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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政策的基本目標范文第1篇

在國內的水利行業市場上，根據水利政策的理論實踐研究可以得出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基本上為綜合經營的管理模式。在20世紀90年代前后，基本上為水利工程的經營導向。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基本上為水力資源戰略的適應、供水價格的調整、水體污染的補償政策等等，在此階段上就形成了一些典型的研究如水資源的戰略適應性、水力資源的管理模式、水力資源強國的安全經濟與舒適上逐漸推進目標的實現、分區用水的評價模型等等。現如今在水力資源的戰略上、水力資源的管理模式上、水力資源的證詞目標上等等都取得了標致性的建設成果，然而在這些戰略上很少有以水力資源強國建設為目標的，并對其中一些典型的水利強國建設為實際目標來推動機制的研究。

二、水利經濟政策在研究方向與內容上的創新

（一）要深入研究水利經濟政策的內容

在研究水力經濟政策的基本思路為要以實際要素來進行綜合分析、并要根據研究的實際效果為基礎，徹底分析水利經濟政策推進的必要性研究與可能性研究，選擇適宜的水力資源經濟政策，分析運行機制并推進機制模式并作出相應的評價。

1.在典型的水力資源經濟政策運行的機制上，依靠水力資源經濟政策的特點，選擇適宜的政策，圍繞運行機制進行分析。如水電與供水價格上的機制，根據水力資源的綜合性特點，并根據水電等之間的差異，簡要分析農業用水與價格上的分擔機制。

2.水力資源經濟政策相互協調，共同推進機制的創新。再根據水力資源經濟政策目標推進機制的改革上，要根據具體的機制模式，相應的提出改革。如在水資源費用的征收上與水力資源的融資協調機制上，依靠稅法進行征收在融合的區域上充分適應研究思路。

3.要對水力資源經濟政策的推進機制做出適應性的評價。根據數據包進行定量評價，來推動機制的和諧，并輔以選擇性的定量評價指標，從國力資源與水利資源上進行發展，促進民生水力資源等方向的定性評價。

（二）要深入研究水利經濟政策的重點與難點問題

根據上述內容，可以得知所形成的研究重點是首先要對典型的水力資源經濟政策的運行機制進行深入的分析。其次是對水力資源經濟政策協調來推進機制與模式上進行有效的選擇。最后是要協調推進運行機制的評價與適應性進行分析。所以從上述可以看出，由于水利資源的發展與經濟政策都有著其自身比較明顯的特點，在研究的資料上也缺乏對縱橫向間的相互比較，這樣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之路還處于在發展與探索的階段，一些不確定的因素也影響著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所以綜合上述研究問題，水力資源經濟政協協調推進機制的設計與選擇上，就要進行詳細的研究，這也成為了我國水力資源上的一個難點。

（三）水利經濟政策的改革創新

在水力資源經濟政策的創新上要堅持以建設水力資源強國為背景，針對水力資源經濟政策中存在的實際問題，協調相應的運行機制，構建協調推進的評價模型，主要從和諧與民生水力資源兩方面出發，做出相應的定性評價。

三、結語

經濟政策的基本目標范文第2篇

一、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取向需從短期轉向長期

2009年我國高強度的經濟刺激計劃和高度寬松的信貸高增長，是中國經濟領先于其他經濟體復蘇的主要動力。目前看來，這些措施已經取得了較為明顯的成果。中國經濟已扭轉了此前的下滑趨勢，實際產出正逐漸回到潛在產出值附近，2009年全年高達9.1%的GDP增速，已經從數字上證實了這一點。毫無疑問，2008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后中國經濟之所以在世界各國率先復蘇，主要得益于持續寬松的貨幣政策和大規模的財政刺激措施。2009年廣義貨幣量接近30%的增長，2010年接近20%的增長率，迅速將經濟拉回到正常軌道上。按照政府的政策邏輯，面臨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沖擊下的巨大不確定性，宏觀經濟刺激政策可以適當矯枉過正。但中國經濟度過難關之后，目前的當務之急，或許也是最大的困難，將在于如何順利實現宏觀經濟政策目標的轉向，即從應急性的短期政策轉向處理中長期發展目標的問題。

在探討中國的事情之前，可以回顧一下全球金融危機的發生過程。應該說，起初美國的次貸危機從性質上來看，既不是政府財政收支危機，也不是國際收支的危機，而是發源于私營部門的金融交易和金融創新的危機。可以發現，這場危機很大程度上是一場由于資產負債表危機引起的金融風暴。在危機最為嚴重的時候，大量的金融機構、企業和家庭的資產負債表中，由于資產方迅速縮水而負債方不由市場定價而固定不變，這導致了眾多金融機構與企業出現了資不抵債的情況。實際經營中賬面上的巨額虧損和家庭財富的巨額縮水，引致金融機構貸款的大萎縮、企業投資的崩潰，以及家庭消費的下降，并進一步導致市場流動性枯竭和金融交易崩潰。可以說，此次全球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影響的主要傳導機制就是資產負債表的沖擊，這或許就是這場危機發生以來最本質的因素。本次全球金融危機與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大蕭條乃至日本上世紀90年代的經濟低迷的機理完全一致。認識到這一點有助于理解歐美發達國家救市的基本脈絡。

鑒于美國次貸危機的規模是私營部門所無法承受的，因此必須由政府力量大舉介入來克服危機。事實上，在明確了這場危機的本質后，美國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財政部增發國債購買有毒資產，政府直接注資于即將破產的金融機構，美聯儲印發鈔票，財政部出臺的公私合作計劃等等，這些措施的基本邏輯就是用美國的國家信用為擔保，用發行債券和印鈔所獲金注資于金融機構，注資于金融市場，以此增加市場的流動性。其最終目的就是把有毒資產從金融體系中剔除，幫助金融體系恢復正常交易，并借此推動經濟的復蘇。中國基本上遵循了與美國和歐洲國家相同的路子，在穩定的國內宏觀經濟環境下，全球金融危機后政府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短期來看確實促進了GDP的V型回升。但是從中長期來看，考慮到經濟刺激政策總是有一定限度，經濟的增長不能總是寄希望于政府的宏觀刺激政策等，政策的逐步退出將是最終的必然選擇。在這方面日本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證。

上世紀8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連續實行了幾個經濟刺激計劃，希望通過公共建設項目和貸款計劃來迅速振興經濟。但從1996年到2002年，日本經濟依然停滯不前，人均GDP只實現了0.2%的微小增長，持續的經濟刺激政策最終并沒有提高日本的經濟增長率。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是日本政府著眼于單純依靠經濟刺激計劃來推動經濟增長，而對于經濟增長的長期驅動力因素重視不足，經濟刺激計劃并沒有轉換成通過服務業和消費來拉動，導致刺激經濟的政策實際效果意義不大。一般來說，經濟復蘇初始階段最大的推動力通常是政府，但隨著經濟的逐步恢復，私人資本必須取代政府投資成為經濟的主要推動力，才能保證經濟的持續恢復和增長。探討中國什么時候撤出經濟刺激政策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必須要將下一步的政策取向轉移到保證經濟發展的中長期目標的實現上來。

根據我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實踐過去幾十年的經驗，如果貨幣流通量年增長率超過20％，一段時間以后就會反映到資產價格和通貨膨脹上面。如在2009年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之下，M1和M2分別增長了32.35％與27.68％，2010年即便在貨幣政策已經明顯轉向的情況下，M2仍增長近20%，遠超歷史平均水平。另外，在經濟刺激政策出臺初期，M1的增長速度一直低于M2的增長速度，但隨后兩者在2009年9月出現了M1速度大于M2速度的剪刀差。2009年12月底二者的差距已經擴大到4.67個百分點，這意味著貨幣流通速度加快，居民的通貨膨脹預期開始形成，國民經濟面臨著通貨膨脹預期加強和資產價格出現泡沫化的雙重危險。實際上隨后價格指數的持續上升也初步證實了上面的推斷。2010年后我國通貨膨脹現象日趨明顯，如三季度后CPI指數分別達到4.5%和5.1%的高位，居民生活消費品和農產品價格全面上漲，全社會對于通貨膨脹的預期更加強化。另一方面，從資產價格角度來看，2009年二季度后我國以房地產為代表的資產價格出現暴漲局面，盡管國務院分別于2010年4月份和9月份出臺措施加以抑制，但目前效果仍不明顯，包括大中城市和二三線城市的房價仍在繼續上漲，資產價格泡沫的蔓延似乎已經難以輕易抑制。

應該看到，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操作中之所以出現貨幣超發、流動性泛濫和資產泡沫嚴重的問題，從根本上說是不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模式下宏觀經濟政策操作失當的問題。2009和2010兩年中國經濟的增長主要推動力量是極度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而寬松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不可能持續太久，這是以往的經濟危機給各國提供的經驗教訓。只專注于短期目標并通過注入流動性救市而忽視長期問題的解決，單純依靠向國民經濟注入流動性的短期政策來保證中國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采用增加海量投資和貸款的辦法來增加總需求，是不可能長期持續使用的，最終將會影響中國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必須看到，鑒于中國一直采取依靠資源投入和凈出口（出超）拉動的經濟發展方式，短期經濟刺激政策無法解決經濟長期增長中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內部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內部的各種深層次的不平衡，等等，這些長期問題是“十二五”期間經濟實現持續發展饒不過去的坎。鑒于此，中國在“十二五”規劃時期必須盡快轉變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取向。具體而言，應重視經濟長期增長中的一些根本問題，如重視經濟體制改革，在保持經濟發展的同時逐步引導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大力發展內需，通過發展服務業和民營經濟緩解收入差距的擴大，重新認識市場，積極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作用等等，以便保證中國經濟未來長期持續穩定的增長。

二、將人民幣匯率作為宏觀經濟政策調整的重要工具

對于宏觀經濟政策的各種組合而言，選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雙緊或者雙松組合是力度最大的，也是經濟金融形勢最為嚴峻的時候實施的。例如當有效需求嚴重不足時往往選擇雙松政策組合，包括增加財政支出、減稅、降低利率，以及增加貨幣供應量等。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全球實行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成為必然選擇，相對而言，中國采取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實際上就是最大力度的宏觀經濟政策配合，尤其是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目前的突出問題是，宏觀刺激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帶來了市場的扭曲，尤其是目前我國面臨資產價格膨脹與通脹預期加強之后，如何根據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尋找合適的方式退出，就成為中國面臨的一個挑戰。

刺激政策只有短期的效果，中國經濟必須要回到可靠的增長基礎。從貨幣政策的運行來看，經濟刺激政策的退出與人民幣匯率制度的現行框架具有很強的關聯性。鑒于人民幣匯率事實上盯住美元，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在短期內給中國貨幣政策退出的方式和節奏形成約束，這導致中國貨幣政策的靈活性大打折扣。人民幣釘住住美元，導致中國在早年立法消除主動超發貨幣的制度漏洞后，人民幣又將面臨被動超發的新挑戰。如從美國方面來看，雖然金融危機后在787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和救助計劃下經濟觸底反彈，但目前仍未有改觀的10％左右的失業率和充滿變數的房市表現，仍然使美國未來的經濟復蘇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歷史經驗表明，失業率對美國選擇何時加息更為關鍵。鑒于“無就業復蘇”的現實，美聯儲在啟動第二輪6000億美元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基礎上，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在貨幣政策上維持0%-0.25%的聯邦基金基準利率水平，且短期內至2011年下半年可能不會調整利率水平，已經成為市場共識。甚至可以判斷，這一政策基調仍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繼續維持。目前美聯儲采取“數量型放松”工具微調貨幣政策，例如通過諸如“定期存款工具”（term deposit facility）和逆回購協議的方式，回收市場上龐大的存量流動性。但從某種意義上說，美聯儲推出的“定期存款工具”只是個技術性工具，更大的問題在于它對銀行資產的擔保實際上難以退出。總之，經濟形勢的復雜性使美聯儲目前面臨政策選擇上的兩難困境。如過早啟動退出政策，可能會延緩經濟復蘇進程，甚至導致經濟二次探底；而如果刺激政策退出太晚，通脹又可能失控。綜合起來分析，目前美聯儲更傾向于使用某些非常規工具和手段，而非更具效果的利率工具。對中國而言，在美聯儲寬松貨幣政策和長期的低利率政策環境下，需要做的是考慮與美國貨幣政策適度脫鉤，增加宏觀經濟政策的回旋余地。

目前，中國已經開始啟動了經濟刺激政策的退出政策，如2010年1月份后中國人民銀行陸續提高了存款機構準備金率；目前已經二次加息共50個基點；對部分放貸銀行征收差別存款準備金率；連續提高3月期和1年期央行票據發行利率引導市場預期；銀監會對商業銀行實現新的監管工具箱，實行針對銀行的差異化監管；等等。這些舉措均預示中國正在逐步退出2008年應對金融危機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對于引導市場預期，合理約束商業銀行的過度信貸投放是較為有效的方法。但同時還應注意，目前中國的經濟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的退出還只是局限在一個相對有限的范圍，一些價格型政策工具如利率工具等使用的空間仍有限，匯率工具尚未大規模使用，這導致政策的實施效果受到一定阻礙。尤其是如果不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在貨幣匯率政策上進行適時調整，當下的各種宏觀政策將難以真正實現緊縮效果。

目前，世界范圍內面臨美聯儲寬松貨幣政策導致的流動性泛濫，各國的貿易戰和匯率戰也處顯端倪，中國需要立即引入匯率因素作為重要的政策變量使用。考慮自身因素，中國經濟增長模式長期借助于出口拉動，這個模式的可持續性正在成為問題。同時資源逐步枯竭，勞動力成本也逐漸增加，隨著中國經濟走過劉易斯拐點，以及未來青壯年勞動力數量的下降，經濟增長的推動力逐步減弱。考慮外部因素，各國國內經濟結構的調整，全球范圍內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這些因素將難以保證中國出口繼續增長。中國在退出宏觀經濟刺激計劃，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過程中，必須要有向內的對策給以支持，而匯率則是個重要的工具變量。中國需要有自己的貨幣政策工具，匯率可成為緊縮政策的一部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背景，是東亞貨幣在此前十多年一直采取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這一歷史教訓應該被充分吸取。

目前，我國需要改變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需要改變人民幣以美元為錨的取向，加大市場力量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過程中的作用，當然這不意味著中央銀行對匯率完全不干預。我國可以學習加拿大等國的做法，允許匯率在長期內大幅度變化，允許長期內升值，但在具體操作上，可以對每日的超常浮動進行干預。如果短期內變化太大，可以通過調整利率以影響匯率，穩定市場。當前需要作的就是選準適當時機，開始啟動人民幣有序、漸進的升值進程，推動人民幣恢復緩慢升值。人民幣升值的啟動也就意味著短期性反危機政策的全面退出，并向長期結構性調整政策的成功轉型。

三、“十二五”開局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

過去幾十年全球金融的實踐表明，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實施時間太長，便容易引發資產泡沫，這已在許多國家得到驗證。以往的經驗還表明，即便通脹相對穩定，產出實現增長，也不能防范資產泡沫破滅給經濟帶來的重大沖擊。目前，我國價格指數也在節節走高，資產價格泡沫問題日趨嚴重，這對于下一步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和選擇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目前在“十二五”開局之年，中央已經確定了宏觀經濟政策的主基調，即實行穩健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的配合。這意味著此前應對金融危機的經濟刺激政策中，拉動總需求的短期性貨幣和財政政策，在實行了一年多后，在GDP增速已逐步改善前提下，將逐漸有序退出。在宏觀經濟政策實施步驟上，鑒于目前我國人民幣釘住美元，中美利差的變化將影響中國的資本流動，貨幣政策的調整必須關注美國貨幣政策的變化，以及美國經濟刺激政策退出的溢出效應。目前來看，美國經濟刺激計劃的退出具有幾個特點。首先是臨時性經濟刺激措施正在逐步停止使用，但政策的退出時間仍不確定。目前，美國在危機時的臨時性刺激經濟政策不再擴大規模，但量化寬松政策呈擴大態勢。繼第二輪6000億美元量化寬松政策已經實施的基礎上，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仍有可能啟動。其次，貨幣政策仍然主要依賴于數量型工具，價格型工具尚未完全啟動。第三，美國正在削減財政赤字的規模，并逐步使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恢復正常，以便減輕此前的膨脹局面，還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一個正常的局面。鑒于中美經濟的互補性和關聯性，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選擇必須考慮到這些特點和變化，有的放矢，循序推進。

具體來說，在“十二五”開局之年，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需要考慮四個因素，即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情況、國內私人投資的啟動情況、通貨膨脹與資產價格上漲的情況，以及世界各國經濟政策退出的情況。從目前觀察到的世界經濟復蘇跡象和中國國內的實際情況來看，應當對2008年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進行評估后考慮退出，并在此過程中實現對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和選擇。

首先，采取措施使宏觀經濟政策向正常化階段轉變。在這個階段，財政政策暫且可以按兵不動，但應考慮調整政府支出結構，進行適度的結構性減稅等。而對于貨幣政策，這個階段應將“管理通脹預期，控制資產泡沫”作為核心內容。強調管理通脹預期和控制資產泡沫，有助于確定清晰的政策目標，形成市場穩定的政策預期，避免導致預期紊亂及對市場的沖擊。我國在政策實施中需要避免一個問題，即由于政策目標不清晰，導致金融機構為了防止可能的信貸緊縮而大規模提前發放貸款，引起信貸在不同季度和月份之間的分布更為不均衡。具體而言，在操作層面，當前貨幣政策應當設定一個清晰的信貸增長目標和貨幣供應量目標，并切實遵守，以便推動貨幣政策真正向穩健回歸。目前看來，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重點在于貨幣政策的選擇，而其中關鍵的指標在于信貸規模增長。鑒于2010年M2增長超過年初設定的計劃，綜合各方考慮，2011年我國必須嚴格要求，將M2增長控制在15％左右，以便促使貨幣政策的正常化回歸，減輕宏觀經濟層面的壓力。

目前房地產資產價格泡沫的控制已經成為宏觀經濟中的最大問題。這要求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操作上不僅要緊盯住CPI指標，還應將資產價格變化情況考慮在內。即貨幣政策不僅僅應該關注通貨膨脹，還需要對股市和房市的資產泡沫作出足夠反應。尤其在抵押貸款市場較為發達，“金融加速機制”效應較為明顯的經濟體中，貨幣決策應更為重視房價變量。因為資產價格對經濟運行和公眾預期變化更為敏感，資產價格持續上漲可以作為一種判斷流動性過剩的早期和直觀預警。需要提及的是，目前貨幣當局對于資產價格是否納入貨幣政策目標有不同看法，似乎傾向于暫時不予考慮的態度。這種格林斯潘式的“事后救助”思維，意味著資產價格上漲時中央銀行對其放任自流，泡沫破裂后再進行救援。對于資產價格泡沫，可從全球金融危機中的美國、英國、冰島、迪拜等國得到一些啟示。那就是：資產價格泡沫引起的沖擊巨大，格林斯潘式的“事后救助”策略可能帶來嚴重后果。鑒于此，在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框架內，應該重新定位中國人民銀行實施貨幣政策的對象，考慮將資產價格因素納入政策范圍之內，使貨幣政策更加關注資產價格和初級產品價格變動的影響。

經濟政策的基本目標范文第3篇

筆者最近連續走訪英國、美國、巴西和印度。總體印象是,如果說英美兩國經濟復蘇更多地體現在統計數字上,巴西和印度經濟所釋放出的勃勃活力可謂伸手可觸,真真切切。

然而,巴印兩國和同屬“金磚四國”的中國相比,差距也同樣顯而易見。這一差距尤其體現在基礎設施上。印度的基礎設施落后已是老生常談,巴西的基礎設施也不過是半斤八兩。從飛機降落到走出機場,要近三個小時, 從機場到市中心不到30公里路程,又要整整一個小時。

僅是落后基礎設施所帶來的供給瓶頸制約,很容易理解為什么中國的經濟增長會比較快。筆者判斷,巴印兩國的經濟增長即使在可預見的未來也不可能超過中國。

不久前公布的2010年一季度宏觀經濟數據,為中國經濟的良好表現進一步提供強有力證據。

然而,中國股市卻令人相當失望。年初以來,A股上證綜指不僅大幅跑輸美國股市,而且明顯落后于印度和巴西市場,成為全球表現最差的股市之一。

尤其像巴西、澳大利亞等主要大宗商品出口國,其經濟表現直接受益于中國經濟, 股市上的投資主題基本上也都以中國經濟增長概念為主導。中國經濟形勢走向好,從而帶動這些國家的股市上揚,應在情理之中。然而,這些國家的股市要遠比作為中國經濟“晴雨表”的A股強勁很多。

股票市場通常領先于經濟表現。難道是股市的落后表現預示著未來中國經濟弱勢即將顯現?或是受中國增長推動的海外股市的強勁表現僅僅是一個投資概念,并不是對中國經濟基本面的準確反映?

究竟哪個股市更能準確反映中國經濟的基本面:海外中國概念股,還是中國本土的A股?

筆者認為是前者。當前中國A股并不能準確反映經濟基本面變化,因為股市中一些重要行業板塊事實上已成為貫徹宏觀經濟政策的工具,它反映的是政策意圖,而不是經濟的內在活力和趨勢。

一些周期性行業板塊,在經濟復蘇上行的過程中,本應有所表現。然而此時的宏觀政策卻產生了“逆風向”反周期調節的需要。由此,按市場規律本應順周期的行業,卻遵照政策意圖呈現出逆周期表現。

銀行地產板塊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在應對全球經濟金融危機的2009年,銀行和地產兩大行業為實現“保增長”的政策目標做出了遠超出“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基本要求。

具體看,銀行系統的積極放貸,使“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變成了“超寬松”的貨幣政策。同時,表面上商業銀行的信貸行為,成為“類財政操作”(quasi-fiscal operation),事實上是積極財政政策的延伸。同時,在應對危機過程中,房地產行業政策發生了從緊縮控制到實施優惠政策支持的180度轉向,使房地產投資成為經濟危機中私人部門投資的惟一亮點,客觀上幫助實現了固定資產投資的逆周期快速增長。

隨著金融危機緩解,經濟復蘇態勢逐漸確立,在刺激政策退市的過程中,銀行和地產等行業被再次賦予了執行宏觀政策的特殊使命。當其他周期性行業在經濟復蘇中受益時,銀行和地產等板塊卻首當其沖地幫助實現政策退市效果。具有政策板塊特征或與其相關的行業并不在少數。

在中國,政策與市場的界限并不總是很清楚。有利于宏觀經濟政策目標的成功實現,并不必然保證資本市場就一定會有良好表現。當前,確保資本市場的健康表現,似乎尚未成為中國宏觀政策制定者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目標。

這不難理解。中國經濟儲蓄豐裕,沒有迫切需要從海外資本市場募集資金。中國很多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并不需要特別考慮對海外市場(如香港H股)的影響。在中國的金融中介中,商業銀行存貸款業務的作用舉足輕重,銀行系統的正常運作遠遠超過股市的融資功能。

了解資本市場之于政策制定者的角色和作用,可以幫助更好地投資。

經濟政策的基本目標范文第4篇

在金融危機陰霾尚未褪去的今天，全球經濟面臨各種挑戰。各國政府紛紛采取了各種政策，特別是財政和貨幣政策以刺激經濟增長。因此，對財政和貨幣政策效應進行分析與評價，特別是量化評估是十分重要的。但常見的經濟政策效應評估多集中在有效性方面，且常把經濟政策的效率性和有效性混為一談，易讓人誤解為經濟政策效應評估就是有效性評估。在此背景下，明確經濟政策效率性的涵義，并針對政府的經濟政策效率性進行評估具有較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本文首先對經濟政策的效率性概念進行了具體闡述，然后在經濟穩定增長和抑制通貨膨脹率這兩大目標之間進行權衡，運用主成分分析法 ( PCA) 得到一個宏觀經濟目標變量，最后用隨機前沿模型 ( SFA)來實證分析和比較中美運用財政和貨幣政策以實現上述宏觀經濟目標的效率水平。

一、國內外研究現狀

國外學者主要是通過 IS—LM 曲線來說明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最常見的就是通過 IS 或 LM 曲線的斜率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應進行理論說明。但是，對貨幣政策進行實證分析的研究較少，主要有:一是弗里德曼和舒瓦茨 ( 1963) 在 《1867 － 1960 年美國貨幣史研究》一書中采用對具體歷史事件的敘述分析法，羅默 ( Romer and Romer，1990) 也采用這一方法分析了 1970 － 1988 年間美國的幾次重要的貨幣政策變動對經濟的影響。二是西姆斯 ( Sims，1972) 等人從統計學角度，分析貨幣供應量與國民收入及價格的相關性和時間序列關系，并將格蘭杰因果性概念用于這方面的分析。這種思想后來發展成VAR 模型 ( 向 量 自 回 歸 模 型 ) 及 弱 外 生 性 檢 驗( Weak exogeneity test) 分析，目前，VAR 模型廣泛用于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分析。我國學者對于貨幣政策有效性的研究相對較多，主要包括兩個方面: 一是按照西方貨幣理論的界定，研究貨幣政策能否影響產出等真實變量 ( 歐陽矩華，2001; 劉斌，2001) ，而產出的波動必然引起短期經濟增長率的變化，因此這種方法也可以從另一個側面歸結為貨幣政策對短期經濟增長率的影響。二是把宏觀經濟目標與貨幣政策的實施情況進行對比，依此判斷貨幣政策的效果如何 ( 高鐵梅、王金明，2001) 。這種思路一般要涉及貨幣政策的產出效應和價格效應以及貨幣政策在結構調整、促進就業等方面的廣泛作用。

綜合起來看，目前對財政和貨幣政策效應仍然缺乏系統性的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現有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對于經濟政策的有效性研究相對較多，但對于經濟政策效率性的涵義缺乏全面的闡述，特別是對于有效性和效率性的區別闡述不清;

第二，主要是定性說明為主，沒有根據實際統計資料對宏觀經濟政策效應進行實證研究，分析方法簡單，有的甚至以現實經濟增長率來反映政策效果，未形成全面系統的分析方法。

本文認為，經濟政策的有效性，是指政府所制定并實施的經濟政策是否達到了預期的效果，是否實現了政策的預期目標，即是否刺激了經濟增長。若經濟政策實施的實際效果與預期效果完全一致，表明政策完全有效; 若部分一致則表明政策部分有效。在政策部分有效時，還可定性和定量評估其實際效力; 若沒有產生實際效果則表明政策無效; 若實際效果與預期效果相反，則表明政策產生了負面效應。經濟政策的效率性，是指引入經濟政策實施的成本和收益后的評估指標。究其內容來說，經濟政策成本就是實施某項經濟政策所支付的代價; 經濟政策的收益就是要實現的宏觀經濟目標。將政策收益與政策成本分別與其最優值 ( 最大收益和最小成本) 相比較，就可以反映政策效率水平的高低。政策的制定者和實施者不能僅根據是否實現了政策目標來評估政策的優劣，必須兼顧到實施該政策所支付的成本。在明確了經濟政策效率性涵義的前提下，本文將運用計量方法對中美財政和貨幣政策的效率性進行實證分析。

二、方法和模型

在經濟學領域，對于效率的分析，通常可以有兩種方法。第一種方法為非參數方法，稱為數據包絡分析法 ( 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第二種方法為參數方法，稱為隨機前沿分析法 ( SFA，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其中，非參數方法不要求事先界定生產函數的具體形式，假設任何對于效率前沿的偏離都是由于確定性的無效率因素所導致的，不考慮隨機擾動誤差的干擾。而參數方法則考慮到了隨機因素的影響，以隨機前沿分析為代表，SFA 是以回歸分析為基礎，其優點是考慮到環境變化和隨機因素對生產行為的影響，但估計結果依賴于生產函數和隨機項的概率分布的事先設定，不同的設定形式往往會導致不同的結果。鑒于財政貨幣政策執行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受到隨機因素的干擾，而隨機前沿模型中包含了隨機擾動項，所以本文將采用基于成本效率的隨機前沿模型分析比較中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率性。

( 一) 隨機前沿分析法 (SFA)

隨機前沿面分析是由 Aigner、Lovell and Schmidt( 1977) 、Meeusen and Broeck ( 1977) 提出的，通過被評價對象與最優前沿面的比較，以兩者之間的差距來界定被評價對象的有效率及其程度。隨機前沿面分析將誤差項分成了兩個部分: 一部分為具有對稱分布隨機誤差，由純自然因素造成的，如運氣，天氣，氣候，地理機器的表現等; 另一部分為效率殘差，它體現了與最優前沿面的差距，通過效率殘差的大小，來確定被評價對象無效率的程度。隨機前沿模型如下:Yi= Xiβ + ( Vi+ Ui) ，i = 1，2，…n，TEi= exp( － Ui)Yi表示實際產出，一般為對數形式，Xi表示投入的 k × 1 向量，β 表示未知參數向量，Vi是假定服從N( 0，σ2V) 正態分布的隨機變量，與 Ui相互獨立，Ui表示非負的隨機變量，是一個單邊誤差項，通常用來計算生產中成本無效率，這里假設 Ui服從非負截尾正態分布 ( Truncated normal) ，即: Ui～ N+0，σ2( )u。TEi為效率值。在 SFA 方法中，由估計出的方差參數 γ = σ2u/ σ2，σ2= σ2u+ σ2v是否顯著，可以推斷出無效率項對產出是否具有顯著的影響。為了判斷邊界函數是否有效，我們設立假設 H0: γ = 0; H1: γ ≠0 ，如果 γ 的零假設被接受，則意味著無效率項不存在，邊界函數無效。γ 的取值為0 到1，當 γ 趨近于1 時，說明偏差主要由無效率項決定; 當 γ 趨近于 0 時，說明偏差主要由隨機誤差決定。對 γ 的零假設檢驗可通過對成本函數的單邊似然比檢驗統計量 LR 的顯著性檢驗實現。

( 二) 模型設定

在諸多函數中，比較常用的有 cobb － Douglas 函數 ( C － D 函數) 和超越對數函數 ( Translog 函數) ，因為超越對數函數具有較好的包容性，可以通過對不同參數的設置方便的轉化為各種模型，并且通過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對參數進行估計和檢驗之后可以得出更準確的函數，所以本文選擇超越對數函數作為初始模型來估計。一般情況下，為了便于在線性回歸框架下對函數模型中的參數進行估計，往往采用兩邊取對數的超越對數函數模型:lnYi= β0+ ∑Nn = 1βnlnxn+ ∑Nn = 1∑Nm = 1βnmlnxnlnxm+ ( Vi+Ui)首先，在運用隨機前沿分析法分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率性之前，必須確定一個衡量宏觀經濟目標變量。在經濟學實踐領域中，財政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通常就是保持 GDP 穩定增長和控制通貨膨脹。因此本文中我們采用非等權重的主成分分析 ( PCA，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法，將保持 GDP 穩定增長和控制通貨膨脹率兩大目標進行降維加權計算，從而得到一個標準化的宏觀經濟目標變量 Y。用公式表示為:Y = α1( GDP) + α2( CPI)其中，Y 為宏觀經濟目標變量變化率，α 為未知系數變量，( GDP) 為國內生產總值變化率， ( CPI)為通貨膨脹率變化率 ( 這里用 CPI 指數來衡量通貨膨脹率) 。然后，根據超越對數函數模型，本文的模型設定如下:lnYi= β0+ β1ln( ΔGi) + β2ln( ΔMi) + β3ln( ΔGi)2+ β4ln( ΔMi)2+ β5ln( ΔGi) ln( ΔMi) + ( Vi+ Ui)TEi= exp( － Ui)其中，i =1，2，…表示時期，Yi表示 i 期的宏觀經濟目標同比變化率，ΔGi表示 i 期的財政政策同比變化率，ΔMi表示 i 期的貨幣政策同比變化率，β 表示未知參數向量，Vi是假定服從 N( 0，σ2V) 正態分布的隨機變量，與 Ui相互獨立，Ui表示非負的隨機變量，是一個單邊誤差項，這里設定 Ui服從非負截尾正態分布 ( Truncated normal) ，即: Ui～ N+0，σ2( )u。TEi為效率值。

三、實證分析

( 一) 樣本選擇和數據說明

考慮到年度數據樣本較小，本文選取的數據皆為季度變量。數據來源為中經網統計數據庫和 wind 數據庫，最終的樣本期間為 1996 年 － 2011 年一季度共61 個季度。具體各變量的衡量方法如下: GDP 變量以季度名義 GDP 同比變化率衡量，通貨膨脹率變量以消費品價格指數 CPI 的同比變化率衡量，財政政策變量以政府預算支出的同比變化率衡量，貨幣政策變量以貨幣供給 M1 的同比變化率衡量。

( 二) 中國數據樣本的實證分析

1. 運用主成分分析法 ( PCA) 確定宏觀經濟變量 Y利用 SPSS 軟件，運用主成分分析法計算得出結果如下 ( 表 1)：從上表 1 可以看出，基于中國樣本數據的 GDP穩定增長和控制通貨膨脹率兩大目標的合理權重都是槡0. 879 / 1. 546 = 0. 71，其累計貢獻率為 77. 296% 。因此中國宏觀經濟目標變量 Y 的表達式為: Y =0. 71( GDP) + 0. 71( CPI) 。

2. 隨機前沿分析

根據樣本數據和前文公式計算宏觀經濟目標變量Y，并根據已設定的超越對數函數模型，用最大似然函數法，對隨機前沿模型進行實證分析。最大似然函數估計結果如下表 2:表 2 中的結果表明: γ 的估計值是 0. 999，γ 的單邊似然比檢驗統計量 LR =11. 35，大于顯著性水平為0. 01 的混合卡方分布 ( Mixed Chi － Squared Distribu-tion) 臨界值，于是 γ 的零假設被拒絕，即無效率項是存在的，通過了極大似然檢驗。因此，由上表確定了各待估參數，擬合中國的隨機前沿超越對數函數模型為:lnYi= － 6. 09 + 5. 03ln( ΔGi) + 0. 56ln( ΔMi) －0. 67ln( ΔGi)2+ 0. 07ln( ΔMi)2－ 0. 29ln( ΔGi) ln( ΔMi)+ ( Vi+ Ui)代入樣本數據，對樣本期間中國財政貨幣政策效率評估結果如下表 3:

( 三) 美國數據樣本的實證分析

1. 運用主成分分析法 ( PCA) 確定宏觀經濟變量 Y

利用 SPSS 軟件，運用主成分分析法計算得出結果見表 4。從表 4 可以看出，基于美國樣本數據的 GDP 穩定增長和控制通貨膨脹率兩大目標的合理權重都是槡0. 836 / 1. 396 = 0. 71，其累計貢獻率為 69. 814% 。因此美國宏觀經濟目標變量 Y 的表達式為: Y =0. 71( GDP) + 0. 71( CPI) 。

2. 隨機前沿分析

根據樣本數據和前文公式計算宏觀經濟目標變量Y，并根據已設定的超越對數函數模型，用最大似然函數法，對隨機前沿模型進行實證分析。最大似然函數估計結果見表 5:表中的結果表明: γ 的估計值是 0. 995，γ 的單邊似然比檢驗統計量 LR = 27. 62，大于顯著性水平為0. 01 的混合卡方分布 ( Mixed Chi － Squared Distribu-tion) 臨界值，于是 γ 的零假設被拒絕，即無效率項是存在的，通過了極大似然檢驗。因此，由上表確定了各待估參數，擬合美國的隨機前沿超越對數函數模型為:lnYi= 1. 79 － 0. 01ln( ΔGi) － 0. 07ln( ΔMi) －0. 02ln( ΔGi)2－ 0. 04ln( ΔMi)2+ 0. 04ln( ΔGi) ln( ΔMi) + ( Vi+ Ui)代入樣本數據，對樣本期間美國財政貨幣政策效率評估結果如下表 6:

( 四) 分析與比較

1. 從總體上看。將中美政策效率繪制成折線圖，如下圖 1 所示:從表 7 中可以看到，中國的季度政策效率水平呈遞減狀態，第一季度效率水平明顯高于其他三個季度，第二、三季度水平接近，而第四季度最低。可能的原因是第一季度政府所面臨的壓力比較大，政策執行力度較強，因此政策效率水平較高，而隨著時間推移效率水平逐漸下降。所以，未來應當密切關注從二季度開始的政策執行力度，保持政策效率連續性。美國的季度政策效率則相對十分平均，第二季度稍高，第四季度稍低，第一、三季度基本持平，顯示出其政策效率較好的連續性。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通過隨機前沿模型分析了中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率，并對實證結果進行了比較。本文的主要結論如下:

第一，本文主成分分析法的結果表明，為實現宏觀經濟目標，在宏觀經濟平穩增長和抑制通貨膨脹率之間應該賦予同樣的權重，不應當過度重視經濟增長這一目標而忽視了通貨膨脹的危害。通貨膨脹意味著全社會居民的購買力水平下降，社會福利水平會因此而降低，會影響宏觀經濟目標的實現。所以，在制定我國財政貨幣政策目標時，應當努力保持二者的平衡，而不能片面追求 GDP 的增長。

第二，我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率水平整體不高，其平均值僅為 63. 62%，低于美國的平均效率約 10%的水平。造成我國政策效率低下的原因應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 我國的利率尚未市場化; 我國財政分權制度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利益可能存在的政策博弈;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本身存在的內、外部時滯等。但是從實證結果來看，自 2007 年金融危機以來，我國應對金融危機的政策效率逐漸超越美國，且相對平穩，這給我們以充分的信心和鼓勵，因此我們應當進一步完善貨幣市場，加快利率市場化步伐，進一步完善財政管理體制，使我國的宏觀調控技術日趨完善。

經濟政策的基本目標范文第5篇

關鍵詞：戰后日本 區域經濟政策 演變分析

區域經濟政策衍生于區域經濟理論。另外，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開始騰飛，城市化進入和空間不平衡發展較快的時期是區域經濟政策發揮最大作用的時期。

日本作為一個經濟強國，它的經濟開始加速發展始于二戰后，所以選擇二戰以后的日本（戰后直至90年代初）作為研究對象。

一、戰后日本經濟概述

1.戰后日本經濟發展概況

二戰結束到90年代初期，日本大致經歷了恢復期，高增長期和中增長期，具體如下：

經濟恢復期（1945—1955年）。戰爭毀滅了日本42%的國民財富，經濟混亂，物價飛漲，大量失業，通貨膨脹。借助占領軍的巨大影響力，日本政府提出了“增加生產以平息通貨膨脹，穩定國民生活”的政策，進行了經濟和社會的民主化改革。1949年基本穩定了通貨膨脹，經濟開始恢復，1953年接近戰前水平。

高速增長期（1955—1973年）。18年間國民生產總值（GDP）增加了12.5倍，人均國民收入增長10倍多，年均增長9.8%。1966年追超英國，1967年追超法國，1968年追超西德，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僅次于美國，成為亞洲新巨人，引起全球經濟界的注目，被稱為“世界經濟奇跡”。

中速增長期（1974—1991年）。受兩次石油危機的打擊，日本經濟進入中速增長期。靠貿易立國的日本經濟被迫加快產業結構的重組和調整，重化工結構轉向知識密集型產品結構。這期間GDP年均增長4.3%，比高速增長期下降一半。

2.戰后日本區域發展的五次全國性綜合開發規劃

通過戰后10年的經濟復興期，日本的國民經濟已經恢復到了戰前的水平，并提出了“國民所得翻一番”的口號。在此基礎上，日本進入了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但是，隨之而來的是產業及人口向大城市的集中和由此導致的地區間收入差距顯得越來越大。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1962年10月5日由內閣議會決定，以1970年作為目標，將1960年至1970年作為規劃完成期，開始實施最初的“全國綜合開發規劃”。這也標志著全國性的區域規劃與開發正式開始。

而作為日本區域開發中最具權威性的規劃——“全國綜合開發規劃”，在戰后50多年間編制了5次。它們分別反映了當時的時代背景，從每次規劃的內容就可以看出當時區域開發的思路。由于第五次規劃時期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圍，本文只涉及前四次的綜合開發規劃。

二、戰后日本的主要區域經濟政策與理論依據

戰后日本的區域經濟政策主要是區域開發規劃政策，依據四次國土綜合開發的實施時間，可以大致分為以下四階段：

1.第一次全國綜合規劃開發規劃（1962-1970年）

這個階段實施的區域政策及相關理論基礎主要有：

（1）外來型經濟開發政策與增長極理論

為了縮小地區差距，首先實施的經濟政策是于1962年10月出臺的《全國綜合開發計劃》。這是一個以建設新興產業城市為中心的“據點式”也即“增長極式”的開發政策。其構想是通過對“據點”城市進行公共投資和產業基礎設施建設，招攬和誘導原料生產加工業型企業投資設廠，以帶動農業及其他相關產業的發展，促進雇用的擴大及勞動者收入和地方稅收的增加，進而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這一政策的主要特征是把地區的產業發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寄于外來資本的投資之上。

該政策的理論依據在于增長極理論，它指的是社會經濟客體在特定城市的集聚而使經濟的高效發展，同時在這種集聚基礎上又進一步向地區擴散，帶動這些地區的發展。它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區域發展政策，并且單純依靠外力（外來資本以及本地自然資源稟賦等）。

（2）區域產業布局政策與主導部門序列變化理論

1960年，政府制定了旨在以重化工業的發展帶動國民經濟全面起飛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提出了建設太平洋工業地帶的設想，并在1962年制定的《全國綜合開發計劃》中明確指出：“工業的正確配置必須逐步向投資效果高的地區集中。”為了吸收重化工業企業在太平洋沿海工業地帶內投資設廠，日本政府采取了對這些地區的公共設施優先投資的政策，不惜巨資在這些地區大興土木、填海造地，建設高速公路和新干線以及大批世界一流的大型港灣和碼頭，形成了四通八達的交通運輸網和交通聯絡網絡，并采取了一系列減免稅政策。日本政府為實現集中開發，將行政投資的重點放在“三灣一海”地區。據1968-1972年4個年份的統計，在這些地區行政投資的比重一般占投資總額的65-70%，其中集中在東京等8個都府縣，約占全國行政投資總額的40-46%。

該政策主要根據羅斯托的主導部門序列變化理論進行設計，具體指的是一個地區的主導部門隨著該地區經濟的不斷發展而處于演變當中。一般的，主導部門從基礎性的初級產品部門到加工部門再到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等第二產業部門，進而發展成服務業等第三產業為主導部門的產業結構。因此，政府大力投資于公路、新干線等交通通信基礎設施的建設有助于加快主導部門的演進速度，從而改善區域產業結構，使其優化。以此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和騰飛。

（3）落后區域發展的財政援助政策與中心理論

為促進落后地區的開發，日本政府在財政、稅收、地方債發行、地方開發基金、開發許可以及公共設施建設等方面，都采取了一些優惠政策措施。日本政府考慮到落后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需要，其公共設施建設的特別補助率都比較高，如北海道河川整治、國道及港口建設由中央特別補助達80%以上，沖繩河川、河堤、治山、海岸、港口及機場等建設的國庫特別補助率高達90%以上。落后地區開發基本上都有較為充足的經費支持，如為了加快北海道的經濟開發，日本政府對北海道開發實施了長期的資金傾斜政策，1951年開發費用僅70億日元（國家補貼部分）。到1998年開發費已達9871億日元，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增長速度，目前北海道每年所使用的開發補貼費占日本全國國土開發費的10%。

該理論認為，（落后地區）相對于中心（發達地區），處于依附地位而缺乏經濟自主，從而出現了空間二元結構，并隨時間推移而不斷強化。不過，政府的作用和區際人口的遷移將影響要素的流向，并且隨著市場的擴大、交通條件的改善和城市化的加快，中心與的界限會逐步消失，即最終區域經濟的持續增長，將推動空間經濟逐漸向一體化方向發展。從總體上看，日本對落后地區的開發雖有一定的滯后性，不可避免地遇到某些難以解決的問題，但也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政策體系，特別是北海道和沖繩地區開發中的一些成功做法，為日本政府促進落后地區發展積累了有益的經驗。

2.第二次全國綜合規劃開發規劃（1969-1985年）

該階段的主要區域政策有：

（1）區域振興和開發政策與平衡發展理論

根據地區振興與開發的有關法律規定，日本的地區振興與開發活動有相當一部分可以享受高比率的國庫補助。地區振興整備公司每年用于上述事業的預算相當龐大，且總額不斷上升，1978年為1015.6億日元，1985年為1241.4億日元，1993年為1760.8億日元。其中用于地方城市開發的占首位，其次依次為核心工業集中配置地段的建設、高技術城區、促進產業業務設施再布局、產業高技術化設施等項目。

該政策制定的理論依據是平衡發展理論，該理論的出發點是為了促進產業協調發展和縮小地區發展差距，認為一個國家或地區需要同時在各產業、各地區進行投資，既促進各產業、各部門協調發展，改善供給狀況，又在各產業、各地區之間形成相互支持性投資的格局，不斷擴大需求。因此，平衡發展理論強調產業間和地區間的關聯互補性，主張在各產業、各地區之間均衡部署生產力，實現產業和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與此相應，日本的地區振興與開發計劃體系包括部分，即全國性計劃、大都市圈計劃、地方圈計劃、產業振興計劃和特別地區振興計劃。

（2）“技術立國”的區域產業布局政策與不平衡增長理論

1980年以來，日本更進一步推行“技術立國”政策，積極開拓新能源技術、工業機器人、生物工程等新產業領域，使生產知識密集型的高科技產品成為日本經濟的主要支柱。

該政策以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長理論為出發點，該理論認為經濟進步并不同時出現在每一處，經濟進步的巨大推動力將使經濟增長圍繞最初的出發點集中，增長極的出現必然意味著增長在區域間的不平等是經濟增長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同時日本許多經濟學家在吸收上述理論的基礎上，主張為迅速實現經濟增長和工業現代化，應當選擇確立戰略性主導產業部門，大力扶植其發展，通過其“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效應，推動產業結構高度化，以帶動經濟發展。這也是此政策產生的另一原因。

3.第三次全國綜合規劃開發規劃（1977-1986年）

該階段主要區域政策及理論基礎有：

落后區域的開發規劃政策與平衡發展理論

1972年5月15日，美國將琉球群島的行政權交與日本，日本隨即設立沖繩開發廳并制定了《沖繩振興開發特別措施法》，以擬定沖繩振興與開發計劃。到目前為止，沖繩共實施了三期振興開發計劃，每期10年。其中第二期振興開發計劃（1982-1991年），大體上延續了前期計劃開發的方向，主要目標是縮小沖繩與日本本土的收入差距。

同樣地，該政策也立足于平衡發展理論，它是指為了促進產業協調發展和縮小地區發展差距，一個國家或地區需要同時在各產業、各地區進行投資，既促進各產業、各部門協調發展，改善供給狀況，又在各產業、各地區之間形成相互支持性投資的格局，不斷擴大需求。最終目標是實現區域間的收入平衡與均衡發展。

4.第四次全國綜合規劃開發規劃（1987-2000年）

此階段主要區域政策及相應地理論依據主要有：

（1）區域重點開發政策與區域平衡發展理論

推出了一種以民間力量為主導的新的區域開發政策。1987年出臺的《綜合保養地域整備法》便是這種開發政策的典型。其規定采取以促進民間企業的開發能力為重點的措施，對娛樂休閑設施及療養地進行開發。由此，眾多企業的投資戰略轉向了用以滿足國民休閑消費的第三產業，在許多擁有良好自然條件的偏遠地區，掀起了以吸引企業前來投資娛樂休閑產業的新一輪外來型開發熱潮。

該政策同樣以均衡發展理論為指導，它不僅強調部門或產業間的平衡發展、同步發展，而且強調區域間或區域內部的平衡（同步）發展，即空間的均衡化。認為隨著生產要素的區際流動，各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將趨于收斂（平衡），因此主張在區域內均衡布局生產力，空間上均衡投資，各產業均衡發展，齊頭并進，最終實現區域經濟的均衡發展。因此，結合本階段的日本具體情況，政府提出了對娛樂休閑設施及療養地等第三產業的開發計劃，有助于第一、二、三業的齊頭并進，實現平衡發展。

（2）基于財政轉移支付的區域發展支持政策與網絡開發理論

日本通過實行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取得了顯著的效果。1989年高收入的東京地區財政能力指數是低收入的四國地區財政能力指數的6.1倍；實行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后，前者只相當于后者的1.5倍，兩者的差距大大縮小。另一方面，還通過實施財政投融資的措施，充分發揮政府投資性貸款的作用，以達到縮小地區發展差距、促進地區經濟均衡發展的目的。日本地方政府的資金主要是直接借自財政投資性貸款的資金，也有通過公營金融公庫這一金融機構間接融資的資金。

該政策以網絡開發理論為基礎，它是點軸開發理論的延伸，強調加強增長極與整個區域之間生產要素交流的廣度和密度，促進地區經濟一體化，特別是城鄉一體化；同時，通過網絡的外延，加強與區外其他區域經濟網絡的聯系，在更大的空間范圍內，將更多的生產要素進行合理配置和優化組合，促進更大區域內經濟的發展。該理論宜在經濟較發達地區應用。由于該理論注重于推進城鄉一體化，因此它的應用，更有利于逐步縮小城鄉差別，促進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由此形成了縮小地區差異的政策雛形。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作為一個客觀的經濟與社會現象，具有普遍性。

三、簡要分析與評價

日本在戰后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結合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通過制定明確的區域經濟政策目標，輔之以有效的政策措施手段，并在法律法規、有關規劃的規范和指導一下，使區域經濟政策在促進日本經濟發展、保持地區均衡發展及加快落后地區開發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政府高度重視，根據經濟發展階段適時調整區域經濟政策

日本區域經濟政策能取得良好的效果，與政府的高度重視密不可分。日本在制定與組織實施區域經濟政策的過程中，成立了國土廳等專門機構，負責對政策做出權威解釋，根據有關措施分配經濟和社會資源，協調與其它政策的關系。保持區域經濟政策執行的連續性、穩定性和針對性。

2.規劃協調指導，發揮對地方和企業的指導作用

日本的區域經濟政策在其實施的幾十年中，不僅在不同的階段都有明確的目標，而且制定了詳盡的、全國性的發展規劃以保證目標的實現。不僅是各級地方編制中長期計劃的重要依據和指南，而且是國民了解政府關于區域發展政策或施政方略的一條重要途徑，有利于引導地方和企業的投資方向，避免盲目建設。

3.法律制度保障，實現區域經濟政策的法律化

日本的區域經濟政策在實施過程中，不僅在不同階段都制定了詳細的發展規劃來保證目標的實現，而且充分運用立法手段以確保區域經濟政策的連續性。自1950年頒布《國土綜合開發法》以來，有關區域發展的法律法規己經形成體系。

4.財政金融支持，強化財政金融工具對落后地區的援助

日本中央政府財政占總財政收入的70%，其中大部分撥付給地方政府，在非均衡發展時期，主要是撥給重點開發地區，在均衡發展時期則主要撥給落后地區。對落后地區的支持明顯體現在財政補貼上。

5.基礎設施推動，大力建設和完善交通系統基礎設施建設

大力建設和完善交通系統是日本政府縮小地區差異的重要措施。道路建設是開發落后地區的前提條件，日本中央和地方的財政支出很大部分是用于交通系統的建設。近年來，日本的調整公路不斷向偏遠的落后地區延伸，加強了這些地區和東京等大城市的經濟聯系，為推動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6.區域經濟政策與相應區域經濟學理論的結合

具體指，日本在每個時期都有相應的區域經濟政策，用以促進落后區域的經濟騰飛和較先進區域的經濟穩定發展。而制定政策必然以關聯的基礎理論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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