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形勢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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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形勢與政策范文第1篇
一、我國宏觀經濟態勢分析
（一）中國經濟在動蕩中前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我國經濟卷入一場浩劫，各行各業都受到一定影響，很多企業瀕臨倒閉，社會失業人數增加，經濟水平下降。此次金融危機持續了5年，其影響規模巨大，以至于眾多經濟學家將其稱之為百年難得一遇，我國政府通過宏觀調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來改善經濟，雖然近幾年經濟開始慢慢復蘇，但依舊在動蕩中前行。根據以往經濟發展規律，金融危機具有周期性和結構性的特點，在二次大戰之后西方國家出現的經濟危機，我們總說它的突出變化是周期縮短，原來7、8年一次，后來5、6年一次，3、4年一次，甚至是2、3年一次。為應對金融危機，各國都開始積極調整經濟結構，比如美國、歐洲、日本等，而中國的經濟結構本來就沒法和這些發達國家相比，因此，截至目前中國的經濟結構還不是很合理，這也是中國經濟在前進中充滿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GDP增速持續回落
2011年我國GDP為473104億元，2012年我國GDP為519322億元，2013年我國GDP為588019億元，2014年我國GDP為635061億元，可以看出2011-2014年我國GDP整體呈上漲趨勢，但增長速度持續下滑，2013年GDP增速為7.7%，2014年下滑為7.3%。雖然增長速度持續下滑，但GDP整體水平還是很樂觀的，2014年我國GDP水平首次突破10萬億美元，這一結果雖然比美國要晚上13年，但對我國而言是一個很大的突破，因為截至2014年，我國和美國是全球僅有的兩個國家GDP超過了10萬億美元。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2年中國經濟總量首次超過美國一半；2013年，中國經濟總量已約為第三大經濟體日本的兩倍，經濟總量已于超過了整個歐元區；2014年中國經濟總量突破10萬億美元，將意味著與美國經濟總量差距進一步縮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對我國2014年的GDP增長速度的預測分別為7.5%和7.7%，由于近幾年我國GDP增長速度有所回落，2014年的增長速度并沒有預期高，而是相對2013年有所下滑。
（三）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中速增長階段
對于中國的經濟形勢的研究相當多，對于我國經濟發展規律的探討各研究者都提出了不一樣的意見，有的認為經濟運行規律呈V字型，有的認為呈W字型，有的又認為是呈L字型，但無論呈現何種規律，都持同一種觀點，就是我國經濟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例如，有的研究者認為中國經濟運行規律呈V字型，就是說如果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從11%下滑到6%，未來還是會從6%上升至11%，國家通過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我國經濟的調控使得經濟發展呈現一定的規律性、周期性。
然而，我國經濟的發展除了帶有周期性規律之外，還呈現結構性發展特點，并且這種特點的影響程度還超過了周期性特點。正如事態的發展具有階段性，中國的經濟亦是如此，會有發展初期，成熟期、發展期等結構，經濟增長也不例外，就目前中國的經濟形式而言，經濟增長處于中速增長狀態。
二、中國財政政策的配置
（一）積極財政政策是擴張性操作的“主攻手”
宏觀經濟政策包括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經濟低迷時期，政府宜采用積極的貨幣政策和擴張性財政政策，而具體的貨幣政策今年和往年有所不同，今年的廣義貨幣供應量高于去年，貨幣供大于求，理論上會導致利率下降，物價上漲，帶動經濟的發展，但實際上，這種擴張型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影響卻比以往下降了，這是因為政府在控制物價和防范金融風險兩者之間中和了。這說明，財政政策對經濟格局的發展相對往年有所增長。因此，2014年，國家在實施擴張型財政政策時，要考慮到其對整體經濟的影響度有所增長，要合理使用。
（二）補赤、減稅、擴支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三個支點
政府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無疑就是降低稅收或增加政府支出，降低稅收相比增加政府支出帶來的擴張效益要小些，并且二者對經濟運行的作用方式也是不同的。降低稅收，意味著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居民消費增長，從而帶動經濟的發展，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投資的部分更多的是轉移到市場而非政府，可以減少政府粗放型投資。政府的稅收來自企業和個人，個人主要繳納個人所得稅，企業的繳稅類型主要是流轉稅和間接稅，政府在實施擴張型財政政策降低稅收時，要充分考慮我國的稅收結構，明確哪些稅收該減，減稅方面企業和個人減稅比例多少更為合適，能更有效地影響經濟，這都是政府實施減稅政策所要顧及的。
增加政府支出在傳統宏觀調控政策中起到過重要作用，但今年相比往年也發生了一定變化，主要是經濟形式和政策布局發生了變化。今年，在政府支出方面做出了嚴厲調整，要求各級政府要勤儉節約，嚴懲貪污受賄官員，將政府支持用于利民、惠民項目之上，增加對人民群眾的補貼，通過法律制裁的強制手段降低貪污受賄帶來的政府支出的流失。2013～2014年，政府擴大支出的重點主要是民生方面主要是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保障性安居工程，農業、水利、城市管網，社會事業，節能減排和生態工程。這說明，政府將政府支出重點用于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提供社會保障方面，這種政府支出的增加是從兩方面相互作用的，一方面政府直接增加政府支出，另一方面，通過縮減政府開支間接性增加政府對社會的支持，對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三、結語
分析近幾年我國的經濟發展形勢，雖然經歷2008年金融危機，經濟一直處在復蘇階段，但整體而言，近幾年中國的經濟是逐漸增長的，中國經濟在動蕩中前行，GDP逐年增長，每年都有一定突破，只是GDP增速持續回落，另外，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中速增長階段。針對中國目前的經濟形式，結合中國政府的財政政策，我國目前實施的是擴張型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降低稅收和增加政府支出。
參考文獻
[1]高培勇.當前中國經濟形勢與財政政策分析[J].中國流通經濟，2013（8）：23-25.
經濟形勢與政策范文第2篇
一、對當前情況下工業運行特點的分析和研究
1.經濟運行的內在增長驅動力不足
我國在最近幾年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總體運行形勢中體現出了喜憂皆有的情況，在2015年的年初具有一定的平穩性回升趨勢，全國的總體規模出現了下滑性。但是和2012年的發展情況下對比，基本算持平的狀態。這樣的工業經濟發展情況中，從下半年開始，呈現逐漸的回落形式，伴隨著國家積極穩健貨幣政策的出臺以及財政政策的影響，在2015年的四個季度中，工業的增長速度呈現下滑的趨勢。工業經濟企業的穩步性發展和投資有著非常大的關系，并且和社會融資以及規模型增長之間有著關聯性。在房地產投資過熱的情況下，要想對工業結構進行分析就需要看房地產對于內需消費產生的影響進行研究，我國當前的內部消費增長動力非常弱，很多制造業出現了投資和效益增長都緩慢地情況。因此，說工業經濟的增長，在內動力方面還呈現很多的不足之處。
2.工業品出口有所恢復但是市場波動上的風險依然存在
市場時充滿著競爭力的市場，具有優勝劣汰和資源優化配置的作用。在2015年初，我國的工業出口產品在總體上增長了20%，這樣和2014年以前相對比，有所回升。在工業發展規模上，出口的交貨值要比同期所有增長，大約增長了8%，相對于前往幾年也有將近兩個點的增長力。從出口的目標和目的上看，我國在一些新興國家的產品出口上，有上升的趨勢。對于發達國家的產品出口并沒有太多的增長性。出口的商品一般都是紡織類、服裝類以及鞋類產品，國外一些房地產市場的回升性，極大的帶動了家具的出口，這樣的增長情況讓我國的出口業更加完善。
3.工業向著信息化和智能化方向發展，自主創新力度不足
在當前的社會發展過程中，正是技術革命的深化時期，人們的生活和工作因為信息和網絡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例如，3D打印機的出現，大數據以及互聯網+等等都是讓人和機體進行有效的智能結合，這些在制造業上已經呈現出了良好的發展倪端。在最近幾年的發展過程中，我國的制造業在結構上正在不斷的升級和深化，主要表現是使用現代化的科學技術促進行業的集體化發展。例如，在上海、廣東以及重慶等地方，已經在新興技術產業方面出現了40多個發展基地，在工業機器人得使用數量上也一直則增長。這樣在未來還會有所突破。3D打印機在市場上具有非常大的發展潛力，突破了傳統行業的局限。在2016年的下半年預計此項技術在市場的規模上會突破100億元。我國在智能化發展以及創新方面盡管有了一定的進步性，但是和國外一些先進的國家相對比，還存在一定的差距性，主要的產品也集中在制造業的家電和金屬方面。因為自主創新能力非常薄弱，很多地方的創新力還不是非常足，依靠于對國外的引進，例如，使用手臂方式的機器人或者集成式的機器人，在技術上無法突破瓶頸，因此在短期內還需要不斷的強化自主創新能力，以此和西方一些科學技術發達國家相抗衡。
4.產能過剩的風險依然存在
我國從2012年開始就進行產能過剩化解工作，因為市場的導向性作用，對于劣勢企業有了淘汰的機制，這樣倒閉效應就更加明顯，市場的潛在風險加大。主要表現在，產能過剩可能導致銀行在貸款方面的風險非常大，當前在產能過剩的行業上一般都有非常高的負債率，這種負債率還在持續的上升。例如，在化學纖維方面，鋼鐵以及有色金屬方面的負債率已經達到了50%以上，由于在產的負債率不斷的上升，并且產業利潤還在不斷的下降，這種作用會讓一些存在產能過剩的行業在資金上存在一定的壓力。其次，很多的債務違約情況出現，非常有可能引起系統性風險的產生。很多企業除了銀行借貸以外，還會使用民間借貸的方式，民間借貸在應付賬款和預付賬款渠道更多，債務結構也更加復雜，因此牽連的債務人就更多。若是企業出現了資不抵債的情況，非常有可能引發負債外逃的情況，這種債務糾紛引發的社會風險會更大。最后，產能過剩對于地方的財務增長具有一定的負面性影響。很多地區因為產能過剩情況非常嚴重，并且他們已經成為地方財政的主要稅收來源，接續產業的遲緩性，差能過剩企業的淘汰，讓企業的總體數量減少，這樣地方稅收政策銳減。市場的淘汰性牽動著萬千企業，更牽動著萬千企業職工的根本利益，這樣所引發的失業救治問題就非常明顯。
二、工業經濟形勢政策建議研究
1.對財政和稅收政策進行調整，優化工業產業結構
有效的稅收和財政政策能夠對產業結構調整以及技術的創新產生非常大的促進性作用，國家可以在產業結構政策的銳減方面發揮更加積極性的作用，以此強化企業的利潤受惠面，這樣的政策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企業的負擔，尤其是高科技行業。可以增加微觀的主體在經濟活動方面的目標，減少一些不科學性的收費，以此減少企業的負擔和壓力。對于科研方面的指出和稅收的政策要及時的減除，強化企業在稅收方面的折扣，促進企業技術的強化和改造，讓企業利用財政和稅收方面的政策，當作自己前進的梯度，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這樣對于區域性目標的建設和新格局的落定以及發展具有非常大的促進性作用。
2.市場對于產能過剩問題的有效調節
市場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作為一個杠桿出現，不僅僅能夠淘汰落后的企業，還能夠對產能過剩的問題進行調節。對于產能過剩進行調節是資源優化使用的結果，強化對資源的有效使用主要是在工業方面對資源的更好利用，低能耗、環保以及安全性的生產，制定出完善的科學的行業準入條款，禁止一些高污染、高耗能和低水平以及低效率的生產能力的企業進入到市場中，由此也針對市場情況建立起較為完善的生態保護補償體制，以此引導一些投資者對產品進行有效的調整和技術上的結構。對于一些因為產能過剩被市場淘汰的企業實行補償和圓柱，鼓勵不符合市場情況的企業退出市場，還需要轉變政府職能，在投資上準確的觀察市場的情況，以此減少盲目投資情況的出現。政府還可以對工業決策以及投資方面進行引導，對企業進行監督，以此給企業指明更明確的投資方向。
3.工業領域的體制改革，給企業提供新的發展活力
企業的發展需要注意短期投資以及長期投資政策的有效性連接，讓市場和企業的活力有效釋放，深化體制改革，以此激發出市場對企業作用的潛在能力。對于政府的投資體制進行完善和改變，不斷的提升產業發展的質量和產業的效益，在較大的企業中實行股份制的改革，完善企業經理人結構，只有這樣才能讓企業的整體創新力得到提升，并且企業的整體素質也在提升。發揮好市場的導向以及資源優化配置的作用，讓資源要素在價格上有新的突破，以此完善價格機制，建立起更加公開的透明的以及合理的資源價格機制。
三、結束語
綜上所述，本文對工業經濟形勢進行分析與政策建議進行了闡述，文章一共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為對當前情況下工業運行特點的分析和研究，表現為經濟運行的內在增長驅動力不足、業品出口有所恢復但是市場波動上的風險依然存在、工業向著信息化和智能化方向發展，自主創新力度不足、產能過剩的風險依然存在對于未來工業發展的建議有對財政和稅收政策進行調整，優化工業產業結構、市場對于產能過剩問題的有效調節、工業領域的體制改革，給企業提供新的發展活力。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夠提升工業生產能力和工業效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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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形勢與政策范文第3篇
關鍵詞:中國經濟下行壓力;美國財政懸崖;歐元區統一財政;營業稅;增值稅
中圖分類號:F124
近來,我國經濟形勢較為復雜,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在此情況下,中央出臺了一些政策舉措。以下就三個方面對中國經濟形勢問題進行討論。
一、當前經濟形勢基本判斷
當前我國的宏觀形勢特征是經濟下行壓力較大,投資、需求與進出口貿易三方面也面臨較大壓力。
(一)經濟下行壓力較大
2011年國內生產總值在四個季度連續增幅放緩,2012年第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增幅仍在放緩。2011年第一季度至2012年一季度末5個季度中,GDP增長幅度分別是9.7%、9.5%、9.0%、8.9%、8.7%,連續5個季度放緩之后,2012年4月份開始,主要的經濟指標急劇下滑,體現在工業增加值4月份增長9.3%,比3月份的增幅下降2.6個百分點,比2011年同期下降4.1個百分點。5月的工業增加值為9.6%,6月為9.5%;第二季度經濟增幅進一步下降,二季度經濟增長速度為7.6%,比一季度8.1%的增長幅度又下降了0.5個百分點,7月份的工業增加值為9.2%,達到2012年的最低點。我國經濟增長4月急劇下行,二季度到達經濟底部。7月繼續在底部徘徊。
(二)三大需求面臨壓力
投資、需求與進出口這三大需求的指標對于宏觀形勢數據來說是一種印證。
1.投資
投資數據評估主要不是按月,而是按照1-4月,1-5月,1-6月進行分析。這種分析方法是為了避免投資指標每月跳躍性較大導致分析有可能不夠客觀的情況。2012年1-4月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0.2%,1-5月為20.1%,1-6月為20.4%,1-7月20.4%。從數據來看,投資增幅較為均衡,1-6、1-7月份均是20.4%,比1-4月20.2%、1-5月的20.1%增幅都有了提高。可以說,投資在底部較為平緩。
分析投資指標要注意兩點。第一是投資按項目劃分為中央項目和地方項目。1-4月投資的下降增幅減緩,主要原因是中央項目在1-4月投資增長率下降4.1%,地方項目的投資增長率為22%,高于總投資增長的平均數,1-5月中央項目投資下降7.7%,下降幅度比1-4月進一步擴大。1-7月中央項目投資下降3%,降幅縮窄。總體來說,中央項目的下降幅度較快,但是1-7月降幅縮窄。這說明2012年固定資產投資一季度幅度放緩主要原因是中央項目投資下降較快帶動的。1-7月降幅縮窄是由于國務院采取了加強中央項目投資的措施。
第二,房地產開發投資。2012年經濟形勢發生了重要的變化,但是中央依然沒有改變對房地產調控的方略,始終強調對房地產調控不動搖、不放松,主要是指對投資、投機性購房堅決不放松。盡管經濟有下行的壓力,對房地產調控在抑制投機、投資性始終采取高壓態勢,在這種情況下,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明顯放緩。1-4月份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18.7%,1-5月份是18.5%,1-6月份是16.6%,1-7月份是15.4%,放緩步伐比較明顯。房地產開發投資占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的1/4。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數據按每季度統計,沒有月度數據。因此月度固定資產投資是通過分析城鎮固定資產投資數據得到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可分為城鎮與農村兩類,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占到固定資產投資的80%,可以說代表了整個固定資產投資的趨勢。房地產開發投資是列入到城鎮固定資產投資里的,不在農村數據中考察。即使農村中有房地產開發投資,數據考察也放在城鎮中。固定資產投資中我們要高度重視房地產開發投資的數據。如果將房地產開發投資的增幅放緩較快的因素剔除之后,城鎮固定資產投資應該是處于回升態勢。
2.消費
消費數據是按現價分析,統計局在公布消費品零售總額時還會考慮到扣除價格因素問題。2012年5月份社會零售品消費總額增長率是14.1%, 2012年4月份名義增長14.1%,實際增長10.7%;5月份名義增長13.8%,實際增長11%,比4月份提高了。6月份名義增長13.7%,實際增長11.2%,7月份名義增長13.1%,實際增長12.2%,二律背反的情況非常明顯,重要因素是CPI,即居民消費價格。居民消費價格從4月份到6月份漲幅明顯,4月份3.4%,5月份是3.0%,6月份是2.2%,7月份是1.8%,現在物價較低。扣除物價因素后,實際增長處于回升態勢。投資與消費出現了一些積極因素,實際消費增幅在提高,投資與消費這兩方面都出現了積極因素。投資與消費實際上是指內需,內需已經開始出現了積極變化。工業增加值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從供給這個角度來說的。經濟學分為供給與需求兩個方面,就從供給來看,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是三大產業,而工業是第二產業最主要的主體。如果從需求來看,是三大需求。三大產業與三大需求是從不同的側面來觀察經濟形勢。
經濟形勢與政策范文第4篇
【關鍵詞】 城市圈 行政區經濟 經濟區經濟 轉化 區域發展一體化
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形式之一：城市圈
區域經濟一體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也是全球熱切關注的一個問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城市成為利益主體，城市競爭與城市經營成為必然趨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進程突飛猛進，從城市之間的城市競爭（主要表現為“行政區經濟大戰”），到“城市區域競合”、“城市區域一體化”，體現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經營的三個階段。
參考已建立的國際間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及我國目前存在的各種區域精進聯合體，我國內部區域經濟一體化可定義為：在一個國家范圍內，地域上較接近或地理特征較相似的省區之間、省內各地區之間、城市之間，為謀求發展而在社會再生產的某些領域，實行不同程度的經濟聯合與共同經濟調節，形成一個不受區域限制的產品、要素、勞動力及資本自由流動的統一區域的動態過程，它的目的是優化資源配置，實行區域內各地區合理分工，提高資源使用效率，促進聯合體共同繁榮。區域經濟一體化實際上是一個建立在區域分工與協作基礎上，通過生產要素的區域流動，推動區域經濟整體協調發展的過程，通過深度參與經濟分工和合作，發揮“1+1>2”的聚合效應，從而贏得競爭優勢。
城市經濟圈是現代經濟中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概念，由法國地理學家戈特曼首創。城市圈作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形式，就是指城市集團式發展戰略在不同層級上的空間表現形式，是由核心城市及其周邊城市和地域共同組成的聯系緊密的層次不同的一體化區域，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國內學者是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研究推廣城市經濟圈理論的。雖然對城市經濟圈的概念頗有爭議，但大多數學者都將城市經濟圈定義為：以一個或多個經濟較發達并具有較強城市功能的中心城市為核心，包括與其有經濟內在聯系的若干周邊城鎮，經濟吸引和經濟輻射能力能夠達到并能促進相應地區經濟發展的最大地域范圍。城市經濟圈的基本特征是高聚集、高能級、開放型。
與城市圈有關的名稱還有很多，人們一般把若干密集城市構成的經濟區域稱為“城市經濟圈”或“城市經濟群”、“城市經濟帶”。不過這三個概念是有嚴格區別的，它們分別反映了密集的城市在地理空間上的不同分布形態。一種是環狀的，一種是點狀的，一種是帶狀的。然而，從經濟關系比較，“城市經濟圈”最具有經濟學意義。經濟學意義上的“城市經濟圈”可以定義為，由一個具有較高首位度的城市經濟中心，和與中心密切關聯且通過中心輻射帶動的若干腹地城市所構成的環狀經濟區域。但目前國內也有學者認為，城市圈（群）是不同于城市帶的一個概念。從空間分布形式上看，城市圈呈塊狀分布，一般只有一個200萬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城市帶則呈帶狀分布，一般有兩個或兩個以上200萬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城市圈主要是集聚效應作用的結果，而城市帶則主要是擴散效應作用的結果；城市圈所造成的人口過于集中、交通擁擠、環境惡化等現象，使兩個或多個地理位置相近的城市圈沿交通軸線，通過擴散作用形成都市帶，從而達到資源配置的最優。因此，城市圈和城市帶都是城市化發展的必然階段，城市帶是由城市圈發展而來。城市圈域經濟發展模式的基本內容是：以比較發達的城市為中心，通過極化效應造成的經濟吸引，并通過擴散效應造成的經濟輻射，形成統一的生產和流通渠道，帶動周圍次級城市和農村共同繁榮。該模式提出，要按照市場經濟規律的要求，充分考慮各地經濟的內在聯系和自然地理特點，突破行政區劃界限，在已有的經濟布局基礎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為依托，進一步形成若干個跨省級行政區的經濟區域。城市圈是由于科技進步、集聚經濟效益促使產業與人口在空間上集聚與擴散運動的結果，交通運輸和信息化的高度發展是城市圈（群）發展的主要動力。
二、城市圈發展中行政區劃引發的問題
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區域協調發展中區域一體化、圈層化特征日趨明顯，跨省市經濟圈已成為區域經濟發展主要的空間組織類型。但在當前我國行政區經濟運行中，跨省市經濟圈經濟運行并非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區經濟，仍然屬于各城市行政區劃范圍的行政區經濟。在我國經濟轉型時期，行政區經濟因其過渡性質而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行政區經濟越來越嚴重地阻礙了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阻礙了區域經濟的分工發展，阻礙了跨省都市圈的發展。所謂“行政區經濟”是指由于行政區劃對區域經濟的剛性約束而產生的一種特殊區域經濟現象，是我國在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區域經濟由縱向運行系統向橫向運行系統轉變時期，出現的具有過渡性質的一種區域經濟類型。行政區經濟最突出的特點是社會經濟活動滲透著強烈的地方政府行為，具有強烈的地方利益傾向；受行政區劃的剛性約束，生產要素跨區域（行政區域）流動受到人為的限制與阻隔，經濟運行秩序比較紊亂。
在我國國內區域經濟發展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因行政區劃而導致的區域經濟分割現象。由于特定的歷史和體制背景，行政區的經濟功能十分突出，并且，在地方政府強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動機驅動下，政府對經濟的不合理干預行為十分嚴重，使區域經濟行為帶有強烈的政府行為色彩。這種政府行為就往往容易演變為地方本位主義和保護主義。中國20世紀50年代就提出“六大經濟區”的概念，80年代也曾劃分過經濟區。但由于我國的管理體制是以省為基本單位的，經濟區大多跨省，因此這個思路很難貫徹下去。之后，國家改從產業方面制定發展計劃，這條道路應該說是正確的。但目前我國的基本行政區劃單位仍然是省，在跨省的協調機構缺失的情況下，區域經濟的發展實際上還面臨著和從前同樣的行政分割的問題。地區間的疆界仍然無法逾越，這就難以實現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地區間資源的有效配置，形成優勢互補、協調發展。中國地方政府現階段的主要任務便是發展經濟，而發展速度則是衡量各級政府及官員政績的一個重要標準，于是各級地方政府便采用經濟、行政甚至法律手段干預企業生產，干預資金、人才和勞動力的流動等等，隔斷區域間的經濟聯系以保護本地市場與本地經濟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區域經濟的行政區分割現象表現得十分嚴重，表現出一種與區域協調發展相悖的運行態勢，行政區經濟進一步強化。
然而城市如此的“行政區經濟”發展態勢是我們必須阻止的，因為這非但不是在進步、發展，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是倒退、落后。首先，從城市發展的本質上看，城市本來就具有擴張性，行政區經濟理應向經濟區經濟發展。新區位理論根據杜能的農業區位論、韋伯的工業區位論、泰勒的中心地理論以及廖什的市場區位論的研究成果，從交易成本的觀點對企業的生產組織進行分析，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美國著名的經濟地理學家艾倫?斯科特把交易成本理論（科斯，1937）引入城市和區域研究，形成了新工業區位論，通過對企業生產組織方式及其空間分布的分析來解釋城市化的進程與特征。斯科特（1988）認為，企業為了獲得最大經濟效益，往往采取組織和空間上都分離的生產方式，即向外擴散的趨向。但組織與空間上都分離的生產方式必然帶來交易成本上升。因此，在其他因素同質的條件下，企業通常都在一定城市群范圍內聚集。由此可分析我國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隨著外資的大量涌入，勞動密集型產業紛紛轉向這些區域和城市，而這些地區的工廠不斷地從市區遷往郊區，它們都是在尋求空間上的分離或組織上和空間上都分離的最佳生產方式，以求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另一方面，由于運輸費用、聯系費用的增加，這種分離的組織方式在空間上不可能離得太遠，都在一定的城市群地域范圍內集聚。可見，正是在這種分散與聚集的力量作用下，沿海城市逐漸形成連綿城市向腹地擴張，即形成城市群。從中不難發現，跨界是城市發展的必然結果，可是城市群跨界需求與行政區分割的障礙之間存在不小的沖突。城市群的形成和發展是一系列復雜的經濟、自然以及各種內在規律相互作用的經濟社會過程。城市群是一個集合體，是多層次中心城市集聚和擴散的結果。從城市群的形成與演化機制可以看出，無論城市規模大小，城市發展都有跨界需求。城市群的發展必然導致跨行政區現象的出現，與行政區劃產生的矛盾也越來越明顯，跨界的區域性需求項目也隨之增多。我國長期的條塊分割所形成的各自為政的局面，使政府只考慮和解決行政轄區范圍內的事務，很少考慮提供跨界需求服務。這就使得城市群中的城市難以形成統一的整體規劃和開發、發展政策，使地區間協調合作難度加大。例如，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城市分屬三個省級行政區，一些區域通基礎設施和工程因缺乏統一協調而進展緩慢，成為影響城市群發展的主要障礙。
除區域發展理論上城市發展跨界的特點之外，城市圈經濟也是市場經濟與經濟全球化的內在要求。企業成為區域經濟的利益主體，市場運行的主流將是經濟規律而非政治規律，城市行政區的直接經濟職能將大大淡化，城市政府很難對地方經濟進行直接控制和封鎖。隨著我國全面加入WTO以及許多跨國公司的入駐，大都市圈地區的市場肯定是一個跨越城市行政界線的統一區域市場，市場和企業的跨界擴張直接取決于城市經濟發展的要求，而不是行政命令；隨著信息化、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城市網絡化程度日趨明顯，相互依存度強化。因此，未來的區域經濟發展需要政府作出更適合這開放、自由環境的決策。從實踐規律看，我國區域經濟合作的快速發展，特別是東南沿海經濟帶三大區域快速發展更加驗證這一點：謀求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合作共贏的熱潮越來越高漲，區際間的經濟合作已成為一大趨勢。在這合作大勢之中逐步顯現出一條規律：區域經濟的發展，必須實現從行政區經濟向經濟區經濟轉變。
三、城市圈整合發展的新思路
針對中國跨省都市圈內部的“行政區經濟”格局，有些學者習慣于從行政區劃的大一統來考慮跨省都市圈經濟的整合問題，提出在長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建立以上海為中心的“統一的行政區劃”――“上海省”、“特別經濟區”、“上海經濟特別行政區”、“大上海行政區”等觀點。這種隨意變動現有省區邊界的區劃調整方案不可取。這是因為，當今體制轉軌時期，國家對行政區劃的兼并或調整，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確實能夠促進政府間橫向關系的剛性整合，減少區域內耗，但當前中國在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到位、市場法制體系不甚健全、區域社會力量比較薄弱的格局下，各級省市政府實際上依然占據著地方經濟利益主體的地位，行政區劃的經濟功能依然十分突出，行政區劃界限依然像“一堵看不見的墻”，阻隔著應有的區際經濟聯系。所以說，在跨省都市圈范圍內，大一統的行政區兼并，雖然是一種空間整合的剛性行政手段，但它只能解決一時問題，不能從根本上跳出“區劃調整―競爭膨脹―區劃再調整”的怪圈。
實現跨省都市圈經濟整合與全面發展的根本出路在下述內涵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在保持行政區劃合理適度調整或不頻繁變動的前提下，順應市民社會的轉型，切實轉變省市政府職能，弱化行政區劃的經濟功能，回歸其政權建設和社會公共管理功能；積極借鑒西方大都市圈治理經驗，通過區域政治、區域社會、區域文化、區域規劃、公共參與等綜合制度體系創新，充分發揮中央政府、跨省都市圈成員省市政府、私營企業、非政府組織、社區組織、個人等多元力量，構筑一個既保持各級政府的治理能力，又發揮各方力量的主動性，平衡各自利益，切實有效的跨界協調與治理體系，依此來解決區際矛盾和沖突，形成相互開放、互惠互利、優勢互補、聯動發展、公平高效的跨省都市圈利益共同體，提高區域整體競爭力。具體的政策建議如下。
1、加快政府職能轉變，促進管理制度創新
一方面，要變“計劃”為“規劃”。“復合行政”的新理念是頗具價值的，可按照政府管理范式從統治向治理轉變的角度，為解決當代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與行政區劃沖突提供一種新的思路。在區域發展上，政府近年來給予了許多關注與支持。隨著市場機制的健全和工作效率的提高，發改委職能也從以往的審批為主，轉變為目前的規劃先行。2009年以來，國家相繼批復了十余個區域振興規劃，超出之前4年的總和。實際上，從“十一五”規劃開始，我國已將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改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有關專家認為，“計劃”改“規劃”雖一字之差，但內涵有很大變化，因為后者不僅更加重視國土空間的規劃和管治，也強調了中長期規劃的指導性和約束性。而應對金融危機的工作也加速了政府職能從審批到規劃的轉變。2009年以來，為應對金融危機沖擊，國家相繼出臺了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和一系列區域規劃，在帶動中國經濟復蘇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發改委有關人士表示：“由于這些重點區域所具備的優勢條件，加快其開發步伐，不僅有利于促進區域協調發展，還能夠通過一些重大項目的建設帶動更大區域的發展，減弱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不利影響。”該人士還指出，雖然當前宏觀經濟形勢已經明顯好轉，但今后還會繼續“通過規劃和政策來引導區域經濟發展”。
另一方面，政府應以整體為重，注重區域分工。政府應著眼整體利益，打破傳統的以“零合”和“競爭”為基礎的區域競爭思想，建立以“共贏”和“協同”發展為核心的區域經營理念；把產業發展、城市體系和重大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區域環境整治結合起來，從區域的角度進行總體的規劃。一要打破現有的以行政區劃為主導模式下的區域功能分工，超越行政區劃的界限對經濟區的功能進行整體規劃，統籌安排，從城市群和經濟區的發展著眼，從整體上考慮全區域的發展問題。同時，對經濟運行效果的度量和考慮也應當更多地突破行政區劃的界限，應當引入全區域效益最大化的概念。二要通過區域內部的統一協調，打破在資金、人才、技術、資產重組、人口和產品流動方面的各種障礙，確保形成區域內部的統一大市場，實現區域內部的市場開放和要素的自由流動，促進區內以及與區外之間的交流合作，形成競爭、有序、統一、開放和面向世界的開放型經濟合作區。地方政府要打破部門、地域界限，本著“互惠互利、優勢互補、結構優化、效益優先”的原則聯合起來，推動城市間、地區間的規劃聯動、產業聯動、市場聯動、交通聯動和政策法規聯動，通過整合區域資源，調整區域產業結構，壯大跨區域的龍頭產業，以較低的成本促進產業優勢的形成。另外，政府應當將城市圈核心城市的主導產業定位在第三和第四產業上，只有這樣才能發揮其強大的輻射和對外聯系作用，在國際社會中發揮其影響力。如作為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大城市圈、日本東海岸城市圈和英國大城市圈中心的紐約、東京、倫敦都是世界上第三、第四產業最為發達的城市，它們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在世界上起到巨大作用。但是中國的上海、廣州、北京、天津、沈陽、大連等大城市的第三、第四產業則不夠發達，不但不能與世界上的大都市相比，還落后于自身其他產業的發展水平，目前國內只有香港才具備城市圈中心城市的條件。所以，中國上述大城市圈中心應該主要發展金融、貿易、信息等第三、第四產業。
2、強化跨省區域治理，建立專門機構與體系
經濟全球化、市場化、網絡化已經成為國內外區域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作者認為，以市場化為導向，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和區域制度創新，樹立“區域治理”理念，建立健全“跨省區域治理體系”，才是真正推動“行政區經濟”向“都市圈經濟”轉變。
多個行政區之間自覺的區域一體化，需要國家層面上的協調、多個相關地方政府的參與，需要統一的區域一體化決策與協調、監督機構。根據市場為不同行政單元所分割的現實特征，我們應借鑒國外經驗，建立相應的跨區管理機構，并賦予其相應的行政調控權，專門負責跨行政區的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重大戰略資源開發、跨區生產要素流動和生態恢復重建等工作，處理區域發展中的一些重大區際沖突和相關問題，并通過這種協調管理機構尋求一種每個地區都能夠受益的利益協調新機制，實現地區間整體利益最大化。
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英國倫敦―伯明翰―曼徹斯特城市群。該城市群由倫敦大城市經濟圈、伯明翰城市經濟圈、利物浦城市經濟圈、曼徹斯特城市經濟圈、利茲城市經濟圈所組成，英國大約80%左右的經濟總量集中于此，倫敦既是英國的首都，又是這一巨大城市群當之無愧的經濟中心。1964年，英國創建了“大倫敦議會”，專門負責大倫敦城市群的管理與發展問題。1980年初期隨著大倫敦和其他大都市郡議會的廢除，幾乎不存在任何中央批準或贊助的區域規劃行為，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一巨大的城市群就沒有協調性的管理。依據1985年《地方政府法案》，中央政府實際是通過當時的環境部承擔了這一地區的戰略規劃職能。但是，撒切爾夫人當政期間，在公共政策領域提倡依靠市場規律來提高政策的協調性和戰略性，結果收效甚微，直接造成了一些大型項目規劃無法實施，投資無法加以協調，環境無法得以保護。種種跡象表明，重新確立一種新型的城市群協調機制勢在必行。1990年代初期以來，大倫敦地區又先后引入了戰略規劃指引（strategic planning guidance，SPG），以維持整個城市群戰略規劃的一致和協調。事實證明，這樣一種機構與體制對區域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3、設立非官方的合作組織
根據大都市圈管治的理論，大力培育和發展具有跨界服務功能的非政府組織（或第三部門）可以有效彌補“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中間領域，這不僅有助于大都市圈內跨地域、跨所有制的資源整合，又能創造出一種相互謙遜、容忍、信任、合作的新區域文化。當前中國普遍存在的諸多非政府組織往往依托于政府管理部門。它們與當地城市政府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具有濃厚的部門化和政府化色彩，缺乏具有跨界服務功能的區域型非政府組織。在培育跨省都市圈的非政府組織體系方面：首先，按照“政社分離”的原則，加快各種行政化非政府組織的脫鉤和改制，讓其回歸為真正的自治民間組織；其次，加快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組織的統一立法工作，依法明確其功能和職責，全面納入法制化管理軌道；再次，統一制定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組織發展規劃，逐步組建和完善覆蓋跨省都市圈范圍的大型跨界區域型非政府組織，如建立跨省都市圈聯合商會、跨省都市圈主要行業協會、跨省都市圈非政府組織服務中心等。以長江三角洲為例，江蘇、浙江、上海三省市的主要領導之間已經建立了定期溝通和協商機制，共同處理產業協調、基礎設施、環保等重大問題；長江三角洲所有成員城市的市長聯席會議，已成為一種制度化的協商活動；所有成員城市自愿組建了聯合協調組織――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調會，進行重大事項的相互協調；許多非政府組織，如長江流域發展研究院（華東師范大學）、長江三角洲發展中心（南京大學）、長江三角洲合作論壇（浙江大學）等均已經成立，并且成為向地方政府提供決策建議、施加社會影響的重要組織。
4、為城市圈發展創造契機
除去以上三個主要方面之外，一些得天獨厚的資源或者說契機也可以為區域發展增添動力。在大都市圈內積極開展各省市都能受益的重大合作項目，能使區域中的各個城市變被動型合作為主動型合作。例如長江三角洲大都市圈的洋山深水港建設、長江河道統一整治、2010年世博會等大型工程，已經給江浙滬三省市帶來了能夠“看得見、摸得著”的共同經濟利益，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帶動了各省市相互之間的主動合作與支持，這是目前解決我國大都市圈行政區經濟問題的一劑良方。
從歷史上看，世博會的舉辦都能推動以舉辦城市為核心的經濟圈的形成。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就是由1970年成功舉辦大阪世博會而最終形成的，以大阪為核心的關西經濟帶造就了日本經濟長達十年的輝煌；英國倫敦世博會促成了以倫敦―利物浦為軸線，沿泰晤士河擴展的產業密集帶和經濟核心區的產生；芝加哥世博會緊密聯系了北美五大湖城市圈――底特律的汽車工業、匹茲堡的鋼鐵工業和托萊多的玻璃工業。“在籌辦世博會的未來七八年間，上海城市發展的功能定位、經濟布局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將對長江三角洲地區城市體系產生的功能輻射影響巨大”。上海在八年的世博籌備過程中做出了種種努力，上海在優化城市形態、完善城市功能的同時重點發展微電子、裝備制造、會展、金融、房地產等產業，對周邊城市產生了巨大的帶動作用，長三角形成了人才、管理、技術、資金等諸多要素的優勢互補互動。型展會的輻射作用和商機溢出效應會成為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強有力的“推進器”，世博會的成功舉辦一定會加速建設上海國際化大都市圈的進程，為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聯動發展提供了一臺大馬力的“引擎”。不僅僅是旅游，在展館工程建設、世博禮品生產等等世博衍生的領域，這種各城市“共榮”也已經取得了不俗的成績：浙江嘉興多個企業中標世博會定點生產合同，并成為世博會農產品的供應基地之一；江蘇南通市的建筑企業一舉包攬了英國館、愛爾蘭館、中國航空館等場館的建設等。可以預見，世博會這塊“大蛋糕”將為長三角經濟科學整合創造更多增量。同時，它也必將成為區域經濟轉型升級的催化劑和推進器，為地區一體化協調發展提供動力。通過共辦、共享，世博帶給長三角區域的不僅是發展的“量”的提升，更有發展的“質”的突破。
四、結語
21世紀是城市圈的世紀。城市圈之間的分工、合作和競爭將決定21世紀世界經濟、政治的格局。能否形成牽引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大城市圈，是中國能否在21世紀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激烈國際競爭中取勝、能否使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在這一背景下，中國不僅要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國際間的區域經濟合作，努力發揮自己的作用，而且在國內也需要十分重視、扶持區域經濟發展。可以看到，城市圈的發展是必須以摒棄陳舊的行政區經濟、形成成熟的經濟區經濟為前提的。綜上所述，要真正實現城市圈的全面、優質的發展，就必須打破行政區經濟，促進區域分工協作，淡化行政區劃色彩，強化經濟區域功能，調整政府角色，引導行政區經濟向經濟區經濟方向發展。只有有效地實施這些改變方案，才能為實現城市圈區域合作和一體化尋求到更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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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形勢與政策范文第5篇
工業的轉型升級是“十二五”期間我們的主攻方向，國家經濟平穩運行、建設小康社會，這些目標的實現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能不能實現工業的轉型升級，構建新的經濟模式，并在我們各個產業領域里塑造出華為、中興這樣的企業。
新興產業發展尚未達預期
很多國家都在研究經濟下行的風險，都想改變目前的經濟發展模式，全世界都期望用新興產業帶動經濟發展。很多國家都制訂了新興產業的發展計劃，但目前看來，新興產業的發展還沒有取得大的進展，新興產業發展水平還不夠。促進新興產業發展既要依賴于宏觀政策的調整，也要依賴于我們企業家自身的努力。
我們注意到過去支撐我們經濟發展的三大產業都在轉型升級。過去20年中，經濟的驅動因素出現了新的變化。
第一，創新驅動轉型。過去的創新驅動比較簡單，就是購買設備。但從今天看，買設備還不能完全解決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問題，更多還是要靠我們在消化、吸收、創新的基礎上進行持續創新。
第二，向內需主導和消費者轉型。全世界經濟面臨的下行風險使我們必須擴大內需。
第三，綠色低碳轉型。“十二五”期間，國家在節能減排方面有明確的規劃。綠色不是簡單的節能減排，節能減排本身也催生出很多新型的產業，比如云計算產業。云計算很重要的一個特點就是節能，云計算帶來節能的技術、設備、模式的創新。所以推動節能減排、綠色低碳的過程同時也是綠色產業發展的過程。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發達國家也是從人均GDP 5000美元開始治理環境，發展節能環保產業。
第四，向制造服務的轉型也是驅動經濟發展的一大因素。
第五，產業轉移。產業轉移已經成為很多行業的重要特征。
工業的轉型升級是工業全面優化的過程，兩化融合有一些最基本的路徑，然而如果僅僅研究這些基本路徑，對傳統產業升級來說還不夠。從工業性質講，要從OEM向ODM再向OBM轉型。中國兩萬億元的出口中，50%是OEM產生的，提高ODM和OBM的比重迫在眉睫。
提升在全球產業分工中的地位
提升我們在產業分工中的地位。我們現在出口兩萬億元，其中出口到美國的就有3000億元。怎么轉型升級呢？我們要從需求鏈、產業鏈、資金鏈、物流和供應鏈、價格鏈等多個方向思考，才可以提高我們在價值鏈中的分工地位，提高產業附加值。
我們取得了一些進展，但還面臨很多問題。從產業升級的著力點看：第一，要突破核心技術，盡管技術創新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是這是產業升級的核心，因此必須要突破。
第二，打破產業鏈條。我們自己在整個產業鏈上還有很多缺失，而缺失的環節恰恰是高附加值的領域。
第三，創新商業模式，提高在終端領域的影響力。產業升級就是提升自主設計能力，創造更多自有品牌，自己控制商業渠道，自己創造商業模式。
傳統產業的升級體現的是品牌、設計和資源的整合，也體現新的制造模式。從信息產業看，我們在某些領域取得了成功，比如華為和中興。現在我們有很多新的產業領域，某種意義上講，我們這些新的產業與發達國家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這時怎樣才能領先一步呢？就要靠自主創新。
無論是傳統產業還是新興產業都要提高自主制造的能力，但是我們的制造基礎，無論是基礎的零部件、基礎材料、基礎裝備還是企業管理，與發達國家比都還有很大的差距。當然，轉型升級也涉及到制造模式、制造的服務模式和商業模式的轉型，因此轉型升級不僅僅是在技術層面。
加快推進工業轉型
我們期望工業轉型加快推進，希望通過工業轉型來實現我國工業由大到強的歷史性的跨越。這取決于每一個企業的努力，要靠每一個技術團隊、每一個裝備、每一項管理、每一個戰略、每一個模式的創新。
轉型升級也離不開政策的引導和支持。在轉型升級中，特別是高端產業的轉型中，國家扮演的角色至關重要。再如，發展航空產業，想要發展航空產業的所有環節難度很大，但在某些特殊的領域里面，我們要成為出口的大國。
企業無疑是轉型升級最重要的角色。從政策層面講，第一要給予產業發展好的政策空間，加大配套設施的建設；第二是營造創新的環境；第三是努力擴大產業需求。在新興產業方面，政府和企業共同培育和研發非常重要。
完善產業轉型的體制機制。我們需要不斷推進市場準入制度、價格形成機制、市場機制和運行模式。以節能環保為例，節能環保就涉及到很多機制體制的設計。例如在新能源汽車方面，如果把電動汽車納入政府采購的范圍，電動汽車就將得到很好的發展機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