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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宏觀政策范文第1篇

2016年一季度投資加速、信貸大幅擴張預示著新一輪經濟周期已經啟動。但市場對本輪“周期歸來”的解讀及未來走勢存在較大分歧。從庫存周期、債務周期、房地產周期來探討這些問題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還不足以解釋當前的“周期歸來”與以往周期的差異。

與傳統的經濟周期不同，我們根據房地產和信用兩個方面測算金融周期，系統地反映了資產和負債端的變化，以此作為考察當前“周期歸來”的框架。以2013年“錢荒”為標志，中國房地產和信用開始放緩，2013年底金融周期見頂，目前還處于金融周期下半場的初始階段。這一階段的經濟增長上行的動力弱于金融周期上半場的經濟周期，持續的時間也較短。

房地產和基建共同驅動了本輪的經濟企穩，背后則是金融部門信貸擴張的大力支持。可是，此前市場還曾經一度擔憂中國經濟遭遇流動性陷阱，那又是什么在推動信貸高速擴張呢？答案是金融系統的宏觀審慎監管放松和政府債務重組。

存貸比考核取消，提升了銀行的信貸投放能力；在去庫存的政策任務下，房貸首付比例下降，促進了房地產上漲和信貸擴張；地方債務置換增強了地方政府融資能力，為基建投資創造了空間。

房貸首付比例的調整既影響商業銀行的風險敞口，也影響資產價格的上行動能，能夠同時刺激銀行信貸擴張與房地產市場，是最有力的宏觀審慎監管工具，比貸存比監管、準備金率、撥備等都更有效，能夠起到金融系統自動穩定的作用。

展望未來，有幾個可能的因素誘發政策在邊際上緊縮，包括經濟結構惡化，資產泡沫風險，以及通脹超預期。政策的邊際緊縮將對經濟產生較大的負面沖擊，甚至引發向下的超調。

房地產去庫存可能不是一個線性的過程，要么效果不大，要有明顯的效果可能就伴隨整個市場的火爆，增加經濟的中期風險。信貸加房地產驅動的資產價格高位上行和宏觀企穩，在短期有助于匯率穩定，但也降低了通過匯率調整紓解外需不足的可能，并且加大了中期的匯率調整壓力。內需方面，房價上漲并沒有形成正面財富效應，反而對消費形成擠壓，抑制了內需。

中國政策推動有序的債務重組，包括地方政府債務置換、債轉股等有利于有序地降低債務負擔，試圖最大限度減少對經濟和社會的沖擊。但問題是，同時試圖避免以房地產為主的資產端的調整，也可能使得資產負債調整失衡，加大泡沫風險、惡化結構。美國雖然是無序調整，對經濟沖擊較大，但是它的房地產市場也一道進行了調整，是一種資產負債平衡調整的去杠桿方式。

其他國家的經驗也顯示，在金融周期上半場負債過高、過度擴張的部門進入調整期之后，房地產等抵押品價格下降，甚至出現泡沫破裂，導致銀行信用大幅萎縮，企業面臨去杠桿壓力。在金融周期還處在下半場調整的早期階段，通過房地產加信貸擴張來刺激總需求，雖然有利于穩增長，但加劇了上半場累積的房地產泡沫和債務問題，只是把金融周期下半場的調整往后延緩。

金融周期下半場理想的宏觀政策組合是“緊信用、松貨幣、寬財政”，2014-2015年基本是這樣的路徑，但最近的“寬信用”似乎是一個偏離。放松審慎監管導致的“寬信用”也減少了未來松貨幣的空間。

促進經濟的可持續增長，需要優化宏觀政策組合、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宏觀政策應回歸“緊信用、松貨幣、寬財政”，必須以房地產調整、高負債部門去杠桿為前提，尤其應避免通過宏觀審慎監管放松來刺激信貸擴張。宏觀審慎監管是穩定金融系統的工具，不應成為逆經濟周期的調節工具。結構性政策方面應推進財稅等體制改革，通過幫助家庭有效降低生育孩子的經濟成本來提高生育率。

最近的宏觀政策范文第2篇

面對這復雜紛繁的市場局面，我們如何來看待、如何來認識。首先從5月份開始不少地方的住房銷售確實是在增加，無論是從同比來看還是環比來看都是如此。但是，與國內房地產市場已經持續近兩年的低迷局面相比，銷量增長一些并非是多大的事情。值得觀察的是這種銷售增長能夠持續多久？

其次，5月份以來國內住房銷售回升，很大程度上是與住房市場的價格開始下降有關。無論是從國家統計局最近公布的數據來看，還是從中國房地產指數研究院公布的數據來看，5月份全國100個大中型城市的住房價格基本上是處于下行通道上。住房是一種完全分散、非標準化的產品，只要價格下跌，總是有居民進入。房價下跌住房銷售增加，正是市場機制一種平常反映，根本就不值得大驚小怪。如果國內各城市的住房價格下降的幅度更大時，那么進入住房市場的消費者會更多。在投機炒作逐漸擠出市場之后，當前國內住房市場銷售問題仍然是一個價格問題，仍然是一個價格下降多少的問題。

第三，住房銷售有所增加很大程度上與最近政府宏觀政策有所轉向有關。但是這次“穩增長”宏觀經濟政策逆轉，與2008年下半年有很大不同。比如2008年下半年存貸款利率下降了216個基點，而今年只是25個基點；2008年有一個四萬億財政，今年則只是強調增加對基礎設施投入等。然而宏觀調控政策逆轉，很容易改變住房市場之預期。加上有2009年房價暴漲經驗，消費者擔心錯過當前這個機會，進入市場代價會更高；對于住房投機炒作者來說，擔心錯過了這次賺錢的機會就再也沒有機會了，所以他們會突破當前各種限制進入住房市場，這可能是當前住房市場銷售突然快速增長最為重要的原因。

正因為，市場預期對住房銷售是如此之重要，也就使最近的時間里，各種關于住房政策松綁謠言、購房潮興起、房價將暴漲等的傳言蜂擁而來。這正說明了房地產開發商、地方政府、住房投機炒作者及強大希望住房價格上漲的既得利益者正在通過各種方面來操縱市場信息與社會輿論，以此來改變整個市場預期，讓吹得巨大的房地產泡沫重新吹大。

比如，央行減息問題。當前央行減息對房地產市場影響巨大，但一些人就把央行降息看作是7折優惠住房貸款利率又出現，有人甚至于鼓吹“住房貸款100萬，7折優惠住房貸款利率比基準利率相比可節約利率28萬”荒誕結論。但實際上，這是根本不存在的事情。

最近的宏觀政策范文第3篇

按:1999年12月17日,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邀請部分專家、學者就“中國宏觀經濟和金融體制改革”進行了專題研討。以下是部分專家、學者的觀點。

關于中國宏觀經濟和金融體制改革的討論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謝平:到目前為止,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當中始終沒有解決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這個問題,這是我們在具體工作當中碰到的比較尖銳的問題。也就是說,在中國,盡管市場經濟進展到現在,政府究竟哪些事情能干,哪些事情不能干,實際上還不是很清楚。現在采取的許多宏觀經濟措施還是政府主導的,比如積極的財政政策、三年國企解困、債轉股、開發大西北、發債1000億、配套貸款1000億、限產壓庫等等。這些宏觀政策實際上都暗含一個前提,政府是可以駕馭市場經濟的。實際上,這個前提本身不存在。為什么呢?一個很重要的前提是,政府在市場經濟情況下,已經不可能、沒有這個能力、沒有這個信息、沒有這個知識、沒有這個資源來確保經濟運行逼近多重目標。對于一些經濟總量,比方說總投資、總消費、總股價、總價格水平、總儲蓄,政府目前也沒有辦法確保它們的總量和速度。

第二,有關金融改革。目前,對金融改革的不同學術觀點相當多,存在很多爭議。金融改革進展到現在,實際上剩下的是三個比較簡單的問題:國有商業銀行改革、利率自由化、人民幣可兌換。中國金融改革的順序和其它國家相反,我國是金融改革都改完了,最后利率還沒有市場化。別的國家金融改革的第一個階段就是利率市場化。從中國整個價格體系來看,所有的價格基本上都放開了,唯獨利率價格目前還是管著的。能不能管得住是個問題。

第三,在中國宏觀經濟運行中,貨幣政策效果有多大?這兩年來,原來覺得財政政策可以引致出需求來,現在看來也不如想象的那么多,特別是在消費和非國有投資的增加方面,引致出來的總需求也不是那么大。貨幣政策究竟在中國有多大作用?現在看來,貨幣政策在中國是困難重重。基礎貨幣增加比較慢,基礎貨幣投放的渠道比較堵塞。利率已經連續7次下降。1年期存款的名義利率已經到了2．25%,名義利率已經基本降到谷底。盡管通貨膨脹率是-3%,實際利率是5．5%,但一個國家的名義利率不可能再低。其它政策,如公開市場政策也不行。工農中建現在手中拿的國庫券是最好的資產,不可能賣給央行。擴大再貸款,現在大家不要你的再貸款,這也比較困難。

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講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中國宏觀經濟與金融改革。在過去20年中國經濟改革和結構變化中,最大的變化是我們發展起了一個很大的非國有部門,它占74%的工業增加值,63%的GDP。但是,我們沒有發展非國有的金融機構,這是一個大問題。非國有機構在整個金融資產中所占的比重不到20%,這還算上那些國有股份制企業。自然產生的問題是,創造了不到40%國民總產值的國有部門占有著大多數的金融資產,而創造了70%產值的非國有部門占有著少部分的金融資產。這就產生了雙重問題。一方面,國有企業壞債發展到了難以容忍的地步。另一方面,非國有經濟的融資渠道不暢,發展受到融資的限制。1998年中央政府、中央銀行積極鼓勵銀行向中小企業、非國有企業貸款。但是1998年盡管增量有所增加,但非國有經濟總的感覺是融資渠道在收縮、在下降。因此,1998年非國有投資第一次出現歷史上下降的局面。一方面,國有企業已經難以為繼;另一方面,非國有經濟也不能發展。因此,當前宏觀經濟的問題確實直接和金融體制的問題相關。從這個角度來看,要想根本解決問題,金融改革是當務之急。

怎么實現金融體制的改革呢?中國改革的一個重要經驗和教訓是,你想改革這個體制,第一步要做的是去發展新的東西,而不是先去改舊的東西。第二,沒有新體制的發展,沒有競爭的發展,是不會改革的。國有經濟現在之所以改革,是因為非國有經濟的很大發展,市場競爭的很大發展,逼著它去改革。金融體制也是這樣,金融體制現在最缺的是競爭。現在很多人寄希望于開放和外資機構的進入。對外開放了,對內競爭怎么發展。而且對內競爭的發展能夠培養對金融市場的管理水平,能更好地應付國外歷史悠久的機構進入中國后的管理問題。我認為,現在從金融改革的角度來看,發展非國有金融機構、非國有銀行和非國有金融應該作為首要的任務來做。這件事情做好了,其它很多事情會跟上,包括國有企業的改革、國有銀行的改革。最近我們作了一些調研。浙江有些信用社是真正私人的信用社,壞帳率為0．06%。地方的中小銀行之所以能更好地為中小企業服務,是因為它運用了許多地方的信息,它的交易成本可以很低,效率可以很高。因此,第一步是創造競爭性的環境。

第二個問題是關于貨幣政策和宏觀政策的運用問題。貨幣政策現在的效果確實有限,其基本原因就是剛才所說的,因為我們現在的通貨緊縮、宏觀經濟的運行狀況恰恰是由于金融體制的問題造成的。但是,貨幣政策效果不大,并不是說不需要貨幣政策的配合。即使搞財政政策,也需要貨幣政策的配合。這一點,我們需要有所認識。謝平剛才講過,財政發債券,銀行巴不得拿債券,它可以當好資產,一年就可以不干事了。然后基礎貨幣不能增加,債券就有了擠出效應,政府投資的增加實際上擠掉了一部分私人部門投資的增加,因為政府投資等于把貸款吸過去了,而基礎貨幣并沒有增加。如果可以通過其它渠道,比如增加基礎貨幣來發債券。因此,在此提出的問題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問題。當然,這是一個比較具體的技術操作問題,也是這幾年在宏觀政策研究和操作方面值得吸取的教訓和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國務院政策研究室宏觀司司長李曉西:先舉兩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是,財政政策走來走去,走到了金融改革。大家都知道,財政政策中關系重大的是發國債。發國債這個問題,本來是財政政策,但往前再走一步,就是貨幣政策,和貨幣公開市場操作工具相關。我們現在的公開市場操作過程中的債券和品種很少,短期的更少。因此,需要豐富的國債品種,這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結合點。我們現在發國債,都是商業銀行接收。商業銀行接收后,是在銀行間市場上進行交易,銀行間市場和交易所市場沒有溝通起來。因此,國債公開市場操作沒有一個統一的資本市場,限制了貨幣政策調控的能力,也限制了財政政策發國債對經濟的作用。一個新的問題是:這兩個市場之間能否有一個溝通?進一步的問題是為什么會有這些市場呢?各類資本市場的統一就涉及到如何理順央行、證監會、保監會的關系。一步一步推下去,就會發現,財政政策確實需要金融體制改革的配合。順便說一句,兩個市場溝通起來,需要利率市場化。第二個例子是,從貨幣政策往前走一走,也會走到金融體制的改革。貨幣政策最集中的是貨幣供給量的問題。人們常說,和上一年相比,M0、M1、M2差不多都增長15%左右,而且貨幣政策該放寬的都已經放寬。但最近的企業家調查系統調查了3500家企業,反映的第一大困難是資金短缺問題。一方面,資金供給已經放得比較寬;另一方面,企業感到資金還比較緊張。這如何解釋?這就涉及到金融體制改革的問題:利率沒有市場化。利率沒有市場化,判斷貨幣供給的多少,就沒有利率這個最準確的標準,而只能是看同比。同比的問題是,和5年、10年的平均數相比,感到比較合理;可是和超常時候相比,感覺到比那個水平要低。但實際上很難說清是否正常。一方面水庫里有水,一方面地里的小苗感到干渴,沒有水喝。這就說明我們整個金融體制的傳導機制發生了困難。首先,中央銀行再貸款給商業銀行,商業銀行寧可去買國債,寧可少擔當貸款的風險,自我約束和自我激勵是不對稱的。同時,它自己設立的約束機制也非常強,有信貸員終生負責、三級審貸制等等。商業銀行從本質上來看,是國家銀行,可以到財政部核減虧損指標。它要是不盈利,是不是就不生存?如果真是西方類型的銀行,就不能生存了。不賺存貸利差,憑什么生存和發展?因此,要改革商業銀行,使商業銀行的行為真正商業銀行化。貨幣政策要真想知道供給量的多少,知道錢流到企業中去能否用得起來,就必須要改變金融體制。

三個結論。第一,經濟發展到今天,我們的經濟已經到了相對過剩的階段,我們的改革也到了攻堅階段。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改革統攬全局”。我認為這是改革到目前階段不能回避的主題。人們越來越認識到這一點,如果沒有改革的推進,發展很難持續。第二,小的政策調整、小的改革,也有助于宏觀調控。另外,有人認為,宏觀調控是短期的,體制改革是中長期的。我認為不完全是這樣。有些小的制度調整,短期就見效。比如同行拆借市場,現在允許進來七家證券公司,情況馬上和原來有變化。大的根本性的體制改革,當然需要很長時間。就體制改革本身而言,很多小的制度改革,不要忽略。第三,經濟體制改革從總體上看是漸進的。但我認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是漸進和激進相結合的。一個階段是激進,一個階段是漸進。對于激進還是漸進的判斷,不能僅從速度來看。有些東西的變化是質的變化,質的變化就是激進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研究所副所長、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李揚:關于中國宏觀經濟形勢,說經濟形勢好,GDP前三個季度增長率為7．4%,在世界上是很好的指標;凈出口在增長;經常項目的盈余在擴大;公布的數字說企業的效益在轉好,等等。壞消息也有,物價持續下跌;財政赤字在增加;失業率并沒有改善;收入水平看來是在下降。人民銀行最近公布存款數據,居民存款在下降,企業存款在增長。對居民存款下降的解釋是7次降息加上征收利息稅。更基礎的原因是收入跟不上。各方面的消息非常混亂。最近得到武漢的一個消息是,盡管7次降息加上加稅,武漢的居民儲蓄存款仍在巨額增長,據調查,老百姓說存款仍然是儲蓄的主要形式。我是傾向認為武漢的居民是對的。目前我們沒有幾種儲蓄形式,實物儲蓄沒有,股票、債券不能染指,只有存款。消息的混亂,不是一個好現象。從1996年開始,中國經濟一直處于極為矛盾的狀況。

中國經濟正處于一個深刻的結構調整過程之中。大家都談結構調整,講這個詞時,大家心里想的東西是不一樣的。在中國的經濟學詞典里,特別是官員講結構調整,就是長線和短線。長線壓一點,短線增一點。現在的結構調整則不是那么回事。首先,它是在全世界進行結構調整的大背景下進行的。其次,是在全世界都在發展市場經濟這個大背景下進行的,是在全球經濟過剩、通貨緊縮的背景下進行的。這幾個背景是非常強的背景。從中國的情況看,結構調整很重要的是更新它的科技基礎,總體來說要提高經濟效益。這樣一些事情是非常大的事情,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因此,我們將會有一個長期的中速發展過程。

說得具體一點,現在的有利因素有一些,第一,中國事實上還在完成工業化,工業化是能解放生產力的,從供給方面會有增加,從需求方面也會有貢獻。第二,它在進行體制改革。體制改革盡管沒有改革初期皆大歡喜的結果,但凈的效果還是會促進經濟增長。第三,中國政府已經高度重視了這樣一些問題。各種各樣的措施都從傳統的控制通貨膨脹為主的基點轉向促進需求這樣一個基點,這是很大的一個制度性的變化。我覺得有這么幾個大的條件存在,中國經濟不會太差。

最近的宏觀政策范文第4篇

然而，問題在于，威脅世界經濟復蘇的主要因素究竟來自何方?這一點經濟界的說法很多，各種經濟研究機構，各類經濟決策層關注的重點亦頗為不一。我以為，要想對威脅世界經濟復蘇的主要因子有個好的把握，同時有助于找出大的一些隱患，據以對下一步的世界經濟走勢建立較為準確的判斷，同時為我們的經濟，產業乃至企業發展尋找機會，因此。須著眼于主宰世界經濟的幾個大經濟實體的隱患，換句話說。就是所謂的“大國經濟之憂”

何以僅談“大國經濟之憂”而不去理會小國之難呢?原因很簡單，這個世界普遍盛行著某種“二八現象”：全世界80％的科學技術知識，是由占科學家總數不到20％的精英們提出的：全世界80％的財富，是由占全球已開發地域不足20％的產業高集聚區創造的；全世界80％的杰出人才，是由占世界高校總數不足20％的大學所培育的……。

在時下的中國，此種“二八現象”表現得最夸張的地方，大概要首推兩個領域了：一個是包括大學在內的行政事業單位的人滓于事；另一個是國民財富分配的不公。就當代世界經濟的國別分布來看，“二八格局”更是再明顯不過了!在世界200多個經濟實體中，占據支配地位的經濟體不足總數的20％。這便是所謂“大經濟實體”。大經濟實體中最具影響力的經濟體，要屬“三大”加“一磚”了。“三大”即美國，歐盟和日本三個最大的發達經濟體。按照世界銀行早先歸總的數據，還在此次衰退前夕即2007年，全球經濟總量(GDP)約合54.3萬億美元，其中。三大加起來就超過35萬億美元，占全球經濟總量的一半以上!“一磚”即“金磚四國”，這完全是個“概念化”的“虛擬實體”，由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四國組成。這是目前全球經濟活力最失的：新興市場經濟“中最大的四塊”這四個新興市場經濟體經濟總量加起來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在金融危機之前的2007年既已超過13％，遠大于日本。而在經歷了金融危機之后，它們的相對規模進一步增加。按照權威機構最新數據計算，2009年“金磚四國”加總的GDP，已占到世界經濟總量的15.3％，比危機前提升了2個百分點。

早先我曾說過，判斷全球經濟走勢，除了要盯住大的經濟體以外，還應按照經濟分析原則做點“簡化處理”，簡化的一種選擇就是盯住“關鍵”的經濟體。何為關鍵々就此次經濟衰退及其復蘇動力而言，“三大”中美國最為關鍵，“金磚四國”中中國最為重要而關鍵。美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影響力自不待說。這里僅說下中國。目前中國的經濟總量占了“金磚四國”的一大半，比“金磚”別的“三個角”加總的規模還要大。作為全球人口最多同時增最快的新興市場經濟體，中國經濟增長的全球貢獻率也最大。恰是從這個意義上，我以為要梳理下一步影響世界經濟復蘇的隱患，除了“三大”而外，在“金磚四國”中，只需關注中國經濟即可。

日本：通縮周期病返潮

就最近一連串涉及日本經濟的及其進展來看。接下去一年，日本經濟至少有三個大的煩惱。

日本經濟三大近憂

第一個是相對經濟實力的下降，這中間最具“臨界”意義的，就是全球第二經濟大國地位無可挽回地失去。客觀地來看，自1991年泡沫經濟破裂以來，十數年間日本經濟的相對規模，多數年份都在下滑。

權威機構的比較研究顯示，若以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美國的經濟規模為100，則在“泡沫經濟”崩潰后的頭幾年，即從1991年到1995年間，日本經濟的相對規模一度還有所上升，由1990年的53％升至1995年的71％。然而自1995年以來，其相對規模便迅速下滑：2000年跌至相當于美國經濟規模的47％，2005年跌至36％，2009年跌至約35％!

與此同時，中國的名義GDP(國內生產總值)持續高增長，同樣以美國經濟為100，則1990年中國經濟僅相當于7％，1995年提高到10％，2000年提高到12％，2005年提高到18％，去年即2009年已躍升至接近35％的規模，與日本經濟不相上下。如若不出大的意外，則2010年可達到相當于美國經濟規模的38％，超過日本不在話下!不僅如此。以中國人口、資源規模以及潛在經濟增長力推算，日本經濟一旦為中國所超越，將意味著永遠失去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地位。上世紀70年代當日本經濟坐上這個“寶座”的時候，曾經令其國民自豪不已。2010年當日本無可挽回地失去這個寶座的時候，其國民尤其是產業界的傷感，當是不難預料的!

第二個是制造業的麻煩。

這個麻煩是由豐田召回事件引出的。在西方世界或日文明國度，汽車召回原本是久已形成的產業慣例。然而，這一回日本豐田的召回則頗有些不同。這種不同首先是與豐田在日本制造業中的顯赫地位分不開的。豐田不僅代表著“日本制造”的精良品質，而且還是日本企業管理水準的象征。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日本消費者形成了一種看法，這種看法逐步感染了別國的消費者，這便是“日本制造”即等于“全球品質第一”。這個品質原本是由豐田、松下、索尼等戰后崛起的一批“英雄式”企業所創造并維持下來的。

現在這個“神話”要給豐田破壞了，至少可以說給玷污了。

不僅如此，此次豐田召回事件發生的國度和時機，也意味著麻煩不會立馬化解。這次召回浪潮是由美國消費者掀起的，目前種種跡象表明，美國政府經濟政策主基調業已由去年的調結構優先變成了保就業優先，由此決定了美國貿易政策攻擊性的驟然強化，國內貿易保護主義情緒在抬頭。這個節骨眼兒上發生了豐田召回事件，恰好授人以柄!別的不說，單是原本處在危難中的美國汽車制造商利益集團及其在國會的代言者們，就能借以推波助瀾，使其復雜化!

第三憂是通貨緊縮返潮。

這是日本經濟最具特點的“病癥”之一，也是自上世紀90年代初“泡沫經濟”崩潰以來周期性折磨日本經濟的最麻煩的病癥之一。我們知道，對于一個經濟體而言，通貨膨脹不好，因為通漲有財富分配效應，會加劇社會財富分配不公態勢，進而影響社會穩定。然而通貨緊縮更要命。退貨緊縮具有投資與消費的“雙重縮減”效應，不僅會傷害投資人的利益，抑制投資因而抑制產業擴張，而且還會抑制國民消費。因為消費者普遍具有“買漲不買跌”的傾向。通貨緊縮的這兩個縮減效應的合力，將置經濟于停滯之中且難以自拔。這方面日本在過去十幾年有著太多的經歷!目前復蘇中的日本經濟，也有這種跡象。這也是日本經濟界所擔憂的。

“少子化”惹的禍?

有趣且值得留意的是，在日本學界不少人看來，

上述煩惱多半可歸因于“少子化”現象，至少前兩個可歸因于“少子化”。他們認為，由于過去30多年日本出生率的不斷下降，人口總規模不增反減，由此引出了兩個效應：一個是勞動力供給量減少，另一個是年輕一代吃苦耐勞精神減弱。前者與經濟規模相對下降聯系在一起，后者則與制造業一線技術工人素質以及產品品質提升緩慢緊密相關!

有關統計數據顯示，近年日本人口出生率下降、“少子化”以及勞動力供給不足的確是不爭的事實。人口統計數據顯示，過去十年間日本出生率與死亡率已經發生了“倒置”，由前者高于后者變為后者高于前者。其中僅2000年到2008年8年時間，出生率就由千分之9.96降至千分之7.87，降低了2個百分點以上!同期人口死亡率卻由千分之8.15升至千分之9.26，超過出生率。其結果是人口自然增長率呈負值。這應該是勞動力供給減少的主要因素之一。除此而外，人口老齡化顯然也對勞動力的供給產生了較大的影響。統計數據顯示，從2006到2009年短短三年，日本老年人口(65歲以上)占比就上升了2.2個百分點，由20％升至22.2％。一般而言，工業化國家人口增速因勞動人口供給的下降，對其經濟總產出的擴張確有延緩乃至縮減效應。這種減少與與制造業勞工素質之間的正相關性，則缺乏實證檢驗的支持。因為正常情況下，技術進步尤其是勞動節約型技術進步會彌補這個缺陷。

歐盟：制度缺陷抑制復蘇

歐盟上述體制上的缺陷對于經濟的負面影響正在擴大，由于這些缺陷的放大，歐盟的復蘇不僅將晚于美國和別的OECD國家，而且其“二次探底”概率要高得多。

歐盟是個高度一體化了的經濟與政治組織，還不可與美國、日本那樣的單個國民經濟相比。但由于其內部一體化程度很高，且實施著劃一的貨幣政策，越來越被國際社會視為一個經濟實體了。2010年余下的時段以及下一年這個大經濟體的前景究竟如何?希臘危機實際上已經露出了明確的信號：未來麻煩不小!

歐盟經濟之憂由希臘危機唱響

希臘危機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簡單地說是債務危機，是公共債務危機。這不是美國式的“次貸危機”那樣的債務危機，就是說不是公司或家庭債務危機，而是整個國家的財政發生了債務危機。說具體點，就是國家的財政入不敷出。赤字特大，借助發行債券度日，且債券發行超過應有的限度。危機暴露后人們發現希臘政府年度財政赤字已經占到GDP的12.7％，公共債務占到年度GDP的近120％，都大大超過歐盟有關公約所定3％和60％的“上限”。這個程度，如果說得嚴重點，實際上意味著政府近乎破產，無力自救!如若不借助外力去救助的話，希臘政府必破產無疑!導致政府乃至整個國家財政破產鏈條的“前半截”，大體上可做如下描述：

公共債務危機政府公債信用級別下跌公債發行困難公債還本付息落空……

希臘經濟規模雖然不大，但危機的破壞性影響則不可小覷。就此次危機發生以來的事態進展來分析，其破壞性影響實際上一度在三個空間層次上在擴散：

第一個是歐元區范圍。希臘是由16個歐盟國家組成的歐元區的重要一員。2001年就放棄了本國貨幣而采用歐元。希臘危機若處理不當，無疑會導致這個區域貨幣體系陷入困境，甚至可能歸于解體。第二個層面是歐盟范圍。希臘是27個歐盟成員國之一，同時是較老的成員之一。歐盟一體化安排將希臘商品市場與資本市場乃至經濟政策都與歐盟核心國家綁在了一起。希臘債務危機實際上已經危及到歐盟一體化進程，對于剛剛經歷了“金融海嘯”打擊的歐盟經濟，尤其是歐洲大陸經濟，無異于雪上加霜。第三個層面是世界經濟。目前世界經濟雖已露出了復蘇的曙光，但不確定因素太多，前景實難逆料，稍有風吹草動即可能導致復蘇逆轉。希臘危機發生在發達國家財政普遍吃緊的背景下，其負面影響有被放大的危險，因此不可小覷!

上述三個層面的負面影響一旦遇到別的“放大”因素，或可能放大希臘債務危機的負面影響，最終危及世界經濟復蘇，這一點不能不令國際社會關注!就這個意義上，希臘危機不僅僅是歐盟及歐元區的麻煩，也是整個世界經濟的麻煩!必須予以高度重視。而就歐元區與歐盟兩個空間視野來看，希臘危機雖然可借助眾力“抹平”，但希臘的緊縮或可產生惡性鏈條效應，延緩歐元區乃至歐洲經濟的復蘇。

歐盟的制度缺陷

希臘危機雖然近期才發生，但其隱患由來已久，甚至可追溯到2001年該國加入歐元區時段，與那時的一項“權宜”安排密不可分。歐元區啟動之前原本就有好些個協議，要求成員國抑制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后來還達成一個公約，即《穩定及增長公約》，提出了一些明確的約束條件，其中對于公共財政的約束條件是，成員國財政赤字不得超過GDP的3％，公共債務不得超過60％。這原本是個硬性規定，尤其是對歐元區國家約束更強。然而在后來的實施過程中，絕大多數成員國都超過了原定標準。現在看來，希臘超標最大。要命的是，實際上的預算赤字超標被有意地掩蓋了起來，表面上看起來赤字比重不大，且大體合乎公約要求。但實際上超標程度很大。這意味著某種欺騙，是政治家們的欺騙!之所以能發生這種事情，多半得益于總部設在美國的一些國際咨詢與投資兼具的巨頭們的“技術處理”!目前翻出來的典型案例，要屬高盛公司了。在希臘為加入歐元區而“做平”其赤字比重的努力中，高盛借助其嫻熟而高超的金融運作，幫助希臘掩蓋了部分赤字!這中間最重要的一種手段，就是所謂貨幣掉期交易了!

一般而言，貨幣掉期就是將一定額度的某種貨幣在兩個時點買人賣出或做相反操作，或日調換時點。這屬于掉期業務的―種。我們知道，經濟學意義上的掉期交易，是指交易雙方在兩個不同時點資產或者現金反方向的交換操作。通過這種操作可以化解未來不確定性引出的可能風險。但現在看來，高盛給希臘的操作，原本就處于隱瞞債務的目的，而非金融界常用的避險。它的做法是，讓希臘政府把以美元、日元等外幣發行的政府遠期債券，置換成即期歐元貨幣流，并約定八年之后即2019年再歸還外幣債券并付息。這種“掉期”不僅跨度大，而且涉及到利息，顯然超出了一般意義上貨幣掉期交易的范疇，一般意義的貨幣掉期文易，僅涉及到兩種貨幣間的跨時兌換，并不涉及利息。

不難推斷。當年希臘政府由于有高盛等投資咨詢公司諸如此類的操作，將未來歐元現金流拿到當時去“頂包”，表面上自然達到了歐盟公約的要求，但卻預埋了今天的危機。因為赤字終歸是赤字，再怎么倒騰，也難以抹掉的。不僅如此，這樣的掉期操作，事實上還增加了財政利息成本。現在看來。高盛的這一招，雖然救了希臘的急，助希臘順利達標加入了歐元區，但留下的后患可謂無窮!這也就是經濟學家們常說的，“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

表面上看，希臘危機引出的問題是歐元區幾個成員國的自身問題，但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政府赤字及公共債務“超標”，并非個別成員特有，而已是歐

盟國家的普遍問題。現在各方都在揣測并擔心，希臘隱瞞赤字及公共債務或許僅是冰山一角!事實上葡萄牙、西班牙以及意大利等成員國，都存在類似問題。更有甚者，歐盟那個公約要求的赤字占GDP比重，目前沒有幾個成員能達到。這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歐元區乃至歐盟一體化在體制上就存在缺陷――難以克服的缺陷。

三大病灶考驗歐盟未來

還在歐盟建立單一市場之際，許多有識之士就指出，未來的體制存在天然缺陷，遇到經濟波動，成員國政府自主調節能力減弱，無助于消弭經濟衰退。現在看來，這個預測多半給言中了。無論歐盟也好，歐元區也好，在體制上的確存在一些難以解決的缺陷，其中三個缺陷最為明顯：

第一個是，一體化制度安排導致了經濟活動核心一分野的加速。具體表現是，希臘、葡萄牙、西班牙等“邊緣經濟”與法國、德國以及英國等核心大國之間的差距難以彌和，日益被邊緣化。一體化事實上導致了前一類國家人力資本的大量流失，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但后一類國家的效率并未有明顯的提升。事實上自歐盟統一大市場建立以來，其總體的經濟表現一直就差強人意，最好的年份經濟平均增速也就2％多點，多數年份增速在2％以下，難以和美國經濟的強勁表現相提并論。這意味著經濟一體化，加上歐盟的不斷擴大，實際上犧牲了部分經濟效率。

第二個是，歐盟范圍內統一的貨幣政策和力求一致的財政政策體制安排，與國別經濟政策實施要求的靈活性存在難以克服的沖突。歐盟自實現內部統一大市場及建立歐元區以來，力求統一宏觀經濟政策，貨幣政策基本由歐洲中央銀行掌管，同時要求成員國約束財政赤字。

由此在成員國政府那里，兩大宏觀政策中，只有財政政策具有一定靈活性。干預經濟活動尤其是反經濟周期，只能訴諸財政政策，而無法利用財政政策，更無法像獨立經濟體那樣靈活搭配兩大宏觀政策。經濟學研究揭示，理想的宏觀經濟政策應是兩大宏觀政策的適度“搭配”。一般而言，松的財政政策需要略緊的貨幣政策予以配合，或者相反。但在歐盟先行一體化體制安排下，成員國尤其是歐元區國家自主運用貨幣政策的權限及空間很小，只能動用財政政策一個工具，無法輔之以本國期望的貨幣政策，這顯然無益于改善國別經濟運行狀況!

第三個缺陷是，國家聯盟本質與單一經濟體一刀切的經濟政策之間的沖突。理論上來看，歐盟目前的一體化程度，都到了實施統一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地步，就是說歐盟委員會可以仿照美國聯邦政府那樣去制訂與實施統一的宏觀政策。然而由于各成員國是獨立的國家，歐盟權力機構還無法像國別政府那樣去推行一致的政策。好的宏觀政策難以得到成員國一致的遵循，其有效性就要大打折扣了!此次希臘政府隱瞞債務，就暴露了這方面的問題。

客觀地來看，進入“后金融危機”時段以來，歐盟上述體制上的缺陷對于經濟的負面影響正在擴大，由于這些缺陷的放大，歐盟的復蘇不僅將晚于美國和別的OECD國家，而且其“二次探底”概率要高得多。

美國：滯漲的誘惑

即使不考慮實際失業率，要將名義失業率降到“正常水平”，即5％左右的水平，至少得花7年時間，即到2017年。

美國經濟正在復蘇，單就GDP和制造業訂貨判斷，復蘇的勢頭亦顯得亦很強勁，但復蘇的基礎很不穩固，這多半是美國及國際經濟界的一個共識。復蘇基礎不穩的原因，多半與兩個彼此依賴的隱患或威脅聯系在一起。兩個隱患或威脅不僅有可能引出美國經濟的“二次探底”，而且還構成了未來數年美國經濟震蕩的“基礎因子”。

失業率與財政赤字雙高

兩個隱患中最緊迫的一個，是高居不下的失業率。美國經濟雖然在2009年3季度恢復了增長，四季度甚至達到5.6％的超高增速。但此次美國經濟的反彈，明顯地屬于效率型的而非就業創造性的。這方面最明顯的標志之一是，代表產業效率的主要指標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升，但就業并未有相應的反彈。

具體說，美國經濟在去年3季度開始反彈，四季度加速，兩個季度經濟由谷底到高峰變化了近12個百分點，即由下降近6個百分點到增長5.6個百分點，但期間就業并未同步反彈，“滯后”反應明顯。失業率在2009年10月份達到戰后創紀錄的10.2％之后，到2010年3月長達4個月間只略有下降。目前依然位于9.7％的高位。直到最近的時段(2010年3月)，就業還是負值。

然而即使那個“略有下降”也值得懷疑，因為這個官方數據屬于經濟學意義上的“名義失業率”，僅含失業半年以上的“積極尋找工作”者，并未包括那些放棄了尋找工作的失業者，更未計算那些工作職位朝不保夕'靠打零工維持生計的“就業不足”者。如若將這些半失業的人也算在內，則目前美國的實際失業率當在17％以上。冷靜地分析，即使不考慮實際失業率，要將名義失業率降到“正常水平”，即5％左右的水平，至少得花7年時間，即到2017年。這還是較為樂觀的估計!

另一個是空前且還在不斷增長的財政赤字，這屬于刺激政策的一大“后遺癥”。我們知道，此次美國經濟較快恢復增長的主要原因，并非完全依靠市場力量，而主要借助大力度的政府救市與刺激計劃。為此驟然推高原本就有很高的財政赤字。粗略統計一下，2008年10月份到09年10月一年，美國兩屆政府花出的救市和刺激計劃支出就高達14870億美元(小布什$7000億，奧巴馬$7870)，把原本就已經很大的財政赤字推到一個新的高峰。

但這還不算，自那以來迄今，即使經濟復蘇已經露出了較強勁的勢頭，但無論美國政府還是央行聯儲決策者，都不敢輕言刺激政策的“撤出”，不得不延續刺激政策，繼續增加財政赤字。由此事實上在醞釀著新的危機因子，這便是債務危機。客觀地看，在2010年剩下的時段乃至其后數年，威脅美國經濟穩定且影響深遠的因素。要屬潛在的債務危機了，這個潛在的危機雖然是由赤字財政政策引出的，但表現為龐大且不斷增長的國債。

龐大的債務以及赤字財政，原本就是美國戰后以來宏觀政策干預的特色之一。然而這一次則不同，還在2009年10月份即上一個財政年度末，該比率就超過86％，比上個財年凈升了16個百分點，2010年預測接近100％，2011年將進一步上升。

另一個是還本付息時段緊迫而集中。權威機構測算，未來10個月，美國將有2萬多億公債券到期需要還本付息，加上從去年10月份開始的新財年預算新增的赤字預算1.5萬億美元，總額高達3.5萬億美元。這些赤字全部要靠發行新的公債來周轉。然而問題在于，在美國金融業剛剛經受了一場空前嚴重的危機，在華爾街“元氣”尚未恢復的背景下，美國國債市場并不被投資者看好，國債發行隨時都有受阻的危險。而一旦國債發行受阻，勢將引出“債務炸彈”。

鏈條效應釋放殺傷力

美國經濟潛在危機的鏈條是：

赤字財政增發公債債券發行受阻美聯儲

信貸增發紙幣美元危機經濟災難。

具體而言，一旦美國政府債券發行受阻，便不得不訴諸聯儲信貸，而聯儲給政府的任何信貸都須依靠增發紙幣支付，增發美元紙幣的直接后果，無疑是削弱美元地位。實際上自2008年以來，美聯儲為幫美國經濟復蘇，增加金融系統的流動性，已經過量投放了2萬億美元的紙幣，如若再增發紙幣，勢必引出美元危機。在目前美國商品進口遠遠大于出口，國際收支赤字累累的背景下，這種可能性無疑在增大。而一旦美元貶值，則會立馬引發通貨膨脹。而通脹一旦襲來，宏觀政策便不得不被迫緊縮。其結果是不難預期的，這便是經濟的滯漲，亦即停滯與通貨膨脹同時降臨。

中國：通脹漸行漸近

沒有政府政策激勵，尤其是出口退稅以及各級政府明補與暗補，外貿將無法繼續擴張!

2010年余下的時段以及下一年，中國經濟隱憂也不少。最大的同時最為緊迫的隱憂，當首推通脹威脅的亦步亦趨。中國式通脹的未來

這個威脅實際上已為開年經濟數據“亮點”后面的一些隱憂顯現出來了。早先的分析認為，2010年2月份數據顯示，兩個價格指數背離以及CPI下降的“亮點”不再，變成了一致的上升。其中令人擔心的CPI，一個月內上升了1.2個百分點，2月份達到2.7％，PPI也升了1.1個百分點，達到5.4％的高位。后者距2008年年初“撬動”通脹的價格水平(6.1％和6.2％)不遠，前者則已升至接近“中國式通脹”的“臨界值”了。

這意味著，通脹威脅已經不再是假象，而是實實在在的了。按照以往數據推斷，CPI一旦進入3～4％的區間，往往會加速上升。因此3～4％的CPI可視為中國式通脹的“臨界值”。以往經歷還表明，CPI一旦躍上3～4％的水平，即使采取迅猛的收縮政策，也顯得有些行動太遲，往往需要相當長時段才會使其逆轉。

有人或許不同意這一看法，會拿2008年至2009年初的數據來“較真”反駁，那一次通脹威脅去得很快!但不要忘了，那一次有個重要背景，這便是愈演愈烈的美國“次貸危機”及其引發的美國經濟減速直至衰退，給“輸入式”通貨膨脹以“釜底抽薪”的影響。由此將中國的通脹變成了通縮。這一次顯然有所不同。這一次促成CPI高企因而通脹威脅上升的因素，首先源自國內經濟發熱。

客觀地來分析，通貨膨脹威脅如若進一步上升，勢必將置宏觀經濟政策于兩難境地。兩難的局面將在兩個層面同時展現開來：一個是宏觀政策主基調，主要是貨幣政策基調。正常情形下，CPI一旦攀高，首先要做的事情無疑是收緊貨幣政策。然而令各方尤其是決策層為難的是，國內經濟剛剛恢復預期的高增長，尚未形成增長“慣性”。世界經濟也剛剛露出復蘇的跡象，基礎還很脆弱，這個時候如若貿然收緊貨幣政策，勢必危及剛剛恢復的經濟高增長，使此前的系列政策努力前功盡棄。由此置宏觀政策基調于左右為難的境地。

另一個層面的兩難，則將表現在宏觀經濟政策工具取舍上。具體地說，在三大貨幣政策工具尤其是在兩大工具即儲備金比率和利率工具之間，央行取舍處在兩難境地。一般認為，在貨幣政策三大工具中，利率工具彈性最大，公開市場活動彈性其次，儲備金比率最小，而政策工具對微觀經濟主體傷害的程度，則與其彈性呈正比。

就是說，利率手段對微觀經濟主體的傷害最小，儲備金比率傷害最大。就中國目前物價水平來看，通貨膨脹率已經超過商業銀行1年期儲蓄存款利率，或者說存款的收益已經是負數。正常情況下就該加息了，然而令各方的犯難之處顯然在于，加息不僅會引致國際“熱錢”涌入，因而加大人民幣升值壓力，進而損害中國出口競爭力。而且更要命的是，加息還會加大各級政府和國有企業融資成本，最終加大財政負擔。目前看來，貨幣當局最樂意采用的政策工具，當屬儲備金比率了。然而略有經濟學常識的人都知道，這個工具的“一刀切”效應，極不利于經濟微觀系統的優勝劣汰機制的發揮。

接下來中國經濟另一值得憂慮的所在，無疑要數匯率之爭和對外貿易摩擦了。匯率問題圍繞人民幣升值之爭展開。這個爭端以美國打頭陣，吸引了全世界財經界的矚目，爭端的“天平”對中國不太有利。客觀地看，目前國內外經濟界圍繞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爭執至少涉及到三個方面，第一，匯率是否高估了?第二。人民幣升值能否解決美國貿易赤字過大問題?第三，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國際經濟界圍繞這些問題的爭論，對中國有利的結論不多。可以推斷，即使美國政治強人不將中國列入“匯率操縱國家”，未來人民幣小幅升值也在所難免，而較大幅度升值的可能性也并非不存在。

與匯率之爭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是針對中國出口的貿易保護主義浪潮，這多半帶有“槍打出頭鳥”跡象。這方面也由美國帶頭，歐盟緊隨其后，一些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也“不甘落后”。目前針對中國的反補貼反傾銷裁決，不僅與日俱增，且力度越來越大。開年頭兩個多月，針對中國的反傾銷、反補貼調查就有數十起。開年一個月時間不到，美國就認定中國產機織電熱毯和金屬絲網托盤等構成傾銷，裁定加征高額反傾銷稅。隨后在2月份又連續兩天宣布了針對中國三聚氰胺和光面紙的反傾銷調查。3月份巴西、印度兩個“金磚”大國加盟這股針對中國產品的反傾銷浪潮中。其中巴西針對中國鞋類的反補貼稅率，幾乎達到禁止進口的高度，印度則躍居針對中國反傾銷指控最多國家之列。而在歐盟那里，針對中國產品的反傾銷2009年就占了其所有此類案子的一半，2010年開年進一步增加!

刺激依賴后遺癥

客觀地來看，上述內外隱患比之刺激政策留下的某些“后遺癥”來，還不算太嚴重。在我看來，下一步中國經濟真正的麻煩，多半將源自此前刺激政策埋下的一些“后遺癥”。

中國經濟率先走出2008／09年金融危機的破壞性影響而恢復高增長，幾乎完全借重大力度的政府刺激政策。經濟學慣常思維模式告訴我們，任何政府決策都是有成本的，刺激政策也不例外。其成本多半表現為“后遺癥”。最大的“后遺癥”之一，可能要數下一步經濟活動對于國家宏觀干預的空前依賴了。種種跡象表明，經過這一次大力度的宏觀政策干預，中國經濟系統各主要環節對于國家宏觀政策的依賴程度，也被刺激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所有能夠代表依賴性增強的標志中，兩方面的標志最為明顯，且表現出明晰的“鏈條式”關聯特征：

一個是經濟增長對于投資增長的依賴，因而對于宏觀政策投資激勵機制的依賴。說具體點，就是經濟增長依賴于投資增長，投資增長則與宏觀刺激計劃中的投資安排密切地聯系在一起，后者實際上是宏觀政策立場的具體體現。而宏觀政策立場則與增長數據掛鉤……，由此形成一個循環式鏈條聯系。

另一個是外貿出口對于政府各種激勵政策的依賴。其中尤以對出口退稅、人民幣匯率杠桿政策的依賴。我們知道，自2008年下半年，即金融危機爆發前夕以來，政府先后7次增加出口退稅率，其中2009年

一年就有4次上調。國家稅務總局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2009年全國外貿出口退稅總額6487億元人民幣，同比增加621億元，增幅10.6％。全年連續上調出口退稅率所涵蓋的出口商品之出口額高達6760.2億美元，占全國出口總值的56.3％。

按此推算，每出口1美元，外貿企業可獲得出口退稅0.96元人民幣。若按美元一人民幣年末匯率($1:Y6.8282)計算，則退稅給企業出口的“收益率”高達14.1％。這實際上意味著上述出口貿易的企業利潤，幾乎完全來自出口退稅。因為在去年以來的不利國際經濟環境下，外貿出口企業的平均利潤大多在10％以下，商務部早先宣布，中國紡織品出口利潤率僅為3～5％。然而即便如此，外貿出口依然經歷了大幅度下降。其中獲得國家出口退稅最多的兩個外貿大省，即廣東和江蘇，分別辦理出口退稅1465.52億元和1141.25億元，同比增長了7％和15.8％，但兩省出口額卻分別下降了11.5％和16.4％。

這個鏈條依賴的深層涵義是：沒有政府政策激勵，尤其是出口退稅以及各級政府明補與暗補，外貿將無法繼續擴張!

客觀地來看，在接下去的若干時段，中國經濟各主要系統的運轉對于國家宏觀政策的上述依賴性，將只會強化而不會減弱，由此將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置于各種決策的“源頭”地位，加大了宏觀政策的責任。然而由此引出的問題是：從企業到產業體系對宏觀政策的高度依賴，實際上意味著經濟決策權利的集中化，至少意味著宏觀政策大眾預期的集中化。經濟學常識告訴我們，經濟決策權利的過度集中，往往會埋下大的系統性風險，而大眾對于宏觀政策預期的過于集中，則會導致宏觀政策的“失靈”。這一趨向當引起決策層高度關注!

最近的宏觀政策范文第5篇

互聯網支付市場催生了互聯網金融。商業銀行屬于傳統的金融中介機構，其可以辦理信用貸款以及資金結算等業務，面向的客戶不再局限于線下的企業以及個人，而是借助于互聯網技術，開發出更多的客戶，對于電子商務客戶來說，更希望實現互聯網金融。按照慣例，商業銀行在辦理業務時，需要調查資信情況，并且還要進行現場的審核等，這完全不符合電子商務的要求。而且，商業銀行會更多的考慮收益成本，由于網絡客戶不是很集中，而且需求也不相同，商業銀行在升級業務方面比較懈怠，也沒有意識到互聯網技術對金融帶來的影響，提供的金融服務具有一定的滯后性。

二、互聯網金融所帶來的影響

（一）給傳統金融帶來沖擊

互聯網技術越來越發達，這改變了以往的支付模式以及消費理念。互聯網金融的出現，可以更好的彌補傳統銀行的不足之處，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互聯網金融可以發揮傳統銀行物理網點的某些職能，導致電子渠道的競爭更加激烈。對于傳統金融機構來說，互聯網的作用不能簡單的看成是代替或者是補充，還是一種思想上的變革，可以推動商業銀行的轉型，比如向網絡金融、零售金融等方向發展，簡單來說，就是推動了業務的升級，改變了以往只重視網上銀行、手機銀行等，開始向著一體化的綜合服務方向努力。建立健全電子商務平臺，參與客戶的交易過程，滿足客戶在金融服務方面的個性化需求，并且提供技術支持。

（二）給中央銀行帶來的影響

支付模式與貨幣形態是不可分割的。互聯網金融模式的變化，影響到了貨幣形態，使貨幣形態從原來的紙質貨幣、金屬貨幣、信用貨幣轉變為電子貨幣。從銀行卡、電子支票變成了通過手機以及網絡進行支付，從銀行賬戶轉變為支付機構虛擬賬戶，而貸款業務也可以通過網絡辦理，電子貨幣開始得到進一步的普及。隨著P2P信貸融資以及第三方支付機構的出現，電子貨幣開始在私人之間流通，這會影響到中央銀行對于貨幣的控制權。通過最近的研究結果可知，移動支付以及電子貨幣的出現，可以代替現金貨幣進行流通，這給基礎貨幣以及貨幣乘數帶來影響，從而減弱了中央銀行對于貨幣的控制能力。

三、如何推動互聯網金融的健康發展

（一）對互聯網金融法律制度進行完善

互聯網金融會影響到整個國民經濟以及金融改革。為了保證這種新型金融模式的正常發展，加強宏觀調控，就需要建立健全互聯網金融的法律規范。深入分析眾籌以及P2P等網絡信貸存在的風險，制定有關這類互聯網金融的監管措施。最大程度保障互聯網金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防止互聯網金融機構通過本身不公開的特點，將某些風險較大而受益較小的金融產品推薦給消費者。

（二）對互聯網金融業務的風險進行防控

互聯網金融涉及到全部的金融體系，不管是金融監管機構，還是銀行機構、支付機構，都必須隨時的考察互聯網金融業務存在的風險。對于中央銀行來說，應該隨時關注互聯網金融在宏觀政策、金融服務以及貨幣政策方面所帶來的影響，特別是系統性的金融風險，必須及時的發現，并且采取應對的措施，商業銀行以及支付機構，在發展網絡信貸平臺時，要保持謹慎的態度，對于從事這類業務的商業機構，需要嚴格的監督其收付資金的情況，完善相關的風險管理制度，比如延遲結算、交易限額等，并且要尋找一個合理的方式，讓自己遠離網絡金融風險。

（三）加強互聯網金融行業的自律

提倡各種金融行業協會以及相關的行業組織，充分發揮出自身的作用，實現行業的自律，進一步明確準入標準，被禁止的行為以及業務屬性等，舉個例子，會員機構想要發展某些互聯網金融時，不允許存在非法吸收公眾存款以及非法集資的行為。小額貸款公司開展線上貸款業務，也要嚴格遵循監管制度。

（四）協調互聯網金融監管

目前，互聯網更多的應用到金融體系當中，境外金融市場、證券資金、支付機構以及商業銀行之間的重疊性金融產品也會不斷的出現。所以，各種監管部門比如地方政府、信息行業監管部門以及金融監管部門要進一步的配合，協調金融監管與貨幣政策之間的關系，最大程度的避免互聯網金融風險的出現，使其向正確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