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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政策范文第1篇

從“非公有制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必要的、有益的補充”到“ 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再到“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地位逐漸上升。這也是我們黨對基本經濟制度、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認識的不斷深化。

在實踐中不斷深化認識的同時，科學的認識也有效地指導著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實踐，黨和國家根據發展中遇到的問題相繼出臺了“新老36條”、負面清單制度等一系列鼓勵和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使非公有制經濟在改革開放30多年的時間里，經歷了從小到大、由弱變強的發展過程。如今，非公有制經濟創造了超過60%的GDP、超過80%的社會就業和超過65%的固定資產投資，真正撐起了經濟的“半壁江山”。

非公經濟的發展壯大，民間投資在鐵路、電信、金融等“”的破冰，也曾引發一些人對民進國退的熱議。對此，指出，把公有制經濟鞏固好、發展好，同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不是對立的，而是有機統一的。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應該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并重申了“兩個毫不動搖”和非公有制經濟現實地位的“三個沒有變”。

隨著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體系的形成和不斷完善、“一帶一路”建設等國家發展戰略實施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提供廣闊平臺、“雙創”新浪潮注入新動力……非公經濟大有作為的條件已經具備。但由于政策不完善、執行不到位等原因，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仍面臨著市場的冰山、融資的高山、轉型的火山等困難。因此，我們要在堅持“親”“清”的新型政商關系下，循著問題，加速掃除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障礙，注重對非公經濟人士的培養教育和關心，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

知之愈明，行之愈篤。在決勝全面小康的新征程中，面對經濟發展新常態，非公有制經濟要堅定發展信心，抓住發展機遇，在中國經濟發展中更上層樓、大有作為。

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政策范文第2篇

一、我區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狀況

從總體看，非公有制經濟占全區經濟的比重持續升高。2015年，全區非公有制經濟GDP實現11579.1億元，比上年增長8.1%，高于同期GDP增速0.4個百分點，占GDP的比重達到了64.2%。分盟市看，鄂爾多斯市總量最大，為2979.8億元；烏蘭察布市、興安盟、錫林郭勒盟和赤峰市四個盟市的增速均超過了兩位數，分別為12%、11.5%、11.5%和10.4%；在比重上，鄂爾多斯市的比重超過了70%，烏海市等5個盟市的比重超過了60%，除興安盟外，其余11個盟市的比重均超過了50%。

非公有制工業增速和比重提升較快。2015年，全區規模以上非公有制工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11.4%，高于全區規模以上工業平均增速2.8個百分點，占規模以上工業的比重達到了67.7%。當年全區規模以上非公有制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889.58億元，占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的94.6%。面對同樣的市場環境，非公有制企業的經濟效益優于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充分體現了非公有制企業普遍具有的經營負擔相對較輕、方式靈活多變的優勢。

非公有制經濟投資保持穩定增長。2015年，全區非公有制500萬元以上項目固定資產投資額完成7837.11億元，占500萬元以上項目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57.4%。從項目數看，全年在建施工非公有制項目數8188個，占施工項目總數的48.3%；其中全年新開工非公有制項目6141個，占新開工項目總數的48.4%；全年共有7005個非公有制項目投產，占投產項目總數的49.8%。民間資本投資優化了原有的主要依靠政府投資和銀行貸款的格局，已成為投資主體的重要組成部分。

非公有制單位消費品零售額成為消費市場的“主陣地”。在消費領域中非公有制單位增長較快，成為了“主陣地”。2015年，全區非公有制單位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5454.3億元，占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89.3%，高于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0.8個百分點。全區銷售額在億元以上的批發零售企業達396個，比上年增加13個；其中，銷售額億元以上的綜合市場44個，比上年增加4個。貿易企業規模不斷擴大，大型的批發零售企業和綜合市場數量繼續增加，向規模化集中。

非公有制經濟成為吸納就業的重要“蓄水池”。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促進了社會就業，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構建和諧社會作出了重要貢獻。2015年，全區城鎮非公有制單位從業人員達536.47萬人，占城鎮從業人員的比重達75.7%。其中，在私營單位從業人員168.09萬人，占非公有制單位從業人員的31.3%；個體戶為248.24萬人，占非公有制單位從業人員的46.3%；在其他單位從業人員120.13萬人，占非公有制單位從業人員的22.4%。

非公有制經濟已成為全區稅收的重要來源。一方面，非公有制經濟企業數量多、規模大，已成為全區稅源的重要保障。2015年，全區非公有制經濟實現納稅額達1480.07億元，占全區稅收總收入的68.3%。另一方面，隨著國家及自治區為中小微企業減負政策措施的陸續出臺及落實，較上年相比，全區非公有制經濟的納稅額也在明顯下降。非公有制經濟納稅額比上年下降11.8%，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也較上年下降了12.5個百分點。

二、促進我區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有利因素

國家和自治區各方重視，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了良好氛圍。國家層面，近幾年，國家多次下發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性文件，如被稱為國家鼓勵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新舊36條”等，為各地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指導。自治區層面，自治區黨委、政府高度重視，在認真貫徹落實國家政策的同時，成立了自治區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專項推進領導小組，組織有關部門開展全區非公有制經濟情況調研，并在此基礎上制定了符合我區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2013年，自治區出臺了《鼓勵和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加快發展若干規定（試行）》（簡稱“70條”）。2016年7月，又對《鼓勵和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加快發展若干規定》作了修訂。國家和自治區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了良好氛圍，推動了我區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

經濟發展多年積累所奠定的堅實基礎。近幾年，我區依托資源和區位優勢，經濟保持了中高速增長，不斷邁向中高端水平。農畜產品加工業、批發零售貿易業、餐飲業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重點行業，都得到了較快發展。同時圍繞自治區優勢特色產業基地及自治區“8337”發展思路的推進實施，產業集群化發展穩步推進，為非公有制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加快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和難得的機遇。

各項改革步伐明顯加快。為了深化改革、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破除制約經濟發展的各種體制制度束縛，國家和自治區明顯加快了各領域的改革步伐。在打破壟斷、醫療衛生、教育公平、社會保障、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均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逐步放寬市場準入條件，加強內部競爭機制的引進，并鼓勵民間資本參與到各項建設和運營之中。隨著各項改革事業的不斷推進，部分行業的壟斷局面已逐步被打破，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拓寬了領域。

三、我區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

非公有制經濟內部結構不合理，區域間發展不平衡。內部結構不合理突出表現為傳統行業比重偏高，新興服務業涉足不多，金融保險業、壟斷行業比重低，流通服務型企業多而生產型企業少，多數非公有制企業仍處在以資源開發和勞動密集型為主的產業鏈下端。分區域看，呼包鄂地區集中了全區近一半的個體私營企業。如鄂爾多斯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發展程度最低的興安盟與鄂爾多斯相比總量相差十幾倍，在經濟總量中的占比兩地也相差近30個百分點。

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質量不高，特別是有影響力的大型非公企業數量不足。當前，全區非公有制經濟雖取得了長足發展，在經濟體量中的占比在全國各省區市中也不低，但全區的非公有制企業絕大多數是小微企業和個體戶，達到一定規模和在行業中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大中型非公企業數量偏少且競爭力不強，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層次較低。如由全國工商聯編制的“2015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榜單中，內蒙古僅有12家企業上榜，僅占2.4%；其中排名最高的我區企業在全國也僅排第80位，且是唯一一家進入全國百強的我區企業。另外，在這12家企業中，也呈現出以資源能源型企業為主的行業分布相對單一、涉足新型產業少的特征。

縣域經濟發展滯后，阻礙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步伐。縣域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二者是相輔相成、共同發展的關系。縣域經濟的充分發展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投資環境；同時，非公有制經濟的快速發展又對縣域經濟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現階段，全區縣域經濟發展相對滯后，還不能完全滿足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對土地、信貸、資源、技術等方面的需求，生產要素供給緊張。

非公有制企業素質不高，創新能力不強。集中表現為“兩低一少”：整體發展水平低。非公有制企業結構單一、規模偏小、產業層次較低，以初級加工和服務業為主，多為勞動密集型企業，生產工藝落后，利潤空間小，競爭力不強。科技創新能力低。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掌握核心技術、具備國際競爭力的非公有制企業非常少，大多數產品處于產業鏈低端，產品科技含量不高，企業技術研發資金投入普遍不足，技術創新能力較弱，非公有制企業及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不強。專業人才少。不少企業實行的是粗放型和封閉的家族式管理模式，現代企業管理經驗和能力不足，專業人才匱乏，對技術人才的需求尤為急迫。

非公企業普遍存在與現代信息技術融合不夠，轉型升級能力不強的問題。當前，全區非公有制企業中從事傳統資源能源開發、中低端加工制造、傳統服務業等領域的居多。不少非公有制企業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和行業創新升級的要求，表現得無所適從、疲于應對，不熟悉現代信息技術和先進管理理念，尚不能很好地運用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技術手段提升管理水平、產品品質和服務質量，無法充分適應時代和市場的需求，甚至存在被市場淘汰的風險。

四、推動我區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工作重點

經濟發展新常態下，自治區黨委和政府將繼續鼓勵和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進一步強化政策支持措施，加大工作推進力度，努力實現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新突破、新跨越。

加強組織領導和協調。2013年2月，我區成立了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專項推進領導小組，各盟市、旗縣（市區）也都相繼成立了領導機構，加強對非公有制經濟工作的領導和協調。自治區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專項推進領導小組多次召開會議，分析形勢任務，明確工作思路，謀劃專項規劃，研究政策措施，健全工作機制，從全局和宏觀層面上進行總體把握，對具體問題進行微觀指導。

今后，我區將進一步強化自治區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專項推進領導小組的協調服務職能，把事關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目標和服務內容分解落實到各地、各部門和具體責任人。全面落實中央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要求，及時補充、完善、調整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相關政策措施和實施細則，增強政策的整體性、協調性、系統性和實效性。大力宣傳非公有制經濟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宣傳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先進典型和成功經驗，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完善政務服務環境。黨的十要求“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我們應把服務非公有制經濟、營造非公有制經濟良好發展環境作為工作重點，認真評價、努力完善政策環境、金融環境和司法環境等。

營造良好環境、推動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我區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重點是放權，放松管制，承認并允許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第二階段的重點是讓利，簡化辦事程序，減輕各類稅費負擔；第三階段的重點是服務，對非公有制經濟開展信息提供、創業指導、技術咨詢、法律支持、維權幫助等方面的服務，營造公平公正的環境，以適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實際需求，并引導和規范非公有制經濟良性發展。

近年來，自治區加強平臺與載體建設，拓寬平臺的服務范圍，提高平臺的服務功效。繼續清理阻礙非公有制企業市場化發展的行政性審批事項，開放民間投資領域，破除阻礙民間投資的“玻璃門”“彈簧門”等體制障礙，支持民間資本進入基礎產業、基礎設施、公用事業、社會事業，以及金融服務、保險、現代物流、文化產業等新興服務業領域，參與政府投資項目、政府采購項目和國有大項目建設，營造促進非公有制企業高效、公平、可持續發展的政務環境。

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政策范文第3篇

關鍵詞：非公有制經濟；因素；對策

本文系教育廳科學技術處資助項目：“內蒙古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研究”（編號：NJSY14312）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6年10月27日

目前，內蒙古非公有制經濟面臨增長速度的換擋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重疊階段，經濟的發展穩中有進，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市場主體穩中有升。從最近幾年經濟發展的整體情況看，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已經成為自治區經濟發展前行的新活力。“非公有制經濟已占據經濟發展的重要位置，對于自治區經濟快速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但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過程當中突顯的問題也不容忽視。

一、內蒙古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狀況

截至2015年末，內蒙古經濟轉型發展的速度進一步加快。“五大基地”的建設取得非常重要的進展，三次產業結構由9.4∶54.5∶36.1演進為9∶51∶40，多元化發展、多極支撐發展的格局進一步形成了。現代服務業占整體經濟發展的比例明顯提高，現代物流業、文明綠色旅游、金融保險業、電子商務等行業迅速的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在自治區經濟發展中已經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自治區公有制經濟實現的增加值已經占全區GDP的63.6%，納稅總額占全區稅收總收入的80.8%，城鎮非公單位從業人員占全區城鎮從業人員的76.69%，為自治區經濟快速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二、內蒙古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

（一）非公有制經濟融資渠道單一，嚴重制約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非公企業發展是一個自發的過程，最初的資金都來源于個人和家庭的積累。經濟不斷的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也跟著快速發展起來，發展規模的不斷壯大使企業發展資金嚴重不足，僅僅依靠非公企業的內部積累不能滿足企業內部擴大發展的規模。因此，需要對外進行集資。但是，銀行對非公有制經濟企業發放貸款時，卻不能給予優惠，反倒會在一定程度上加以限制，程序繁瑣復雜、貸款額度低、利率高等等不利因素。非公企業自身存在著非常多的問題，內部控制缺乏、信譽低、管理混亂。很難得到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信貸與支持。所以非公有制企業融資渠道單一，發放股票和公司債券市場門檻較高，企業不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根本不符合上市的條件。

為了進一步規范融資市場，內蒙古對非公有企業利用的非正規融資渠道進行融資加以整頓，使民間借貸的行為遭受重大的影響。企業從銀行或其他的金融機構貸款的比例不到20%，而從民間借貸或與親戚朋友籌款的比例高達70%；企業使用的流動資金的50%也是來源于企業的自身積累，從銀行或其他的機構貸款的比例達到30%。單一的融資渠道成為制約非公有制經濟企業的重要因素。首先，大型國有商業銀行的審批權過于集中，為非公有制經濟企業提供貸款的種類又很少。信貸規模不完善，且貸款利率比較高的股份制銀行、農村信用社、小額貸款公司，已經不能滿足非公有制經濟企業信貸的需求；其次，經濟實力不強的非公有制經濟企業，尤其是從事服務行業的非公有制經濟企業缺少有效的質押物，信用擔保體系又不完善，非公有制經濟企業很難得到銀行和金融機構的授信。

（二）非公有制經濟投資比重偏低，發展后勁不足

1、法律制度不夠完善，準入門檻過高。近幾年，為順應社會經濟的發展，法律法規也進一步修改和完善，但是不能進一步適應非公有經濟的發展要求，法律法規需要進一步修改和完善，法律法規在執行過程中仍然缺乏可操作，而在市場準入方面同樣需要加強和完善。目前，非公有制經濟的重要性引起中央到地方的重視，制定了很多指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和制度，但依然沒有從根本上改善非公有制經濟的地位。

2、企業運營理念、服務宗旨及發展目標等決定性因素的制定實施與企業的實際發展有偏差，部分精神、理念的執行在實際生產經營過程中受阻。受一直變化的市場環境影響，一些非公有制經濟企業管理理念的確定在指導實際工作的過程中并不能實現全方位立體化的高效指導。而一些政府服務部門依然存在重收費輕管理的問題。對個體私營企業的實際效益無法確定一個較高的標準，而只是片面機械執行的問題；有些收費不合理；個別地方政府為了優化環境，對地方企業與外商投資企業存在著不一視同仁的思想，總是制約非公有制經濟企業向前發展。

（三）“以人為本”的企業管理制度需要創新完善。在一些非公企業生產運營過程中，因為多數企業都是個人創業發展起來的，雖然有一些企業一直秉承為員工著想的理念，但相關管理制度的制定都帶有一定的主觀色彩，有些并不是員工生存發展所需的必須因素也被強加在員工身上。理論上是為員工的綜合能力提升著想，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重了員工的工作壓力。相關福利政策又不能相應的給予保證，所以使得員工對政策不理解，使得集團內部對本企業的核心價值觀和企業精神存在誤解，不僅不利于相關制度在集團內的順利執行還容易使員工產生抵觸情緒，不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

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政策范文第4篇

【關鍵詞】非公有制經濟；金融制度；融資渠道

一、在我國產權制度與金融制度配比存在體制與增長兩方面的問題

（1）在體制層面，中國的正規金融是否能夠促進產權改革依然缺乏理論和經驗上的論證，當前政策界不斷討論“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非公有制經濟在正規金融層次上的市場準入障礙（中小企業融資專題調研組2000）。雖然中小企業與非公有制經濟是分別從規模和產權角度給出的不同定義，但兩個集合存在事實上的較大“交集”。延展到政策設計上，謝平（2001）就提出了應就金融制度與企業組織與制度形式的配比問題進行重新設計，換句話說，當前融資形式以間接金融為主，在間接金融中又以國有或國家控股機構為主的市場格局是否與企業產權多樣化相適應，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2）在經濟增長層面，我國當前的研究依然集中于宏觀意義上的貨幣政策有效性問題；對微觀角度討論金融體系的作用不足。沒有分析金融結構與促進經濟增長的各關鍵要素(如具備快速增長潛力的部門或產業)的關系，在理論上，產權結構變遷和經濟增長都屬動態范疇。

二、非公有制經濟融資局限問題的基本面分析

就個體代表而言，當前我國非公有制經濟已開辟了多元化的融資渠道，包括銀行貸款、發行股票、債券、企業內部職工集資及民間借貸等多種途徑，這為滿足非公有制經濟的資金需求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其融資渠道承載規模的廣度和深度均非常狹窄和膚淺：（1）中小企業和個體戶在非公有制經濟構成中占絕對優勢，自身原始積累的資本投入，以及在經營過程中利潤生成后的再投入是其資金主要來源，企業內部職工集資對企業擴大再生產的需求量無濟于事。（2）在中小非公有制企業和個體戶的融資總額中，民間借貸的資金所占比例很大，而時下管理機構對民間借貸管制比較嚴格，在各種約束條件下民間借貸融資規模的拓展潛力非常有限。（3）非公有制經濟直接融資的約束因素多，市場進入不充分，現代市場融資的參與機會以及主體介入者在當前非公有制經濟中可謂微乎其微。

三、非公有制經濟融資局限問題的原因

（1）非公有制經濟融資不暢的根源在于制度演進時滯。我國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至今不足20年，整體上只能算是處于向規模化擴張的初始階段，即規模邊際效益遞增的上升初期，非公有制經濟與公有制經濟差距甚遠。首先在資產規模上無法與國企相比擬；其次在各種分類制度上非公有制經濟比國有企業存在著不少的差異與不公正待遇，包括稅收政策、財務制度、市場競爭、投資方向等。從資產負債關系理論上看，中國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制度演進時滯是導致非公有制經濟融資不暢的根源。經濟主體抵抗風險及社會融資的能力由資產的規模及質量決定，而當前非公有制經濟個體規模普遍很小，因此通過舉債融資的規模必然受限制。（2）對于非公有制經濟，金融制度改革時機不成熟。中國非公有制經濟經營方式、經營規模及其小額、快捷便利的需求特征使地方性、中小金融形式成為其最適合的融資方式，就融資環境而言，其時機并不見佳。隨著金融制度改革的深化，信貸制度的完善，間接融資的條件越發嚴厲，而大部分非公有制經濟缺乏抵押質押條件、信用擔保中介或信用擔保體系組織。因此，非公有制經濟自身的資質條件約束了其間接融資。（3）非公有制經濟融資的擴大與深化受其投資約束影響。相對于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在市場領域、產業實業的后進入性使其在投資方向選擇的競爭上處于劣勢，另外非公有制經濟的產業進入門檻高于公有制，不少非國家必須壟斷的行業不允許非公有制經濟介入。基礎性、利潤來源穩定的壟斷或半壟斷行業非公有制經濟難以進入，原始積累較小的非公有制經濟其創業之初僅能介入一些邊緣產業并分享邊界利潤，因而，非公有制經濟的內源融資主要靠自身緩慢的利潤積累來，由此其內源融資的規模和效益受到制約，進而影響投資規模的擴大，喪失投資的機會。非公有制經濟因其投資規模與市場競爭力不足而喪失社會信用影響力，難以開展以商業信用為中介的融資方式，參與商業票據市場融資的機率降低，因此非公有制經濟陷于投資約束融資、融資又反約束投資的怪圈。

參考文獻

[1]謝平．《中國金融改革和金融監管的主要問題：在國家計委和哈佛大學“加入WTO和中國可持續發展研討會”上的演講》．2001

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政策范文第5篇

關鍵詞：非公有制經濟　發展　農民工市民化　制度創新

中國非公有制經濟與農民工的產生和發展基本上是同步進行的。改革開放以來，在非公有制經濟逐步壯大的同時，農民工的隊伍也越來越龐大。現在，非公有制經濟面臨著進一步發展的機遇，中國農民工也進入了全面市民化的關鍵時期，如何在推動非公有制經濟加速發展的同時，逐步實現農民工市民化，這是中國在轉型時期必須深入思考的問題。

一、中國農民工市民化進程中的“逆市民化”現象

與其他國家鄉城人口流動過程不同的是，中國勞動力的轉移與市民化是分兩個步驟進行的：第一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實現非農化就業，即形成農民工，第二是農民工實現由農民到城市市民的轉化，即市民化。因此所謂農民工市民化就是指借助于經濟發展的推動，使農民工在身份、地位、價值觀、社會權力以及生產、生活方式等方面全面向城市市民的轉化。這是中國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解決農民工出現后所產生的許多社會經濟問題的根本出路。

目前，中國農民工市民化的現狀是：一方面既有的改革已經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的轉移掃清了各種障礙，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城鎮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農民工的規模越來越龐大；另一方面是沒有完成的改革為農民工的市民化設置了各種障礙，農民工的就業城鎮化與身份市民化發生了嚴重的偏離，致使農民工市民化不能有序進行，而且穩定性較弱。在這樣的背景下，城鎮的農民工只好游離于城鎮社會與農村社會的邊緣。目前這種邊緣化主要表現為六個方面：(1)工作性質邊緣化；(2)居住分布邊緣化；(3)社會地位邊緣化；(4)經濟地位邊緣化；(5)社會心態邊緣化；(6)繼承性邊緣化。基于這樣的背景，農民工進不能融入城市，退不甘回到農村，但隨著年齡的增大，最后也只能是非自愿返鄉繼續從事農業生產，從而形成鄉－城人口流動中的“逆市民化”現象。

世界各國鄉－城人口流動的歷史表明：在向城鎮轉移的過程中，農村剩余勞動力先后(同時)實現職業與身份的轉變，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的趨勢，也是城市化與市民社會發展的基礎。而我國農民工目前這種“逆市民化”的現象，顯然與我國深層次的雙重二元結構緊密相關。在我國城鄉之間、工農業之間存在巨大差距的情況下，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產生了巨大的推動力。中國農村出現了空前的人口工業化、人口城鎮化的趨勢，是以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為基礎的。因此，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對我國二元結構矛盾的緩解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但是，與世界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不同，我國不僅存在一般意義上的二元結構，而且還存在體制方面的二元結構，為保障國家工業化、計劃經濟的資源配置要求而人為設置的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仍然在發揮、或者在變相地起作用。現階段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盡管能夠為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創造就業機會，卻不能解決勞動者就業變化與身份轉化二者之間出現的分離后面的一系列的問題。換言之，就業安排與身份轉化是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發生的，非公有制經濟缺乏使農民工能夠在城市就業同時實現農民向市民轉化的內生機制和能力。農民工在城市就業，成為一種體制外的就業，這與城市市民在非公經濟中就業存在本質的差別。

二、非公有制經濟在推動農民工市民化方面存在的障礙

為什么要關注非公有經濟發展與農民工市民化之間的關系?問題的出發點在于我國非公有經濟已經成為農民非農化就業的主要載體。表1的數據顯示，城鎮國有企業與集體企業吸納就業人數從1990年的13,895萬人減少到2005年的7,298萬人，平均每年減少439.8萬人：非公有制經濟就業人數從1990年的2,348萬人增加到2005年的11,970萬人，平均每年增長641.8萬人，同時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同期中國就業人數一共增加11，076萬人，平均每年增長738.4萬人，這表明非公有制經濟吸納了新增就業人口的86.87％。

由于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與部分企業的倒閉破產，以國有企業與集體企業為代表的公有制經濟的就業容量出現了大規模的收縮。因此，在城鎮人口的就業都無法滿足的基礎上，這些企業已經無法大規模地吸納農民工就業。但是這一時期是中國農民工人數迅速增長的時期(見圖1)，因此，不斷增長的農民工只能選擇在非公有制經濟就業。在90年代以前，農民工主要是在鄉鎮企業就業。這一時期的鄉鎮企業，不同程度的存在產權不清晰的現象，隨著改革的深入，鄉鎮企業大多實行轉制；90年代以后，鄉鎮企業面臨二次創業，就業容量迅速縮小，這一時期農民工大規模跨區域就業載體主要由城鎮非公有制經濟承擔。基于這樣的背景，可以認為非公有制經濟已經成為農民工的主要就業載體。

盡管非公有制經濟為農民工主要的就業載體，但是，目前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還不足以支撐農民工向市民化的轉化。就業載體的不穩定是其首要原因。目前非公有制經濟提供給農民工的工作多是“生存型”的工作，這就決定了農民工既沒有時間、精力與財力去實現自身的提高與發展，而且這種“生存型”的工作位于勞動力市場的低端領域，發展起點低，職業升遷困難。另一方面，在現行的制度環境中，非公有制經濟無法提供給農民工長期而又穩定的就業預期，因此，農民工提高自身素質與技能的積極性受到壓制；部分非公有制企業使用農民工只從短期效益出發，不注。重農民工的培訓與提升，因此農民工始終處于低水平、低層次的產業領域，無法形成長期而又穩定的城市就業預期，只能游離在城市與農村的邊緣，不能有續而又穩定地實現市民化。

其次，非公有制經濟還沒有成為農民工的市民化載體。所謂市民化載體是指借助于就業載體的推動，實現農民工由農民到市民的轉變并融入城市生活的環境。因此，這種市民化載體包括了農民工的就業載體、平均的社會保障水平、社會的認可與平等的國民待遇等。但是，目前的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水平顯然難以達到這樣的層次：(1)非公有制經濟無力將農民工的工資維持在與城鎮居民平均的水平上，只

好將其壓低在當地生存水平附近，這一基本事實使得農民工無法維持與城鎮居民同樣的生活：(2)非公有制企業沒有有效保障農民工的臺法權益，不僅工資水平低并經常拖欠，而且農民工的人身安全和尊嚴、平等擇業、勞動保護、社會保障、居住等合法權益也得不到有效保障；(3)社會長期以來形成的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偏見，使得在其就業的員工“低人一等”，在加上城市居民對農民工觀念上的根深蒂固的偏見與行為上狹隘的歧視，這就使得目前的農民工很難融人城市的主流生活；(4)現有的非公經濟無法實現農民工身份的轉變，現行的政策在給與非公有制經濟自行招聘人才的同時并沒有給與其相應地安排員工當地落戶的權力。顯然，非公有制經濟內部也缺乏保障農民工市民化的內生機制。

從發達國家鄉－城人口流動過程來看，只要有企業提供就業崗位，流動人口一般都能夠順利地在當地安居樂業。那么非公有制經濟在承擔農民工就業載體的同時為什么不能有續、穩定地推動農民工市民化，這其中既有非公有制經濟需要進一步發展的原因，也與目前體制環境有關系：

1、政府扶持國有經濟的內生偏好制約非公有制經濟順利發展。雖然目前非公有制經濟已經是中國市場經濟的主體，但是政府的理性選擇仍然是必須扶持國有經濟，主要表現在使國有企業在市場準入、稅費負擔、社會公共服務體系、金融資源的獲得與其他促進企業發展的優惠政策等方面具有優先權，并在制度上對非公有制經濟形成擠壓，這就使得不同所有制經濟在經濟政策方面不能“一視同仁”，使非公有制經濟與公有制經濟在市場競爭、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中處于不平等的地位。

2、政府官員的有限支持影響了非公有制經濟正常發展。政府官員是獨立的利益主體，有追其自身效益最大化的要求，政府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支持是以符合自身利益為前提。因此，地方官員在對待非公有制經濟上出現了悖論，該保護的不保護，該制止的不制止。一方面是政府對非公有制企業的合法權益保護不力，非公有制企業合法權益遭受侵犯的案例日益增多，一些行政執法機構對個體戶、小企業濫施罰扣的現象時常發生；但在另一方面官員為了追求地方GDP的增長與推卸政府應該承擔的公共義務，默許非公有制企業侵犯其員工的合法權益，導致許多非公有制企業無視甚至損害農民工最基本的合法權利，致使勞資關系矛盾日益加大，農民工無法順利融八城鎮。

顯然，發展的不足，使非公有制經濟無法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不能有力地支撐農民工市民化；不規范的企業行為，過度追求利潤最大化，也在侵害員工的合法權益同時，使農民工自身市民化的能力受到了鉗制。

三、非公經濟發展與農民工市民化的內在關系

推動非公有制經濟成為農民工市民化的基礎，這既是企業社會責任的要求，也是非公有制經濟自身發展的需要。目前非公有制經濟已經是農民工的主要就業載體，順勢而為地推動非公有制經濟成為農民工市民化在實踐上具有可行性、在經濟上也具有可能性。

1、推動農民工市民化是源自企業社會責任的基本要求。所謂企業的社會責任是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的責任除了為股東追求利益之外，也應當考慮相關當事人的利益，即影響與受影響于企業行為的各方利益。縱觀企業社會責任的發展歷程，企業從一開始產生，就承擔了一定的責任，并隨時代的變遷而不斷的變化：在上個世紀30-60年代，企業強調的經濟責任，即要為實現企業所有者、股東的利潤最大化負責，這時的企業理念是股東個人利益至上，企業經營者的唯一目的就是實現利潤最大化；在上個世紀60年代以后，隨著經濟快速發展所導致的環境保護問題的興起，以及經濟全球化的加快，在世界范圍內引發了市場經濟規則與市場經濟內在的基本矛盾――勞資矛盾與社會道德，這就使得勞工問題、勞動權益保護等成了世界性的問題，企業的社會責任運動也就應運而生，并很快成為全球范圍內關注的話題。進入新世紀之后，中國非公有制企業的社會責任也愈發引起人們的關注，并成為非公有制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必須直面與應對的巨大挑戰。實際上，在現代社會中，不管是公有制還是非公有制的企業，作為一個社會組織，都應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這就意味著，企業在追求利潤、追求企業擴展的同時，必須充分考慮的合法權益，包括農民工融入市民社會的合理要求。

2、推動農民工市民化是非公有制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需要。長期以來，一些農民工所在企業都存在認識的誤區。他們認為，由于中國存在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因此農民工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所以不必承擔他們在醫療、工傷、住房等方面的保險支出，并且缺乏對由農民工轉換而來的新產業工人應有的尊重和保護，再加上地方政府監管職責的缺位，這就使得農民工收入長期過低、社會保障不到位，甚至是工資都被長時間拖欠。不但如此，有的企業還把給予農民工平等權力與企業勞動生產率對立起來。但是，就非公有制企業而言，過多追求企業利潤的短期行為，而忽略農民工的發展與市民化，這實際上也不利于企業的長遠發展。企業競爭實質上是人才、市場與技術等多方面的競爭，如果單純拘泥于勞動密集與產品的低成本優勢，而忽略了人的發展，企業的競爭優勢肯定難以持續。2004年爆發在中國東南沿海的“民工荒”，就是企業長期忽略了農民工的權益與發展而導致的農民工用腳投票的結果。實際上，農民工的市民化，不但能促進城市勞動力市場的開發，而且也有利于人力資源配置機制的形成和發展，這就能促使企業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產品質量，降低成本，改進服務管理，從而激活企業的激勵、競爭機制，為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更廣闊的空間。

3、企業給予正常待遇是推動農民工市民化的基本出發點。要推動非公有制經濟成為農民工市民化的基礎，并不是要求非公有制企業去承擔企業以外的責任，而是要求企業改變用農民工的理念，正視農民工的權益，重視農民工的發展。實際上，只有企業能給予農民工正常的工資待遇、福利保障與升遷機會，農民工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來逐步增強市民化的能力，從而有續與穩定地實現市民化。目前，要給予農民工正常的待遇首先就要求非公有制企業充分尊重農民工的價值，根據來源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市場開放水平、消費水平以及勞動力流動的心理成本等因素的變化相應地提高農民工的工資待遇；其次要堅決杜絕企業拖欠農民工資的現象，保證工資如期發放：第三要改善農民工的工作環境，嚴格按照國家標準與行業要求，為農民工提供必要的勞動保護條件和職業病防治措施；第四要保證農民工的基本福利，按照城鎮社會一般水平

的要求為農民工辦理基本的社會保險，為農民工市民化提供基本的保障；最后要注重農民工的培訓與提升，為農民工向上的流動提供創作必要的條件。

4、通過制度創新，非公有制經濟具有成為農民工市民化基礎的能力。目前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首先是黨和國家關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基本理論、方針、政策和制度已經基本形成，并將進一步發展和完善；第二是中國非公有制經濟，尤其是民營經濟的自身素質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企業規模日益擴大，競爭優勢不斷增強；第三是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已從原來數量擴張的階段進入加快發展、持續發展的新階段。中國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基本格局已經形成，并將進一步實行良性互動。非公有制經濟在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中，既是生力軍，也是主力軍之一。

因此，隨著政策完善、制度創新與企業素質提高的推進，非公有制經濟必將迅猛發展，自身的實力也將日益增強。在這樣的背景下，非公有制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能力必將相應增強，能夠保障農民工的正常待遇，重視農民工的發展，給予農民工在城市長期而又穩定的就業預期，提供農民工融八城市主流生活的機會，在鞏固農民工就業載體的基礎上穩步推進農民工市民化。

四、推動非公有制經濟成為農民工市民化基礎的制度創新

要想推動非公有制經濟成為農民工市民化的基礎，必須進一步加快制度創新：一方面要為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推動非公有制經濟快速發展；另一方面需要營造農民工市民化的政策環境，引導非公有制企業建立和諧的勞動關系，從而推動非公有制經濟成為農民工市民化的基礎，穩定、有序地實現農民工市民化。具體而言，這些制度創新主要是以下幾個方面：

1、平等競爭的市場經濟制度

為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創造一個平等競爭的市場環境，給予他們在市場準入、金融支持、土地與稅收等方面公平的待遇，是推動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基本要求。這首先就需要市場準入平等化，給予非公有制經濟，尤其是民營經濟與公有制經濟同等的“國民待遇”，真正落實黨和國家放寬非公有制經濟市場準八的政策，向非公有制經濟開放更多的領域，以拓寬非公有制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其次需要為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提供融資便利，實現融資渠道多元化與金融支持平等化。要逐步改變政府對公有制經濟的“父愛貸款”，提高對非公有制企業的貸款比重；鼓勵金融服務創新，開發適合非公有制中小企業特點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建立健全信用擔保體系，架起非公有制企業與銀行信貸的橋梁；同時要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發展，拓寬非公有制企業的直接融資渠道。第三是需要財稅支持的平等化，通過完善對非公有制經濟的財稅支持政策，給予非公有制經濟在稅收、土地等方面公平待遇，為不同所有制經濟的發展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

2、嚴格的產權保護制度

對個體私營企業財產權和收益權的保護，是充分釋放非公有制經濟潛能的需要，也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基礎設施，但這只能由政府提供。目前，非公有制經濟產權和收益權經常受到兩個方面的侵害：來自民間的是對企業資產與生產成果的盜搶破壞，來自政府部門則是以撕毀合同剝奪企業的經營權來剝奪個體和私有產權。因此必須建立嚴格的產權保護制度，為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提供基本的制度保障。這首先需要盡快加強和完善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所必須的法制建設，充分保障非公有制經濟的財產權與收益權，使侵害非公有制經濟合法權益的行為得到法律制裁。其次需要建立政府行政約束機制，從根本上制止政府職能部門對企業的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亂檢查、亂評比以及執法過程中的不規范行為和其他不當干預。

3、有效的公共產品供給制度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經濟是主體，政府是為市場經濟服務的，因此必須建立與完善有效的公共產品供給制度，推動政府由“全能政府”、“管制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務政府”轉變，為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持。這首先需要建立合理的政商關系，明確政府作為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責任與義務；其次需要通過宏觀調控與嚴格的市場監管措施為各種所有制經濟的發展提供良好的經濟環境與金融環境，保障正常的市場次序；第三需要大力發展各類社會中介服務組織，為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提供信息、咨詢、評估、中介、法律等服務，從而減少企業交易成本和機會成本，提高市場交易的成功率；第四需要加大對自主創業的政策扶持力度，支持開展企業經營者和員工培訓，加強科技創新服務，支持企業開拓國內外市場；第五需要政府加強交通、水利、能源、通信、城市公用等設施建設步伐，為非公有制企業的發展提供良好的基礎設施。

4、完善的現代企業制度

經濟的發展決定了企業的生產與組織形勢，在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企業會采取不同的生產與組織形勢，并不斷進化。目前，在中國的非公有制經濟中，家族企業占據了較大的比例。不容否認，在私營企業初創階段，家族企業的家族經營制曾經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在日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家族企業經營制在經營機制與管理制度上存在的一些深層次問題與缺陷也日益明顯。因此需要引導非公有制企業實行公司制改革，將非公有經濟體制的優勢與規范的法人治理結構有機結合起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在制度上保證非公有制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當然，我們也必須從實際出發，針對非公有制企業發展的客觀情況和現實階段，探索符合現代企業制度方向的制度創新模式：總體上應以公司制作為制度創新的選擇，一些發展態勢較好的規模較大的企業可以向現代股份公司制轉變；部分中小企業應參照《公司法》，調整內部組織機制，向有限責任公司制靠攏；分散的個體、私營家族企業根據各自特色考慮向股份臺作模式靠攏。

5、統一平等的社會制度

統一平等的社會制度是推動非公有制經濟成為農民工市民化基礎的重要條件，也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目前，完善統一平等的社會制度需要從兩方面著手：一方面是政府必須給予非公有制經濟與公有制經濟同等的社會地位，正視非公有制經濟的作用，積極引導社會消除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歧視，尤其是對從其從業人員的歧視；另一方面是非公有制企業必須給予農民工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國民待遇”，要通過不斷協調政府與企業的關系，消除約束農民工融入城鎮主流生活的二元戶籍制度，創新企業勞動用工制度，從而提升農民工的市民化能力，推動農民工與城鎮社會的融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