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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政策作用機制范文第1篇

（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布里斯托 BS8 1TH ）

摘 要：隨著中國經濟的加速發展，中國的社會面貌不斷經歷著改變，環境污染問題也日益突出，環境問題已成為當前民眾較為關注的問題。中國政府在環境治理中處于重要地位，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政府可以采用財稅政策來進行環境保護，以實現環境優化的目的。本文將對財稅政策的環境治理效應進行研究，分析財稅政策的環境治理作用機制，并從規范分析和實證分析兩個角度對中國當前的環境保護財稅政策效果進行分析，最后提出本文的合理化建議。

關鍵詞 ：財稅政策；環境治理；效應

中圖分類號：F81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772-（2015）02-0038-03

一、緒論

（一）問題的提出

人類在從事生產和生活活動時不斷改變著生態環境，反過來生態環境也不斷影響著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活動。良好的生態環境，不僅有利于人們的生產和生活，同時也有利于人類的身心健康。中國進入改革開放以來，經濟不斷加速發展，社會面貌也不斷經歷著改變，與此同時，環境污染問題也變得日益突出。長此以往，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失將遠遠大于經濟增長帶來的收益，人們的生存環境不斷惡化，身心健康受到侵害。治理環境問題已經成為當前的熱點問題，本文將從財稅政策角度出發，探討財稅政策的環境治理作用機制，并基于當前財政政策治理環境問題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給出相關的建議。

（二）文獻綜述

國外關于環境治理政策的理論基礎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認為需要政策干預來解決環境問題的外部性理論與庇古稅，另外一類是認為需要通過市場機制來解決環境問題的科斯定理。根據馬歇爾于1890年提出的“外部性”概念，環境污染是一種負外部性活動，環境治理則是一種正外部性活動。1920年，庇古最早提出在治理環境污染時，征稅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他認為市場不是萬能的，在市場機制不能夠實現效應時，應采用政府干預的措施。生產者為了逃避被征稅，將想辦法改進生產技術，減少環境污染，從而減少稅收，長此以往，環境問題將得到改善。庇古稅在20世紀20年代即引發爭議，1960年，科斯撰文認為難以對污染帶來的損失進行貨幣化衡量，并提出可通過市場交易來代替庇古稅手段、法律手段及其他政府管制手段。

國內關于環境治理問題的財稅政策研究晚于西方國家，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期。王寶順等認為，對治理環境污染的投資具有滯后性和區域差異性，提高財政支出的使用效率將能夠有效提高環境治理能力。盧洪友、祁毓認為，環境保護財政支出在整個公共財政支出體系中處于弱勢地位，財政政策對環境治理的重要性須不斷得到強化。蔣尉認為，在市場機制與政策的雙重作用下，企業參與治理環境的積極性將得到加強。

二、財稅政策促進環境治理的作用機制

（一）財稅政策促進環境治理的目標

環境是支持人類生存的一種重要的公共品，存在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需要政府在環境治理領域進行一定的干預，一方面可通過財政政策，通過相關投資，增加環境治理的基礎設施；另一方面，可通過征收排污企業稅收，提高其排污成本，以減少其污染物的排放。財稅政策的目標主要可以分為兩類：其一，經濟目標，遵循“成本——利益”原則，分析環境對經濟的正負效應，通過影響企業生產的成本、價格利潤率等，最終影響企業的經濟效果；其二，環境目標，指的是保證市場機制正常運作的情況下，保證污染被控制在環境能夠承載的范圍內，保證人體的身心健康發展。

（二）財政促進環境治理的作用機制

財政政策本質是激勵機制，鼓勵企業減少污染物的投放、鼓勵地方政府進行積極的環境治理，具體方式包括以下幾點。

1.污染治理投資

政府直接進行污染治理投資，是政府履行環境治理職能的重要方式之一，首先由于環境治理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容易導致企業和個人“搭便車”現象的出現，不愿主動參與到環境治理中，此時政府對環境治理進行投資將發揮直接的作用。并且政府對污染治理進行投資，可平衡不同地域的環境治理水平，平衡區域間的環境差異，并通過建立監管，保證各個主體履行自身的環境治理的職責。

2.財政補貼

政府財政補貼主要可針對三類對象，首先是對積極參與環境污染治理而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弱勢的生產者進行補貼，第二是對進行低污染產品消費的消費者進行價格補貼，第三是對可能進行破壞和污染環境的人員進行補貼。財政補貼的作用機制在于，政府將不對排放污染物的企業進行財政補貼，并且增加稅收及其他方式進行處罰，從而增加企業排放污染物的機會成本。通過財政補貼的激勵，企業能夠積極改進技術、升級產品、減少污染物的排放。

3.政府綠色采購

政府綠色采購的作用機制為，首先對企業進行綠色生產起到激勵作用，企業為了銷售自己的產品，將不斷改進生產技術，減少污染物的排放，提高資源的利用率，爭取成為政府的供應商。第二，可促進環保產業的發展，，促進環保技術的發展、提高綠色產品的產量。第三，可以提高公眾消費綠色產品的意識，進而提高公眾的環保意識。在政府進行宏觀調控和產業調整時，綠色采購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三）稅收促進環境治理的作用機制

稅收政策一方面可以通過激勵機制，增加對環保產業的稅收優惠，降低其生產成品，促進其綠色生產的積極性，最終實現節能減排的目標；另一方面，通過對高排污的企業增加稅收，增加其生產成本，促使其不得不進行生產技術革新，降低污染物的排放，以期減少稅收繳納，提高生產利潤。稅收機制主要可分為以下三類：

1.征收環境稅

征收環境稅的作用在于激勵企業生產符合生態文明的產品，而不是抑制生產。完善合理的環境稅制度將實現環境政策目標，促進社會效益最優。環境稅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針對對生產環節的稅收，提高生產者的生產成本，生產者最終通過價格機制將稅收轉嫁給消費者，最終減少消費；第二，直接對消費征稅，產品價格提高，消費者減少消費。環境稅的征收將促使企業不斷革新生產技術，提高資源利用率，降低污染物的排放，最終實現生產的可持續和生態文明。

2.征收排污費

排污費的作用機制與征稅相似，指的是對排污量超過規定標準的企業進行收費，當排污費高于邊際治理成本時，企業生產者將不得不進行生產技術革新，減少排污量。排污費標準越高，企業生產者的生產技術革新動機越強。

3.稅收優惠

環境稅收優惠指的是政府可通過對進行節能減排活動的納稅人進行稅收補貼，減輕其稅收負擔，鼓勵節能減排，促進環境科技進步，實現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環境稅收優惠本質上是一種虛擬的政府財政支出，政府犧牲了一定的稅收收入，引導和激勵企業生產者進行環境治理。

綜上所述，財政政策側重于正面引導和推動，稅收政策傾向于優惠返還，從財政政策和稅收政策兩方面著手，充分發揮作用，將有利于實現對生態環境的保護。

三、中國環境財稅政策的實施情況

近年來，中國在全球146個國家和地區中，環境可持續指數一直處于末位，在水資源利用、空氣污染治理等方面都存在著許多問題。根據中國現階段的實際情況，在通過市場機制進行調節的同時，需要政府發揮更大的政府職能，采取強有力的財稅政策，加大環境治理的力度，改善當前的環境狀況。

（一）中國促進環境治理的財政政策實施情況

考察政府是否盡職履行環境治理職能的標志之一即為環境保護財政支出，近年來，中國關于環境治理的財政支出無論是總額還是GDP占比都有所上升，尤其是總額增速較快。但從GDP占比來說，相比于發達國家的數據，中國的環境財政支出GDP占比一直處于較低位，近年來占比一直低于1%。財政支出規模占比小主要原因在于資金來源單一，主要依靠政府撥款，其他渠道占比較低。總體來說，現目前財政環保支出的總量遠遠不能滿足環境治理的需要，制約著進一步環境治理的優化。根據數據顯示，2013年全國公共財政支出139744億元，與上年比增幅達到10.9%，其中節能環保支出3 383億元，比上年增長14.2%，增長率處于前列，體現出政府對環境保護的重視進一步加深，但不可忽視的是總量占比全年財政支出僅為2.42%，處于國家財政支出各項中的末位。此外，政府促進環境治理的財政支出還存在地區間不公平的問題，比如河流上下游地區、東西部地區間差距較大。現目前中國環保財政支出主要包括污染治理投資、財政轉移支付、政府綠色采購等。

（二）中國促進環境治理的稅收政策實施情況

中國促進環境治理的稅收政策包括征收消費稅、資源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城市維護建設費等稅種，同時還包括具備稅收性質的排污費。最初設置消費稅的目標并不是環境治理，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環境污染日漸嚴重，國家開始通過調節消費稅來治理環境，首先是關于環境保護的消費稅征收范圍不斷加深，相關項目的稅率也有所調高，消費稅在節能環保方面進一步發揮著積極的推動作用。資源稅主要是針對一些不可再生資源開采而征收的稅種，如石油、天然氣等，資源稅的征收目的不僅在于調節各地資源優劣等客觀差異造成的級差收入，更在于促進資源的合理高效利用。城鎮土地使用稅主要是為了加強土地管理、提高土地使用效益。城市維護建設稅的征收可用來加強城市維護建設，是環境保護投資的重要資金來源。除了以上稅收項目，具備稅收性質的排污費也是政府用來環境保護的有力方式。上世紀70年代起，中國開始實施排污收費制度，此后關于排污費的征收管理辦法不斷完善。排污費的收取在環境保護方面發揮著一定的作用，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征收面窄、執行力不強、資金使用效率不高的問題。除了以上稅收政策，政府還制定了稅收優惠的政策，對于那些主動參與環境治理的企業給予稅收優惠，以鼓勵更多的企業參與到節能減排、保護環境中來。

四、財稅政策的環境治理效應

（一）財政政策環境治理效應的面板分析

首先需要提出的是本小節指出的財政政策是財政支出政策。由于無法單獨對政府綠色采購支出進行核算，因而本小節將以環境保護財政支出代表財政政策進行實證分析。

1.模型的構建與變量的選擇

面板數據模型包括固定效應、混合回歸、隨機效應模型這三類，其優點是可以利用面板數據進行更全面的分析，并且可以根據面板數據對估計結果的有效性進行修改。

混合回歸模型：（4-1）

固定效應模型：（4-2）

隨機效應回歸模型：（4-3）

混合回歸模型在現實中應用不廣，其他兩種模型的關鍵區別不在于未觀測到的個體影響是否隨機，而是是否包含與模型中解釋變量相關的元素。在本文中，被解釋量yit表示省i在年度t的環境污染排放指標向量，本文主要選擇工業企業排放的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gf）、工業二氧化硫（so2）、工業廢水排放量（fs）作為被解釋變量。解釋變量xit表示省i在年度t與工業生產相關的環境保護財政支出，數據主要為2008-2013年中國大陸地區30省或者直轄市（剔除西藏）的環境保護財政支出（hbzc）。控制變量中，uit誤差項，與xit無關，且均值為0。control為與環境污染排放相關的控制變量，αi是未被觀測到的因素對解釋變量的影響，β是解釋變量xit的系數，主要選擇人均GDP（rjgdp），人口規模(rkgm)以及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gdzc)作為控制變量。

2.實證結果分析

對三個方程進行F檢驗和Hausman檢驗后確定采用隨機效應模型檢驗工業廢水，固定效應模型檢驗二氧化硫，固定效應模型檢驗工業固體廢物。預先假設環境保護財政支出與環境污染排放量呈負相關關系，根據實證檢驗結果，預先假設成立，且系數均通過顯著性檢驗。工業固體廢物模型中環境保護財政支出的系數在0.05水平上顯著，其他兩種模型中環境保護財政支出的系數在0.01水平上顯著。當環境保護支出增加1%時，工業廢水排放量減少0.186%，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減少0.198%，工業二氧化硫減少0.185%。實證結果顯示，當國家增加環境保護財政支出時，可以有效緩解緩解污染，起到保護環境的作用。經實證檢驗結果，人口越多的地區，環境污染排放量越大，且人口規模對工業二氧化硫的影響最大。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工業固體廢物呈正相關關系，同工業廢水呈正相關關系。人均GDP對三者的影不大。

（二）稅收政策環境治理效應的面板

1.模型的構建、變量的選擇和數據來源

面板數據模型包括固定效應、混合回歸、隨機效應模型這三類，其優點是可以利用面板數據進行更全面的分析，并且可以根據面板數據對估計結果的有效性進行修改。

混合回歸模型：（5-1）

固定效應模型：（5-2）

隨機效應回歸模型：

（5-3）

主要選取中國大陸地區的30個省（包括直轄市及自治區，剔除西藏）2005年至2013年的數據。解釋變量包括資源稅、城鎮土地使用稅、耕地占用稅等環境稅費；被解釋變量為工業二氧化硫、工業廢水及工業固定廢物的排放量；控制變量為政府競爭及地區人均GDP，其中，選擇地方稅收占地方GDP比例來衡量政府競爭。

2.實證結果分析

首先建立混合回歸模型，經過F檢驗發現個體效應不能被忽略，然后進行Hausman檢驗，檢驗結果為應使用固定效應模型作為工業二氧化硫、工業固體廢物以及工業廢水的回歸方程。在工業廢水排放的固定效應模型中，得到資源稅增加1%，工業廢水排放量增加0.1668%，排污費增加1%。這個結果表明中國環境稅費的設計沒有起到環境保護的作用，反而促進了排污者的排污動機。在工業二氧化硫的固定效應模型中，當排污費增加1%時，二氧化硫排放增加0.0966%，當資源稅增加1%時，二氧化硫增加0.2234%，二氧化硫并沒有受到排污費和二氧化硫的增加而減少排放。在工業固體廢物的固定效應模型中，資源稅及排污費增加1%時，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分別增加0.1561%及0.1701%。

綜上所述，由于中國當前環境稅的征收制度，比如征收標準低、管理較寬松、地方政府重視不夠等原因，中國環境稅費的環境治理效果并不理想。由于排污費往往低于企業的治污成本，排污費也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其他稅種的效應就更加不明顯。控制變量中，各地政府往往因為盲目追求GDP以及在政府競爭中取得優勢而放松環境監管，導致環境進一步惡化。

五、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文首先對財稅政治促進環境治理進行了文獻綜述，然后對財稅政策如何促進環境治理的作用機制做了闡述，再次運用規范分析對中國財稅政策的環境治理效果進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對財稅政策的環境治理效應進行實證分析。通過以上分析，發現財政政策對環境治理一般具有促進作用，但是中國環境保護財政支出總量及占GDP比重都較低；而當前中國的稅收政策對環境治理并未起到促進作用，主要原因在于中國當前的環境稅收制度存在問題，而且存在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的提高、忽視環境保護的重要性的問題。

（二）政策建議

1.完善財政政策

第一，需要增加環境保護財政支出規模，雖然近年來中國環境保護財政支出規模明顯增加，并不斷保持上升趨勢，但與實際需求相比，總量依舊偏低，所以政府需要進一步加強對環境保護重要性的認識，增加環境保護財政支出規模。第二，需要優化財政支出結構，不僅要增加環境保護支出占GDP的比重，還要從事后治理轉移到事前預防，增加環保機構和隊伍的建設，提高環保執法水平。第三，需要提高財政支出效率，加強管理、轉變管理理念，提高環境保護的財政支出效率，提高環境保護的效率。第四，完善政府綠色采購制度，對生產和消費進行“綠色”引導。

2.完善稅收政策

首先，需要完善現有的環境稅體系：對資源稅進行改革，可以通過提高資源稅稅率、改變計稅依據、擴大征稅范圍來進行改革；對消費稅進行改革，增加消費稅計稅的范圍，調整消費稅的稅率，征稅環節從生產環節改到零售環節；對排污費進行改革，可以根據當地的污染物的種類、數量來征收；完善稅收優惠政策，以激勵和引導企業積極投入環境治理。其次，可以單獨征收環境稅，這樣環境治理效應將更有力、明顯。具體操作過程可以在結合中國實際的基礎上參考國外的經驗，采取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改革，可以逐步增加稅目，初始稅率可以低些，根據企業的稅負承擔能力，再進行稅負的調整。

（三）環境政策的優化選擇

財政政策與稅收政策各有利弊，環境稅有利于促進環境治理和資源節約，但政府綠色采購、財政轉移支付、財政污染治理投資支出政策的作用較為片面，僅靠這些政策難以滿足環境治理的需要；而僅僅依靠環境稅來治理污染也是不夠的。因而，理想的方式應該是結合財政政策和稅收政策，取長補短，綜合使用，以發揮兩者的最大作用。當環境稅稅率的標準無法確定時，可以積極使用財政政策；需要對個人或者微觀企業的生產行為進行調整時，可以通過征稅來影響其成本利潤，進而改變其生產行為，減少污染，改善環境質量。

參考文獻：

[1]劉兆德.財稅補貼政策對農業公司經營績效影響的實證分析——以西部農業上市公司為例[J].西安財經學院學報,2011(3).

[2]王璽,蔡偉賢,唐文倩.構建我國新能源產業稅收政策體系研究[J].稅務研究,2011(5).

[3]李忠,沈宏,陳偉.加拿大環境稅對我國的啟示[J].中國經貿導刊,2013(28).

[4]毛暉,汪莉,楊志倩.經濟增長、污染排放與環境治理投資[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3(5).

財政政策作用機制范文第2篇

一、經濟增長理論與財政政策發展的階段性特點

經濟增長理論是經濟理論發展的產物，其自身的發展及其與財政政策理論的相互關系，都與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點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經濟理論特點緊密聯系，呈現出一定的階段性。目前，一般認為可以分為五個階段：

（一）經典經濟理論。

經典的經濟學理論總體上看沒有明確涉及經濟增長的論述，也沒有涉及相關財政政策的論述。經典經濟理論在供給與需求關系方面采用薩伊的供給創造需求理論，認為市場會自動均衡，強調市場自由，發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但若深入分析，可以注意到經典經濟學對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問題作了許多分析。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生產資本積累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時提出：“生產逐年擴大是由于兩個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產的資本不斷增長；第二，由于資本使用的效率不斷提高，在再生產和積累期內，小的改良日積月累，最終就是生產的整個規模完全改觀。這是進行著改良的積累，生產力日積月累地發展。”強調了生產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動力作用。他還分析了公共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動力作用，提出公共基礎設施是“為資本提供資本的資本”。亞當。斯密在他所著《國富論》中分析了一國財富增加的途徑，認為只有通過經濟增長才能實現財富的增加。亞當·斯密提出，社會財富的增加意味著人均國民產值的提高表現出來的個人財富的增加。在如何實現國民財富增加的途徑問題上，他強調了資本積累和資本的正確配置，這實際上強調了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關于資本的內涵，亞當·斯密認為不僅包括機器和工具、建筑物、改良的土地，而且還包括“社會上一切人所學到的有用才能，這種才能對個人和個人所屬的社會都是財產的一部分。”這實際上隱含著現代經濟增長理論關于人力資本的思想。大衛·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與賦稅原理》著述中，也包含了如何實現經濟增長的思想，并強調了資本積累在經濟增長中的動力作用，認為如果沒有投資產生的資本積累，經濟就不可能增長，增長過程就會停止。總之，經典經濟理論對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已經有重要論述，但沒有形成經濟增長理論，也沒有提出財政政策問題，因此沒有經濟增長與財政政策關系的論述。這時對財政收支的分析主要是從利益和政治的角度進行。

（二）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

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在宏觀經濟分析和財政政策理論方面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被認為是使宏觀經濟理論成為了系統性的理論，并以此為基礎形成了一套財政政策理論。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是應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大蕭條的背景而產生的，強調市場失靈，主張發揮政府在經濟總量調控中的作用，認為政府主要是通過財政政策干預經濟。該經濟理論從總量分析入手，以有效需求管理為核心，構建投資儲蓄曲線（1s曲線）和貨幣供求曲線 （lm曲線）分析模型（is-lm模型），進行了一系列總量分析。在財政政策方面，提出了財政政策和宏觀調控的目標主要是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充分就業和保持物價穩定等：分析了財政收支規模變化對國民收入的影響，從而對財政支出、稅收等財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條件進行了分析，形成了相機抉擇等應用理論，其中許多結論我們在實際工作中仍在運用。值得注意的是，在運用凱恩斯經濟理論進行財政政策分析時，必須考慮政策產生作用的條件。比如投資（政府支出）的乘數原理成立的條件就包括了5個方面：一是在投資中沒有引進進口的產品和服務；二是經濟中有足夠的閑置生產能力、勞動力和尚未充分利用的資源；三是總產值中增加值比例保持不變；四是增加值中用于消費的比例不變；五是居民消費構成沒有變化。當這些條件不能同時滿足時，投資的乘數原理就不能成立，這些條件實際上是短期性的具體表現。總體看，凱思斯經濟理論是從流量的角度分析了短期經濟波動問題，沒有對經濟保持長期、持續增長的動力機制進行分析，所提出的財政政策也都是只能在特定條件下產生短期效果的政策。

（三）新古典經濟理論。

新古典經濟理論是在凱恩斯經濟理論面對資本主義經濟中出現“滯脹”而束手無策的背景下，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發展起來的，也稱為理性預期學派，是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起點和標志。該理論有三個重要特征。一是理論的前提條件。立足于長期分析，認為在長期中在競爭性領域市場機制總體上就是完備的（即所謂市場出清），信息總是對稱的，經濟總體能夠運用對稱的信息對經濟變量做出正確的預期，即理性預期。這樣的前提假設與經典經濟理論關于市場本身是完備的觀點相同，因此也被稱為新古典經濟理論。二是該理論的前提假設導致了政府干預經濟無效，即財政政策無效甚至有害的結論，因此該理論唯一的政策建議就是政府不要干預經濟。三是該理論使經濟學研究致力于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分析，并且將經濟學研究方法和工具進行了重大改進，構造出許多數學邏輯嚴謹的動態經濟增長模型。因此，普遍認為雖然由于該理論認為財政經濟政策無效而在政策建議中無所作為，但卻在發展宏觀經濟研究工具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四）發展經濟學。

發展經濟學是20世紀60年代與新古典經濟理論相同時期發展的經濟理論，與新古典理論的主要不同，是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進行診斷并提出政策建議。該理論的特點，一是在研究對象方面，不僅研究經濟增長（即gdp的增長率），而且注重相關的社會問題、生存環境問題等，即所謂發展問題。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比較綜合，往往采取定性分析為主，用一些簡單的數學模型或圖形進行解釋，重點放在提出政策建議等方面。發展經濟學理論提出了許多有意義的觀點和建議，例如邁克爾·托達羅（michael p. todaro）提出了發展的新經濟觀點，他認為，發展必須包括經濟加速增長、縮小不平等狀況和消滅絕對貧困，也包括社會結構、民眾態度和國家制度的重要變化的多方面過程。他還提出了發展的三個核心價值：生存、自尊、從奴役中解放出來。此外，他還提出了發展的三個目標，一是增加基本生活必需品數量的可得性，二是提高生活水平，三是擴大對個人和國家可得的經濟和社會選擇范圍。西蒙。庫茲涅茨（simon smith kuznet，1971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出了經濟增長的定義，他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可以定位為給它的居民提供種類日益增多的經濟產品的能力長期上升，這種不斷增長的能力是建立在先進技術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識之相應的調整的舉措上的”，此外，他還提出了經濟增長的六個特征。保羅·羅森斯坦-羅丹（paul n.resenstein-rodan）強調了社會基礎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他指出“要想有任何成功的機會的話，用于一個發展項目的資源就必須有一個最低限度水平。啟動一個國家進入自我持續增長，頗有點像讓一架飛機起飛。在飛機起飛之前，有一個超越的地面臨界速度……”，此外，他還指出了起飛所需的基礎設施資本形態、投資所需的儲蓄等方面的不可分性。岡納·米爾達爾（gurmar myrdal，1974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出了著名的“回波效應”和“擴散效應”。所謂的“回波效應”是指經濟活動正在擴張的地點和地區將會從其他地區吸引凈人口流入、資本流入和貿易活動，從而加快自身發展，并使其周邊地區發展速度降低；而“擴散效應”是指所有位于經濟擴張中心的周圍地區，都會隨著與擴張中心地區的基礎設施的改善等情況，從中心地區獲得資本、人才等，并被刺激促進本地區的發展，逐步趕上中心地區。

目前，發展經濟學的許多前沿問題仍然很受人們關注，如農業中的制度與技術變遷問題、食物（糧食）保障問題、外部（貿易投資、外匯）沖擊下的宏觀經濟問題、經濟發展與勞務問題、發展中國家工業成功的解釋等。

（五）新經濟增長理論。

新經濟增長理論是宏觀經濟學最前沿的理論，該理論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致力于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研究。該理論在對經濟環境的前提設定方面與新古典理論相同，包括市場出清、信息對稱和理性預期等，該理論與新古典理論的根本不同是否定了邊際收益遞減的假設，認為在特定的條件下產出和資本積累都具有正反饋效應，經濟增長率是內生于經濟系統的，因此，經濟能夠實現長期持續的增長。該理論另一個突出特點是再次肯定了宏觀經濟政策和財政政策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并從全新的角度分析了財政政策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機制，因此受到政府部門特別是市場經濟國家政府部門的普遍重視。

二、現代經濟增長理論中的財政政策

以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和新經濟增長理論為主要內容的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對財政政策的宏觀經濟理論基礎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這里結合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主要內容，具體分析財政政策理論基礎的變化。

（一）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問題。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問題來源于對長期經濟增長的核算結果，包括對多國從1870年到1995年的100多年經濟增長核算和從1960年到1985年的25年經濟增長核算，結果發現僅有40%到70%不等的產出增長率來源于資本生產要素和勞動生產要素的投入。

（二）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框架。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體現了宏觀經濟理論向使用完備工具發展的趨勢，與此前的經濟理論形成明顯不同。其基本條件假設包括長期中競爭完備的市場、信息對稱以及經濟實體的理性預期等。在研究方法上的特點：一是從微觀機制入手分析宏觀經濟問題，注重宏觀經濟現象的微觀基礎。二是進行動態的數量分析，普遍采取構建數量經濟模型的方法進行研究，注重經濟分析的邏輯嚴密性和實證性。三是注重用數據檢驗理論推導結論的正確性。經濟增長理論的動態經濟增長模型普遍采用的框架是：經濟活動的目標是追求由消費（或消費為主）產生的效用最大化，但消費和生產行為受到預算約束的限制，或者說受到資本積累速度的限制，在目標和約束條件之間找到最優的消費增長規律、最優的資本積累規律以及最優的經濟增長規律；在這個框架下，通過目標函數和約束條件的不同特性，分析財政政策、生產技術、人力資本等對長期經濟增長的影響，這個框架即所謂拉姆奇（ramsey）模型框架。

（三）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重要理論模型。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特點是對所研究的所有問題，都通過構建數量經濟模型進行分析，針對不同經濟問題，結合不同條件，構建了大量的動態經濟增長模型，以下介紹的是其典型的并與財政政策密切相關的模型及其經濟含義（各模型數學表達式略，可參見文后所列參考文獻）。

1.哈羅德一多馬模型。

這是凱恩斯經濟理論后期出現的模型，雖然嚴格地說還不屬于現代經濟增長模型，但卻是第一個出現的動態增長模型。該模型在微觀機制上假定企業的生產按照里昂惕夫生產函數進行，即資本（k）和勞動（l）不能相互替代，產出由資本或勞動中投入少的量決定（即所謂“水桶原理”，水桶容量由短邊決定），宏觀上采用凱恩斯的需求決定原理，即儲蓄全部用于投資，不考慮折舊，總產出中用于儲蓄的比例是固定的，勞動力是自然增長的。在這樣的條件下，推導出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條件是總產出、消費、生產資本存量和投資都要同比率增長，保持齊步走，其中任何一項產生波動，經濟會立即失去平衡，這樣的均衡增長被稱為“刀鋒上的均衡增長”，很難達到。為此，人們認為此模型不宜用來解釋和分析經濟增長實踐，或者說以需求分析為核心的短期波動理論無法分析解釋如何保持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問題。

2.索洛模型。

這是新古典經濟理論最典型的經濟增長模型，通常稱為新古典增長模型。該模型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出現“滯脹”的情況下，重新強調依靠市場本身的作用推動經濟增長，但與經典經濟理論相比較，對市場的環境條件作了更為全面的假設。新古典增長模型假定市場機制是競爭性的、完備的，信息是對稱的，經濟主體的行為是理性的。按此假設，市場經濟國家在國內普遍重視保持自由，競爭（防止壟斷），強調信息透明，注重政府職能主要在公共領域發揮作用。

在設定的條件下，新古典增長模型建立的微觀經濟機制是：家庭追求由人均消費產生的效用最大化目標，但受到家庭資產積累速度的預算限制；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目標，但受到人均資本積累速度的限制。無論是資產積累還是資本積累，都服從邊際遞減的規律。在宏觀經濟中，家庭向企業按特定價格提供勞動力和資本（儲蓄），獲得工資和利息向企業購買產品進行消費，企業按特定價格使用勞動力和資本，向家庭提品供家庭消費，并由此構造了人均資本積累等于人均投資減去折舊和新增人口的單位消耗的“人均資本積累方程”，并由此推導出結論，即在邊際產出遞減的情況下，宏觀經濟的穩定狀態是經濟增長率等于零，新增投資正好與折舊和新增人口消耗相等，即經濟增長率終將趨于零，停止增長，實踐中經濟之所以還在增長，是因為人們所不能控制的（即外生的，與產出、資本積累等都無關的）技術進步導致的。

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由此項理論推導的結果得出了一系列經濟分析結論并解釋了人們觀察到的絕大部分經濟現象。主要結論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絕對收斂。即不同的經濟體人均資本（產出、消費）越低的，增長率應當越高，最終人均實際gdp將趨于一致。按此結論，窮國的人均實際gdp增長應當比富國更快，并最終趕上富國，即實現趕超。但通過對118個國家從1960年到1985年的數據檢驗表明，不僅沒有實現趕超，差距反而有拉大的趨勢。因此不同質的經濟實際上否定了絕對收斂結論。但是，對最初的20個oecd國家從1980年到1985年的數據檢驗發現，窮國的人均實際gdp確實增長的更快，明顯存在趨于一致的趨勢，因此比較同質的經濟集團，存在一定程度的絕對收斂趨勢，趕超較為容易。對美國各州從1880年到1990年的數據檢驗發現，較窮的州的長期人均實際gdp趨勢高于較富的州，實現了趕超，并趨于一致，表明同質的經濟確實存在絕對收斂。

二是相對收斂。即一個經濟體（一國）距離其自身經濟的穩定狀態越遠，其增長就越快，也就是從長期來看，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一個經濟體存在一個自身的穩定狀態，經濟如果離此穩定狀態較遠，就會以較快的速度增長，但隨著趨近此穩定狀態，增長速度也會逐漸變慢。同時，不同的經濟體具有人均實際gdp不同的穩定狀態，因此在一定的條件下，窮國可能永遠趕不上富國。

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似乎解釋了經濟增長方面的絕大部分現象，但卻不能解釋為什么發達國家的經濟并未停止增長，而且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發達國家經濟還實現了新的較快增長。此外，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認為技術進步是外生的，財政政策是無效的等結論，也明顯與經濟增長的實踐不符，因此產生了新經濟增長理論，作出新的分析和解釋。

3.區域經濟模型。

這是一個分析存在貧富差距的兩個地區如何實現公平與效率平衡的模型，構建于20世紀60年代。此模型雖然是一個靜態模型，并不屬于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模型，但卻有利于分析不同發達程度地區的均衡增長問題。該模型通過推導得出的結論，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是，如果兩個地區的生產是由資本和勞動不能互相替代的生產函數（里昂惕夫生產函數，表明生產力很低）確定的，則兩地區收入平等的唯一途徑是使富裕地區的人均收入降至貧窮地區的人均收入水平，即只能通過共同貧窮來實現公平。

二是如果兩個地區的生產是由資本和勞動能夠相互替代的生產函數（如柯布一道格拉斯生產函數，表明生產力水平較高）確定的，則兩個地區實現總體收入最大化（效率），并使兩個地區人均收入水平相等 （公平）的途徑，既可以通過勞動力的轉移實現，也可以通過資本的移動實現。并且認為從短期看，移動勞動力比移動資本的總體成本更低。

4.線性生產技術模型。

此模型是新經濟增長理論最基本、典型的模型，由巴羅等人1990年構建。該模型與整個新經濟增長理論體系一樣是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發展演變而來，最重要的突破是從宏觀經濟的微觀生產機制上否定了邊際產出遞減的假設，認為產出的增長帶來知識、技術等方面的提高，并將這些內容作為資本積累的內容構建模型（即內生化構建內生增長模型，也稱ak模型），以此為基礎分析宏觀經濟問題。線性生產技術模型的結論是，人均資本的積累如果包含人力資本積累，則產出就與資本積累成正比例關系，按此關系，只要將產出用于保持人均資本積累和人均消費的合適比例，宏觀經濟就能實現長期穩定增長。政府可以通過財政政策將用于資本積累的一部分用于教育等人力資本投資，就能促進經濟長期穩定增長。

5.生產型知識資本模型。

此模型也稱為邊干邊學模型，由羅默于1986年構建，屬于新增長理論模型。該模型的基本思路是認為社會總資本（k）在積累增加的同時，由于專利等封閉手段不可能對技術長期封鎖或保密，因此在長期中會增加全社會生產經驗，所有的單個勞動力（11）在不斷的生產投入中，通過教育、培訓等都具備了新的知識和經驗，從而提高了勞動者的整體效率，使得單個企業的邊際產出不僅不遞減，而且會保持穩定增長，從而在宏觀經濟上使人均實際 gdp增長率保持穩定或不斷提高。該模型比較具體地分析了生產知識和經驗對經濟長期增長的動力機制，因此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一是政府和企業都要重視生產經驗和知識對長期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注重加強研發、不斷創新，獲得社會整體技術進步的外溢效應，提高社會生產的知識和經驗；二是發展中國家在引進資本的同時，要特別注重引進相關技術和消化吸收相關技術 （有關分析認為，當年亞洲四小龍的高增長率與其在引進資本投資過程中消化吸收先進生產技術密切相關，而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由于這方面的不足并未實現同樣的增長）；三是政府應當通過制定行業技術標準等手段進行干預，提高相關行業乃至全社會生產技術標準，推動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

6.生產性公共資本模型。

此模型由阿羅和巴羅在1990年構建，屬于新增長理論模型。模型提出了政府提供的生產性公共資本對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動力作用機制，是新經濟增長理論對財政政策在經濟增長能夠發揮何種作用以及如何運用財政政策的一個理論分析。該模型在分析生產性公共資本 （如交通、通訊、城市公共設施、教育等能夠直接服務于生產的公共服務）性質的基礎上，將生產性公共資本的外溢性納入微觀生產機制，通過理論推導得出的結論是，政府通過征稅用于生產性公共資本投資，并將公共資本無償或低價格提供于社會生產，就能夠提高企業的邊際產出和邊際利潤，防止邊際產出遞減，從而提高長期人均實際gdp增長率。該模型還推導出了最優經濟增長率與最優稅率的關系。該模型的實踐意義十分重要：一是生產性公共資本的適當規模對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是必不可少的；二是稅收的比重應當適當，過低或過高都不能使長期經濟增長率達到最優，在其他條件不變時，最優稅收比重（稅率）應當與勞動力的產出彈性相等；三是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增加勞動力的投入就能夠提高經濟增長率，因此勞動力充裕的國家應當更加重視生產性公共資本投資。

7.一般擁擠性基礎設施模型。

此模型在生產性公共資本模型基礎上（該模型假定生產性公共資本是純公共性的）進一步考慮了生產性公共資本具有一般擁擠性（如道路擁擠會提高運輸的時間成本等）的情況下，對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通過推導得出的結論是：一般擁擠性的生產性公共資本能夠阻緩增長率的降低，從而提高長期增長率；生產資本的積累終將導致生產性公共資本的擁擠，擁擠度越大，長期經濟增長率的衰減速度越快，生產性公共資本為純公共性時，存在一個穩定的經濟增長率；存在一個與擁擠度相適應的最優稅率，并認為由于環境、資源具有公共使用性，因此具有提高長期經濟增長率的作用。模型的經濟意義除與前一模型類似的外，還包括：生產性公共資本的投資建設應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政府征稅融資應當保持最優比率，應當保護性地開發和利用具有公共性的資源，注重環境保護，特別是要重視國家總體的環境保護。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特別是新經濟增長理論還對財政管理體制、各類稅收制度、政府債務、社會保障政策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了分析，構建了其他大量的增長模型，如貧困陷阱模型、小國開放經濟模型、多級政府轉移支付模型、技術變遷模型、人口遷移模型、生育選擇模型、勞動閑暇選擇模型、具有政府債務約束的經濟增長模型等，上述模型也有大量的變種，在此僅介紹了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思路和一些典型分析。

三、現代經濟增長理論與財政政策的新特點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對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力機制進行了大量的分析，并在許多國家的宏觀經濟管理中得到運用。在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時期，在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為更加深刻理解科學發展觀的深刻內涵和精神實質，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保持經濟持續快速穩定增長，努力完成新時期財稅改革的主要任務和措施，應當重視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及其對財政政策影響的參考和借鑒價值。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影響下的財政政策新特點值得關注的有以下幾個方面：

1.財政政策實施范圍的綜合性。在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影響下，財政政策由過去調節經濟總量為重點轉為涵蓋涉及社會和經濟領域的所有公共性問題，主要是推動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和保障社會的安全穩定這兩大方面。在保障社會安全穩定方面包括國防與安全、社會公平、社會保障、教育等方面政策；在推動經濟長期穩定增長方面包括與貨幣政策的配合、財政本身的可持續性、提供公共品與公共支出、環境保護等方面政策。受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研究方法的影響，財政政策內容也往往是綜合性的，一項具體政策往往是將政策涉及的社會與經濟問題綜合分析，如財政體制、稅收問題、社會保障、勞動力經濟學、教育經濟與人力資本等。同時將國內問題與國際問題聯系起來分析，甚至專門研究全球問題，也是重要特征。

2.財政政策促進經濟增長的長期性。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強調有效的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因此在社會生產領域注重技術創新和新增生產資本的技術水平，注重產業結構調整，在社會經濟領域則強調外溢性強的公共資本積累。在此背景下，財政政策作為宏觀經濟政策丁具，從注重總量短期平衡為重點，轉為促進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為重點。財政政策更加注重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注重在加強教育促進人力資本積累、促進技術創新和提高行業技術水平、改善經濟結構、保護環境資源等推動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動力因素方面運用財政政策。對于短期波動問題，只是在十分必要時才運用財政政策進行總量調控。即使有些國家（如美國）在評價赤字政策時，著眼點已非調節短期波動，而是通過促進有效資本積累推動經濟長期增長。因此，總量上穩健的中性的財政政策往往是常態的財政政策。

3.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合中的穩定性。宏觀經濟的短期總量調控更多是運用貨幣政策，在此過程中注重財政政策（國債發行、赤字規模等）的穩定性，為貨幣政策提供穩定的運行環境，增加可控性，減少不可控性和風險。比如魯賓（美國財長）在2005年8月在美聯儲舉辦的“格林斯潘時代：對未來的啟示”經濟論壇年會上就說，債券市場走勢在很大程度上受包括財政政策走勢和未來財政狀況的影響，認為務必奉行穩健的財政政策，這有利于利率政策能夠發揮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他還強調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必須密切配合。

財政政策作用機制范文第3篇

關鍵詞：通貨膨脹；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協調配合

作者簡介：王銀枝(1963-)，女，河南滎陽人，中國人民銀行鄭州培訓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財政金融理論。

中圖分類號：1781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8)05-0132-03

收稿日期：2008-09-02

一、問題的提出

關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必要性，學者的研究早已形成共識，即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國家宏觀調控的兩大重要政策工具，二者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必須協調配合。為了實現經濟穩定發展的目標，提高宏觀調控的有效性，更好地維護我國在開放條件下的經濟利益，必須進一步加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的協調關系，在發揮貨幣政策作用的同時，充分發揮財政政策在我國宏觀調控中的作用，并且在協調配合的各個領域，提高協調配合的針對性、及時性和有效性，開拓協調配合的廣度和深度。

二、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應注意的問題

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具體配合上，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應注重以下幾方面：

(一)根據宏觀經濟運行態勢的變化，確定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主從關系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運用不存在固定模式。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選擇和組合必須適應經濟形勢發展需要，根據宏觀調控目標、國民經濟運行狀況和經濟管理體制的特征來選擇恰當的政策、措施和合理的搭配方式。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兩者要在一致的宏觀目標下，相互配合與協調。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在啟動經濟的擴張性政策中，應以財政政策為主，同時應注意與貨幣政策的配合；但在經濟增長偏快和過熱時，應以貨幣政策為主體，同時要重視財政政策的作用，充分利用財政政策調控的特點和優勢，并注意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配合。當前，我國實行的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就是適合當前宏觀經濟形勢的最佳配合。

(二)政策性金融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

政策性金融是國家為了實現一定的政策目標而采取的一種宏觀經濟調控手段，主要是通過建立政府銀行，以比市場或商業金融更為優惠的條件，為需要國家支持的特定對象提供信用支持。政策性金融既有較強的財政性，又有明確的金融性，具有財政資金“無償撥付”和金融資金“有償借貸”的雙重性機制；既有政府的優勢，又有銀行的優勢，既彌補了市場經濟的不足，又遵循了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因此，它是財政貨幣政策的巧妙結合體。除了直接提供資本金以外，政府還可以通過財政借款、財政貼息、財政擔保等多種形式支持政策性金融機構的運作和發展。政策性金融機構是貫徹實施國家經濟政策的機構，一般要以政府經濟職能和政策為依據，按照政府的意圖來安排其融資活動和資產負債結構。

大量財政直接投資對經濟的調節作用大，但容易對市場機制產生沖擊力，對私人投資產生擠出效應，不利于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同時也不利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2008)。當前，為防止我國宏觀經濟由偏快轉為過熱，控制通貨膨脹，在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控制總需求的同時，應加大對政策性金融機構的支持力度，讓政策性金融機構在更多領域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如加大財政政策對經濟結構的調整力度來增加短缺商品的有效供給，如通過財政貼息、財政擔保等支持農業生產、生豬生產，以增加農產品等人們生活必需品的供給。

(三)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調控結合部重點領域的合理協調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過程中雖然覆蓋不同領域，使用著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又在某些領域存在天然的結合點。例如國債和國庫存款領域，而在有些特定領域，通過政策制定者的主動設計，也會成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結合部。可以通過發行特別國債購買超額儲備的外匯建立基金。

1、國債政策與公開市場業務的協調配合。作為兩大政策協調配合的主要切入點，國債既直接制約著財政發行，同時又是影響貨幣供應和利率水平的重要工具。如短期國債具有利率低、流動性強的特征，非常適合成為中國人民銀行公開操作的對象，為中央銀行票據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奠定基礎。因此，應進一步改革和完善國債管理制度，切實推行國債余額管理，增加短期國債的發行，豐富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的工具，把國債作為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領域。2007年下半年，財政部發行了15 500億元特別國債用于購買國家外匯儲備中的一部分超額儲備，中國人民銀行通過商業銀行買入這些特別國債，增加了中國人民銀行持有的國債數額，為其公開市場操作提供了載體。目前，中國人民銀行已經開始用這些特別國債作為質押通過正回購業務回收流動性，從而降低了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的成本。這一舉措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國債這個結合點上進行合理協調配合的創新性做法，為貨幣政策進行緊縮調控提供了新的工具。

2、財政存款領域的配合。財政存款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方面的另一個重要結合點。財政存款是指各級政府在人民銀行賬戶上的預算收入與支出的余額，體現為央行的負債，起到了收縮基礎貨幣的作用。隨著財政存款對基礎貨幣的影響日益增大，對貨幣政策必然也會產生復雜的影響。

3、外匯儲備領域的配合。近年來，隨著我國貿易順差的不斷增加，外匯儲備規模也在不斷擴大，通過外匯占款投放基礎貨幣成為中央銀行貨幣投放的主要方式，并已經超出了經濟發展的需要，中央銀行要使用大量的政策工具來對沖。這種被動式的貨幣投放使我國貨幣政策的制定和操作增大了難度。與此同時，外匯儲備資產變動的不可控性與波動性也對我國貨幣政策調控構成了較大的干擾。

三、當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現實選擇

(一)強化財政調控的力度，改變貨幣政策獨木撐天的局面

財政是國家憑借政治權力而進行的社會產品分配，是社會主義國家對市場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2007年以來，為了避免經濟增長由過快走向過熱，中央政府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特別是貨幣政策頻繁動用，包括利率、準備金率等工具多次登上舞臺，貨幣政策成為人們關注的問題。但從目前的經濟運行現狀看，政策效果并沒有大家預期的那樣好，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在經濟增長的同時，結構失衡沒有完全得到矯正。比如由于改革不到位的問題使得城鄉差距擴大、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間接導致投資率不斷攀高、消費率不斷下降、貿易順差和外匯積累持續

走高，流動性過剩趨勢不斷加劇，且過剩的流動性伴生出資產泡沫化問題。顯然，隨著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要采取更大調控力度進行總量調控面對目前經濟有一定難度，目前很多經濟問題對總量調整越來越不敏感，已成為經濟趨熱難以達到平衡的重要原因。可以說，目前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問題，結構比總量更棘手。這樣，要改善調控效果就必須注重總量調控的同時，更需要注意結構調整問題(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宏觀政策動向課題組，2008)。而在目前結構化調整時期，財政政策可以發揮更大作用，將成為未來可能促進經濟轉型的重要推動力。

面對我國當前結構性的通貨膨脹，財政政策應在反通脹中擔當關鍵角色。具體來說，第一，中央財政集中的資金比例要提高，以增強其宏觀調控的資金實力。這從根本上要靠企業生產的發展和經濟效益的提高以及社會經濟和科技的進步。要繼續深化和完善財稅體制改革，增加稅收收入，充分發揮稅收對經濟的調節作用，進一步完善增值稅征管辦法，增大增值稅發票交叉稽核的范圍，堅決堵住利用增值稅發票偷稅逃稅的漏洞；改進個人所得稅的征收方法，嚴格代扣代繳和法人支付與個人收入雙向申報制度。第二，規范政府分配行為，統一財政。現階段，我國的財權相當分散，各級政府部門都可以憑借職權進行各種各樣的攤派和集資等。因此，要創造條件，盡可能把較多的預算外資金納入預算內管理(童兆坤等，2006)。第三，完善落實支農惠農政策，補貼農業，以增加農產品供應。第四，調整財政支出結構，由“生產建設型財政”向“民生供給型財政”轉變。與傳統計劃經濟時期生產建設財政相比，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共財政著眼于滿足社會公共需要，重點用于解決由于“市場失靈”而出現的資源配置失效、收入分配不公、經濟波動等問題，發揮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的宏觀調控作用。第五，加大保障措施，補貼低收入群體，使其生活水平不因通脹而下降等。

總之，貨幣政策不是萬能的，不能單靠貨幣政策來實現整體經濟的平穩發展，還需要加強財政政策在結構調整、運用價格杠桿配置市場資源等方面的作用。“光靠貨幣政策，中國經濟面臨的粗放式發展矛盾無法解決”(吳曉靈，2008)。為了應對當前通貨膨脹的壓力，政府必須合理搭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必須在適當的時候以合適的節奏出臺政策。

(二)當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協調配合中的角色要各有側重

當然，強化財政調控的力度的同時，也千萬不能忽視貨幣政策的作用，不能顧此失彼，走向另一個極端，而是要在協調配合中使其角色各有側重。

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和地區差異顯著的特點，決定了經濟增長過程中結構變動因素特別強烈，問題十分突出，涉及總需求結構、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等諸多領域的矛盾，而且在開放程度日益提高的環境中，這些結構性問題更容易傳遞總量問題。例如，在總需求結構中，消費需求比例偏低是導致出口壓力大的重要原因，而出口快速增長又是誘發流動性過剩以及通貨膨脹的重要因素。對此，財政收支可以成為非常重要的操作手段，財政政策可以積極發揮其結構調整功能的優勢，以區別對待的方式，通過調整財政收支的流向和流量，達到促進結構優化的效果。另一方面，貨幣政策調控的特點決定了它不宜實施過多差別性的調控措施。因此，兩大政策在我國結構優化調控方面的協調配合，應以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近期，財政政策的重點是合理把握財政支出規模，優化支出結構，較大幅度地增加在社會保障、教育、衛生、住房保障、生態保護和科技創新等方面的支出，同時積極探索有關稅制改革和推進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化(賈康等，2008)。

目前，我國的通貨膨脹雖然屬于結構性的通貨膨脹，主要是由于結構問題造成的，但畢竟通貨膨脹的表象是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表現為經濟的一個總量問題。所以，治理通貨膨脹必須從結構和總量兩個方面人手，結構治理是根本，總量控制是必要手段。所以，由于貨幣政策對于總量調控的功能更為顯著，效果更為直接，尤其長于通貨膨脹時期的總量緊縮，所以，貨幣政策應在當前擔任總量調控的主力。而財政政策的總量調控效果具有間接性，并且我國財政政策需要在較長時期內承載優化結構和為改革提供財力保障的歷史任務，不到非常時期，不宜實施過分緊縮的財政政策。因此，近期在緊縮總量的調控方面應以貨幣政策從緊為主導，財政政策發揮適當配合作用。財政政策要在調整需求結構、增加有效供給方面發揮更多作用。

總之，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單純運用其中某一項政策，很難全面實現宏觀調控的目標。這就要求兩者互相協調、密切配合，充分發揮它們的綜合調控能力(張曉瑩，2006)。

(三)對當前我國財政貨幣政策具體配合的建議

1、圍繞從緊貨幣政策的實施，進一步發揮貨幣政策在穩定總需求中的作用。合理制定貨幣政策目標，完善貨幣政策、匯率政策和政策工具的組合。適當調低貨幣供應量增長的預期調控目標，加強“窗口指導”，嚴格控制貨幣信貸總量的投放節奏，優化信貸結構。2008年我國加息空間受到國際主要經濟體減息的制約，為防范國際熱錢流入中國套取利差，貨幣政策宜更多依靠公開市場操作和存款準備金率調整。考慮到加息又是改變目前我國實際負利率、穩定物價預期的實實在在的措施，因此適時適度地加息也是必要的。在貨幣政策操作難度加大的情況下，可以考慮讓匯率政策發揮更大的作用，適度擴大匯率浮動區間，逐步釋放人民幣升值壓力，更好地調節社會總需求和改善國際收支狀況。同時，加強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監管，嚴格控制國外短期投機資本的流入，維護金融的穩定和安全。

財政政策作用機制范文第4篇

戰略性新興產業是高風險、高投入且收益不確定性較強的產業，具有正外部性以及一定程度的溢出效應，其產生的社會收益要大于自身收益，因此，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需要財政政策的支持與激勵。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財政政策工具主要包括財政補貼、稅收優惠、基金扶持和政府采購等政策。財政政策要有效地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需要明確并突破影響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瓶頸。影響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要素主要包括技術創新、市場培育、資源利用和發展階段四個方面，財政政策也需要從這四個方面入手，實現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目的。

第一，財政政策鼓勵戰略性新興產業技術創新。戰略性新興產業技術創新需要高額的資金投入，現有財政政策支持的主要手段為財政補貼，包括直接補貼、貸款擔保、財政貼息、研究與開發委托費和財政基金等形式。政府部門通過財政補貼引導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及金融部門對其技術創新項目的投入。通過財政補貼來滿足金融部門盈利的需求，鼓勵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通過金融融資來滿足其技術創新項目的資金需求。除財政補貼外，稅收也是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重要手段，通過稅收優惠來降低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的技術創新研發成本，降低創新風險，促進技術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

第二，財政政策帶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市場培育。目前，戰略性新興產業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普遍存在成本較高而消費市場認同度低的問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市場培育也相應地成為其自身發展的瓶頸。通過財政政策中的政府采購拉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產品需求，有利于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產品市場。

第三，財政政策加強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資源利用。資源的利用包括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內的現有資源能耗、設備利用等，同時還包括對于人力資源的利用。財政政策通過財政補貼和稅收等手段促進資源向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流動，有利于發揮財政政策的資源配置功能。第四，財政政策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階段的成熟。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階段是其發展過程中各組成要素在某一點上發展程度的集合，包括技術要素、創新路徑、主導設計、產業規模和市場環境五個方面。政府利用財政政策各種政策工具組合促進技術創新、產業發展投入和產業市場形成，從而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階段的進一步成熟。綜上所述，財政政策對于戰略性新興產業在技術創新、市場培育、資源利用和發展階段四個方面均有推動作用，而這四個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效果。反映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效果的四個要素需要多個指標描述，利用多指標討論財政政策對戰略性新興產業技術創新、市場培育、資源利用和發展階段的影響，可通過結構方程模型來實現:財政政策ξ為本模型的外源潛變量，x表示外源指標組成的向量，Λx表示外源指標與外源變量之間的關系，δ表示內源指標x的誤差項。η表示內生潛變量，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效果可以通過技術創新、市場培育、資源利用和發展階段四個內生潛變量進行度量，y表示內生指標組成的向量，Λy表示內生指標與內生潛變量之間的關系，ε表示內生指標y的誤差項。B表示內生潛變量間的關系，Γ表示外源潛變量對內生潛變量的影響，ζ表示結構方程的殘差項，反映了η在方程中未能被解釋的部分。

二、模型效果測度與實證檢驗

1.模型觀測變量的設計、收集與效果測度就本文的研究主題而言，缺乏現成的二手數據，因此，本文的數據收集采用的是問卷調查的方式。通過文獻閱讀及專家多次討論的方式，針對潛變量最后確定了21個觀測指標。采用Likert的7點量表法通過直面企業、相關會議論壇和網絡形式發放問卷，調查對象主要針對企業層面管理人員、部分經濟科技部門的政府官員和高校科研機構的科技人員。根據收集的數據，利用AMOS6.0和SPSS16.0對每一組潛變量與相對應的觀測變量之間的關系分別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分析結果如表1和表2所示。從表1可以看出，個別指標的信度評估中，觀測變量的標準化負荷絕大多數大于0.6，建構信度C.R.大于0.6。各潛變量的Alpha值大于0.7。因此，對潛變量的測量表現出了良好的一致性，可以接受。對于建構效度，如表1所示，潛變量因子負荷均大于0.5的接受門檻值，顯示本研究量表潛變量聚合效度良好。而且，通過計算潛變量的AVE值，達到0.5的門檻值，這表明測量指標的解釋力超過其誤差方差，達到足夠的效度。表2對各個潛變量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從絕對擬合指標來看，χ2/df最大為3.247，小于5，表示模型可以接受;各個指標的GFI、AGFI、NFI、CFI和IFI絕大多數大于0.9，雖然個別小于0.9，但也在0.8以上，接近于0.9;RMSEA均小于0.08，達到要求。從整體上看，各個因子模型擬合良好，具有良好的結構效度，可以接受。2.基于結構方程模型的經驗分析本部分將對結構方程模型進行初步擬合與求解，并針對結構方程模型初步擬合中出現的問題進行修正，最后對其假設檢驗結果進行分析。在初步得到因子分析的結果以后，我們將使用結構方程模型對因子進行驗證，并求出因子之間的因果關系，這是本文研究的核心問題。模型包含5個潛變量，其中21個觀測變量分別與5個潛變量之間存在關聯。財政政策是外源變量，技術創新、市場培育、資源利用和發展階段是內生變量，使用AMOS6.0軟件對結構方程進行初步擬合檢驗，結果如表3—表5所示。從表3可以看出，對財政政策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結構方程模型進行初步擬合后，變量的標準化因子載荷系數除發展階段中的y45略低于門檻值0.5以外，其他各項指標均大于門檻值，達到可接受程度。從表4可以看出，模型中存在統計不顯著即t值比較小的路徑，如財政政策市場培育的標準化路徑系數為0.049(t=0.235)。因此，模型需要進行進一步的修正，剔除統計不顯著的路徑。從表5可以看出，χ2/df=2.754，該值小于5，表示財政政策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理論模型擬合可以接受;GFI=0.936、AGFI=0.910和IFI=0.908均大于0.9，擬合參數較好;NFI=0.814和CFI=0.827均接近0.9;RMSEA=0.074略低于門檻值0.08，因此，該模型擬合參數還不是很理想。

總之，從財政政策影響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結構方程模型初步擬合情況來看，該模型初步擬合不是很理想，需要對模型進行進一步修正。初始模型不能非常精確地反映財政政策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機理，因此，本文對其進行逐步的改進，從M1到M3共進行了兩次修正，最終得到了一個較為理想的作用機制模型，具體改進如表6所示。在模型擬合過程中，根據修正系數MI(ModificationIndex)，發現最大修正因子存在誤差相關，因而轉向最大的修正因子，發現觀測指標y45對于潛變量市場培育和資源利用的修正因子分別為12.090和10.900，為了保持各描述指標的單因子屬性并保持模型的精簡，決定刪除這一指標以替代增加該標識路徑，模型被修正為M2。在M2中，NFI=0.903，CFI=0.914，RMSEA=0.063，不顯著，因此，支持刪除財政政策市場培育路徑，模型被修正為M3。在M3中各自有估計參數均顯著，雖然還存在幾個誤差相關對應的MI較大，但是因為缺乏依據可以讓這些誤差相關自有估計，因此，M3為財政政策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效果的最終模型，各擬合優度指標也比較理想，如表7所示。從表7可以看出，財政政策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結構方程初始模型修正后，各變量的標準化因子載荷系數均達大于門檻值0.5，達到可接受程度。

三、結果與建議

本文通過資料搜集和問卷調查進行相關驗證性因子分析和結構方程建模分析，并通過逐步修正模型，模擬測度了財政政策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效果。從財政政策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最終模型可以看出:財政政策對于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技術創新具有促進作用，完全標準化的路徑系數為0.216;財政政策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資源利用具有促進作用，完全標準化路徑系數為0.204;財政政策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階段具有促進作用，完全標準化路徑為0.343;而財政政策對于市場的培育層面則沒有顯著作用效果。研究結果表明:運用財政政策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市場，營造產業發展氛圍，有利于戰略性新興產業產品得到社會各個領域的認同與共識，以實現對產品推廣和市場培育的目標。但是，在這一過程中，政府購買、相應的補貼措施和通過對商品稅收的優惠引導消費者等財政政策的作用效果均具有一定的滯后性。市場對于產品的認同與共識也需要一個過程，且財政政策促進市場培育的政策設計過程也是一個不斷推進和完善的過程，使得財政政策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市場培育效果往往并不顯著。戰略性新興產業以技術創新為引領的，技術創新離不開政府財政的支持，政府的財政投入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市場培育、資源利用和產業成長等方面也至關重要，有利于降低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風險，實現產業成長的目標。具體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

財政政策作用機制范文第5篇

關鍵詞：房地產 供求 價格均衡 調控

1.房地產市場供給、需求和價格均衡

1.1房地產市場的供給

自土地招拍掛制度實施以來，政府是土地增值的最大受益者，國家對新增建設用地實施總量控制，確保18億畝耕地紅線，保證13億人口的糧食安全。

土地的供給由國土部通過指標分配到各省，市、縣區級政府組織征收、收儲、上市。隨著城市建設速度的不斷加快，城市中心建設用地日趨緊缺，土地增值收益已經成為地方政府財政的主要來源，2006年國務院對土地出讓收入全額納入地方財政，地方政府希望通過土地的招拍掛出讓方式，從市場獲得更多的地方性財政收入，這些都直接或者間接地推動了土地價格的上漲，進而推動了房地產價格的上漲。根據級差地租理論，城市中心地區由于具有較好的基礎設施條件以及好的區位條件，競租能力強的商業、金融、貿易等服務業具有較強的競爭能力，居住區由于競租能力較差，一般都位于城市的邊緣地帶。城市中心增量住宅的價格普遍較高，大量中低價格的增量住宅位于城市近郊，帶動了近郊甚至遠郊房地產市場的發展，開發成本的日趨增加，房地產價格在不斷上漲。

1.2房地產市場的需求：剛性需求、結構調整、投機和投資性需求

房地產的多種需求是房地產市場存在和發展的基礎。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加強房地產市場調控和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堅決抑制投機、投資性需求，抓緊完善穩定房價工作責任制和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體系，健全房地產市場穩定健康發展長效機制。繼續抓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和管理，讓老百姓住上放心房、滿意房。今年城鎮保障性住房基本建成470萬套、新開工630萬套，繼續推進農村危房改造。保證剛性需求是政府的目標，是社會穩定，人們安居樂業的保證，同時抑制投機和投資性房地產的需求。

1.3房地產市場供需均衡

根據市場供求關系理論，所謂房地產市場供需均衡，即供給與需求的均衡態，是指房地產商品的供給價格與需求價格相一致，而且供給數量與需求數量相一致時的房地產經濟運行狀態。在市場經濟下，市場價格的形成完全取決于市場供求。

2.對房地產價格走勢的現實判斷

宏觀經濟基本面驅動了住宅價格的上漲，而不是住宅價格的泡沫。近年來房地產價格的上漲，是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具有緊密的聯系。在這個過程中，若干種原因形成的需求的疊加形成了房地產價格上漲的基礎：一是福利分房時代的終結，居民被抑制的住房需求得到了充分的釋放，人們普遍希望在住宅市場上購買到品質高的住宅，改善自己的生活質量；二是經濟基本面的持續看好，政府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使得投資不斷增加，許多城市由于經濟的迅速發展，對建筑空間的需求持續增加；三是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導致許多城市中擁有大量的流動人口，這些人口也有著巨大的住房需求。未來的十年，我國房地產的價格仍然會有一定的穩步增長，城鎮化進程的加快，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任然是增長的動力。

3.調控房地產價格的政策選擇

3.1政策目標

房地產價格劇烈的波動會影響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在低通貨膨脹條件下，應當努力減少房地產價格持續高漲或者低迷帶來的風險，避免影響經濟政策的穩定。盡量減少宏觀經濟景氣循環的波動幅度，降低對金融系統的負面沖擊；縮小通貨膨脹或者通貨緊縮的幅度。

3.2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利弊分析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都是宏觀經濟政策工具。近幾年我國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實際上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適度擴張的貨幣政策。從1998年以來，貨幣供應量的增長和GDP增長加上通貨膨脹率之間有一個缺口，這個缺口說明有大量沒有實現的貨幣積累起來。這些貨幣沒有表現在商品市場里，沒有表現為通貨膨脹，而表現為資產價格的膨脹。資產價格膨脹在2000年表現為股票價格的飆升，后來表現為國債價格的飆升，最近一兩年表現為房地產價格的劇烈上漲。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確實刺激了我國房地產價格的上漲。

對房地產市場而言，財政政策的初始作用是在房地產使用市場上，而貨幣政策的初始作用是在資產市場上，但由于房地產使用市場和資產市場是緊密聯系著的，貨幣和財政政策都會同時影響到利率水平的高低。利率和房地產價格之間存在著負相關關系，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都可以成為調控房地產價格的有效政策工具。如果采取擴張的貨幣政策，貨幣量供應的增加就會產生過度的貨幣供給。反映在房地產資產市場上，人們會購買更多的房地產資產，來實現資金的保值、增值，資產組合的調整導致房地產價格的升高和利率的下降；緊縮的貨幣政策對房地產價格的作用機制與此類似，效果相反。如果利率水平保持不變的話，較高的財政支出會提高總需求水平，房地產使用市場上需求的增加同樣會導致房地產價格的上漲。

貨幣政策比財政政策更加靈活，因為它直接運用利率、準備金率等，而財政政策必須服從穩定和透明的規則，這就會限制其逆周期的調控效果。貨幣政策在某些情況下對于消除由于房地產市場過熱引起的宏觀經濟失衡會失效，或者即使有效但是比較遲鈍。如當經濟由于房地產價格崩潰進入流動性陷阱時，由于貨幣當局無法將利率變為負值，當通貨膨脹接近于零或者出現通貨緊縮時，貨幣政策就失去其逆周期工具的有效性。如果資產價格只是在局部地區出現泡沫或者崩潰的，并且只是某些類型的物業市場，如商業和居住物業，在這種情況下，財政政策和管制政策就可能是重要的政策工具。

3.3管理政策利弊分析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管理政策變動，也會對房地產價格產生影響。政策工具可以用來減少或者抑制住房需求，如“限購”政策就可以起到這種效果。但是仍然會遇到辨別房地產價格的上漲是泡沫還是經濟基本面驅動的問題。由于經濟基本面的驅動引起了房地產價格的上漲，需求被抑制，進一步采取抑制需求的政策實際上是在損害房地產業，會造成房地產價格的階段性穩定和報復性的上漲。房地產價格泡沫有可能是在局部地區發生，因此要采取管理政策來抑制住房需求，應當在該地區范圍內實行，實行有管理、差別化的政策，而不是全國一刀切。

3.3.1價格管制政策

將房地產價格保持在某一特定水平，對房地產價格上漲設定一個固定的政策目標，會阻止本來可以通過經濟基本面變化來調整的相對的價格變動。這種政策存在著比較大的弊病，在競爭性市場上，價格管制的危害遠遠大于好處。價格管制并沒有使得過量的需求消失，即使在存在泡沫的時候，只是將過量的需求轉移到其他領域中去，會直接導致市場增量和存量供應的減少。如果需求是由于基本面原因導致增長的話，增加房地產的供應是價格均衡的有效措施。

3.3.2限制投機活動

房地產市場需要并允許存在一定的投機性質的投資行為，而且在房地產市場的實際運行中，要將投機行為和正常的投資和消費區分開來是不太可能的。因此直接出臺限制房地產交易的政策并不是最合適的，通過稅收和管理制度的組合、住房金融體系的監管等措施來限制投機活動。

3.3.3房地產稅收政策

房地產稅收政策利用稅收調節收益、分配的直接手段，對房地產價格會有比較大的影響。要加快推進房產稅等房地產保有環節的立法，房產交易稅在遏制投機方面的作用優于房產保有環節稅。因此，應重點考慮通過房產交易稅調控房地產市場。通過房產交易稅調控房地產市場，相比征收房產稅更易操作，可以將現有的房地產營業稅、印花稅、土地增值稅、契稅等名目繁多的稅種予以簡化或合并，整合為一個稅種，統一稱為印花稅或房產交易稅。征收對象從個人擴大至公司，打擊以公司名義持有住房的炒房行為。按售價全額征收，避免陰陽合同對政策效果的抵消。針對短炒行為推出多級稅率。持有時間越短，稅率越高。

綜上所述，房地產調控的目標是抑制房價過快上漲、使房價回到合理區間。

參考文獻：

[1]盧冰.當前房地產市場價格解析及培育合理市場價格機制的設想.聊城大學學報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