建立,主要應依靠內源融資。當企業得以生存并發展到一定水平時,利用外源融資可以擴大生產規模,提高競爭能力。當企業資產規模達到一定程度時,企業往往會從融資成本的比較中選擇一種更高層次的內源融資方式。實際上,就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關系來說,內源融資是最基本的融資方式,沒有內源融資,也就無法進行外源融資。從國外資料分析,在發達市場國家中,企業內源融資占有相當高的比重(見表2)。

表2主要發達國家企業資金結構(%)美國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英國內源資金75544662443475外源資金25405926526632其他06-51240-7注:美國為1944—1990年平均數,其他國家為1970—1985年平均數。

內源融資獲得權益資本,企業之所以可以外源融資,首先取決于企業內源融資的規模和比重。內源融資規模大,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資者投資,同樣的,也才能獲得借入資本。從融資原理分析,企業負債經營,首先是企業自有資本實力的體現,自有資本為企業負債融資提供了信譽保證。而且,經濟效益好的企業,投資回報率高,股東收益好,更應注重內源融資。如果增發股票,無異是增加更多的股東,良好的投資回報會被新的投資者分享,這是得不償失的做法。

與發達經濟國家不同的是,我國企業主要依賴于外源融資,內源融資比例很低,這說明:(1)體制決定了企業對銀行貸款的依賴性;(2)企業缺乏自我積累的動力和約束力;(3)一些上市公司可以比較便宜地通過股票融資。

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方式的選擇,是外源融資決策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我國改革開放以前,企業只允許間接融資,而否定直接融資。實際上,能否直接融資,主要是取決于國民收入分配制度和企業制度改革。1952—1978年,我國采取的是低收入分配加社會福利的政策。低收入集中分配的政策,造成了積累主體單一化,直接融資是經濟體制改革、國民經濟分配結構變化后才出現和可以利用的。從1978年開始到90年代初,通過擴大企業自方式實現了政府向國有企業分權,1994年以后又推行以股份制為主體的現代企業制度改革。1978年,居民持有的金融資產僅占全部金融資產的14%左右,占GDP的比重為7%;1995年上述兩個比重分別為50%以上和76%。

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選擇,還與一個國家的資本市場發育和金融體制有密切關系。目前,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究竟以誰為主,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以英美為代表的以證券融資方式(直接融資)為主的模式;另一種是以日德為代表的以銀行融資方式(間接融資)為主的模式。由于英美是典型的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國家,資本市場十分發達,企業行為完全是在市場引導下進行。在美國,曾任美國金融學會會長的著名學者梅耶斯(S·Myers)提出的優序融資理論(ThePeckingOrderTheory,1989)得以實證,企業融資的選擇,先依靠內源融資,然后才外源融資。外源融資中,主要是通過(1)發行企業債券,(2)發行股票方式從資本市場上籌措長期資本。由于法律上嚴格禁止銀行成為工業公司的股東,英美企業與銀行之間只是松散的聯系。日德模式的特征是:間接融資為主,銀行在金融體系中居主導地位,產融結合。資本市場發展受到抑制。日本的銀企關系有著特定的制度安排,即主銀行制度。主銀行是指對于某企業來說在資本籌措和運用方面容量最大的銀行。這一銀企關系的特征表現在:(1)主銀行是企業最大的出借方。所有公司都有一個主銀行,每個銀行都是某些企業的主銀行;(2)銀行與企業交叉持股。(3)主銀行參與企業發行債務相關業務,是債務所有者法律上的托管人。德國實行主持銀行制度,特征與日本主銀行制度相似,其存在背景都是資本市場不發達,產權制約較弱,銀行在金融體制和企業治理結構中扮演重要角色。

上述分析說明,試圖確定一個所謂的以直接融資為主的模式還是以間接融資為主的模式,似乎沒有必要。典型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融資結構構成中,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比例是一個隨機變量,根據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條件,成本和效率的變化,由企業自身決定。我國長時期形成了企業對銀行的依附關系。90年代也曾實行了主銀行制度,但這一制度無論是形式還是內容與日本等國家都有重要差異。盡管我國不可能達到美英那樣直接融資比例,也很難確定最佳的融資比例,但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是必然的。發展股票、債券等直接融資形式,改善企業融資結構,將是我國企業融資結構方面的方向性選擇。資本市場,特別是證券市場發展,股票融資和債券融資成為企業的重要外源融資方式。但如何決策股票融資或是債券融資,現代公司融資理論已有明確的結論:融資成本決定融資方式,股票融資成本高于債券融資成本。現實卻與經典理論相背,我國目前上市公司融資結構具有三個明顯特征:一是內外源融資比例失調,外源融資比重畸高;二是外源融資中偏好于股權融資,債券融資比例低;三是資產負債率較低。由于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并上市直接融資,對企業來說可以帶來的收益是顯而易見的,以至于企業還來不及研究和掌握股票融資的特點,就不遺余力地積極爭取股票融資了。由于中國資本市場規模的限制,能夠成為上市公司的數量很少,而通過重組、改制,按市場經濟要求塑造的上市公司,其非經營性資產、無效資產可以剝離,可以取得優惠融資權,緊缺的殼資源成為企業爭寵的對象。在這種狀況下,公司通過股票融資的成本遠遠低于債務融資成本,這是因為:(1)理論上說,股權融資成本最高,這是以企業正常的運營,即生存和發展為前提的。如果企業經營不善,甚至虧損企業仍可以發行股票的話,那么這種股票的融資成本很低,甚至趨近于零。(2)上市公司中,國有股權占有絕對比重,由于國有股權所有者虛位,對投資分紅的要求呈軟性,而中小股東要么無權或難以左右分配方案,或者根本就不關注利潤分配,因此,上市公司較少發放現金股利,權益融資能避免債務融資造成的現金流壓力。

上述原因造成了股票融資成本低于債務融資成本(債轉股也有這種嫌疑),以至于一些企業不惜一切手段成為上市公司,實現股票融資。一旦融資成功,似乎萬事大吉,許多公司通過股票募集資金后無法落實投資項目,不得不存放銀行;有的上市公司甚至通過發行股票融資償還債務,例如,1997年底上市公司股東權益比上年增長了36.66%,負債增長了10.6%,由此使上市公司整體負債率下降了5.26%,說明上市公司通過發行新股和配股所募集的資金的相當一部分用于償還了債務。另外,一些經營效率指標均保持較好水平的上市公司,資產負債率卻較低。據對1998年868家上市公司調查分析,在這些公司中,有27家公司的平均凈利潤率高達24.1%,而其資產負債率卻低于10%。有的上市公司公開宣稱“不缺錢花”,甚至干脆就不再向銀行借款,通過負債實行財務杠桿的效應沒有得以充分利用。

上述現象可以說明企業通過上市進行股票融資,增資減債,存在數量上的矯枉過正,本質上的問題依然是體制原因造成企業尚未能就融資方式等問題做出合理的、科學的決策。

四企業融資機制的形成,結論性意見是:

1.體制決定政策。通過經濟體制改革,創造有效地市場經濟環境,在此基礎上,企業財務政策決定企業融資方式、融資結構。

2.企業融資機制的形成,依賴于國有企業的改革和制度創新。通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形成合理法人治理結構,使融資活動融于企業產權運營和變革中。

3.培養和發展資本市場,特別是證券市場。增加市容量,完善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結構。在完善主板市場的同時,推動二板市場的設立,以滿足各類企業融資需要。

4.只有當資本的使用者使用任何資本都必須支付其真實的社會成本,從而不存在免費成本時,企業的資本結構選擇才有意義。

5.企業根據收益與風險,自主選擇融資方式,合理確定融資結構,以資本成本最低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是企業融資機制形成的標志。

參考文獻:

1.劉鴻儒,李志玲:《中國融資體制的變革及股票市場的地位》,《金融研究》1999年第8期

2.謝德仁:《國有企業負債率悖論:提出與解讀》,《經濟研究》1999年第9期。

3.陳曉,單鑫:《債務融資是否會增加上市企業的融資成本?》,《經濟研究》1999年第9期。4.袁國良:《規范配股理性融資》,《金融時報》1999年4月14日。

5.楊咸月,何光輝:《貨幣市場、資本市場與國有企業運作效率》,《金融研究》1998年第5期。

6.樊綱:《金融發展與企業改革》,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年。

直接融資特征范文第4篇

關鍵詞：GDP；SAS；相關分析；回歸分析

一、引言

融資方式對于一國經濟發展的影響不言而喻。融資方式基本分為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直接融資是資金供給者直接將資金融通給資金需求者，不需要通過中介機構，眾所周知的是證券市場。間接融資是通過銀行、保險和信托等中介機構進行資金的融通。在一般發達國家中，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比例比較持平。在我國，由于證券市場的各種機制以及監管等方面不是很成熟，在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比例上是一種失衡的狀態。

在我國現有的狀況下，為了對融資方式對于國家經濟的影響程度有一定了解，將融資方式分為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兩個影響國家經濟的因素，同時用一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因變量，來衡量國家的經濟情況指標。本文通過實證的分析方法，使用SAS工具論證分析了GDP與直接融資（DIRECT）、間接融資（INDIRECT）和價格指數（PRICE）的關系，試圖了解這幾個指標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呈現何種方向的影響。在建立回歸方程的基礎上，盡量定量來分析因變量（GDP）是如何受直接融資（DIRECT）和間接融資（INDIRECT）這兩個指標的影響的。

二、數據來源和經濟變量

1.數據來源

（1）數據來源于統計年鑒，包括GDP、INDIRET、DIRECT、PRICE連續31年的數據（1983年-2013年），并然后利用SAS統計軟件將收集的幾個變量的數據整理成一個數據集便于分析。

（2）同時需要說明的一點是，由于國內生產總值，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原始數據不是很均勻，為了消除異方差及多重共線性帶來的偏差，所以本文將原始數據取了對數，以便減小數據帶來的偏誤，使后面的回歸分析更加貼近真實值。

2.經濟變量說明

（1）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簡稱是國內生產總值，衡量的在一段時期內（一年或者一個季度中），一國或者一個地區所生產的最終產品價值和勞務價值，通常被看做是表明一國經濟狀況的不錯的指標。

（2）PRICE：價格指數是衡量不同時期物價水平的變化方向，一般采用基期和報告期的數值進行比較。

（3）RGDP（real gdp）：描述的是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即從名義GDP中剔除了價格變化的影響同時用固定價格來表示的GDP。公式為RGDP=GDP/PRICE。

（4）DIRCET：間接融資，是資金供給者通過存款或者銀行、信托和保險等金融機構發行發行的有價證券，將其閑置資金提供個中介機構，中介機構再以貼現或者購買資金需求方發行的證券等方式將資金提供給需求方。

（5）INDIRECT：直接融資是資金盈余方直接將最近提供給市場上的資金需求方，一般會通過購買資金需求方發行的證券等方式為資金需求者提供資金。

三、相關分析

1.繪制散點圖，考察RGDP，INDIRECT和RIRECT之間的關系

圖2描述的是INRIRECT和RGDP之間的關系系，明顯是一條向右上方傾斜的直線。總的來說這些觀測點隨著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增加，實際國內生產總值也相應增加，存在明顯的正相關關系。

2.計算相關系數

上述的散點圖能夠大致反映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和實際國內生產總值之間的正向關系，為了更加量化前兩者分別與后者的關系，可在SAS軟件中生成相關系數矩陣表如表1。可以看出變量RGDP和INDIRECT的相關系數R=0.8814，RGDP和DERECT的相關系數R=0.9001，INDIRECT和DIRECT的相關系數R=0.7984.均為正值說明變量之間呈現正向的關系。另外由于兩兩之間的相關系數與1接近，說明兩組變量之間有緊密的關系，其中RGDP和DERECT的相關度更高。

該輸出結果表明序列X的自相關函數是緩慢衰減的，這暗示該序列可能不平穩，序列不平穩的另外兩個特征是滯后一期逆函數的絕對值與0.5非常接近，其他的接近0；而滯后一期的偏自關函數非常接近于1，其他接近0（偏自關圖示未在此處顯示），序列X的逆自相關和偏自相關與判斷非平穩的這些特征非常吻合，這暗示序列X可能非平穩，因此有必要對其進行差分。自變量INDIRECT和DIRECT的自相關函數與之類似。下面還是關于因變量RGDP的一階差分后序列的自相關函數：

如表3輸出結果，顯示該函數此時是迅速收尾的，且除了一階自相關系數顯著不為0外，其他的系數都在兩倍標準差之內，說明這些系數同0沒有顯著差異，由此可以得出差分后序列自相關函數是具有一步截尾的性質。至于差分后序列的偏自相關函數（此處未給出圖示），發現該函數具有拖尾性質。因此差分后序列是平穩序列。

4.回歸分析

（1）回歸模型

通過上述的相關性分析，我們可以看出RGDP與INDIRECT，DIRECT三個變量之間的相關性都比較緊密，為了更加具化三者之間的數量關系，可以建立其多元回歸模型為：

Log（RGDP）=β0+β1+Log（NDIRECT）+β2Log（DIRECT）+ε

其中，RGDP是y變量（自變量），INDIRECT和DIRECT是x變量（因變量）。運用SAS可生成具有擬合憂度的線性回歸，結果如下：

則線性回歸方程為：

RGDP=-1.3606+0.1699INDIRECT+0.4196DIRECT

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當直接投資變量因素保持不變時，當間接投資變動1個百分點時，國內生產總值會變動約17個百分點，；當間接資本固定，直接資本變動1%時，國內生產總值變動0.42%。上述回歸的F統計量的P值在5%的顯著水平上是顯著的。

（2）顯著性檢驗

①擬合優度檢驗

從上述表4的擬合直線回歸可知統計量決定系數（R-square）是0.8102，這表明RGDP變量的變異中的81.02%能夠用INDIRECT和DIRECT兩個因變量之間的關系來說明。由于R2接近于1，這也說明其擬合優度比較高。

②回歸方程的顯著性檢驗

從下表5的方差分析中可以看出F統計量的數值為105.92，與之對應的的P值小于0.0001，這說明原假成立的的概率只有0.0001

（3）回歸系數的顯著性檢驗

依上述1的步驟系統將自動生成參數估計表，如表2所示。從表中可以看到，3個參數β0、β1、、β2的T統計量分別為3.5212，4.1847，5.0554。與T統計量相應的P-值分別為0.0015，0.0003和小于0.0001，表明原假設（參數為零）成立的概率均小于0.05=a，應該拒絕原假設，及參數非零，直接投資（DIRECT）和間接投資（INDIRECT）對實際國內生產總值（RDGP）的影響是顯著的。

回歸診斷：

①是否符合模型的基本假設

在回歸模型的基本假設中，假定隨機誤差項具有相同的方差，而在經濟問題分析中有能違反這種假設。SAS在進行回歸分析時（依上述1的步驟）會自動生成殘差-預測值的散點圖（如圖3）。從圖中可看出殘差有大體相同的散布，它表明等方差的假設沒有問題。

圖 3

②多重共線性的問題

由于經濟變量往往隨時間存在共同的變化趨勢，就使得它們之間容易出現共線性，即自變量之間有著嚴重的線性關系。具體可計算DIRECT和INDIRECT之間的可決系數R2以及方差膨脹因子（var inflation）來判定。進入SAS/INSIGHT環境下，打開該數據集，選擇菜單analyzefit（x，y）在彈出的窗口中選擇變量INDIRECT作為y變量，選擇DIRECT作為x變量。可生成表6，從中可以得到R2=0.8833，接近于1；在表2中可以得到方差膨脹因子為2.7586，說明兩者之間多重共線性問題不嚴重。

三、評價及經濟解釋

從SAS的相關分析和多元回歸分析的結果來看，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對實際國內生產總值都會存在較大的影響。間接融資的增長會帶來實際國內生產總值較大的提高；而直接融資在不考慮間接融資的因素時，與實際國內生產總值是正相關的，但如果同時考慮間接融資的影響，從擬合的多元回歸方程系數來看卻成負相關。從經濟理論來解釋，可能是由于我國市場體制相對落后，資市場很容易出現過度投機行為，導致大量資金游離于實物經濟之外，對實物經濟的發展不能起到積極的作用，甚至不利于國民經濟的發展。從統計方法來看，主要原因是：（1）采集的樣本數太少（由于我國資本市場發展時間較短，無法采集更多的樣本）；（2）選擇的變量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之間存在較強的共線性問題；（3）未考慮其它的相關因素。由于上述統計方法過程和客觀條件存在的缺陷，擬合的多元回歸方程雖然在統計上能通過檢驗，但可能并不能用來正確解釋客觀的經濟現象。

參考文獻：

[1]王吉利，張堯庭.SAS軟件與應用統計[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

[2]張文彤.SAS.12教程[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2.

[3]胡良平.現代統計學與SAS應用[M].北京：軍事醫學科學出版社，2001.

直接融資特征范文第5篇

關鍵詞：　經濟結構；產業轉型；金融轉型

中圖分類號：F83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3544（2012）06－0022－02

一、　產業轉型是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核心內容

從當前中國經濟運行的現狀看，結構性問題是當前經濟運行中的主要矛盾。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解決結構性問題，是在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能源、勞動力成本等諸多約束逐步強化的情況下，實現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客觀要求；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中國經濟發展活力和競爭力的客觀要求；是遏制產能過剩，提高中國資源配置效率的客觀要求。只有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效，中國經濟發展的基礎才能夯實，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才能提高，中國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才能得到保證。

我國早在1995年就提出要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但這些年來，由于政府對傳統經濟發展方式高度依賴，加之政府在推進經濟結構轉型方面的措施和力度不夠，因而經濟結構轉型的步伐不快，以致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經濟增長內生動力的增強。無論從“穩增長”的現實需要看，還是從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看，加快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都刻不容緩。

產業結構是經濟結構的主體，自然，產業轉型也就成為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核心內容。推進經濟結構優化，首要的是要推動產業轉型。產業轉型的地位之所以如此重要，　是因為它與經濟增長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

第一，　產業轉型會驅使社會資源依據國家產業政策要求，　在不同增長率的產業之間實現差異化分配，促進經濟增長。從產業經濟學的角度看，經濟增長的過程，就是新興產業不斷發展壯大、市場份額逐步提升，　而傳統產業不斷轉化升級但市場份額有所下降的過程。　新興產業代表著一國產業結構的發展方向，是產業轉型過程中勞動力、技術、資本等要素大量投入的“朝陽產業”。而傳統產業中的“兩高”行業和產能過剩行業，　則需嚴格控制要素投入限制其發展，并通過兼并重組、破產倒閉等方式，使這些行業中的落后企業實現市場整合和市場退出。　產業轉型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在產業轉型的初始階段，由于對新興產業的投資不可能一下子迅猛增加，而對“兩高”行業和產能過剩行業的投資抑制又會導致產出下降，　故新興產業還無法彌補前者投資和產出下降給經濟帶來的漏損，　這勢必對經濟增速產生影響。而隨著產業轉型的推進，產業轉型進入加速期，新興產業的投資和產出迅速增加，　大大超過傳統產業中發展受限產業投資和產出的下降規模，　使得新興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顯著提高。

第二，產業轉型會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升級，形成結構優化效應，促進經濟增長。產業轉型會推動國家主導產業的轉換更替和產業體系的深刻變革，而這種結構優化效應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主要表現在：產業轉型催生出新的主導產業并使其在產業群中的地位逐步強化，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產業轉型使生產要素從生產率低的產業部門向生產率高的新興產業部門流動和轉移，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產業轉型促進了產業結構的合理化，不僅能夠提高新興產業的發展水平，推動傳統產業改造升級，而且能夠增強產業之間的關聯度，促進各類產業協調健康發展，從而為經濟增長提供有利的產業基礎和產業發展環境。

第三，產業轉型有利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促進經濟實現集約型增長。我國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是建立在資源高消耗、環境高污染基礎上的。這種以大量增加要素投入和犧牲環境為特征的粗放型增長方式已經難以為繼。以發展節能環保、新興信息產業、生物產業、新能源、新能源汽車、高端裝備制造業和新材料等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為主要內容的產業轉型，是對傳統增長方式的“揚棄”。不搞產業轉型，仍然恪守原有產業結構和產業發展方向，經濟增長方式不可能發生質的改變。反過來，產業轉型也是改善經濟增長質量、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有力推手。只有依靠產業轉型，我國經濟才能從傳統增長模式中解脫出來，通過要素效率提高和新增長動力的推動，實現集約型增長，進而使經濟增長方式發生切實的改變。

第四，產業轉型帶動的產業轉型周期與經濟周期高度相關。　產業轉型進程影響產業轉型周期，而產業轉型周期又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經濟周期。由于在經濟周期發展的不同階段上經濟增速差異很大，因而產業轉型周期通過影響經濟周期進而影響經濟增長。

產業轉型是我國整個“十二五”以至以后更長時期經濟工作的重心，其作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也就具有持續性、長久性的特征。順利有序并且快速推進產業轉型，是實現我國經濟長期穩定可持續發展的保證。

二、推動產業轉型金融必須轉型

產業轉型受制于政策安排、技術創新、金融支持、微觀經濟主體的主觀努力等諸多因素。其中，金融是推動產業轉型的重要動力和關鍵因素。產業升級、產業擴張、產業集聚、產業整合、產業并購等一系列關系到產業轉型的活動，都離不開金融的支持。因而要推動產業轉型，金融必須主動轉型。

由于間接融資在我國社會融資結構中占有優勢地位，　因而商業銀行在支持產業轉型過程中肩負重要使命。　商業銀行應適應產業轉型中經濟主體的融資需求，自覺調整信貸結構，不斷創新信貸產品、信貸業務流程和信貸風險控制技術，使信貸結構實現“三個優化”。

一是優化信貸投放的行業結構，使信貸支持重點從傳統制造業向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改造升級轉變。　商業銀行應該按照產業轉型要求調整貸款重點，嚴格控制產能過剩行業和“兩高”企業的貸款，優先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在支持新興產業時，也應考慮地區和企業差異，著眼于企業的產品競爭優勢和行業地位，避免一哄而上。同時，必須大力開發綠色信貸產品和業務，增加業務創新投入，擴大綠色信貸規模，促進我國以“高碳”為特征的傳統經濟向以“低碳”為特征的綠色經濟轉化。

二是優化信貸投放的地域結構，　使信貸資金配置從側重于經濟發達地區向區域均衡轉變。　產業轉型既是產業升級的過程，　也是產業區域間梯度轉移的過程，亦即產業升級和區域升級的有機統一。改革開放后，東部地區憑借政策帶來的“制度紅利”和地利之便，成為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吸引了包括信貸資金在內的大部分金融資源。在經歷了30多年的經濟高增長之后，東部地區原有的一些優勢正在消失，中西部地區在勞動力成本、　土地成本、　經濟發展后勁、　政策資源等方面的優勢凸現出來。　順應這種變化，商業銀行應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貸款支持力度，支持部分朝陽產業從東部向中西部有序轉移，　支持東部與西部在科學的產業分工基礎上建立緊密的產業合作，延長產業鏈條。應根據中西部的產業發展條件，大力支持其主導產業和優勢產業的發展。

三是優化信貸投放的企業規模結構，　使信貸服務由只重視國有大企業向同時重視中小企業轉變。　中小企業對穩定經濟增長、擴大就業人口、增加財政收入、維護社會穩定至關重要。然而，在經濟減速、勞動力成本上升、　外部需求放緩等多重不利因素的擠壓下，當前中小企業的生存和發展環境變得很艱難，　其主要以制造和加工為主的舊有盈利模式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戰，面臨著轉型發展的迫切需求和沉重壓力。但受資金、技術、人才等條件的制約，又使得其轉型之路十分坎坷。商業銀行應轉變信貸支持中的“規模歧視”和“所有制歧視”現象，努力為中小企業提供更多適合其經營特點和產業轉型需求的差異化信貸產品，為其轉型升級創造較好的資金條件。

直接融資對推動產業轉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優越之處在于：（1）直接融資的適用性較強。銀行貸款要求融資主體必須具有相對穩定的現金流，并且能夠提供價值足夠的抵押物或擔保，這種融資方式主要適用于進入成長期末端或成熟期的企業。很多處于創業階段的企業由于不具備貸款條件，難以獲得貸款，但它們可以通過天使基金、創業基金等直接融資形式獲得資金支持。（2）在貨幣政策緊縮背景下，貸款可得性大大下降，而直接融資工具的融資能力則不受貨幣緊縮政策的制約。（3）　產業投資基金、股權投資基金等支持的重點是高科技企業，因而對產業轉型具有金融推動和技術推動的雙重功能。　目前，　直接融資在社會融資總量中的比重只有15%左右，未來發展空間廣闊，因而直接融資推動產業轉型的潛力也十分巨大。

面對產業轉型過程中經濟主體對直接融資手段的需求，相關監管部門也應積極推進直接融資的轉型。在這方面，最重要的是要優化上市公司結構，改變傳統制造業企業在上市公司中占有絕對優勢地位的狀況，優先安排戰略性新興產業和處于改造升級過程的傳統產業的企業上市，擴大這兩類企業的上市數量，　充分發揮這些上市企業具有的產業吸附和產業擴張功能，　彰顯其帶動相關產業形成的產業集聚效應，推動產業結構升級。要規范發展政府引導基金、產業投資基金和各種類型的股權投資基金，發揮這些基金在增加創業資本、支持新興產業擴張、促進產業轉型升級方面的優勢。應創新直接融資方式，拓寬直接融資渠道，　使更多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能夠利用直接融資方式籌措產業轉型所需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