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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歐債危機;經濟;影響
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以后,希臘遭受影響導致經濟下滑,而國家對貨幣高估使得希臘出口始終達不到理想的效果,再加上希臘國家內部沒有靈活的貨幣政策,在這重重矛盾下,希臘政府不得不依靠大量的投資和消費來拉動國內的經濟,由此導致了政府赤字的不斷積累。簡單而言,就是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嚴重影響下,由于經濟下滑導致居民消費水平降低,政府為解決這種狀況,向國外大規模借債拉動國內經濟,從而造成國內赤字不斷累積。最終使得信用風險逐步積累,使得信用評級降低,由此形成了債務危機。
一、歐債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一)加大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國際收支雙順差和不斷增加的巨額外匯儲備成為西方國家推動人民幣升值的直接原因。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認為中國出口商以“不公平的低價”搶奪世界市場,因此逼迫人民幣升值,進而將這一經濟問題轉變為政治責難,向中國施壓。我國對外界的壓力應該遵循溫總理在2010年提出的“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三原則,既要考慮外界的態度,又要考慮自身的能力,不能屈從外部的壓力而升值人民幣,應很好地吸取“日元被逼升值”的歷史教訓。
(二)影響中國對歐盟的出口
據中國海關統計,2012年7月,中國和歐盟之間的進出口總額約為480億美元,同比下降8.9%,其中,中國對歐盟出口293.7億美元,下降16.6%;2012年1-7月,我國對歐盟出口同比下降3.6%,這就意味著對歐盟出口增速比總體出口增速低11.4%,這一缺口就影響了1300 億美元的出口額。在我國外貿出口的主要對象中,占據前三位的是歐盟、美國和日本,這三國就占到中國出口總額的60%。尤其是歐盟,已經成為我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場、第一大技術引進來源地和第二大進口市場,目前占中國出口的20%左右。根據德意志銀行亞洲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的研究,歐美經濟增長每下跌1%,中國出口增長就要下跌6%。
(三)迫使我國轉變外需拉動的經濟增長方式
我國自歐洲債務危機以來出現了罕見的兩次逆差。第一次是在2010年3月,逆差額為72.36億美元。第二次是在2011年2月,我國的進出口額降低到了一年中的最低點,約為1000億美元,并存在少量逆差,逆差額為73.06億美元。這與我國人民幣升值抑制出口、歐元貶值促進我國進口是分不開的。之后在3月份我國的進出口額又迅速回調,賬戶余額一直保持著順差。
二、應對歐債危機的相關對策
本輪歐洲債務危機帶給我國的啟示有很多。我國應該防患于未然,保持合理的債務規模和債務結構,提升本國的宏觀經濟管理水平,審慎推進亞元貨幣區進程,提高我國的金融監管能力等。
(一)保持合理的債務規模和債務結構
我國應該盡量避免過度負債,并要保持合理的債務結構。首先,政府應量入為出,使本國的政府債務安排留有余地。因為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國家和地區爆發金融危機所導致的不對稱沖擊都有可能引發本國的經濟和金融領域的動蕩。而過高的負債率很容易在這樣的背景下誘發債務危機。其次,還要合理地安排和規劃本國的債務結構。在期限結構方面,要盡量減少短期債務的占比,并避免在短時期內集中償還巨額債務。在利率結構方面,應減少浮動利率債務的比例,以降低利率的波動所帶來的額外負擔。
(二)提升本國的宏觀經濟管理水平
1.構建合理的經濟結構
我國應在歐洲債務危機中吸取教訓,通過出臺相應政策來抑制房地產業的過快發展,使其資產泡沫保持在合理的范圍之內,有效打擊投機性購房行為并大力發展實體經濟,加快我國經濟結構的優化調整,減輕虛擬經濟波動對實體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這將提高本國的綜合國力,以增強本國的償債能力,提高經濟和金融領域的穩定性。
2.重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相互協調
2012年,我國推出的是穩健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其中積極的財政政策旨在歐洲債務危機的陰霾之下刺激經濟增長,而穩健的貨幣政策相對于2008 年金融危機時期的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有所收緊,其旨在降低房地產領域中的資產泡沫和在金融領域可能產生的不良資產,同時抑制通貨膨脹。
(三)增強我國的金融監管水平
歐洲債務危機暴露了歐盟和歐元區內部監管系統的諸多不足,也為完善我國的金融監管帶來了許多有益的啟示。第一,應逐步促進我國從分業型金融監管向混業型系統性金融監管的轉變。第二,我國的金融監管要引入逆周期監管的理念。我國應該在《巴塞爾協議III》的基礎之上加強銀行業的資本監管并實時地推進動態撥備制度,以未雨綢繆地在繁榮時期積累逆周期的緩沖資本,以便于提高本國銀行業的抗沖擊能力,平滑繁盛時期和危機時期的金融風險。第三,要加強對本國銀行業的流動性監管。
參考文獻:
[1]Dawn Holland,Simon Kirby.Ali Orazgani.Modelling the Sovereign DebtCrisis in Europe[J].National Institute Economic Review,2011.8
首先,失當的經濟政策是引發金融危機的宏觀因素。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直接誘因是美國的次貸危機。美國信息技術泡沫破滅后,美聯儲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聯邦基金利率降至1%。在2002―2006年的4年里,美國的金融機構發放了大量次級貸款,刺激了房地產泡沫。再后來,隨著美聯儲不斷加息,房地產泡沫破滅造成了巨額不良資產。究其原因,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負有主要責任。即低利率持續了過長的時間,是導致房地產泡沫和次貸危機的重要宏觀因素。從財政政策上看,歐美等許多發達國家由于長期財政赤字積累了大量的國債余額,使得財政赤字和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均達到了不可持續的水平。所以,從整體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穩健和適度,是維持宏觀經濟良好運行的一個重要基礎。
其次,監管不力或監管缺失是釀成金融危機的微觀原因。對美國而言,監管不力或監管缺失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商業銀行發放了那么多次級貸款,并產生了大量以此為基礎的衍生品,監管當局長期以來對金融機構和投資者都沒有進行風險提示,另一方面,投資者過度相信評級機構,以為它們買的有抵押債券具有很高的信用等級。由于對次貸產品的監管缺失,使得這種運營模式能夠持續很長時間。而發放貸款的銀行和金融機構,它們也沒有壓力進行認真的貸款審查,因為它們知道貸款發放以后,能夠迅速而順利地將其以抵押貸款證券化的形式再賣出去,它們不再對這些貸款承擔責任。數次的買賣,使得很多機構手里都拿著有問題的資產,次貸危機的巨大風險由此形成。更可怕的是,這些債券的持有者不知道這些資產的問題到底有多大。一旦風險暴露,市場恐慌性拋售就不可避免,系統性金融風暴驟然發生。
第三,決策遲緩是導致金融危機傳導和蔓延的主觀因素。危機爆發后,由于美國財政、央行和監管當局沒有得到及時授權,降低了危機救助的有效性。一個重要的例證是,像雷曼這樣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發生危機后沒能得到及時有效的救助。一般而言,對于存款類機構,監管當局或者中央銀行作為最后貸款人,對它的救助是有法可依的。但對雷曼這樣的非存款類機構,美國當局在救助的決策過程中產生了較大分歧,雷曼最終申請破產,造成市場的劇烈動蕩,引起危機大規模蔓延。還有一個例子就是英國的北巖銀行,由于監管當局和最后貸款人的信息不對稱,對這一銀行的整頓救助過程緩慢遲鈍,使危機向其他金融機構傳導,最終導致了更嚴重的問題和更大的損失。
債務危機是金融危機再度惡化的“加速器”。在危機救助中,大量的債務從金融市場和私人部門轉移到政府和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上,引發了債務危機。為解救危機,主要危機國家的財政提供了對金融機構的注資和援助資金,中央銀行也提供了巨額的流動性資金。因此,各主要發達國家都出現了財政赤字的大幅攀升,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快速上升。當這一比重過高時,市場對這些國家的債務償還能力產生懷疑,必然引起相關國債的價格下跌,而價格的大幅下降,進一步造成政府償債能力下降,融資更為艱難,債務的還本付息更不可持續,債務危機由此形成。在一定的條件下,債務危機和金融危機是可以互相轉化的。為了救市,政府和中央銀行承擔了大量的債務,幫助一些機構渡過了難關,穩定了市場。但是,如果政府承擔大量債務導致了債務危機的話,實際上有可能誘發新一輪的金融市場動蕩。背后的邏輯是:持有國債的主要機構是商業銀行,如果國債價格大幅下跌,它的資產質量就會受到影響,導致資本充足率下降,流動性出現問題。前不久的希臘債務危機的發生,就是最好的例證。
可以說,上述原因導致了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和傳導,并最終拖累了實體經濟,在政府救助過程中又產生了債務危機,既有歷次金融危機的共同特點,又反映出了當前世界經濟的結構性矛盾。
這次危機也影響了中國金融經濟。如何在應對危機沖擊中維護中國的戰略利益,從而為中國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金融環境,需要我們始終站在時代前列,吸取這場全球金融危機的教訓,謀求在抗御金融危機上形成共識,有效建立新的國家發展優勢。
當全世界都認為經濟危機即將探底或者已經探底時,2009年11月25日,阿聯酋之迪拜酋長國政府宣布,將重組旗下最大的國有控股投資公司迪拜世界,公司所欠約600億美元的債務將至少延期六個月償還,其中包括迪拜世界下屬地產巨頭納西勒公司即將于12月到期的35億美元伊斯蘭債券。房地產泡沫、過度的金融投機行為、缺乏約束的金融業引發的危機,導致美國經濟泡沫破滅;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迪拜。而由于房地產業造成的迪拜債務危機又能給中國帶來什么樣的啟示,本文將對此進行探討。
一、迪拜經濟的崛起
迪拜是7個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中面積第二大的酋長國,位于波斯灣霍爾木茲海峽灣的咽喉地帶,地理位置十分優越。上世紀60年代末,石油的勘探開啟了迪拜現代經濟的發展歷程,石油財富的積累自拜得以在20世紀70-80年代大力開展基礎建設。但由于石油儲量并不豐富,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迪拜開始致力于多樣化發展。憑借其開放的經濟政策、良好的地理位置,經過短短30年的發展,迪拜已經成為中東和非洲地區的交通中心、信息中心、展覽中心和商品分撥中心。與此同時,迪拜還將出口所獲得的石油美元存在國外進行房地產和證券投資。對沖基金、衍生產品市場等為石油美元提供了良好的渠道,其財富基金積極參與跨國投資,曾獲得豐厚的收益。 迪拜經濟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賴于政府在1998年開始推出的房地產振興計劃。政府的刺激計劃使得迪拜房價從2004年至今翻了4倍。通過投資房產和基礎建設,迪拜吸引了大量的國際游資,推動了旅游業、高端房地產業、金融業的發 展,也推動了迪拜經濟的二次繁榮。
二、迪拜經濟危機爆發的原因剖析
1、政府政策導向性失誤導致房地 產市場泡沫嚴重 由于迪拜的石油資源開采到2010后即告枯竭,迪拜當局意識到僅僅依靠有限的石油資源難以繼續經濟增長,因此,迪拜政府迅速進行了經濟結構的調整,采取多元化的經濟發展策略。迪拜的經濟發展模式是把自由貿易區與旅游業相結合。作為自由貿易免稅區,它吸引了無數人來迪拜投資和消費。自2001年起,迪拜政府旗下的國有企業也開始在世界各地開展大型項目建設,涉及領域包括房地產開發、港口貿易等等。同時,迪拜政府還在國內大力推行發展房地產的經濟政策,使得迪拜在短時間內成為擁有世界地標最多的國家。正是因為政府的政策導向性作用,迪拜的國有企業紛紛投資房地產業。在過去四年多的時間里,迪拜以建設中東地區物流、休閑和金融樞紐為目標,推動了3000億美元規模的建設項目。在此過程中,迪拜政府與國有企業的債務不斷增加,債務總量達到了近800億美元。 這種急于求成的趕超心理、追求經濟的超常規發展,造成迪拜政府政策導向出現失誤。受政府政策導向的影響。迪拜經濟發展過分依賴于房地產業、過分依賴于房地產市場房價地價的炒作,引起國際熱錢大量涌入,導致房地產泡沫越吹越大而最終破滅。
2、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結構失衡 根據調查顯示,迪拜GDP的增長主要依靠房地產業和旅游業,以虛擬經濟為核心的發展模式造成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比例失衡。2001年以來,地產業年均發展速度達到了37.4%;2003年起,迪拜旅游業的收入已經超越了石油收入,占到GDP的10%以上。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前,代表實體經濟的石油產業只占迪拜GDP的6%而代表虛擬經濟的地產業則占20%。 為了進一步刺激經濟繁榮,迪拜政府自2002年起允許外國人持有房地產。同時,迪拜以建設中東地區物流、奢侈旅游和中東金融樞紐為目標,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并積極推進3000億美元規模的建設項目。 雖然虛擬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迪拜房地產的投機需求,但也為迪拜的債務危機埋下了不可避免的隱患。迪拜石油資源并不豐富,它無法像其他海灣地區的國家那樣,通過出口石油來得到持續固定的收益。這個很小的經濟體,卻借用了大量資金來支撐龐大的基礎設施建設,其負債規模與經濟規模的比例之大在世界上是很少見的。盡管銀行通過信貸擴張、增加流動性來緩解借款者的壓力,但這些措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損害,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由于迪拜在過去數年里所依賴的發展道路是不可持續的,它無法保證迪拜從這種發展模式中獲得足夠且持久的利潤。因此,迪拜的發展模式從一開始就注定難以維系,而且必然崩潰。
3、過分依賴外資難以抵御外部沖擊 迪拜以虛擬經濟為主的發展模式,大大降低了抵抗外部風險的能力。加之迪拜國內基礎貨幣儲蓄并不多,為了大力發展房地產和旅游業,只能依賴外部貸款。在國際經濟環境大好時,國際投資者看好迪拜,于是大量熱錢紛紛涌入。目前該國債務總量為800億美元,大大超過國際警戒線水平。其中,政府或政府擔保的外債236億美元,占其GDP的30%左右。 隨著全球金融危機的蔓延,投資者信心下降,國際投資大幅減少,力口上全球信貸緊縮政策,導致迪拜資本流入急劇萎縮。根據國際金融協會的統計,2008年由于商業銀行收緊信貸,大量資本流出阿聯酋,導致其資本賬戶出現550億美元的赤字。同時,由于迪拜貨幣迪拉姆與美元實行固定匯率,美元貶值預期的增強進一步加劇了迪拜的資本外逃,資金鏈嚴重斷裂。為了償還到期債務,迪拜政府不得不多次增發債券。這種政府過度舉債的風險極有可能引發財政危機,影響社會穩定,更無法支撐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顯然,迪拜危機爆發的原因從表面上看是因為旁地產的過度膨脹,但其本質原因是迪拜的發展模式出現問題。
三、迪拜債務危機對中國的啟示
1、合理調整產業結構,抑制房地產泡沫 從中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2009年到現在,經濟復蘇的特征是包括股市、樓市這類虛擬經濟先于實體經濟復蘇,而且房地產可以說是非理性的復蘇,而在龐大的刺激經濟計劃中,對房地產的投資更為驚人。據中國人民銀行的《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2009年第二季度)》顯示,2009年上半年7.4萬億元天最信貸的具體流向為:基礎設施行業中長期貸款新增1.6萬億元。同比多增1.1萬億元,占全部中長期貸款51.6%。在房地產救中國的論調下,2009年,中國房地產市翰匝來了自己最火爆的一年,二手房交易量是過去三年的總和,各地房價大幅飆升,差不多都創了歷史新高。房地產業毫無疑問是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但是地方財政對于土地出讓收入的依賴程度太高,單純依賴賣地來拉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無法為經濟健康發展提供不竭的動力。一旦土地使用資源匱乏,城市的發展將會陷入動力不足的局面進而導致經濟危機甚至社會危機。
著名經濟學家澤爾騰先生認為,目前中國經濟最大的隱憂是房地產市場存在大量泡沫。無獨有偶,根據相關機構對房地產行業進行調查后得出結論,中國大城市的房屋空置率已經遠遠超過10%的國際警戒線。房地產市場存在泡沫,這是一個不容回擗的事實,律續7年桌,中國的瞎價大幅上升,沅沅脫離了民眾的購買水平。如果中國不從迪拜身上吸取教訓,不能夠充分認識到GDP過分依賴房地產業的弊端,及時調整產業結構合理布局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那么中國很有可能成為下+迪拜。
關鍵詞:高福利制度 歐債危機 影響 啟示
一、高福利制度概述
福利制度是國家以稅收的形式把一部分國民收入集中起來, 而后用于社會上收入不高的居民,以部分改善他們在初次分配中收入過低狀況的一種制度。[1]高福利是許多歐洲國家的分配方式,被稱為“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
(一)高福利制度的起源。現代意義上的社會高福利制度是在經過一個漫長的歷史演變后才形成的。
在西方國家,早期的社會福利在內容和標準方面與慈善事業相當,帶有社會救質。提供者首先多為教會或教區,社會福利主要是以“專為社會弱者服務”的面目出現,對于無依靠的老人、殘疾者以及孤兒等提供援助,實際上是為了解決日趨惡化的貧困問題。[2] 在觀念方面,他們將貧困與“懶惰”、“放縱”聯系在一起。
十九世紀末,西方國家生產力快速發展,積累了大量物質財富,國內制度、國家功能日趨完善,為發展社會福利做了準備、打下良好基礎。同時,西方國家國內貧困問題擴大,這也是西方國家進一步發展社會福利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政府把慈善性的救助轉變為經常性的社會福利項目,且逐步將其視為政府職能之一。同時,人們的觀念也有所轉變,逐漸認識到,貧困不一定就是因為“懶惰”和“放縱,而是由不合理的社會制度造成的。只要社會制度不完善,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陷入貧困而需要救濟。在此影響下,社會福利制度發生了改變,不再是專為社會弱者服務,而逐漸成為具有穩定性的保障基本生活的制度。
人們現在所說的歐洲高福利制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建立起來的。戰爭結束后,飽經戰亂的歐洲各國紛紛開始休養生息,發展經濟。至上世紀70年代初,歐洲經濟已基本恢復元氣,進入經濟高增長時期,同時,各國大幅降低軍費支出,從而有了更多資金來發展國家的福利,建起了高福利的社會保障制度,使福利能覆蓋到大多數人,甚至是社會全體成員,利用高額稅收為全民建立了被稱為“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
(二)高福利制度的利弊。歐洲高福利制度一直以來是世界各國人民羨慕的對象,特別是對于處于不發達國家的人們來說更是如此。曾有人戲言“誰要是在上個世紀末的時候出生在歐洲,就相當于中了頭等彩票”,可見高福利制度在人們心目中有多好。歐洲高福利制度不單單對個人有利,對于國家這個層面來說,它也起了極大的積極作用。概括起來主要表現在:一,降低了戰爭帶來的損失。二,縮小了貧富差距,有助于人民團結、社會穩定。三,輔助調節經濟。四,有助于公民實現自我等方面。
不可否認, 高福利制度在經濟和發展的許多方面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同時也產生了某些長遠的負面影響。例如,對于個人來說,由于國家提供了很好的保障,一些人寧愿靠著國家的福利生活也不愿出去工作;從更廣范圍來看,高福利制度引發的“福利養懶漢”弊端,使一些人對此制度產生了信任危機,出現了公平與效益失衡的現象,使社會中隱含了一些不穩定因素。
二、高福利制度對歐債危機的影響
(一)歐債危機的歷程。2009 年10 月20 日,希臘政府突然宣布,其2009 年的財政赤字占GDP 的12.7%,公共債務占GDP 的比例為113%。遠遠超過了《穩定與增長公約》中規定的3%和60%的上限。[3]
2009 年12 月希臘發售20億歐元國債,同月全球三大信用評級公司相繼下調希臘信用評級。之后,希臘的債務危機隨即愈演愈烈,拉開了歐債危機的序幕。
隨之而來的是債務危機蔓延。從2010 年春天開始,債務危機在整個歐洲全面升級。“歐洲五國”其余四國——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西班牙——各國暴露出各自的財政問題,接連爆發債務危機。
歐債危機的發展過程中,隨著爆發危機的國家增多、問題的相繼浮現以及評級機構不時調降信用,整個歐盟都受到債務危機的困擾。歐元區面臨成立11年以來最為嚴峻的考驗。
(二)對歐債危機的影響。當前歐洲各國深陷于債務危機之中,這在歐洲歷史上極為少見,若要分析原因,高福利制度不可避免。
高福利制度涉及的內容極其廣泛,指的是“由國家或政府提供的能增進社會福利的制度安排”,[4]涵蓋了免費醫療保健、長期失業救濟、教育及養老保險等各個方面。大體上可分為四類: 一是從收入方面提供支持和援助的項目,主要包括老年退休和失業補助、貧困救濟和傷病補助、退伍軍人安置和遺屬撫恤。二是從開支方面提供支持和補助的項目,主要包括健康醫療、住房、社會服務、兒童照顧和解決家庭問題的補助。三是教育和培訓方面的支持和補助項目。四是對遭受某種損失者給予支持和補助的項目,如勞動保護和保健、食品和醫藥、環境保護、少數民族照顧等。[5]
總的來說,長期維持高福利的社會保障體系,導致各種福利支出不斷增長,使政府財政負擔加重,僅僅靠稅賦的收入再也無力向公眾繼續提供公共福利這樣的免費午餐時,只能依靠巨額的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來維持。在經濟快速發展時期,高福利和高赤字還可以維持。但隨著西方社會福利制度的逐步完善,可享受福利的人數越來越多,費用也越來越大。金融危機到來,經濟增長放緩,政府財政收入大幅下滑,這種以債養債模式的問題就將無處藏身、暴露出來,最終導致債務危機的爆發。
三、歐洲高福利制度對中國的啟示
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且經濟遠遠沒有歐元區國家的經濟發達,建立一個健全的福利制度壓力巨大。我們要以外國經驗為鑒,總結歐債危機的教訓,與本國的國情背景進行比較,查出我們自身的問題,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具體而言,現階段我們要解決好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養老制度要符合我國國情。歐債危機反映出的歐洲養老模式的種種問題,對于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很有警示意義。歐洲國家是在經濟發達后進入老齡化社會,即便是在這種情況下,高額的養老金依然使政府承受了巨大財政負擔。而中國是在經濟發達程度遠不如歐洲的情況下進入老齡化社會,具有“未富先老”的特點,這意味著我國的養老負擔會日益加重。我們要認清國情,在經濟增長和養老保障之間找到平衡點。解決養老問題的同時,量力而行,防止對經濟增長帶來沖擊。因此,我國養老制度改革要未雨綢繆,不僅考慮當下經濟快速發展時的養老金財政平衡,更要避免經濟發展緩慢之后的養老金財政赤字的問題。
第二,推進社會福利重點化。現階段,我國人均收入較低,且政府的財力有限,導致用于福利事業資金較少,讓每個人都享受高福利待遇不符合我國國情。因此,要辦好福利事業,我們必須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福利制度應該有重點、有區別,不能不分國情盲目效仿外國福利制度,要做到福利資金花在刀刃上,急人所需,物盡其用。
第三,努力發展經濟。福利制度是經濟高度發展的產物。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和該國家福利制度發展是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國家的經濟發展總體狀況良好,福利制度的水平就會提升;而如果福利制度發展超出經濟承受能力,則會損害經濟的發展。
綜上所述,要想發展社會福利,只有國家經濟發展好、積累起足夠的物質財富,才能促進福利制度的發展而不受其影響。完善我國的福利保障制度需要巨額資金,只有我國經濟發展、創造財富,才能提供足夠的資金作支撐。因此,我們必須努力發展經濟,為社會福利制度賴以生存的經濟,打下堅實的基礎。
注釋
[1] 張紅霞,北歐國家的福利制度改革及其對中國的啟示[J]. 中國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12)]
[2] 穆懷中, 社會保障國際比較[M ]. 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 2002.]
[3] 沈君克.歐洲債務危機原因分析[J]. 經濟師,2012(2).]
[4] 潘勝文,楊麗艷.西方社會福利制度的改革及啟示[J]. 武漢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11)]
關鍵詞:國際金融格局;中國對策;分析
一、引言
全球經濟正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而國際金融格局也在逐漸發生著變化。尤其是2008年的美國華爾街“次貸”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揭示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在國際金融格局中的霸主地位。中國必須要對當前的國際金融格局進行科學的分析和正確的判斷,以便于采取相應的有效措施。
二、國際金融格局調整
根據相關資料的調查,從20世界70年代到90年代,全世界總共發生了112次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機,而且大多數發生在發展中國家以及欠發達的國家中。
美國次貸金融危機不但直接給歐洲造成了直接的資金損失,還引發了歐洲債務危機。歐洲債務危機充分暴露了歐盟和歐元區設計機制缺陷,不僅給歐盟和歐元區的一體化模式和進程帶來嚴重的破壞性影響,同時還給國際金融市場穩定造成了嚴重的威脅。此外,歐洲債務危機再次拖累了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延緩了主要發達國家經濟復蘇的進程,使得新興經濟體在經濟復蘇上取得領先優勢,促使世界經濟增長格局發生新的變化。
美國次貸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的發生同時也反映出國際金融風險逐漸向發達國家轉移,同時新的國際金融格局已經逐漸形成:區域經濟一體化和世界經濟多極化發展,新興經濟體經濟金融力量的快速發展。新興經濟體一般指是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南非等發展速度較快的發展中國家。近年來,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和多極化的發展,新興經濟體經濟金融力量也在快速的發展。特別是在美國、歐盟、日本嚴重遭受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背景下,雖然新興經濟體也難獨善其身,但總體而言,新興經濟體延續了本世紀初以來的較快的經濟增長態勢,所謂以“金磚四國”(BRICs)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是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格局變化的重要表現。
三、中國對策分析
(1)加快轉變金融機構發展方式,提高國際競爭力
美國次貸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給中國的銀行等金融機構帶來的沖擊,相對比西方金融危機的沖擊要小很多,但是并不意味著中國的銀行等金融機構比西方金融機構更能抵御金融危機的沖擊。從長遠來看,對于中國的銀行等金融機構而言,要想在國際金融機構競爭格局中真正立于不敗之地,迫切要做的不是固步自封,而是吸取國際金融危機對大型金融機構沖擊的教訓,借鑒大型跨國金融機構發展壯大的經驗,積極調整發展戰略、適應金融全球化形勢,不斷深化內部改革和對外開放,切實真正提高自身的國際競爭力和核心競爭力。
(2)推進金融業結構調整,加強資本市場建設
我國證券業金融機構資產規模在整個金融業總資產中的所占比重較小,發展壯大證券機構資產規模已是調整我國金融結構的關鍵。隨著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入實施,居民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中的比重將不斷提高。由于居民理財意識和投資能力的在不斷提高,增加的居民收入勢必將更多地委托投資或直接投資于銀行系統以外的金融市場,這也將十分有利于金融行業結構的調整。同時,推動資本市場建設,應該擴大資本市場容量和融資規模,提高資本市場的融資能力,以此提高直接融資的比重,推動我國融資結構戰略性調整。
(3)促進金融創新,加強金融穩定
隨著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的發展以及金融自由化的不斷深入,越來越激烈的金融競爭形勢,促使各國、各金融市場、各金融機構間的不斷開展金融創新,以獲取金融競爭優勢。我國的金融創新,必須是有利于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發展、有利于加強宏觀金融穩定的創新;我國的金融穩定,也必須是有利于激發金融創新活力、有利于增強金融體系運行效率的金融穩定。首先要積極地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進一步放寬存款和貸款利率的浮動區間,賦予金融機構在存款、貸款及其他金融產品定價中有更多的靈活性和自主定價權,促使境內金融機構不斷提高對金融產品的自主風險定價能力。其次,在漸進、可控的條件下,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通過創新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更加注重市場供求在匯率水平形成中的基礎作用。同時,適應我國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經貿發展的良好形勢,借機不斷創新人民幣與外匯的雙邊直接匯率形成機制,并在外匯市場直接掛牌。
(4)促進金融對外開放,推動中國金融“走出去”
我國金融業作為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應適應當前全球經濟一體化和金融市場一體化新形勢,以更加積極主動的姿態推進我國金融業對外開放,推進中國金融服務“走出去”,一邊適應境外金融市場“氣候”,學習境外發達金融市場的先進技術和經驗,一邊在與境外金融機構的競爭中檢驗和提升自身的國際競爭力,從而推動我國對外金融不斷優化結構、拓展深度、提高效益。首先要積極支持境內金融機構開展境外業務,相關政府部門應在稅收、貸款撥備等方面給予政策傾斜,同時要為開展境外業務經驗不足的金融機構提供教育與培訓服務;其次,大力支持境內金融機構設立境外機構 ,在符合對方國家或地區法律法規和商業慣例的前提下,以尊重經濟規律和風險可控為基礎,大力支持境內金融機構通過成立子機構、分支機構,或兼并、收購、參股等方式實施“走出去”,直接在境外設立營業機構開展金融服務。
四、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