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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的財政政策范文第1篇

近年來我國經濟取得較快的發展，但在經濟宏觀控制和調節方向還存在著不足之處，而財政稅收作為什國家財政的重要組成部分，需要加強對其研究的力度。在我國當前的經濟分配模式中主要有稅收調節、投資調節和社會公共保障體系調節三種方式，而這其中以稅收為最基本的手段。因為稅收可以直接對國民收入的差距進行調節，而財政稅收形式多樣化，這就導致其相應的分配調節模式也具有多樣化的特點，而稅收作為我國國民生產總值分配和再分配的基礎，不僅實現了對宏觀國民經濟的分配，而且對居民收入也可進行再分配。文中針對當前我國財政稅收

1我國財政稅收分配方面存在的問題

目前我國各項改革不斷的深入，但計劃經濟并沒有徹底退出歷史的舞臺，其還遺留著痕跡，特別是在財政稅收分配方面，其還處于國民經濟分配這一層次，與當前的經濟形式及市場經濟的要求還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并沒有將稅收分配職能作用有效的發揮出來。

缺乏合理的稅制結構。稅種及稅收來源主要取決于稅制結構，其作為國家財政稅收的骨架和基礎，但在當前我國的財政稅收結構中存在著很多不完善的地方。首先我國當前稅制結構中存在著征收稅種多的問題，而且以流轉稅為主，涉及較多的主體，不僅過程復雜，而且計算也較為繁瑣，沒有與國民收入進行有效的配合，不利于國民收入再分配和調節的實現，而且存在對同一主體多次征收的現象。其次我國直接稅還處于剛剛起步階段，比例較低，而且對于國民收入再分配的影響有限。目前我國不僅存在著稅種比重的不平衡，而且收入調節性稅種也存在著不健全的問題，征稅制度還不十分完善，特別是對于贈與性和純收益性收入的征稅制度還存在著不完善的地方，稅收分配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

沒有完善的所得稅制度。在我國財政稅收中，所得稅作為其中十分重要的稅種，其是國家財政稅收再分配國民收入的最為重要的模式，我國所得稅概念引入的較早，但《所得稅法》直到八十年代才開始實施。近年來，多次對我國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進行了調整，但所存在的問題仍不容忽視。當前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制度與國民收入的實際情況存在著較大的出入，在我國國民收入體系中工資收入只是其中一個部分，但我國所得稅征收主要是針對工資收入進行的，而收入較高的群體其工資收入在其收入總額中所占比重較小，所以目前的所得稅制度在對工資收入再分配作用上起不到根本性的作用，而且征收比例較低，但提高稅率，則會給中等收入群體帶來較大的負擔，但目前的所得稅制度對于高收入者來講沒有產生什么影響，沒有實現再分配的效果。同時目前對于豪車和豪宅等項目并沒有專項的征收制度，可以說我國所得稅制度對于高收入者并沒有起到分配的作用。

缺乏嚴密的征收和使用監管體系。稅收的監管體系必須在征收和使用兩個方面同步推進，而我國在目前的所得稅征收方面，基本以代扣代繳為主，對個人資產的清查和個人申報的監督并沒有建立科學有效的監管體系，本質上放松了對納稅人的監控，尤其是在所得稅領域.作為體現稅收分配職能的重要稅種，高收入人群逃稅、漏稅、避稅的現象十分普遍，而我國稅務體系與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數據互通還十分不足，對上述行為的監管力度與處罰措施都不夠嚴密，這直接影響著稅收分配職能的發揮。在使用環節。雖然有國家財政預決算的控制，但是基于我國地稅國稅兩套稅收體系.對于地方預留稅收部分的使用監管卻不夠嚴密.通常當地政府通過列項即可撥付，實際上使得稅收的分配職能又偏向了宏觀國民經濟與政府意象這一范疇.與國民收入的分配缺乏結合。

2加強我國財政稅收分配職能進一步完善的具體措施

逐步完善所得稅制度。作為稅收分配職能的基礎，所得稅對于國民收入的再分配意義重大，為此，我國的稅務制度必須大力提高階梯式稅率的差異，同時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將低收入者免稅，并予以財政補貼，同時將高收入與低收入人群的征收稅率加大.呈現出“倍數差”，對于高收人者，可以在充分考慮我國國情的基礎上參考歐美征收30%甚至40%的高額所得稅.超額征收的所得稅可以部分用于低收人人群補貼。除此之外.應該擴大所得稅的征收層面，除工資、補貼和獎金等常規收入之外。對于福利、報銷甚至發放實物等，當其達到一定數額時都應該納入所得稅的范疇.以規避高收人人群利用非工資收入逃稅避稅的現象。

完善稅制結構。單一的流轉稅對于國民收入的分配是十分有限的，為此我國稅制結構的改革應該大力推進直接稅的發展，除了完善所得稅分配機制之外.在遺產稅、贈與稅方面也應該作更多的嘗試與探索，以便于“除了在財產轉讓環節對個人收入分配進行分配之外，也避免財富的代際差距積累和擴大”E1]。在稅制結構方面，還應該借鑒國外模式，逐步開征社會保障稅，對于社會保障稅征收的資金，用于輔助建立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提高公民保障和福利.這也是稅收分配職能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

加強稅收監管。監管體系是稅收體系的有力保障，在這一方面我國應該嘗試從兩個層面同步推進。首先應該大力宣傳《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法》、《所得稅法》等國家基本稅收法規，從本質上樹立遵法守法的社會風氣.增強納稅人自覺納稅的意識。另一方面則應該建立強有力的監管體系。對偷稅漏稅行為嚴厲查處和處罰，為此可以建立“稅收碼”模式，為每一個納稅人建立一個稅收碼，與其身份證、社保、銀行卡等進行綜合性綁定，尤其可以對每一個納稅人納稅行為進行有效的監控，也便于從本質上推進所得稅的征收，使得高收入人群的隱報、瞞報收入等現象受到控制。

具體的財政政策范文第2篇

    在最近稅收征管過程中，反映出許多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城市房地產稅的政策和征管問題。為保證三稅政策的貫徹執行和稅源普查工作的順利開展，現將有關政策和征管問題進一步明確如下，請依照執行。

    一、關于企業無原值房產計稅依據的確定問題

    對于企業無房產原值或房產原值明顯偏低，且屬95年以前建造的房屋，仍按（87）市稅三字第334號文件規定房屋估價標準執行；95年（含95年）以后建造的房屋，企業自建房暫按下列房屋估價標準執行：鋼結構、鋼混結構的按每平方米1500元計算；磚混結構按每平米1100元計算；磚木結構、其他結構按每平米500元計算。對于企業外購無房產原值或房產原值明顯偏低的房屋，由主管地方稅務機關參照同類房產核定。

    以上房價是按余值計算的，均不再減除30％。城市房地產稅比照此規定辦理。

    二、關于出租房屋租金收入的確定問題

    納稅人出租房屋，作為房產稅計稅依據的租金收入，是指出租方向承租方收取的所有收入，不包括能夠單獨計算，并上交有關部門的水、電費用等。

    三、關于房屋附屬設備的確定問題

    根據（87）市稅三字第334號文件“房產原值應包括與房屋不可分割的各種附屬設備或一般不單獨計算價值的配套設施”的規定精神，對于制冷供暖系統、消防系統、監視系統、電子防盜系統、閉路電視和有線電視系統等設施，應一并計入房產原值計算繳納房產稅或城市房地產稅。

    四、關于季節性取暖鍋爐房征免稅問題

    對于專門用于季節性取暖的鍋爐房，在停用期間，可比照房屋大修停用期間免征房產稅的政策，并依照京地稅二（1999）123號文件規定的程序辦理免征審批手續。

    五、關于未竣工已使用的房產征稅問題

    根據財政部、稅務總局（87）財稅地字第008號“納稅人在辦理驗收手續前已使用或出租、出借的新建房屋，應按規定征收房產稅”的規定精神，對于納稅人未竣工先使用的房產，應自其使用之次月起，就其實際使用部分計算征收房產稅。

    六、關于村委會出租房屋的納稅問題

    對于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開征范圍內的村委會出租房屋，原則上由房屋產權所有人、土地使用權擁有人按房屋余值、土地面積繳納房產稅、土地使用稅。為便于征管，在實際操作中可由承租人或實際使用人代繳稅款。

    七、關于下放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政策性減免稅審批權限問題

    對于政策性減免的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凡是減免稅額在10萬元以下（包括10萬元）的，可由各區縣地稅局審批，并報市地稅局備案；減免稅額在10萬元以上的，仍按京地稅二（1999）123號文件規定的辦法執行。

    八、關于對住宅小區內道路、綠地等公共用地征免城鎮地土使用稅問題

    對于住宅小區內道路、綠地等公共用地，可比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土地使用稅暫行條例》中“市政街道、廣場、綠化地帶等公共用地免繳土地使用稅”的規定，暫免征收城鎮土地使用稅。

    九、關于納稅人擁有部分房屋的產權，其城鎮土地使用稅如何計繳問題

    對于納稅人擁有部分房屋的產權，應由主管地方稅務機關根據具體情況核定納稅人應稅面積和應納稅額。核定方法為：

    應稅面積＝納稅人房屋建筑面積÷房屋總建筑面積×總占地總面積

    應納稅額＝應稅面積×單位稅額標準

    十、關于土地使用權轉讓過程中，納稅人和納稅時間的確認問題

    在土地使用權轉讓過程中，在承受方取得國有土地使用證之前，轉讓方為納稅人。為了便于征管，應由土地實際使用人自其使用土地之次月起代繳城鎮土地使用稅。

    十一、關于按評估價值計稅問題的解釋

    京地稅二（1994）204號和京地稅（1998）795號文件中“對房產進行重估”，“將房產進行重估”應按調整后的房產原值計征房產稅或城市房地產稅是指，企業經國家有關部門認證后將房產進行評估，按會計制度規定調整固定資產帳面房產原值后據此征稅。

    十二、關于城市房地產稅代繳義務人的確定問題

    外籍個人、華僑和港澳臺同胞出租房屋，且不在房產所在地，并委托他人代管的，可由代管人或承租人協商，推薦一方為城市房地產稅代繳義務人。

    十三、關于普查中如何補稅和加收滯納金的問題

    在稅源普查中，對查補入庫稅款應按《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有關規定，加收滯納金。對于納稅人按主管地方稅務機關規定期限主動申報并按規定繳納稅款的，可暫不加收滯納金。對已加收的滯納金，不辦理退還手續。

    對普查中發現的應繳未繳稅款和滯納金，應在10月征期內組織入庫。

具體的財政政策范文第3篇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有效性

在宏觀諸調控手段中，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而對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誰優誰劣的問題一直就是經濟學百年以來爭論的問題，至于誰優誰劣各國的國情不同都有不同的解釋。

一、支持財政政策的理論

支持財政政策的理論主要來自于凱恩斯主義者。他們認為，對有效需求的調控，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更有效，財政政策是一種最直接、有效的調控經濟的手段。它既可以用來變動總需求，以對付嚴重的通貨緊縮或者通貨膨脹等貨幣現象，也可以被用來微調經濟，熨平經濟周期的較大的波動。財政政策的措施十分簡單明了，如果經濟正處于嚴重的蕭條時期，財政政策就采取“減收增支”的辦法，減收就是減稅，增支就是增加政府開支和增加社會福利的辦法。如果經濟處于過渡的膨脹之中，就使用縮小政府支出的辦法，已達到經濟平穩發展的目的。

對于財政政策的主要的三種手段來說，增加政府支出是刺激經濟的一種最直接的手段。政府支出可直接增加和擴大總需求，因而有較大的乘數效應。同時，政府支出可以直接為宏觀調控目標服務，這樣更具有目的性和針對性。政府可以把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這樣一方面可以擴大總需求，另一方面可以解決國民經濟的瓶頸缺口，增加社會的生產能力。政府可以把資金用于經濟特別蕭條的地區以幫助該地區的經濟走出困境。政府可以把資金用于不太使用進口品的項目上，盡可能以乘數效應增加GDP。政府也可以把資金用于增加就業的項目上，以減少失業人口。所以財政政策對凱恩施主義者來說是極具說服力的一項政策。

轉移支付（TR）也是財政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可以通過調節轉移支付的大小來熨平經濟的波動。轉移性支出首先是增加了個人的可支配的收入，個人對于這種收入通常是認為正常收入，這部分收入的并不會等同于其消費支出，個人會依照邊際消費傾向和邊際儲蓄傾向對這部分收入進行分配，只有其中用于消費的部分才形成了社會總支出的一部分，因此，它對國民經濟的影響作用小于財政購買性支出的作用。轉移支付更多的是起到了“自動穩定器”的作用，促進經濟環境的穩定，保證財政政策的有效性。財政轉移性支出的傳導機制可以表述為：轉移支付增加，個人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費和儲蓄增加，國民收入增加，轉移支付下降。對于目前如何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許多人認為是居民收入不高所引起的消費能力不足，由此建議以擴大轉移支付為手段來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且不說財政能否承受如此負擔，真如果擴大轉移支付，其作用只能是掩蓋了經濟失衡的本質，阻礙了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不符合我國長期、穩定、持續發展的國策。

二、支持貨幣政策的理論

支持貨幣政策理論者認為財政政策對經濟并沒有好的調控效果，反而會有對經濟的健康發展造成壞的影響，其理由是：減稅或增加財政支出事實上不會對經濟有什么刺激作用，GDP不會因此而增加，因為在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貨幣供應量也相應擴大了，增加的只是名義的GDP。從長期來說，擴大總需求的財政政策還會導致通貨膨脹。特別是在浮動的匯率體制下，這個情況將更為明顯，因為總需求的擴大只會使本國的貨幣貶值，從而使進口品和進口原材料價格上升，進一步加大了通貨膨脹。在經濟蕭條時期，公共部門的借款需求會增加，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可能會使這種借款需求更高，結果很可能會發生社會公眾的信任危機。利率可能會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最終會將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社會效應抵消掉。

貨幣政策支持者認為，如果使用不好，財政政策只會造成經濟更大的波動。實施財政政策所可能涉及的問題主要是對三方面的效應要作出估計：政府支出和政府稅收的變化所產生的擠出效應如何？乘數和加速數的規模如何？時滯效應如何？上述的三方面的效應是很難估計的，宏觀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自行得到解決和恢復的，所以財政政策是沒有必要使用的。而這些情況使用貨幣政策就不用考慮，他們奉行單邊政策，即只使用貨幣政策調節經濟。

三、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使用的建議

（一）明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分工不同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國民經濟中的特點地位不同、手段運作方式都不同，所以它們應有所分工。在公平與效率、總量與結構的處理上，后者偏重于“效率優先”原則，以發揮其活躍經濟的作用。要確保經濟的高效率，在既定體制下，就要發揮好傾向政策的作用。前者則偏重于“公平優先”原則，以發揮其穩定經濟的作用。經濟發展既要效率，也要穩定，而穩定又以“公平”為前提，但也要要確保經濟的“效率”，在既定體制下，就是要發揮好財政政策的作用。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政府職能的轉變，財政資金在經濟領域的運用不可能像過去那樣包攬一切，而是應把有限的財政資金主要投向基礎設施和產業，其他方面和領域的社會需求將由貨幣政策解決。換言之，財政宏觀調控重點是調整經濟結構，貨幣政策則要加強對社會總需求的調控。

（二）不放松的高頻使用貨幣政策

從2014年全國經濟進入“低增長、去產能”新常態以來，特別是2015年股災之后，央行已經在調整現有的貨幣政策，幾次降息降準，盡可能降低利率水平，并相應擴張貨幣信用規模。當前我們還可以采取的措施有：調低甚至取消金融機構在中央銀行的準備金、備付金存款利率；直接勸說商業銀行擴大放款規模，縮減存貸差，提高乘數效應；繼續加大政策性貸款的規模，在目前持續通貨緊縮的情況下，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復對財政透支貸款或通過公開市場增持財政債券，以擴大基礎貨幣的投放規模。所以，不能因為貨幣政策的相對無效而拋棄它，應該發揮其對財政政策的配合和輔助作用。

（三）強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建設，突出其協調交叉點

國債的發行應與公開市場業務結合。當前國債發行已成為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也成為國家財政用于建設性支出和調整產業結構的主要財力來源。要把國債變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手段，使之成為既調節產業結構，又調節貨幣流量，與發展和穩定為一體。政策性投融資與財政貼息的交互使用，由于政策性投融資主要用于風險大、投資回報率低的基礎產業和農業等產業，在保本微利的原則下運行仍要滿足政策性金融機構的管理開支和人員經費以及適當的擴大投融資規模的需要，保證一定利潤。因此，在發展政策性投融資業務過程中，必須有相應的財政貼息措施與之匹配，借以保證政策性投融資事業的健康發展。

（四）加強財政調控，完善稅收改革。

具體的財政政策范文第4篇

一、圍繞財政赤字這個“軸心”認識和理解積極財政政策的施行

在書中，作者明確指出：所謂積極財政政策實際上也就是利用財政赤字刺激經濟增長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從這個意義上講，積極財政政策的采行其實反映了人們對財政赤字的認識轉變，亦即從“赤字有害”到主動利用財政赤字。

眾所周知，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國內理論界對于財政赤字一般持否定態度，認為赤字有害。步入20世紀90年代后期，根據我國經濟增長明顯趨緩，社會總需求嚴重不足、通貨緊縮成為經濟運行巨大壓力的宏觀經濟狀況，決策層審時度勢，果斷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舉措擴大內需，實施反周期操作。考慮到社會對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接受問題，把擴張性財政政策稱作積極財政政策。相應地，赤字財政也一改多年來“有害”的常態，開始以“積極”的面目出現。這就涉及到究竟應當如何評判赤字財政的問題。作者認為：評價赤字財政有害無害，因時因地而異，不能籠統地、簡單地作結論。財政赤字的“是”與“非”、“好”與“壞”，要看宏觀經濟狀況，只有在社會總需求小于社會總供給的狀況下，財政赤字才屬于“是”和“好”，因為它通過國債這種國家信用工具把城鄉居民暫不使用的資金轉變為政府資金使用出去，彌補了總需求缺口，刺激了經濟。

既然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就必然會發生財政支出大于財政收入的赤字，相應地也就產生了財政赤字的彌補方式問題。在沒有財政節余可以動用，且財政不允許向銀行透支的條件下，當前我國發生的財政赤字全靠增發國債彌補。由此，財政赤字也就成為增發國債的同義詞。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增發國債，對于經濟增長是有利還是有害，取決于當時的具體條件，同時也取決于增發國債的規模是否合理。在合理規模之內是有利的，超越了合理規模則是有害的。相應地，也就引申出發債規模的度的把握問題。

至此，作者圍繞財政赤字這個軸心，由積極財政政策的施行——采取的主要政策舉措（增發國債）——引申出發債規模度的把握——進而探究國債市場化建設問題，環環相扣、邏輯連貫，一條清晰的主線、脈絡躍然書中，展現于讀者面前。

二、在具體的宏觀經濟背景下分析、評價積極財政政策的績效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我國經濟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和變化：告別“短缺經濟”之后，由于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外部沖擊，使得國內本已存在的后短缺經濟的新問題顯性化，物價持續下跌，通貨緊縮跡象明顯；失業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經濟增幅下降，貨幣政策連續、密集運用，但政策效果不夠明顯；等等。上述幾方面的情況綜合在一起，使決策層于1998年為力求實現8％的增長目標而采取增加投資、擴大內需方針，并且把增加投資的重點掌握為基礎設施建設（以求避免形成生產項目上的重復建設，優化結構和增強發展后勁）。為有力地貫徹這一思路，啟動財政政策便是必然的選擇。之所以把運用赤字財政進行調控作為實施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這是因為，與其它宏觀經濟政策相比，財政政策不需要中間傳導過程就可以直接擴大社會需求，時滯短，拉動經濟增長作用明顯。從這個意義上講，積極財政政策的表述，是含有財政政策更為主動和主要發揮對經濟增長的調控作用含義的。

書中通過實證分析方法，對積極財政政策的績效進行了較為客觀的概括與評價有效地擴大了投資需求?促進了經濟發展，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礎設施項目，辦成了一些多年想辦而未辦成的大事；技改貼息取得了良好效果，加快了企業技術進步，促進了產業升級；增加了就業機會等。

三、從宏觀調控的戰略角度把握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

我國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就是在經濟增長乏力、增長速度下滑時，通過擴大財政赤字增加政府支出，把社會的閑置資本利用起來，從而刺激經濟，變下滑為上升。這種做法是在當今世界市場失靈現象反復出現、經濟活動復雜化和國民經濟景氣循環的不規則化條件下，政府對經濟活動進行的調節，以實現國民經濟持續增長、物價穩定和充分就業。其包括的總體政策含義是，在主要確保金融穩定、安全運行的同時，相對更多地發揮財政政策在擴大內需、支持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因為在市場經濟“間接調控為主”的宏觀調控體制中，財政政策是貨幣政策之外唯一可以仰仗的“主力型”工具和手段。

書中同時指出，中國目前的通貨緊縮是在不完善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在深化改革、調整結構和加快開放過程中出現的。由此表現出來的特殊性決定了我們不能照搬發達市場經濟國家財政與貨幣政策的“松”“緊”組合，因而必須加強研究，探索如何避免政策相互掣肘與效果彼此抵消，如何實現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有效組合，把握政策的合適力度與實施時機，進而保持經濟系統的動態穩定性。

四、通過相關問題的研究深刻體味積極財政政策

在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過程中，還存在著一系列相關問題亟待探索，諸如資源配置趨向的變化、利益關系的調整，對投資、對消費以及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宏觀調控從需求管理向供給管理轉變時政策手段的運用。書中辟出專門章節，對財政支出的合理安排、收入分配的調節、三農問題、基于供給調整的稅收政策、出口退稅以及財政制度建設等問題進行了全面研究。其相應的政策結論是：合理安排財政支出，提高國債資金使用效益；通過收入分配進行宏觀調控具有不可持續性；支持農民調整產業結構，促進農業現代化，鼓勵農村居民向非農產業轉移；稅制改革的近期目標是增值稅的完善、內外企業稅負的統一，遠期目標是實現“稅費歸位”；完善出口退稅的管理機制，保證出口退稅政策的實施；改革預算管理制度、逐步實施國庫集中收付制度、推行政府采購制度。

五、以前瞻性的眼界探尋積極財政政策的淡出及后續政策取向

具體的財政政策范文第5篇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政策協調，宏觀調控

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以間接調控為基本特征，即政府調控主體主要通過政策手段把經濟參數附加到市場上多種生產要素的價格信號上，進而調節、引導市場主體的生產經營行為。間接調控所依仗的主要政策手段，便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這兩大宏觀調控政策共同服務于宏觀調控的總目標，但分工而互補，需要相互協調配合，促使經濟運行趨于總量均衡和結構優化的理想狀態。隨著我國經濟“市場化”和融入“全球化”的進程，經濟運行的復雜程度大大提高了，財政、貨幣政策加強協調配合的必要性和復雜性也顯著增加。本文試基于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問題的思考，提出幾點基本認識，以期就教于各方。

一、財政、貨幣政策的一致性、差異性和協調配合的必要性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具有緊密的聯系，這種緊密聯系從根本上說植根于雙方政策調控最終目標的一致性。兩大政策調控的著眼點，都是針對社會供需總量與結構在資金運動中表現出來的有悖于貨幣流通穩定和市場供求協調正常運行狀態的各種問題；兩大政策調控的歸宿，都是力求社會供需在動態過程中達到總量的平衡和結構的優化，從而使經濟盡可能實現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兩大政策的緊密聯系還來源于雙方政策手段的互補性以及政策傳導機制的互動性，一方的政策調控過程，通常都需要對方的政策手段或機制發揮其特長來加以配合策應，經濟學理論對此可以做出很好的闡釋(如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從社會總資金的運動來看，財政政策對資金運動的影響和貨幣政策對資金運動的影響，相互間必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和連鎖反應，各自的政策實施及其變動，必然要牽動對方，產生協調配合的客觀要求。

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存在緊密聯系的同時，又由于各自在經濟體系中所側重的不同領域和具備的不同作用，而具有一系列的差異性特征。

首先，調節的范圍不同。財政收支及其政策體現政府職能的各個方面，其調節范圍不僅限于經濟領域，也涉及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貨幣政策主要處理商業性金融系統功能邊界內的事務，其調節范圍基本上限于經濟領域(當然，可以由經濟領域間接傳導到其他領域)。

其次，調節的側重點不同。雖然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都對總量與結構發生調節作用，但財政政策相對于貨幣政策而言帶有更為強烈的結構特征，因為財政收入按不同項目與不同規定來組織，可以直接調節不同地區、部門、企業及個人的收入水平，財政支出按資金性質與用途來安排，可以直接調節產業結構、部門結構和社會經濟結構的各個方面；財政政策對總量的調節，則主要是以政府收支及其乘數作用影響社會總資金運動的全局。反之，貨幣政策相對財政政策而言帶有更為鮮明的總量特征，因為國民經濟中的一切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

都要表現為有支付能力的貨幣購買力，中央銀行作為唯一能夠直接管理全社會貨幣供應總量的部門，正是運用貨幣政策對之加以調控；同時，商業性金融信貸自身的市場化經營原則要求銀根松緊的變化大體一視同仁地覆蓋其全部資金運動，貸款差別利率等旨在區別對待不同產業、行業、企業、項目等以調節結構的手段，只能在比較有限的范圍內實行和發揮作用，并將隨著我國市場化改革的推進而日趨有限。宏觀經濟政策的特定目標，可歸納為經濟增長、資源優化配置、穩定物價、充分就業、反周期波動、收入公平分配、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等方面，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固然都服務于這一系列目標，但由于上述側重點的不同，各自對于不同目標的作用，便有所區別。比如，在產業結構合理化、收入公平分配方面，財政支出政策與稅收政策的重要性居先；在穩定物價方面，貨幣政策的重要性則排在首位。

第三，調節的手段不同。財政政策所依靠的手段，主要有稅收、預算支出、公債、財政補貼、貼息等，貨幣政策所憑借的手段，則主要有利率、存款準備金率、貼現率和公開市場業務以及貸款安排等。

第四，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功能空間不同。例如，人們可以把貨幣政策比作一根拴在經濟之車上面的繩子，認為當經濟向上步入通貨膨脹時，它可以拉住其別走太遠，但當經濟處于通貨緊縮而無力向上爬坡時，它卻無法推動。這種比喻形象地描繪了不同經濟運行狀況下，貨幣政策作用效果的差異。一般而言，貨幣政策長于應對通貨膨脹階段的問題，而財政政策在應對內需不足、解決通貨緊縮階段的問題時更具優勢。我國1998—2002年間政策實踐中的調控效應，與凱恩斯理論中關于蕭條階段財政政策更具有效性的認識是相吻合的。

第五，兩大政策所調控的資金所遵循的經濟運行機理不同。貨幣政策調控下的商業性金融資金是按照追求微觀直接效益(利潤)目標的市場原則展開競爭的，只愿意“錦上添花”，即按照商業化原則投向盡可能高收益、低風險的領域和狀態良好的企業，這對于商業性金融而言是合理的、無可厚非的。與此不同，財政政策下的資金運作在承認市場一般原則的前提下，可以并且應該超越微觀直接效益的眼界而注重追求長遠、綜合、宏觀、社會的效益，財政政策可以和必須在關注基本民生、施行“雪中送炭”式的支持扶助和調節收入分配差距、優化生態環境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最后，政策的時差與調節的時滯不同。政策時差，是指決策機關從認識到需要改變政策，到實際上實行新的政策所需的時間。一般而言，在財政政策的制定與修訂必須經過立法機關審議、批準這樣一整套程序的情況下，財政政策的時差較長；而貨幣政策由于通常是由具備較強獨立性的中央銀行的人數不多的高級決策層所制定，其時差較短。調節時滯，是指政策從其調節動作的發生到調節效果的顯現所需的時間。一般而言，財政政策由于通常具有政府直接安排收支和可以運用某些強制性手段的背景，其時滯較短；而貨幣政策則由于通常完全依靠間接手段作用于調節對象，其時滯長于財政政策。

正是由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存在十分密切的相互聯系，同時又存在一系列不同特點和側重點，因此，在宏觀調控中，兩者必須緊密配合，取長補短。

二、現階段我國財政、貨幣政策迫切需要進一步加強協調配合

現階段進一步加強我國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緊迫性，源于我國改革開放新階段的客觀要求以及經濟發展運行的實際狀況。

我國加入WTO以后，無論是進出口規模，還是跨境資本流動規模都出現了迅猛增強，國民經濟融入全球化的進程迅速加快，國內外經濟運行的關聯度和互動性大大增加，宏觀調控既要考慮外部沖擊對本國經濟的影響，又要考慮本國政策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及其反饋作用情況。同時，人民幣匯率浮動的彈性不斷提高，匯率浮動為經濟主體帶來更多交易靈活性、便利度的同時，也帶來了更多的風險和調控成本。因此，宏觀調控任務的復雜性顯著增加，要求兩大政策在更廣泛的領域達成共識，在更為復雜的環境下，對更為復雜的政策事項作出及時、合理的相互配合。

同時，我國財政領域和金融領域的變革和創新都正向縱深推進，其最終目標都是通過體制改革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這在本質上有利于促進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但是，改革的過程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一些階段性的脫節、紊亂和矛盾，影響政策配合的有效性，為盡可能避免或減少這些問題，加強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也是必不可少的。

就國內經濟形勢而言，2003年以后，經濟運行出現了通貨膨脹的隱憂，2007年下半年以來，通貨膨脹壓力顯著增加。為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的通貨膨脹，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組合安排由“雙穩健”轉變為“一穩一緊”，這種新的組合模式也對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球經濟的不確定形勢和國際競爭環境下，我國迫切需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進行結構優化調整，宏觀調控在總量平衡和結構優化方面的任務都很嚴峻，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僅要在各自的調控領域中發揮應有的作用，還要加強協調配合，發揮調控的互補和聯動效果，而避免相互掣肘和抵消。

三、當前財政、貨幣政策在協調配合中的角色側重

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和地區差異顯著的特點，決定了經濟增長過程中結構變動因素特別強烈，問題十分突出，涉及總需求結構、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等諸多領域的矛盾，而且在開放程度日益提高的環境中，這些結構性問題更容易傳遞總量問題，例如，在總需求結構中，消費需求比例偏低是導致出口壓力大的重要原因，而出口快速增長又是誘發流動性過剩以及通貨膨脹的重要因素。與此同時，我國實現現代化戰略目標的趕超性質和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等，不允許我們坐等由漫長的平均利潤率形成過程和調節資源配置過程來解決結構問題。因此，必須清醒地看到政府在現代化過程中通過國家干預促進結構優化的責任，在大力推進市場取向改革的同時，努力提高決策水平，積極而有分寸地把握好調節結構方面的工作。對此，財政收支可以成為非常重要的操作手段，財政政策可以積極發揮其結構調整功能的優勢，以區別對待的方式，通過調整財政收支的流向和流量，達到促進結構優化的效果。另一方面，貨幣政策調控的特點決定了它不宜實施過多差別性的調控措施，因此，兩大政策在我國結構優化調控方面的協調配合，應以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近期，財政政策的重點是合理把握財政支出規模，優化支出結構，較大幅度增加在社會保障、教育、衛生、住房保障、生態保護和科技創新等方面的支出，同時積極探索有關稅制改革和推進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化。

在總量方面，目前我國所要解決的問題是避免經濟過熱和防止明顯的通貨膨脹，由于貨幣政策對于總量調控的功能更為顯著，效果更為直接，尤其長于通貨膨脹時期的總量緊縮，所以，貨幣政策應在當前擔任總量調控的主力。而財政政策的總量調控效果具有間接性，并且我國財政政策需要在較長時期內承載優化結構和為改革提供財力保障的歷史任務，不到非常時期，不宜實施過分緊縮的財政政策，因此，近期在緊縮總量的調控方面應以貨幣政策“從緊”為主導，財政政策發揮適當配合作用，使其在總需求調控方面的影響盡量保持中性，并在增加有效供給方面更多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

四、關注財政、貨幣政策調控的結合部，加強重點領域的合理協調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過程中雖然覆蓋不同領域，使用著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又在某些領域存在天然的結合點，例如國債和財政國庫存款領域，而在有些特定領域，通過政策制定者的主動設計，也會成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結合部，例如通過發行特別國債購買超額儲備的外匯建立基金。

(一)國債領域

國債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一個最基本的結合部。國債可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重要手段，從另一個角度看，其規模的擴大或者縮小，正是財政政策實現擴張或緊縮效果的一個重要工具，而國債進入二級市場之后，由于其低風險和高流動性，則成為中央銀行通過回購或逆回購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礎貨幣的重要載體。作為公開市場操作的工具，通常需要國債具有一定的余額和足夠數量的中短期債券。但目前我國國債發行中短期國債發行存量不足，這為貨幣政策的公開市場操作帶來了一定制約，因此，2003年之后，央行為避免通貨膨脹，大規模發行央行票據對基礎貨幣投放量進行對沖，央行票據已成為貨幣市場的主體交易品種，也成為中央銀行回收流動性的主要手段，比較而言，通過國債回購回收流動性的操作手法應用不多。但是，央行票據的發行存在一定的成本，而且也存在“借新債還舊債”的現象，可用于沖銷流動性的空間逐步縮小，從長期來看，通過央行票據回收流動性的沖銷政策“獨木難支”，有必要加強國債品種的配合。

2007年下半年，財政部發行了15500億元左右的特別國債用于購買國家外匯儲備中的一部分超額儲備，人民銀行通過商業銀行買入這些特別國債，增加了人民銀行持有的國債數額，為人民銀行公開市場操作提供了載體，目前，人民銀行已經開始用這些特別國債作為質押通過正回購業務回收流動性，從而降低了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的成本。這一舉措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國債這個結合點上進行合理協調配合的創新性做法，為貨幣政策進行緊縮調控提供了新工具。

但是，在國債這一結合部上，也還有可能出現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左的現象，政府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需要關注這方面的問題。原則上說，對于財政政策而言，在經濟蕭條時，可以通過增加國債發行、擴大政府支出的方式實現經濟的擴張，而在經濟過熱時，則需要減少國債的發行，減少政府支出緊縮經濟。但是，我國現階段在趨于過熱的情況下，央行要回收流動性卻需要更多的國債作為載體，這就帶來了一定的矛盾。當然，由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本身的特點不同，其松緊配合的方式多種多樣，同時采用緊縮性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時候較少，因此，我國現在可以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各自不同的松緊，來形成最佳配合來緩解國債方面可能存在的不協調，也包括今后探索在已有的國債“余額管理”制度框架下更多發行短期國債的辦法。

(二)財政存款領域

財政存款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方面的另一個重要結合點。我國財政存款的數額由于季節性因素出現明顯波動特點，會對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操作帶來一定的影響。近年來，隨著我國財政收入快速增長，在中央銀行的政府存款出現了逐年攀升態勢，同時，財政存款規模變化的明顯特征是前11個月存款余額基本上是增加趨勢，而在每年的12月份會出現大幅度下降。中央銀行在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時需要根據財政存款的季節性變化特點，有針對性地采取相應措施，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貨幣政策調控的復雜性和難度。

現階段我國財政存款的大幅增加也與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推行的階段性特點有關。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是我國預算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對于提高財政收支規范性、增強財政收支透明度實施全程監督和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具有重要意義。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在按照“橫向到邊、縱向到底”方針繼續深化過程中，不斷減少在途資金和單位滯存資金，使國庫庫底資金和財政存款規模走高。在“國庫現金管理”尚很幼稚而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的階段內，這一矛盾會較為突出。隨著國庫集中支付制度、預算制度以及國債發行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財政存款的較大波動問題會逐步得到緩解，國庫現金管理的發展，也會使國庫存款數量平均規模降低。但是，財政收支的不一致性是一直存在的，這意味著財政存款規模隨著季節性因素而變化的特點在相當長時期內仍然會存在，因此，有必要積極探索相應的緩沖機制，合理明確財政部與中央銀行在國庫資金收支管理中的有關職責，發展財政、央行的動態協調機制，逐步提高國庫現金管理業務水平，在加強與稅收部門、非稅收入部門、主要政府支出部門、整個銀行系統的合作與預測信息交流的基礎上，提高國庫現金流的預測水平，使得國庫在滿足財政日常支出需要的前提下，積極穩妥拿出超庫底資金部分進行安全投資，并提前消化財政存款余額大幅波動對貨幣供應量帶來的壓力。

(三)外匯儲備領域.近年來，隨著我國貿易順差的不斷增長，外匯儲備規模也在不斷擴大，通過外匯占款投放基礎貨幣成為中央銀行貨幣投放的主要方式，并已經超出了經濟發展的需要，中央銀行要使用大量的政策工具來對沖。這種被動式的貨幣投放使我國貨幣政策的制定和操作增大了難度。與此同時，外匯儲備資產變動的不可控性與波動性也對我國貨幣政策調控構成了較大的干擾。

2007年，15500億元特別國債的用途是購買部分外匯，并通過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進行投資運作。這種做法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外匯存量儲備資產的收益率，另一方面也是對目前我國推行的“藏匯于國”或者說是藏匯于央行的結售匯制的一種突破，可配合外匯體制改革，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做法明顯降低了超額外匯儲備對貨幣政策調控的干擾程度和運行壓力，有利于在總體上降低宏觀調控的成本，提高其有效性。

但值得關注的是，通過發行特別國債降低外匯儲備的方式是受制約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這種協調配合的操作空間也是有限度的，不能期望僅僅通過這一種方式持續地解決我國外匯儲備增長過快給貨幣政策帶來的壓力問題。在未來一段時間，我國“雙順差”的國際收支格局仍將持續，因此，目前需要繼續對外匯儲備與貨幣政策調控之間的緩沖機制進行探索和完善，逐步改革外匯結售匯體制，探討藏匯于國家結合藏匯于企業、藏匯于居民等制度安排的可行性與具體路徑，研究解決債權性外匯儲備與債務性外匯儲備分類管理等問題的對策措施，以減輕外匯儲備變動對貨幣政策的影響和提高財政、貨幣政策配合及其宏觀調控的水平。

五、優化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所應注重的制度建設邏輯

總體來看，近年我國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取得了諸多進展，特別是在兩大政策的結合部實施了一些頗具創新性的措施安排，對實現我國經濟又好又快平穩運行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約，相對于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而言，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仍存在著較大的改善空間。為了提高宏觀調控的有效性，更好地維護我國在開放條件下的經濟利益，兩大政策需要在協調配合的各領域，提高協調配合的及時性和有效性，開拓協調配合的廣度和深度。筆者認為，在優化兩大政策協調配合的過程中，應遵循和注重的基本內在邏輯是制度建設導向的，而非只是解決技術性磋商層面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