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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起點規劃建設,科技城初具雛形。堅持新型城鎮化、新型工業化和信息化同步推進,緊緊圍繞“國際先進、國內一流”目標,優化空間、產業和城市布局,著力建設宜居宜業的科技新城、品質新區。一是規劃體系基本形成。通過國際邀標,做優科技城概念性規劃和核心區城市設計,并由科技部戰略發展研究院編制完成科技城中長期發展規劃。目前,以科技城概念性規劃、中長期發展規劃、產業布局規劃“三大規劃”和生態環保、低碳節能、智能化系統設計“三項導則”為核心的規劃體系基本形成。二是新城框架全面拉開。弘揚“五加二”、“白加黑”、“716”精神,連續開展項目攻堅大會戰,統籌推進研發核心區和產業化區塊建設。到目前為止,科技城累計投入建設資金33億元,完成土地征用21897畝、房屋拆遷606戶。核心區主干路網全部貫通,外環線科技大道于2011年建成通車,新城重要連接線長西線和“一橫兩縱”道路將在兩年內建成。三是基礎配套日趨完善。堅持“少動山、不傷水、多種樹”,廣泛運用低碳、智能和生態環保技術,建設國際化的配套設施。科技城規劃成果展示館、孵化大樓、創新服務中心等即將投入運營,集高等級酒店、大型商場、學校于一體的城市綜合體加快建設。同時,完成220千伏強電入地工程,建成全省首個企業污水及公共雨水排放在線監測平臺,“三網融合”等技術全面引入運營。
二、高質量“三招三引”,加快集聚創新資源。一是大力推進招院引所,著力打造創新高地。建立科研機構目標庫和創新人才目標庫,舉辦科技城北京推介會、科技浙商對接科技城等各類活動,并派出小分隊直奔美國、以色列、上海、武漢等地開展源頭招商。到目前為止,已引進與浙江產業發展相關聯的香港大學浙江科技研究院、中國地質大學浙江研究院、西安交通大學浙江研究院、中科院長春應化所浙江研究院、網新創新研究院等大院名所、企業研發機構和高校32家。其中,17個院所項目啟動建設,國電能源等6個項目建成投用,香港大學浙江科技研究院目前已在浙江農林大學租用場地先行開展項目研究。二是大力推進招才引智,著力打造人才高地。堅持以招院引所帶動招才引智,強力推出以高端創業項目“四個600萬”為核心的招才政策(即:注冊落地后給予最高600萬元的創業啟動資金資助、對優秀創業項目實行最高600萬元的入股投資、對已引入風險投資的優秀創業項目給予600萬元的跟進投資、創業項目給予兩年內最高600萬元銀行貸款的全額貼息)。目前,已累計引進碩士或副高以上高層次人才416人,同時,已經引進的院所將帶動1500名碩士或副高以上人才入駐,其中院士4名、“國千”人才10名、“省千”人才19名。三是大力推進招強引優,著力打造產業高地。堅持“生態、科技”兩大標準不動搖,緊緊圍繞科技城產業定位,主攻世界500強、央企和民營大企業大集團,目前已引進西子電梯、杭叉電動叉車等“大好高”項目29個,總投資達200億元。
三、高標準搭建平臺,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堅持創新鏈、產業鏈、金融鏈協同對接,建立完善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結合、風投創投等資本參與的科技創新體系,推動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一是積極搭建產學研合作平臺。推進企業與入駐的中科院長春應化所浙江研究院、香港大學浙江科技研究院等研發機構開展合作,加快科技成果轉化。目前,科技城企業累計建成省級以上企業研發中心和技術中心21個,其中國家級中心1個;建立院士工作站4個、博士后工作站5個;累計新增授權專利1005項,其中發明專利171項。龍頭企業實力持續增強,銷售產值過億元企業達到30家以上,其中省級以上高新技術企業26家、上市企業6家。二是加快建設高新技術產業化平臺。科技城2012年實現規模工業銷售產值277億元,其中高端裝備制造業實現產值220億元,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占比達到67%。今年我市又全面推開規劃面積達40平方公里的橫畈產業化平臺建設,力爭通過大會戰,新增4平方公里平臺,為科技城創新成果轉化預留新空間。三是啟動“一總部一基地”建設。牢牢抓住浙商回歸的重大機遇,啟動建設占地530畝的浙商研發總部基地和建筑面積達16萬平方米的科技型中小企業產業化基地。目前已完成規劃方案編制,40萬平方米孵化大樓和10萬平方米標準廠房分批開工建設,將在兩年內建成使用。
四、高效率提供服務,全面激活創新要素。一是打造扁平高效的政務環境。在省、杭州市分別設立科技城建設領導小組基礎上,臨安市成立科技城建設領導小組,并高效運作以“一辦五局一部”為主體的科技城管委會。同時,我市還對科技城范圍內的行政區劃進行調整,撤并青山湖街道、橫畈鎮,設立新的青山湖街道統一負責征地拆遷工作,設立錦北街道負責高新園區開發建設。二是營造優質便捷的服務環境。建立健全“一對一”、“保姆式”的人才招引服務機制和項目協調推進機制,全程跟進項目建設咨詢、評審、代辦等工作。健全科技創新服務體系,加快科技孵化與綜合服務基地規劃建設,引入風險投資、創業投資、技術產權交易中心、成果轉化中心、技術咨詢中心、創新學院等機構,建設公共技術和科技服務平臺。三是創造一流的投資環境。不斷完善政策保障體系,省、杭州市、臨安市三級共出臺7個專項扶持政策,設立12億元青山湖科技城發展專項資金,保障科技城的建設與發展。同時,臨安也立足自身,在全市范圍內選派優秀干部到科技城任職,堅持把50%以上用地空間和指標用于科技城建設,并積極拓寬融資渠道,在去年發行省政府地方債券的基礎上,今年又將發行企業債券,千方百計為科技城的基礎設施和環境建設提供保障。
科技創新平臺是科技創新體系建設的基礎,也是國家自主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科技創新平臺對優化科技資源配置,促進科技資源開放共享,構建區域創新體系,建設創新型社會具有重要意義。農業科技創新平臺是農業技術研發平臺和農業創新服務平臺組成的農業技術綜合發展平臺。平臺實現農業創新要素集聚,轉化創新成果,實現跨部門,跨組織,跨行業,跨區域的農業合作創新和協同服務。
2農業科技創新平臺績效評估指標體系
本文基于AHP層次分析法,從創新能力、創新服務、資源配置三個方面來設計農業科技創新平臺績效評估體系的指標。
2.1績效評估體系的指標農業科技創新平臺績效評估體系包括創新能力、創新服務和資源配置三大指標,見表1。1)創新能力。創新能力主要從技術攻關、平臺收入、技術能力三個二級指標來進行評估。三級指標主要考慮到“數量”的要求,從農業方面關于科研的縱向項目來考察,包括R&D經費、農業科技活動經費、技術市場成交額、成果、技術開發收入、已應用成果登記、率專利申請授權量、國外主要檢索工具收錄論文數、平均R&D人員發表農業科技論文數等。2)創新服務。農業科技創新服務的績效評價在整個評估體系中占主導地位,創新服務的評估不僅僅從技術研發和推廣兩個方面來考察,還要兼顧社會效益。創新服務包括研發服務、社會效益和技術推廣三個二級指標。同時又將二級指標進一步細分為優新品種覆蓋率、綠色食品增加率、農業增加值增長率、土地生產率、農民人均收入增長率、受災面積減少率、農業科技推廣機構數、農業科技推廣人數8個具體的評估指標。3)資源配置。農業科技創新平臺的有效運行是平臺健康發展的有利保障,是資源有效配置的結果。資源配置是農業科技創新服務平臺建設和發展的基礎,資源配置的情況主要從平臺基本情況、人員配置和資源整合三個方面來評估。資源整合從資源的整合力度和整合效益來評估整合的范圍和質量,人員配置從研發和技術人員的比重和農業技術人員來評估,基本情況細化為農業科研院所占比例、全國重點院校農業類比重、農業共享信息網的建設和信息等三級指標。
2.2構造判斷矩陣本文應用德爾菲法經專家對指標的重要程度打分,采取表2所示的比例尺度進行量化,最后得到兩兩比較的判斷矩陣。在此處,我們分別選取一級指標和二級指標進行兩兩比較來說明數值處理的過程,它們分別的重要程度如表3~6所示。3.3指標權重及一致性檢驗1)指標權重的確定。按照農業科技創新服務平臺的績效評估指標體系建立層級結構,在YAAHP軟件里按照要求繪制AHP層級結構圖,并按照上面給出的判斷矩陣設置指標兩兩比較的重要程度,經計算可求得最大特征根λmax及其對應的特征向量值。2)一致性檢驗。當判斷矩陣存在aij=aik/ajk(i,j,k=1,2,…,n)的關系或矩陣的階數n=1或2,稱判斷矩陣具有完全一致性,則不必檢驗。但由于實踐中的復雜性,往往不可能實現完全一致性,所以對三階以上矩陣需進行一致性檢驗。其方法是計算隨機一致性比率CR。當CR≤0.10時,就可以認為判斷矩陣具有滿意的一致性。否則要對判斷矩陣進行調整,使之具有滿意的一致性。檢驗成對比較矩陣A一致性的步驟如下:CR值皆小于0.10,因此我們認為一級指標,二級指標具有滿意的一致性,最后得到各個指標的權重,并計算合成權重,見表8。
3總結
科技創新目前已成為經濟、社會、文化和區域競爭的重要一環。科技創新平臺建設無疑是當前政府發揮公共科技職能,推動科技進步,提高科技自發展與創新的重要內容和手段。隨著社會分工細化,市場需求的內容與形式日趨多元,需求與供給的互動關系也更加復雜。從供給角度觀察,市場競爭客觀上迫使企業縮短研發周期,提高創新效率,從而增強供給的質量和數量。離散的單個企業的信息、技術、資金等資源有限,投資和研發等活動的不確定性增加市場風險,因此在一定程度影響其創新意愿與效率。提高企業科技創新效率,客觀上需要行業、企業以及相關研發機構適度聚集。資源聚合的數量和密度能夠促進互補性并形成正向協同效應,從而在規模經濟和效率經濟基礎上實現創新。如何實現研發主體、資金和技術等資源的聚集,成為一個需要研究探討的重要問題。國內外的諸多實踐表明,公共服務平臺是實現資源聚集的有效組織形式。通過組織、整合、優化和集成資源與服務,公共平臺能夠為類型相近用戶的公共需求提供集約化解決方案,從而加強信息共享、減少重復投入、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具有便捷性、開放性、集成性、公益性和服務性等優點。我國各級政府一直重視平臺建設,各地也先后出臺相關扶植政策。平臺建設對改善中小企業發展環境,促進社會資源優化配置和專業化分工協作,推動共性技術轉移與應用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歷經多年發展,全國大多數園區、基地已進入創新驅動階段。粗放型資源依賴和集群效應必然向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創新網絡驅動轉變,建設以創新為導向的服務體系成為發展的核心和關鍵。因此,原有各類公共服務平臺亟需整合、優化,同時需要適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需求,并深入探索和研究科技創新平臺的運營與服務。科技創新平臺是公共服務平臺的一種應用類型,具有更加鮮明的功能傾向與建設目標,是一種能夠有效聚合相關科技資源、提供配套創新服務,提高創新效率的組織形式。與公共服務平臺類似,運營主體的異質性與平臺運營模式存在較大績效差異。市場發展階段、產業形態與行業類別都將影響平臺運營模式效率,而建設主體、功能定位及區域分布差異,也是影響平臺運營績效的重要因素。現有文獻較多關注區域、行業平臺的建構途徑與內容建設,對運營模式研究較少。隨著服務平臺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的積累,對現有科技創新平臺運營模式進行梳理、歸類和比較的時機成熟。尤其對于異質性運營主體的運營模式績效、特征及適應范圍等問題,進行客觀的比較和分析,一定程度可為科技創新平臺的運營及科技園區的升級轉型的提供參考。
2研究現狀
國內公共服務平臺的研究已較豐富。這些研究可大致分為綜述評論性研究、方法路徑研究及行業應用研究三個大類。在公共服務平臺的綜述評論性研究領域,桂萍(2008)評述了國內外不同學派的科技公共服務平臺研究方法;在平臺的方法路徑研究領域,鄭旭(2012)[2]對軟件服務外包產業公共服務平臺建設提出構思,認為高端人才引進、公共技術、配套生活娛樂設施和法律服務是重要入口;而行業應用研究涉及較多行業,肖君(2013)從政府指導、運行機制、資源整合等方面對終身學習公共服務平臺建設提出建議];陳家寬(2012)對上海研發平臺的戰略轉型提出若干思路。科技創新平臺的研究是基于公共服務平臺研究的細化和深入,呈現了鮮明的科技創新平臺發展路徑與特色。李嘯(2008)考察和總結浙江科技創新平臺建設的問題和經驗,建議科技平臺建設應面向社會并擴大平臺開放度;薛捷(2008)對比分析廣東省10個典型專業鎮科技創新平臺的建設案例,歸納了三種科技創新平臺建設模式,使科技平臺建設研究具有了較規范的模式經驗。相對于這類選擇從實踐到理論、從微觀到宏觀的研究,許強(2010)、孫慶選擇不同視角界定公共科技創新平臺的組織性質,并具體闡述平臺中企業、科研機構、高校和政府角色定位。在此基礎上,具體分析平臺創新過程中部門間相互影響、平臺內技術流動和溢出及其與創新關系,從而提出如何進一步提升平臺效率的相關建議。孫慶(2012)進一步考察國內外平臺建設,認為科技創新平臺的空間布局模式主要有三種基本類型:均衡布局模式、點極布局模式、點軸布局模式。在深入剖析每種模式內涵及特點的基礎上,給出模式選擇的基本思路。綜上,當前對科技創新平臺建設與布局模式的微觀研究已相對深入,但歸類與比較運營模式的分析較少。隨著平臺應用的擴大與升級,有必要從建設主體或運營主體視角對現有運營模式進行總結。既能總結現有建設內容和經驗,也為科技平臺轉型升級提供參考。基于此,本文選擇科技創新平臺的運營主體為契入點,對異質性運營主體與科技創新平臺運營模式的相關性質、特點和績效進行比較分析。試圖通過界定不同運營主體性質,從而對其運營模式績效、優缺點及適應范圍進行探索,為區域產業規劃、園區建設和創新激勵提供參考。
3研究方法
若以科技平臺的運營主體性質為基點,科技創新平臺可大致歸為四種運營模式:政府主導型、企業主導型、第三部門主導型和混合型。所謂主導,其實際意義在于運營主體具有平臺經營過程中的支配權、話語權和決策權,并存在合理與長效的激勵機制。運營主體地位的確立,大都與投資比例、平臺規劃、運營目標和功能定位密切相關。一般地,市場發展的階段性特征與發展速度的加速,使單一運營模式的科技創新平臺具有顯著劣勢。因此,目前平臺運營大都選擇多主體共存形態。部分將目標定位于短期的功能性平臺,實現建設目標后大都選擇快速轉型。當然,將異質性主體歸為四類并對應其創新平臺運營模式,僅是較為寬泛的分類,實踐中均可根據建設目標、平臺功能及資金投入方式等細分。基于平臺提供服務的方式與性質,科技創新平臺應歸屬于公共服務平臺范疇;但科技創新平臺具有更鮮明的功能定位與運營目標。因此,不同運營背景下運營主體的異質性必然導致平臺運營績效差異。本文不以統計數據和定量方法探究主體異質性與運營績效差異的因果關系與機制邏輯,而是基于科技創新平臺運營主體的性質,對平臺基本運營模式進行分類,并按異質性主體對應的運營模式類別與運營績效進行比較分析;同時,結合實踐中具有代表性的科技創新平臺案例,形成宏觀視角下的平臺績效綜合比較,力圖梳理異質性運營主體與其運營績效的相關關系,從而獲得對科技創新平臺運營模式的選擇參考。
4異質性運營主體與平臺運營模式績效分析
綜觀國內外科技創新平臺運營案例,運營主體大致歸為政府(包含隸屬或控股下屬機構)、科研機構(科研院所、高校等)、第三方機構(行業協會,非盈利組織等)三類。主體的異質性與科技創新平臺的運營績效差異,既包含資本性質、主體性質等內在原因,也與運營主體特征、功能定位、目標選擇等相關。因此,比較分析平臺運營模式績效差異,必須綜合考慮以上因素。
4.1政府主體與政府主導型模式
政府是各地科技創新平臺建設運營過程中最重要最普遍的主體,通常具體化為某行政機構、事業單位或全資國企。基于平臺運營主體的政府層級差異,平臺可分為中央級平臺和地方級平臺。中央級平臺具有宏觀和全局視角,強調行業的統領性與覆蓋性;地方級平臺則多為提升科技創新效率、打造強勢品牌、構筑區域輻射力和服務區域經濟。市場經濟中的政府,最初其功能定位是“守夜人”。在我國當前經濟發展階段,它具有經濟博弈中有效聚合行政與商業資源的先天優勢。平臺運營主體的身份使其能在穩定的資金投入、極低的行政風險和堅實的規劃意圖背景下,具有高效推動科技平臺運營的能力。以政府為與運營主體的科技創新平臺,其前期規劃、設計、投資與建設,后期運營、管理與維護等工作,基本不存在過多的行政障礙與資金壓力。這類平臺特征鮮明:如行政體系特色的信息傳遞機制;管理者大多具有行政、事業編制;運營資金來源于財政預算;平臺較強的戰略性、公益性和社會性等。一般地,科技創新的數量、質量及效率等指標在政府主導型平臺運營初期并不能呈現出顯著優勢,但其運營效率卻遠高于企業主體的運營;政府主導型模式能引導行業協會、高校、科研院所等多方機構參與建設,能夠推進多極主體環境下的科技創新效率。產業共性特點使技術資源具有準公共物品性質,企業間存在“免費乘車者”動機與空間。政府具有市場監督與公證的職能,因而政府主導型模式能較大程度避免或減少共性技術研發的市場和經濟風險。然而,以政府為運營主體的平臺模式在科技創新領域具有一定局限性:首先,決策機制的滯后性影響前沿技術研發效率。政府行政層級的信息傳遞與反饋規范嚴謹,在不確定性環境中仍可穩定運作,這一特性在信息交換頻繁的背景下則導致決策滯后。科技創新追求時效性和前沿性,因此滯后性是政府主導型平臺的一個重要缺陷;其次,政府主導模式平臺市場導向略低,一定程度影響企業積極性。經濟激勵是企業對科技平臺投入的動力。政府主導模式的公益導向與經濟導向某些方面存在一定矛盾,因此必然影響企業參與積極性。此外,政府主導型平臺要素敏感性低、平臺運營目標多樣化等因素,也是科技創新、市場導向與政府主體性質存在一定沖突的重要原因,客觀上影響科技創新效率。綜上,以政府為運營主體的科技平臺,其運營模式有其適應環境、有利條件和不利方面,這種運營模式適于解決具有戰略性、全局性的共性技術問題,如產業科技信息服務、政府高控行業研發和前沿技術咨詢服務。目前各地高新科技園區大都采取這種運營模式。通常認為,政府主導在平臺建設與運營初期具有顯著優越性,但后期應逐步市場化、產品化并轉向企業主體運作;政府應逐漸轉向宏觀調控、戰略引導角色。在當前區域經濟競爭激烈的背景下,政府主導型運營模式成為促進區域經濟發展、打造特色產業的首要選擇。
4.2企業主體與企業主導型
科技創新具有層次、廣度、結構與階段性特征,因此,科技創新主體的規劃和運營對于創新效率具有重要影響。運營主體的異質性與資源聚合能力關系密切。政府主體具有聚合和調度資源進行戰略性高端技術創新優勢,而企業則在區域、行業等微觀領域創新更具靈活性。企業是市場資源的基本組織方式,其行為模式、運作方式與管理方俱根源于市場,是市場環境最靈活的組織方式。以企業為運營主體的科技創新平臺,其運營模式必然具有顯著的企業自主運營、自主決策特征。基于產權性質視角,企業主導型模式通常可分為純粹企業運營模式和國企運營模式。嚴格意義上,國企運營模式應歸為政府主導型范疇,它是政府主導與企業主導的一種折衷。企業運營主體的主導型模式特征為:首先,創新項目規模小、周期短。企業主導型平臺大都是股份制,投資的逐利性強,因此平臺建設周期短、規模小,主要提供有償服務;其次,功能與服務市場化程度高。逐利是企業的天然屬性,因此平臺功能大都以市場需求為起點,盈利效率直接影響平臺發展,市場傾向明顯;第三,企業主導型平臺運營風險較高。以科技創新為目標的資金投入、研發方向及技術改進是高風險行為,而平臺的市場化運營過程必然經受市場競爭和挑戰。相比具有行政機構性質的政府主導型平臺,企業主導型平臺政府資源較弱,必須測算研發的籌劃、設計、建設、運營、管理和維護成本,因而運營風險相對較高。擁有市場基因的企業主導型科技創新平臺,具有顯著的市場化優勢:首先,平臺運營機制靈活。由于商業資本的逐利屬性,企業主體具有運營的靈活性與管理的市場性,這也正是政府主導型平臺的缺陷所在;其次,極強的市場敏感性。企業熟悉市場、貼近市場且適應市場,企業主導型平臺因而具備敏感性、連續性和穩定性。事實上,某些技術和產品更新極快的行業,客觀因素決定某些行業技術研發平臺必須以企業為主導,才可能實現持續運營和創新,才能發揮科技平臺的作用。第三,平臺具有良好的包容性和延展性。不同的市場發展階段和環境下,平臺運營方式將因股權結構、資本結構、管理架構及運營方式變化而改變。以企業為主體的企業主導型創新平臺卻具有良好的包容性和延展性,能夠根據市場變化低成本高效率完成調整,相比政府主導型平臺更加靈活。與其優點相對的是企業主導型平臺的劣勢,主要體現在:第一,社會資源整合能力較弱。企業主導型平臺長于市場資源整合,但社會資源利用途徑、方式與規模相對有限,聚合社會資源與市場資源的能力低于政府。自然地,企業主導型平臺的社會資源途徑與效率有限;第二,平臺運營和發展的時間約束較強。企業主導型平臺資源具有市場價格的顯性成本約束以及研發項目競爭的機會成本約束,同時受市場風險約束和控制。一般地,企業主導型平臺力求投資能夠契合市場成長背景并快速投入與回報。因此,企業主導型模式不適合長周期行業和高風險項目。第三,企業主導平臺的創新成果相對封閉。創意、工藝和技術等具有低成本復制和擴散特征,這是政府和企業熱衷科技創新平臺建設的動力之一。企業性質決定平臺的創新具有市場定價機制,技術創新必然成為具有排他性質的私人產品,一定程度與科技創新平臺建設初衷相背。總之,選擇企業作為平臺運營主體的企業主導型平臺,其運營模式契合處于市場化、規模化、集約化階段的行業。如果行業已有市場影響力和號召力的龍頭企業,企業主導型平臺的創新效率將更高。實際中平臺大都由龍頭企業籌備建設和運營,適于解決專業性和關鍵性的產業技術瓶頸,并實現科技成果轉化。但在核心技術推廣等方面略有不足。
4.3第三方主體與第三方主導型
經濟領域對第三方界定的基礎,是代表需求的“買方”與供給“賣方”。第三方出現與普及,促進交易增加和專業深化,已在各項事務中扮演重要角色。基于科技創新平臺的運營主體視角,第三方通常指政府、企業之外的行業協會、管理公司及專注某類市場服務的組織,通常具有中立性、客觀性和專業性。市場演化進一步推進分工專業化,而專業化所伴隨的優越性又促進第三方主體形式多樣化、專業化與權威性。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及各種行業協會即為其中代表。第三方性質主體運營的科技創新平臺,其運營模式特征與政府主導型和企業主導型存在較大差異:首先,平臺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平臺運營主體即第三方機構,僅擁有平臺的經營管理權而非所有權,因此,第三方并無逐利驅動,其運營管理相對專業客觀;其次,主體經營管理權的獲得與轉讓以及權力邊界等內容,大都建立于契約框架。這種合作方式的實質是通過社會分工形式發揮各主體比較優勢,使專業資源得到更加科學合理的市場配置。尤其在當前“服務型政府”理念下,政府與企業分別專注于其社會職能與市場職能,將平臺的運營管理讓渡于第三方機構,將成為社會分工深化的必然。第三,創新平臺運營績效相對穩定。第三方主導型平臺運營管理的主體權利義務,基本在合體設立時約定,因此,平臺運營的績效大都具有一個波動區間。其本質是一種風險讓渡,也是創新平臺功能、績效和目標的分解與貼現,一定程度降低平臺投資方的投資風險、運營風險及市場風險;另一方面,第三方通常具有更加專業、客觀和中立的管理技能,因而運營效率高于政府或企業。第三方主導型運營模式源于市場對專業化分工需求的深化與廣化。通常,不同領域和性質的第三方主體,其專業偏好、管理理念及運營方式存在差別,但運營模式中具有共性優點:其一,較高運營績效。績效評價是綜合成本、收益、性能和風險等眾多指標的綜合體系。以具有較強專業屬性的行業協會為例,其特定行業的技術專業性和市場型理解程度普遍高于政府與企業,科技創新的方向性與投入的有效性也必然更高,因而從行業科技的創新視角,第三方運營模式具有較高平臺運營績效。其次,平臺的技術專業性強、兼容性和擴展性更強。政府主導型平臺運公益性及宏觀傾向較強,到運營成本較高;企業主導型平臺雖有市場優勢,但短期性與功利性一定程度限制其核心技術的重大創新。相對而言,第三方主導型平臺兼具二者優點,能夠在平衡風險、成本和效率的框架中較好實現科技創新目標;第三,較強獨立性與合作性。第三方主導型運營模式具有其客觀基礎,即社會制度的契約框架、技術分工的結構框架及市場主體的供需框架。在這樣一種立體框架下,第三方主導型運營模式對各類資源進行有機組合。市場主體立體框架下相對獨立又保持有機合作,是一種符合現代市場、企業及政府職能定位與發展方向的組織安排。客觀上,社會保障、醫療保險及諸多附于政府之上的社會職能,未來也將朝第三方運營發展,這是市場化發展的必然方向。選擇第三方主體的運營模式,其缺陷在于:首先,專業化程度并無客觀尺度。在目前我國市場發展階段,第三方的專業性、獨立性和競爭性,與發達市場相比仍不成熟。尤其法律法規等配套設施,在規范契約或協議框架中解決相關問題的能力較弱。客觀上導致對第三方專業化程度的理解具有較大彈性,一定程度影響技術平臺創新績效的評價標準;其次,第三方主導型模式的行業適應范圍較窄。技術創新平臺對于運營主體具有一定選擇性,而對于第三方運營則具有更高要求。以技術研發為例,對創新方式、程度與價值的判斷,需要極強專業型和私密性,并非所有行為都能以契約方式界定其價值、性能和程度。科技創新平臺選擇第三方主導型模式雖有局限,但綜合來看,在園區發展的特定階段卻具有較強優越性。通常認為,科技平臺發展穩定并進入成熟期后,選擇第三方主體運營管理平臺,一方面能夠優化配置所有者資源,另一方面也能提供更技術、更專業、更全面的技術服務,是具有較高效率的市場規則和制度安排。
4.4多主體與混合型
如前所述,基于異質性主體分類的平臺運營模式,分為政府主導型、企業主導型及第三方主導型三種。混合型是綜合三種運營模式的一種多主體運營組合。混合型平臺的范圍和內容較寬泛,在不同標準下細分的程度、比例及性質較難把握。因此,一般認為混合型運營模式是多種運營模式的綜合體。實際上,混合型平臺運營模式作為一種內容與形式都較復雜的綜合體,異質性主體在運營過程中必然存在較大差別。“多元化”是混合型運營模式的核心,貫穿著運營主體、決策方式、運營目標及運營績效等各方面。首先,運營主體多元化。混合型模式一般包含政府、協會、企業等異質性投資者,運營主體多元化,如政府-企業主導、政府-協會主導及協會-企業主導等。多元化主體在實踐中必然表現為某類主體具有更強主動性,因此,其與政府主導型、企業主導型以及第三方主導型運營模式并無本質區別;其二,多元化主體具有多元化功能目標和發展目標傾向。平臺的主要目標是技術創新,但多元化主體客觀具有多樣化功能與目標,也具有更細致的分工設置。通常,異質性主體對應相應模塊的運營管理,并在技術創新的不同發展階段、不同市場環境及不同目標之間切換,能夠更平衡高效的實現既定目標。目前,國內外科技創新平臺大都選擇混合型運營模式。科技創新平臺的建設、運營和管理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根據不同發展階段進行合理分工尤為重要。混合型模式具有多元化投資主體和異質性運營主體,并根據其分工優勢賦予其運營功能。既發揮各主體的優勢和潛能,也逐級分散其責任與義務,是目前階段一種靈活有效的科技創新平臺運營模式。相比政府主導型、企業主導型和第三方主導型運營模式,混合型模式有其優點和缺點。其優點主要集中于:第一,較強適應性。混合型運營模式集合了若干模式優點,在不同市場環境下具有較高調整效率。因此,既包含了企業主體內在的市場敏感性,也具有政府的中長期的宏觀思維,同時吸收了第三方的技術專業化特點,表現出較強的行業適應性;第二,時期節點敏感。政府、企業和第三方為主體的運營模式,對于科技創新平臺具有階段適應性。針對平臺發展的不同階段選擇運營主體,其安排本身就構成混合型運營模式。混合型模式根據運營的階段節點能夠靈活調整,對節點較為敏感。以政產學研多主體創新平臺的混合模式為例,平臺運營前期政府主導推進建設與運營啟動,并引進科技企業推動創新研發,而平臺運營平穩之后,將更側重于教育、研發與市場功能,政府主導的地位弱化。這種時期節點的敏感,本質是科技創新平臺對創新技術與市場需求的平衡。混合型運營模式的缺點體現在若干方面,其一,靈活性的“度”無從把握。因為異質性主體各有特點,混合型運營模式具有較強靈活性,但行業不同、市場不同、合作架構不同,運營主體對“度”的不同理解容易產生矛盾;其次,政府的決策強勢。混合型運營模式中主體雖然多元化,但政府在運營決策中影響力最為強大。政府決策者的發展取向、政策變更都能“非正式”地影響甚至左右科技平臺的發展方向與運營模式,最終失去混合型運營模式的多元化運營優勢。
5結論
關于科技創新模式
環保產業是伴隨著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和污染問題日益突出而誕生的新興產業,也是伴隨著環境治理新技術的產生而不斷發展壯大的一個技術密集型產業。先進技術是環保產業發展的基石,掌握先進環保技術是環保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先決條件。受到環保形勢復雜性的影響,我國近年來環境保護力度不斷加大,污染排放管控范圍已經從傳統污染物擴展到各相關污染物,且排放限值不斷收緊,環保產業對新技術的需求速度不斷加快。除了部分企業完全依靠自有技術支撐業務發展外,大多數環保企業無法在短期內迅速完成具備產業化能力的技術開發,所以更多的企業則通過不同形式的環保技術引進幫助自己撬開并進入對應的產業領域。因此,“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便成為一種最便捷的技術創新模式。
進入環保產業的國有企業通常在某行業擁有雄厚的技術優勢,所以其組建的環保企業在謀劃通過技術引進方式實現在本行業內的環保業務開展時,其技術引進具有較強的針對性和對本行業污染治理的適應性,這也成為國有環保企業在組建初期能夠實現業務快速發展的關鍵因素。但由于缺乏配套機制,國有環保企業在完成引進后,普遍容易出現對技術消化吸收和再創新環節的忽視,從而逐漸喪失自己的技術領先優勢。當污染排放標準提高時,國有環保企業就不得不產生新的技術引進需求。
由于具有較深的行業背景,使國有環保企業在關注專業技術時,過于強調圍繞行業主業發展謀劃環保技術發展規劃,忽視面向行業外開展科技創新的需求的關注。這時候,環保企業對本行業較強的針對性優勢,便成為制約其瞄準更廣闊環保市場開展技術創新的負面因素。所以,當新的環保產業誕生或產業方向重點發生轉移時,國有環保企業在技術方面便會處于明顯的被動地位。
不同的企業有各自適合的技術創新模式,但時刻保持失去技術領先優勢的危機感,并適度拓寬技術創新方向,通過超前謀劃,建立自有的技術儲備體系,對國有環保企業在復雜多變的環保產業市場中始終保持較強的競爭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由于缺乏配套機制,國有環保企業在完成引進后,普遍容易出現對技術消化吸收和再創新環節的忽視,從而逐漸喪失自己的技術領先優勢。當污染排放標準提高時,國有環保企業就不得不產生新的技術引進需求。
關于科技創新人才
人才優勢是國有企業在多年發展過程中積累形成的傳統優勢。近年來,國有企業對優秀高校應屆畢業生一直保持著較強的吸引力,所以,國有環保企業在市場中的人才優勢地位呈現不斷增強的態勢,并通過培養逐步在企業內部基本建起較為完善的人才梯隊,為國有環保企業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資源保障。由于國有企業通常具有完善的人才培養體系,依托人才梯隊建設和老中青結合的培養模式,越來越多的年輕優秀人才在國有環保企業里練就扎實的專業技術基本功,為個人的未來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但是由于在技術創新方面的工作沒有得到有效開展,許多優秀人才進入國有環保企業以后,逐漸失去技術創新思維能力和對科技創新的熱情,當這種現象普遍化以后,將導致企業失去最寶貴的科技創新源泉和最珍貴的核心競爭力,最終使企業的人才優勢大打折扣。
在國有環保企業實現人才積累的同時,企業內部的專業技術人才積壓現象也越來越嚴重,而目前國有企業在專業技術人才晉升通道設計方面,尚無可以廣泛復制的管理方法。與此同時,由于國有環保企業在科技創新方面工作開展不足,導致很多專業技術人員將自己所從事的工作定義為毫無創新的重復性技術工作,企業對內部優秀人才的吸引力逐漸降低,大量具有創新思維的優秀中青年科技人才存在嚴重的流失隱患。
所以,通過強化科技創新工作,對保持專業技術人才的創新思維能力,穩定和擴大人才隊伍優勢,實現國有環保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國有環保企業實現人才積累的同時,企業內部的專業技術人才積壓現象也越來越嚴重,而目前國有企業在專業技術人才晉升通道設計方面,尚無可以廣泛復制的管理方法。
關于科技創新平臺
科技創新平臺是企業有效開展科技創新工作,吸引和凝聚科技創新人才的重要載體。環保企業在工程應用方面的優勢,是企業開展應用型研究的最大技術優勢。雖然通過對工程項目的應用開展研究,能夠使企業掌握第一手技術資料,但建設與企業發展相匹配的研究基礎平臺,并依托平臺建設組建一支專業技術研發隊伍,對提高環保企業技術創新水平,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過科技創新平臺建設,還可以在企業內部形成相對穩定的技術創新人才隊伍,保持科技創新工作的連續性。努力建成與企業,尤其是大中型國有環保企業,發展相匹配的高層次科技創新平臺應該成為國有環保企業建成創新型企業的基礎條件。
科技創新平臺建設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但與生產性投資不同,科技創新平臺的建設資金投入后,不會在短期內形成直觀效益,所以企業科技創新平臺建設方面的內在動力在客觀上嚴重不足。雖然《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明確支持鼓勵企業成為技術創新主體,但目前依托國有環保企業建立的“重點實驗室”、“工程技術中心”等高層次科技創新平臺并不多。如果考慮到國有企業應率先承擔起執行國家科技創新戰略規劃的社會責任,則國有環保企業在科技創新平臺建設方面的表現要遠低于對其預期水平。
企業科技創新平臺建設,是國家科技創新戰略的重要支撐。國家《關于強化企業技術創新主體地位全面提升企業創新能力的意見》別指出,“產業化目標明確的重大科技項目由有條件的企業牽頭組織實施”。近年來,“國家重點研發計劃試點專項”等重點科技項目申報中對部分項目已經明確要求必須由“企業牽頭申報”。由于企業通常更關注于生產經營,所以要保證國家重點科技項目得到可靠執行,主要由依托企業科技創新平臺建立的穩定科技創新團隊負責項目落實,就成為項目執行的重要途徑。可以預見,擁有科技創新平臺的國有環保企業將在國家環保領域重大科技計劃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并通過承擔重大戰略性科技項目,不斷增強自己在同行業中的領先地位。
科技創新平臺建設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但與生產性投資不同,科技創新平臺的建設資金投入后,不會在短期內形成直觀效益,所以企業科技創新平臺建設方面的內在動力在客觀上嚴重不足。
關于產學研合作
產學研合作不僅是我國科技創新體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國有環保企業提高科技創新能力的現實需求。高校和科研院所在我國科技創新方面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資源,與其開展產學研合作,是國有環保企業在科技創新方面實現突破性發展的一條捷徑。長期以來,由于企業的科技創新主體地位缺失,有關高校和科研院所承擔了很多本應由企業執行的產業化技術攻關工作,并形成了一大批科技成果,部分成果已經得到應用并取得良好經濟和社會效益,很多成果可以通過與企業對接,直接實現轉化應用。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基礎研究方面的優勢,使其可以和企業在科技研發方面形成良好的互補,大幅度提高企業技術創新工作效率,縮短企業技術開發周期,為企業經營發展贏得寶貴時間。企業能夠通過合作實現對高校先進儀器和研究平臺資源的共享,避免企業在科技創新平臺建設方面的不必要投入,從根本上降低企業科技創新成本。從高校和科研院所角度,良好的產學研合作有助于提高其科研成果的產業化水平,并提高應用型人才的培養質量,并通過合作提高我國整體科技創新水平。
綜觀國內,在科技創新工作方面取得突出成績的環保企業背后,都會發現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身影。正是得益于良好的產學研合作,我國在部分環保技術領域已經擺脫了對國外技術的依賴,實現了從對國際先進技術的跟隨到在國際上技術領先的突破性發展。國有環保企業與我國的高校和科研院所開展深入的產學研合作,不但有利于企業科技創新能力的不斷提升,更是落實國家創新戰略的重要環節。
產學研合作實際上是一種分工式協作,在合作過程中,各方發揮自身優勢,通過密切配合,形成1+1>2的效果。但在實際中,將企業與高校的合作執行為簡單的甲乙方合同式合作模式的情況很普遍。作為合同甲方和實際的出資方,為便于考核和費用結算,企業在合作中更愿意將技術研發工作整體打包委托高校執行,高校被迫按照約定完成“基礎研究―中試研究―工程設計―示范應用研究―技術規范編制―培訓―移交”全部環節的科技創新內容,使得這種名義上的“產學研合作”變成實際的“技術引進”。這種合作模式不僅沒有充分發揮企業在工程應用環節的技術優勢,還導致高校過多地承擔了與其自身能力不相匹配的工作,在本不擅長的工程實施環節投入過多精力和人力,甚至由于工程實施的復雜性,高校或科研院所長期受困于技術開發的工程執行環節。
此外,對原創性知識產權不尊重也是產學研合作過程中的突出問題。企業在技術開發合作時,通常會選擇具有一定研究基礎,且其研究成果在業內得到認可的高校作為合作方。但是,出于保護自身商業利益的目的,在校企合作過程中,企業通常會以合同條款方式,要求對方承認出資方擁有全部知識產權,甚至在合同中對合作高校在本研究成果基礎上開展升級性技術研究工作進行不符合實際的限制。這種現象,在客觀上已經形成對原創性知識產權的不尊重,并嚴重打擊高校和科研院所對技術提升研究的積極性,若這種現象呈現普遍化,有可能導致國家倡導的產學研合作創新模式無法得到真正落實。
為便于考核和費用結算,企業在合作中更愿意將技術研發工作整體打包委托高校執行,高校被迫按照約定完成全部環節的科技創新內容,使得這種名義上的“產學研合作”變成實際的“技術引進”。
關于科技項目管理
通過科技項目執行完成新技術開發工作,實現技術領先是企業科技創新的最終落腳點。所以,促進科技項目落實便成為國有環保企業開展科技創新的最基本工作。國有企業會根據國家相關管理辦法制定自己的科技項目管理制度,下屬企業通常會以母公司文件為基礎,結合自身特點逐級細化。所以在科技創新和科技項目管理制度建設方面,國有環保企業通常都有相對完善的制度體系。制度體系建成以后,對科技項目管理的落實就成為不同企業在科技創新方面拉開差距的關鍵。由于國有環保企業深刻的傳統產業痕跡,按照生產經營管理模式對科技項目管理是這類企業較為突出的問題。科技項目在執行過程中,不得不嚴格套用生產或工程類的計劃程序、審批程序、資金管理程序,甚至套用工程物資采購程序,而忽視了科技創新項目的自身特點,很容易導致科技項目被“管死”的情況發生。針對這種情況,國有環保企業在科技項目管理過程中,可以在嚴格遵守相關法規的基礎上,對科技項目和科技創新工作提供較為寬松的執行空間,并通過多個科技項目的執行和探索,逐步建立符合企業特點、具有高度可操作性的科技項目管理辦法。
受到嚴格的審批管理程序影響,在國有環保企業內,沒有獲準立項的科研項目很難開展執行,只能等待下一個年度科技項目立項申報工作啟動。再考慮到較長的審批過程,這種立項審批模式可能導致科技項目從開始構思到實質性執行,具有長達1年半左右的時間延遲,極大地削弱了國有環保企業與同行在技術方面的競爭能力,并導致國有環保企業在很多污染控制新技術方面被動地處于“追趕”地位。
提高科研項目的成功率,對降低企業技術開發成本具有重要意義。但過于強調科技研發項目的成功率,可能會導致國有環保企業沒有魄力開展完全創新性的環保技術開發。其結果往往是企業要等待某項技術已經取得應用并被證實可行的情況下,才開始組織開展相關技術研究工作,在客觀上默認了自己在同行中的技術“追趕”地位。所以從立項環節開始,在國有環保企業內,賦予科技項目管理更大的靈活性和包容空間,是企業科技創新工作取得成績并實現技術突破的重要先決條件。
由于國有環保企業深刻的傳統產業痕跡,科技項目在執行過程中,不得不嚴格套用生產或工程類的計劃程序、審批程序、資金管理程序,甚至套用工程物資采購程序,而忽視了科技創新項目的自身特點,很容易導致科技項目被“管死”的情況發生。
關于科技成果應用
近年來,隨著國家環境保護工作力度加大,環保領域新技術被不斷推出。率先實現工程應用,就成為新技術奪取業內同行認可的重要條件,而根據工程應用情況開展技術優化,也成為新技術自我完善、促進大范圍推廣應用的有效手段。由于具有一定的行業或區域背景,國有環保企業更容易在新技術應用方面促成首個應用項目的落地,進而取得其在該技術領域的領先地位。但在現實中,真正能夠將這一優勢充分發揮出來的國有環保企業并不多。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其他企業在新技術推廣方面一直保持著高度熱情,雖然這些企業的最終目標是通過新技術的推廣應用獲得更大的經濟效益,但這種努力在客觀上成就了其技術引領地位。所以,發揮行業或區域優勢,通過積極推進新技術的示范應用工作,并通過示范應用對新技術進行完善,進而開展大規模產業化推廣,是國有環保企業實現在業內建立技術引領地位的重要措施。
積極做好新技術示范應用和科技成果大規模產業化的前提是國有環保企業擁有先進的科技成果。通過自主研發、產學研合作、技術引進等途徑建立先進環保技術庫的國有環保企業,一定會在同行中確立自己的技術領先地位。對于技術庫中受客觀條件限制,暫時不具備大規模產業化應用條件的科技成果,可以在產業化時機成熟時率先在同行中推出應用,也可以通過積極促進配套條件的完善,使新技術應用時間提前,真正發揮國有環保企業在我國環境保護領域的產業引領作用。
關鍵詞:高校科技創新;政策選擇;兩型社會;湖南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2)18004103
2007年,湖南的長株潭城市群獲準成為全國“兩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2011年,湖南省第十次黨代會提出“在全國率先走出一條‘兩型社會’建設的路子”。毫無疑問,科技創新是“兩型社會”順利推進的動力之源。湖南省省長徐守盛明確指出,“湖南推進‘兩型社會’建設,需要充分發揮科技創新的支撐引領作用,進一步深化科技體制機制改革,促進科技與經濟、民生、教育有機結合,為科學發展、富民強省提供強大動力”。
高校是科技第一生產力和人才第一資源的集聚地,是科學研究和技術創新的重要基地,是解決經濟社會發展重大科技問題、實現技術轉移和成果轉化的生力軍,在實施區域創新驅動戰略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與作用。湖南的高校數量眾多(目前有普通高校106所),擁有豐富的科技人才和創新平臺資源,蘊藏著巨大的科技創新潛力,是湖南科技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湖南“兩型社會”建設中,如何通過政府政策引導和宏觀推動,促進高校科技創新,發揮高校科技創新對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支撐與服務作用,已成為一項意義重大的研究課題。
1 湖南“兩型社會”建設中高校科技創新的基礎與機遇
湖南高校的綜合實力較強,高校科技創新具有較好的基礎條件,又面臨著“兩型社會”建設帶來的重大機遇,這就為推進湖南高校科技創新提供了必要的內在支撐和巨大的外部動力。
1.1 湖南“兩型社會”建設中高校科技創新的基礎條件
湖南高校科技創新具有一定的人才優勢。湖南高校科技人力資源總量不斷增加,涌現了一批享有國際聲譽的學科帶頭人、學術領軍人物,造就了一批高層次科技創新團隊。在中部六省中,湖南的高校科技人力資源實力僅次于湖北(詳見表1)。截止2011年底,湖南高校共有33個科技創新團隊入選教育部“長江學者和創新團隊發展計劃”創新團隊,421人入選教育部“新(跨)世紀優秀人才”,其中2011年的入選人數(55人)居全國第7位。湖南高校科技創新人才的研究領域主要分布在先進裝備、新材料、節能環保等方面,與湖南“兩型社會”建設重點規劃產業高度相關。
數據來源:《2010年高等學校科技統計資料匯編》。
湖南高校科技創新擁有較好的平臺基礎。湖南高校擁有一批國家或省級重點學科、重點實驗室、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等創新平臺,為科技創新提供了良好的基礎條件。“十一五”期間,湖南高校共建有13個一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36個二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150個省重點學科,在先進裝備、新材料、生物等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形成了密集分布的重點學科群。截止2011年底,湖南高校共建有17個國家級重點實驗室和5個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3個國家重點實驗室培育基地、28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18個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63個湖南省重點實驗室。這批科技創新平臺夯實了湖南自主創新體系,成為湖南“兩型社會”建設的重要技術支撐和服務平臺。
1.2 湖南“兩型社會”建設中高校科技創新面臨的機遇
湖南“兩型社會”建設中經濟社會的轉型與發展將釋放巨大的科技創新需求。“十二五”期間,湖南將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全面推進“兩型社會”建設,基本形成現代產業體系、科技創新體系,科技創新綜合實力進入全國先進行列。湖南“兩型社會”建設中,區域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需要圍繞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培育和傳統支柱產業的改造提升,實施一批重大科技專項和若干重大科技工程,重點突破一批核心關鍵技術,為經濟轉型升級提供技術保障。
湖南“兩型社會”建設的重大科技需求為高校科技創新提供了極好的機遇。高校在自身使命驅動下主動以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為導向開展科技創新,既培養創新人才,又解決科技難題,既提供科技平臺服務,又傳承創新思想文化。湖南高校可根據自身實際,發揮各自優勢,圍繞“兩型社會”建設中發展“兩型產業”的重大科技需求,集中研發一批核心關鍵技術(詳見表2)。湖南的幾所“985”高校已抓住機遇迅速行動起來,比如中南大學和湖南大學針對節能環保的科技需求,在政府與企業的經費支持下,開展了“區域循環經濟關鍵技術與示范”專項,突破了“再生金屬原料適應性及金屬回收、減少污染物排放”等多項關鍵技術,極大地降低了重金屬廢水廢渣排放對湘江造成的重金屬污染。
新材料 先進儲能材料、先進復合材料、高性能金屬結構材料、先進硬質材料、基礎原材料、稀土及其他新興材料的相關技術 中南大學、國防科技大學、湖南大學、湘潭大學、湖南工業大學
生物 現代中藥、化學藥、生物制品、醫療器械及裝備、糧油作物與經濟作物育種、畜牧水產育種、特色生物育種等相關技術 中南大學、湖南中醫藥大學、湖南農業大學、中南林業科技大學
新能源 風電裝備、太陽能綜合利用、智能電網及其關鍵裝備、核電輔助裝備、生物質能源裝備、地熱能及其他新能源相關技術 中南大學、湖南大學、國防科技大學、南華大學、湘潭大學
信息 數字化整機和新型元器件、軟件和集成電路、數字媒體、移動電子商務、動漫游戲、新一代網絡和“三網融合”、物聯網和物流信息的相關技術 國防科技大學、中南大學、湖南大學、長沙理工大學、湖南工業大學
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