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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財政政策范文第1篇

隨著央行首次降息而來的是對下一步貨幣政策操作的種種猜測。市場的主流意見是央行在接下來的兩個季度會進一步降息降準。而最近一段時期，對于央行降準的呼聲也越來越高。

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金融體系的幾個現象。首先，降息短期的直接受益者是房貸利率的下調和大企業融資條件的改善，但是，至少目前并無跡象顯示小微企業在本次降息中得到好處。事實上，筆者最近的調研發現小微企業的融資成本甚至還略有上升。

其次，銀行的超額存款準備金率在2014年三季度末為2.3%，較二季度末上升了 0.6個百分點。這反映銀行體系的流動性并未出現過緊的現象。

第三，在宏觀經濟整體走弱的情況下，銀行體系目前普遍存在惜貸現象。這反映了銀行信貸的順周期特征。

以上現象表明，人民銀行一直強調的貨幣政策傳導中的結構性的問題正在發生，即由于信貸市場微觀機制的扭曲，寬松貨幣政策并不能使整體實體經濟受益，地方政府和大企業相對于小企業而言仍有很大的優勢。在這種情況下，央行進一步寬松貨幣政策仍然受制于結構性問題的約束，對于降準可能帶來的政策效果也被打上一個很大的問號。

對于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擔憂是央行在2014年創新更多定向的數量型政策工具的主要原因。但是，這些創新性貨幣政策工具在實際中的效果并不理想。

問題的核心是，如何在降準同時防止出現貨幣政策傳導的結構性問題。在本文中，筆者試圖提出一個通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搭配的方式，通過降準提高對實體經濟的支持。

具體而言，降準的方案包括三個部分。首先，央行可一次性降準2個百分點，大約可以釋放2萬多億元的存款準備金。其次，財政部發行等額的國債，以此置換央行的存款準備金。第三，財政部的國債發行可以用來支持小微企業減稅，或支持三農領域、棚戶區改造、技術改造、基礎設施等領域。

這種操作可以克服僅僅通過降準可能帶來的傳導效率的問題。

首先，這可以糾正目前存款準備金過高的問題，通過降準釋放部分流動性。在當前實體經濟短期面臨下行壓力，尤其是小微企業普遍面臨融資難、融資貴難題的背景下，降準為宏觀經濟支持實體經濟提供了一個必要的前提。

第二，對于銀行而言，以相對高息的國債資產置換收益率較低的法定存款準備金（其收益率僅為1.62%），有助于提高銀行的利潤。這為進一步推動利率自由化創造了空間。11月央行降息的決定中，貸款利率下調了40個基點，而存款利率僅下調了25個基點，同時存款利率上浮區間由10%上升到20%，這使得銀行普遍面臨利差縮小、利潤下降的問題，也給進一步推動利率市場化帶來了相當的阻力。

第三，此舉可以避免降準以后銀行仍然惜貸而導致的貨幣政策傳導不通暢的問題。通過加大財政支出，尤其是降低稅費的形式支持小微企業和其他特定的經濟部門，結構性支持的效果會更加明顯。從根本上說，銀行體系信貸的順周期特征是一個正常的商業決定。如果強調以結構性的貨幣政策來解決這一問題，可能會帶來新的市場扭曲行為。相比而言，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在這方面有更大的作為空間。

第四，以上的操作可以避免財政政策的貨幣化。從2008年的大規模經濟刺激方案以來，一直存在的一個比較明顯的問題是擴張的財政政策僅僅有一小部分從擴大財政赤字中得到支持，而更多的重任則是由貨幣政策來承擔的。這導致了非金融部門債務的快速增長，房地產資產價格的泡沫式增長等各種問題。

最后，國債發行規模的上升有助于發展債券市場，在此基礎上建立國債收益率曲線。這既有利于發展中國的債券市場，也為在利率市場化過程中建立以市場利率為基礎的新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創造了更好的條件。

最近的財政政策范文第2篇

關鍵詞：最優Ramesy方法；財政政策

在宏觀經濟學中，財政政策是指根據穩定經濟的需要，通過財政支出與稅收政策來調節總需求的一種宏觀調控手段；貨幣政策是指政府、中央銀行試圖通過利率和貨幣發行量的手段來穩定經濟的一種宏觀調控手段。在現實中，貨幣政策總是和財政政策交織在一起，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共同調節整個經濟的發展。一個宏觀經濟學最基本的問題就是從長期和商業周期來看如何制定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早在宏觀經濟學誕生不久，就有人利用凱恩斯理論，在IS-LM模型研究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問題，在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衰落之后，最近的發展就試圖找到經濟學中結合了兩個著名的傳統理論的框架：公共財政理論和一般均衡理論。

一、主要研究方法――最優稅收的Ramesy方法

（一）對Ramsy稅收的相關介紹

在公共財政理論分析中，使用的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是最優稅收的研究方法（Lucas and Stokey ,1983;Atkinson and Stiglitz,1980; Chari et al., 1991）。最優稅收的研究方法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最優稅收的Ramesy(1927)方法，它是解決在只有扭曲的稅收工具可用的情況下選擇最優稅收的問題，通常它假設只征收線性稅，一次性稅收是禁止的，最重要的是，它假定所有消費者和企業的行為都是可以觀察的。另一類是最優稅收的Mirrlees（1971）方法，它假設允許征收非線性稅和一次性稅收，而且它假定除消費者和企業的勞動收入可觀察之外其余都不能觀察。這里只討論最優稅收的Ramesy方法，根據政策是否具有時間的一致性，主要方法的模型可以分為具備承諾與不具備承諾，Ramesy (1927)的研究假設社會有辦法使政府在未來遵守已有的承諾，大多數基于Ramesy框架進行的最優稅收的研究都是基于政府具備承諾能力的假設。

在Ramesy稅收中，由于確定了稅收，政府是要在競爭性均衡中最大化它的目標函數――消費者和企業。通常，公共財政理論假定政府集財政政策職能和貨幣政策職能于一身，政府的支出為外生性給定，政府通過稅收、發行債券和貨幣獲得收入。這樣政府的財政政策就簡化為稅率和債券發行量的選擇，貨幣政策就簡化為貨幣發行量的選擇，通過構建Ramesy問題得到Ramesy均衡來刻畫最優稅率，最優債券發行量和最優貨幣發行量。

（二）Ramesy稅收的主要結論

1.具有統一的商品稅（uniform commodity taxation）

最優Ramesy方法的一個核心內容是統一的商品稅(Atkinson and Stiglitz,1972)，考慮一個消費品可以在政府和私人消費中進行分配的有限集合模式，所有這些消費品都是勞動產品。假定所有的消費品都征收線性稅，那么在某些位似性和可分性的假設中，那么商品稅是統一的，即最優稅收使所有消費品都是等同的。

2.長期中資本收入稅應該為零（zero capital tax in the long run）

Ramesy稅收提供了從長遠來看，在一個無限的家庭生活模式中，資本收入是強有力的證據。Chamley(1986)和Judd(1985)得到的“Chamley-Judd結論”證明了在相應的設定下，如果均衡有一個漸近穩定狀態，那么最優政策最終會使得資本稅率為零。如果存在穩定的拉姆齊分配，對某些效用函數，Ramesy計劃規定事先資本稅率為零，這可通過對資本收入零征稅來實現。Chari，Christiano和Kehoe(1994)利用經濟周期的最新研究技術來處理最優的Ramesy稅收得出若存在定量的假定，它使得事先資本稅近似為零。Jones，Rossi和Manuel(1997)通過允許積累人力資本擴展了模型，并證明了在人力資本的回報在長期上不應收課稅。

3.勞動所得和消費稅應該大致保持不變

隨著時間的推移，最優稅收的Ramesy方法可以穩定稅收， Lucas and Stokey(1983)and Chari et al.(1994)認為穩定稅收的方法解釋了資本收入稅大致為零，勞動收入和消費稅大致應該保持不變。

4.資產的狀態或然稅應該用來對些不利的沖擊提供保險

保持了資本所得稅，勞動所得稅大致不變的最優情況下，政府需要其他一些收入來源以保證稅收在受到沖擊后不會劇烈變動。一種提供這類收入保險的方式是獲得一種明確的狀態依存的債務關系，在一定意義上說，是對債務回報率沖擊的變化的反映。另一種方法是獲得一種伴隨帶有利息收入的稅收的非狀態依存債務對沖擊作出反映。收入保險同樣可以使資本所得稅不受沖擊的影響并保持其大致為零。

5.名義利率為零（Friedman rule）

從貨幣政策來看，Friedman(1969)提出了一個簡單的規則：名義利率為零。Friedman認為一個好的貨幣政策要能使持有貨幣的私人機會成本（名義利率）和社會成本（零）相等。

二、結束語

最優稅收的方法主要是通過對最優財政與最優貨幣政策的數量特征的考察，研究與評價實際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通過新古典增長模型來研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從相關研究中得到了以下四個實質性的結論：一，資本所得稅在初始在初始時很高，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大致為零。二，勞動所得和消費稅應該大致保持不變。三，資產的狀態或然稅應該用來對于一些不利的沖擊提供保險。四，貨幣政策應該使得名義利率接近零，即“弗里德曼規則”。

最近的財政政策范文第3篇

關鍵詞：金融危機；治理；財政政策

一、爆發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

馬克思指出：“金融危機主要表現為企業、銀行的流動性危機或債務支付，然而其本質是貨幣危機”。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程度不斷加深，金融危機的波及范圍、破壞程度都在急劇上升，從2007年美國的次貸危機到2011年歐洲的債務危機，都掀起了波及全球的金融風暴，對世界金融體系造成了重創。分析來看，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1.過度擴張性消費

過度擴張性消費指的是金融業為了追求經濟利潤而鼓吹超前消費、利用低息、低首付等一些手段向企業或者個人發放信用貸款的行為。各個銀行在競爭中為了追求利益通常會降低信貸門檻，甚至未實施償還能力評估便向企業或個人發放貸款，這就使得一旦出現經濟波動，政府只好通過增發貨幣來填補銀行的死賬、呆賬，結果便會導致高通貨膨脹、高失業率等一系列問題的出現，在這種情況下借貸者通常會無力償還貸款，于是致使金融危機爆發。

2.“過于寬松”的貨幣政策

簡言之寬松的貨幣政策就是向市場增加貨幣的供應量，例如發行貨幣、降低貸款利率以及購買債券等，這樣市場上的貨幣量便會增多，有利于企業或者個人進行貸款，從而起到抵御經濟衰退、帶動市場繁榮的作用。但是如果貨幣政策“過于寬松”，風險貸款則會相應地增加，很容易導致信貸泡沫，最終引發金融危機。例如20世紀80年代日本正是由于貨幣政策過于寬松，結果導致風險貸款迅速增加，最終對國內經濟發展造成了重創。

二、當前我國治理金融危機的財政政策的不足

最近的一次金融危機開始于2008年，2008年世界銀行的《2009年全球經濟展望》顯示，2008年全球的GDP增長率為2.5%，2009年則回落到0.9%，遠遠低于2007年3.7%的增速。面對金融危機的巨大威脅，財政政策無疑是當前各國治理和應對危機最為有效的手段之一。我國先后出臺了多項財政政策應對和治理金融危機，但是當前我國治理金融危機的財政政策的還有許多不足，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稅收制度有待完善

稅收制度是保證國民經濟正常運行的重要保障，倘若稅收制度不健全，就容易導致企業的負擔過重，最終致使政府稅收減少或稅收不足，具體體現在以下幾方面：首先，企業所得稅的優惠政策有待完善。就目前我國的稅收制度而言，新辦企業在一定程度上并沒有對稅收優惠政策起到實質性的作用，例如以新辦的勞務服務公司為例，在其營業的第一年國家實行免稅政策，但是在營業第一年新辦服務公司很難實現盈利，因此就使得免稅優惠政策難以發揮實質性作用。此外，我國在對企業實行免稅優惠政策時，對其投資環保產業或項目的稅收優惠政策相對較少，今后有待完善。其次，我國也需完善增值稅設置。增值稅是我國稅收體系中的最大稅種，但是我國自從設置增值稅以來便伴隨著重復課稅問題，企業面對重復征稅往往不堪重負。除此之外，我國出口退稅政策的作用也未完全顯現。當前除了禁止出口的商品或者援外出口商品，我國對其他出口商品一律實行零稅率，但是在實際的操作中卻將這些出口商品按照出口退稅率進行計算，因此隨著出口退稅率的不斷提升，我國要想實現出口商品整理零賦稅的目標，可謂依然任重道遠。

2.國債政策工具缺少有效性

國債政策是國家財政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債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如何直接影響到財政政策工具的作用，然而當前我國國債政策的有效性還有待進一步提高。首先，對于國債投資項目的管理有待完善。當前我國并未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國債資金管理體系，對于國債資金的利用缺少監管機制的引導和制約，在國債投資項目中未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決策體系，同時對項目執行也監管不力。其次，國債投資的乘數較低。我國國債投資側重大規模項目和資金密集型項目，政府往往熱衷于包攬基礎設施建設等重大項目，使得國債投資的周期較長。此外，與大項目相比，國債投資對于勞動密集型產業或者中小規模的項目關注卻不多，結果使得國債投資在促進居民消費方面效果不佳。

3.債務風險較大

國家財政支出需要依據國債的發行量來反映債務依存度，其計算公式是“當年債務收入額/當年中央財政總支出×100%”。我國的國債是由中央財政負責發行、使用和控制的，而且中央財政的債務依存度有著較高的現實意義。因此，當我國的國債發行量較大時，債務的依存度就會過高，這就意味著財政支付需要依靠債務收入，于是這就會把財政置于一個極具風險性的位置之上，這樣將對未來的發展構成威脅。例如審計署的資料顯示，截至2010年底我國各地方政府的債務總額達到10.7萬億元，總額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7%，而且有的地區債務率超過了200%，這表明一些地方政府存在著嚴重的潛在風險。

三、完善治理金融危機的財政政策的建議

1.建立健全稅收體系

稅收是國民經濟的首要來源，要想完善治理金融危機的財政政策，首要的是健全稅收體系。為此，國家首先可以適當調整企業所得稅，充分發揮企業所得稅的正向調節功能。對于新辦企業和其他國內企業，國家可以實行合并內、外的稅收方式，讓國內的企業也可以享受到與外商投資企業同等的待遇，這一舉措將有助于落實和統一稅收優惠政策，而且在這種情況下，新辦企業在執行減免稅的規定后，就可以從收益的年度開始計算。此外，對于處于虧損狀態的企業，國家也要讓其享受到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的待遇。其次，國家也應適當延長虧損抵補的期限。我國應積極學習和借鑒西方在虧損抵補方面的相關做法，譬如當出現虧損的時候，要允許向前、后結轉，這樣可以延長向后結轉的期限，還可以將納稅人出現的虧損抵完，將其當做年度經營利潤的遞補，也可以把它當做投資利潤或者資本得利的遞補。此外，國家還應該積極進行稅收改革，革新原有稅收政策，通過稅收改革增加人民的收入，促使人們有更多的資金用于消費，從而擴大社會內需、拉動我國經濟增長。

2.優化財政支出政策

金融危機嚴重影響到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的生活，我國要想應對和治理金融危機，需要優化財政支出政策。為此，國家首先要加大對農業的財政支出與投資，保證農業健康發展。農業是我國的基礎性產業，保證農業可持續發展是應對和治理金融危機的重要前提，為此國家要將農業放到基礎地位，適當增加對農民和農業的補貼，努力提升農村的現代化水平，全面推動農村改革，從而提高農業對金融危機的抵御能力，保證農業經濟健康發展。其次，國家要加強對房地產行業的監管。房地產行業在某種程度上已綁架了我國的經濟，據統計，2013年全國財政收入的30%來自于房地產行業，而地方財政收入的50%都源于房地產行業，此外2013年房地產行業的固定投資額更是占到了全國固定投資總額的1/4。當前我國的房價依然是居高不下，房地產市場的泡沫現象十分嚴重，依然盛行著“寧炒一座樓、不開一家廠”說法，因此相對于其他行業來說，房地產行業抵御金融危機的能力十分薄弱，一旦爆發金融危機后果不堪設想。因此國家要積極采取適度寬松的財政政策，加大廉租房、保障性住房的投入，以此來調節房地產行業的熱度，降低我國的金融風險。

3.謹慎對待財政政策

謹慎對待財政政策是有效治理和應對金融危機的關鍵。首先，我國要謹慎使用財政政策。通常情況下，在通貨膨脹的時期國家需要采用緊縮性的財政政策，這將有助于增加稅收、減少財政支出；而在緊急蕭條時期或者在短期的需求調節中，國家可以采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這將有利于增加政府財政支出、促使經濟復蘇。其次，國家要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綜合運用。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的效應往往是相互補充的，因此國家要將兩者綜合運用，從而發揮其最大作用。譬如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時，就要用寬松的貨幣政策作為輔助，這才有利于我國經濟的平穩發展。而在調節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實施總量時，通常情況下貨幣政策的總量所發揮的作用大于財政政策，但在特定情況下財政政策也可以滿足調節總量，例如當經濟蕭條時，國家可采取減少稅收、回購國債等政策來提高貨幣的供給量，刺激居民的消費。為此，國家要努力優化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結構。

結語

總之，面對金融危機的巨大威脅，我國首先要看到積極的一面，對未來充滿信心；其次也要努力優化財政政策，提高抵御和應對金融危機的能力，從而實現經濟的又快又好發展。

參考文獻：

最近的財政政策范文第4篇

2010年第三季度以來，受制于短期利好因素逐漸消失、財政鞏固計劃的增長抑制效應逐步顯現以及不確定性上升的綜合影響，全球經濟未能延續上半年超預期反彈的勢頭，復蘇動能減弱，市場對第三季度和下半年主要經濟體及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期也不同程度地有所下調。根據2010年10月初IMF在《全球經濟展望》中公布的最新數據：2010年全球經濟有望實現4.8％的年度增長，鑒于上半年全球經濟增長率高達5.25％，下半年全球經濟增長水平將較上半年顯著回落。在全球經濟復蘇動能下降，復蘇漸進性與曲折性進一步顯現的背景下，全球經濟復蘇差異性也進一步擴大。

分區域看，美國經濟復蘇力度明顯下降，歐洲經濟反彈小幅超出預期，日本經濟復蘇后勁不足，溫和通脹和較高失業構成了發達經濟體的共性特征，而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復蘇勢頭則依舊強勁。2010年前三個季度，美國經濟增長率的實際值和預估值分別為3.7％、1.7％和2.0％，經濟增長引擎從庫存周期和政策驅動向消費和貿易聯合驅動逐步轉換，復蘇動能下降導致勞動力市場持續萎靡，7-9月美國失業率分別為9.5％、9.6％和9.6％，而寬松貨幣政策則并未導致物價水平大幅上升，7-9月美國CPI同比增幅分別為1.2％、1.1％和1.1％。2010年前三個季度，歐元區經濟增長率的實際值和預估值分別為0.8％、1.9％和1.9％，復蘇基調初獲確認，歐債危機的逐步企穩和德國經濟的強勁反彈讓歐元區整體經濟表現小幅超出市場預期，但歐債危機風險尚未消除，財政鞏固計劃在部分國家的推行遇到較大的社會阻力，失業率持續高企，7-8月歐元區失業率均為10.1％，通脹壓力也小幅加大，7-9月歐元區CPI同比增幅分別為1.7％、1.6％和1.8％。2010年前三個季度，日本經濟增長率的實際值和預估值分別為5％、1.5％和2.2％，工業產值增速較前期明顯回落，出口則大幅受累于日元匯率走強，但就業形勢有所好轉，7-9月日本失業率分別為5.2％、5.1％和5％，通貨緊縮并沒有明顯緩解，7-9月日本CPl同比增幅分別為-0.9％、-0.9％和-0.6％。2010年第三季度，新興市場繼續強勁復蘇，復蘇力度較上半年小幅減弱，亞洲繼續引領新興市場經濟快速復蘇，除中印穩步復蘇外，新加坡經濟在制造業快速增長的推動下前三季度大幅增長16.9％、19.6％和10.3％；此外，大宗商品價格走高和工業生產反彈帶動巴西和俄羅斯經濟出現快速復蘇，而非洲和中東歐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復蘇力度則相對較弱。

在全球經濟復蘇漸進性、曲折性和差異性進一步顯現的背景下，全球政策調控風格從“退出為主”轉向“工具輪轉”。受制于歐債危機后財政鞏固必要性的上升，財政政策的操作空間大幅縮小，刺激性政策工具從財政政策輪轉至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美歐發達經濟體的寬松貨幣基調進一步增強，全球范圍內的競爭性匯率貶值現象也初步顯現。

展望未來，鑒于全球經濟復蘇動能還將進一步下降，短期內全球政策調控的大方向還將綜合考慮刺激性和平衡性，整體風格從“退出為主”向“工具輪轉”的轉變還將持續，財政政策以兼顧財政鞏固和溫和擴張為基調，貨幣政策以適度寬松為基調。

最近的財政政策范文第5篇

令許多投資者感到意外的是，從2013年中期開始，資源板塊的股價普遍大漲：自7月以來上漲了16%，跑贏大市9%的漲幅。

與此同時，這段時期內大宗商品市場僅溫和上漲。自年中以來，鐵礦石和冶金煤現貨價上漲了12-15%，但基本金屬整體僅小幅上揚0-7%，海運動力煤現貨價同樣持穩。同期，金價缺乏明顯方向，波動明顯，反映出政治“恐慌交易”（敘利亞）及美國關于削減QE以及債務上限未決的爭論。

漲勢的背后推手

在缺乏基本面推手的情況下，三季度股價上漲背后的推動因素到底是什么？從根本上說，年中開始，全球增長景氣度明顯改善，美國、歐洲及日本的PMI穩步向好。同時，中國市場人氣在年中時也有所提振，因為2013年上半年人們所擔心的信貸緊縮并未成為現實。

隨著歐元區經濟走出衰退，亞洲及美國增長也較為穩定。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活動從未如此廣泛改善。而且這些推動因素可望持續發揮影響，直到2014年。自2009年的上漲以來，所有主要大宗商品消費地區工業及貿易活動首度集體擴張。

來自美國的威脅

但是，全球同步的經濟活動被美國國會圍繞財政部借債權限延長的政治沖突所遮蔽。10月17日，“債限”被暫時上調。如果不這樣做，美國政府恐無法按時履行其債務，這無疑會對國際經濟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眼下，雖然避開了近期債務危機，但國會在未來數月內仍需再度應對財政政策問題。而隨著債限延長至2014年初，預計市場注意力將重新回到削減QE上。

股市對美國政府關門迫在眉睫風險的反應則較為溫和。這說明最近的一系列“第11個小時”決議已令投資者越來越不敏感。金融市場和大宗商品市場不擔心這一事件，甚至可能鼓勵了政治僵局的延長，因為如果市場崩盤，決策者可能會被迫立即做出決定。更廣泛地看，對美國政策的持續爭論，實際上限制了金融及大宗商品市場的增長。在主要大宗商品消費國美國好不容易錄得持續經濟增長的情況下，這尤其令人遺憾。

避險需求升高

那么，美國政府關門對全球大宗商品市場有何意義？首先，由于避險需求升高，這有利于黃金、白銀、鉑系金屬，不利于基本金屬、動力煤、油氣，因為危及穩定增長和工業大宗商品需求。從較長期來看，對屬于實貨市場的鋼鐵、鐵礦石、冶金煤雖影響延后，但最終影響仍是偏空。

貴金屬（黃金、白銀、鉑系金屬）。以下是三項短期利好事件：1.美國財政僵局（新一輪債限危機；評級機構可能采取行動）；2.提議的削減QE的任何推遲（預計會在2014年1月底宣布開始削減QE）；3.2013年底來自印度和中國的季節性需求增長。

不過，隨著削減QE的有效實施，預計金價將承受下行壓力。美國經濟活動持續改善將影響政策預期；美聯儲轉向政策正常化將損及黃金。全球經濟持續增長將削弱投資者對黃金及其他防御性資產的興趣。

基本金屬（銅、鋁、鎳、鋅、鉛、錫）。美國債限問題未決恐將削弱信心、損及本國經濟增長。歐美是基本金屬的大消費國，也是基本金屬市場的重大影響力量。其中，銅可能受股票投資者及金屬投機客青睞：銅是全球工業生產至關重要的一項投入原料，且銅價有“礦山供給升水”，反映出其供應鏈較高的復雜性。

散貨（鐵礦石、煤炭）。散貨大宗商品市場幾乎完全是實貨交易（衍生品和指數交易不成熟，缺乏深度），它們的價值往往被新興市場增長現狀及前景主導。投機客活動在全球金屬、能源和農產品市場中占很小一部分。因此，散貨價格對宏觀經濟政策變化反應的靈敏性要小得多。但如果發達市場信心仍被政策大調整影響，這終將損及新興市場出口需求增長并影響散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