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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飾與文化論文范文第1篇

[論文關鍵詞〕數字化符號化文化傳播

一、文化的符號化與數字化

文化即人化，同時也是指人類認識和改造的結果。廣義的文化包括制度文化、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個方面。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聯系十分密切。物質文化是人們生產實踐的產物，也是人們精神文化的體現;精神文化既具有形而上的層面，也具有形而下的指向。物質是精神的載體，同時也體現出精神文化的內涵。

在傳統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層面，它們之間的界限是很明確的，物質文化基本上等同于器物文化。精神文化依賴于物質基礎才得以傳播與發展，但物質之于精神成果的作用僅在于承載與續傳，至于物質本身對于精神的作用并不被重視。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沒有一種物質具有最大范圍內承載和傳播精神文化的特質。例如紙張，它在一定程度上使精神文化的傳播達到了相當的高度，但物質本身的實存性對這種傳播具有約束，精神文化的傳播并不能隨心所欲。從文化作為一個整體來看，無論是物質文化還是精神文化，只不過是人類文化在不同方面的表現，它們本質上應該是一體的;但是從傳統物質與精神層面之間的關系來看，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并未能融為一體，它們之間的界限仍然很明顯，且易于區別。

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這種界限不利于文化整體性傳播，要使文化整體性傳播必須需要另一種方式的出現，這種方式能使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整體化，其界限最小化。但是，在傳統的技術范圍內要找到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整體化的方式只能是一個夢想，這一夢想在上個世紀}o年代才開始出現現實的內容。信息技術成為時代的一種帶有主導性的技術取向，文化也因此呈現出新的形態。“特別是計算機技術、通信技術、網絡技術的發展，使得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面發生了重大變化，包括社會的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都顯露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特質，新型的社會文化形態—信息文化正在形成。”信息技術帶來的符號化與數字化使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整體化這一愿望成為可能。其中，符號化主要是針對器物而言，數字化則主要是針對符號的轉化而言。

如果說信息化在技術層面使符號化與數字化具有技術的可行性，那么隨著信息化技術興起的一系列文化認知方面的變化則為人們整體化審視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奠定了人文基礎。阿諾德認為一個民族最為重要的東西不在于純粹對物質財富的追逐，而在于文化與文明的調和，即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和諧共存。斯圖亞特·霍爾把文化的研究與人類學、歷史主義聯系在一起，從而把文化的概念集中在日常生活的層面，“抽象的價值和具體的規范，物質的和精神產品，都被納人了文化研究的視野”。這種“文化主義”的觀念帶來的文化認識是:文化的意義在于集體而不是個人。同時也帶來了另外一種最為深刻的心理暗示:必須從整體的觀念來看待文化的意義，這種整體最主要的層面是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同樣的暗示也來自于F·R.利維斯對“大眾文明”的擔心，他對于現代技術，特別是傳播媒體在精神文化方面弱化的批判，昭示出他對物質與精神、技術與文化失衡的擔憂。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認為對文化的理解建立在物質基礎之上，但作為文化本身而言，則是由具體的人的意義與實踐構成。文化在他那里不僅具有物質的基礎屬性，而且在物質的基礎上體現出其價值與意義。由此可見，無論斯圖亞特·霍爾、利維斯和威廉斯對文化的理解有多大的不同，但都有一個相似的地方，即對于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整體化考慮的訴求。他們的這種暗示式的訴求，以及哈貝馬斯、利奧塔等人的理論，在客觀上都讓人們意識到了:在信息技術成為現代主流技術的背景下，人們應從整體的角度審視文化本身，這就為在信息化基礎上整體化考慮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奠定了人文基礎。

當代文化觀念的認識把人們的視線轉移到物質與精神、技術與文化的關系之中，而信息化技術，特別是信息化中的數字化技術則從方式上確定了上述關系整體化考慮的途徑，即符號化與數字化。符號化是一種具有傳統意味的方式，而數字化則是信息化時代中的一種新的符號化的方式。符號與器物比較起來，它們都可以承載文化的內容。但是它們也有顯著的區別，器物是具體的東西，有著實體的存在。而符號則不同，它可以承載實體的意義，但是對于物質本身并不替代，它的存在基礎在于人們對物質實體的了解。因而符號化帶來一個顯著的變化，即人們有可能從這些符號化了的對象中進行交流與分析。器物基本上不具備大范圍內的交流，但符號卻可以做到這一點。就具體的器物而言，器物的符號化，可以有效地傳播其文化內涵。但與此同時，對于器物本身的物理特征卻無法傳達。因此，不難發現，傳統的符號化雖然帶來了一系列認識事物方式的變革，對于文化傳播具有積極的意義，但是其缺點也十分明顯，這就從客觀上需要一種新的技術的出現。這個新的技術一定要滿足符號化的傳播優勢與器物本身實體特征的要求，而數字化技術的出現，正是符合了這個要求。

人們對數字化的認識多種多樣，但是最基本的一條是，人可以通過數字技術把事物或器物變成相應的信息，并最終把這些信息以符號化的方式展示出來。數字化的一個巨大優勢在于，它可以存儲海量的信息，并把這些信息以符號的方式呈現在人們的面前。這就可以使器物或者現實中的物體能夠實現最為全面的符號展示。在沒有數字化之前，人們可以把事物的影像呈現于前，但那是平面的。數字化出現以后，人們可以在虛擬的符號世界里從立體的角度觀察與實物基本一致的狀態。通過超鏈接，與之相關的熟悉與不熟悉的事物，以及關于事物本身的其他非物質信息都得以體現。這種建立在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化必然帶來新的認識與觀念，它把人從現實時空的實踐發展為虛擬時空的實踐，虛擬的實踐方式成為人們一種新的實踐方式。而當這種建立在虛擬基礎上的實踐方式成為人們的一種常識時，當代關于文化觀念認識中的焦慮就會得到釋放。阿諾德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可以在數字化中得到合理的共存，斯圖亞特·霍爾的整體文化觀念可以得到實現，利維斯對于現代技術的垢病能夠得以改變，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也許可以用虛擬或數字“文化唯物主義”來重新加以闡述。他們對于文化暗示的訴求，在信息技術和傳播方式符號化與數字化的趨勢下，可以真正成為一種現實。

綜上不難發現，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有三個階段是很明確的:一是一種基于物質或器物基礎上的文化傳播;二是一種基于符號基礎上的文化傳播;三是一種基于數字基礎上的符號文化傳播，即數字化文化傳播。符號化是文化傳播的趨勢，不論是建立在物質基礎之上的符號化，還是建立在數字基礎上的符號化，符號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了內涵的轉變，從與物質、符號的對應關系轉化為符號與意義的對應關系，實現了從一般意義上的符號向數字化意義的符號轉化。與之相應的變化是，物質因素在這一過程中不斷被弱化，立體、深人的意義與形體因素得以強化。文化傳播的這一方式的擅變所形成一個結果就是，物質本身與文化的關系從來沒有如此的緊密，通過符號化與數字化，特別是建立在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化，物質與文化內涵緊密、完美地實現結合，文化的符號化與數字化是實現整體文化傳播的必要途徑。

二、文化數字化的局限與感知

數字化基礎上的物質與文化內涵的完美結合并不能代表文化數字化的全部，同時數字化本身也具有局限性。最主要的局限在于數字化隸屬于信息化，而信息化對社會文化具有負面影響。這種負面影響在邁克爾·默林的《信息技術革命:益處與危害》中得到較為全面的總結。邁克爾·默林總結了10種信息技術對社會文化的危害，它們分為對人的意識的危害、對社會意識形態的危害、對生活品質的危害等三個部分。毫無疑問，從社會角度來看，邁克爾·默林的這種擔憂以及他對這些危害的認識是真實存在的。但是從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符號化的轉化方式來看，這些局限并不是主要問題。因此，我們討論的主要問題在于符號化與數字化方式與方法上的局限，而具體層面則是物質符號化與數字化以及精神層面文化的符號化與數字化。

除此之外，在符號化與數字化的方式與方法過程中，同樣存在著不可忽視的局限。最主要的局限在于“人文精神的悖論”，齊鵬在《當代文化的感性革命》一書中深刻地揭示出了這種悖論的存在。他認為數字化會導致人依賴于技術，成為技術的奴隸，最終形成新的人性的異化。這種“人文精神的悖論”，存在先天性的因素，“悖論是事物發展的本質”，同時也有技術本身的因素，“數字化平臺的單一性”，還有符號化與數字化中介中時空關系對人文精神影響的原因。齊鵬認為，要解決這種“人文精神的悖論”，必然要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是“科技人文化”，二是“藝術手段與審美功能”。不可否認，上述兩種解決方式從學理上是有效的，但是在具體的實踐中很難完全實現，尤其是在技術領域，其實現的難度更大。

除了信息化技術本身給數字化帶來的危害，以及在符號化與數字化過程中所遭遇的“人文精神的悖論”外，在具體的符號化與物質化的轉化過程中仍然存在許多其他問題。其最現實的間題是，物質及其所代表的只是文化的一部分，其他大部分文化雖然借助了物質載體，但卻是以精神層面的狀態存在。這種層面的文化相對于以物質為主體的文化而言，其范圍與內容更廣，甚至可以說是文化的主體部分。并且一旦數字化以后，對于這一部分的文化了解與傳統方式在本質上并沒有巨大的改變，而真正引起巨大變化的，還是物質文化的那一部分。

數字化的過程是一個精細信息化的過程，信息精細的程度直接決定物質數字化的程度。數字化雖然帶來了物質全方位的展示，但是并不一定帶來精細化，這是文化數字化所面臨的主要的局限之一。現代的科學技術手段使人們有可能全方位展示某個物質存在，但在具體實踐中卻很難做到完全展示。盡管人們精細信息化的程度會越來越深，但也無法達到完全精細的程度，因此，這個局限只是大小的問題，而不是有沒有的問題。顯然，如何消解這樣一個最主要的局限已經成為當務之急的事情。在可以預知的技術發展的所有趨勢中，現代技術無法實現這一目的，也無法找到最終的結果。既然從數字化技術的角度無法得至昧最終的結果，從別的角度尋求解決途徑就成為必然。

從文化傳播的技術角度來看，現代數字化文化傳播的方式已經在人們可預見的范圍內達到了極高的程度，單純從現有技術的角度已經無法實現更大的進步。但是從文化理解的角度，特別是人們對于文化理解的觀念上的改變，可以最大程度地改變上述的局限。傳統對于物質文化的理解是基于物質本身，即便是在一般的符號化理解過程中，也是以物質實際存在為前提的。在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化，同樣是以人們對于物質的實際感受為基礎。以物質的實存來感受文化本身，是人們傳統感受文化的主要方式。但是數字化的符號則是依據人們對物質信息處理后的符號，并不是由符號本身直接而來，也不能直接反映物質本身最為精細的全部內容。盡管這樣，一些新的變化產生，從而造成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與以往符號本身信息包涵量不一樣，“從感覺的對象來看，原來的感覺對象是客觀存在的、直接的、形象的”。在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化的感覺對象則不是如此，“二進制把原來符號系統中無法感覺的對象，無法邏輯化和虛擬化的感覺對象，特別是無法代碼化的經驗、智力、智慧，都作為自己感覺的對象”。這樣一來，對于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的理解方式必然要與傳統的方式有所不同，要真正實現數字化基礎上的文化理解，必然會建立一種新的觀念，即對于文化的理解要脫離純粹的實物基礎，并且要建立在符號本身之上。這種觀念的實質就是不再注重實物與文化意義之間的關系，而把重點放在符號與意義之間的關系，使符號與文化意義建立起直接的對應關系，真正實現符號文化。這種符號文化觀念的建立不僅可以有效地消除物質不能實現完全精細化的局限，而且還可以使對物質文化的理解和以對精神文化的理解在數字化符號的基礎上實現理解方式的統一，形成整體的數字化基礎上的文化融合。在這個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化世界里，沒有物質與符號之間的對應關系，只有符號與文化之間的對應關系，這樣一來，就可以從一定程度上消解現代技術無法完全解決信息精細化的問題。

服飾與文化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認知文化圖示;文化負載詞;翻譯策略

1. 引言

隨著跨文化交際的不斷發展,翻譯這一跨文化交流的橋梁正在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眾所周知,語言和文化密不可分。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和交流的工具,文化是語言產生和發展的土壤,我國語言學家羅常培先生說過:“語言文字是一個民族文化的結晶,這個民族過去的文化靠它來流傳,未來的文化也仗著它來推進。”因此,翻譯活動不僅僅是語言文字之間的轉換活動,更是涉及兩種文化的交流和傳播的活動。

2. 何謂認知文化圖示

圖示(schema)一詞來自希臘語,最早是由康德 (I. Kant) 于1781 年作為一個哲學概念提出的。但作為心理學尤其是認知學范疇的圖式概念的使用則始于英國經驗主義心理學家Barlett, 他在1932 年出版的 《記憶:實驗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研究》 “Remembering: A Study in Experimentaland Social Psychology” 中提出的。他認為:“圖式是對過去的反應或經驗的積極的組合”。對“圖示”含義的理解各家不盡相同,但總的來說,圖示是大腦為了便于信息儲存和處理,而將新事物與已有的知識、經歷有機的組織起來的一種只是表征形式,是相互關聯的只是構成的完整的信息系統。圖示理論原本是認知心理學家用以解釋心里過程的一種理論,現代圖示理論的主要觀點是:人們在理解新事物的時候,需要將新事物同已知的概念、過去的經歷,即背景知識聯系起來。圖示是認知的基礎,因此,對新事物的理解和解釋取決于我們頭腦中已經存在的圖示,只有輸入的信息與這些圖示相吻合時,才能產生理解。因此,人們頭腦中固有的信息框架對于理解新事物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3. 認知文化圖示下文化負載詞的認知理解

文化福再次是指那些“標志著某種文化有事物的詞、詞組或習語,它們反應了特定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逐漸積累的、有別于其他民族的、獨特的活動方式”。這些詞語形成的歷史背景和文化環境都是人腦中已有的信息,為讀者理解這些詞語的真正含義提供了一個認知圖示。最能反應認知文化圖示在翻譯中起重要作用的恐怕要屬著名的“牛奶路”事件了。“…The whoel sky spangled gay twinkling stars,and the Milky Way is as distinct as though it had been washed and rubbed with snow for holiday.”出自譯契訶夫的短篇小說《樊凱》(現通譯為《萬卡》)。當年趙景深在翻譯這段話時,把里面的“milky way”譯成了“牛奶路”。結果遭到了魯迅等人的強烈批判,因為“milky way”似乎在任何一本英漢詞典里的解釋都是“銀河”或“天河”。

4. 不同圖示對應下文化負載詞的翻譯

翻譯不僅是語言形式的轉換,更是譯者積極的思維認知活動。文化負載詞的翻譯更是一種譯者的積極思維認知活動下的一種跨文化翻譯。因此,在翻譯文化負載詞的過程中,可以靈活的采用“歸化”、“異化”或兩者相結合的方式進行翻譯實踐。

4.1 圖示重合

當源語和目的語形成的文化背景相同或相似時,就會給譯者的翻譯帶來益處,因為源語和目的語的讀者在閱讀同一個文本時不會有過多的疑惑。美國翻譯理論家奈達曾說過“世界的語言和文化驚人地相似”(language and cultures all over the world are amazingly similar),并說明相似之處占90%,不似之間只有10%。(徐丹 1998)這說明,在英漢兩種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一些文化負載詞會擁有相似或相同的文化圖示,這時就不妨采取“直譯法”。

4.2 圖示差異

當源語和目的語之間形成的文化背景知識不同時,就造成了人們頭腦中文化圖示的不同甚至相互沖突。當源語讀者和目的語讀者分別按照自己的習慣和認知方式去解讀文本時,就會造成理解上的偏差,最終導致跨文化交際的失敗。這就要求譯者在翻譯時要熟悉和掌握文化負載詞產生的文化背景,積極主動的調整自己的文化圖示,只有做到知己知彼,才能贏得翻譯上的成功。

4.3 圖示缺省

當源語詞匯所承載的文化信息在譯語中沒有其“對等語”或“對應語”時,就造成了該詞在其他文化圖示里的空缺,也就是說擁有其他文化背景的人對該詞的文化圖示是缺省的,因此他們大腦中所儲存的信息就難以得到激活,也就影響了跨文化交際的實現。比如:Karaoke,在中國傳統詞匯中沒有與之相對應的詞語,因而無法用準確貼切的詞語譯出其詞義內涵。“音譯”為“卡拉OK”。

5. 小結

本文主要從認知文化圖示下文化負載詞的認知理解入手,找出它們之間的對應關系。借助翻譯實例,分析了不同圖示對應下譯者應該在熟悉和掌握中西方文化的前提下,調整或重新構建自己的文化圖示。在此基礎上采取不同的翻譯策略,以達到源語和目的語之間盡可能的相互照應,促進跨文化交際翻譯逐步走向成熟,進一步加強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與合作。

【參考文獻】

[1] 包惠南. 文化語境與語言翻譯[M].北京: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2001.

[2] 徐丹. 文化融合中的翻譯問題[J].中國翻譯, 1998, (3): 23.

[3] 廖七一.當代西方翻譯理論探索[M].藝林出版社, 2000.

[4] 謝之軍. 隱喻認知功能探索[M].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7, 6.

服飾與文化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信息交換；生活服務；參與意識

中圖分類號：G2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3）09-0136-02

一、引 言

德國社會學家哈貝馬斯在1962年出版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將公共領域定義為“可以理解為一個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眾的領域；但私人隨即要求這一受上層控制的公共領域反對公共權力機關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經屬于私人的、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質的商品交換和社會勞動領域中的一般交換規則等問題同公共權力機關展開討論。”這一理論引深至廣播電視中，是指自由表達以及意見溝通過程有制度化的空間及法律法規作為保障，使交流、論辯、批判都有足夠的空間。大眾傳媒是理想的公共領域，電視可成為一個很好的平臺。

在電視節目形式設置中，越來越注重與受眾的互動，注重信息的交流，強調參與意識和貼近性，實現信息交換與服務生活的功能。

二、信息交換

（一）信息交換渠道多樣化

廣播電視提供服務的優勢在于：

首先它具有覆蓋率極高的網絡化傳播優勢。加上衛星、無線等空中傳播技術，使廣播電視的綜合覆蓋達到了無處不在的程度。

其次是廣播電視具有技術含量極高的影視作品制作系統。

再次就是廣播電視具有滿足大眾多樣性文化需求的功能。

電視節目中利用熱線電話、短信、微博等都是可以實現信息流通的渠道和方法，形成良性互動，實現信息交換。信息交換能夠使受眾情緒得以表達，同時也是節目效果評價的手段，這種關注和反饋使得節目與受眾間構成一種良性循環，能更好地把握受眾所需。電視節目中最簡單、最易實現的信息交換方式就是現場的信息交換，例如意大利立足于女性視角的電視談話類節目《危險關聯》中，采用專家和全場觀眾討論交流的形式，使話題更深入，調動了大眾熱情，產生一些預期外的效果和。

傳統的信息交換方式是信件，目前仍在使用，節目組會在節目播出時將這些信件信息傳遞給大眾。電話參與是使用較多的交流手段，法國的CHANNEL4的《早安榮耀》中，主持人介紹時政或真實故事，場外觀眾可以打電話參與討論。

這種形式目前是被廣泛采用采納的，其優點在于實現手段簡易，便捷性強。短信參與利用其成本較低、參與便利成為電視媒體普遍采用的一種方式，節目通過短信平臺閃動觀眾的意見。

隨著網路技術的突飛猛進，網站、博客、播客等手段的綜合運用也為互動交流提供平臺，利用新媒體的交互性和信息零時間的優勢，在節目前期運作中，可以汲取大眾意見；具體操作中，可以通過網絡報名、網絡投票、留言等方式參與；在節目播出后，可利用網絡做問卷調查，受眾分析，形成反饋，更簡易地再現收視效果。

（二）制作理念注重互動性

傳統媒體的傳播方式是信息從媒體這個“點”向受眾這個“面”進行單向傳輸，缺乏反饋機制，即“點對面”的傳播模式。網絡傳播針對特定的用戶傳播特定信息，屬于“小眾化”傳播，即“點對點”的傳播模式。

新舊媒體在表現形式、媒體功能、傳受角色、傳受關系方面有各自優勢和不足，在新媒體與傳統媒體并存的媒介生存狀況下，各媒體功能呈現互補性，媒介形式也不段的創新，新舊媒體之間的邊緣逐漸融合，差異消弭，互相借鑒。

新舊媒體都在力行“點對點”的傳播理念。根據限效果論，只有內容的優勢才是王道，在信息爆炸的時代，能夠提供服務和附加值得信息才能吸引眼球，電視細分受眾，精確傳播，借鑒“點對點”的傳播理念，實現對受眾的吸引力、號召力和感染力。這個傳播理念的操作方法包括制作過程和傳播過程兩個方面的實踐。

日本東京電視臺的經濟新聞節目《World Bussniss Satellite》克服了經濟新聞報道中缺少直觀視覺形象的弱點，在制作中每一條新聞都會有出鏡記者采訪報道。在制作家電競爭這一主題的節目時，在賣場與售貨員以及相關企業主要負責人交談，以更類似于專訪的形式讓新聞更深入更生動。

在2008年1月11日的節目中，新聞頭條是《2007年12月?街角景氣指數》，出鏡記者沿著東京環線7號線，在每一個行政區挑選幾家店鋪進行入戶采訪，通過普通市民的嘴說出經濟景氣是好還是壞。

在寒冷的冬日，街邊的香腸店可以喝到熱氣騰騰的葡萄酒，出鏡記者一定會親自告訴你。因此，在制作理念方面的互動意識和交流意識給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

這一理念也貫穿于其它類型的節目當中，例如在談話節目中的實踐方法是與受眾的互動交流方式增多，受眾的參與性逐漸增強，不僅是談話中的旁觀者，而是積極加入討論，和諧圓融的談話場越來越被重視，互動是雙向交流的支點。

在節目當中，現場提問、設置游戲等方式都便于進行交流，湖南衛視《背后的故事》一期節目中，討論李少紅電視劇臺詞的唯美風格時，主持人李湘請現場觀眾朗誦《大明宮詞》中的臺詞，起到了調節氣氛、強化主題的作用，也讓受眾感受到了參與的快樂。

三、電視文化的生活服務功能

電視生活服務類節目主要承擔了服務生活的職能。生活服務類節目指關注日常生活，針對生活中的具體需要提供指導、幫助和具體服務的一種節目形式。

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此類節目數量越來越多，內容也越來越豐富、細化，制作越來越精良。相關專業頻道的誕生是對于生活服務理念的最好解讀，例如優購物頻道，紀錄片頻道等，節目涉及美食、旅游、購物、時尚、健康等領域。

相關專題類節目一直受到大眾歡迎，例如法國第四頻道（CHANNEL4）的《動手烹飪》、《天天飲食》、《美食美客》、《改頭換面 家裝版》《交換空間》、《改建夢想》，中央電視臺（CCTV）的《中華醫藥》等。

除了相關專題節目，其他類型節目中也滲透著服務理念。例如新聞雜志類節目中以及訪談類節目中的服務理念。這種編排方式使節目資訊更加全面，模糊掉了節目本身規定的類型的邊界，使節目收視群體和更為廣泛，同時也使節目中人性化理念有了很充分的運用。

上文介紹到的《安德森?庫珀360度》是一檔新聞雜志類節目，其中在關于健康的信息資訊介紹中會定期請專家介紹健康醫藥新聞。《奧普拉秀》除了常規的人物訪談，有時會把演播室改為廚房，邀請美食專家分享烹飪經驗。《NHK新聞您早日本》這檔新聞節目中非常注重服務意識，例如生活資訊信息除了有天氣預報，還包含出行信息，對機場、新干線、高速道路的路況都會進行介紹，天氣預報介紹溫度和濕度、風速，甚至各地日出的準確時間。

我國電視新聞節目中，如《朝聞天下》、《午間新聞》以及目前媒體普遍在新聞雜志類節目中會加入服務生活的一些小的板塊，例如氣象預報。《今天》在新聞節目之外，有服務性專題節目《今日健康》、《今日廚房》、《教兒育女》、《居家與園藝》、《今天理財》。

這些理念的運用源于媒體對于認識受眾的地位的清晰認知，注重“受眾本位”。“受眾本位”意識是指大眾傳播媒介在信息的傳播活動中，應以最大限度地維護受眾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以滿足受眾獲取多方面信息的需要為己任，以提高受眾的思想素質、政治素質、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為目標，全心全意為受眾服務。

我國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受眾本位說，強調傳播媒介的信息傳播，最大限度地適應受眾的需求，以受眾為中心。電視媒體要找準與受眾的契合點，把滿足和引導受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作為最高職責。從受眾出發，擺脫過去“以傳者為中心”的思想，貼近受眾，了解受眾需要，達到傳播效果的最大化。

目前，電視節目呈現分眾化趨勢，充分進行市場的前期調研工作，對收視目標群體鎖定準確。標受眾的明確使節目清晰明確地傳遞目標受眾所需的信息。

除了節目制作方面的服務意識，技術的發展也將帶來更豐富的資訊，更便捷的服務，有線電視的信息服務將會給受眾帶來更多的頻道和信息選擇。

參考文獻：

[1] （德）哈貝馬斯著.曹衛東，王曉玨，劉北城，宋偉杰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M].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

服飾與文化論文范文第4篇

練習固然是提高高考成績的不二法門，但受時間、精力、情緒、心態等因素的制約和影響，一輪復習曠日持久的題海鏖兵，機械重復的題型訓練，嚴重壓抑和消耗了學生的才情和興趣，使語文復習變得僵硬冰冷、面目可憎，僅靠教師擠牙膏式的強力催動，在學科學習中語文就會漸趨邊緣化。要改變這種狀況，二輪的專題復習就應在指導方法上有別于一輪復習而求突破，在課堂的“靈”與“活”上做文章，講求共性就是“功”，講求個性就是“利”，讓有效的方法成為復習效益的倍增器，把練習課變成語文實踐的活動課，以探究、合作、樂學、高效引領二輪復習。現將我們在二輪專題復習中開展的一些語文實踐活動歸納如下。

其一，辨識語病，從培養、發展思維能力的角度出發。基本要求如下：（1）識名目：能夠熟練準確地列舉出《考試大綱》規定的六種語病(語序不當、搭配不當、成分殘缺或贅余、結構混亂、表意不明、不合邏輯)的名稱，（2）分細類：了解前四種是結構性語病，后兩種是語義性語病，能夠說出這兩類語病的根本區別，把握每種語病的具體表現；（3）集病例：能夠搜集典型例句來支撐上述分類梳理的結果。

其二，正確使用熟語，從積累知識、提高辨析能力的角度出發。基本要求如下：（1）厚積累：借助詞典完成原始積累，建立成語積累本，每天查、寫、記十個；（2）群共享：小組內化，互通有無；（3）理方法：明詞性，分謙敬，辨色彩，看對象，查范圍，解兩義，抓語素；（4）類歸納：分類歸納特例，使厚積的知識催化出敏銳靈活的運用能力。

其三，詩歌鑒賞。（1）抓本錢：先入為主，以筆記整理的方式奠定詩歌鑒賞的知識基礎的本錢，讓分析思維有抓手，主觀表達有術語。具體到詩歌中常見人物形象的類別、景物形象（畫面）的描繪方式及意境特點，事物形象的人格化特點；詩歌語言涉及的語言風格、修辭手法、表達方式、煉字煉句；形象塑造、主題表現、情感表達的表現手法、抒情方式等的術語用詞。（2）讀賞析，擴視野：大量誦讀不同題材、不同風格、不同類型的唐宋詩詞及賞析文字，豐富對畫面想象、意境涵詠、主題提煉、術語表達等方面的認知。（3）審題型，定格式：給出不同題干要求和題型的解答思路，分層次設要點，給出基本的條理格式。

其四，文言閱讀理解。實詞通則文言通，為此，（1）轉觀念。結合實例認識四個“寧可”：寧可將文言文的意思理解得與現代漢語的意思不同；寧可將與現代漢語相同的雙音節詞理解為兩個單音節的詞；寧可將看起來像虛詞的詞理解為實詞；寧可將這個詞理解為動詞。（2）夯基礎。文言實詞全梳理：古今異義、一詞多義、通假字、詞類活用。特殊句式認特征：判斷句、被動句、省略句、變式句（賓語前置、狀語后置、定語后置）（3）明方法。找動詞法：①有動詞，則準確地解釋這個動詞，看這個動詞是否活用（使動、被動）。向前找主語，若無主語可考慮是不是主語省略句。有主語，解釋這個主語并考慮是不是被動句。向后找賓語，若無賓語可考慮是不是賓語省略句。有賓語，解釋這個賓語并考慮是不是使動用法。②沒有動詞，則考慮是否由別的詞活用為動詞，是不是使動或意動的用法。句子考慮是不是判斷句，是不是謂語省略句。

其五，現代文閱讀。論述類文本：（1）明意圖。判斷源于質疑，揣摩命題者意圖，搜尋選項中的“陷阱”，熟悉干擾項的特征：曲解文意、篡改原文、張冠李戴、無中生有、以偏概全、強加因果、顛倒錯位、斷章取義、過于絕對、混淆已然未然。（2）練方法。篩選信息要精，驗證信息要準，比照信息要細。文學類文本：（1）伴讀注解，典型引路，引領學生熟悉文本中鑒賞的具體材料和思考的觸發點。（2）分類總結，以點帶面，討論歸納情節類、環境類、形象類、語言類、主旨類、技巧類等題型的答題模板。

服飾與文化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文化產業財稅政策政策建議

近年來，文化產業逐漸成為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2015年文化產業法人單位實現增加值27235億元，比2014年增長11%，高于同期GDP現價增速4.6個百分點，與GDP的比值為3.97%，比2014年增加0.16個百分點，文化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穩步提高，初步顯現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的潛力。文化產業的快速發展帶動了文化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文化強國”的發展脈絡逐步清晰。

一、文化產業屬性與財稅扶持的理論依據

如何充分認識和理解文化產業屬性與財稅支持的理論依據，明確政府和市場在文化產業經營中的職能和角色，既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的作用，也要更好的發揮政府的作用，將是文化產業發展中所面臨的重要問題。

（一）文化產業的雙重屬性要求政府介入

文化產業同時具有產業和政治意識形態的雙重屬性，一方面產業屬性決定了文化產業就是一個單純的產業生產部門，以經濟效益為經營前提，采用現代經營管理方式，遵循市場經濟秩序和經濟規律，謀求經營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政治意識形態屬性又決定了文化產業是國家社會治理結構的一個重要政策宣傳工具，必須堅持用正確的輿論導向，引領社會凝聚人心。所以，文化產業的發展不僅要堅持“經濟效益”，而且要堅持“社會效益第一”原則。

（二）文化產業的產業特點需要政府扶持發展

一方面文化產業屬于幼稚產業。文化產業在我國屬于朝陽產業，具有良好的發展前景，但現階段其產業發展還處于初級階段，國際競爭力也較弱，屬于幼稚產業。根據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的幼稚a業保護理論和美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的超保護理論，對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應實施保護政策；另一方面，文化產業是高風險產業。在發展過程中不僅面臨著內部科研不確定性問題，而且還有外部的價值評估問題，這些都使文化產業處于較高的風險之中，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市場主體的投入和發展。最后，文化產業具有外部性特點。具有著外部性的文化產品能給人民帶來精神享受和道德修養的提高，而對社會有害的文化產品，比如黃、賭、毒及文化，則會對民眾產生錯誤的引導和錯誤價值觀的培養。

（三）文化產業的經濟效應要求政府重點扶持

2011年―2015年我國文化產業增加值增速均超過10%，年均超GDP增速3個百分點以上。文化產業在政府扶持下得到快速發展，生命力和創造力得到極大的彰顯和激發，影響力得到進一步提升，文化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支柱性產業地位得以進一步確認。而且，文化產業具有“口紅經濟效應”，在新常態經濟背景下，其經濟下滑的反向調節能力對當前我國結構調整、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具有較大的促進作用。

二、財稅扶持文化產業的國際經驗

在財稅扶持文化產業發展方面，各國均結合本國國情制定不同的財稅政策，形成不同的財稅扶持模式，促進本國文化產業發展。

（一）美國――市場導向型財稅扶持模式

文化產業作為美國三大支柱產業之一，其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一直在10%以上。美國文化產業能取得如此成績，與美國政府采取的財政稅收政策密不可分。總體來講，美國對文化產業的財政支持是堅持自由主義取向的，堅持市場導向，鼓勵文化企業之間自由競爭，即使聯邦政府或各州政府對文化項目進行資助，扶持資金會有額度限制，通常對任何文化項目的資助總額不應超過所需經費的一半，其余的要靠自己籌集。而美國政府的稅收政策主要集中在非營利性文化機構方面，積極鼓勵和引導私人部門對文化產業進行投資和捐贈，而對營利性文化產業一般沒有特殊的優惠內容。

（二）英國――選擇型財稅扶持模式

英國稱文化產業為創意產業，1998年創意產業被正式提出。英國文化產業發展迅速，2013年文化產業增加值就占GDP的5.2%，成為英國的支柱產業。為了促進本國文化產業發展，英國政府制訂了有選擇性和針對性的財政稅收政策。在對文化產業的財政支持上，不僅在全國建立多層次的文化管理和運行機構，并提供數字化平臺及大力發展數字化內容，提升文化資源配置，而且英國政府選擇對有發展潛力的文化機構進行直接撥款。在稅收政策上，英國政府有選擇和有針對性的對文化產業各部門進行財稅扶持，如長期對圖書行業所實施不收取稅收的政策使英國出版業得到了穩定的增長，一直躋身于世界出版大國行列。

（三）韓國和日本――政府主導型財稅扶持模式

韓國和日本的文化產業發展較好，而對文化產業財稅扶持模式則屬于政府主導型。首先，確定文化立國戰略，韓國在1998年正式確立文化立國戰略，而日本早在1995年就提出21世紀“文化立國”的戰略方針；其次，都建立專項的財政資金的扶持機制，設立官方和半官方的文化產業專項基金扶持機制；再次，都建立了比較完善的扶持文化產業的稅收優惠體系，都鼓勵文化產品出口，都享受出口退稅、稅收抵免、進出口關稅免征等多種直接和間接的稅收優惠政策。

綜上所述，總結發達國家財稅支持經驗主要有以下方面。首先，根據營利性和非營利性界定文化產業，對不同屬性的文化產業和實行差異化的財稅政策；其次，各國在文化產業發展的不同階段，實施不同的財稅政策，通常在產業發展初期財政支持力度較大，而產業逐漸壯大后，逐漸將文化相關企業推向市場，以稅收優惠為主，鼓勵市場競爭；最后，積極實施出口優惠政策，提高國際競爭力。

三、文化產業財稅扶持的中國實踐

（一）我國文化產業財稅扶持的現狀

1.確立文化強國戰略。近年來，黨的指導性文件都對文化產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部署，在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和“十三五”規劃中都明確要求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性產業：十七屆六中全會明確要求要職能轉型，從政策、資金、機制變革等方面支持文化改革和發展；十報告及十八屆三中全會更明確了要不斷完善文化管理體制，努力建立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提高文化開放水平；“十三五”規劃要求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和文化市場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這意味著我國政府已將文化強國上升到戰略高度。

2.強化制度建設，加大對文化轉制企業的扶持力度。下發《關于支持文化企業發展若干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和《關于文化體制改革中經營性文化事業單位轉制為企業的若干稅收優惠政策的通知》，內容涉及影視業、圖書報刊音像制品進出口等財稅優惠政策；在2015年9月啟動文化產業促進法的起草工作，完善市場環境和法制環境，促進文化產業發展。各地方政府也制定各式各樣財稅政策，不斷加強人才培養和文化產品創新。

（二）我國文化產業財稅扶持的問題

1.財政資金總體投入不足且區域、城鄉差距較大。近幾年，我國文化產業支出不足財政總支出的2%，遠低于歐美、日韓等文化產業發達國家和地區。而且，受文化自然稟賦和經濟發展水平制約，我國文化產業發展存在嚴重的地區不平衡現象。以文化事業費為例，2013年全國文化事業費投入530億左右，而中部和西部分別投入120億和152億，合計占比僅為51%，遠低于東部地區。

2.財政資金配置不合理，資金使用效率較低。現階段，由于公益性文化事業和經營性文化企業的界限比較模糊，在文化產品市場中，政府職能界定不清晰，時常存在“越位”和“缺位”的現象，在政策資金使用上缺乏效率，造成浪費。另外，一些大的國有文化企業在資金申請方面有特有的優勢，而亟需國家扶持的中小文化企業卻由于國家財政扶持資金和銀行信貸的準入門檻較高，很難獲得資金扶持。

3.稅收優惠政策缺乏系統性和差異性。雖然我國在2015年已啟動了文化產業促進法的起草工作，但從現有的稅收優惠政策來看，主要散見于一些政府行政法規中，缺乏規劃性和系統性，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財稅優惠體系。各地政府在制定文化產業稅收優惠政策時，往往從本位主義和短期利益出發，對文化產業提供稅收優惠政策的熱情不足，或制定的稅收優惠政策缺乏科學性和系統性。而且，現階段，文化產業中卻缺乏差異化的優惠政策，尤其是對于科技含量較高、創新能力突出的高新技術文化企業的財稅扶持力度不足，從而限制了文化產業的創新發展。

四、財稅扶持文化產業發展的政策建議

財稅政策作為政府實施產業振興的重要工具，應當從以下幾方面著手，有針對性的促進文化產業健康發展。

（一）加大財政資金扶持力度

圍繞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政府應進一步加大財政支持力度，尤其是加強文化基礎設施建設，比如探討建立全國性的文化基礎數據信息平臺，因為數據信息平臺建設對各文化企業發展“互聯網+文化”有重要促進作用。而在實施財政政策時：一方面應促進文化產業均衡發展，財政資源重c加快中西部文化基礎設施以及農村文化資源的開發與保護，逐步縮小同東部及城鄉間公益性文化產品供給差距；另一方面，財稅政策向中小文化企業傾斜，發揮中小企業靈活、創意豐富、發展快等特點，促進中小文化企業快速發展。

（二）強化稅收政策對文化產業發展的作用

加強稅收政策對文化產業領域支持的作用，力爭在較短時間內培養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文化骨干企業，提升文化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利用稅收優惠政策，對于有發展潛力的中小文化企業進行定向稅收扶持，采取免繳、少繳、返繳等措施促進此類企業的快速成長。探索更多的出口優惠政策，鼓勵其走出去戰略，提高文化開放水平，提升國際競爭力。借鑒國際經驗，探索制定稅收優惠政策，引導和鼓勵個人、民營企業投資文化產業。例如在遺產、捐贈等稅制方面制定優惠措施，提高國民捐贈熱情，促進社會更多資本進入文化產業領域。

（三）實施系統化和差異化的財稅扶持政策

發展文化產業，要厘清公益性文化事業和經營性文化企業的界限，財稅政策要對公益性文化事業和經營性文化企業進行差異化扶持。公益性文化事業具有外部性特征，應是國家公共財政重點支持的領域，財稅對公益性文化事業的政策支持應集中體現在對優秀文化資源的發掘保護和傳承發展，縮小城鄉文化差異，促進城鄉文化服務均等化等方面；而經營性文化企業應在市場經濟下遵循經濟規律，自由競爭發展，財稅對經營性文化產業的政策扶持應集中在如何規范市場競爭環境、制定各地文化產業發展規劃、文化創意人才培養等方面上來。

（四）創新財稅支持文化產業發展模式

首先，應積極探索財稅支持文化產業發展的新模式，探討建立文化產業專項投資基金，最大化吸納社會資本投入文化產業領域。其次，應利用財稅政策有效吸引優秀人才向文化產業領域流動，各級政府可因地、因時制定特色的人才吸引政策，吸引和保留優秀人才。再次，應積極創新財政投入的管理機制，在文化產業基地布局、人才隊伍建設、政府文化產業發展計劃確立等方面建立協調高效的管理平臺，優化資源配置，使財政投入效益最大化，提高財政使用效率。最后，完善監管問責機制，在文化產業扶持資金的申報、評審、立項、執行和結果的全過程建立嚴格規范的監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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