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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政策與通貨膨脹的關系范文第1篇

關鍵詞,通貨膨脹;財政政策;貨幣政策

中圖分類號,F810.2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7)01-0157-03

一､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治理通貨膨脹的效應如何,是宏觀經濟學的熱點問題之一｡弗里德曼認為,通貨膨脹只是一個貨幣現象,有研究證實價格變動與貨幣供應密切相關,片面地認為只有貨幣政策有效｡羅伯特•狄夫納,湯馬斯•斯達克與赫伯特•泰勒(1996)實證研究和估計了貨幣政策如何影響通貨膨脹和收入增長的長期關系｡但是貨幣主義通貨膨脹決定理論存在局限性(龔六堂,2002),財政支出與通貨膨脹存在聯系,財政政策治理通貨膨脹也是有效的｡

經濟學家們一般都認為,赤字財政政策是通貨膨脹特別是高通貨膨脹和惡性通貨膨脹形成的原因｡通過創造過度總需求,不斷發生的財政赤字導致了通貨膨脹,如Thomas Sargent｡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認為,央行不將赤字貨幣化的條件下,赤字仍然可能引發通貨膨脹｡米勒(1983)的實證研究發現,財政政策實行與通貨膨脹之間存在弱聯系｡

但在實際運用中,更多的結論是關于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同時對通貨膨脹的有效性,達雷特(1985)發現貨幣供給和赤字都顯著影響通貨膨脹,但財政政策中赤字與通貨膨脹的關系比貨幣供給更可靠;哈姆雷特(1981)等發現一些證據證實赤字與通貨膨脹和貨幣供給存在聯系｡Sadananda Prusty協整分析的結果表明,1960―1961年與1990―1991年期間印度各州政府的財政貨幣政策有效影響價格水平｡多年來由于缺乏資金和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的需要,印度中央政府一直實行赤字財政的政策｡由此導致居民需求加大,而供給的增長比例小于需求的增長幅度,從而導致通貨膨脹｡

印度在1991年改革之后,開始控制財政赤字,同時實行較為寬松的貨幣政策,使得通貨膨脹有了明顯好轉,1993―2000年均通貨膨脹率是7.1%,2000―2004年均通貨膨脹率為4.32%,成為一個亮點｡通過研究印度通貨膨脹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因素之間的協整關系,建立誤差修正模型(ECM),檢驗1994年到2004年印度財政貨幣政策應對通貨膨脹的有效性,同時進一步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以具體分析通貨膨脹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具體因子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為具有相同國情的中國實施恰當的財政貨幣政策有效治理通貨膨脹問題提供借鑒支持｡

二､模型分析

英國經濟學家克萊夫•格蘭杰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協整(co-integration)理論發現,把兩個或兩個以上非平穩的時間序列進行特殊組合后可能呈現出平穩性｡大多數經濟總量的時間序列是非平穩的,協整理論是處理非平穩時間序列間協整關系的有效方法｡

格蘭杰在協整概念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格蘭杰協整定理,解決協整與誤差修正模型之間的關系問題｡這個定理證明了協整概念與誤差修正模型之間存在的必然聯系,協整關系的一種必然的等價表達形式就是誤差修正模型(ECM)｡如果非平穩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那么必然可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而如果非平穩變量可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那么該變量之間必然存在著協整關系｡格蘭杰因果檢驗則是直接對兩個變量的因果關系做出判斷的重要方法｡

財政政策包括財政收入政策和財政支出政策,選取財政赤字(FD)分析財政政策效應｡貨幣政策通過貨幣供應量的三個層次流通中現金M0､狹義貨幣M1､廣義貨幣M2､更廣義貨幣M3為貨幣政策的代表衡量貨幣政策效應｡通貨膨脹水平使用批發物價指數(WPI)來衡量｡

三､數據與實證結果

1.樣本數據的選取

選取印度物價消費指數(WPI)､流通中現金(M0)､狹義貨幣(M1)､廣義貨幣(M2)､更廣義貨幣(M3)､財政赤字(FD)時間序列,取自然對數變換數列為LNCPI､LNGE､LNM0､LNM1､LNM2､LNM2｡采用月度時間序列,樣本期間從1994年4月至2004年3月,共132個樣本｡數據來源于印度儲備銀行:Handbook of Statistics on Indian Economy｡

2.ADF單位根檢驗

進行協整檢驗和Granger因果檢驗要求時間序列具有相同的單整階數,首先對這些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根據檢驗結果可知,LNCPI､LNM0､LNM1､LNM2､LNM3選擇含有常數項和時間趨勢項的模型中,均為I(1),而LNFD在不含有常數項和都含有常數項和時間趨勢項的模型中為I(1)｡總體而言,6個變量均含有單根,必須差分之后才能平穩｡因此,所列的6個變量在水平值上都是非平穩的｡如果繼續對這6個序列的1階差分進行單位根檢驗,可以發現這6個變量都是差分平穩的｡

3.協整檢驗､協整分析與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

通過單位根檢驗得知指數序列都是I(1)過程,可以對指數序列進行Johansen協整檢驗｡選擇4階滯后就能很好地滿足檢驗要求,同時建立了ECM模型｡

軌跡檢定(trace test)中,在R=0時,軌跡統計量123.9478､大于5%顯著水平,拒絕5%水平下虛無假設｡而后在R≤1的情況下,軌跡統計量小于5%顯著水平,所以在軌跡檢定下變量之間存在1個共整合向量｡

接下來得到標準化協整系數的協整關系估計:

LNICPI=0.32LNFD-2.31LNM0+0.54LNM1+2.73LNM2-0.9LNM3+vecm(1)

方程(1)表明,協整關系檢驗說明在5個變量間存在著長期均衡關系,這意味著它們之間存在長期的相互作用和共同趨勢｡M1､M2序列和居民消費物價指數序列有相同的變動趨勢｡LNCPI與M2成正方向變動,協整系數較大;而LNCPI和M1協整系數比較小,但M0和M3成反方向變動的協整系數較大｡

為了進一步分析各變量間的相互作用,使用誤差修正模型檢驗變量之間長期均衡關系對各自短期波動的影響｡將方程(1)代入誤差修正模型,得到方程(2)為, *表示在5%的水平下顯著,()表示標準誤,[]表示t-統計量,下同,

分析上述ECM方程我們發現,首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調整與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統計上的關系顯著((2)方程中協整誤差et的系數顯著),表明受長期均衡關系的影響較強;其次,在短期調整當中,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變量對財政赤字的作用顯著,這是財政政策短期有效的體現,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對于各個層次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影響微弱,這說明貨幣政策短期對于抑制通貨膨脹作用微弱｡

4.因果關系檢驗

我們檢驗變量之間的格蘭杰影響關系(Granger,1969)｡選擇影響關系最為顯著的滯后階數得到附表的估計結果｡

5%的水平下,*表示拒絕原假設,結果顯示財政赤字FD對CPI產生顯著作用,對CPI存在顯著格蘭杰影響;其次,各個層次的貨幣供應量對CPI沒有顯著的格蘭杰影響,也驗證了協整分析中協整關系不顯著,說明貨幣供應量不是物價的主要決定因素,這說明貨幣政策作用對于抑制通貨膨脹作用微弱｡

四､結論分析

以上對印度通貨膨脹下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進行了分析,由實證結果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印度財政赤字與物價水平長期呈正相關的關系,短期對物價水平的影響顯著,印度控制赤字財政政策對治理通貨膨脹有效,表明印度財政政策的效應較強｡印度的政策執行者認為,通貨膨脹率控制在5%左右,財政赤字對經濟發展就會有利｡印度政府從增收和節支兩個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控制財政赤字控制通貨膨脹｡第一,簡化稅制､調整稅率､擴大稅基,增加財政收人;第二,改變財政赤字彌補方式,控制印度儲備銀行的信貸發行;第三,加強國債管理,減少補貼支出,征稅籌集的資金用于政府經常性支出,債務資金則主要用于生產性投資,促進生產發展和國民收入的增加;第四,減少政府開支,合理調整支出結構,重點發展公共財政;第五,抑制貨幣供給總量的增長｡印度儲備銀行通過采取反通貨膨脹措施,降低實際貨幣供給增長速度,上調現金儲備率(GRR)實施公開市場業務銷售政府證券｡

第二,各個層次的貨幣供應量對物價水平短期影響程度較小,作用不顯著｡但長期存在均衡關系｡長期M1､M2､M3和物價水平通向變動,符合經濟學假設｡

第三,綜合以上,可以看出印度財政政策短期與長期控制物價水平的效應大于貨幣政策,貨幣政策短期調節物價水平的作用不明顯｡由于印度的通貨膨脹的原因在于長期的赤字財政,治理通貨膨脹總量調節運用的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只成為輔工具,通過貨幣供應量總量調整的作用并不明顯,貨幣供應量中介的宏觀調控能力較弱｡印度主要運用選擇性信貸控制,傳統的貨幣政策三大調控工具的作用不明顯｡

五､對我國的啟示

由于我國1998年至2004年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型的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起了巨大作用,盡管目前通貨膨脹率較低,但考慮積極財政政策帶來的大量赤字,財政政策應當轉型,淡出宏觀調控,主要用于供給結構性調整,總量調整以貨幣政策為主｡

第一,謹慎運用赤字財政,轉向中性偏緊的財政政策｡赤字財政政策的不合理容易導致財政風險,加大通貨膨脹的壓力｡財政政策必須考慮削減赤字規模,轉向對經濟結構調整,淡出總量調整,轉向公共性財政｡財政政策對經濟結構的調整作用就大于貨幣政策｡貨幣總量調控只能調節需求總量而不能調節供給總量,更不能調節需求結構和供給結構｡降低國債發行規模,逐步降低赤字率,縮減隱性債務,調整支出結構,優化財政支出結構,防止局部性通貨膨脹｡

第二,建立綜合觀測指標的貨幣政策,拓寬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實證部分的分析表明,我國現階段以貨幣供應量(M1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M2､M0為觀測目標)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具有不穩定性,無法及時敏感應對通貨膨脹,存在著缺陷,因此考慮新的中介控制目標｡貨幣政策應直接盯住通貨膨脹率､GDP增長率,同時將貨幣供應量､利率､經濟景氣指數等經濟變量作為觀測指標,加強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有效性｡

貨幣政策與通貨膨脹的關系范文第2篇

關鍵詞：通貨膨脹；信貸渠道；信貸規模；有效性

中圖分類號：F83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3-0-01

一、引言

目前，我國經濟通貨膨脹的勢頭仍舊比較明顯，而導致我國通貨膨脹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大型投資對需求的拉動、貸款和貨幣供應量的流動性過剩等因素使得價格呈現持續走高的態勢，房價和食品價格的上漲就是較為明顯的通脹表現。近年來，隨著我國物價水平的持續走高，防止經濟滯脹、抑制通貨膨脹已經成為政府經濟工作的重要內容，而且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和專家開始探討通貨膨脹與信貸規模之間的關系，并建議從信貸和貨幣的角度對通貨膨脹的經濟發展趨勢進行調控。本文選取信貸渠道這一視角去研究通貨膨脹的問題，并提出抑制通貨膨脹的相關對策，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和實踐意義。

二、通貨膨脹與信貸渠道的關系

我們知道，金融機構信貸、貨幣供應量與通貨膨脹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動態關系，完善的金融市場是確保信貸渠道通暢的重要基礎，而金融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信貸渠道的有效性，因為其會影響到信貸供給者的相關決策行為，而通貨膨脹也會對金融市場上信貸雙方的選擇與決策產生影響，引起金融市場上信貸供給與信貸需求的變化，最終影響到貨幣政策的信貸渠道和信貸效率。反過來，信貸政策的制定，又會對我國經濟的發展趨勢產生影響，因此，我們需要引起足夠的重視，制定出更多能夠有效抑制通貨膨脹、促進經濟發展的切實可行的有效對策和經濟措施。

通過研究發現，通貨膨脹的變化并不能直接導致信貸量的變化，雖然在通貨膨脹時期，金融機構的信貸渠道會遭受一定的阻礙，使得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機制的傳導效率呈現下降的態勢，但是，信貸規模的擴大也不是導致通貨膨脹的最主要原因。通過分析后可以發現，近年來國內的通貨膨脹主要是由于成本上升誘發繁榮成本推動型膨脹和經濟結構不合理導致的結構型膨脹，而金融機構的信貸和貨幣供應鏈也是影響通貨膨脹的重要因素，加上信貸規模的不斷擴張會對我國的通貨膨脹產生長期而又相對劇烈的影響，因此信貸規模的擴大以及貨幣供應量的增加會形成一定的通貨膨脹預期，而金融機構信貸短期內對通貨膨脹的影響更具實效性，影響效果會顯得相對突出和明顯。因此，政府應當采取應當從緊的信貸政策和貨幣政策。

三、應對通貨膨脹趨勢的相關措施和建議

基于貨幣供應量、金融機構信貸規模、信貸渠道等因素與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我們應當采取更有利于穩定物價、抑制通貨膨脹的相關措施和建議，提高我國經濟的發展質量。

(一)對貨幣供應量進行合理控制

對市場上的貨幣供給量進行有效控制是當前經濟形勢下抑制通貨膨脹、推動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手段。因此，政府部門要想更好地做好目前的經濟工作，就需要充分發揮自身的智慧和能力，實行相對穩健的貨幣政策，對市場的消費需求以及投資過熱等現象進行合理控制，進而促進穩定物價、抑制通貨膨脹的經濟工作目標的實現。

(二)合理引導金融機構的信貸投放工作

由于信貸對于通貨膨脹具有更明顯、更快的短期影響效果，因此要對金融機構的信貸規模和渠道進行合理控制，政府部門要引導金融機構做好對信貸投放節奏和總投放量的把控，將金融結構的信貸工作水平控制在有效范圍之內，提高促進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和均衡性。其中，信貸指導工作主要涉及到金融結構信貸投放比例的合理劃分、信貸規模的非理性增長、月度或季度之間的異常變動、信貸投放速度過猛或過快等。

(三)制定健全的通貨膨脹衡量指標，實現對通貨膨脹水平的動態監測

長期以來，我們主要是把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作為衡量通貨膨脹的主要指標，而CPI主要是由居住類價格和食品類價格構成，住房消費的權重偏低，很難準確反映房價上漲對居民購買力的影響以及居民住房支出的實際情況，因此需要對傳統的通貨膨脹的衡量指標進行優化，如對食品類價格的權重適當降低，適當提高居住類價格權重等。同時，中央銀行要實現對通貨膨脹的實時動態的監控，就需要及時對最新的經濟與金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對未來一段時間的通貨膨脹水平進行有效的預測，合理運用各項調控工具。

(四)加強各調控政策之間的協調與配合

目前，央行應當將穩定物價作為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并充分考慮到貨幣政策時滯性對通貨膨脹調控帶來的不利影響，增強貨幣政策的前瞻性，構建良好的信息采集和溝通機制，增強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同時，必須加強貨幣政策同其他宏觀調控政策的協調與配合，例如貨幣政策只有同財政政策、匯率政策、貨幣政策、收入政策和產業政策實現積極的協調與配合，才能對目前國內通貨膨脹的趨勢進行最有力的控制，這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的工作：①要實現由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向穩健貨幣政策的適時轉變，增強貨幣政策的靈活性和針對性；②對政府的財政赤字進行有效控制，將財政性支出控制在適度范圍之內；③繼續加大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力度，防止房價的反彈和過快上漲；④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步伐，優化居民收入分配格局。

四、結語

總之，貨幣供應量、信貸等因素的變化都會對我國的物價水平產生一定的影響，進而對通貨膨脹產生正向效應和反向效應，我們應當準確把握住銀行信貸對物價水平的積極影響和調控職能，制定更有利于穩定物價、抑制通貨膨脹的經濟政策，實現預期的宏觀調控的目標，促進我國經濟的秩序穩定和更好發展。

參考文獻：

[1]張學葉,伍俊良,周廣.我國銀行信貸與物價指數的實證分析[J].重慶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05).

[2]張學葉,林永強,周廣.銀行信貸規模與物價關系的實證研究[J].湖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0(07).

貨幣政策與通貨膨脹的關系范文第3篇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識碼：A

內容摘要：為應對金融危機，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或區域聯盟，紛紛推出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即QE。以超低利率和增發貨幣來刺激經濟發展，復蘇本國經濟，并以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共同作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退出機制。本文以美國為例，通過理論與實證相結合的方式，研究為何QE并沒有帶來所預期的通貨膨脹，是否有某些因素使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的效果不能及時反映在通貨膨脹率上，對通貨膨脹有滯后影響。

關鍵詞：通貨膨脹 量化寬松 貨幣政策 影響

引言

所謂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是指中央銀行增加確定數量的基礎貨幣以刺激經濟的貨幣政策。2008年11月25日，推崇凱恩斯主義的美國首先推出量化寬松的政策QE1，具體為美國聯邦儲備系統通過房地美公司，房利美公司和聯邦住宅款銀行發行的大量債券以及他們擔保的大量資產支持證券的方式投放的基礎貨幣。接著2010年11月，美國推出第二輪量化寬松，2011年9月，美國推出第三輪量化寬松，2012年12月持續推出QE4。與此同時，英國央行、歐洲央行、日本央行紛紛都開始跟進QE，全球央行QE化已成為潮流。

盡管發行貨幣以及近乎0的存款利率，可以刺激經濟的發展，但是市場上過多的貨幣流動會導致通貨膨脹。因此，在各國QE退出機制中，通貨膨脹率達到某一水平為重要指標。但是巨大的貨幣發行并沒有導致預期的通膨率上升，通膨率反而變動緩慢。本文以此為背景，以美國為例，結合計量實證分析與理論分析，運用大量經濟學原理，研究是否有一些因素使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并不能快速直接的影響通貨膨脹率（也就是QE的退出機制），而是有滯后的影響。

文獻綜述

（一）通貨膨脹相關文獻

關于通貨膨脹的文獻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研究通貨膨脹的主要影響因素。OECD FID in figures（2013）年報告認為國際直接投資流出的變動將影響通貨膨脹。胡堅、王智強（2010）認為通貨膨脹預期形成的方式更偏向于適應性預期，即上一期是否發生通貨膨脹來形成當期的通脹預期。同時通貨膨脹的首要影響因素是貨幣政策，然后才是財政政策。因此擴張性貨幣政策對于通貨膨脹會形成巨大壓力，而這種影響是同期發生的。王琛偉、石剛、李大倫（2009）指出不同的因素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反映有所不同，發展中國家軍費開支的影響不如發達國家明顯，而在發達國家中進出口貿易的影響則更為明顯。而且相同因素在不同的經濟發展程度下對通貨膨脹的影響情況差距很大，在發展中國家通貨膨脹的波動情況相對于發達國家來說容易變得很劇烈、比較不容易控制。冷淑蓮（2010）指出通貨膨脹的誘因可能來自于貨幣供給的增加、投資規模的擴張、要素成本的上升、全球流動性泛濫和對通貨膨脹預期。二是研究通貨膨脹的不確定性。Momudu Daffay（ 2012）發現通貨膨脹的不確定性使得預期的通貨膨脹與實際通貨膨脹不相符。

（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相關文獻

關于量化寬松的文獻主要分為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內容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影響，以及關于量化寬松退出機制的解釋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為量化寬松的主要內容。Michael Joyce，David Miles，Andrew Scott and Dimitri Vayanos（2012）詳細闡述了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具體內容，以及貨幣政策如何作用，量化寬松政策會使央行面臨著維持較低國債收益率以促進經濟復蘇和“穩定幣值以維護國家信用”的矛盾。馬宇（2011）研究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理論基礎和效果，指出其可能存在通貨膨脹風險、資產泡沫風險、匯率貶值風險以及回收流動性造成資產價格波動的風險。第二種類型是對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分析。李婭、溫連青（2011）指出量化寬松對美國可能帶來正面或負面作用，以及對我國的影響，比如使得我國的通貨膨脹前景惡化、抵消當前貨幣政策的作用、海外資產風險增大和出口形勢更加惡化。第三種類型，Alan S. Blinder（2010）闡述美聯儲在退出的過程中，美國債券收益率將會上升，大宗商品價格和新興市場的資產價格出現回落，國際資本重新流入美國，美元會扭轉頹勢，步入階段性的上升軌道。同時會對由于資本流入而得到發展的新興國家造成較大的負面影響。

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通貨膨脹滯后影響的理論分析

（一）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通貨膨脹滯后的傳導研究

通貨膨脹率（Inflation Rate）是貨幣超發部分與實際需要的貨幣量之比，用以反映通貨膨脹、貨幣貶值的程度。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通過加大貨幣的國內供應量、降低利率等措施來刺激消費。

一般來說，貨幣政策的傳導過程包括：貨幣政策當局操作―貨幣市場――金融市場―企業和消費者的三個環節，通過不同的渠道和途徑來影響作為杠桿的投資支出、消費支出和對外貿易三類總需求變量，從而間接地影響實體經濟。

那么，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也可以通過三個環節來影響通貨膨脹。政府首先降低利率，增加基礎貨幣的發行―貨幣市場通貨增加，人們將把手中的資金進行投資以獲取更大的收益―金融市場將會變得繁榮―收入增多，又將反刺激于消費，通貨膨脹率上升。

當利率降到幾乎為零時，可能會出現“流動性陷阱”，指當一定時期的利率水平降低到不能再低時，人們就會產生利率上升而債券價格下降的預期，貨幣需求彈性就會變得無限大，即無論增加多少貨幣，都會被人們儲存起來。發生流動性陷阱時，使得貨幣政策失效，通貨膨脹則不受增發貨幣的影響。

而如果不發生流動性陷阱，大多數人把手中的資金拿去投資，則會使得金融市場變得空前繁榮。但是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大多數金融機構意識到高財務杠桿的經營會導致非常高的風險，因此為避免風險，金融機構大部分都在進行“去杠桿化”以降低資產負債率。這會提高金融機構的抗風險能力，但同時也會降低其對市場的敏感度，使之不能在短時間內造成繁榮的景象，導致通貨膨脹反應不及時。

如果前兩項都沒有，那么人的消費行為則成為影響通貨膨脹最主要的因素，有兩種情況可能發生。如果增發貨幣成功的刺激了經濟，那么消費者的購買力增強，而產出不變，則發生通貨膨脹。如果增發貨幣并沒有明顯的經濟復蘇，雖然消費者的確有部分購買力的提升，但是由于經濟危機并沒有過去，當大部分具有消費能力的群眾擔心金融危機再度爆發而不消費時，可能會觸發“羊群效應”導致大家都不消費，因此物價也不會上升，通貨膨脹也不會發生，但這種情況并不會持久，人們的擔憂會隨時間而變淡，通貨膨脹也會在隨后的時間里表現出來。

（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通貨膨脹滯后影響的因素研究

通貨膨脹是指紙幣的發行量超過流通中所需要的數量，從而引起紙幣貶值、物價上漲的經濟現象。其實質是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產生通貨膨脹的原因是多樣的，可分為因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混合型通貨膨脹以及結構性通貨膨脹。經濟學家給出的原因大可分為三類：一是貨幣數量論解釋，二是用總需求與總供給解釋，三是從經濟結構變動的角度來分析。

本文主要用貨幣數量論來解釋通貨膨脹，貨幣數量論認為，每一次通貨膨脹的發生都是由于貨幣供給迅速增加導致的。這一理論出發點是：

MV=Py

M表示貨幣的供給量，V表示貨幣流通速度，P表示商品價格水平，y表示實際國民收入。通過微分變形得到： ；即通貨膨脹率=貨幣增長率-產出增長率+流通速度變化率。

當貨幣供應增加，短期內經濟復蘇比較明顯，增長率為常數，“流動性陷阱”或是危機下產生的消費“羊群效應”會導致流通速度變慢，然后再慢慢增加趨于一個常數，會導致貨幣供應為一個定值，通貨膨脹反應并不直接靈敏。

同時由于美元的特殊性，作為國際通用的結算貨幣、儲備外匯，美元被各個國家所持有并持續吸收。導致的減少，導致通貨膨脹的滯后反應。而的變化可以體現在國際投資的變化上，國際投資流入大于流出，則增加；國際投資流出大于流入，則減少。

因此影響通貨膨脹的因素主要為要素、長期價格趨勢、市場背景等因素共同影響的貨幣流通速率、產出增長率和貨幣增長率。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影響通貨膨脹的主要因素為，貨幣流通速率變化的不及時以及國際投資帶來的資金流入與流出的不確定性。

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通貨膨脹滯后影響的實證分析

（一）計量模型

下面以美國數據為例來建立模型。由于美元是國際通用的結算貨幣，因此增發的貨幣并不僅在美國本土流通，而是在全世界流通，導致通貨膨脹的范圍由美國本土轉嫁到全世界。因此美國外流的貨幣量將會對本土的通貨膨脹產生影響，其中外流貨幣中國際直接投資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本文以國際直接投資為研究因素，研究其是否會影響通貨膨脹反應的滯后，以2004年至2012年的美國通貨膨脹率、國際直接投資流入與國際直接投資流出為研究對象，如表1所示。

由表2得出，估計投資凈流出對通貨膨脹沒有明顯影響，猜想國際投資凈流出對通貨膨脹有滯后影響。

用阿爾蒙法進行滯后分析，以“O-I”投資凈流出為變量X，R為Yt，構造滯后模型：

R=α+β0 Xt+β1 Xt-1 +β2 Xt-2 +β3 Xt-3 +μt

假定系數β可以用二次多項式近似，即：

β0=α0

β1=α0 +α1+α2

β2=α0 +2α1+4α2

β3=α0 +3α1+9α2

可變為：

R=α+α0 Z0t+α1 Z1t+α2 Z2t+μt

Z0t=Xt+Xt-1+Xt-2+Xt-3

Z1t=Xt-1+2Xt-2+3Xt-3

Z2t=Xt-1+4Xt-2+9Xt-3

（二）計量分析

接下來對原始數據利用Eviews進行分析，表3中，Z0t、Z1t、Z2t對應的系數分別為α0、α1、α2的估計量，0，1，2將它們代入分布滯后阿爾蒙多項式，可以計算出0，1，2，3的估計值為：

（三）計量結果分析

分布滯后模型最終估計形式為：

R=α+0.015929Xt+0.001289Xt-1-0.00819

Xt-2-0.02541Xt-3+1.319895

由分析結果顯示，模型相關系數的平方為0.341191，則所研究因素對通貨膨脹有一定的滯后影響，但并不是很明顯，因此通貨膨脹滯后可能由多種因素同時造成，國際直接投資影響通貨膨脹的作用是有限的，其他因素有待進一步探究。

結論

本文以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所產生的金融危機背景下，各國央行推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為背景，以美國為研究對象，探究為何在量化寬松的政策下，并沒有出現所預期的通貨膨脹率上升。假設其有可能因素導致通貨膨脹的反應滯后，經研究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入與流出為可能因素之一，接著利用Eviews軟件構造關于通貨膨脹率與國際投資流入流出的分布滯后模型，得出結論：有部分的關系，但是并不顯著，因此可能有其他因素共同作用使通貨膨脹反應滯后。

對于我國來講，首先美國實行的量化寬松政策對我國有很多的負面影響，人民幣相對的升值使出口成本升高，這對于我國出口型經濟是嚴重的打擊，同時美元貶值使得我國外匯儲備大幅縮水。其次，人民幣的自由兌換是必然趨勢，隨著人民幣持續走強，有望在不久的將來成為國際結算貨幣，可以自由流通。那時，面對危機，我國有可能也會實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發展，但是需要綜合考慮國內的經濟狀況，分析直接與間接影響通貨膨脹的因素，同時也要考慮滯后因素以避免惡性通貨膨脹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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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政策與通貨膨脹的關系范文第4篇

摘要：本文主要指出了金融危機對通貨膨脹目標制提出的挑戰，并對其未來發展方向提出建議。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國家很少關注資產價格變動，但恰恰是資產價格泡沫的破裂導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并在全球范圍內蔓延，人們開始對通貨膨脹目標制提出質疑。

關鍵詞：通貨膨脹目標制，資產價格，貨幣政策

通貨膨脹目標制有三個主要特征：（1）有具體以數據點或者區間表示的通貨膨脹目標。該數字表示的通貨膨脹目標是一個具體的價格指數。盡管貨幣政策還要考慮其他目標，但達到該通貨膨脹目標是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沒有諸如匯率或者貨幣供應量增長率這一類的名義目標；（2）決策過程可以被稱為“釘住通貨膨脹預期”，也就是說，通貨膨脹預期具有顯著的作用，貨幣政策工具就是根據能使通貨膨脹預期與目標一致的方式設定的；（3）貨幣政策具有較高的透明度和可信度。中央銀行對實現通貨膨脹目標承擔責任，并且提供關于通貨膨脹預測的報告。

一、金融危機對通貨膨脹目標制提出的挑戰

自1990年新西蘭率先引入通貨膨脹目標制以來，經過近20年的發展，通貨膨脹目標制已經成為許多國家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的基準模式。然而，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通貨膨脹率的大幅波動以及消費價格與資產價格的不一致對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的中央銀行提出了重大挑戰，下面就從兩個方面對這一問題進行分析。

（一）CPI的波動對通貨膨脹目標制提出的挑戰

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的貨幣政策盯住通貨膨脹率的最基本方式是釘住消費價格指數（CPI），因為消費價格指數是進行經濟預測的核心指數，更新的最快，為公眾所熟悉，數據的可信度高，并且不容易受中央銀行的控制。但是在實際經濟運行中，通貨膨脹的形成機理非常復雜，CPI的波動會受到來自貨幣政策以外其他各種因素的影響，從而對通貨膨脹目標的可控性和通貨膨脹目標區間提出挑戰。

1.CPI的波動對通貨膨脹目標的可控性提出挑戰。由于貨幣當局制定的貨幣政策只能影響未來的通貨膨脹，且貨幣當局制定貨幣政策開始到物價水平作出反應中間存在著時滯，在滯后期內，經濟系統會受到來自系統外部的各種沖擊，預期的貨幣政策效果可能會因各種隨機性干擾呈現出很大的不確定性，這樣CPI的變化與實體經濟和經濟周期的變化就會出現偏離。在這種變化的影響下貨幣政策的可控性和有效性受到質疑。

2.CPI的波動對通貨膨脹目標的目標區間提出挑戰。為了明確地引導通貨膨脹預期，多數中央銀行制定了點目標或2個百分點以內的窄幅目標區間。由于連續實現單一的點通脹率目標幾乎是不可能的，許多國家選擇以區間形式來確定通貨膨脹目標。通貨膨脹率目標區間的引入給央行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帶來了一定的靈活性，同時可以更好地起到穩定公眾預期的作用。

此外，從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的經濟體來看，包括新西蘭、加拿大、英國等越來越多的國家都將通貨膨脹目標值由最初的核心CPI轉變為標題CPI。雖然各經濟體己經將通貨膨脹目標值的范圍擴大到標題CPI，但是在經濟全球化程度日益深化的背景下，由于CPI指標本身存在的問題和CPI指標已經偏離實體經濟在物質層面的反映，因此通貨膨脹目標制的通脹指標應該關注比標題CPI范圍更加廣泛的物價水平。

（二）資產價格波動對通貨膨脹目標制提出挑戰

縱觀1920年以來的歷次金融危機，我們可以看出，每次金融危機的爆發都經歷了資產價格急劇膨脹，隨后資產價格急劇收縮，從而導致金融體系脆弱性增強，穩定性減弱，最后引發經濟金融危機。這次危機也不例外，次貸危機爆發以后，美聯儲受到很多批評，輿論認為美聯儲應提前對股市及房市的大幅上漲做出反應并制定出相應的對策，避免資產泡沫。隨著資產價格對貨幣政策的影響不斷增強，傳統的通貨膨脹目標制不斷受到挑戰。資產價格波動對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資產價格波動影響通貨膨脹目標制的最終目標。在各國中央銀行將穩定通貨膨脹作為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的背景下，資產價格的波動會擾亂貨幣與物價及產出之間原本存在的穩定關系。如近幾年來通貨膨脹呈現出的特點是資產價格及初級產品價格對整體物價變動的影響越來越大。這是因為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工業生產和供給能力增強，抑制了一般性商品價格上漲；同時全球化也增加了對金融資產和初級產品的需求，在金融投機和需求膨脹的共同推動下，供給彈性較小的資產價格和初級產品價格就會出現大幅上漲。所以資產價格波動導致通貨膨脹目標偏離整體的物價水平。

2.資產價格波動使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傳導機制更為復雜。傳統的貨幣政策是建立在以銀行作為中介的金融結構基礎之上的一系列政策組合，銀行是貨幣政策傳導最主要的渠道，而資本市場對于實體經濟的影響有限。但是，隨著經濟結構的變化，企業越來越多地通過股權進行融資，從而使其對信貸的依賴性相對下降。資產價格的波動在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的作用越來越大，從而導致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更加復雜。資產價格的波動除了能通過財富效應、托賓Q，更重要的是通過信號效應和資產負債表效應改變資金配置的渠道和方式，影響居民、企業的消費投資，進而影響實體經濟和通貨膨脹率。二、通貨膨脹目標制未來的發展方向

此次由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給我們的啟示之一就是貨幣政策工具應該作為控制資產市場過度放縱的手段，以降低它導致的系統性風險。這次危機的慘痛教訓也激起了如下討論：是否應該放棄以通貨膨脹為目標的貨幣政策而對資產價格作出反應？

（一）貨幣政策應否考慮資產價格因素的爭論

一直以來，國內外眾多著名的學者圍繞資產價格是否應該作為貨幣政策考慮的因素這一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理論探討。一種觀點認為貨幣政策應該對資產價格的膨脹作出直接反應，把資產價格納入廣義價格指數中。早在1911年，Fisher就認為在一個廣泛的交易價格指數中，資產價格（股票、債券和房地產）應占據重要的地位，否則無法準確預測通貨膨脹水平。Alchain&Klein（1973）通過研究發現，貨幣當局應該關注資產價格，價格指數不僅要包括當前的消費品價格，還應該包括未來商品價格的變動，考慮到資產價格是對未來收益的貼現，他們認為資產價格應包括在一個廣義的價格指數中，因此提出了跨期物價指數的概念。Smets（1997），Detken＆smets（2003），Cecchetti（2003）等提出當資產價格的變化和經濟的基礎條件不一致時，如由“非理性繁榮”而產生資產價格泡沫時，貨幣政策就要干預，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

（二）通貨膨脹目標制的未來

貨幣政策與通貨膨脹的關系范文第5篇

關鍵詞： 最優通貨膨脹率；中央銀行；效用函數

中圖分類號：F822.5；F832

一、引言

物價穩定和經濟增長是經濟協調、均衡發展的標志，實現低通貨膨脹率條件下的高經濟增長率是各國貨幣政策的理想目標。但是，大量的理論研究和政策實踐表明，低通貨膨脹率和高經濟增長率的雙重目標難以共同實現，各國中央銀行只能根據當前形勢在二者之間取舍，選擇適度的通貨膨脹率和經濟增長率組合作為貨幣政策的最優目標。從而，最優通貨膨脹率和經濟增長率之間的權衡和選擇，成為各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框架的研究重點和實踐焦點。

在此方面眾多的研究成果中，最具影響力的是Barro and Gordon（1983）基于中央銀行效用函數提出的“最優通貨膨脹目標”理論，他們認為各國的中央銀行都具有包括通貨膨脹率、經濟增長率或失業率等政策規則參數的特定效用函數，并確定能夠最大化效用函數值的參數值。其中，能夠實現中央銀行效用水平最大化的通貨膨脹率即為“最優通貨膨脹目標”，貨幣政策的制定和修正便以此為參照目標。該理論一經提出就引起宏觀經濟理論研究領域的廣泛關注。

Walsh （1992）利用Lucas （1972）的理性預期模型，對中央銀行效用函數進行研究，發現中央銀行對于“最優通貨膨脹率”的抉擇具有政策傾向，這在相當程度上解釋了發展中國家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的現象，因此也得到了廣泛的理論和實證支持。Sevnsson （2001）進一步提出了最優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具體操作標準――“靈活通貨膨脹目標制”，極大增強了該理論的實際操作性。

“最優通貨膨脹目標”理論也在貨幣政策實踐領域被廣泛采用。自1990年新西蘭中央銀行引入通貨膨脹目標制以來，已經有將近30個國家加入這個行列。在長期的政策實踐中，通貨膨脹目標制促成了中央銀行更系統連貫的內部決策過程，并且強化了宏觀政策價值取向前所未有的責任感，以及經濟體系中的各部門間 （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更透明的溝通和交流。正如King （2002）所說，最優通貨膨脹目標制所實現的貨幣穩定與經濟穩定是歷史上罕見的。

由于實行最優通貨膨脹目標制的中央銀行在過去取得巨大成就的示范效應，全球經濟學家和主流規范的決策者非常關注該學術和政策領域的發展動向。然而，國內學者卻關注較少，對中國最優通貨膨脹率的研究文獻也主要集中于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的相關性研究，而很少涉及中央銀行效用最大化的通貨膨脹動態最優化分析。本文試圖利用前人提出的中央銀行效用函數模型，結合中國的實際數據，采用VAR模型（脈沖響應）與動態最優化等分析方法，探究實現中央銀行效用最大化的最優通貨膨脹率。

本文內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為引言；第二部分介紹中央銀行效用函數模型及其參數構成；第三部分采用平穩性檢驗、Ganger檢驗、VAR模型等方法分析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的相關關系及相互作用機制的路徑；第四部分采用動態最優化方法，研究實現中央銀行效用最大化條件下的最優通貨膨脹率；第五部分為本文研究結論及政策含義。

二、中央銀行的效用函數

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取舍非常關注通貨膨脹率穩定和實際經濟穩定。通貨膨脹率穩定由通貨膨脹率缺口表示，即實際通貨膨脹率對目標通貨膨脹率的偏離；實際經濟穩定由實際產出缺口表示，即實際產出對潛在產出的偏離。一般而言，中央銀行的效應水平由通貨膨脹率缺口和實際產出 （或失業率） 缺口決定，由此中央銀行效用函數可以表示為公式 （1）：

其中，，和分別表示期的實際產出、通貨膨脹率、中央銀行效用水平；和分別表示潛在產出和最優通貨膨脹率目標；參數表示中央銀行在產出擴張和通貨膨脹之間的相對權重。

Barro and Gordon （1983） 認為實際產出對潛在產出的正向偏離 （）能夠增加中央銀行效用，表現為經濟超預期增長，所以；而任何水平的通貨膨脹率缺口都會降低中央銀行效用，表現為實際通貨膨脹率對目標通貨膨脹率的偏離 （正向或負向），所以 （） 以負平方的形式進入效用函數。①

獲得具體的效用函數模型之后，中央銀行仍然面臨一系列影響政策方向的問題：比如對通貨膨脹變量與實際產出變量的權衡缺乏統一標準、政策目標的不明確和不透明，以及政策目標之間跨期替代不一致等問題。這些問題最直接的解決方式，是以明確的跨期動態效用函數作為中央銀行的操作目標，明晰目標變量及其權重，解決目標變量的穩定性與跨期替代問題，并為目標變量提供明確的順序設計。具體而言， 期的跨期效用函數等于現期效用函數與未來各期效用函數的現值之和，即公式 （2）：

其中， 表示以期為基期，未來期的跨期效用函數； 表示貼現率。

另外，和分別是基于期的信息對未來期通貨膨脹率和實際產出設計，和 分別表示通貨膨脹率和實際產出的設計路徑。以和為自變量的期跨期效用函數可以表示為公式 （3）：

對于公式 （3），只要能將和表示為的函數，并確定和的數值，跨期效用函數將提供通貨膨脹率與實際產出缺口排序的便利方法。而對于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選擇，決策者只要選擇跨期效用函數值最大的通貨膨脹率與實際產出組合，就可作為貨幣政策目標。

一般而言，無論通過哪些中間目標，貨幣政策最終目標都著眼于 “充分就業、穩定物價、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然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貨幣政策要同時滿足四項目標的要求，事實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各國都以其中一項作為主要目標。②中國的貨幣政策實踐一直把“維持幣值穩定，并促進經濟增長”的雙重目標作為最終目標。因此，以上中央銀行效用函數的分析框架適合用作中國情況的實證研究。

三、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的相關形成路徑設計

在以上中央銀行效用函數的分析框架基礎上，本文擬結合中國的情況，從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的實證路徑入手，探索中國最優通貨膨脹率的分析方法。

本文擬采用向量自回歸 （Vector Auto-Regressive，VAR）模型研究中國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的相關形成路徑，并利用脈沖響應函數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分析二之間的相關關系。

經濟增長的度量可以選取實際GDP增長率（y）；通貨膨脹率的度量可以選取消費價格指數（CPI）的變化率（π）。樣本數據取自1978-2010年中國實際GDP增長率和消費價格指數的年度數據，數據來源于《2010年中國統計年鑒》 和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

（一） 數據實證檢驗

在建立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的路徑模型之前，為了避免模型的 “偽回歸”現象，首先要求兩組變量都通過平穩性檢驗、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然后才能建立VAR模型，分析它們的形成路徑和相關關系。利用Eviews6.0軟件，采用ADF檢驗法對y和π進行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平穩性檢驗結果表明y和π都是平穩序列，二者之間可能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另外，為了證實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還需要進行Ganger因果關系檢驗，檢驗結果見表2。④

Ganger檢驗結果表明，在滯后階數為1-3階，顯著水平為5％的條件下，可以拒絕“π不是y的Ganger原因”和“y不是π的Ganger原因”的原假設，y和π之間存在雙向的因果關系，即通貨膨脹率和GDP增長率相互影響、互為因果。

（二） VAR模型建立和估計

通過平穩性檢驗和Ganger檢驗證實了GDP增長率 （y） 和通貨膨脹率 （π）之間存在的均衡關系和因果關系，可以建立以y和π為變量的VAR模型。見公式 （4）：

VAR模型的估計結果見表3：

估計結果表明模型中和截距項的回歸系數，以及模型中項的回歸系數未能通過檢驗；剔除VAR模型中未通過檢驗的變量，并重新估計，得到關于和π相關形成路徑的具體形式。見公式 （5）：

基于公式 （5） 所揭示的y和π相關形成路徑，可以得出以下實證分析結論：

（1） 與正相關，與正相關，說明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都具有慣性增長效應；

（2） 與 負相關，反映了宏觀經濟政策的反周期作用；

（3） 和對的回歸系數偏低 （分別為-0.26和0.17），說明通貨膨脹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并不顯著；

（4） 與正相關，反映了經濟增長從社會總需求方面對價格水平的推動作用；

（5） 與負相關，反映了經濟增長從社會總供給方面對價格水平的制約作用；

（6） 和對的回歸系數較大 （分別為1.263和-1.095），說明經濟增長對通貨膨脹的影響非常顯著。

從以上結論可看出，在短期內（1年），一年前的GDP增長率對當年的通脹率回歸系數是1.2 （大于1），很可能說明去年的GDP增長通過增加社會總需求的方式推動了當年物價的上漲；在長期 （1年以上），二年前的GDP增長率對當年的通脹率回歸系數是-1.05 （絕對值大于1），說明二年前的投資產能經過一年釋放出來，從社會供給方面制約了物價的上漲。

(三) 脈沖-響應分析

基于VAR模型的脈沖響應分析圖，能夠直觀反映通過因變量對于自變量沖擊的響應程度，進而揭示變量間的相互作用機制。由于通貨膨脹率與GDP增長率互為因果，所以存在兩個脈沖響應分析圖⑥，見圖1：

脈沖響應分析圖表明：

（1） 對于GDP增長率一個Cholesky標準差信息沖擊，通貨膨脹率的響應在第三年達到最大值2.4556，隨后逐漸減小，到第五年變為負影響，并逐漸消失。這說明，經濟增長通過增加社會總需求的途徑，對價格水平上漲具有長期、穩定的推動作用。

（2） 對于通貨膨脹率一個Cholesky標準差信息沖擊，GDP增長率的響應在第一年達到最大值0.4843，隨后迅速變為負影響，到第三年變為最小值-0.8085，并迅速減弱，到第七年以后影響逐漸消失。這說明，由于經濟增長的慣性作用，當通貨膨脹發生時，經濟增長能夠保持原有趨勢，但是隨之而來的反周期性宏觀緊縮政策將徹底扭轉經濟增長的原有趨勢，由于宏觀經濟政策存在種種時滯，各種因素將交織在一起相互作用，從而通脹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更加持久和復雜。因此，在短期或長期，通貨膨脹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果都不顯著，通貨膨脹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仍然需要進一步研究。

四、最優通貨膨脹率的測算及其實證解析

(一) 最優通貨膨脹率的測算

在以上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相關形成路徑的解析基礎上，結合中央銀行的效用函數分析，就可以進一步測算最優通貨膨脹率。最優通貨膨脹率的測算方法和測算結果，將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和最終目標的路徑設定，提供非常重要的理論參數參照系。

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如果將公式3中的通貨膨脹率和GDP增長率的路徑表示為時間變量的函數，并確定和的數值，通過求解期跨期效用函數最大值，進而就可以確定最優通貨膨脹率和GDP增長率目標。根據本文第三部分的分析結果，通貨膨脹率和GDP增長率路徑對時間變量的函數表示為公式 （6）（詳細過程及各參數值請參見附錄1）。

公式 （6）表明，GDP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都具有穩態值：；；說明GDP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隨時間變動，將最終分別趨于10.12%和5.08%。⑦

將公式（6）中的各變量帶入公式（3），可得期跨期效用函數穩態解的表達式（詳見附錄2）。通過求解等式：；得到實現期的最優通貨膨脹率 ，見公式（7）：

引入本文附錄1、3中各參數值，測算出基于t期信息，中央銀行實現跨期效用最大化的最優通貨膨脹率為4.29%，這一最優值水平低于穩態值水平。

（二） 最優通貨膨脹率的實證解析

基于1978-2010年中國GDP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的VAR模型分析，以及中央銀行跨期效用函數的動態最優化分析，本文的實證分析顯示：

1.經濟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的穩態解分別為10.12%和5.08%。在長期中，通貨膨脹率的動態最優解為4.29%；

2.通貨膨脹率的最優值低于穩態值，說明中央銀行如果堅持奉行“低通貨膨脹目標”的貨幣政策，將能夠在長期中獲得更大的效用水平；

3.中國最優通貨膨脹率的解析值，高于國際 （主要工業化發達國家）所認同的2%最優通貨膨脹目標，這一偏差的產生原因可能來自于兩方面因素：一是中國和其他國家對中央銀行職能的不同定位導致對貨幣政策目標的定位差異。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具有“維持幣值穩定，并促進經濟增長”的雙重目標，從而在對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的權衡中相比其他發達國家有更高的通脹容忍水平；二是實證數據周期內中國實際GDP增長率顯著高于其他國家，因此在GDP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的相關路徑中，所匹配的最優通貨膨脹率水平也可相應較高。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由于GDP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的路徑設計都是基于本文實證數據周期的歷史數據，這一時期恰好是中國經濟轉軌、分工發展、模仿性技術進步、工業化及城鎮化起步至加速過程。然而在更長周期的視角中，GDP增長率由資源稟賦決定。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階段進入工業化后期，資源利用將突破劉易斯拐點，閑置資源逐步減少，GDP增長率具有逐步降低的趨勢。因此，本文利用歷史數據計算GDP增長率的穩態解為10.12% （最優通貨膨脹率的穩態解5.08%和最優解4.29%），此結論可能僅適用于本文實證數據周期，對未來也許沒有趨勢性可信度。

五、結論及政策含義

本文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⑧：

經濟增長對通貨膨脹具有顯著的助推作用。“低通脹、高增長”的雙重目標難以實現。長期以來，在追求經濟高增長的激勵機制作用下，貨幣政策也主要呈現出“高增長、高通脹”的政策效果。

雖然貨幣政策定位于 “維持幣值穩定，并促進經濟增長”的雙重目標，但是實證觀察到的最終效果偏向于優先促進經濟增長。由于GDP核算的是以貨幣計量的國民收入流量，伴隨著本文實證數據周期的高GDP增長率過程，同時也是中國國民收入和國民財富的貨幣金融化過程。這一過程中，出于對宏觀經濟 （總量和結構）的存量和流量均衡維持的需求，貨幣政策的貨幣供應量參數一直維持在大大高于GDP增長率的水平，由此貨幣化的GDP增長流量和金融化的國民財富存量之間還存在著更為微妙而重要的均衡關聯。

因此，以上結論對貨幣政策的認識還有更加深刻的政策含義：不僅需要就本文所揭示的流量層面的“經濟增長對通貨膨脹具有顯著的助推作用”實證結論，進行貨幣政策的定位反思，以確定是否要延續“高增長、高通脹”的貨幣政策效果；而且，還有必要在存量層面深入解析，在時間周期內累積的貨幣存量，是通過什么樣的作用機制和時間路徑，對下一期的通貨膨脹產生了什么樣的實質性影響？也就是說，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存量累積效應，也是貨幣政策再認識的一個非常重要問題。⑨

由此，對最優通貨膨脹率的把握，才有其針對性的貨幣政策含義。即便是在本文實證數據周期的高GDP增長過程中，中央銀行的 “低通貨膨脹目標”貨幣政策也將能夠在長期中獲得更大的效用水平。從而，在可展望的十二五期間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和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中國宏觀經濟將更加注重質量提升從而要求趨勢性的平穩增長 （增長水平小于上一階段），“低通貨膨脹目標”的貨幣政策定位將更加符合中央銀行效用函數特征和宏觀調控的要求。這一政策趨勢已然從現有的貨幣政策價值取向中有所反映。

在最優通貨膨脹率的國際貨幣政策實踐中，相比較而言其他主要發達工業化國家追求價格水平和經濟增長雙穩定，尤其注重控制通貨膨脹，其中央銀行的政策目標相對單一，而且獨立性也相應較強，因此能夠將通貨膨脹長期控制在較低水平 （比如2%）。這些中央銀行獨立性和貨幣政策穩健性經驗，對于中國十二五期間國民經濟總體發展規劃所要求的貨幣政策職能定位，在貨幣政策實踐方面有明確的借鑒價值。

此外，本文的分析還指出，由于實證揭示的通貨膨脹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更加持久和復雜，貨幣政策很難根據觀察到的通貨膨脹率做相機抉擇的反周期調控。在考慮了GDP增長和貨幣政策對通貨膨脹的累積效應后，當期的通貨膨脹率很可能只是一個表象，相機抉擇的宏觀反周期貨幣政策又將成為下一期通貨膨脹的累積性因素。因此，在最優通貨膨脹率的政策邏輯下，動態的最優貨幣政策取向，就是重新回到跨期的通貨膨脹率和經濟增長的最優權衡路徑中。

附錄：

1.通貨膨脹率與GDP增長率對時間的函數設定

正文公式（5）表示了通貨膨脹率（）與GDP增長率（）的形成路徑，其中路徑中的解釋變量雖然包括和，但是通貨膨脹對經濟增長是否構成影響仍然值得商榷。因為，對經濟增長產生實際影響的，很可能是根據通貨膨脹制定的反周期宏觀調控政策，而非通貨膨脹本身。而且模型中和偏低的回歸系數（-0.26和0.17）說明，即使通貨膨脹能對經濟增長產生實際影響，影響效果也非常有限。因此，保持π的路徑不變，剔除路徑中的和，并重新估計，可得的新路徑，公式（5）轉化為附錄公式1.1：

關于貼現率 （）的設定，可以基于“中央銀行以五年經濟規劃周期作為制定貨幣政策的時間跨度”的假設。如果該假設成立，則意味著下一個五年規劃中任意一年的效用現值將趨近于0，即有：，⑩ 當前效用（）與五年后效用現值（）的自相關函數為公式3.2：

其中表示與的相關系數，由于與之間的時間跨度為一個完整的經濟規劃周期 （5年），經濟發展處于相似的經濟周期狀態，!則與應該具有極高的相關性，設定，則。Bartlett（1978）曾證明，如果 則近似存在，其中 表示樣本數。那么在5%顯著水平下， 的置信區間為：[-0.341,0.341]，由于存在，則所在區間為[0，0.806]，選取區間右側臨界值0.806作為貼現率 （）。

由于1978-2010年中國的通貨膨脹率（π）與GDP增長率（y）都是平穩序列，但是其波動性較大。選取各序列的中位數作為公式3.1中和的初始值，即：； 。將表1.1中各參數值代入公式3.1，得到中國最優通貨膨脹率（）等于4.29%。

注釋：

①Barro認為發展中國家的貨幣政策兼顧 “穩定物價、促進增長”兩大目標，所以正向產出缺口能夠增加中央銀行效用；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注重“產出和物價雙穩定”，任何方向的產出或通貨膨脹率缺口都會降低中央銀行效用，因此，中央銀行具有損失函數：。由于中國屬于發展中國家，中國人民銀行的職能明確定位于“穩定物價，并促進經濟增長”，因此本文認為中國人民銀行具有效應函數 ，即公式 （1）。

②經濟發展比較快速穩健的國家，都把穩定物價作為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或唯一目標。1990年，新西蘭率先提出，貨幣政策應當以控制通貨膨脹為唯一目標。其后，有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十幾個國家接受了反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

③檢驗模型包含截距項，不含時間項，差分滯后項階數依據SIC準則確定。

④由于VAR模型并不反映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所以需要進行Ganger因果關系檢驗。

⑤采用滯后長度標準 （Lag Length Criteria） 確定VAR模型的滯后階數。

⑥分別是π對y的脈沖響應函數，以及y對π的脈沖響應函數。

⑦此結論可能僅適用于本文實證數據周期，對未來階段也許并沒有趨勢性可信度。

⑧該實證結果在本文實證檢驗的數據周期內，該數據周期對應著經濟周期和政策周期。

⑨這也是本文分析邏輯中，需要進一步延伸的研究問題。

⑩由于，如果 則， 。

!一個完整經濟周期具有的繁榮、衰退、蕭條和復蘇4種狀態，本文認為中國的一個經濟周期為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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