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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
一、新自由主義的產生及發展
新自由主義產生于20世紀20-30年代,是在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下形成的。一方面是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轉變對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挑戰;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的實踐壓抑和刺激了資產階級古典自由經濟理論。而20世紀30年代爆發的經濟危機,使凱恩斯主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自由主義受到了冷落的同時變得更加系統化。70年代的石油危機,使資本主義陷入了“滯漲”的局面,新自由主義將其歸結為國家干預過度。此時,在否定凱恩斯主義的聲浪中,新自由主義開始占據美英等國家的主流經濟學地位。到了70-80年代,隨著科技革命的興起,資本主義國家由西方壟斷向國際壟斷發展。至此,新自由主義已成為美英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推行全球一體化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標志性事件即為1990年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召開的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財政部及拉美國家部分學術機構代表參加的會議,最終達成的“華盛頓共識”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新自由主義取代凱恩斯主義成為了當代資本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自由主義研究”課題組認為新自由主義是在繼承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基礎上,以反對和抵制凱恩斯主義為主要特征,適應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向國際壟斷資本主義轉變要求的理論思潮、思想體系和政策主張。
二、新自由主義的基本主張
從新自由主義的主流學派可以看出其基本主張。自由主義經濟學有三個重要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即市場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有如下主要特點:1.認為市場萬能,拋棄“公共產品”的理論。要讓市場機制充分地發揮作用,將一切的社會經濟活動進行商品化,利用價格機制配置資源主張,解放私企,開放國際間自由流動。推行生產資料所有制領域的全面“私有化運動”。
2.完全否定國家計劃經濟,反對新老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認為充分的經濟自由是提高經濟效率的前提,反對任何形式的計劃,反對政府國家干預,倡導政府功能最小化。
3.主張私有化,放松管制。認為應該把公有資產給私人,給私人經濟活動以充分的自由。新自由主義認為只有私有制才具有內在穩定性和最大優越性。放松國家對經濟的管制。主張減少一切形式的、可能會危及企業利潤率的政府行為。
4.主張削減政府在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支出。弱化政府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作用和“福利國家”功能。
在削減政府作用的名義下,放棄對鐵路、橋梁、供水系統的維護。
三、新自由主義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實踐
新自由主義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經濟全球化和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要求,但它不可能解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經濟危機。從實踐上看,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政策在西方發達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強制推行,產生了經濟增長遲緩,貧富分化加劇,社會矛盾激化等消極后果。
(一)美國的新自由主義
以美國為例,在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里根政府的上臺,美國將新自由主義作為國家經濟綱領,進行新經濟改革,成為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重要踐行者。反映在經濟政策上,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市場化,認為市場是萬能的,全部經濟運行依靠市場機制自發調節;自由化,反對一切政府干預和宏觀調控,讓市場放任自由發展,認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私有化,主張全面的私有制。
這段時間新自由主義雖然給美國帶來了一定程度的繁榮,但也產生了許多消極后果。比如減少公共開支使得社會購買力降低,導致總需求不足。通貨緊縮的危機—27—貨膨脹的危機,美國經濟學家大衛.m.科茨也從gdp增長率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兩方面證明,新自由主義政策阻礙了經濟增長;其導致的泡沫經濟使資本主義經濟面臨了新的危機;加劇了西方社會結構的兩極化。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認為美國當前這次危機是整個近30年來世界經濟危機的一個延續。近30年來,無論是拉美各國的金融危機、東南亞各國的金融危機,還是當前美國的金融危機都不過是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所產生的結果。
(二)拉美的新自由主義
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很多拉美國家在“華盛頓共識”精神的指導下,已經開始進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推行華盛頓共識的結果是拉美國家發生一連串的經濟和金融危機,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增長率平均比80年代下降了一半。
新自由主義模式雖然為拉美地區的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但也給拉美地區帶來了不少經濟問題,新自由主義模式通過把拉美地區更大程度地融入全球經濟,使拉美各國更加依賴于全球經濟的發展變化,經濟地位變得很脆弱。此外,拉美各國經濟相對國際金融繁多的變化也顯得更為脆弱。拉美各國推行新自由主義雖然獲得了經濟增長,但收入不平等現象加劇。民眾受到的排斥日益增多,而社會保障也在不斷削減,社會貧困現象大量增加。新自由主義并不能解決拉美國家面臨的經濟問題,雖然緩和了危機,但不能消除危機,甚至積累了矛盾,釀成了更大的危機。總體看來,社會福利機會的不平等性成為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一大特征。拉美無疑是新自由主義的重災區。
四、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影響
新自由主義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流入中國并傳播開來,在學術界對新自由主義的爭論和分歧很大,有大力宣揚也有全面否定,也有學者認為應當客觀地學習外來的理論與文化,批判地吸收和借鑒新自由主義。
在全球新自由主義一度嚴重泛濫的大形勢下,世界各國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我國也不例外。新自由主義在政治經濟以及思想文化上都對我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本文僅從經濟角度加以論述。
新自由主義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不可忽視。新自由主義強調市場機制減少政府干預,對我國加速對社會主義市場機制的建設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同時轉變了政府職能并且提高了政府的效率,但總的來說,新自由主義在我國的傳播給我國帶來了嚴重的經濟后果。
首先,其私有化的主張使得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短時間內近90%的中小國有企業實現了事實上的私有化,公有制經濟比重大幅下降。
其次,“看不見的手”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最基礎的理論依據,新自由主義主張市場自由化,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反對新老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造成了我國嚴重的地區、城鄉收入差距。市場可以推動消費和創造財富,但不能公平地分配財富。
再次,新自由主義排斥政府干預和計劃,主張自由化否定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甚至有外國學者認為我國的宏觀調控干預過多,認為應該僅實行財政和金融手段,放棄政府對經濟直接干預。這對于我國現在的發展狀況是不利的。雖然在中國經濟的發展進程中,市場的作用越來越大,但政府始終發揮著重要作用。
最后,在依賴外資的程度上有所加深。我國為了適應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浪潮,實施了一系列政策鼓勵外商投資,外商直接投資已經成為我國經濟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不利于民族企業與外資企業的競爭。
五、其他國家實踐對我國的啟示
從2006年春開始,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逐漸席卷全球,占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義的思想毫無疑問應當承擔一定的責任。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經濟學思潮和理論已經逐漸在我國傳播開來,我國應從其他國家的實踐來吸收經驗教訓,防止新自由主義的悲劇在我國上演。
第一,要正確認識新自由主義的本質,警惕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泛濫。新自由主義是西方發達國家用以推動全球自由化進程的工具,它是為西方發達國家服務的。它強調市場化和自由化,主張私有化,既不適應我國的社會經濟體制,也不適合我國當前的國情。
第二,警惕新自由主義帶來的貧富分配不均勻。從實踐新自由主義的國家及新自由主義在我國的發展情況來看,它加劇了兩極分化的現象。我國要堅持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制度,要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這樣才能達到縮小貧富差距,消除兩極分化的經濟目標。
第三,應發揮市場機制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建立宏觀調控體系。但要注意的是市場機制不是萬能的,而且市場還存在著自發性、盲目性等弊端,因此應當謀求促進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新戰略。同時要堅持獨立自主的發展方針,防止對外資的過度依賴。
第四,應當根據國情,逐漸適應經濟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信息數字化的潮流。在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的同時,實行獨立自主的發展經濟政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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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黎映桃.論新自由主義對當代中國的影響[j].財經理論與實踐,2005(11).
一、新自由主義體現著資本主義文化精神
古希臘以來的個體自由一直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基因,他們從個體自由出發推演出個人主義、私有化以及不受外在制約的純粹市場化,試圖打破一切所謂束縛自由的行為,并努力將這種市場化行為從一國拓展到全球。自由的這些秉性與以“資”為“本”的資本主義一拍即合,構成了資本主義的固有屬性。堅守這些秉性的自由主義就成了資本主義社會得以運行和發展的理論基礎。
可以說,資本是資本主義的靈魂,資本尤其是金融資本主導著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建設。表面上看,資本主義的發展似乎與新自由主義沒有關系。其實,要想把資本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普照光”就必須尋求與這種精神相一致的政治經濟理論。新自由主義自誕生之日起就以最能體現資本主義精神的個性自由為基礎,以市場為導向,以復興資本主義核心價值為己任,以金融貿易投資自由化、價格市場化、經濟全球化為手段,極力倡導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新自由主義敵視大政府,主張“政府失靈論”,反對國家干預,大肆推行有助于私有化、市場化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政策。新自由主義的這些思想正好契合了資本主義的原初精神,體現著資本主義的文化價值觀念,必然得到資本主義國家的普遍支持,左右著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建設實踐。
作為資本主義核心理念之一的新自由主義雖然契合了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得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廣泛支持,但它不符合其他國家的特性。比如,中國人也講自由,強調“從心所欲”,但它不是歐洲人的那種外顯的、個體自由,而是一種內省的、隱含著在對規矩認同的自由,中國人的“從心所欲”必須建立在“不逾矩”基礎上,中國人的自由是通過“學習”、“而立”、“不惑”、“知天命”、“耳順”等若干階段后才逐步實現的,這些階段蘊含著對集體規則的確立與認同,因而這樣的自由不是一種任意的絕對自由。所以,中國的文化基因里并沒有西方社會那種純粹而抽象的個體自由觀念。
二、新自由主義具有意識形態屬性
新自由主義是上世紀初在反對凱恩斯主義以及社會民主主義中逐漸興起的一種政治經濟理論。盡管依據這一理論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仍然爆發周期性經濟危機,但由于它與資本主義精神一脈相承,因而逐漸成為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的思想武器、政策指南及行動準則,體現著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念。
新自由主義把“原子化”的個人主義作為理論前提,錯誤地認為個人自由的總和就能形成社會整體的自由,個人利益最大化必然導致社會利益最大化,政府一旦干預經濟不僅有悖于資本主義精神,而且帶來整個經濟效率下降,產生新的社會不公。因此,新自由主義自誕生之日起就明確表示反對國家干預,反對社會主義制度。這樣,當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在發達國家實踐中遭受挫折時,當以社會民主主義為基礎的歐洲福利國家出現危機時,當拉美國家的經濟遇到困難時,新自由主義就被當成為了包治百病的藥方。事實上,只要一些發展中國家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必然會連帶接受西方政治價值觀念,最終受縛于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成為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成員。
依據新自由主義所構建的經濟體系必然會逐步把整個社會引向“勝者通贏”及“精英特質”的代際傳遞中,使得整個社會在自由的名義下淪為資本與市場的奴隸。在一些西方國家,社會底層民眾因為資本小、競爭力弱而不得不受制于精英階層的安排,資本日益滲透到國家的政界、商界及軍界等一切權力部門中,他們設法為新自由主義學說的傳播與實踐提供一切便利,努力形成以資本為紐帶的精英階層并展開對普通大眾的全面控制。據統計,美國家庭中最有錢的1%掌控全國34.6%的個人財富,最底層80%的家庭只占有全部家庭財富的15%。1%最富有家庭擁有的資產額占全部商業資產額的62.4%,而最底層90%家庭擁有的資產額僅占全部商業資產額的6.7%。曾經鼓吹新自由主義的福山就客觀地說過“美國的貧富差距在過去30年里迅速擴大”。這就是說,新自由主義語境下的平等不是所有人員的平等,而是資本的平等,權力也就成了資本的工具,誰的資本雄厚誰就擁有更多的自由與權力,資本主義所標榜的橄欖型收入結構遠未形成。英國學者吉登斯早就指出,新自由主義模式下的社會不可能達到真正的平等。新自由主義由此就成了精英階層辯護的理論工具,成為論證資本主義國家精英階層存在合法性的思想武器,這種理論特性自然會得到資產階級精英階層的歡迎,它與資產階級結成了牢不可破的鋼鐵同盟。此時,新自由主義所謂的自由、平等更多地是個象征性符號,資產階級借助于新自由主義通過對資本的控制實現了對整個社會的全面控制。
三、新自由主義是西方國家推行全球戰略的重要支撐
新自由主義把所謂個人自由作為基本前提去構建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把沒有管制的市場當成拯救全球經濟唯一正確可行的手段,把“華盛頓共識”當成全球共識,將它作為醫治世界各國經濟問題的靈丹妙藥,成為指導其他國家經濟發展的行動綱領,激發人們對西方自由貿易及自由市場強有力的信仰。其他國家只要信奉新自由主義,就必然會對少數西方國家形成依附關系,從而實現這些國家的全球霸權。從實踐上看,“二戰”結束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使一些國家形成了對美元的依賴,“華盛頓共識”的十條建議尤其是“利率市場化、匯率競爭化、貿易自由化、國企私有化、外資放任化”以及“降低邊際稅率、放松政府管制、保護私人財產、政府支出重點在經濟效益高的領域”等9項內容,都是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經濟領域內的集中體現。接受“華盛頓共識”,自然就會把新自由主義奉為這些國家的意識形態與行為準則,進而使其日益西方化。因此,新自由主義是使世界從屬于西方的理論,是西方霸權主義在理論領域的集中反映。
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幻景建立在政治與社會價值幻景基礎之上,通過現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生活方式及對外政策悄無聲息地傳遞著,只要接受了資本主義經濟政策及生活方式,遲早會接受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價值觀念,并對資本主義自由、平等、效率等信條深信不疑。這樣,新自由主義本身就實現了經濟思潮與社會思潮的整合,成為一些西方國家輸出經濟政治價值觀念、使其他國家走上西式道路的意識形態理論,新自由主義也由此成為一些西方國家推行全球戰略的意識形態理論。
他進一步指出,在美國,我們無條件救助銀行。當我們幫助貧窮的人們時,我們提出了很多條件……當我們把錢給富有的銀行時,我們是無條件的,他們把錢拿去分紅了,而不是貸款。而中國銀行的錢都貸出去了,他們在真正做投資業務。
無獨有偶,伯納德-施瓦茨經濟政策分析中心社會研究新校區的訪問學者保羅?戴維森也持類似觀點。他在其《凱恩斯方案》一書中,明確表示正是源于美國的自由主義的理念而導致次貸危機的發生。依照新自由主義所信奉的完全自由化理論,就不會有危機,“但它竟然爆發了”。
不過,自2008年以來,凱恩斯在中國的日子卻“難過起來”:
先是不斷有學者撰文要求中國政府放棄凱恩斯主義,甚至還有知名經濟學者提出了“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的觀點;而后是有實際政府職務甚至是國家智庫中的一些人,就溫州、廣東乃至全國的中小企業融資難現象,提出中國金融業改革建議,其中最為著名當屬那條“放開75%存貸比,讓金融服務自由進入證券市場”了。
不過也有知名經濟學者撰文提出相反的觀點,即縱觀全球,盡管大家都說凱恩斯過時了,但各國政府在救市時,無一例外地采用了刺激性的經濟政策,而這正是凱恩斯所主張的。
目前,這一爭論有愈演愈烈之勢——不但中國有,國外也在爭論不休。
關于歐債危機,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指出,歐洲應該立刻實行大規模的經濟刺激政策。但立即遭到了以英國衛報為首的歐洲左翼媒體的反駁。
雖然目前這些爭論還不能讓人看清到底是誰占據上風,但卻已經有人出來總結了——索羅斯于今年6月在意大利托倫托經濟學年會上,做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發言:
論文摘要:2007年始于美國的金融危機以驚人的傳播速度和破壞程度橫掃了全球。不同于以往爆發的經濟危機,這次金融危機的產生背景是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壟斷金融資本階段。通過借鑒國內外學者對壟斷金融資本的研究成果,分析壟斷金融資本階段的特點,解釋這次金融危機爆發的內在必然性,可以為有關理論研究和實踐工作作出積極貢獻。
2007年始于美國的金融危機以驚人的傳播速度和破壞程度橫掃了全球。不同于以往爆發的經濟危機,這次金融危機的產生背景是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壟斷金融資本階段,因此為了更清晰地分析在新階段下爆發金融危機的原因和過程,避免和最大程度地降低危機造成的損失,首先有必要正確認識壟斷金融資本階段的特點,然后通過對此次金融危機爆發的過程研究,分析危機爆發的必然性,最后得出結論和啟示。
一、壟斷金融資本階段的特點
壟斷金融資本是對壟斷資本的發展。根據保羅·巴蘭和保羅·斯威奇的論述,壟斷資本主義的一個規律是剩余隨著這個制度的發展而在絕對數上和相對數上增長。為了吸收這些日益增長的經濟剩余需要開拓新的途徑作為消費和投資的補充,比如銷售努力、政府民用支出、軍事主義和帝國主義等,然而這些途徑都不能有效吸收經濟剩余,持續的生產過剩導致20世紀70年代滯脹局面的產生。于是在危機背景下,資本主義開始了由壟斷資本向壟斷金融資本的轉變。壟斷金融資本具有其鮮明的階段特點。
(一)經濟金融化
經濟金融化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資本的本性是不斷追逐剩余價值,但隨著機構成不斷提高,實體經濟的利潤率呈下降趨勢,這使得經濟剩余在實體經濟中找不到出路,而金融資本卻可以完全擺脫物質形態的束縛,獲得最大限度的自由權和靈活性,滿足其獲得價值增值的本性。于是,金融資本相對于實體經濟資本迅速膨脹。
(二)金融虛擬化
目前全球金融衍生品總值達到596萬億美元,是全球股市總值65萬億美元的9倍,是全球GDP總量54.5萬億美元的11倍。其中美國金融衍生產品總值占全球的50%以上,是美國GDP的25倍[1]。
(三)金融部門走向壟斷并在經濟中發揮重要作用
隨著金融體系的不斷發展,金融部門正日益走向壟斷,"1990年美國最大的10家金融機構只持有全部金融資產的10%;今天它們擁有的是50%。前20位的金融機構現在持有金融資產的70%——這是從1990年的12%上漲起來的。"這些巨型金融機構在經濟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特別是當工業企業與金融機構組成"金融——工業聯合體"后,金融部門的定價權力顯著提高,金融的觸角滲透到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面,包括微觀層面的非金融企業通過融資獲得資金,企業利潤來源以金融業資本為主,和宏觀層面的金融部門相對于實體經濟部門利潤總量比重上升,國際間的經濟活動以金融資本運動為主,各國間實物和服務貿易居于次要地位。
(四)新自由主義占統治地位
由于主張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對滯脹問題解決乏力,新自由主義逐漸在理論上和政策上居于主導地位,其核心主張是盡可能減少國家干預,充分發揮市場對經濟關系的調控作用,實行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其中,關于金融自由化的政策要求各國開放金融市場,實行外匯交易自由化,取消對金融的監管,使金融運作自由化。
二、壟斷金融資本階段金融危機爆發的過程
在壟斷資本階段,壟斷公司控制著市場運行和產品價格,這些巨型公司為了避免盲目的價格競爭損害各自利益,他們共謀確定產品的市場價格,在面對相同的價格水平下,各個公司通過削減成本獲得利潤。在這種運行機制下,產品的價格競爭是禁止的,而生產要素的價格競爭,尤其是勞動力的價格競爭卻明顯加強了,壓低工人工資成了削減成本的有效手段,于是利潤源源不斷地集中到壟斷公司手中,而工人面臨的卻是"工資崩潰",陷入"絕對貧困化"。這時的經濟產生了一對極為嚴重的矛盾,一方面,資本家手中積聚了大量剩余,并且這些剩余仍日益增加,他們希望通過新投資使這些剩余創造更多的利潤,即提供更多的供給;另一方面,工人受剝削的程度加深,身處"絕對貧困化"中的工人抑制需求,資本擴張的壓力遇到有效需求不足,形成了保羅·斯威奇所說的資本主義"過度積累的趨勢","這種過度積累的趨勢在成熟的、壟斷的資本主義中日益顯著,減少了增長率,并因此喚醒了經濟長期滯脹的幽靈。"
為了擺脫滯脹困境,一種新的吸收剩余、創造利潤的方式迅速受到資本家的青睞——金融。金融本身具有高杠桿性,通過買賣金融產品,資本家可以在金融市場中迅速實現資本增值,輕松繞開實體經濟受到有效需求不足而產生的增值障礙,并且隨著現代銀行業的發展和不斷推出新型金融衍生物的刺激,再加之新自由主義極力消除資本流動限制,主張減少金融監管,金融成為資本逐利的追捧對象,并日益在經濟運行系統中發揮重要作用。
此時上文所述的矛盾似乎得到了有效解決,但他們沒有意識到,資本對金融的狂熱已經使整個經濟建立在一個巨大的金融泡沫基礎之上,一旦借貸某一方在某一環節出現問題,結果就是一系列連鎖債務危機和支付危機。在這次起源于美國的金融危機中,次級抵押貸款償付不足成為導火索,引發了美國的金融危機,然后迅速傳至全球,導致全球性經濟危機的爆發。
三、壟斷金融資本階段金融危機爆發的必然性
(一)金融泡沫急劇膨脹
在《資本論》中,生息資本的運動形式是G-G-W-G’-G’,其中G-W-G’部分是職能資本增值過程,可見生息資本與職能資本應是緊密聯系的。然而,隨著各種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品的發展創新,以及現代銀行制度的不斷成熟,金融資本幾乎完全脫離了實際經濟,通過買空賣空的投機行為就可以迅速實現G-G’的價值增值,并且由于金融交易具有高杠桿性,資本回報率可以達到自身價值的數十倍至數百倍,這使得金融衍生品所形成的虛假財富急劇膨脹。
(二)新自由主義推波助瀾
新自由主義主張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實際是為維護大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的,正如西方學者約翰·B.福斯特所說,"新自由主義根本不是傳統經濟自由主義的復活,而是日益表現為全球規模的大資本、大政府和大金融的產物。"一方面,資本主義國家聲稱要取消對金融的監管,使金融運作自由化,但在面對金融損失時,他們則拋開了"市場化"、"自由化"的原則,積極救市,支持最主要的金融機構,并社會化這些損失,而在金融泡沫擴大時期,則恢復了不干預政策,放任金融泡沫無限膨脹,使企業充分獲利;另一方面,"效率優先"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使社會貧富差距擴大,工人貧困化程度加深。對于這次金融危機的導火索——次級抵押貸款償付不足,很大程度上也是實施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結果。
(三)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并激化
經濟危機是人類社會生產關系內部矛盾的自我調整,因此,生產關系內部矛盾是經濟危機產生的潛在動因。壟斷資本主義的矛盾在于"它總是形成越來越多的剩余,可是它不能提供為吸收日益增長的剩余所需要的因而是為使這個制度和諧運轉所需要的消費和投資出路。……所以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的正常狀態就是停滯。"壟斷金融資本雖然通過金融途徑對壟斷資本進行了部分修復,表面上解決了剩余的生產和吸收之間的矛盾,但從本質上分析,這種修復仍然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內部調整,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不可能消除爆發經濟危機的必然性。事實上,在壟斷金融資本階段,資本主義生產過剩與有效需求不足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加深了。因此,只要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得不到根本解決,就會存在爆發危機的可能,而在壟斷金融資本階段,金融化帶來的危機將是更深刻和更長期的,"這是當前危機的最大可能結果"。
四、結論和啟示
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激化,從壟斷資本到壟斷金融資本的發展只不過是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內部的調整,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金融資本脫離實體資本迅速膨脹,產生大量金融泡沫,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資本逐利、尋找吸收剩余的途徑的必然結果,因此僅從金融角度探索解決危機的做法只能起到暫時延緩下次危機到來的作用,并不能消除危機爆發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在一定程度上還有可能引起其他形式的經濟災難。
不可否認金融部門在現代經濟條件下對經濟發展起到的促進作用,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放任金融行業自由發展,甚至取消金融監管,繁多的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品表面上可以分散風險,但從這次危機中可以看出,這些創新實際上加速了金融泡沫的膨脹,因此,在金融監管中應該更加重視對金融創新的監管,確保金融行業健康發展。另外,隨著金融國際化趨勢的發展,資本跨國界流動已經成為越來越不可忽視的影響一國乃至全球經濟走勢的重要力量,如何在有效利用國際資本發展本國經濟的同時,抵御國際資本對本國經濟的沖擊應該是未來著力研究的重要課題。
新自由主義政策是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因此在借鑒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某些經濟政策時,要特別注意結合我國基本國情,避免照搬照抄,尤其要重視在社會保障方面的改革,防止貧富差距拉大,幫助低收入人群擺脫貧困;要重視促進經濟發展的動力問題,將促進內需作為經濟工作的核心,防止出現經濟增長的泡沫,確保經濟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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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法、凱恩斯主義、干預主義、協調主義
經濟法的本質和法的本質一樣也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種就是經濟法和其他所有的法律部門一樣,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另一種含義是經濟法區別于其他法律部門的質的規定性,也就是經濟法的法律屬性。傳統法律部門是以調整對象和調整方式來劃分的。這種劃分方式,受到了來自經濟法理論和實踐兩方面的挑戰。因為包括經濟法在內的許多法律部門都可以調整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社會關系。本文是在第二種含義上討論經濟法的本質,對法律部門的劃分采用的是主客觀相統一的觀點:任何一個法律部門的形成,都有主客觀兩方面的條件。客觀方面是由社會環境造就出的具有某種特殊性的社會關系和法律關系領域,主觀方面要由法學家來解釋和總結。 對于從與其他法律部門相區別的角度來理解經濟法的本質,經濟法學界主要有兩種觀點:干預主義和協調主義。
一、干預主義
1.干預主義的內涵。持干預主義的學者認為經濟法是國家為了克服市場調節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調整需要由國家干預的具有全局性和社會公共性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或者簡而言之,經濟法是調整需要由國家干預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實際上,國家干預和政府干預是沒有本質的區別的。因為國家干預是通過政府或者說主要是通過法律的形式來實現的。 干預主義的經濟學基礎是凱恩斯主義。1926年,現代經濟學最有影響的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發表了《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一文,開始否定傳統經濟學的基本命理。1936年凱恩斯出版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以下簡稱《通論》)。在《通論》中,凱恩斯否定傳統經濟學中建立在薩伊定理上的充分就業觀點,論證一國短期的均衡收入和就業水平是由有效需求決定的。所謂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總供給與總需求價格達到均衡時的總需求,而總供給在短期內不會有大的變動,因而就業水平實際上取決于總需求或有效需求。他指出,資本主義國家存在蕭條和失業,是因為“消費傾向”、“對資本的未來收益的預期”以及對貨幣的“靈活性偏好”這三個基本心理因素所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資本主義不存在自動達到充分就業均衡的機制,因此,他主張國家干預經濟,通過政府的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來刺激消費和增加投資,以實現充分就業。
凱恩斯主義從產生直到上個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一直以其為理論基礎,制定了大量的以國家干預主義為基礎的經濟政策,并且將許多政策都上升為法律。1946年英國制定了《就業法》,首次把凱恩斯的“充分就業”思想應用于立法實踐。二戰之后,英、法、德、日都制定了反壟斷法,在經濟法思想比較發達的日本制定了包括反壟斷法在內的大量的經濟法。這一時期對經濟法本質的認識也受到凱恩斯主義的影響,把經濟法定為國家干預之法。人們將凱恩斯稱作戰后“繁榮之父”。
2.干預主義的破產。70年代初,西方國家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經濟現象:滯漲,即高失業和高通貨膨脹同時并存。滯脹的現實對占統治地位的凱恩斯主義給予了有力地批判。因為,按照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失業率高時,通貨膨脹率下降;失業率低時,通貨膨脹率上升。于是,西方學者開始懷疑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向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場制度“復歸”;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新貨幣主義、以拉夫爾為代表的供給學派、以華萊士為代表的產權學派、以加爾布雷斯為代表的新制度學派、以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等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在西方經濟學中逐漸代替了凱恩斯主義并逐漸占據主導地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基本主張是: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看不見的手的原理仍然是正確的;資源的有效配置只能由市場來執行,任何市場以外的力量都不能代替市場的作用,而只會起破壞作用;即使市場本身具有難以克服的缺點,但克服與糾正市場缺點的唯一辦法在于通過產權明晰等措施來予以完善,決不能依賴市場以外的政府干預。以往之所以會出現市場失靈,正是由于政府干預的結果,而不是市場本身的原因,政府本身也有不可克服的致命缺陷。因此,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取代凱恩斯主義在西方國家取得了主流地位。多數西方國家都加速私有化,減少政府的干預,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
80年代,由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解釋現實問題上依然乏力,一批主張“國家干預”的經濟學家在繼承原凱恩斯主義基本信條的基礎上,引入一些新的經濟分析方法對原凱恩斯主義進一步修正,提出國家的經濟政策還是有積極作用的,這批經濟學家的主張被稱為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西方不停地論戰,以建立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主流地位。但從經濟生活的發展歷史中可以看出,這兩種經濟學的主張將長期并存,任何一方都不能絕對地取代另一方。 從以上論述中可以看出,現代社會對經濟生活的調整,是綜合運用“市場之手”和“國家之手”的結果,忽視任何一個方面都會造成災難性的后果。
二、經濟法本質:協調主義及其經濟學基礎
從人類發展史看,社會整體利益和社會個體(組織和個人)利益的矛盾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支配著人類社會的始終。這一矛盾又表現為國與民、國家和企業、宏觀和微觀、統和分、管理和自主、經濟集中與經濟民主、縱向關系和橫向關系、計劃與市場、國家調節和市場調節、秩序和自由、公平與效率,以及公法與私法等等。在以上矛盾中,最重要的是處理國家與企業的關系。即要處理國家的意志、行為和利益與企業的意志、行為和利益之間的關系,以達到關系協調、利益兼顧,使各方都處于應有的合理位置和最佳的聯結狀態。經濟法是社會協調說,是社會經濟法。“經濟立法和執法要從整個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和社會整體利益出發,來調整具體經濟關系,協調經濟利益關系,以促進、引導或強制實現社會整體目標與個體利益目標的統一。
協調主義的經濟學基礎是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對立統一的經濟學。一般地認為,市場缺陷有三類: 第一類是市場本身缺陷:一是自由競爭的結果是必然導致壟斷,而壟斷必然增加社會成本。二是市場不能很好地解決某些外部經濟問題。“只要一個人或一家廠商實施某種直接影響其他人的行為,而且對此既不用賠償,也不用得到賠償的時候,就出現了外部性。”(注:[美]斯蒂格利茨:《經濟學》(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 年版, 第146頁。)外部性分為正的外部性和負的外部性。 負的外部性一般來講對社會是有害的,比如污染使一方受到損害卻得不到賠償。三是市場機制不能解決宏觀經濟均衡,經濟主體追求利潤最大化時或效用最大化行為恰使每一市場的供求相等,均衡價格把秩序強加在可能發生的混亂上,這時政府或國家的干預是有用的。四是市場經濟存在信息不對稱,信息不對稱會導致市場失靈。五是市場機制無法解決公共物品的生產。六是市場無法解決社會公正問題。自由競爭所導致的收入和財富的兩極分化,只有通過國家廣泛控制社會資源的制度,從而使中央有計劃地分配工業品成為可能,這樣才能找到有效的補救辦法。 第二類市場缺陷是由于市場本身發育不完善而出現的功能。市場缺陷的存在要求國家對經濟生活進行干預。但國家干預也不是萬能的。國家即政府在干預經濟時,也存在國家失靈或曰政府失靈(雖然政府失靈和國家失靈在政治學上有一定的區別,但從對經濟生活干預的角度上來說,國家失靈和政府失靈沒有本質的區別,因此,下文中提到政府失靈也是指國家失靈)。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說“對那些提議對市場失靈和收入分配不平等采取政府干預的人們,經濟學家提醒他們也不要忘記政府同私人市場一樣有缺陷”。(注:[美]斯蒂格利茨:《經濟學》(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502—503頁。)“當政府政策或集體行動所采取的手段不能改善經濟效率或道德上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時,政府失靈便產生了。”(注:[美]保羅?A?薩繆爾森、 威廉?D?諾得豪斯:《經濟學》(下),中國發展出版社1992年版, 1189頁。)受現在流行的公共選擇理論的影響,經濟學家又把政府失靈稱為公共失靈。(注:公共選擇理論是當代西方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同時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政治學研究領域。它運用現代經濟學的邏輯和方法,分析了現實生活中與我們密切相關的政治個體(選民與政治家)的行為特征以及由此引出的政治團體,特別是政府行為的特征。公共失靈即政府失靈是公共選擇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一般認為,公共失靈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是政府所獲得的經濟信息受政府本身的信息傳遞機制和政府本身的判斷能力的限制,這些限制會使政府的決策失誤。 二是政府機構的低效率。即政府機構本身缺乏競爭導致低效率;沒有機制能降低成本;監督信息不完備。 三是政府的干預容易導致尋租(rent seek)。 尋租是指“為了尋求對自己有利的政府政策而采取的活動”。(注:[美]斯蒂格利茨:《經濟學》(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26頁。 )政府是一個特殊的組織,它擁有一般組織所沒有的權力。政府制定的政策有時會對一些人有利,而對另外一些人不利,這時,某些企業或個人就會設法使政府制定對他們有利的政策,導致政府的政策不一定對社會的資源配置有利。 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在任何社會都存在。在自由主義盛行的時代,忽視政府或國家的作用,市場失靈就更加明顯。在國家干預主義盛行的年代,忽視市場的作用,政府失靈更加明顯。“市場機制的缺陷和有時失靈為政府干預留下了作用的空間,其存在和發生作用的價值需要經濟法加以確認。而政府干預的缺陷和有時失靈也不容忽視,它需要經濟法予以糾正、限制乃至禁止。這樣,就產生了我們認識經濟法本質的基礎。”(注:王保樹:《論經濟法的本質》,載馬俊駒主編《清華法律評論》(第二輯),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頁。) 因此從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邏輯中,我們可以看出,強調任何一方面都存在著巨大的隱患。因此,筆者認為,我們應當強調經濟法的本質是協調。
三、把協調主義作為經濟法的本質有重要的法學意義
第一,有助于正確指導我國經濟立法的實踐。法學理論對實踐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對立法活動的指導。強調經濟法的本質是協調主義就要求在制定經濟法時,既要規定政府的權利,也要規定政府的義務和責任;既要規定市場主體的義務,也要規定市場主體的權利。忽視任何一方的權利和任何一方的義務和責任,都會導致法律的失誤。特別是對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我國,既要肅清國家干預過多遺留的問題,又要防止片面強調市場調節的作用,認為市場調節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不切實際的做法。
第二,強調經濟法的協調主義符合法律的發展趨勢。其實,強調公正的法學家從另外一個角度,也論述了協調思想。美國社會法學的創始人龐得把法律看成是一種在通過政治組織的社會對人們的行為進行安排而滿足人們的需要或實現人們的要求的情形下,能以最小代價為條件而盡可能地滿足社會需求的社會制度。龐得對法律秩序所應保護的利益進行了分類。他把利益劃分為個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會利益。最后一類利益中,除了其他內容以外,他還把一般安全利益、個人生活方面的利益、保護道德的利益、保護社會資源(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的利益以及經濟、政治和文化進步方面的利益包括在內。龐得也認識到了各種利益之間的沖突,提出在一個時期可能應該優先考慮一些利益,而在另一時期則該優先考慮其他一些利益。但是龐得認為“法學家所必須做的就是認識這個問題,并意識到這個問題是以這樣一種方式向他提出的,即盡可能保護所有的社會利益,并維持這些利益之間的、與保護所有這些利益相一致的某種平衡或協調。”(注:龐得:A Survey of Social Interests,57 Harvard Law Review 1 (1943 ),pp.1—2,轉載于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第148頁。 )雖然龐得是從法學家的任務提出的,但是他的各種利益的平衡協調的思想是與經濟法本質的思想是一致的。這也是經濟學家和法學家思想在協調主義方面的耦合。事實上,要求所有的法律部門都兼顧各種利益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每一種法律部門總要優先考慮某一方面的利益。比如民法始終不能也不必沖破“自由的財產流轉法”的藩蘺,否則民法不就是民法了。而作為社會化生產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管理的社會化與國家介入經濟生活、“無形之手”與“有形之手”即兩只手的協同并用、縱向經濟關系與橫向經濟關系的平衡結合、經濟集中與經濟民主的對立統一之經濟法,比其他法律部門更應當強調協調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