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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政策的經濟分析范文第1篇

關鍵詞：思想政治 和諧社會 農村 挑戰 對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所取得的經濟發展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經濟發展與精神文明之間的失衡與脫節也在不斷加劇，在此背景下，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發展目標。和諧社會要求經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調發展，長期以來，我國廣大農村地區的精神文明建設一直滯后于經濟發展，這給和諧社會的構建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在此背景下，盡快采取有效措施來加強農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已經成為了一項重要的政治人任務，其迫切性空前突出。

一、農村思想政治工作面臨的挑戰

長期以來，在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指導原則下，我國農村各縣工作的開展都是圍繞經濟發展進行開展，這導致思想政治工作開展收到了極大的忽視，既有的思想政治工作沒能跟得上農村社會發展的需要。在農村經濟社會環境發生巨大改變的背景下，農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突出的面臨以下幾個方面的挑戰：

1.工作對象更加復雜

傳統的思想政治工作對象比較單一，即都是農民這一群體，但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農民這一群體本身已經出現了明顯的分化特征，這種分化導致農民群體變成了若干不同的社會階層。這一階層以學歷、財富、職業為典型特征，雖然從身份層面來看依然是農民身份，但是不同階層的人群與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已經有了更多的不同。工作對象的分化意味著不同階層思想狀況有了很大的改變，這給農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提出了更大的挑戰。

2.工作環境更加惡劣

工作環境惡劣也是農村思想政治工作面臨的又一挑戰，這里的工作環境不是指的物質環境層面，而是指的精神環境層面。在市場經理浪潮的沖擊下，我國農村居民的道德觀以及價值觀同樣經受到了巨大的沖擊，一些不良的價值觀念已經在很多農民身上帶有普遍性。與此同時，農村居民價值觀呈現出多元化以及個性化的發展趨勢，這種價值觀層面的扭曲與異化帶給思想政治工作更多的挑戰性。

3.工作基礎更加薄弱

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需要堅實的基礎條件的支持，這種基礎條件目前在農村呈現出不斷弱化的趨勢，一方面是群眾基礎的薄弱，農村生活方式發生變化背景下，農村已經呈現出空心化的發展趨勢，很多農村地區都只剩下了一些老人以及兒童。另一方面就是農村思想政治隊伍基礎薄弱，很多農村地區已經沒有了專業或者兼職的思想政治工作隊伍，這進一步農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帶來了挑戰。

二、加強農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對策

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開展對于和諧社會的構建正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面對農村思想政治工作中出現的各種新挑戰，本文認為應該從以下幾方面著手加以解決：

1.重視農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

觀念是行動的前提基礎，面對農村思想政治工作中出現的各種新情況以及新挑戰，政府應從觀念層面有一個高度的認知，加深對農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的認識。政府應充分利用各種輿論工具或者借助各種培訓活動的有效開展來加強人們對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視。觀念層面的重視反映到實際中就是對農村思想政治工作物力以及人力方面的大力支持，這對于農村思想政治工作效果的提升而言，將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注重農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多樣化

工作對象與工作環境的變化對于農村思想政治的開展是一個重要的沖擊，針對這種情況，農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應更加靈活，這樣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農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應在建立在對農村實際情況充分調查的基礎之上，無論是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選擇，還是工作指導思想的制定都應立足于農村的實際情況。思政工作的具體開展應隨時而變，根據農村居民的需求特點進行多樣化的設計與開展，這樣才能達到理想效果。

3.加強農村思政工作隊伍的建設

建立一支工作能力強，職業素養良好的農村思想政治工作隊伍已是應對農村思想政治工作開展的必然選擇。國家應進一步的充實農村思想政治工作隊伍，通過政策方面的設置來吸引到更多的優秀人才來加入農村思想政治工作之中。與此同時，對于現有的農村思政工作人員應加強培訓，通過不斷強化的培訓來提升工作人員的能力。通過上述兩個方面的努力，將會為農村思政工作的開展夯實隊伍基礎。

農村思政工作的改進是一項涉及面廣的系統工程，需要社會各個方面的大力支持，考慮到我國地域廣闊，農村地區的實際情況千差萬別，這更加要求農村思想政工作的開展迎秉承實事求是，以人為本的基本工作理念，在具體的實踐中不斷探索出一條符合本地實際情況的思政工作路徑。

參考文獻：

[1]郭濤.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的農村思想政治工作[J].求實，2010（5）.

[2]李紅妹.新農村建設時期農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對策[J].老區建設，2009（10）.

[3]楊思璐.農村思想政治工作面臨的問題與對策思考[J].重慶科技學院學報，2009（4）.

社會政策的經濟分析范文第2篇

關鍵詞：西方財政學；財政學理論；理論基礎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財政學僅是經濟學，還是政治學和經濟學交叉學科？

最初的專著性西方財政學是從經濟學角度展開論述的，巴斯塔布爾指出，“從最初意義上看，財政科學是經濟研究的產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漢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財政學大綱》第一章第三節標題就是“公共財政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盡管作者接著于下一節“公共財政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中，也指出了財政學與政治學、歷史學的密切關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關于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觀點。

與這種經濟學觀相反，西方財政學在其發展過程中，開始出現了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觀。道爾頓（Dalton，H.）1922年的《公共財政學原理》一書，第一句就指出，“財政學是介于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的一門學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過，由于英美早期財政思想傳統的影響，直至本世紀50年代末為止，認為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財政學中占據了主導地位。這種主張隨著社會抉擇理論從60年代開始逐步被納入西方財政學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社會抉擇論從威克塞爾開始，就是主張政治程序進入財政分析視野的。為此，作為社會抉擇學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財政學：教科書導論》一書“前言”中就指出，財政學是涉及經濟學與政治學兩個方面的學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盡管許多財政學著作不再指出財政屬于何種學科，但由于它們所包含的有關社會抉擇論的內容，總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學的分析。所以，現代西方財政學盡管從根本上看屬于經濟學，但又具有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將其視為純經濟學科的看法，顯然是缺乏說服力的。

財政學僅屬于微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學兼有？

宏觀經濟學是本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出現之后的產物，在此之前西方財政學是談不上以宏觀經濟學為基礎的。財政政策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之一，隨著財政政策的成功運用，它逐步進入西方財政學中而成為其重要內容，就很自然了。這樣，西方財政學除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之外，同時出現了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財政與預算政策》一書，就鮮明地體現了這點。該書體系分為兩大部分，即“A編：微觀經濟學”和“B編：宏觀經濟學”，前者分析的內容包括稅收、政府支出和預算范圍等問題，后者則分析了經濟結構、經濟穩定與增長、預算與經濟政策等問題。（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紐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財政學引論》指出，公共財政學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務，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穩定，前二者屬于微觀經濟學，而后者即穩定任務則屬于宏觀經濟學。（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溫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財政學：公共抉擇與公共經濟》，也將財政的微觀與宏觀問題分開論述，即該書第三篇為“微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稅收與公共支出；第四篇為“宏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等的財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還有許多西方財政學也包括了財政政策的內容，表明傳統地只局限于微觀經濟分析的西方財政學，已開始接納宏觀經濟內容了。

但與此同時，許多西方財政論著仍堅持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傳統。這點，只要看一看許多西方財政學仍然不包括財政政策的內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遜（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門經濟學》就明確指出：“……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發展，是限制在微觀經濟學理論的知識范圍內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發展，在20世紀50年代使公共部門經濟學發生了質的飛躍。目前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理論發展，應直接歸功于微觀經濟理論。”（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納（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財政學：民主社會中的收支》一書，也將財政學研究對象歸入微觀經濟學中。他指出：“公共財政學的研究有兩個主要分支：公共抉擇和運用微觀經濟學。……運用微觀經濟學，檢驗的是公民個人對公共抉擇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羅森（Rosen，H.S.）的《公共財政學》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將財政政策內容包括在內，并且也如同其他許多主張財政學僅屬微觀經濟學的財政學論著一樣，設有專門的微觀經濟學基本內容的篇章，作為全書的理論基礎。（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財政學屬于微觀經濟學的主張。

進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括宏觀經濟分析內容的許多學者，也仍將財政學的分析基點和重點放在微觀經濟分析上。在西方財政學界有著很大影響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茲（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經濟學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認真地說，（本書）不打算包括穩定和宏觀經濟政策內容。……在穆斯格雷夫時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財政學理論》（1959）中包括210頁的有關穩定政策的內容。然而，自那時以來，經濟學出版狀況變了，人們在文獻中對該問題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們的重點僅放在（政府）目標而不是穩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盡管這段話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含有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將財政學重點和基點放在微觀經濟學上的。對此，米爾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總結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財政學理論》中，他以三個政策目標：配置、分配和穩定等術語，概括了他的主題，……。該書以超過200頁的篇幅研究了穩定問題，即我們現在稱之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問題。在較后的教科書即阿金森與斯蒂格里茲的《公共經濟學教程》（1980）中，宏觀經濟政策問題被排除了。……公共經濟學，甚至公共財政學，被認為僅涉及配置和分配問題。而穩定問題則被留給宏觀經濟學及其教科書。”（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經濟學關于微觀和宏觀的劃分，本身就存在許多問題而爭論不休，這造成了西方財政學的爭論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與斯莫琳斯基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由戴門德（Diamond，P.）撰寫的第八章名為“配置與穩定混一的預算”，資源的配置屬于微觀經濟學問題，而經濟的穩定屬于宏觀經濟學問題，因而該標題清楚表明了作者將宏觀經濟分析和微觀經濟分析兩大內容統一于財政的意圖。（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帶應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張財政也應包括宏觀經濟學內容的西方財政學著作中，其體系內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礎部分仍然是微觀經濟分析。因此，西方財政學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沒有包括微觀經濟學基礎，而在于有沒有包括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

總之，盡管現代西方財政學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從根本上看，它沿襲的仍然是微觀經濟學的傳統。此外，西方財政學在其上百年的發展過程中，還隨著微觀經濟學的變化而變化。早期西方財政學專著已包含了福利經濟學思想，這在道爾頓《公共財政學原理》第二章“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該章中批判了薩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稅收是數額最低的稅收”的觀點，反對了傳統的“稅收邪惡論”，提出了財政和稅收的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為微觀經濟學分支的福利經濟成為西方財政學的理論基礎，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問題的分析，最終落實到社會福利函數所確定的最大效用點上。這使得西方經濟學關于公共經濟學的效率分析，與私人經濟學的效率分析一樣，都統一到福利經濟學基礎上來了。這是西方財政學完全建立于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理論表現。

西方財政學的價值理論基礎

社會政策的經濟分析范文第3篇

1.1立體性

1.1.1工程經濟分析是工程技術、經濟學與管理學棚互滲透并在它們邊緣上發展起來的結合體。在實際工作中，為了對一項工作進行經濟分析，不僅要考慮工程的技術特性．還要全面地、辨證地考慮經濟因素和其他襯：會因素以及人的因素。

1.1.2工程經濟研究的范圍涉及到工程建設的決策、設計、竣工驗收、運營管理等整個壽命周期的全過程，在建設的各個階段通過技術經濟分析論評選出最優方案，達到技術工作經濟化的目的，所以說，工程經濟分析具有立體性。

1.2實用性

工程經濟主要研究工程建設領域中技術工作的經濟問題及處理這些經濟問題的方法和技術手段，工程經濟中的科學理論來源予實踐，又用于指導實踐，具有很強的實用性。

1.3定量性

工程經濟分析在分析過程中以定量分析為主，定性分析為輔。經濟分析的根本要求，是對項目建設和生產過程中的經濟活動提出明確的數撼觀念，進行價值判斷。一切工藝技術方案、工程方案、環境方案的優劣都應盡可能通過計算指標將隱含的經濟價值揭示出來，對于實在無法量化的經濟要素輔以定性說明。

1.4比較性

工程經濟研究的不是技術的改進和創新，也不是經濟原理的追尋和探索，阿是在現有技術條件的基礎上，運用已知的較成熟的經濟原理對工程建設各階段進行多方案比較，從中選出技術可行、經濟合理的最佳方案。

1.5預測性

工程經濟分析是在一項工程活動之前進行的．具有預測性。它通過多種科學手段對將要發生的工程活動進行預測，力圖達到與實際的最大接近，但并不完全等于實際，所以在經濟分析中還要進行不確定性分析，找到敏感性因素和風險較大因素，分析其發生的概率和變化范同以及由此引起的經濟分析效果的改變，以更好地把握實際活動。

2.工程經濟分析的內容

工程經濟分析分為微觀經濟分析(或稱財務評價)、宏觀經濟分析(或稱國民經濟評價)和不確定分析。

2.1微觀經濟分析

微觀經濟分析，即根據國家現行財稅制度和現行價格。分析、測算項目的效益和費用，從項目的財務角度考察項目的獲利能力和償債能力等財務狀況，對項目的財務可行性進行評價。其主要作用在于衡量項目的財務盈利能力。

2.2宏觀經濟濟分析

宏觀經濟分析，即是將擬建項目置于國民經濟大系統之中，按照資金合理配置的原則．從國家和社會的角度分析項目的國民經濟特征．揭示項目的社會經濟本質。從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角度考慮，計算項目對國民經濟的凈貢獻．以評價項目的經濟合理性。宏觀經濟分析是項目經濟分析的核心。

2.3不確定分析

不確定分析是研究各種經濟參數發生變化時，經濟分析結果的變化情況和變化范圍，估計經濟分析結果所面臨的風險，為投資決策提供風險分析的資料和結果，以避免投資決策失誤。不確定分析是工程經濟分析中的重要內容。

3.工程經濟解決公路建設的問題

3.1解決如下問題

3.1.1在有限的資源條件下，究竟應為哪些公路提供資金，也就是如何合理地配置。

3.1.2圍繞多個提供資金的建議或籌資方案，應怎樣選擇最有利的資金來源或資金方案。

3.1.3為達到工程目標，對幾個參加比較的方案，如路線方案、橋型方案、施工組織方案等應該如何篩選，看哪個方案最佳。

3.1.4在多項可供選擇的方案中，如公路施工投標中報價方案的選擇等，是選擇一項可靠的方案，還是選擇一個具有較大潛在收益的方案，同時具有較高風險性的方案。

3.1.5從經濟的角度出發評價和完善公路建設各項技術政策、技術措施和技術方案，如公路施工方案。

3.1.6從整個國民經濟角度出發，分析和鑒定一個公路建設項目對整個同民經濟體系的影響。

3.2公路建設各階段需要進行經濟分析

3.2.1規劃階段的經濟分析

3.2.2設計階段的經濟分析

3.2.3施工階段的經濟分析

4.公路工程經濟評價常用方法

公路工程項目與一般的工程項目有相同的地方：都需要通過可行性研究、設計、施工等嚴格的審批程序，批準后消耗一定的建筑材料形成固定建筑物。公路工程在經濟性分析時。許多國家基本上還是借鑒工程項目的經濟評價方法。我國對公路工程項目的經濟分析起步較晚，在公路工程的建設中，經濟評價主要是在借鑒外國經驗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技術經濟論證方法。

5.工程經濟分析的意義

時代的發展，使我國公路建設出現了新的特點，建設規模擴大了，投資增加了；公路建設項目作為一項高投入、高產出、高科技的大型建設項目，對整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社會福利等方面影響巨大。因此，要以認真嚴謹的態度對此進行經濟分析，把有限的資源用于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好的建設項目，最大限度地避免風險，提高投資效益。

社會政策的經濟分析范文第4篇

主要工作目標：

一是地稅收入實現新增長。加強收入分析，強化收入調度，確保地稅收入持續較快增長，“兩個比重”有所提高，收入質量穩步提升，地方稅收的財力保障作用進一步增強。XX年，全市地方稅收力爭達到42.5億元，增長19%；奮斗目標45.7億元，增長28%。

二是依法治稅開創新局面。規范性文件合法性程度提高，稅收執法規范化程度增強，稅收法制宣傳教育強化。初步建立“制度支撐、過程控制、責任追究”的執法管理機制。確保稅收執法準確率達到98%以上。

三是征管基礎邁上新臺階。收入分析、納稅評估、稅源監控和稅務稽查的互動機制高效運轉。稅源科學化、專業化、精細化管理水平顯著提升。管戶率、申報率、入庫率均達到99%以上，稅源預測數與稅收實際入庫數誤差控制在10%以內。

四是征管改革取得新突破。運用現代管理方法和信息化手段，深化征管改革，構建與現代稅收理念相適應的管理新格局。不斷完善以申報納稅和優化為基礎，以計算機網絡為依托，稅收分析、納稅評估、稅源監控、稅務稽查互動的新型征管機制。加快現代分局建設步伐，力爭達標率達到10%以上。

五是服務水平得到新提升。豐富服務內容，創新服務手段，完善服務機制，樹立“大服務、一體化、大格局”的服務理念，初步建立多層次、全方位的納稅服務體系。辦稅服務廳標準化建設穩步推進，辦稅服務廳評定實現新突破。確保社會滿意率達到96%以上。

六是隊伍建設呈現新活力。干部職工的幸福指數顯著提升，干事創業的激情不斷激發，干部隊伍的整體素質穩步提高。全系統干部職工取得大專以上學歷的達到92%以上，取得各類專業技術資格的達到72%以上，“三師”比例達7.5%以上。創先爭優再創佳績，文明創建再結碩果，各項競賽排名靠前，績效考核“保先爭一”。

社會政策的經濟分析范文第5篇

內容提要: 用經濟學的方法分析現行醫療事故責任分配原則可以發現：通過加重院方的責任并不能有效防范醫療事故的發生，反而甚至可能危及患者的權益。醫療事故責任的合理分配應該在醫院和患者之間，將醫療事故責任確定在社會總成本最小化的有效點上，同時將醫療風險予以分散，并輔之建立醫療責任保險的新形式與新機構、建立公共衛生的政府訴訟制度。

一、經濟分析在法律領域的運用

用經濟分析的方法分析和解決法律問題，是近幾十年興起于西方的一種潮流，它被用于法律研究、立法活動、司法行為、政策的制定以及執行中。經濟分析之所以在諸多領域中被使用和貫徹，在于其自身所具有的方法論特色。總體上講，經濟學的分析方法為人們提供了一個評估法律和政策的有用的規范性標準，從經濟學的視角來看，法律并不僅僅是神秘的、不可思議的技術性爭論，實際上它們是用來達到社會目標的工具。因此，為了了解法律對于實現這些目標的效果，并且更好地促使目標的實現，立法者、法官和政策的制定者以及執行者們必須有一個評估法律對重要社會目標的效應的方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經濟學為我們提供了可以預測政策對效率的效應的工具。[1]自20世紀60年代初，卡拉布雷西和科斯將經濟分析的方法運用到了法律領域之中，對法經濟學的出現產生了重大影響。法律的經濟分析最初主要用于反壟斷法的研究，后又及于于稅法、公司法等問題的分析。隨著法經濟學的發展，現代社會已經將經濟分析系統地運用于廣泛的法律和社會領域。[2]簡單地說，法律的經濟分析最為注重的問題就在于法律政策成本與收益的比較分析，因為效率總是與政策制定相關的，所以法律的制定應當追求以較低的成本來實現給定的政策。而法經濟學，則主要是指使用經濟學的方法、尤其是經濟分析的方法對于法律、制度和公共政策問題進行研究。[3]因此，本文試圖通過法經濟學的分析，為醫療事故的責任分配問題提供一個新視角，并對相關制度的建構提供理論支持。

二、現行醫療事故責任分配原則

“‘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創造者。每條法律規則的產生都源于一種目的，即一種事實上的動機。”[4]由此，我們評價現有關于醫療責任分配原則優劣的標準，也應當是其實施的社會效果是否符合其制定的目的。顯然，我們的醫療事故處理的法律法規，其根本目的就在于盡量減少醫療事故的發生、更好地保護患者的權利。那么，我國目前的醫療事故處理機制是否滿足了這一需要？目前所實行的醫療事故處理的方案，其主要依據在于2002年4月1日正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和同年9月1日起施行的《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在這兩部法規中，對醫療事故的舉證責任、醫療事故的內涵、醫療事故鑒定及賠償制度等方面做出了新的規定，對醫院一方提出了更加嚴格的要求。其中，《規定》第4條即眾人所熟知的醫療事故責任認定中的“舉證責任倒置”。

通過對醫院一方責任的加重，尤其是通過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實際上是在醫療事故責任認定中對醫院采取了過錯推定原則。使患者一方在舉證上處于有利的地位。這一規定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醫患雙方的力量對比（當然在某些情況下雙方的力量對比也并不懸殊，甚至有時患者還可能處于優勢地位）。那么，這種醫療責任的舉證分配原則是否能夠達到立法者預期的社會效果？下文的論述得出了與立法初衷相反的結論：

首先，醫院方可能會因為過度的擔心而采取保守治療的方式。醫療本身的性質決定了其必然帶有一定的風險性，況且現實中的疾病狀況是復雜多樣的，它不會和醫學教科書的內容嚴格保持一致，尤其是在某些危急情況下，或者是出現了臨床上少見甚至從未出現過的狀況，這時候就需要醫務人員在一定程度上打破醫療技術常規，大膽采用新的或臨床試驗性的搶救措施。這些措施毫無疑問伴隨著更大的風險，但是如果不予以實施就可能誤過治療的最佳時機。但是如果對醫院的責任規定過于嚴格，就有可能導致醫務人員在對病人施行治療時存在巨大的心理壓力，甚至于為了回避醫療風險而拖延對病人的搶救，或者采用最為安全保險但實際效果不佳的保守治療方法。

其次，醫院方為了避免風險還可能采取過度預防措施。由于患者的體質不同，因而相對的也要采取不同的治療方式，對有些患者可能不能適用特定的藥物或治療，所以在進行某些治療前必須要對患者進行一定的身體檢查，這就像我們在注射青霉素之前需要“皮試”一樣。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可能并不需要進行檢查，或者只需要進行簡單的常規檢查就可以了。但在嚴格的責任原則下，醫院為了躲避風險，很可能會要求患者做出不必要的諸項檢查，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在治療過程中出現突況，或者借以逃避將來可能出現的治療糾紛或訴訟。這就必然會大幅度增加治療成本，加重患者的負擔。

最后，作為一種自然科學的醫學，有其自身的獨特性。醫療活動是具有探索性和科學性的工作，盡管隨著醫學的進步，過去許多被認為是不治之癥的疾病，例如肺結核，都已經得以克服，但是醫學并非無所不能，如果期望所有疾病都可以預防和治療仍然是不現實的。[5]人的疾病仍然需要我們不斷地研究探索，在這期間可能還會有新的疾病產生出來，非典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而且即使運用已經非常成熟的醫療技術也可能會出現料想不到的變化，諸如產生無法預料的藥物副作用或者并發癥等，這也是自然科學自身的性質所決定的，是其必須面對的風險。[6]而且醫療風險的產生是復雜的，對某些病癥，以目前的醫學水平可能仍然無法給出確切的答案，這時如果要求醫院對自己的行為提供確定的證據，恐怕會面臨著極大的困難。也許有人認為，這是醫院從事醫療工作所必須承擔的風險，否則，難道這種風險要由患者承擔嗎？但是我們應該看到，醫療事故作為一種社會風險，如果單純地把它推給患者承擔并不合理的話，那么一味地加重醫院責任，由其來承擔風險，同樣也是不公平的。不但如此，正如上文所分析，在一定意義上，這不但不會保護患者利益，反而會不利于患者。

針對上述困境，尋找出較為合理的醫療責任與風險承擔方式和最大限度分散風險的途徑，正是本文下面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

三、醫療事故責任分配的法經濟學分析

首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是：醫療風險是否是可以消除的？如果可以消除，我們就應該致力于如何消除醫療風險；否則，就應該公平的分配風險。

一般來看，醫療風險的產生原因可以大體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1）醫生的失誤，比如疏忽大意，過于自信或本身技術不過關等；（2）現有醫療技術的局限；（3）疾病自身的不確定性；（4）不可抗力，出現不能預料或無法避免的后果。那么在這幾項原因中，很明顯第一項是可以通過比較嚴格的責任原則來盡量減少的（盡管仍然無法消除），加重醫院一方的責任，能夠促使醫生在治療過程中認真謹慎，督促醫院加強對醫生的監督管理，提高醫生素質，并且在聘任時嚴格把關，選擇技術過硬、水平高超的醫生。但是第二、三、四項卻是不能通過責任的加重來予以規制的（例如第二項），只能靠醫學的進步和醫療技術的完善而逐漸得以改善。所以說，醫療風險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減小，而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它總是存在的。[7]因此，如何在當事人之間合理地分配這個風險就成為了最關鍵的問題。

醫療事故責任作為一種侵權責任，正像科斯所分析的：“人們一般將該問題視為甲給乙造成損害，因而所要決定的是：如何制止甲？但這是錯誤的。我們正在分析的問題具有相互性，即避免對乙的損害將會使甲遭受損害。真正的問題在于，是允許甲損害乙，還是允許乙損害甲？關鍵在于避免較嚴重的損害。”[8]對于醫療事故，人們一般把它看作醫院一方給患者一方造成了損害，所以要解決的關鍵就是如何防止醫院造成侵害。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因為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問題具有雙向性：如果只注重避免對患者的損害，就將會加重醫院的責任，使其遭受損害，所以在醫院和患者之間必須作出選擇。醫、患就像是天平的兩端，責任的砝碼撥向哪一邊，在風險發生時，那一方就要全部承擔或者較多地承擔損害。那么，究竟應該如何確定這個責任“有效點”的合適位置？

從經濟學上的視角看，侵權責任體系的目標就是要使事故造成的損害和預防成本這兩者之和實現最小化，而對于這一成本的變化趨勢，則可以用一個圖表來表示。正如下圖所示，假設橫軸x代表在醫療中的預防水平，豎軸y代表醫療事故所造成的損害，在簡單化的理想模型中，假設社會上只存在預防成本和事故損害成本兩種成本。那么醫療事故發生的概率A將會隨著預防水平（x）的提高而降低，但是為了減少醫療事故所付出的預防成本B則會隨著預防水平的提高而上升。所以，當預防成本和事故損害成本兩者相加時，就得出醫療事故問題的總的社會成本曲線（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