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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范文第1篇

我認為：第一，中國無論金融業還是實體經濟都需要產業政策，而且要把產業政策整得高級一些；第二，發達的市場經濟體不僅有產業政策，而且非常明確，比如，放松金融監管就是金融危機之前近40年最明確的產業政策，金融危機發生后，人們重新反思，重新加強了金融監管，這同樣是明確的產業政策。

所以，中國不是不需要產業政策，而是需要高級的產業政策，需要能夠支撐長遠經濟戰略的產業政策，而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產業政策。正因中國的產業政策過于針對具體產業，結果是“會哭的孩子有奶吃”。而且也使得政府管得越來越細，不該花的錢越花越多。更嚴重的是，產業政策失靈，而且多變。

可以看到，全世界范圍內，產業政策制定最有效、最科學的有兩個國家：美國和德國。當蘇聯解體，美國獨大于世之后，其確定了全球性的美國經濟戰略發展規劃。在這個規劃當中，美國認定自己必須站在最尖端產業――金融，通過金融資本控制整個實體產業；同時，對所有產業都注重人才培育、技術研發、新品設計、標準制定和終端市場等。正因為這樣的戰略，其所有宏觀政策、產業政策都是圍繞著這個戰略目標設計、規劃、執行和不斷地修正，數十年如一日地完善、堅持，不斷改進，于是，構建了一整套長期控制全球經濟并獲得超額收益的“經濟機制”。

德國也一樣。它確立了實體經濟為本的基本國策和站在裝備工業最高端經濟戰略。于是，德國的所有宏觀經濟政策、產業政策也都是圍繞著這樣一個戰略展開。除了構建具有強大背景的德意志銀行――這一壟斷機構在參與國際金融市場競爭之外，我們看到德國國內金融都很安靜，堅守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這一根本，堅持金融市場更多生成資本這一過程。同時，利用方方面面的政策讓社會更加適應實體經濟的發展需求，比如在德國，租房是房地產市場的主體，租金的提高受到政府嚴格管制，這使得勞動力收入訴求大大降低，勞動力成本得到有效控制。這樣的情況還體現在政府的能源政策、資源政策，以及人才政策，用工、養老、醫療政策等。

所以，中國的經濟政策，無論是宏觀經濟政策還是中觀產業政策都缺少兩大核心要素：其一，缺少明晰的經濟發展戰略定位；其二，缺少“萬變不離戰略”的“經濟機制”構建。中國這些年的改革更多的是在強調“體制改革”，但忽視“經濟機制”的建設。我認為，“體制改革”必要，但如果沒有一整套有效的“經濟機制”配合，“體制改革”不僅無效，而且會給經濟帶來大亂子。這是我們這些年總是在“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惡性循環中不斷反復的重要原因，同時也是產業政策往往失效的關鍵所在。

宏觀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范文第2篇

進入“十一五”時期，我們面臨新的經濟形勢。據有關數據顯示，河北省目前人均GDP約1200美元，僅相當于上海20世紀初和江蘇、浙江兩省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水平。專家組還得出了河北省經濟發展的其他結論：投資增長趨于下降，發展后勁嚴重不足；區域發展嚴重不平衡，貧困化問題突出。面對這些問題，我們更應該抓好宏觀經濟，發揮政府的引導和扶持作用，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

一、宏觀經濟政策選擇的基本原則。

宏觀經濟政策就是短期的調控宏觀經濟運行的政策，需根據形勢的變化而作調整，不宜長期化，因為經濟形勢是不斷變化的。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不斷發展的今天，一國的經濟形勢，不僅取決于國內的經濟走勢，還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全球經濟的走勢。

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原則是:急則治標、緩則治本、標本兼治。“急則治標”，是指運用財政、貨幣等宏觀經濟政策處理短期經濟問題，如刺激經濟增長，防止通貨緊縮、應付外部沖擊等；“緩則治本”，是指通過結構政策與經濟改革處理長期經濟問題，如調整經濟結構、促進技術進步、提高經濟效益、實現持續發展、積極參與全球經濟。因為中國經濟發展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遠期戰略相一致的政策組合。

二、穩健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去年以來，國家一直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當前經濟形勢，同前幾年相比發生了很大變化，這是實行雙穩健政策的重要原因。

中國進入新一輪經濟上升周期，碰到一個特殊的形勢，既不同于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全面經濟過熱和嚴重的通貨膨脹，需要緊縮性的宏觀調控來治理；又不同于前幾年經濟偏冷和經濟緊縮趨勢，需要擴張性的宏觀調控政策來治理。從經濟運行看，當前既有局部過熱，特別是一些部門投資增長過快的現象，又有總體上供大于求，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現在實行雙穩健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實質上是一種有保有壓，有緊有縮，上下微調，松緊適度的政策。由積極的財政政策轉化為穩健的財政政策，實際上含有緊縮的意味。這是因為：一是擔心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大規模發行國債，會使中國財政赤字增加，債務余額增加；二是長期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會使中國的經濟增長形成對財政支出擴張的日益嚴重依賴。所以要針對這些問題，做出適當調整。

繼續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是適應我國總體金融市場和經濟發展趨勢的。河北省在經濟發展中要貫徹這種政策，作為一種宏觀經濟發展背景，主要用來調節市場主體，包括企業，個人的經濟行為，使市場主體能夠在這種宏觀環境下權衡利弊，作出合適的、符合經濟發展形勢的決策和行為,不至于因盲目投資或盲目借貸等造成巨大損失。

三、收入政策

收入是目前人們最為關心的一個話題。城鄉收入差距以及城市收入差距的擴大，對經濟發展造成不利影響。所以，政府應該從以下幾方面入手加大對其宏觀調控力度：

1.較大幅度提高工薪階層收入水平。目前，工薪階層收入水平偏低是一種普遍現象。所以應該加強對工薪階層的關注，提高他們的收入，避免由此引起眾多的社會不和諧現象產生。首先，應該從經濟方面改變現狀，這是最根本的原因所在。調整產業結構，加快經濟發展是我們時刻不能放松的重要任務。其次,要縮小與其它地區其它行業的差距，必須從自身抓起，提升工薪階層總體素質，并逐漸把他們推向市場，不斷增值。

2.建立規范的社會保障制度。社會保障體系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社會福利等方面，其中社會保險是社會保障體系中的核心。它包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險。改革和建設規范的社會保障體系，首先要從政府職能轉變入手，從經濟型政府轉變為服務型政府。其次要切實從現有人們需要出發，加大社會保障力度，尤其是要建立穩定、可靠的社會保障資金籌措機制。要擴大覆蓋面，提高征繳率；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加大社會保障支出力度等。

3.擴大就業。解決就業問題,是我國當前和今后長期重大而艱巨的任務。擴大就業不僅要解決城鎮新增適齡勞動力就業和下崗職工再就業問題，還要切實解決在城市化過程中，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大量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其中，關鍵是正確處理發展經濟和擴大就業的關系，通過發展經濟擴大就業，通過擴大就業推動經濟發展，實現兩者的良性互動。河北省是一個人口大省，目前待就業人數還在呈上升趨勢，所以我們要千方百計解決就業問題，就要采用多途徑，多方法,來加快河北省經濟發展步伐，為增加就業提供更多的工作崗位。

4.依靠政策和科技增加農民收入。當前種糧效益低、主產區農民增收困難的問題尤為突出，必須盡快加以解決。選擇一部分有基礎、有潛力的糧食大縣和國有農場，集中力量建設一批國家優質專用糧食基地。要著力支持、重點建設旱澇保收、穩產高產基本農田。擴大沃土工程實施規模，不斷提高耕地質量。加強大宗糧食作物良種繁育、病蟲害防治工程建設，優先支持主產區推廣一批有重大影響的優良品種和先進適用技術。圍繞農田基本建設，加快中小型水利設施建設，擴大農田有效灌溉面積，提高排澇和抗旱能力，提高農業機械化水平等。

四、消費政策

目前，擴大內需仍是經濟工作和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在繼續增加投資、擴大出口的同時，千方百計啟動消費，進一步發揮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顯得尤為重要。

第一，更新消費觀念，刺激消費。消費是一種正常的經濟行為，良性消費對于拉動經濟增長，促進經濟良性循環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們一定要明確擴大內需、提高消費的重要現實意義。這在我省經濟發展水平還不發達，思想觀念也還沒有全面改善。一方面，對消費者來說，由于各種因素影響，一些過時的消費觀念還在左右著他們的思想，攢錢、守財的現象還普遍存在，這對于經濟的總體提高非常不利。另一方面，受計劃經濟時代的政策和思想影響，目前存在的一些政策制度與現在經濟發展形勢很不適宜，在一定程度上鉗制了消費。當然，我們提倡消費，要把它與浪費劃清界限，提倡合理消費，防止過度消費。

第二，調整供給結構，擴大消費容量。一是對供過于求、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行業和產品，要堅決實行限產壓庫，避免邊生產、邊積壓的情況繼續發生；二是實行資產并購重組，促使資本和社會資源向優勢產品、名牌產品集中，擴大適銷對路產品的生產和銷售；三是采用高新技術推進產品結構優化升級，從而拓展消費總量。

第三，培育新的消費熱點，形成消費群體。通過深化房改，取消福利分房切斷職工對就業單位分房的依賴，愿意買房，同時增加買房補貼，降低房價，又買得起房，才能把大多數人推向商品房市場，形成購房群體，也才能使住房消費真正成為消費熱點。從消費結構的演變趨勢看，可能形成消費熱點的除住房外，還有轎車、家庭電腦、旅游、教育以及新一代的高科技產品等。工作重點應當放在培育消費群體方面，通過消費熱點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從而推動國民經濟的發展。

五、價格政策

當前，宏觀調控雖然取得明顯成效，但生產資料價格持續大幅度上漲后對下游的傳導開始顯現，煤電油運供應緊張狀況沒有得到根本緩解，引發價格異常波動的不確定因素較多。所以必須采取有力措施，繼續加強價格調控，努力保持價格總水平的基本穩定。

第一，要認真研究分析價格形勢，明確我省價格水平預期目標。充分認識當前做好價格總水平調控工作對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性，增強大局意識、責任意識和憂患意識。以市場競爭自發形成的價格形勢為基礎，適當調節限價。加強對醫療、煙酒、水利、通信及娛樂、飲食、美容等暴利行業價格的控制，適當均衡行業間的利潤沖突。出臺相應政策，以關系國計民生，促進人民生活水平為根本出發點,維護人民生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協調。

第二，落實和完善政府調價的相關配套措施。價格主管部門在制訂調價方案時，必須充分考慮當地經濟發展情況和群眾承受能力，做好相關配套工作。調價前應當認真測算調價措施出臺后對低收入群體的影響，預先擬訂對低收入群體的補貼方案，主動向當地黨委、政府匯報，爭取當地黨委、政府的支持;配合有關部門積極落實補貼方案,以提高低收入群體對價格上漲的承受能力,維護社會穩定，發揮物價工作促進構建和諧社會的作用。

第三，進一步做好價格監測預警工作。針對影響當前市場價格變動不確定因素較多的情況，要切實加強價格監測，密切跟蹤糧食、化肥、石油、煤炭、鋼材、房地產等重要商品市場價格變動情況，以及生產資料漲價向下游產品價格傳導的情況。要善于捕捉和發現一些苗頭性、傾向性問題，及時提出解決措施；遇到價格大幅度異常波動的情況，要適時啟動應急預案，為當地黨委、政府出謀劃策，當好參謀助手。要進一步健全價格監測體系，繼續完善價格異常波動的預警和應急機制，重點防范局部地區、個別品種市場價格異常波動，做到早發現、早上報，及時預警、應對得當。

六、對外開放政策

對外開放，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是我們實現現代化和民族振興的必由之路。在當前新的國際國內環境中，我們應該進一步加大對外開放的步伐，做好對外開放政策的規劃和實施。

第一，擴大對外開放，要明確目標，樹立科學的發展觀。在這方面，政府要積極營造一種對外開放的寬松環境。擴大外商投資領域，進一步開放競爭領域，擴大石油化工、建筑業等利用外資規模。有區別、有重點地吸收外資開發利用礦產資源。有步驟地推進服務貿易的對外開放；積極進行旅游資源開發、水上運輸等領域利用外資試點；擴大國內商業、外貿、旅行社開放的試點范圍；擴大會計、法律咨詢服務業和航空運輸、業務等領域的開放；有步驟、有控制地開放金融和通訊等領域的試點，并建立健全有效的監管機制。

第二，進一步優化外商投資的產業結構。重點鼓勵外資投向農業、高新技術產業、基礎工業、基礎設施、環保產業和出口創匯型產業；引導外資投向傳統產業和老工業基地的技術改造；發展符合產業政策的勞動密集型項目。多渠道多方式吸收外商投資，實行外資來源多元化。積極引進跨國公司投資，穩步地利用國際證券市場引進外資，認真辦好現有外商投資企業，積極幫助企業解決生產經營中遇到的困難，對于符合貸款原則的外商投資企業，可給予必要的信貸支持。

第三，在放寬政策積極引進的同時，也要做好防范和監督工作。一方面在改善投資環境方面，盡量加強能源、交通、通訊、市政公用設施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并進一步改善軟環境，制止對外商投資企業一切形式的亂檢查、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對依法收費的部門和單位實施規范化的申報監管。切實保障外商投資企業經營管理自，維護投資各方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依法保護勞動者的正當權益等。另一方面，在引進外資的時候，也要分清良莠，防止惡意資金的進入，還要加強對外資的管理，防止外資對河北省內部企業的控制性滲透。此外，還要把防偷漏稅作為一項重要任務來抓，這需要有嚴格的法律制度和專業性知識為基礎，嚴格執法，專業執法。

七、產業政策

近年來，河北省的產業經濟保持了持續穩定的發展，并促進了產業結構的進一步優化升級。同時河北省的產業政策也面臨著很多問題，如產業結構趨同問題，實施產業政策手段不完善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我省經濟的全面發展。

所以我們在實施產業政策時，應針對存在的問題，做出相應的調整和改進。首先要堅持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與產業政策導向相結合，通過經濟的、法律的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在更寬領域、更深層次上，為各類投資主體創造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其次，在具體措施上，要深入調查研究，增強產業政策工作的針對性，及時研究提出切實可行的政策建議和解決辦法，提高工作效率和實施效果。再次，要加強監督檢查，會同有關單位和部門，對產業政策的執行和實施情況進行監督檢查。積極開展對已產業政策執行情況的調查分析和研究工作，定期評估產業政策的實施效果，及時總結經驗，提出修改和調整意見。最后要突出重點，充分發揮政府投資在產業發展中的導向作用。政府各類財政性投資，要重點用于對整個產業發展和結構優化升級具有較大引導、示范和帶動作用，有利于全省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項目，特別是對具有區域特色、能夠帶動當地經濟發展、有利于解決三農問題和促進勞動力就業的項目，要加大扶持力度。

八、社會政策

社會政策是一個非常廣泛的概念，它涉及面廣泛、也很繁雜，要針對貧困、失業和社會供養等問題規劃藍圖，以達到社會的和諧穩定。

第一，河北省作為一個農業大省，農村社會事業發展尤其需要發展和完善。要高度重視農村、城鄉社會事業發展不平衡，農民享有社會公共服務條件差的問題，多方面調查研究，加大對農村社會公共設施的建設和投入，并最大限度地加快農村與城市的銜接，促進城市化進程加快。

第二，在鄉鎮以及較大城市內，河北省各地也存在著不同的社會問題。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業和社會保障、社會治安及貪污受賄等問題，是我們居民最為關心的問題，也是關系到居民切身利益和安全的重大問題。在這些方面，首先應從觀念上加以改變，樹立新的就業觀，堅決杜絕以學歷、證書為唯一用人標準的現象和高不成低不就一直在社會流浪的現象發生。同時，做好社會保障工作，關鍵是抓落實，各區市要抓緊出臺促進就業政策;

第三，要抓好促進就業工作的落實。在治安和防腐敗問題上，各級黨委和政府應堅持在統一領導下，各部門齊抓共管，協調一致，運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教育的、行政的、法律等各種手段和方式，依靠廣大人民群眾，整治社會治安，打擊犯罪和預防犯罪。在這方面尤其要突出公安和檢察機關的執法和監督作用。

宏觀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范文第3篇

 

關鍵詞：農業保險　農村社會福利政策　保險公司

    農業保險模式的選擇是一個國際性難題，它并非單純的保險業問題，而是涉及國家宏觀經濟政策、農業政策、農業與其他部門或產業的關系甚至各級政府責任劃分等，這些因素如果協調得好，就能為農業保險的發展創造一個比較有利的環境和前提條件。因此，農業保險法定模式的選擇實質上是一個通過立法手段對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復雜利益關系進行綜合協調的過程。我們必須進行多重因素的考量，形成不同的類型。任何一種或幾種模式的選擇都不可能一勞永逸地解決發展中的所有問題，這需要立法的不斷推進。

一、農業保險法定模式選擇的考量因素

縱觀中外農業保險法律制度變遷史，我們發現，農業保險法定模式選擇的影響因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農業保險自身特點

    農業保險具有風險的可保性差、交易費用高、產品的準公共物品屬性等鮮明特點，這些特點對農業保險模式的選擇會產生重要影響。農業風險的可保性差使保險組織與投保農戶在農業保險市場上難以自發成交，從而決定了農業保險不能全盤照搬一般商業保險的模式。由經營技術難度高、逆選擇與道德風險特別嚴重等多種因素引起的農業保險產品的交易費用過高，決定了農業保險法定模式的選擇應以是否有利于成本控制為一項重要標準，并以組織制度和運行制度的創新為基本原則之一。此外，農業保險產品的準公共物品屬性使政府對農業保險市場的干預成為必要，這決定了政府主導或支持下的政策性農業保險應是各國農業保險模式的理想選擇。

    (二)宏觀社會經濟政策

    一方面，宏觀社會福利政策對農業保險法定模式的選擇會產生重要影響。發達國家將農業保險作為農村社會福利政策的一部分，因而農業保險的政策性很強;發展中國家視農業保險為農業自然災害損失補償政策的一部分，故農業保險的政策性顯得相對較弱。另一方面，宏觀經濟政策對農業保險法定模式的選擇也會產生重要影響。這主要表現為經濟體制的影響、農業產業政策的影響和外貿政策的影響。如在外貿政策的影響方面，根據WTO規則，政府不可以依黃箱政策對農產品進行直接補貼，但可以依綠箱政策對農業保險實施補貼，并向農業生產者提供與產量無關的收入補貼以支持農業。現在，許多WTO成員國正在充分利用這一綠箱政策，在國內以立法形式建立或完善以財稅扶持為核心的政策性農業保險制度。通過這些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農業保險中的政府扶持作用凸顯。

    (三)經濟發展水平

    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體現為該國或該地區政府財政收人和國民人均收人狀況，經濟發展水平越高，政府財政收人就越好，國民人均收入就越高，反之，則相反。由于農業保險具有準公共物品屬性，其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政策扶持，尤其是農業保險補貼支持，同時農戶也須采取“選擇性進人”的方式，即只有付費才能享受相應服務，而不同農業保險模式對政府支持能力和農戶付費能力及保障程度的要求有別，因而經濟發展水平特別是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影響農業保險法定模式的選擇。國際比較角度看，不同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不一樣，特別是發達國家同發展中國家間經濟實力差距大，農業保險法定模式的選擇也就千差萬別。而在一國內部，亦可根據各地經濟發展的不同狀況，選擇多樣化的農業保險法定模式。我國東、中、西部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極不均衡，是此類混合式農業保險發展模式的典型代表。

宏觀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范文第4篇

我國宏觀調控中始終面臨某種兩難選擇：是為了保持較快的增速而犧牲結構調整的目標，還是為了未來增長的協調與可持續而容忍相對較低的經濟增速。這種選擇的前提是政府有條件使經濟增速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并以此緩解粗放型增長方式所導致的種種風險。進入本世紀第二個十年，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內外部條件發生重大變化，潛在經濟增長率下行已經不可避免，這也標志著粗放型增長方式走到了盡頭。新的形勢下，如何加快構建有利于轉方式的宏觀經濟政策體系，盡可能使我國經濟在新的增長平臺上持續更長的時間，是我們面臨的重大挑戰。

一、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正在經歷“下臺階”

本世紀頭十年，我國GDP保持年均10.5%的高速增長，2010年人均GDP超過4000美元，進入了中上等收入經濟體行列，標志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從國際經驗看，很多國家或地區在跨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時，都經歷了一個從為期20年左右的高速增長期轉入中速增長期的轉變過程。未來我國經濟發展仍具備很多有利條件，有可能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保持較快增長。同時也必須看到，支撐過去十多年高增長的基礎和約束條件也發生了深刻變化。

（一）全球化紅利的終結

以2001年加入WTO為標志，我國出口在長達十年里保持了年均20%以上的增速，對外貿易依存度從2001年的不到40%攀升至2007年的60%以上，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但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發達國家普遍面臨“去杠桿化”的壓力，全球經濟再平衡將使外需在較長時間內處于低迷狀態。我國貿易盈余占名義GDP的比例從2007年最高7.6%降至2011年的2.1%；凈出口對GDP增長的拉動從2005—2007年平均2個百分點以上到2011年負0.4個百分點。長期依賴出口拉動增長、依賴外需消化高投資所形成產能的增長模式難以為繼。

（二）勞動力供給發生轉折性變化

2011年我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為74.4%，比上年下降0.1個百分點，自2002年以來首次出現下降，盡管未來幾年這一比重會有小幅波動，但總體勞動力供給已經“見頂”，這標志著我國勞動力供給出現了深刻變化。盡管我國農村仍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但這些勞動力普遍年齡偏大、知識與技能偏低；外出農民工的年齡結構也在逐步老化，40歲以上農民工比重由2008年的30%上升到2011年的38.3%。近幾年招工難、用工荒已經從沿海地區向內地擴展，制造業勞動成本明顯上升，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正在快速消失。去年外出農民工月均收入同比增長21.2%，且東、中、西部地區的收入差距明顯縮小。隨著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結束，人口紅利的拐點已經到來。

（三）城鎮化新階段的挑戰

本世紀以來，我國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37個百分點，是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重要引擎。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首次超過50%，達到51.3%，標志著城鎮化進程進入新階段。未來我國城鎮化仍有很大增長空間，但是增長模式面臨雙重挑戰：一方面，由于城市規模已經很大，如果延續城鎮化早期階段主要依賴土地財政收入支撐城市發展的模式，面臨著日益激化的城鄉矛盾；另一方面，在51%的城鎮人口中，至少還有1/3的流動人口屬于“被城市化”的群體，隨著這部分群體規模的擴大以及對城市公共服務均等化要求的提高，城市內部矛盾也日益突出。從國際經驗看，在城市化達到50%左右的水平后，政府的目標和約束條件會發生明顯變化，政府工作的重心將不得不從民生服務發展轉向發展保障民生，城鎮化速度將有所放緩。

（四）資源環境的約束日益強化

2010年，我國GDP約占全球的9.4%，而消耗的鋼材占46%，煤炭占45%，水泥占48%。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能源生產國和第一大能源消費國，去年我國能源缺口約為3億噸，其中石油對外依存度達到56.5%。能源資源的強約束已經成為我國經濟運行中的常態。與此同時，我國生態環境總體仍呈惡化趨勢，水、大氣、土壤、重金屬等污染嚴重。京津滬等十多個省區大氣污染物排放已超過其環境承載力，因環境問題引起的呈多發之勢，社會大眾對環境質量的要求越來越高，經濟發展面臨越來越嚴苛的環境約束。

隨著全球化、人口增長、城市化相繼進入新階段，以及資源環境約束的增強，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的回落不可避免，其深層含義是粗放型增長模式已經走到終點。我國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問題至今已有近20年，總的看增長方式轉變并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一個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原有的增長方式與經濟發展階段還有一定的適應性。在發展階段沒有實質性變化前，原有的增長方式即使存在種種缺陷，也可以維持。如果說以前轉變發展方式是可轉可不轉，或者說可快轉或可慢轉，那么，隨著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下降，實際經濟增速的回落，轉方式不僅是保證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也是緩解當前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確保短期宏觀穩定的迫切要求。

二、潛在增長率下降對宏觀經濟政策帶來的若干挑戰

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下臺階”不僅僅是一個速度問題，更重要的是伴隨著經濟結構的顯著變化和增長動力的轉換，這對我們熟悉的以高增長為基本背景的宏觀經濟政策提出了諸多挑戰。

一是如何確立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常態”。選擇合適的參照系，是我們認識形勢、制定政策的基礎和前提。面對客觀經濟形勢，從不同的參照系出發，往往會得出大相徑庭的結論，進而產生不同的宏觀政策主張。本世紀頭十年我國GDP平均增速是10.5%，與此對應的是投資增長23%左右，出口增長20%以上，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14%左右，同期CPI年均漲幅不到3%。這是我們習慣的一個參照系，一旦經濟增速明顯偏離這一狀態，各方面往往就認為“不正常”、難以接受。然而，在潛在增長率回落的背景下，如果繼續以上述參照系來衡量經濟運行態勢，就會存在很大的誤判。根據大多數研究機構的分析，“十二五”時期潛在經濟增長率將從10%左右回落到8%—9%的區間，“十三五”時期可能進一步回落到7%左右，實際經濟增長率將圍繞這一區間上下波動。今年上半年GDP增長只有7.8%，與以往多年增速相比明顯偏低，但如果以潛在增長率來衡量，仍處于于正常波動區間。

二是保增長與保就業的重新考量。宏觀經濟穩定的基礎是就業穩定。在勞動力供需總量矛盾較為突出的情況下，由于經濟波動導致的周期性失業是宏觀政策應對的重點，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始終強調保增長就是保就業。隨著人口結構的轉變，就業總量矛盾逐步讓位于結構性矛盾，維持就業穩定所需的經濟增速在降低。從2011年一季度到今年三季度，GDP增速從9.7%回落到7.4%，但全國勞動力市場求人倍率①持續高于1。這既印證了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下降，也反映出勞動力市場供求更多地是結構性問題。隨著產業結構調整加速，一些落后企業、過剩產能必然要退出市場，相應的就業崗位不可避免地要消失，由此導致的結構性失業大量增加。隨著勞動力供給結構的變化，部分群體的人力資本與就業崗位需求的匹配和銜接會遇到更多的困難，摩擦性失業日益突出。宏觀經濟政策在繼續應對周期性失業的同時，要適當調整政策的著力點，更加重視結構性失業和摩擦性失業對平穩運行的沖擊。

三是需求管理政策的局限性日益突出。以往的宏觀調控以需求管理為重點，在經濟過熱時抑制需求，在經濟衰退時刺激需求。在潛在增長率下降導致以往高增長所積累風險不斷暴露的情況下，市場主體對未來預期悲觀，單純的逆周期需求擴張政策效果將明顯減弱，并進一步扭曲經濟結構，增大金融風險。特別是，經過2009—2011年大規模的刺激政策，制造業產能過剩日益嚴重，投資效率也明顯下降。2009—2011年，我國增量資本產出率（ICOR）②平均為9.8，其中2011年高達10.7。這意味著在2011年，需要超過10元的投資才能帶來1元實際GDP的增加，不僅遠高于日韓等國在同等發展階段的水平，而且投資效率比金融危機前幾乎下降一半。如果這一趨勢不改變，投資率將很快超過50%，進一步扭曲經濟結構。因此，依靠大規模投資實現高增長的路已經走不通。

四是原有產業政策模式難以適應增長動力轉換階段的需要。現行的產業政策模式更偏重技術導向，幾乎對每一個產業內技術、產品和工藝的選擇以及產業組織形態都做出規定。在實際工作中，各級政府習慣于抓重點產業、支柱產業，以此為龍頭帶動經濟增長。但在新的形勢下，傳統的支柱產業普遍面臨產能過剩的壓力，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面臨技術路線以及市場潛力等多方面的不確定性，難以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支柱產業。如果按照原有的政策模式，政府可能會感到無處著手，或者對某些產業支持過度。對此，應當調整政策思路，產業政策的重點要從具體的產業中超脫出來，減少對特定產業乃至特定企業的扶持，應當把鼓勵創新作為政策的核心，具有廣泛的適用性，促進產業多樣化。

三、穩增長和調結構相結合的政策取向

針對當前經濟增速持續放緩的情況，在研究制定對策措施時，要充分考慮到潛在增長率下降的客觀性、必然性，并以此為出發點重新審視和自覺調整宏觀經濟政策思路，把穩增長和調結構更好地結合起來，使我國經濟在新的增長平臺上持續更長的時間。

（一）更加重視供給管理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

在繼續進行需求調節的同時，要注重發揮供給管理在激發內生增長動力、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等方面的作用，使未來的增長更加依賴于效率的提高而不是投入的增加。

一是優化投資結構。投資的重點應從以往“鐵公機”等大型項目，向街道、鄉鎮、村落延伸，向直接關系居民生產、生活、休閑的基層延伸，重點完善農村地區水、電、氣、路等基礎設施，以及城市公共交通、停車廠、垃圾處理、供排水等配套設施，重點解決“最后一公里”問題，既可以提高投資效率，也可以釋放部分消費需求。

二是加快推進要素價格改革。要素價格扭曲使企業更傾向于依賴廉價要素的使用來獲得利潤，并傾向于將資金更多地用于投資，而不是進行技術研發。要抓住當前經濟增速下行、要素需求放緩的有利時機，加快推進要素價格改革，理順能源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提供有利于結構調整的激勵。

三是進一步放松管制。盡管各部門在6月末陸續出臺了鼓勵民間投資的實施意見，但距離真正可操作的規定還有不少距離，民間投資對于進入這些領域還存在不少顧慮，要進一步加大落實力度，加快壟斷行業改革，給民間資本真正的平等地位。

（二）把穩就業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一是通過加快發展服務業創造新的就業崗位。特別是與居民生活直接相關的商業、飲食、家政、修理、搬運、托幼、養老等服務業，采取更大力度的稅收減免政策，擴大優惠項目和免稅范圍。加快構建覆蓋城鄉的公共就業服務平臺。

二是加大對農民工技能培訓的支持力度。鼓勵企業對在崗員工進行培訓，對培訓費用給予稅前抵扣。推廣部分地區發放“農民工培訓券”經驗，盡可能減少政府直接補貼培訓機構的做法，而是將培訓券直接發給農民工，并讓農民工自行選擇培訓機構。

三是完善失業保障制度。進一步擴大失業保險覆蓋范圍，逐步把農民工納入城鎮失業保險制度，為農民工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建立失業保險政策在緊急情況下的應對處理機制。當出現區域性重大事件，造成就業壓力增大、失業人員明顯增加時，臨時延長失業保險待遇期限，提高待遇標準。

四是強化職業教育的地位。加大對中等職業教育的投入，對中等職業學校的學生減免學費，擴大中等教育的招生規模；鼓勵社會資本進入職業教育領域，鼓勵校企合作培訓，為我國產業轉型升級提供必要的人力資源。

（三）完善以鼓勵創新為核心的產業政策體系

一是鼓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所得稅方面，可采取稅收減免、優惠稅率、延期納稅、稅收抵免、加速折舊等辦法。流轉稅方面，對中小企業從事技術轉讓、技術開發業務和與之相關的技術咨詢、服務業務所取得的收入免征營業稅。

二是注重培育新技術新產品的市場需求。完善政府采購政策，優先采購節能環保產品。制定鼓勵使用節能技術和節能產品的優惠政策，對提供節能服務，生產、銷售高效節能新產品實行優惠稅率，引導企業加快以節能減排為中心的技術改造。

三是加強對傳統產業創新的支持。在未來相當一段時間內，傳統制造業仍是我國實體經濟最主要的部門，也應當是自主創新的重中之重。加大對傳統產業技術改造、節能減排等方面的投入力度；對于傳統產業企業開發新產品、新工藝、新技術所發生的研發費用，可以比照高新技術企業研發優惠政策。

注：

①求人倍率為勞動力市場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該數值如果大于1，表明對勞動力的需求人數多于求職人數。

宏觀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范文第5篇

與此同時，全球FDI的流動規模不斷增長，FDI的增長速度是同期貿易增長速度的5倍。據UNC-TAD統計，1990年全球FDI流入為2090億美元，流入存量為19540億；而到2002年，全球FDI流入為6510億美元，流入存量為71230億。FDI既在發達國家之間流動，也大規模地流向發展中國家。尤其是，現在FDI已成為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融資的主要來源。FDI的流動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直接動力，FDI的流動促進了技術和知識在全球范圍內的擴散，同時FDI的技術轉移和技術溢出又進一步深化了全球一體化的程度。

自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紛紛制定激勵政策吸引FDI的流入，發展本國經濟。但是，當今全球FDI流入發展中國家主要集中在少數幾個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在亞洲，流入中國的FDI規模最大，截止到2003年底，流入中國的FDI存量達到5014.71億美元。近年來，流入其他亞洲國家的FDI也大幅增長，這些國家主要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越南、巴基斯坦、菲律賓、韓國和新加坡。在拉丁美洲，流入FDI最多的國家包括：阿根廷、墨西哥、巴西、智利、秘魯和哥倫比亞。區域經濟一體化是導致出現這一現象的直接原因，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的成立促進了亞洲經濟的一體化，中、日、韓與東盟經濟正在加速融合，拉丁美洲的南錐共同體（MERCOSUR）和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也正在邁向美洲自由貿易區。

近年來，FDI在區域間流動也出現了加速增長之勢。東亞金融危機后，這一地區的國家政府調整了各自的經濟政策，并很快恢復了經濟增長，要保持這一地區的高經濟增長水平將取決于這一地區的國家參與全球一體化的能力，也就是說，各國根據各自產業的發展優勢，參與國際分工，成為國際市場鏈中一環。因此，發展中國家政府應當根據各自的區位優勢，制定適合本國經濟發展的產業政策，利用政策導向調控本國資源配置，最大限度地分享區域經濟一體化帶來的利益，促進本國經濟穩定協調發展。

東亞經濟一體化與產業發展

當今跨國公司全球生產體系的業務功能的發展趨勢是實行區域專業化、本土化和全球一體化的安排，跨國公司經營要素以價值鏈的方式在全球范圍內進行配置。雖然收購與兼并仍是FDI流動的主要形式，但近年來跨國公司的外包形式操作呈迅猛增長之勢，這表明了跨國公司要素價值鏈的延伸。跨國公司的發展趨勢對全球經濟一體化產生著深刻的影響。

從2003年的貿易額和FDI的流動看，亞太地區貿易額最大的三個國家分別是美國、日本和中國，同時美國和日本是這一地區最大的資本輸出國，美國既是全球最大的資本輸出國，又是最大的資本輸入國。日本的對外投資主要集中在東盟和中國。從2003年全球經濟的發展看，東亞經濟增長最為突出，尤其是中國實現了9.1%的高增長，日本也擺脫了經濟長期萎靡不振狀態，實現了經濟的正增長。東亞地區經濟的高增長主要得益于區域內貿易的快速增長。

根據2003年中國海關統計，截止到2003年12月底，中國累計批準設立外商投資企業465277個，合同外資金額9431.30億美元，實際使用外資金額5014.71億美元。2003年中國進出口額達到8512億美元，其中出口4383.7億美元；進口4128.4億美元；進出口順差255.4億美元。2003年，中美雙邊貿易額首次突破千億，達到1263億美元；中日貿易額達到1336億美元，創歷史新高；中國與東盟貿易額達783億美元，雙邊貿易發展迅速，創造了一個新紀錄。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已成為帶動東亞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中國經濟在融入全球經濟的過程中也逐步顯示了自身的活力。

2000年以來，東亞國家間的貿易呈持續大幅增長之勢，究其原因，主要是東亞經濟正在融合，資源正在重新配置，并逐漸形成垂直和橫向的產業分工體系，日、韓制造業正在向東亞其他國家轉移，其首選地是轉移到中國。中國在東亞地區的制造業產業重新集聚的過程中扮演主導角色，產業的集聚效應促進了中國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使中國在國際市場鏈中的地位變得更為突出。

簽署自由貿易區后對一國經濟產生的影響是近年來學術界十分關注的課題。大量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一體化能夠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經濟利益―――貿易創造效應大于貿易轉移效應。因為區域內成員國間消除了關稅壁壘，成員國間制成品貿易的成本大幅降低，促進了區域內貿易和成員國間相互投資的增加。另外，從長期看，單一市場形成后，實現了制成品、服務和生產要素貿易的自由化，成員國能夠從區域內優化資源配置的潛能中獲益，這將極大地促進區域內產業發展的一體化。

貿易和投資的增長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國家競爭力的培育和拓展市場鏈的能力。因為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公司的行為也日益國際化，公司之間的相互影響程度也不斷深化，并且變得越來越復雜。在全球一體化的大背景下，公司面對的是購買者、供給者和競爭者之間的相互影響，這種相互影響構成了一個鏈。與競爭者之間的相互影響構成水平鏈；與購買者和供給者之間的相互影響構成垂直鏈。水平鏈是指公司與公司之間的合作；垂直鏈是指中小型企業與大型企業或跨國公司形成的市場鏈。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應該積極拓展垂直鏈，即大力發展中小型企業，促進中小公司與大型企業或者跨國公司的合作，使發展中國家的中小型企業成為國際產品市場增殖鏈中的一環。

中小型企業與大型企業或者跨國公司之間形成垂直鏈是發展中國家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有效途徑。因為垂直鏈的形成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小型企業帶來了新的商業機會，并且中小型企業在與大型企業或者跨國公司的合作中，也分享了全球化和跨國公司新的經營策略所帶來的利益。因此，發展中國家的中小型企業應當設定與大型企業或者跨國公司的合作的計劃和措施，積極創造條件，努力成為大型企業或者跨國公司產業鏈中的一員，從而促進區域產業發展的一體化。中小型企業與大型企業或者跨國公司合作的產業部門主要包括紡織品、電動機械、電視機、通訊設備、計算機和汽車零部件等。這些產業部門多為勞動密集型產業或者是機加工工序較多的產業，適宜于中小型企業專業化生產零部件為大型企業或者跨國公司配套。

因為當今全球流入發展中國家的FDI主要集中在東亞國家，所以東亞發展中國家的公司應根據各自的比較優勢和區位優勢調整發展戰略，中小型企業要積極參與大型企業或者跨國公司的合作，拓展垂直鏈；區域內大型企業之間，以及區域內大型企業與跨國公司之間也要展開合作，積極拓展水平鏈，共同促進東亞地區產業發展的一體化。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僅僅是對國際產業鏈的補充（中國有些優勢產業是例外）。因此，只要東道國政府根據本國的比較優勢制定切實可行的引導其產業發展的政策，在全球一體化過程中，FDI的流入不僅不會導致東道國民族工業的萎縮，還會壯大其發展，并促進東道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融合，最大限度地分享全球經濟一體化所帶來的利益。

東亞經濟一體化與政府行為

FDI大量流入東亞，促進了東亞經濟的一體化。面對經濟一體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東亞地區的各國政府應當根據各自國家的比較優勢調整產業發展政策，優化資源配置，促進東亞地區經濟的融合。

首先，穩定的宏觀經濟政策是產業發展的根本保證。

宏觀經濟政策包括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穩定的經濟政策確保了政策的連續性和可預期性，將有助于公司制定長遠的發展規劃，調整產品結構，達到經濟資源充分利用。為了促進產業的發展，東亞國家紛紛采取外向型發展戰略，擴大對外開放的力度，積極倡導貨物、服務和信息的自由流動。對那些在世界市場上已失去競爭優勢的產業不再進行保護，轉而積極扶持那些具有資源比較優勢的產業發展。東亞發展中國家最大的比較優勢是具有大量的高素質、價格低廉的勞動力，因此東亞發展中國家應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然后逐步轉型到發展技術密集型的產品制造業和服務業。中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泰國都具有較好的工業基礎，尤其是中國具有雄厚的工業基礎和優良的基礎設施。相比而言，中國所具有的比較優勢則更為突出。

其次，強化貿易政策與產業政策、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

發展中國家要制定促進產業發展的貿易政策，修改那些與產業政策和宏觀經濟政策不協調的貿易制度和貿易政策。在國際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國家要善于利用宏觀調控政策，發揮其配置資源的功能，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要善于利用在WTO框架下給予發展中國家的優惠條款，借助于貿易、產業和金融政策培植優勢產業，并確立其競爭優勢。通過投資促進的政策引導驅動FDI流向國家重點發展的產業部門，使FDI的流動和技術轉移與國家產業發展目標相統一。

第三，促進中小型企業的發展。 在發展中國家，98%以上的企業為中小型企業，中小型企業擔負著解決就業和消除貧困的重任。然而中小型企業的發展卻比較緩慢，主要面臨的問題是市場準入條件高、可獲得的資本成本高、高風險的商業環境（管轄重疊）、市場信息搜集成本高，以及執行政府制定的推進中小型企業發展的政策缺乏一致性等，這些問題的存在對中小型企業的發展構成嚴重制約。發展中國家應高度重視中小型企業的發展，政府應制定支持中小型企業發展計劃，在稅收、融資、市場準入和信息交換方面制定優惠政策，加大對中小型企業的扶持力度。政府和中小型企業發展促進機構要創造良好的商業環境，鼓勵中小型企業參與開放市場條件下的有效地競爭，幫助中小型企業融入大型企業或者跨國公司的市場鏈中，提升中小型企業的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

第四，制訂投資促進政策，利用比較優勢吸引FDI。

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設有出口加工區（有的國家稱為對外貿易區、特別經濟區和自由經濟區），在區內吸引了大量的FDI，區內的中小型企業的潛能得到了很好的發揮，這些出口加工區的設立提高了發展中國家產品出口競爭力，促進了就業和技術轉移。有些發展中國家頒布了《投資促進法》，規范了投資促進的政策，有效地遏制了尋租行為，避免了項目選擇上的無序競爭。為了深化產業發展和促進產業發展的一體化，應不斷拓展和強化外向型企業與國內其他企業形成的市場鏈（國內企業提供各種投入和服務）。

第五，促進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源的開發。

發展中國家促進技術進步的途徑主要是通過FDI的流入、許可安排和中間品進口。據估計全球支付的技術轉移費中的80%發生在公司間，因此FDI的流入是技術轉移的主要形式，FDI是技術轉移的載體。但是，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在積極吸引FDI的同時，也應重視自我創新能力的培育，鼓勵企業進行技術改造和產品升級，提升國內產業鏈與國際產業鏈的互補性。為了縮小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知識、技能和生產技術方面的差距，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更要高度重視人力資源的開發，制定人力資源開發計劃，針對勞動力的教育水平，建立不同層次的培訓體系，促進勞動力素質的提高，為自我創新能力的提升打下良好的基礎。

第六，打破基礎產業部門的國家壟斷，向國內私人和外國投資者開放。

基礎產業部門主要包括電力、能源、交通、通訊和供水等公共品產業。在發展中國家這些部門傳統上由國家控制，不允許國內私人和外國投資者在這些基礎產業部門投資，導致發展中國家基礎產業部門發展緩慢、效率低下。近年來，發展中國家逐步開放了基礎產業部門，并開始鼓勵國內私人和外國投資者投資基礎產業。發展中國家基礎產業的開放，促進了基礎產業部門競爭機制的形成，促進了基礎產業部門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