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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管理理論論文范文第1篇

有人可能認為培養優秀學生主要靠課外小組和個別輔導，與課堂教學關系不大，這種看法是片面的，實際上課堂教學也是至關重要的．本文著重從高中物理課堂教學這一側面來總結取得這些成果的經驗．

我們十多年來的課堂教學經驗可以總結成三句話：追根尋源真一點，實驗研究多一點，能力要求高一點，簡稱“三點”教學法，因此我們稱自己的教材為“三點”法教材．

我們的“三點”法教學完全是根據國家教委頒布的高中物理教學大綱編寫的．因為我們面對的是全班學生，不可能而且也不應該把課堂教學變成物理競賽輔導，我們確確實實通過課堂教學明顯提高了學生的素質和能力，為學生在高考和物理競賽中取得優異成績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一、追根尋源真一點

一個學生學習物理，首先接觸到的就是物理定律．因此，怎樣搞好物理定律教學，必然是每個物理教師首先要考慮的問題．

在進行某一物理定律教學時，我們有意識補充了大量的與這一定律的建立過程有關的內容，這就是所謂的“溯源”教學．任何一個重要物理定律的建立，都有一個艱辛而漫長的過程．探索定律的工作只所以能成功，這個定律最后只所以能夠確立起來，其中一定有很多科學的研究方法和正確的推理思維方式，這些內容毫無疑問是屬于物理學科中最重要的東西，是人類一筆寶貴的知識財富，也是我們物理教學的寶貴財富．

在講授牛頓萬有引力定律時，我們從第谷對行星進行幾十年的觀測積累的大量第一手資料講起，然后是開普勒在擁有這些數據的基礎上，通過大量計算總結出描寫天體運動的經驗規律（開普勒三定律），最后才是牛頓用定量的動力學原理對這些規律予以解釋，終于發現了對天上、地上的物體具有普遍意義的萬有引力定律．在學習牛頓萬有引力定律的過程中，我們還著重向學生介紹了“歸納法”、“理想化”和“間接驗證”三種科學研究的重要方法．

在學習庫侖定律的過程中，我們糾正了學生由于大多數教科書敘述籠統而形成的錯誤觀念，使他們明白：1．庫侖當年只用扭秤做了兩個同種電荷互相排斥的實驗，而未做兩個異種電荷互相吸引的實驗，因為在后一實驗中的平衡有可能是不穩定的．庫侖是用電擺來完成后一實驗的；2．無論是扭秤還是電擺，精確度都是很有限的，根本無法確定兩電荷之間的作用力與距離的平方成反比，更不是和距離的1．98次方或2．02次方成反比．當年的庫侖（實際上還有更早的卡文迪許），以及后來的麥克斯韋、普林普頓等人都是用另一種實驗方法將指數的精度逐漸提高，直至今天的2±3×10－16，終于使庫侖定律成為當今物理學中最精確的定律之一．結合庫侖定律的建立過程，我們還向學生介紹了“類比”和“演繹驗證”的方法．

在學習歐姆定律的過程中，學生一開始都以為研究通過導體的電流和導體兩端的電壓之間的關系是不困難的，只要用電流表、電壓表再加電源和可變電阻器等組成電路即可．可是我告訴他們，在歐姆那個年代，非但沒有電流表、電壓表等儀器，連電壓、電流和電阻的定義和單位都沒有，歐姆所面臨的困難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他到底是怎樣得到這個電學中最重要的定律的呢？學生頓時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學習歐姆定律誕生過程的同時，我們還結合歐姆的實踐，介紹了用圖線探究新規律的方法．

此外，我們還結合牛頓運動定律介紹了“理想實驗”、“推理”、“實驗研究”等方法，結合氣體定律介紹了“分析法”，結合能量的轉化和守恒定律介紹了“綜合法”．使學生比較系統地掌握了一些重要的科學研究方法．有的同學深有體會地說：物理定律是寶貴的，但研究物理定律的科學方法更寶貴．誰掌握了這些方法，誰就能不斷地去探索大自然層出不窮的奧秘．

在物理定律的教學中，我們在課堂上經常采用設問的方法，不是直接告訴學生某個定律是怎樣建立起來的，而是不斷地提出問題讓學生去思考，擺出困難讓學生去克服，提出任務讓學生去完成，制定目標讓學生去實現．這樣可以有效地發展學生的創造性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我們要求學生在課外進行大量自學．早在公元前4世紀，古希臘蘇格拉底明確強調過：“好的、正確的教學不是傳遞，而是對學生的自學輔導”．我一貫強調學生要學會自學、討論、研究．我教的優秀學生，學得的物理知識，最多只有一半是在課堂上聽我講的，其它一概由他們自學．到一定階段，我開始指定幾個學得比較好的學生輪流給其他學生上課．每次課分兩部分，前半部分由主講同學講，后半部分由全體同學提問、討論．像王泰然和任宇翔在高二階段就給其他同學作過二十幾次講座，楊亮、謝小林、陳匯鋼等同學也不例外．

我們這種自學討論式教學還延續到學生畢業以后．獲金牌或學有所成的學生進了大學甚至出國留學后，有機會還回來給小同學談自己的體會．例如1994年暑假任宇翔從美國回國探親一個月，來學校給95、96屆學生講了10次課．他向小學友介紹物理學中一些新進展、中美物理教學中的差異以及他們當年學習過程中曾激烈爭論過的問題，使聽課的學生大受裨益．1996年暑假，謝小林和陳匯鋼兩位金牌獲得者又為97、98屆同學講了十多天課．他們既講物理知識，又講國家集訓隊隊員奮發學習的感人事跡，使小同學們大開眼界．

這樣的訓練方法也得到了權威人士的肯定．1992年10月，在上海召開的全國物理特級教師會議上，原中國物理學會副理事長、現全國中學物理競賽委員會主任、北京大學沈克琦教授在他的題為“國際物理奧林匹克競賽與中學物理教學”的報告中說：“我聽到兩名得金牌的上海學生講他們的老師如何培養他們的情況，我認為這個經驗倒很值得推廣．他們說他們的老師不是采取灌輸的辦法，而是啟發引導，要求他們給同學講課，這對他們搞清概念原理和科學地進行表達都非常有幫助．我想這可能是提高優秀學生能力的有效方法之一．”

那么自學為什么會對提高學生的能力起這么大的作用呢？從心理學角度來看，自學與聽課可能有以下兩點不同：

（1）人類的思維活動表現為分析、綜合、比較、抽象、概括等過程．一個學生在自學某一個新的物理內容時，少不了理解、思考、建立正確的物理模型等工作，這里面充滿了分析、綜合、比較等過程．因此相對聽課而言，自學對學生的思維活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從而使他們得到更大的鍛煉．

（2）人們的注意可分為無意注意、有意注意和有意后注意三種．事先沒有預定的目標，也不需要作意志努力的注意叫做無意注意；有預定的目標，在必要時還需作一定的意志努力的注意叫做有意注意．一個學生在自學的時候，他的目的一定是十分明確的，而且需要一定的意志努力（否則難以堅持），因此學生在自學時，可保證在絕大多時間內都處于有意注意的狀態，這一點對提高學習效率和學習能力都是很有好處的．有的學生在自學中往往會十分投入，進入一種旁若無人的境地，而相對來說，這種情況在聽課時就比較少．一個學生堅持自學一段時間之后，便能漸漸地從有意注意轉化到有意后注意，即不需要意志努力也能夠將自己的注意力長期保持在這項工作上．有意后注意是一種高級類型的注意，它既有明確的目的，又不需要用意志努力來維持，是人類從事創造性活動的必需條件．學生一旦進入這種狀態，他們的物理學習效率就會大大提高，學習成績就會有明顯進步．

二、實驗研究多一點

物理學是一門實驗科學，物理學中的每一個概念、規律的發現和確立主要依賴于實驗．因此，在高中物理教學中加強學生實驗方面的訓練，無疑是提高物理教學質量的一條必由之路．

目前中學物理教學大綱中安排了相對數量的學生實驗和演示實驗，不難發現，這些實驗存在著某些不足，主要表現在下面幾個方面：

第一，教材中幾乎所有實驗是為配合所學內容而安排的，目的是幫助學生加深對所學內容的理解，因此學生不易通過這些實驗掌握一些重要的實驗方法．

第二，課本中每個實驗的實驗原理及操作步驟都講得十分清楚，學生只需按部就班地完成實驗操作即可．這樣的實驗只能增加學生的感性認識，鍛煉學生的動手操作能力，而對學生創造性思維的訓練是不夠的，也無法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

第三，目前課本中的實驗大多是驗證性實驗，學生只要學懂了書上的定律，一般都能輕而易舉地完成實驗．這種安排違反了教育應該走在學生智力發展前面的原則，對培養學生的能力是不利的．

針對以上不足，我們對實驗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進行了改革，使實驗教學為發展學生的智力，提高學生的素質服務．在實驗內容的改革方面，我們主要采取了以下三條措施：

（1）增加實驗數量．

不論是在課堂演示實驗，還是在學生實驗或小實驗方面，平均增加了60％的實驗．其中有一部分新實驗，學校沒有現成的儀器，安排學生自己制作，對學生有較高的要求．

（2）重視實驗誤差討論．

物理實驗離不開測量，測量是實驗科學最本質的東西．從某種意義上講，結果準確的實驗就是成功的實驗，反之就是不成功的實驗．因此在培養優秀學生的過程中，應該讓他們掌握一些必要的實驗誤差的基本知識．在設計實驗方案時，要求學生們盡量消除實驗的系統誤差；在選擇實驗器材時要考慮它的精確程度；在處理實驗數據時，要采用盡量科學的方法．

（3）加強重要實驗方法教學．

在實驗領域中有一些重要的方法，比如減小實驗系統誤差的方法、減小實驗偶然誤差的方法、實驗探究規律的方法、迂回測量的方法等，這些方法不是在個別實驗中，而是在許多實驗中都有應用，因此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這些方法一定要讓學生很好地掌握．在必要時，我們甚至根據實驗方法來安排實驗內容，集中安排幾個某種方法體現比較典型的實驗，這樣便于學生深刻領會和熟練掌握某一種實驗方法．

在實驗教學方法改革方面，我們做了以下嘗試：

（1）在課堂上創設一些實驗問題讓學生研究．

在高中階段，每周至少有4節物理課，充分利用物理課中碰到的各種各樣問題，可設計一些供學生討論的實驗題目，并引導他們一步一步地探索、解決．

我在講功率一節時，設計了這樣一個實驗題目：要求測定一個人騎自行車的功率．在自行車由靜止啟動的過程中，人做的功除了增加人和車的動能之外，還要克服空氣阻力和地面的摩擦力，其中哪些因素是主要的，哪些因素是次要的？學生根據自己騎自行車的經驗，認為空氣阻力是很明顯的，不能忽略，而地面和車輪之間的滾動摩擦一般比較小，可以忽略．接下來的問題是怎樣測量人克服空氣阻力做的功？學生都有這樣的體會：頂風騎車時，騎得越快風的阻力越大，因此可以設風的阻力和車的速度成正比．車的速度怎樣測？風的阻力和車速成正比的比例因數是多少？問題一個接著一個地出現，被大家一個又一個地解決，終于找到了一個大家都比較滿意的實驗方案．接著全班同學興高采烈地到操場上去做實驗，最后再回到教室里，師生一起處理實驗數據，作出圖象，得出實驗結果．在整個實驗過程中，除了實驗題目是由老師提出的外，實驗方案和解決問題的途徑都是由學生討論研究出來的，因此他們都覺得很有意思，收獲很大．

（2）對課本中一些重要實驗進行深入研究．

物理課本中有大量現成的實驗，有時可以對這些實驗進行一些討論和改進．

在做直流電路的實驗時，我們讓學生對伏安法測量導體的電阻這個實驗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用簡單的伏安法電路，不論是采用電流表內接還是電流表外接，都有系統誤差．結合這個問題，我給學生介紹了補償的思想，然后由學生自己設計了電流補償和電壓補償兩種線路．補償法解決了由于實驗電路不完善帶來的系統誤差，但這個矛盾解決了，電流表和電壓表不夠準確的問題上升為主要矛盾．怎么辦？經過進一步研究改進，大家認為可以用準確度高得多的電阻箱來取代電壓表和電流表，再輔以靈敏度很高的電流表，便可以明顯提高實驗結果的準確度，這就是常用的惠斯通電橋．接下來學生分別用簡單伏安法、補償伏安法和惠斯通電橋測量了同一個標準電阻，比較測量結果，可以證實先前的想法．在歷史上，從伏安法到惠斯通電橋是有一個很長的過程的，而在我們這堂實驗課中，學生經歷了這么一個碰到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完整過程．這樣的實驗課對增強學生的能力是很有幫助的．

（1）和（2）實際上都是不斷地給學生提出新的目標，誘導他們提高實驗水平，我們有時稱之為“目的誘導法”．

（3）給特優學生安排一些特殊實驗．

我校有一批進口物理儀器，性能比較好，涉及的實驗內容面也比較廣．這批儀器的說明書是英文或日文的，我指定一名學生準備某一個實驗，要求他先翻譯好說明書，準備好器材，然后帶領其他同學做實驗．這個主講的學生還要準備好一些討論題，在實驗后供同學們討論．學生對這樣的實驗非常感興趣．此類實驗雖然有時和高考、競賽沒有直接的關系，但是這種帶有研究性的實驗對優秀學生很有好處．

三、能力要求高一點

物理習題教學是物理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不論是教師還是學生，都在解習題上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因此，習題教學的改革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本質來說，物理習題是人們編制的一些假想物理場景．毫無疑問，物理學家是不會去做物理習題的，而他們是在研究那些真實的、尚未發現的物理規律．同樣，發明家也是不會去做物理習題的，他們是在力圖應用已有的物理規律去解決一系列實際問題，那么我們為什么要讓學生做那么多人為假想的物理習題？目的無非是要培養學生的理解、分析、推理等能力．所以物理習題教學應該圍繞這個目標來進行．

我們常用以下兩種方法來進行習題教學：

（1）按照解題方法組織習題教學

一般的習題都是按力、熱、電、光的順序來講授的，但我們比較傾向于按照解題方法來講解物理習題．例如理想化法、整體法和隔離法、等效替代法、小量分析法、疊加法、對稱法、圖象法等，這樣比較有利于學生掌握一些重要的解題方法．到學習的某一階段，集中將一批用解決方法相同的習題安排給學生練習，使他們由不會用到會用這種方法．在以后的學習中，每隔一定階段讓這種方法再出現一次，以加深這種解題方法在大腦中的印象，達到牢固掌握，應用自如的目的．

有管理理論論文范文第2篇

一、全面質量管理的內涵、特點

全面質量管理起源于美國，主要用于企業管理，后來逐漸在各行業廣泛應用根據國際標準化組織（ISO）的定義，全面質量管理是指一個組織以質量為中心，以全員參與為基礎，目的在于通過顧客滿意和本組織所有成員及社會受益而達到長期成功的管理途徑，英文全稱為TotalQualityManagement（TqM）。它以全員參與為基礎，是管理發展到質量管理h形式表現，該定義得到了質量管理界的廣泛認可。全面質量管理的特點主要包括內容環節的全面性，過程管理的全面性，人員參與的全面性和方法手段的多樣性等，這些特點的核心均是為了實現質量管理。

1.內容環節的全面性。全面質量管理強調對企業生產各環節，各階段的全面控制，內容涉及企業管理的方方面面，即管理范圍的全面性。

2.過程管理的全面性。全面質量管理包括質量策劃，質量監控，質量改進等三個循環往復的過程。現在學術界和企業管理家所熟知的美國質量管理專家戴明提出的PDCA循環管理，就是全面質量管理過程管理全面性體現的一種管理模式。PDCA即P（計劃PLAN），D（實施DO），C（檢查CHECK），A（處理ACT）。

3.人員參與的全面性。它包括企業員工的全員參與和全社會的全員參與兩層含義。全員參與是管理體系良好運行的基礎。

4.方法手段的多樣性。全面質量管理不拘泥于一種管理手段措施，它注重基于事實的決策，從而選用不同的方法來推進企業組織的發展。如上述的循環管理即是其管理方法之一。

二、全面質量管理理論對旅游管理專業畢業論文撰寫的啟示

畢業論文如企業組織或企業生產的產品一樣，其質量的實現也需要進行全面質量管理。根據上述全面質量管理的內涵特點，畢業論文的全面質量管理可以概括為，根據高校本科畢業論文的寫作要求和專業特點，實施以培養學生綜合素質為核心的，以教學質量服務觀為宗旨的，以全校教職員工廣泛參與的，以系統多樣的方式方法為手段的全方位的畢業論文管理。

1.全方位的畢業論文寫作管理。主要指管理范圍的全面性，即內容環節的全面性畢業論文的寫作應該實施從老師的畢業論文寫作課程教學，學生的練習實踐到院系學校的管理等方面的全面管理，構建完善的評價，監控管理體系，以保證論文質量，實現畢業論文寫作的目的。而現實中，很多學生直到論文答辯環節了還不清楚畢業論文到底有何用處，也不清楚開題報告里面文獻綜述到底該如何去寫。這正是畢業論文寫作中環節的缺失造成的后果，也是全方位管理缺失的表現。

2.全過程的畢業論文寫作管理。指從畢業論文選題，任務書的撰寫下達，資料收集，開題報告撰寫，中期檢查，論文初稿以及后續各稿的寫作直至定稿和最后的答辯，存檔等每個過程都應進行監控管理，并適時改進。旅游管理作為實踐強的專業，畢業論文選題應該反映學科的實踐特點，這就要求把好選題關，不能是大而空的理論探討，要有一定的實踐應用價值。

3.全員參與的畢業論文寫作管理。指學校全體教職員工及學生共同參與的質量管理，畢業論文指導教師，評閱老師，學生，學校和學院各層管理人員以及旅游企業相關人員都應該參與進來，進行畢業論文的指導，把關和輔助管理，促進畢業論文高質量地完成。

4.管理方法的多樣性。畢業論文寫作的管理，需要靈活多樣的方式方法。既要有質量標準規定，獎懲的規章制度，更要有監控，評價的指標體系以及落實的措施。這些措施不是質量標準，指標體系和規章制度的簡單延續，而應是基于實際情況的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三、提升旅游管理專業畢業論文寫作質量的幾點建議

要解決近些年旅游管理專業畢業論文質量偏低的現象，就必須加強對旅游管理專業學生畢業論文質量的控制與管理，將全新的教學理念一全面質量管理引入畢業論文撰寫中，創建一種新型的管理模式，提高旅游管理專業畢業論文的質量。

1.建立相對完善且科學的質量標準和規章制度。質量標準的制定應該全面，詳細，并可量化，如對畢業論文的等級如何評定，優秀畢業論文如何推選準入，都要有明確詳細的規定，并指明責任范圍。通過這些詳細的標準和規章制度來保障畢業論文管理體系的良好有序運行。如建立以高校校長為第一組長，教務處長為常務副組長，各院院長為畢業論文工作領導小組主要成員，教學副院長為常務組員，教研室主任和指導老師為具體落實人，企業為第三方的畢業論文寫作管理體系，落實畢業論文工作。教務處具體負責制定畢業論文的質量標準和規章制度，程序，總體協調監控畢業論文各項工作。

2.努力營造全員參與畢業論文撰寫的氛圍。學校領導要重視畢業論文工作，構建包括全體老師，學生，各個相關部門，校外旅游企業專家學者和旅游企業等在內的多層次、多方面的畢業論文撰寫管理體系如院校要定期召開動員大會和講座，對畢業論文的重要性進行宣傳，邀請旅游企業專家學者參與學生畢業論文的指導和評審，提高全校師生對畢業論文的重視程度，讓全體師生積極參與自主的創新論文寫作中，明確撰寫論文的目的及方向，認真對待論文，學生自覺地進行研究，教師及教學小組認真嚴格地對待論文的指導工作，從多個方面提高論文的水平。

3.實施畢業論文寫作的全過程管理。全面質量管理理論啟示我們，旅游管理專業畢業論文寫作應該做到從選題、開題、寫作、指導、答辯、整改、歸檔等的全過程監控。畢業論文選題、開題等的前期策劃監控，論文寫作、指導等的中期監控，答辯整改和歸檔的后期管理都要監控，每一個過程既要有指導老師的主導，學生自身的主動，也要有企業專家的協作和學校各層管理者的監管，如對于畢業論文的中期檢查，不只是教務處的職責，學校其他部門也要進行監督協管，特別是上層領導要切實重視。另外，對學生畢業論文的考核，學校不可走形式，要認真對待和考核。在畢業論文評價考核時，可以借鑒PDCA的循環管理，按照PLAN計劃、DO實施、CHECK檢查、ACT處理這種循環往復的管理過程進行持續管理，促使畢業論文質量的提升。學校要組織論文答辯和論文考核小組對學生的畢業論文進行專業考核，答辯小組要有一名企業工作人員，綜合評判后給出一個最合理的分數，做到客觀、公平、合理。對畢業論文不合格的學生不頒發畢業證書，用嚴格的標準規范學生的畢業論文，使畢業論文質量得到提升。

4.采用豐富靈活的管理監控手段。旅游管理專業實踐性強，學科知識交叉多。畢業論文涉及的范圍廣，因而管理監控手段要靈活多樣，旅游景區管理、旅行社管理、旅游飯店、旅游經濟等不同層面的論文評價監控措施不能一概而論。教師要針對學生的不同學習情況和特點進行個性化指導，從論文的選題到內容的選定再到寫作，教師都應該根據學生自身的情況給出積極的建議，幫助學生順利地高效率地撰寫畢業論文可以選擇導師制，在平時就吸納學生參與老師的科研課題，不僅增加了老師和學生的密切聯系，也可以鍛煉學生的科研能力，為畢業論文寫作打下良好的基礎。

有管理理論論文范文第3篇

法哲學

跟“法理學”一詞密切相關的是“法哲學”。在英語世界，法哲學或者法律哲學一般指法理學的同義詞。“法理學”一詞在英語中通常的意義大體相當于“法律哲學”。根據《不列顛百科全書》:“就法律哲學和一般哲學具有某種必然聯系或一致性而論，‘法律哲學’這一用語可能引起誤解”;“只有將這里所稱的哲學從它的最非專業性和最廣義的意義來解釋，‘法律哲學’這一名稱才不是用詞不當。”〔12〕一些學者努力區分“法理學”、“法律哲學”和“法律理論”，但一般來說這些詞語都是可以互換使用的。〔13〕《牛津法律大辭典》對法哲學的解釋是:“過去常被用作狹義上的法理學的同義詞，并且被視為法理學的一個分支，即它是用哲學的觀點來檢驗法律或者將哲學的方法適用于法律問題，例如法律的定義和性質，法律和道德的關系，法律與社會和國家的關系，法律所要達到的目的，服從法律，法律概念和詞語的解釋，法律推理的本質和效力等等。法律哲學必然與社會學、倫理學和政治哲學聯系密切，或有所重迭。”但是在歐陸國家，法哲學與法理學這兩個詞一般是明確區分的并且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和含義。英語“法理學”的用語在歐陸國家一般并不使用。這些國家一般采用諸如“法哲學”、“法的一般科學”、“法的百科全書”或者“法的一般理論”之類的用語來表示。〔14〕在中世紀，拉丁語“法學”一語，也以jurisprudence之構成，溶入到法語之中，用來表示“法學”、“法律解釋”、“判例”等含義。隨著近代法觀念的出現，在法語Droit和jurisprudence的基礎上，結合拉丁語詞根Scientia(表示“知識”、“學問”、“科學”)，又形成了法學、法律科學、法學、法律科學等詞。在中世紀末期，以拉丁語jurisprudentia為詞根的德語jurisprudenz(法學)和既表示權利，又表示法律，還表示權利與法律之學的recht就已經出現。正是在研究jurisprudenz和recht的基礎上，歷史法學派代表人物創造了法學、法律科學一詞。〔15〕相比之下，“法哲學”一語出現得比較晚。雖然法哲學就其內容來說，早在古希臘、古羅馬時期即已經存在，但是其名稱卻直到18、19世紀才逐漸盛行。據學者考證，德國的克烏一詞的締造者。〔16〕可見，法哲學一詞在歐陸法學中也是經歷了一定發展之后才確定下來的。至于法哲學究竟是哲學還是法學的一個分支，有學者以為:“法律哲學是法學而非哲學的一個分科這一命題，大體上只是指19世紀中后期，尤其是現代來說的，在此以前一般就不適用了。”〔17〕固然，19世紀中期之前的不少哲學家把法哲學甚至法學作為哲學的一個分支。不過從某種意義上講，在德語世界，法哲學依然是哲學的一個分支。如考夫曼認為:“法哲學是哲學的一個分支，而不是法學的子學科。但人們也不可將法哲學視為(一般)哲學的一個特殊種類……法哲學與哲學的其他分支相區別，不在于其有什么特殊性，要害是，它以哲學的方式去反映、討論法的原理、法的基本問題，并盡可能給出答案。通俗地說，法哲學是法學家問，哲學家答。因此，一位訓練有素的法哲學家必須兼通法學和哲學兩門學問。”〔18〕另外，德國《布洛克豪斯百科全書》對法哲學的解釋也證明了這一點:“法哲學是哲學的一個分科，它以一定的方式，有系統地從事法律和哲學的一般原理(意義和目的，起源和效力)。法哲學在倫理學、邏輯學、認識論、心理遺傳學、社會人類學、理智理性的觀點之下和在歷史觀點之下研究法律。然而，它是以一種抽象推理的或憑借經驗獲得的公正觀念為基礎的。撇開法律觀念，法哲學就成為純粹根據經驗進行比較的‘一般的法律學說’，成為‘形式的法學邏輯’或研究法律的邏輯結構(形成，繼續發展，內在解釋)的‘法學理論’”。〔19〕國際法理學和法哲學會刊《法律與哲學》指出:“法哲學意味著對法律進行的具有法律知識內容的哲學思考，或說是根據哲學的觀點和方法進行的法律分析。”〔20〕法哲學用語自產生后在北美洲、拉丁美洲和亞洲廣為傳播。〔21〕日本學者穗積陳重當年在翻譯rechtsphilosophie時，嫌“法哲學”譯法的形而上學氣息過濃，而譯為“法理學”。受其影響，中國人最早接受的也是“法理學”一詞。臺灣學者洪遜欣認為:“關于法及與法有關事項根本問題之研究，似應以‘法哲學’命名之。但在詳察之下，余認為:‘法理學’之名辭，至少在現代吾國，仍為最允當。蓋在我國古籍中，殊未見有‘法哲學’一詞。”〔22〕洪氏亦自承認，“法理學”之名辭所指學問，實質上系外國學者所謂法哲學。他對法理學的界定是:“法理學系社會哲學之一特殊部門，乃綜合研究關于法本身及法學認識活動之根本原理者也。”而法理學研究的重要任務為:法價值理念之探究、法概念之確定及法源之研究、與法學尤其法科學研究方法之檢討三種。〔23〕綜上可見，法哲學概念的使用地域色彩很濃。在這個用語的域外傳播過程中，不同國家、不同文化和法律傳統的不同學者有著不同的理解，德語法哲學用語用法的初衷已經不同程度地被改變了。

法律科學

“法律科學”也是個與法理學相關的用語。在英語世界，人們最早可以找到的一本主要研討法理學內容的著作是阿莫斯(Amos)的《法律科學》。而20世紀初期一些法學家的論述也有采用“法律科學”的名稱。并且此時“法律科學”一語已經占據法理學討論的前沿。法理學在英國曾經一度被認為是分析法學，“法律科學”一語此時亦被認為實質上相當于“分析法學”。而德語之“法學”或者“法律科學”意即對法律之內在結構及其更為廣泛概念的分析。〔24〕德語中與法理學相當的jurisprudenz就是法學，就等于德文中之Rechtswissenchaft。〔25〕不過，隨著社會學法學的興起，上述研究進路已經不能滿足法學家們對法律科學采取經驗主義研究的需要。因此，在法律科學一語的舊的用法(即法律規范和概念的分析與綜合)基礎上，形成了新的用法，即指對人的社會行為研究的經驗科學。還有一種觀點對法律科學的理解較為寬泛。如當代芬蘭法學家阿爾尼奧(AulisAarnio)認為，法律科學的家族包括法教義學、法社會學、法的歷史研究和法的比較研究。〔26〕《牛津法律大辭典》對法律科學的界定是:“有時稱法律的科學，或廣義上的法理學。指從哲學的、歷史的、比較的、評注的和其他各個角度對法律的和有關法律的發展、變化、制定、評注、運用的系統化了的和經過組織加工了的知識。同其他科學一樣，它主要有二大分支，即純法律科學或理論法律科學……;應用法律科學……。”《牛津法律大辭典》還把法律科學的主要學科劃分為7個部門，即法學理論和法哲學;法的歷史和各法律體系的歷史;法的比較研究;國際法;超國家法;各個地方可以被確認為獨特體系的國家和國內法;附屬法律的學科。在當代法學研究背景下，“法律科學”一詞被賦予了更為廣泛的內涵。其實，在以前，“科學”一詞乃是一個冷峻的拉丁語用語。而“哲學”則是個熱烈的希臘語用語。如今這種熱情已然消退，只有很少人還在尊崇“哲學”，而更多的人推崇和鐘情使用“科學”。〔27〕然而，法律之與科學相系，法學是否及在何種意義上是一種科學?其實，這個問題早在16世紀就被哲學家們和法學家們考究過。“當時一般科學學說的狀況，自然對法學中的討論不無影響。隨著科學學科的不斷專門化，雖然這種影響不是必然地失去了意義，的確失去了不言而喻的性質。”〔28〕法學的科學性之爭端，首先源于亞里士多德主義的科學概念。圍繞著法學的科學性，人們看法各異。如法國《拉魯斯大百科全書》的界定:“法學是關于法律的制訂、實施、研究及教育等領域的各種科學性活動的總體。……法學確實是一門科學。”〔29〕法學顯然不會是一種類似于自然科學那樣的科學，這一點已經成為當代西方法學家的一種共識之見。對于法學的學科屬性，學界依然有不同看法。如德國法學家科殷認為:“概括地說，人們將必須把法律科學稱之為實踐的人文科學，稱之為應用的人文科學，它接近各種社會科學。”〔30〕意大利學者VittorioVilla則認為法律科學介于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之間。〔31〕近年來，我國學者對此問題亦有一定的研究。國內學界有一種強有力的觀點，將法學主要定位于社會科學，試圖努力推動法學的經驗研究和實證研究，推動法學與其他諸多社會科學的交叉學科研究。〔32〕不過也有學者認為，〔33〕法學的主流與基礎是規范法學，正宗的法學是規范實證的法學。規范法學是作為職業知識的法學，所要研究的是“法是什么”;作為社會科學的法學，即社會法學所要研究的是“法實際上是什么”;而(新)自然法學所要研究的是“法應當是什么”，因而具有人文科學的屬性。在當前中國法學現狀及背景下，這種觀點較為令人信服。可以說，法學首先以規范法學為典范，同時兼具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屬性。

法律理論

近四十年來，在歐美學界逐漸興起一門新的學科，即法律理論或者法理論。其實，“‘法律理論’這一名稱由來已久，但將它用于表示法學的一個特別學科應不超過四十年。”〔34〕依照波蘭法學家Opalek的說法，法律理論之研究，主要是在哲學實證主義的影響下，起源于俄國。這種法律理論強調的是經驗研究，并不能包含分析法理學。〔35〕其實，“法律理論”這一學科也并不是那么新，因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般法的學說”就跟今天所說的“法律理論”雖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極為相似。“法律理論”作為一門特定的學科則源于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德國學界圍繞法哲學與法律理論分合之辨析。從另一方面考夫曼曾經談到“法哲學更關注內容，而法律理論對形式尤為看重。”但是其同時也認為，“由于不存在無形式的內容，也沒有無內容的形式，所以并未廓清二者的界限”。〔36〕在過去的四十年間，法哲學中的一些特殊主題被分離出來，而被放到“法律理論”中來討論:如法律規范理論、法律論證理論、法律判決理論，此外還有法律方法論、法律語義學、法律詮釋學、法律詞序學、法律修辭學、純粹法學、法律的科學理論、系統理論、分析法學理論、法律語言理論和立法理論等。1970年由KarlPopper、凱爾森、哈特、KarlEngisch及UlrichKlug共同創辦的學術期刊《法律理論》，就帶有如下的副標題:“一份法邏輯、法方法論、法模控學及法社會學之期刊”。值得注意的是，傳統法哲學中被視為重點的自然法論、正義理論等則在“法律理論”中不再被明顯地提及。不過，上述“法律理論”問題依然屬于法哲學，因為至今尚未有一個可將它們區別開來的標準。我國臺灣地區學者顏厥安曾嘗試厘清法哲學與法律理論的關系:“(1)法理論的兩大思想背景為分析哲學及實證社會科學，因此其理論進路上就有別于經常探討法形上學與法存有論之法哲學;(2)法理論主要集中心力于有關于‘實證法’的理論，在此點上有別于‘哲思’方法探討自然法，理性法及正義問題的法哲學;(3)在上述方法與對象兩面向的條件下，法理論卻不一定接受‘法實證主義’的立場。”〔37〕而德國學者魏德士在其編寫的法學教材中認為，法理學要認知與表達法本身及其在各個法律系統中的實際作用過程;法哲學強調的是對法的理性的再思考。它涉及的是法“應當如何”。〔38〕在20世紀70年代，德國法學家們曾對法律理論的學科性質及其與法哲學的區分進行討論，但未能達成一致看法。“‘法哲學’可能與‘法律理論’相反，然而‘法律理論’也可能被認為是‘法哲學’的一部分，‘法理學’可能是‘法哲學’的同義詞，或者‘法哲學’可能構成‘法理學’的一部分。”〔39〕總之，法律理論和法哲學都是研究法律基礎問題的學術領域。法律理論只是出于自立門戶的緣故，才與法哲學有別。

有管理理論論文范文第4篇

國有管道施工企業以“控成本、提效益”為主題，以目標成本管理規劃方案為主線，以定額法目標成本管理模塊為平臺，對工程項目成本進行預先規劃和過程有效控制，取代傳統的經驗法目標成本管理，借此來確保成本受控主最大限度地獲取項目利潤。1.成立企業經營管理委員會企業成立經營管理委員會，企業主要領導任主任，總會計師和經營主管副經理分任副主任，下設工作辦公室，負責日常工作的組織，企業人事、經營、財務等部門為辦公室成員部門。同時，明確經營管理委員會及日常辦公室的具體職責。2.加強定額法目標成本管理人員隊伍建設大中型工程項目部配備專職定額管理員，其他規模的工程項目部設兼職定額管理人員；項目部財務、設備等人員相應負責本業務領域內的定額法目標成本科目的指標測定、管控和數據維護工作。3.持續完善施工定額信息管理系統模塊要持續完善系統中的目標成本模塊，確保系統功能滿足成本控制的需要。同時，做好系統用戶角色的功能分配及設置，設備、物資等部門人員根據要求做好數據維護、分析和利用等工作。4.實行定額法目標成本管理、經驗法目標成本管理兩套體系分別管理推廣定額法目標成本管理的初始階段，為做好分步實施、統籌兼顧，各企業可實行定額法目標成本管理、經驗法目標成本管理兩套體系分別管理。并軌階段以企業財務部門牽頭的經驗法目標成本管理體系為主，定額法目標成本管理為輔。通過運用、分析、完善和管理評價，最后所有新開工項目均實行定額法目標成本管理單體系運行。5.嚴格目標成本執行否決考核兩套體系并軌運行階段，要嚴格執行目標成本否決考核。考核實際成本與目標成本是否一致，具體考核辦法按企業經營責任制實施方案執行。同時，通過兩套體系并軌運行，檢驗目標成本指標測定的科學合理性，從而比較定額法與經驗法二者的優劣，堅定企業實施科學管理的意志。

二、嚴格控制施工資源投入，確保節流取得實效

1.嚴控自有資源投入根據企業經營活動分析的有關數據來看，大多數項目虧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施工資源投入不合理，迫于壓力而盲目增加資源，資源到位后又因各種原因而停工、窩工。因此，各工程項目部應制定科學合理的施工計劃，經企業資源管理委員會審批同意后實施，資源調度部門要加強日常的業務指導、督導和檢查。同時，提前做好工程投標與施工連續性的協調。2.強化外部資源控制要加強對工程分包的管理。一是加強工程分包的決策管理，所有分包由企業最高決策機構決策。二是加強分包工程籌劃管理。哪些工作內容要進行分包，要有經濟數據進行對比分析。三是加強對分包商的管理，將不合格的分包商清除出資源庫，并加強對分包商的培訓和日常檢查督導。四是加強分包工程施工過程管理。各項目部統一配置分包工程施工管理員，負責技術、質量、安全等多方面的管理和指導。

三、創新項目管理模式，向創新要效益

有管理理論論文范文第5篇

一、對“新教倫理”的詮釋

在余英時看來，韋伯的理論貢獻在于：指陳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除了經濟與社會的原因外還有文化與精神的原因，這樣的一種原因也可以說是一種文化背景，這也就是所謂的“新教倫理”，也稱為入世苦行（inner�worldlyas��catechism）。

韋伯認為，加爾文的入世苦行的思想特別有利于資本主義的發展。所以他的研究在地域上側重此種思想所波及的地區如荷蘭、英國等地。這一精神的基本要素被以下信仰公式所表達：勤勉��節儉��天職��罪。如余英時所表達，新教精神中包括了勤、儉、誠實、有信用等美德，但更注意鼓勵人們“以錢生錢，而且人生就是以賺錢為目的，不過賺錢既不是為了個人的享受，也不是為了滿足任何其他世俗的愿望。換句話說，賺錢已成為人的‘天職’，或中國人所謂‘義之所在’”。這樣的精神似乎是超越非理性的，“但更奇妙的則是在這種精神支配下，人必須用一切最理想的方法來實現這一‘非理性的’目的”。

他將韋伯思想與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相比較，指出韋伯所論，自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歷史理論，因此不可原封不動的套用于中國史研究。但韋伯的理論又和馬克思的理論一樣，“其中含有新觀點與新方法”，足以啟發非西方社會的歷史研究。相對于的經濟決定論，韋伯認為文化與精神也可以在歷史運行中發生重要作用。

不過韋伯也不是“歷史唯心論者”，他在肯定宗教對經濟發展的同時，又認為資本主義不純粹是宗教改革的結果。如余英時所分析，韋伯指出資本主義的興起可以歸結于三個互相獨立的歷史因素：經濟基礎、社會政治組織以及當時占主導地位的宗教思想。西方近代資本主義是在此三者交互影響下發生的。這樣，韋伯便從多元視野，對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起因與結果，作出廣泛意義上的判斷。他對新教倫理與西方發展的關系所做的不同凡響的解讀，某種意義上啟發歷史學家對世界社會發展史做重新審訂。

二、一個“韋伯式的問題”

余英時試用韋伯觀點對中國歷史做新的分析。他想追問的是：在西方資本主義進入中國之前，中國的傳統宗教理論對中國商業活動究竟有沒有影響？如果有影響，具體內容又是什么。他承認自己提出的是一個“韋伯式的問題”。

他也生怕所從事的研究是在套用西方的理論，但又說盡管已經歷史所用的方法相同，但只要結論不同，就可以避免這個傾向。余英時研究的結果，中國傳統宗教對本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曾經起過積極的作用，而韋伯則在他有關中國文化的論述中竭力說明：中國傳統宗教與文化無法導引出類似西方的資本主義。

這里我們要介紹的余英時的文章（實際已成一部著作的規模）的題目是《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

全文共分三編：上編，中國宗教的入世轉向。這一部分主要研究中唐以來新禪宗與新道教。中編，儒學理論的新發展。重點分析新儒家與新禪宗的關系，并論及中國宋明理學的發展，具體分析由程、朱到陸、王各種思想的發展情況。下編，中國商人的精神。以十六至十八世紀為時代斷限。他說自己在這編中所照應到的不是商業發展的本身，而是商人和傳統宗教倫理特別是新儒家的關系。這三編有獨立性，但又相互關照，連成一個完整的體系。

余英時在文中提出一個重要議題，即入世與出世的問題。他覺得這個問題關系到世界各地區表現出的“資本主義精神”的一個共同特征。

一個宗教要使其與現代化結合，并對其發揮有益作用，一個緊要的問題就是一方面是“出世”的，一方面又是“入世”的，承認“此岸”，重視人生，以出世的超越精神，盡力做入世的最現實的事。余英時論及唐代佛教變化，指論從社會史角度來看，重要一點就是從出世轉向入世。而惠能所創造的新禪宗，在這一發展上尤具突破性和革命性的成就。余英時說，有人稱他們是中國的馬丁·路德是有理由的。惠能立教的基本意義是“直指本心”、“不立文字”。后世通行的《壇經·機緣品》記錄他的話，有“字即不識，義即請問”等語。他還說，惠能有“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之說，在當時佛教界是一個獅子吼。佛教精神從出世轉向入世，便是從這一句話中體現出來。不過余英時也承認，惠能的宗教革命最初僅限于佛教范圍之內，而且唐代的宗教派別甚多，禪宗不過是其中的一支，這一革命實際上是靜悄悄地發生在宗教世界的一個角落里，并沒有掀動整個世俗的社會。

正如余英時所分析的，路德也好，加爾文也好，還都是將此世看成是負面的，是人的原罪的結果。但是他們的進步在于他們已經反對單純的寺院修煉，已經覺悟只有入世盡人本分才是最后超越此世的唯一途徑。他們的“天職”觀，更力證入世符合上帝愿望。入世苦行的思想，之所以在加爾文的教派中發展到最高，是因為他的天職觀更加積極，對入世理論的辯護更有力。余英時引《壇經》第三十六節中《無相頌》，曰：“法元在世間，于世出世間，勿離世間上，外求出世間。”這一《頌》在通行本中又改成：“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其所含的“入世”意義就更加清楚了。《五燈會元》卷三有《百丈懷海章》記載：“師凡作務，執勞必先于眾。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請息之。師曰：吾無德，爭合勞于人？既遍求作具不獲，而亦忘餐。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流播寰宇。”余英時說，從百丈的語言中可見，他們在堅持一種教義，已經對傳統的教義發生了革命性的轉化，在教徒的心中發生高度的緊張。因為以前佛教徒在事實上不能完全免于耕做是一回事，而現在已經完全確定耕作的必要則是另一回事。推斷百丈的話語，只要作事而不滯于事，則無罪可言。這是用超越與嚴肅的精神來盡人在世間的本分。

余英時在說到新道教時，稱道全真教云：全真教有兩個理論，一是“默談玄機”，即是“識性見性為宗”；一是“打勞塵”，即是“損己利物為行”。所要說的是若無前者，終生在勞動中打滾，永無超越的可能；若無后者，則空守一心，也不能成道。余英時說，這實際上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稍知加爾文教義者不難看出這正符合‘以實際意識和冷靜的功利觀念與出世目的相結合。’”余英時論全真教與禪宗也有不同的地方，它的入世傾向在一開始便比較明顯，比禪宗來得更直接與深切。新道教對中國民間有深而廣的影響，其中有一個思想，便是天上的神仙往往要下凡歷劫，在人間完成“事業”以后才能“成正果”、“歸仙位”。同時凡人要是想成仙也必須“做善事”、“立功行”。

前面說的是禪宗與道教。如果說中國的傳統文化，人們自然會想到“儒、釋、道”。余英時在論說中國傳統中的近代性轉化時也將目光注意到儒家。他承認中國儒學發展到宋明時代是一大轉折，從這時候起中國儒家出現了近代性演化。

他論說克勤克儉、光陰可惜的思想都是儒家的古訓，但是到后來，尤其是門第時代，這樣的思想便被無形中淡化。到了新禪宗入世運動發起，特別是新儒家發生之后，中國儒家中的這種思想種子再次闡發。朱子在教育門人時常說：“光陰易過，一日減一日，一歲無一歲，只見老大，或然死者”。余英時說，新儒家將浪費時間看作是最大的罪惡，與新教倫理毫無二致。不過他說，“在這一問題上新儒家其實也受到了佛教的刺激”。朱熹有言，“在世間吃了飯后，全不做些子事，無道理。”余英時解釋云：這里所說的做事雖然不全部說是生產勞動，但其所宣揚的是只要在做對社會有益的事，則可以心中無愧。這和新教的工作觀依然十分相似。新教認為人必須有“常業”（fixedcal-ling）。不是要所有的人都去從事同一類職業，即使不是體力勞動，只要為上帝努力“做事”即可。余英時說，只要將上帝換為“天理”，即可發現新儒家的社會倫理有許多與新儒家的思想合節。新儒家與以往的儒教最大不同之處是前者找到了生命超越的根據。新教徒以為入世苦行是上帝的絕對命令，上帝的選民必須以此世的成就來保證彼岸的永生，新儒家則相信“天理”，人生在世，必須在自己的崗位上勤勉“做事”以“盡本分”。做事不是消?模匭搿爸骶礎薄V骶吹姆較蛞環矯媸嵌浴笆隆保硪環矯娑雜諳諦慕粽爬此擔制淥捶較蠐質嵌浴疤臁保浴襖懟保庋泄氯寮揖陀辛俗誚壇械鋇囊庖逄嶸?BR>

三、心、性說新解與“信仰得救”中國禪宗強調“心、性”。《壇經》第二十八節說“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知慧觀照，不假文字。”余英時解說惠能的觀點與馬丁·路德的思想已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即重在“本性”，自由解經，“不死在句下”。敦煌寫本《壇經》三十一節說：“三世諸佛，十二部經，亦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得善知識示道見性；若自悟者，不假外善知識。若求善知識，望得解脫，無有是處。識自心內善知識，即得解脫。”

宋明新儒學與以往儒學最大的不同之處是關于心性論的闡述。如余英時所說，韓愈雖然首創儒學的復興，但在心性論方面無所貢獻。他有《原性》一文，但與宋明的思想境界距離甚遠。在韓愈的時代，只有禪宗有心性的功夫，儒家在這方面完全是一個空白。新禪宗“求心見性”，對俗世的吸引力就在這里，給世人（顯然也包括中國儒家）提供了一個精神上的最后歸宿，俾使人得以“安身立命”。與韓愈同時的還有李翱，著《復性書》三編，注意以《中庸》、《易傳》為根據，討論心性。他的觀點沒有擺脫佛教糾葛，但心性學萌蘗初現。余英時說明，真正的心性學直至宋朝新儒家出現，方逐漸達至成熟境界。事實上將朱子理學與陽明心學作比較，將儒家心性之學加以發展具有最大貢獻的應說是后者。王陽明承續思孟學統，收納佛學精粹，反對死守經典，主張內觀本心。他以“良知”釋心性，將中國儒家的心性思想推至高峰。

西方新教思想中有“因信稱義”的說法，反對宗教煩瑣的禮儀，認為信徒只要內心具備真誠的信仰，就可能獲得上帝的信任與愛顧，成為神的“選民”。余英時認為，禪宗的“求心立命”與新儒家的心性論，已具備西方新教“因信稱義”的精神內容。

余英時說，我們已經看到一個事實，即新禪宗對新儒家的最大影響不在“此岸”而在“彼岸”。儒家自始即在“此岸”，是所謂“世教”，在這一方面自無待于佛教的啟示。但是到了南北朝之后，佛教與儒學士大夫都已經看到儒家只有“此岸”而無“彼岸”，以儒家的習用語言即是有“用”而無“體”、有“事”而無“理”，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新儒家因新禪宗的挑戰而開展自己的心性論，最后找到了“彼岸”。但是也要看到新儒家的“彼岸”論一開始就不同于佛教的彼岸論，儒家的彼岸是“實有”而不是“空寂”。誠如朱子所說：“儒釋言性異處只是釋言空，儒言實；釋言無，儒言有。”所以儒家所建立的“彼岸”只能是“理”的世界與形而上的世界。同時中國心性論的建立又表明，一個信仰者只有通過對“心”的關照，才能獲得對“理”的覺悟。

我們通常都在說“終極關懷”，但關懷的到底是什么？似乎誰也說不清楚，其實這樣的“關懷”也就是對生命的“最終理由”，即“生命基礎”的關懷。在世界上的大多數地區，都將這種理由與“神”連接在一切。而儒家的世界里沒有神，而讓人生與“天命”、“天理”以及“心、性”聯系在一起。強調前者的是朱子的理學，強調后者的是王陽明的心學。

王陽明思想在中國為什么不能成為主流學說？這實在是一個有趣味的問題。這也許因為，心學太強調個體知覺，天理與天命意識被沖淡。這就產生兩個弊病。其一是從人的深層意識來說，都有一個依賴感的問題。人的依賴感覺是在童年時代因對母親的依賴而發生發育出來，進而成了終身的心理記憶。王陽明思想使人只是相信自己，使這樣的依賴得不到最安全的安放位置。“依賴”表現為權威與外界兩個因素，如果不是“外界”的，就沒有安全；同樣如果不是“權威”的也不會有安全。王陽明將個體的良知確定為主要的，就使這兩個條件部分地失去了。顯然理學強調對外界的最大權威��“天理”的“依賴”，可依賴感自然要勝過“良知”。我們承認宗教的設神說教對人有更大的可供依賴的成分，也就是這樣的原因，世界大多數民族都有宗教。中國沒有宗教，而創造出“天命”與“天理”，到后來將天命改為了天理，取消其最后的宗教氣息。這也許是因為中國不容有天上的“神”與地面的“皇”爭奪權威的緣故。強調“天理”也被中國傳統社會特點所決定。心學說“心”，人皆有“心”，其“心”何多，則國家與民族思想容易走上渙散的一途。說天理只有“一個”，對于一個統合社會來說，更具有思想的契合性。

以上所說，只是一種“也許”的假說，筆者曾經有過這樣的見解。然而做細致的思考又發覺，心學對于世道人心的匡正，又比理學來得有效。這是因為，王陽明所說的“心”（也包括王陽明之前心學開創者如陳白沙等人的思想）不是一個懸空不定的“心”，王陽明也說天理。只是，他要搞清楚的是天理與心之間的關系。

請看他與自己學生的對話。愛問：“‘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王陽明回答：“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卻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愛又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陽明則曰，“心即埋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又說：“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誠然，朱熹說天理是在建立彼岸世界，然而怎樣使天理到達人心呢？他的意見先求于外，由外至內，因此有“格竹子求天理”的故事。所設計的精神通道是：格物��求理。這樣，求“理”的方法就顯得煩瑣，向“理”的道路總覺得壅塞。而陽明的精神路徑則通捷得多：“致良知”��“天理”，或者說是“直觀本心”即可得到達“天理”。強調只要“心”里“有”著，“天理”的光線就可以直射心扉，使內心精神通徹透明。理在我心，不必外求。與朱熹比較，王陽明同在建立中國人的彼岸世界，但是這個彼岸不是遙不可及，而是捫心可悟，垂首可見。如果說朱熹所社的彼岸遠在天邊，陽明的彼岸即在心頭。一個有信仰的人不假它物，直與天理溝通。

是不是可以這樣說，朱熹之功在于建立了中國人的信仰世界。他的“理”實是一個信仰光源，是中國式的“彼岸”世界。朱熹之弊在于，他沒有找到一個通向“信仰”與彼岸的方法與道路，他所設計的“格物致知”方法，難以實行。如此，屋無窗無法照見“理”的光源；海無舟無法抵達“理”的彼岸。明知有“理”，無法至“理”，無奈而嘆！陽明之功在于直說“心”的意義，實際是說何必開窗，心即為窗，何必借舟，心即為舟，何必格物以求“理”，心即是理。理為信仰的目標，心為信仰的根據。堅其信仰的根據，理必獲得。有心方有理，無心理難得。顯然，與朱熹比較，陽明的心學更與基督教新教所主張的“因信稱義”相近，在建立現代性信仰世界方面所做的貢獻更大一些。

四、憂心

余英時也為儒學的21世紀前景憂心，恐其將為“游魂”。他說，從全面來看，中國近世的宗教轉向其最初發動之地是新禪宗。

新儒家的運動是第二波；新道教更遲，是第三波。這是唐宋以來中國倫理發展的整個趨勢。“這一長期發展最后匯歸于明代的‘三教合一’”.然而儒家于中國將來的命運究竟是怎樣的呢？中國有沒有儒家復興的希望？中國以至東亞是不是如同杜維明所說的有一個“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對于以上的問題，余英時的論文透出些須的疑惑，為儒家于今后的困境為難。

關于儒學再興，余英時覺得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即是致力發揮其固有的“踐履”精神與“人倫日用”性格，還是象現在這樣僅將其局限于一種“論說”。如屬前者，儒學便以“游魂”為其現代命運。后者，“則怎樣在儒家價值和現代社會結構之間重新建立制度性的聯系”，又是一個不易解決的難題。

問題在于儒學的存在與其所依附的制度有著重要的聯系。儒學與制度的關系既然已經被割斷，儒學存在的前提也就沒有了。不同的是，基督教曾經與世俗制度結合在一起。宗教改革與啟蒙運動之后，宗教與世俗制度是分離了，但它是有教會組織的宗教，最后還可以寄托在教會制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