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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經濟學的政策主張范文第1篇

關鍵詞：產權研究；國有企業產權；改革

一、研究產權制度是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內容

按照阿爾欽的定義，“產權是一個社會所實施的一種經濟品的使用權利”。從經濟學角度來分析產權，它是指由人們對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認可的行為關系。它用來界定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的獲益和受損，以及他們之間如何進行補償的規則。因而，產權的主要功能就是幫助一個人形成與他人進行交易時的預期。

科斯認為：“合法權利的初始界定會對經濟制度運行的效率產生影響，權利的一種安排會比其他安排產生更多的支出。但是，除非這是法律制度確認的權利調整，否則通過轉移和合并達到同樣后果的市場費用如此之高，以至于最佳權利配置和由此而來的更高產出將永遠無法實現。”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由此，人們開始探討不同類型的產權安排對于經濟效率的影響。通常產權分為三種類型：私有產權、國有產權、共有產權。德姆塞茨曾指出：“共有產權是指共同體所有成員共同行使的權利。共有產權意味著共同體否認國家或私人去干涉共同體內的任何人行使其權利。私有產權則意味著社會承認所有者的權利，并拒絕其他人行使該權利。國有產權意味著國家可以在權利的使用中排除個人因素，而按政治程序來使用國有財產。”從這三種類型的產權安排出發，研究者們區分了它們之間的效率差異。從經濟學意義來講，一種產權結構是否有效率，主要看它是否能為在它支配下的人們提供將外部性較大地內在化的激勵。在共有產權下，由于共同體內的每一成員都有權平均分享共同體所具有的權利，如果對他使用共有權利的監察和談判成本不為零，他在最大化地追求個人價值時，由此所產生的成本就有可能有部分讓共同體內的其他成員來承擔。且一個共有權利的所有者也無法排斥其他人來分享他努力的果實，因而，共有產權導致了許多“搭便車”行為。在國有產權下，由于產權是由國家所選擇的人來行使，作為權利的使用者，由于其對資源的使用與轉讓，以及最后成果的分配都不具有充分的權能，就使其對經濟績效和其他成員監督的激勵降低，而國家要對這些人進行充分監察的費用又極高，再加上行使國家權力的實體往往為了追求其政治利益而偏離利潤最大化動機，因而它在選擇其人時也是從政治利益而非經濟利益進行考慮，因而國有產權下產生的外部性是很大的，當然“人風險”問題就自然而然產生了。相比之下，在私有產權下，私產所有者在做出一項行動決策時，就會考慮未來的收益和成本問題，并選擇其認為能使私有權利的現期值最大化的方式，來做出具體的安排，而且他們為獲取收益所產生的成本由其個人來承擔，因此，國有產權下的許多外部性在私有產權下就被內在化了，從而激勵對資源的更充分有效利用。如果能夠把產權界定清楚，不但能克服很多外部性，而且可以進一步提高效率。針對我國國企來講，由于產權問題引起的低效率是很嚴重的。因此，必須對國企產權進行改革，提高國企效率。然而我國特殊的國情，又要求我們結合實際國情，有的放矢地進行國企改革。

二、我國國企產權改革

“產權”是當代西方經濟理論尤其是新制度經濟學理論中一個重要的概念，產權改革是市場經濟改革的重要內容。過去幾十年來，我國學術界借鑒西方產權理論和分析方法，對我國的實際問題進行研究，尤其是對我國國企改革問題進行研究，提出了許多關于我國國企改革的理論建議和政策主張。他們普遍認為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的關鍵是國有產權制度的創新，使傳統的國有企業實現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健全決策、執行和監督體系，使之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法人實體和市場主體。

產權改革并不是簡單地、一味地放權，放權并不能使我國國企短期內起死回生。我們在進行產權改革的同時必須明確產權改革的真正含義。我國的產權改革必須同我國的現實情況相結合。當前進行的國企產權改革存在著注重產權的重新界定而忽略產權交易和產權保護等內容的嚴重問題，只注重產權界定，在明晰產權的同時并沒有想到如何去保護國有企業，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其實，事實上產權是明晰的，就是國家所有。但是，這種明晰的產權該有一個怎樣的具體主體來體現國家對整體國有資產“所有”，還不明確，以及這種明確的產權該有什么制度來對其進行保護，讓其在有效的制度保護下保值、增值也不確定。產權改革是必要的，但是產權改革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國有企業中存在的所有問題。我國進行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必須是全方位、多元化的。

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了國有資產改革的重要思路：國家要制定法律法規，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別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享有所有者權益、權利、義務和責任相統一，管資產和管人、管事相結合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必然會從制度上極大地推進國有企業產權結構的調整與制度變革，表現在四個層面上：一是產權結構多元化。通過進一步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和傳統集體企業改制，以及不同所有制經濟、不同投資主體的相互滲透，使多元化的產權結構成為企業普遍的財產組織形式。二是產權主體獨立化。無論國有、集體和私有財產，都應有清晰的產權邊界和獨立行使權利的產權主體，并共同受到法律的保護。三是產權運作資本化。各種金融資本、實物資產和無形資產包括人力資本的產權，都可作為經營性的資本要素來運行。四是交易市場化。企業改組、聯合、并購等都將通過資本市場和其他市場化的產權交易方式來實現。市場成為真正影響和推動企業發展的動力。

新制度經濟學的政策主張范文第2篇

與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如果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作用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與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研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關于宏觀調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認識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安排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與邊界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與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與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賴等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問題。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賴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將宏觀調控區分為內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與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如果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安排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安排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事實上，中國仍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中，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還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與政府的雙重依賴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目前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與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其實，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如果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金融市場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更主要是通過信用機制來進行的。理論上，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有銀行借貸和資產負債表兩種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 Blinder（1988）的CC-LM模型從銀行貸款供給方面揭示了前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從貨幣政策態勢對特定借款人資產負債狀況的影響方面闡明了后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信用機制能否有效地發揮傳導作用，其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存在于借貸行為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問題，從而使信用具有可獲得性。就中國的現實而言，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獲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賴銀行借貸渠道融資，這就意味著信用傳導機制所必需的銀行貸款與債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難以成立，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與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于那？┬б婧妥市拋純鼉渙嫉鬧魈澹捎謁譴嬖諮現氐牡賴路縵蘸凸蟮募嘍匠殺荊鶉諢鉤鲇謐隕砦冉「囊螅滯輝贛肫浞⑸璐形孕緯梢釁氈櫚摹跋Т被頡吧鞔畢窒螅醣藝叨哉飫嘀魈宓耐蹲室找膊幻饗？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為何難以有效地拉動民間投資需求增長的原因，學術界已展開深入的探討并提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大多數的分析都將問題的癥結歸咎于基礎設施的產業鏈太短以及整個產業結構不合理方面，強調正是基礎設施的產業關聯性差，當把財政資金集中投向本來就已存在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基礎原材料部門，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攬而不是貼息、參股和項目融資等方式投入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自然不可能參與進來，最終的結果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不大，經濟啟而不動。無疑，中國積極財政政策效應在現象層面表現出來的因果關系確實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卻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擴張與體制收縮的矛盾。如果從財政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就它與微觀基礎的關系對政策效應作出進一步的解釋。這就是，由于財政政策與政府關系緊密的行為主體（特別是國有主體部門）具有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這種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恰恰又是人們所擔心的計劃體制復歸的重要表現），積極的財政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效果相對明顯；由于財政政策相對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是一種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積極財政政策的各種乘數效應受到體制的摩擦，因而對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效應不明顯，亦即IS曲線移而不動。

上述給出的僅僅是制度基礎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觀調控分析的全部內容。如果到此為止，則很容易使人誤解為：只要宏觀調控政策是內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其實，即使是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著它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凱恩斯主義政策70年代在“滯脹”面前的失靈就是明證）。因為，如果宏觀調控作用的僅僅是宏觀經濟總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決結構問題；如果宏觀調控政策的本義只是一項短期的穩定政策，又豈能冀望它來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這實際上也就涉及宏觀調控政策是否存在一個有效的邊界問題，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也只有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才能得以釋放出來。

二、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短期還是長期

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長期與短期之爭，實質上也就是關于政府經濟職能邊界的理念之爭。在西方，現代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間對此也展開過激烈的論爭，從凱恩斯主義到貨幣主義再到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和新凱恩斯主義" ，其政策理論的核心實際上也可歸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問題。比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論主張，應該會有助于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一）短期邊界論：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及新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背景下，凱恩斯從不變的價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總產出水平及相應的就業水平的現實出發，以現實存在的貨幣工資剛性、價格剛性、流動性陷阱和利率在長期缺乏彈性等作為分析前提，把經濟分析的重點放在宏觀總體的真實變量上，指出宏觀經濟總量的非均衡主要是總需求波動（有效需求不足）的結果，市場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復充分就業均衡。根據總需求決定原理，凱恩斯進一步推論出，只有通過政府制定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引導消費傾向和統攬投資引誘，并使兩者互相配合適應，才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從而使經濟在充分就業的水平上保持穩定。

在凱恩斯看來，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的總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機抉擇的短期政策，因為“在長期我們都死了”。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短期邊界論，我們可用標準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加以說明。在圖1中，假設總需求曲線AD0與總供給曲線AS相交的A點表示經濟最初處于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Yn），當經濟受到現實總需求的沖擊，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現實中存在著貨幣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必然導致廠商削減產量和就業量（從Yn減到Y1），這時，經濟將在小于充分就業水平的B點實現均衡，而不可能任由價格的自由下降調整到C點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正是投資者不確定預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點以下演變為一條具有正斜率的總供給曲線，它意味著完全依靠市場力量很難迅速有效地將Y1恢復到Yn.因此，要使經濟在較短的時間內從B點回復到A點，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AD1，移動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問題解決后，AS曲線恢復到古典的垂直狀態，市場價格機制繼續發揮作用，此時如果繼續實施積極的政策會加劇價格水平的上漲（通貨膨脹）。從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中不難看出，總需求管理政策的邊界只限于 AS曲線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態。

在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當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在“滯脹”面前日益失靈的情況下，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說和自然率假說來解釋“滯脹”現象，并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發難。貨幣主義者認為，長期菲力普斯曲線是一條起自自然失業率的垂直線，不存在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系。雖然短期內通過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影響產量和就業量，但就長期而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使得財政擴張的量不過是對私人部門支出的量的替代，稅收的變化也因不能影響持久收入而僅有非常微弱的乘數效應。貨幣政策也同樣只會在短期內當人們按錯誤的價格預期決策時對產量和就業量產生影響，而在長期一旦錯誤的價格預期得到糾正，即“貨幣幻覺”消失之后，實際工資、產量和就業量都將復歸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過政府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試圖保持較高的和穩定的產量和就業量水平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加速上升和經濟的更不穩定。與重視財政政策作用的凱恩斯主義者不同，貨幣主義者從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出發，堅持經濟在遭遇需求沖擊后仍會相當迅速地恢復到自然率的產量和就業水平附近，強調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會使事情變得更好，因為政策制定者為了某種政治利益而操縱經濟導致的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更糟。因此，為了穩定經濟，應該用旨在穩定價格預期的貨幣規則取代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

（二）零邊界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政策主張

建立在理性預期、自然率假設和市場連續出清基礎上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包括以盧卡斯為代表的貨幣經濟周期學派和以巴羅、基德蘭德、普雷斯科特等為代表的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前者從需求沖擊、信息不完全及閑暇（勞動）的跨期替代效應方面建立起解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和傳導機制的貨幣經濟周期模型，認為在短期內，雖然不完全信息下發生的意料之外的貨幣沖擊會導致經濟總量的波動，但在長期中，由于人們能夠根據不斷獲得的信息去修復錯誤的預期，經濟將自行恢復到自然率的增長路徑。基于預期到的貨幣沖擊對經濟沒有實際的影響，因而旨在穩定經濟的貨幣政策在任何時候都無效。這種貨幣政策零邊界的推論可由圖4說明。

在圖4中，垂直的LAS曲線表明具有理性預期的經濟主體行為完全由市場價格機制調節，每一條傾斜的SAS曲線則由相應的預期價格水平給出。假設現期發生了出乎意料的總需求增加（貨幣沖擊使AD0移到AD1），則貨幣工資和價格水平必然會因商品和勞動市場存在超額需求而上升。此時，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廠商（工人）誤將一般物價水平（貨幣工資）的上升當做相對價格（實際工資）的上升并相應地增加產品（勞動）供給，那么經濟將暫時“意外”地沿SAS0曲線從A點移動至B點。然而，一旦經濟主體理性地認識到實際工資和相對價格并未發生變化并完全調整預期，則SAS0會迅速移到SAS1，產量和就業復歸到自然率水平（C點）。因此，除非貨幣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則，無論長期還是短期的貨幣政策都歸無效，而意料之外（欺騙公眾）的貨幣政策本身只能進一步加劇經濟波動。如果用“適應性預期”替代“理性預期”概念，則圖4也是一個貨幣主義的AS—AD模型。

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堅持貨幣中性論，認為貨幣對實際經濟變量沒有影響，因為是產出水平決定貨幣變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貨幣政策的作用為零。他們主要從生產函數與總供給的關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強調實際因素（尤其是技術）沖擊是經濟周期波動的根源。在他們看來，當一個部門出現技術進步后，它必然會通過部門性的波動源傳導到經濟的其他部門，技術沖擊的隨機性使產出的長期增長路徑出現隨機性的跳躍，產量和就業的波動實際上并不是對自然率水平的偏離，而是對生產可能性變化的最優反應，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產的沒有意義的。關于實際經濟周期模型的政策含義，巴羅通過復活李嘉圖等價命題" ，認為公債是中性的，經濟主體的預期理性會抵消政府無論是以公債還是稅收等方式籌資的效應，因而試圖刺激經濟擴張的積極財政政策無效。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則通過比較有無約定條件下的均衡解，從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譽方面論證了凱恩斯主義的相機抉擇政策是無效的。

由上可見，凱恩斯主義為政府提供了市場經濟中反蕭條的最初的政策理論，并將其邊界嚴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應也被戰后西方國家20多年的實踐所證實。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將宏觀經濟政策的期限邊界定格為零，雖然這種政策主張遠離現實，但作為政策理論卻為反思傳統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提供了一種路徑。現代宏觀經濟學中，幾乎沒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觀調控政策當做長期的政策。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與目標邊界：總量穩定還是結構增長

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宏觀調控政策必然會存在一定的作用對象與目標。關于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對象究竟是總量還是包括結構？它的目標究竟是穩定還是增長？對此的不同認識顯然直接影響到對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評價，而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則影響到能否正確地認識市場經濟中市場與政府的作用。

（一）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是宏觀經濟總量

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經濟職能從總體的內容層次上可以區分為一般的市場條件的創立與維護、微觀經濟規制、宏觀經濟調控三大類。與基于市場失靈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預經濟的微觀規制安排不同，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內在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并導致經濟總量嚴重非均衡基礎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動態經濟中經濟出現周期的波動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市場機制如果假以時日能夠自動調節經濟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經濟達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經歷一個較長時期的蕭條意味著必須付出總體社會福利損失的嚴重代價，因此，現代市場經濟一般內在地要求通過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去調控經濟總量，以減少市場機制調節時滯產生的高昂成本。從宏觀調控的內涵來看，它作用的對象顯然是總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結果又必然會間接地影響到具體微觀主體的行為。而正是這種直接對象與間接結果的傳導表明了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這也是為什么說有效的宏觀調控必須有堅實微觀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原因。有必要說明的是，如果依據作用結果來界定政策邊界，那么也許可以把結構列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不過，隨之而來的問題可能就會陷入體制認知的誤區（這點將在后面說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邊界嚴格界定為總量的觀點也明確地反映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

（二）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

前已述及，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結果不僅會而且應該影響到微觀主體的行為決策和產業結構的相應調整。但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卻并不針對具體的行業和部門，否則宏觀調控就等同于微觀規制。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表明，對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普遍認同，推動了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發展。在市場經濟中，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機制對供求關系進行調節，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使資源在各產業和部門間得到有效配置，產業結構的形成和優化正是市場在產業間配置資源的必然結果。歷史地看，產業結構的形成和調整也曾在不同的體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來安排（通過產業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及所謂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如日本和韓國等）。不過由政府取代市場、通過產業政策干預市場機制在產業間的資源配置而形成的產業結構從長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韓國經濟（金融）危機不斷，中國重復建設問題嚴重，政府安排的產業政策不能不說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產業政策在實質上是政府依據自己確定的經濟變化趨勢和目標設想來干預資源在產業間的配置，產業政策在資源配置的方式上與計劃經濟是相同的，計劃經濟所固有的缺陷必然會重現于產業政策的制定上（湯在新、吳超林，2001）。政府對具體產業的干預應以市場失靈為依據確定。如果將產業政策當做一種宏觀調控政策，顯然它相對市場基礎是一種外生的安排，其績效將存在體制的制約。不僅如此，如果將產業結構作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也與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存在邏輯上的矛盾。應該承認，中國當前的經濟問題主要是結構問題，但結構問題不是宏觀調控直接的對象，結構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市場基礎的發展和完善，這也是理解為什么要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關鍵之所在。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是為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

對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減少經濟周期波動、促進經濟總量均衡從而為市場機制有效進行資源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的目標業已獲得廣泛的認同，并為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采納（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反對外），不過，關于經濟增長是否應該作為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則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嚴格地說，經濟增長屬于總供給的范疇，它取決于生產要素的投入與組合，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一般堅信構成總量內容的總供給方面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即使出現總供給沖擊的經濟周期波動，認為也應該由市場機制來調節。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中，宏觀調控政策歸屬于總需求的范疇，政策的目標被界定在因總需求沖擊引起經濟周期波動后的穩定方面，而且強調的是短期。如果說凱恩斯主義所強調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中包含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那么這種增長主要也是隨積極財政政策穩定投資者預期而來的私人部門的增長，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長本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屬于穩定的手段，目標是為民間投資的啟動創設良好的外部環境。在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中，貨幣政策事實上也一直是以穩定通貨而不是經濟增長為目標。

最近10年來，隨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特別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對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能夠產生合意的長期經濟增長表示懷疑，認為過分關注短期穩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視了長期經濟增長的問題。他們指出短期的產量波動雖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長期經濟增長的福利含義遠遠超出任何短期波動的影響（Romer，1996），強調現代經濟分析的重點應該從總需求轉向總供給方面（因為總量非均衡都是微觀扭曲的結果）。這種從對短期穩定的關注轉向長期經濟增長路徑探討的理論發展方向所給出的政策含義是，政府既能夠積極地也能夠消極地影響長期經濟增長，而積極政策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為經濟的最優增長路徑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

四、簡短的結語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一向重視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這無疑是中國客觀現實的要求。與此同時，我們又必須對政府制度安排在經濟的不同領域和層次內容上的差異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事實上，就宏觀調控政策作為一種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國家的理論和實踐中具有比較清楚的界定，而國內對其內涵和目標等問題上的認識則是相當含混或者說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們對宏觀調控問題的基本認識是：

——市場經濟有效配置資源是以產權明晰的市場主體行為和形成理性預期從而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反應為基礎的。針對經濟總量非均衡的宏觀調控如果沒有堅實的微觀基礎，那么，作為一種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應釋放必然受到極大的制約。宏觀調控政策的傳導還需要相應有效的市場傳導條件或機制。在中國，由于市場結構并不完全，特別是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屬管制市場，缺乏有效的市場傳導機制使宏觀調控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條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觀調控政策能否發揮作用已不僅僅是政策本身的問題。

新制度經濟學的政策主張范文第3篇

關鍵詞：經濟學范式；中國經濟學；經濟學；西方經濟學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經濟學表面上是以經濟學為指導，但實際上是傳統的蘇聯范式占統治地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理論界對構建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進行了許多積極的探索，提出了許多不同的觀點和見解。盡管這些觀點還不十分成熟甚至存在某些嚴重的缺陷，但對于我們探索中國經濟學的建設與發展之路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發作用。在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應當在以往探索的基礎上繼續前進，努力構建科學的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

一、近年來經濟理論界對構建中國經濟學體系的構想

近年來，立足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豐富經驗和巨大成就，面對新形勢和新問題，經濟學界對中國經濟學體系的建設討論十分熱烈，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形成了不同的觀點和思路。

(一)堅持和恢復政治經濟學。這種觀點認為，構建中國經濟學不應當全盤西化，而應當堅持和恢復政治經濟學。在堅持經濟學的基本前提下，人們提出兩種不同的具體思路。一種是認為傳統經濟學雖有缺陷，但其基本理論是的，所以應該補充而不是放棄。這種思路主張在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借助“西方范式”來分析市場經濟問題，用“板塊式結合”的方法來修補“爐灶”，這種“兩張皮”或“雙基礎”并存體系，同傳統政治經濟學研究被分割為兩大板塊，并具有不同的研究層次和邏輯體系的“拼盤”結構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使人難以認同其科學性與合理性。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傳統的經濟學基本上不能采用，因為傳統政治經濟學是蘇聯教科書的翻版，是計劃經濟的產物。它不僅不能解釋目前中國的經濟問題，與市場經濟根本對立，而且它歪曲了政治經濟學的本來面目。要解決這一問題，首先必須正本清源，恢復的本來面目，真正按經濟學的方法來重建中國經濟學。

(二)中國經濟學市場經濟一般化或西方化。這種思路主張對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進行嫁接，用西方經濟學的原理來解釋中國目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觀點認為構建中國經濟學應當而且可以照搬西方經濟學，用西方經濟學取代政治經濟學。因為中國既然轉軌為市場經濟，那么研究市場經濟的西方經濟學當然也可以用來解釋中國的市場經濟，成為主體經濟學，因而也就無需再煞費苦心地去建立什么新的政治經濟學。按照這種觀點，構建中國經濟學應當采取完全替代性體系取向，主張引進反映“資源配置全過程”的現代經濟學范式(魏杰，1997)，不贊成“建立有別于西方經濟學的、在概念上和體系上完全不同的中國經濟學”(樊綱，1998)。

(三)中國經濟學本土化。這種思路強調中國特色，強調中國國情，主張要在評判過去和現有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弊端的基礎上建立或重建中國經濟學。持這一觀點的人認為，應創建自己的經濟學。西方經濟學和傳統經濟學都不能采用。因為與西方相比我們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與傳統的經濟學相比，我們不再是以計劃經濟為特征的傳統的社會主義，而是以市場經濟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因此，經濟學必須扎根本土，以研究時代為基本任務，從踏踏實實研究中國改革發展的具體問題人手，一步一步走向理論的圣殿。也有人認為，中國目前最大的國情是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中國經濟學應研究過渡經濟學問題，研究轉型時期的經濟關系。也有學者認為，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其經濟發展與實踐給中國經濟學家提供了理論創新空間，現代中國經濟學的本土化研究將為發展的經濟學注入新的活力，為中國經濟學走向國際化道路奠定基礎(殷德生，2000)。

(四)中國經濟學綜合化。這是許多觀點具備的共性，也是各方面學者對政治經濟學學科發展的共同要求。各派總的來說都主張以的基本理論為指導，借鑒西方經濟學的一些有用的東西，以中國實際問題為對象，運用更多的學科，使中國經濟學成為一個跨學科、多角度、具有超前性的經濟學。中國經濟學首先應該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在經濟理論的指導下，比較研究世界上現有的各種經濟理論，大膽吸收，揚優棄劣。在繼承、綜合人類一切優秀經濟理論基礎上構建中國經濟學。在其內容上既要有生產關系方面的理論，又要有資源配置方面的理論；既要有宏觀經濟的理論，又要有微觀經濟的理論。中國經濟理論要百家齊放，百家爭鳴，在競爭中繁榮，在競爭中統一。在構建過程中，對于經濟理論，要堅持、澄清與發展；對西方經濟理論，要了解、批判與吸收；對于中國古代經濟理論要挖崛、繼承與揚棄(周小亮，1997)。中國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的重建，應在保持與經濟學的主要學術淵源關系之外，放眼世界，綜觀歷史，積極汲取古今中外一切經濟學說的合理成分，并實現某些理論原創。其重點有兩個：首先，創新的中國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必須科學地汲取當代外國經濟思想。現代主流西方經濟學的理論，自然要高度重視，但也不能輕視發達國家非主流經濟學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說。其中，西方激進政治經濟學關于“市場社會主義”的各種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對我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實踐具有較直接的借鑒意義。其次，創新的中國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必須科學地汲取中國古近代經濟思想(程恩富，2000)。

筆者認為，以上四種觀點中有的表面上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實際上是不科學的、不可取的；有的總體上是科學的但尚存在一些重要缺陷，因而也是不可取的。如，主張中國經濟學全盤西方化的西化主義觀點和“半西方化”基調和傳統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折中主義觀點，以及主張脫離經濟學的一般軌道而獨立地發展中國本土經濟學的狹隘民族主義觀點，總體來說都是不科學的、不可取的；那種主張回歸馬克思、按本來面目重建中國經濟學的“原教旨主義”觀點和主張實行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大綜合、中外經濟學大統一的混合主義觀點，在總體上大方向是正確的，但卻要么缺乏與時俱進與創新發展的品格，要么缺乏內在邏輯的一致性和理論體系的科學性。要構建中國經濟學，必須克服上述觀點的缺陷，確立科學的方向和正確的原則，

堅持以經濟學為指導、以中國問題為導向，在經濟學科學范式的基本框架內，認真總結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經驗和理論成果，充分吸收西方經濟學的科學方法與成果，構建現代中國經濟學的科學范式。

二、構建現代中國經濟學范式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

所謂“范式”是指在某階段科學共同體所采取的整套的原則、理論、方法。“范式”一詞具有既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別的兩個方面：一方面它是指世界觀即共同信念及價值標準；另一方面它是指方法論，即一套概念體系及分析方法以及科學共同體成員共同接受的一套假定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定理。任何學術研究活動只有納入一定的范式體系，才能使之具有其科學性質，才能使該研究從“前科學”階段進入“常規科學”階段。無論任何范式，要具有其科學性質，都必須具備兩個基本條件：一是自身的規范性，即有其確定的共同信念及價值標準，以及一套概念體系與分析方法、一套假定及其基本定理。二是對客觀對象的適應性，即它能夠科學地解釋其客觀對象的性質、特征與發展規律，否則就無法說明日益增多的“反常現象”，從而使該研究陷入“范式危機”。科學范式是一個不斷批判、繼承和發展的演進過程。一般說來，科學范式的運動表現為兩種基本形態：一是縱向批判，繼承，形成經濟學史上的一次又一次的經濟學革命；二是橫向兼收并蓄，形成經濟學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綜合。筆者認為，構建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科學的方向，必須確立正確的原則。具體說來，構建現代中國經濟學科學范式必須遵循以下三大基本原則：

(一)科學性原則。所謂科學性原則，就是中國經濟學研究不能不要規范而簡單地描述現象、總結經驗，也不能隨意地進行理論批判或“理論創新”，而是必須納入科學范式的軌道。首先，必須堅持科學的世界觀，應當確立科學的共同信念與基本價值觀，確立中國經濟學研究的科學哲學。其次，必須堅持科學的方法論。必須確立一整套科學的概念體系，采用一整套科學的分析方法，確立一些科學的基本假定，形成一系列科學的基本定理。為此，構建現代中國經濟學必須把中國經濟學的研究納入一種科學范式的軌道。問題在于對于目前中國經濟學來說究竟哪一種經濟學范式才是更為科學的?這一問題在經濟學范式本身范圍內是無法解決的，它應當而且只能用客觀的和實踐的標準來驗證，即某一經濟學范式究竟是適應還是不適應現實經濟生活，或者說究竟哪一種經濟學范式對分析與解釋社會經濟現象具有更為廣闊和更為深刻的適應性。

(二)適應性原則。經濟學范式的根本作用與生命力在于解釋客觀經濟現象與指導人們從事經濟發展與經濟變革的實踐。構建現代中國經濟學必須遵循“適應性”原則，使中國經濟學理論“以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著眼于理論的運用，著眼于對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著眼于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從客觀實際來看，中國基本國情與社會主義經濟的實踐不僅西方經濟學理論是不適應的，而且經濟學的經典理論在許多方面也是不適應的。從歷史上來看，中國是在經濟、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條件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這同經濟學所指出的社會主義應當而且只能建立在先進的生產力基礎上的經典理論是有著巨大差別的。從現實來看，中國正在從傳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這同經濟學所指出的社會主義應當而且只能實行計劃經濟的經典理論也是有著巨大差別的。所有這些，都是以往各種經濟學范式所不能解釋的“反常現象”，從而導致了傳統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雙重“范式危機”。因此，構建中國經濟學應當而且必須打破各種教條主義，從中國基本國情與客觀實際出發，科學地解釋這些“反常現象”，實現經濟學中國化的創新與發展。

(三)綜合性原則。理論范式的范疇體系還必須向外部世界全方位學習和借鑒人類優秀的文化成果，為理論范式的整體創新提供厚實的平臺，從而使中國經濟學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從實際出發，立足于理論聯系實際，致力于回答新情況和新問題。這一理論的特征和實質必然要求中國經濟學綜合古今中外的合理經濟學思想，構建一種能夠揭示經濟運行機制和發展規律的經濟學范式。經濟學不僅是一個科學的體系，而且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因此，構建中國化的經濟學應當以經濟學為榜樣，科學地吸收各種經濟學的合理成分。具體來說，構建中國經濟學既應當堅持與繼承經濟學的科學方法論與基本原理，也應當充分吸收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制度經濟學和演化經濟學等異端經濟學的合理成果；既應當肯定當代中國化的經濟學理論，也應當借鑒當代西方經濟學理論。這就要求我們在大綜合中來構建中國經濟學。

上述基本原則，對我們構建中國經濟學提出以下基本要求：

(一)構建中國經濟學不能以西方經濟學為基礎。西方經濟學之所以不能作為構建中國經濟學的基礎，主要是因為西方經濟學所依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都是不科學的。西方主流經濟學不僅把資本主義制度一般化、永恒化，而且還單純從個人本性出發來解釋人們的經濟行為，用機械的均衡方法與形式化的數學方法來解釋現實經濟生活。因此，西方經濟學的哲學基礎是唯心史觀，它的根本方法是形而上學。同時，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觀也是不科學的。自從邊際主義的代表杰文斯把經濟學的列車開上了資源配置的軌道之后，西方主流經濟學便開始背離了經濟學的古典傳統，把經濟學的研究問題局限于資源配置問題。萊昂內爾·羅賓斯第一次正式地把稀缺資源的合理配置規定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他說：“經濟學是一門作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間關系的人類行為的科學。”從此之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教科書很多都把羅賓斯的定義作為樣板。應當指出：作為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資源配置與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的生產方式是有著密切聯系的。經濟學的生產方式范疇，不僅包括生產的社會形式，也包括物質生產方式即勞動方式與生產形式，其中勞動方式特別是其勞動組織就是微觀層次上資源配置方式，而生產形式作為人們勞動的交換形式和社會生產要素的分配方式，就是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方式。因此，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已經囊括了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或者說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已經包括在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內容之中。二者的區別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資源配置方式，而在于怎樣研究資源配置方式：是密切聯系生產的一定社會形式來客觀地、歷史地研究資源配置方式，還是拋開生產的一定社會形式而單純地研究資源配置方式。西方經濟學強調資源配置的一般性，是一個純生產力的抽象范疇，它主要取決于一個社會的技術水平。經濟學強調資源配置方式的特定社會歷史性質，它是一個社會歷史范疇，它主要取決于一個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因而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資源配置方式。由于西方主流經濟學把經濟學研究對象局限于資源配置，因而縮小了資源配置的外延，只研究技術意義上的資源配置。因此，他們必然是以制度不變為假設來研究資源配置。事實上，在他們那里，資本主義私有制是人類最美好的、永恒的制度，所以他們不可能分析社會經濟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變革。正因如此，在西方社會經濟制度的巨大變化面前，西方主流經濟學表現得蒼白無力，從而導致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目前正陷入深刻的范式危機之中。為此，以科斯、諾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將制度變量引人經濟學研究范圍，以彌補主流經濟學的缺陷。西方經濟學不僅具有其明顯的不科學性，而且對中國具體國情及其發展要求來說，還具有嚴重的不適應性。在基本國情上，中國與西方差別很大，而西方經濟學中很多結論和觀點是從它們的國情背景下得出的。因此，就總體來說西方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對分析中國社會經濟問題就具有明顯的不適應性。具體說，一方面，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目前尚不具備足夠的市場機制賴以順利運行的條件，而西方發達國家這些條件都已經具備。另一方面，中國目前正處于體制轉軌時期，從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市場機制賴以運行的制度框架尚不完善，如現代企業制度、法律法規、公民的市場合約意識等等。西方經濟學所分析的是市場制度較為完善的情況。同樣的事物，在西方發達國家可能就辦得有板有眼、較為順暢，在我國當前可能就無章可循、有章不循或坎坷難行。在這些制度條件具備以前，市場機制的作用程度和范圍也要受到限制，西方經濟理論在我國的應用也會出現程度不同的失靈(尹伯成，2006)。由此可見，要構建現代中國經濟學范式，絕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經濟學，也不能以西方經濟學為基礎。

(二)不能構造一種折中主義的經濟學范式。自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經濟理論界一直存在著一種比較普遍的傾向，即試圖調和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建立一種折中主義的“中國經濟學”。這種折中主義的經濟學范式的主要特征是：認為原有的“蘇聯范式”的主要問題是“教條主義”，在于過分拘泥于經典作家的現成公式和現成“提法”，而沒有創新與發展，從而使理論僵化，不能反映變化了的現實。按照這樣一種思路，人們認為應該做的就是在原有的范式中加進一些反映市場經濟的新東西，以這種方式使原有的范式得到改造與更新，適應新的需要。這種傾向既表現為一般地或在具體理論問題上批判教條主義，也表現為那些試圖引入西方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一些方法和內容來對舊的范式進行“補充”。這樣，就形成了一種比較流行的折中體系：蘇聯范式的“生產關系論”+西方范式的“資源配置論”，即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現代的“市場經濟體制”。很顯然，這種折中主義范式脫離了經濟學的科學軌道，是傳統的蘇聯范式與主流的西方范式的“混合體”。同時，既然這種折中主義范式本質上是蘇聯范式與西方范式的雙重翻版，因而它不僅在理論、邏輯上具有其尖銳的內在矛盾性，而且在實踐上也具有與中國當代國情與發展要求的嚴重不適應性。說到底，這種折中主義范式是傳統教條主義與現代教條主義的“雜交物”，雖然它試圖反映當今中國現實，但實際上并沒有、也不可能反映中國經濟體制轉軌的客觀現實及其基本要求。因此，構建中國經濟學不應當采用這種折中主義范式。

(三)不能建立“描述主義”的中國經濟學。近些年來，在我國經濟理論界存在著一種以描述中國現實、總結中國經驗和肯定中國模式為主要特征的傾向，即直面中國現實的“描述主義”。它認為可以不要基礎理論、只要分析現實問題、進行對策研究，使研究更好的聯系實際就可以建立中國經濟學。“描述主義”經濟學范式的理論特點是：一是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二是為了準確地反映現實情況，理論抽象程度低；三是為解決問題，具有明顯的政策導向，不注重自成體系的概念、范疇和分析工具，不強調理論自身的內在邏輯一致性；四是沒有突出的方法論，感性描述多于理性分析。作為一個理論范式，描述主義存在著兩個重大缺陷：一是缺乏獨立、統一的概念和范疇體系，分析工具缺乏系統性，范式自身是不穩定的而又沒有解決的途徑，因為一旦要提高理論抽象度，在當前條件下其前景很容易轉向經濟學范式或西方經濟學范式，這將使該范式自身不復存在。二是該范式的知識積累沒有有效的途徑，這與第一個缺陷緊密相關。科斯在評價舊制度經濟學時指出，“除了個別的觀點外，只是一大堆可以一把火燒掉的描述性材料。”就長遠看，描述主義的文獻將面臨類似舊制度經濟學文獻的劫數。這雖然不能否定描述主義的學術價值，更不能否定其現實意義，但對于一個理論范式來說，其發展的連續性就成了問題(鄒東濤、時紅秀，2006)。因此，構建中國經濟學不能局限于這種表面化、局部化和經驗化的“描述主義”范式，而應當構造一種以科學世界觀為指導、具有其完整的概念體系和系統的分析方法的現代經濟學范式。只有這樣，才能揭示中國現實經濟社會的本質特征和發展規律，才能形成系統的、科學的中國經濟學理論。

(四)只能以經濟學理論為基礎，吸收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分來構建綜合的中國經濟學。根據上述科學性、適應性和綜合性原則，構建中國經濟學應當而且必須以經濟學為指導。首先，經濟學具有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同西方主流經濟學相對照，經濟學的理論硬核可以簡要地歸納為三個要素。第一，否認存在著抽象的和永恒的人性。個人是具體的和歷史的，一方面它要受到歷史和制度條件的制約，另一方面它又是能動和有機的。人性由社會經濟關系所內生但又具有改變它的內在潛能，因而經濟學必須分析人性的起源與發展，而不是把它作為經濟學分析的前提。第二，經濟學分析的基本范疇是生產方式，而不是主流經濟學的“個人”，經濟學的方法是制度整體主義方法，而不是個體主義方法。第三，同主流經濟學的機械均衡觀不同，馬克思把生產方式與社會經濟形態的演化看作是由生產方式與社會形態內在矛盾的辯證運動所推動的有機的、內在不均衡的動態過程，這為中國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更寬廣的框架。其次，經濟學的科學世界觀與方法論以及基本原理，對分析當代中國經濟轉軌與經濟發展具有廣闊的適應性。同西方主流經濟學相比，經濟學對于中國市場化的體制轉軌與制度創新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解釋力：中國經濟轉軌是當代中國生產方式內在矛盾發展的客觀要求，構造市場化的現代社會主義模式是當代中國社會生產方式發展的必然趨勢；同西方主流經濟學相比，經濟學對于中國現代化的經濟發展問題具有很強的理論指導力：中國經濟發展是當代中國物質生產方式發展的必然要求，實現工業化、現代化是中國當代勞動方式發展的必然趨勢。總體來說，當代中國面臨著物質生產方式及其社會形式變革的雙重任務，一方面物質生產方式的現代化要求并決定了當代中國社會形式的深刻變革，另一方面社會形式的變革與制度變遷又促進并推動了物質生產方式的現代化進程。最后，經濟學是一個宏大的制度分析框架，是一個開放的科學體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完全包括了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因此，以經濟學為指導重建中國經濟學，可以在經濟學的科學框架內，廣泛借鑒古今中外各種經濟思想的合理因素，構造一個既繼承馬克思經濟學范式又發展馬克思經濟學范式，既超越蘇聯經濟學范式又超越西方經濟學范式的新體系，據此確立反映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獨特性的經濟學范式。這種中國經濟學的新范式是在繼承、批判和創新過程中逐漸塑造的。這就要求我們必須以經濟學為主體或基礎、以中國問題為導向，科學借鑒西方經濟學的合理顆粒，構建現代中國經濟學的綜合范式。因此，在構建中國經濟學過程中，對于經濟理論要堅持、澄清與發展；對于西方經濟學理論要了解、批判與吸收；對于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要總結、揚棄與升華。

三、中國經濟學范式的基本性質與主要內容

如上所述，根據科學性、適應性與綜合性的基本原則和以經濟學為指導構建中國經濟學的綜合體系的基本目標，中國經濟學就其性質來說既不是中國的“本土經濟學”，也不是中國版的西方經濟學，它應當而且必然是中國化的經濟學，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具體說來，中國經濟學綜合范式的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經濟學的科學世界觀、方法論與基本原理。中國經濟學本質上是經濟學，因此它應當而且必須以經濟學為基礎。首先，構建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堅持以生產方式作為決定社會性質和推動社會變革與發展的根本力量，堅持在生產方式的框架內來分析資源配置問題，堅持以生產方式為基礎來研究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在此基礎上，構造出中國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以生產方式為核心的經濟學制度分析范式。其次，構建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與繼承經濟學的科學方法，即唯物辯證法、二重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實證方法、歷史方法和科學抽象法。再次，構建中國經濟學應當采用以生產方式這一基本范疇為核心的經濟學的一整套概念體系。如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社會經濟結構和上層建筑等，再如生產條件、勞動方式、生產形式、生產的社會形式，以及資本、商品生產、市場機制、工業經濟、利潤、利息、工資、地租等等。最后，構建中國經濟學必須批判與繼承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經濟學關于社會主義經濟的理論，既包括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未來社會主義經濟實現形式的具體結論，也包括關于社會主義經濟本質特征的基本原理。對于前者，我們當然是不能照抄照搬的，如單一社會所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等，而對于后者則應當始終堅持、科學繼承，如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建立自由人聯合體、重建個人所有制、實行對生產的有意識的社會調節、實現社會生產按比例協調發展和實行按勞動者貢獻分配等，這些基本原理應當而且必須成為構建中國經濟學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成果。作為中國化的經濟學，中國經濟學應當而且必須以中國問題為導向，應當而且必須分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生產關系，應當而且必須總結中國社會主義經濟轉軌與經濟發展的實踐經驗，應當而且必須總結與升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理論成果。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既不只是生產關系，也不只是資源配置，它應當而且只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因此，中國經濟學應當研究當代中國的勞動方式、生產形式及其社會形式，應當研究當代中國的社會生產關系。在此基礎上，應當總結與升華一系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成果，如新型工業化理論、社會主義現代化理論、社會主義本質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配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理論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等等。毫無疑問，這些重要的理論成果都是構建中國經濟學的重要思想基礎與理論來源。

新制度經濟學的政策主張范文第4篇

【關鍵詞】 四川礦產資源產業 SCP范式 市場結構 市場行為 市場績效

一、產業組織理論的形成與演進

1、產業組織理論的形成

產業組織理論是現代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正式形成于20世紀30年代，而其思想淵源可以追溯到馬歇爾1890年的《經濟學原理》一書，該書首次提出了“產業組織”的概念，他指出企業在享受由擴大生產帶來的規模經濟時，往往也會由于壟斷的發展而阻斷價格機制的作用。1933年瓊?羅賓遜和張伯倫以局部均衡理論為基礎，提出了不完全競爭理論，為分析產業組織提供了實踐模擬基礎，直接推動產業組織理論向市場結構方向發展。在梅森、克拉克、貝恩等哈佛學者對“有效競爭”理論研究的基礎上，貝恩于1959年發表了《產業組織》，首次完整地提出了“SCP”范式，標志了哈佛學派產業組織理論的成熟。

2、SCP理論的分析框架

“市場結構（Structure）―市場行為（Conduct）―市場績效（Performance）”范式，即SCP范式，它的核心觀點是：市場結構決定企業的市場行為，企業行為影響市場績效，這三個要素之間存在著密切的單向因果關系。按照這一范式，行業集中度高的企業傾向于提高價格、設置障礙，謀取壟斷利潤，但這樣會阻礙技術進步；要想獲得理想的市場績效，必須通過公共政策來調整不合理的市場結構，限制壟斷力量的發展，保持市場的適度競爭。哈佛學派的理論強調經驗性研究，缺少深厚而明確的理論基礎和系統分析，在政策主張上，他們主張政府對產業組織行為實施干預，反對壟斷。

3、SCP理論的發展

20世紀70年代以后，芝加哥學派開始崛起，向傳統的SCP范式提出挑戰。他們不以經驗實證為主，而是強調理論分析，認為“結構―行為―績效”之間是雙向互動關系；對市場行為持自由放任觀點，反對政府干預。他們探索了企業兼并的動因和根源，提出了產業生命周期理論，討論了廠商的最佳規模，深入研究了“進入壁壘”問題，創立了信息經濟學理論，并運用它來解釋市場組織問題。80年代中期以來，以科斯等人為代表的新制度學派，從制度角度研究經濟問題的“新制度產業經濟學”，稱之為“后SCP時代”，它對產業組織理論的深化起到了直接催化的作用。他們將制度視為經濟活動的內生變量，將研究重點深入到企業內部，從企業內部的產權結構、組織結構的變化來分析企業行為，以及它們對市場績效的影響。

二、基于SCP范式對四川礦產資源產業的分析

1、市場結構

市場結構是指對產業組織內部競爭及價格形成等產生重要影響的市場組織因素，通常指市場集中程度、產品差異化以及市場進入和退出壁壘的高低。

（1）市場集中度。市場集中度是決定市場結構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它體現了市場的競爭程度。我國是個礦業大國，但不是礦業強國。經過多年的發展，截止2014年，我國礦產資源行業（包括煤炭開采和洗選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黑色金屬礦采選業、有色金屬礦采選業、非金屬礦采選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有色金屬冶煉和壓延理論探索加工業和金屬制品業）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共84903家，其中四川礦產資源產業規模以上企業共有17392家，占全國礦產資源企業的20.5%，其資產總額占四川工業資產總額的25.8%，但四川礦產資源行業的市場集中度并不高，主要以中小企業為主，市場結構松散，不利于實現規模經濟。

（2）產品差異化。產品差異化是指同行業內各企業產品之間的不完全替代性，它是一種有效的非價格競爭手段。四川是中國乃至世界礦產資源最富集的地區之一，是我國第二大鐵礦區，蘊藏著上百億噸的釩鈦磁鐵礦資源。然而其儲量豐富卻品位不高，開發利用率低，主要產品附加值低、技術含量普遍偏低、競爭力偏弱，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四川礦產資源企業的發展，使其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很難占有一席之地。

（3）進入和退出壁壘。進入和退出壁壘是反映市場中潛在競爭強度的重要指標。四川雖礦產資源豐富，品種較多，卻大多以小礦種、貧礦和難選礦居多，支柱性礦種的儲量偏低，開采的難度大、成本高，這是一般加工企業所不能比擬的。由于我國礦產資源行業的設立具有嚴格的行業標準及法規政策，這使得礦產資源行業具有較高的進入壁壘，與此同時，當資源型企業退出生產領域時，因其設備具有高度的專用性，不能另作他途，從而提高了退出壁壘；資源型企業容易受國際資源市場及其替代品市場的影響，投資回收期延長，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就決定了資礦產源型企業相對于其它企業有更大的投資風險。

2、市場行為

市場行為指企業在充分考慮市場供求條件和與其競爭者關系的基礎上為獲得經濟效益最大化所采取的各種決策。市場行為通常包括企業的定價行為、兼并行為以及技術研發行為等。

（1）定價行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種礦產資源的價格能夠直接反映市場供需的變化、調節雙方的資源配置和生產經營活動，同時是國家制定經濟政策和企業進行生產經營決策的重要依據之一。我國礦產資源產業行業除石油和天然氣礦采選業外，其他行業上游的采選業和下游的冶煉業形成了接近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并且大型企業與中小型企業之間并沒有顯現出分層競爭的格局，而是處于混雜、無序的競爭狀態。這使得我國礦產資源行業在產品定價上受限于市場結構特征，面對國際競爭時缺乏競爭優勢，不利于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2）兼并行為。企業兼并是提高行業集中度的一個重要途徑。在我國除石油和天然氣采選業外，金屬礦產類企業主要以中小企業為主，四川也是如此，礦產資源整體產業集中度不高，使得市場無法形成完整的產業鏈，市場資源浪費巨大。

（3）技術研發行為。近年來，隨著國家對企業自主創新的大力支持，企業在研發方面的投入正逐漸加大，到2013年，全國共投入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11846.6億元，同比增長15%；其中采礦業R&D經費為292.6億元，其投入強度為0.43%，黑色金屬冶煉與壓延加工業R&D經費為633.0億元，投入強度為0.83%，有色金屬冶煉與壓延加工業R&D經費為301.1億元，其投入強度為0.64%。四川2013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R&D經費支出168.9億元；投入強度為0.47%。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全年專利申請量1.6萬件，其中發明專利申請0.6萬件；發明專利申請所占比重為36.1%。目前礦產資源型企業自主創新有了明顯提升，但相對于發達國家還是遠遠不夠的。

3、市場績效

市場績效反映了在特定的市場結構和市場行為條件下市場運行的效果。

（1）企業盈利狀況。受到國際經濟復蘇緩慢的影響，礦產資源企業的近年來虧損嚴重。以鋼鐵行業為例，2014年，重點大中型鋼鐵企業資產負債率為68.3%，同比下降0.8個百分點，但與行業效益最好的2007年相比高出11個百分點。受銀行系統嚴控產能過剩行業和鋼貿企業信貸規模影響，銀行提高了鋼鐵行業貸款利率，2014年重點大中型鋼鐵企業財務費用共計938.3億元，同比增長20.6%，是企業實現利潤的3倍多。部分銀行對企業采取了大額抽貸、壓貸，已有鋼鐵企業因此出現停產甚至破產情況。

（2）產品環境效益。我國經濟已經進入中高速發展的新常態，經濟發展方式從粗放增長轉向集約增長，經濟結構從增量擴能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存的深度調整。新常態下我國礦產品消費已進入峰值弧頂區，消費的質量和個性化需求越來越高，礦產資源行業由原來的依靠數量擴張和價格競爭逐步向依靠質量、差異化競爭轉變。同時新環境保護法的實施，使得礦產資源企業環保壓力增大，因此必須加大環保投入，促進企業技術創新。

三、SCP范式研究的政策建議

從上述分析可知，四川礦產資源產業集中度低、產品差異較小、市場的進入壁壘較高，研發投入逐年增加但仍顯不足，企業整體規模較低、行業整體利潤偏低，安全生產和資源有效利用的狀況不容樂觀。礦產資源企業在國際市場核心競爭能力明顯不足，我們應著手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善。

1、加強行業規劃引導

通過頒布相關行業規范，進一步推動落實有關配套政策措施，引導我國礦產資源行業持續健康發展，同時加強規范準入管理與金融、環保、能源等政策銜接，研究建立行業規范后續管理工作制度，強化已公告企業的動態監管。

2、并購重組，提高產業集中度

并購重組是提升市場集中度的一個重要途徑，它可以使得企業優勢互補，提升其競爭力，同時擴大企業的市場份額，以此提升礦產資源產業的集中度，進一步優化市場結構。

3、加大技術投入，增強產品差異化

礦產資源企業應加快技術改造和科技投入力度，提升企業的設備更新水平，促進企業自主研發能力，吸收專業技術人才，切實形成企業特有品牌，進而實現產品差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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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經濟學的政策主張范文第5篇

[關鍵詞] 金融自由化 陷阱 轉軌經濟

自從20世紀70年代金融自由化理論問世以來，從南美到東南亞、從俄羅斯到東歐，新興工業化國家、發展中國家、轉軌中國家紛紛奉這一理論為圣經，在本國的金融體制改革中大力推而廣之，惟恐落人之后，一股金融自由化浪潮席卷世界。僅管1990年代的南美、亞洲金融危機引起了廣大發展中國家對金融自由化理論的質疑，但時至今日，仍有不少人在極力倡導金融自由化。

一、金融自由化理論的演進

金融自由化理論源自肖（Shaw）和麥金農（Mckinnon）于1970年代提出的金融深化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在發展中國家，政府對金融體系實施了比較嚴厲的控制,這不僅不利于儲蓄向投資的轉化,而且還會扭曲資源配置和金融體系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肖和麥金農把它稱之為“金融抑制”,并指出解決“金融抑制”的有效途徑是實施“金融深化”。因為他們認為,以實際利率和實際匯率為標志的金融自由化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途徑，而低于均衡利率水平的實際利率與被高估的國內貨幣則阻礙了經濟的增長。據此可以看出，金融自由化與“金融深化”是有密切聯系的兩個概念：“金融深化”描述的是一種狀態，即一種對經濟的發展能起到積極促進作用的金融市場狀態；金融自由化則是達到“金融深化”狀態的一種途徑，故在實際操作中金融自由化表現為一種金融政策。由于兩者之間密不可分，因此，在考察發展中國家金融與經濟發展進程時，學界往往對兩者不做嚴格的區分。

從內容上看，完全的金融自由化理論上應包括：對公共金融機構的私有化；允許外資銀行進入；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加強市場競爭；降低存款準備金要求；取消指導性貸款；利率市場化和開放資本市場等。根據各國的實踐進行總結，又可以歸納出金融自由化四個方面的主要內容：(1)金融商品價格自由化，即取消對利率、匯率的限制；(2)金融業務自由化；(3)金融市場自由化；(4)資本流動自由化，即放寬外國資本、外國金融機構進入本國金融市場的限制，同時也放寬本國資本和金融機構進入外國市場的限制。

金融自由化理論形成以后，西方學術界對此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不少經濟學家沿著麥金農和肖開拓的路子進一步豐富和完善金融自由化理論。其中，卡普和馬西森的投資規模理論（K-M模型）對發展中國家如何通過適當的經濟政策和金融體制改革來同時實現經濟增長與經濟穩定這一問題，進行了比較深刻的闡述。加爾比斯（Galbis）的“G-L模型(投資效率模型)”指出，金融自由化是通過改善投資質量來提高經濟績效的。馬克?帕加諾(Marco Pagano)運用“AK”模型(即內生增長模型，假設不變的外生儲蓄率和固定的技術水平，可以解釋消除報酬遞減后將如何導致內生增長。)對金融自由化后的金融發展對實際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進行了富有價值的研究，認為實施金融自由化可提高儲蓄水平和投資效率，增加流向產業部門的可貸資金量，從而提高銀行效率，改進資源配置效應，促進經濟增長。金和萊文(King and Levine，1993)檢測了77個發展中國家1960年～1989年間交叉部門的金融與經濟增長的多變量指標之間的聯系等都得出同樣的結論：金融自由化有利于經濟增長。

但對金融自由化理論提出不同意見的學者也有不少。新結構主義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存在明顯的二元經濟特征――現代意義的正規金融市場（正規信貸市場）和落后的場外金融市場（非正規信貸市場）并存。由于正規金融市場要繳納法定準備金，所以會發生資金“漏損”。因此，他們得出結論認為，發展中國家應當保護好已經效率很高的非正規信貸市場，而不要進行金融自由化改革。 新制度主義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抑制政策是否一定導致資金來源短缺、投資不足等問題，還取決于銀行行為和市場結構。新制度學派認為，在利率不上升的情況下，金融深化也可能出現，從而否定了金融自由化的必然性。莫爾（Moel,2001)指出，金融發展的重點在于國內金融部門的發展，資本自由化允許公司去國外融資，引起市場的分散化，減少了國內市場的流動性，阻礙了國內市場的發展。赫爾曼、穆多克和斯蒂格利茨則從信息經濟學的角度對金融自由化策略提出質疑，提出了在金融深化過程中政府選擇性干預的金融約束策略。具體策略包括：控制存款利率，保持低度的正實際利率水平；限制銀行業競爭；限制資產替代；定向信貸等。赫爾曼等人同時強調，金融約束也不等于金融抑制，金融約束將逐漸向金融自由化過渡。較之理想色彩濃厚的金融自由化策略而言，金融約束策略強調政府選擇性的干預這一基本立場，似乎更貼近發展中國家的實際。

不可否認，金融自由化理論抓住了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發展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提出了諸如利率市場化等一系列具有針對性的對策，對于推動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的發展確實具有極大的借鑒意義。但也正如批評者所指出的那樣，金融自由化理論還存在許多缺陷，若盲目地全盤照搬，極易引起金融市場的不穩定甚至導致金融危機的爆發。

二、金融自由化在轉軌經濟中的踐行

上世紀90年代之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金融體制如同其經濟體制一樣，是一種高度集中的“大一統”體制，金融抑制的特征十分明顯。銀行承擔著財政的資金配置功能，國家通過行政手段，借助于銀行實行低利率、高匯率和信貸配給政策，以確保資金被使用到政府想要安排的部門或企業中去。這種金融壓制政策抑制了金融體系功能的發揮，并不利于提高儲蓄率和資本積累效率。九十年代后，俄羅斯及東歐轉軌國家實施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以激發金融體系的活力，增強金融體系對經濟發展的支持力度。綜觀各國的改革，可見它們對金融自由化的推行可謂不遺余力。

第一，金融市場自由化方面的改革。迅速打破原有的單一銀行體制，放松各類金融機構進入金融市場的限制，短期內快速建立起二級或三級銀行體制。以俄羅斯為例,1989年只有43家銀行，到1995年1月已經有2517家,其分支機構達到5486家。世界銀行發展史上從未出現過俄羅斯這樣的情況，在1988年～1995年這么短的時間內產生了大約2500家獨立的銀行，而美國1000家銀行的建立大約持續了80年。波蘭在轉型開始的幾年中，也成立了一批銀行，1993年有95家商業銀行，后來倒閉了一部分，降為70家。匈牙利到1993年6月的時候建立起了30家商業銀行，5家專業銀行，256家儲蓄合作社。白俄羅斯到1999年時已完全實現了銀行業的私有化，國內私人資本比重占到了96%;哈薩克斯坦2001年時國內私人資本也占到了全部銀行資本的50.8%。

第二，資本流動自由化方面的改革。對國外私人資本的開放是實現銀行業私有化的另一條重要途徑，同銀行業對國內私人資本的開放相比，在這方面轉軌中國家做得更為徹底。20世紀90年代中期時，克羅地亞、捷克、愛沙尼亞、匈牙利、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亞等國，外資銀行的資產平均占各國銀行全部資產的11%，其中，克羅地亞、愛沙尼亞、立陶宛、和斯洛文尼亞只占4%以下。但到2000年時，上述9個國家的外資銀行資產占有率平均已達64%，其中愛沙尼亞已達到97%。 國外銀行資本的大量進入固然可以給銀行業引入競爭機制，帶來國外先進的管理體制，但過多地依賴外國資本，極易導致本國金融的喪失。

第三，金融商品價格自由化方面的改革。大部分中、東歐國家在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都實現了利率自由化，除了波蘭的利率下降了之外，其他國家的利率都有所上升。波蘭于1995年5月起，把固定匯率改為浮動匯率，在其他政策配合下，波蘭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從27億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176億美元，明顯地改善了波蘭在國際資本市場的地位。捷克1996年前實施的也是固定匯率制，因而吸引了外國資金的大量涌入，給國內通貨造成了極大的壓力。1996年起，固定匯率制被放棄，改為浮動匯率制，結果導致了短期游資迅速撤走，惡化了本已不穩定的金融形勢。斯洛伐克的貸款利率從1995年的9.8%降為1996年的8.8%，浮動匯率的幅度從+/-3%調整為+/-5%，但這些改革并沒有起到吸引外資進入和改善其國際收支的作用。

三、轉軌經濟推行金融自由化的經驗教訓

俄羅斯以及中、東歐國家實施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并未如金融深化理論所宣揚的那樣，給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帶來極大的推動作用，反而加劇了這些國家銀行體系的動蕩。1990年代，保加利亞、波蘭、羅馬尼亞、俄羅斯等國均發生過嚴重的通貨膨脹，捷克、匈牙利、俄羅斯的部分銀行在金融危機中倒閉。雖然我們不能簡單地將這些完全歸因于金融自由化，但至少可以確定，金融自由化對金融危機的形成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我們認為，剖析轉軌經濟金融自由化進程中的經驗教訓，有幾點值得我們借鑒：

首先，金融自由化是工具而非目的。金融自由化理論認為金融自由化是克服由“二元”市場結構所導致的“金融抑制”的有效途徑，辜且不論金融自由化是否是克服“金融抑制”狀態的惟一途徑，也不論金融自由化能否真正促進經濟的發展，單從金融自由化本身的功能而言，它也僅僅是一種工具或手段，而非金融體制改革的目的。轉軌經濟應著眼于服務實體經濟推進金融改革，脫離實體經濟的金融體系是危險而脆弱的空中樓閣。實體經濟需要的是與之相適應的金融體系，而不是遵循某些僵死標準的金融體系。如果我們在金融體制改革的過程中，把利率自由化、金融業務自由化等作為目標，而不管這些措施實施的條件、后果如何，必將導致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失敗。

其次，金融自由化不是無條件的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必須在具備了一定的條件的情況下，按照一定的次序來推行。麥金農在對金融深化理論進行修正后指出，發展中國家金融開放的最佳順序應該是：財政調整應出現于金融部門自由化之前，而解除對資本流動的管制應在國內金融體系自由化之后進行。芭芭拉?斯托林斯認為，金融自由化的成功應當:(1)采用漸進的自由化進程，最終實現私人部門自行決策；如果還保留公有銀行，需要讓它們在透明和有效的基礎上運作；(2)在國內自由化之后，結合使用宏觀穩定政策和競爭性匯率政策，同時考慮部分開放資本賬戶；自由化前要實施審慎監管；(3)擁有強有力的法律系統和實施機構等制度框架。 中東歐轉軌中國家的金融自由化是在宏觀經濟不穩定、社會制度和法律法規匱乏、現代企業制度不成熟的環境中展開的，加之短期內徹底放棄了金融監管，改革的失敗也就在所難免了。

再次，金融自由化不是無序的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不應排斥金融監管，兩者之間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關系。事實證明，由于轉軌中國家的金融監管體系不健全，加之金融自由化的進程過于激進，因而造成了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在金融監管體系不健全的條件下，發展中國家推行金融自由化在使金融體系多樣化，競爭能力增強的同時，也給金融監管造成了負擔過重等問題，金融監管體系的發展與完善跟不上金融自由化的速度，金融自由化往往會陷入無監管或監管漏洞很大的狀態下，金融自由化的正效應較難發揮到位，而負效應卻淋漓盡致地反映出來了。韓國財政部金融情報研究院邊陽浩院長2004年9月20日的中韓金融論壇上，提出了防止金融危機的五條措施：第一，防止金融機構盲目放貸，加強放貸審批等防風險管理能力，國家應設置對金融機構的錯誤及時糾正和處理的監管當局；第二，金融危機發生后，金融機構不能急促收回貸款，必要時需要監管當局介入；第三，營造金融機構能夠充分發揮其功能的基礎環境；第四，切實加強監管金融機構的健全性機制，特別是需要建立政治上客觀中立的獨立監管機構；第五，金融機構自律、負責任地經營。邊陽浩先生提出的防止金融危機的五條措施之中，有三條直接同金融監管有關。 事實上，即使是國內金融市場體系成熟的發達國家，在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也并未放松金融監管，因此，我國在推進利率市場化和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的過程中，政府和中央銀行仍須履行必要的監管職能。

四、認清金融自由化的實質，警惕金融自由化陷阱

金融自由化理論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分析，其政策主張仍深深根植于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思想中。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一個核心步驟，就是金融領域和資本市場的自由化。在向外資開放了銀行業和證券市場后，國際金融資本就可以享有充分自由，可以不受約束地迅速流入、流出，隨意操縱金融和外匯市場，炒作各種金融泡沫并獲取投機暴利，直接威脅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體系穩定。1990年西方國家一手炮制的以新自由主義思想為指導的華盛頓共識所包含的10個方面的內容中，實質上已經包含了金融自由化理論的主要內容:(1)實施利率市場化。(2)采用一種具有競爭力的匯率制度。(3）實施貿易自由化，開放市場。(4)放松對外資的限制。(5)保護私人財產權。……所以，我們認為，金融自由化理論其實質是新自由主義理論在金融理論中的演化，其根本宗旨是服務于西方發達國家所主導的金融全球化。

實踐上，我國的金融體制改革從20世紀80年代以后就已經開始，1990年代，商業銀行的市場化改革逐步展開，1996年，啟動了利率市場化的進程。從內容上看，我國的金融改革并沒有照搬中東歐國家所實施的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內容；從改革的方式上來看，我國實施的是與經濟體制改革方式相一致的“漸進式”改革；從結果上看，我國的金融體系在穩定中發展，避免了中東歐轉軌經濟所遭遇到的高通貨膨脹、銀行破產等困境。不可否認，我國的金融體制中還存在諸如不良資產比重過高、金融機構缺乏活力、金融服務水平低下等諸多的問題，我們也不能忽視金融自由化理論中積極、合理的內容。所以，正確的態度是批判地吸收金融自由化理論中有利于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成分，堅決抵制可能導致金融喪失、金融體系不穩定的不合理的政策建議。

盲目的金融自由化已經被其他發展中國家所拋棄，2007年12月9日，南美七國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正式宣告成立南方銀行，旨在擺脫西方的金融牽制，這是發展中國家對由大國操縱的國際金融自由化發出的挑戰宣言。同為發展中國家，中國應該牢牢記住來自遙遠的南美大陸的警鐘。前事不忘，后事之師，金融自由化理論絕非是西方國家免費饋贈給轉軌中國家的一個美味餡餅，察之不明，用之不當，就有可能跌入金融自由化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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