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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經濟效率的標準范文第1篇

稅收原則，就是政府征稅（包括稅制的建立和稅收政策的運用）所應遵循的基本準則。那么，政府征稅究竟需要遵循什么原則呢？從稅收發展史看，雖然在任何時期，人們對稅收原則的看法都存在著不同的看法，但總的來說，隨著經濟的發展、政府職能的拓展和人們認識的提高，稅收原則也經歷著一個不斷發展、不斷完善的過程，而且，這種過程仍將繼續下去。

稅收原則的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如在中國先秦時期，就已提出平均稅負的樸素思想，對土地劃分等級分別征稅；春秋時代的政治家管仲則更明確提出“相地而衰征”的稅收原則，按照土地的肥沃程度來確定稅負的輕重。西方則在16、17世紀的重商主義時期就已提出了比較明確的稅收原則，如重商主義后期的英國經濟學家威廉。配第就初步提出了“公平、便利、節省”等稅收的原則。但一般認為，最先系統、明確提出的稅收原則是亞當。斯密的“稅收四原則”，即“公平、確定、便利、節省”的原則。此后，稅收原則的內容不斷得到補充和發展，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集大成者阿道夫。瓦格納提出的“稅收四方面九原則”，即財政原則，包括充分原則和彈性原則；國民經濟原則，包括稅源的選擇原則和稅種的選擇原則；社會公正原則，包括普遍原則和公平原則；以及稅務行政原則，包括確實原則、便利原則、最少征收原則即節省原則。而在現代西方財政學中，通常又把稅收原則歸結為“公平、效率、穩定經濟”三原則。

實際上還有多種稅收原則的提法，但要數上述三種影響最大。這三種稅收原則理論，不僅代表和反映了人們在三個不同時期對稅收的認識，而且基本展示了稅收原則理論發展和完善的脈胳。根據上述各項稅收原則的內容，結合稅收理論和實踐的發展，我們從社會、經濟、財政、管理四個方面將稅收原則歸納為“公平、效率、適度和法治”四原則。

一、公平原則

稅收公平原則，就是政府征稅，包括稅制的建立和稅收政策的運用，應確保公平，遵循公平原則。公平是稅收的基本原則。在我國歷史上，也多有強調稅收公平的論述。在現代社會，稅收公平原則則更是各國政府完善稅制所追求的目標之一。但稅收怎樣才算公平，在不同時期，往往標準不同，理解也不同。從歷史發展過程看，稅收公平經歷了一個從絕對公平轉變到相對公平，從社會公平拓展到經濟公平的發展過程。

稅收公平，首先是作為社會公平問題而受到重視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社會公平問題歷來是影響政權穩固的重要因素之一。稅收本來就是政府向納稅人的無償分配，雖然有種種應該征稅的理由，但從利益的角度看，征稅畢竟是納稅人利益的直接減少，因此，在征稅過程中，客觀上存在利益的對立和抵觸，納稅人對征稅是否公平、合理，自然就分外關注。如果政府征稅不公，則征稅的阻力就會很大，偷逃稅收也會隨之增加，嚴重的還會引起社會矛盾乃至政權更迭。

稅收的社會公平，最早指的是稅額的絕對公平，即要求每個納稅人都應繳納相同數額的稅。在稅收實踐上的反映，就是定額稅和人頭稅的盛行（人頭稅和定額稅即使現在也沒有完全消失）。瓦格納將公平的標準從絕對公平發展到相對公平，即征稅要考慮納稅人的納稅能力，納稅能力大的，應多納稅，納稅能力小的則少納稅。它要求稅制應實行累進稅率。如今，在理論上，相對公平又分為“橫向公平”和“縱向公平”。所謂橫向公平，簡單地說，就是納稅能力相同的人應負擔相同的稅；而縱向公平，就是納稅能力不同的人，負擔的稅負則不應相同，納稅能力越強，其承擔的稅負應越重。那么，怎么判斷納稅能力的大小呢？通常以納稅人所擁有的財富的多少、收入水平的高低或實際支付的大小等作為判斷依據。（注：以納稅能力作為公平標準，在理論上稱為“能力說”。如何判斷納稅能力，在理論上又有“客觀說”和“主觀說”之分。按照客觀說，納稅能力應依據納稅人所擁有的財富、取得的收入或實際支付能力等客觀指標來確定。而主觀說則強調納稅人因納稅所感到的效用的犧牲或效用的減少應相同，或者納稅后的邊際效用相同。公平標準，除“能力說”外，還有“受益說”，即以享受政府公共服務的多少作為衡量公平的標準。根據這種標準，從政府公共服務中享受相同利益的納稅人，意味著具有相同的福利水平，因此，應負擔相同的稅，以體現橫向公平；享受到較多利益的納稅人，則具較高的福利水平，因此，應負擔較高的稅，以實現縱向公平。現實中對公路的課稅以及社會保障方面往往有所體現，但在許多情況下受益水平是不好衡量的。）現實稅制中，財產稅按財產、所得稅按所得累進征收，對低收入者免稅，允許家庭贍養扣除等都是這種公平觀的反映。

在西方稅收中，公平通常是指社會公平，即社會公正原則。而在現實中，政府征稅，不僅要遵循社會公平的要求，而且還要做到經濟上的公平。也就是說，在現代經濟中，稅收原則事實上不僅包括社會公平，還包括經濟公平。稅收的經濟公平包括兩個層次的內容：首先是要求稅收保持中性，即對所有從事經營的納稅人，包括經營者和投資者，要一視同仁，同等同待，以便為經營者創造一個合理的稅收環境，促進經營者進行公平競爭。增值稅的盛行、公司稅稅率以比例稅率為主等都是這種公平要求的反映。其次是對于客觀上存在不公平的因素，如資源稟賦差異等，需要通過差別征稅實施調節，以創造大體同等或說大體公平的客觀的競爭環境。這兩個層次，也相當于社會公平中的橫向公平和縱向公平。

稅收公平，特別是經濟公平，對我國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的稅制建設與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一方面，我國通過20年來的改革開放，人們的生活、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收入分配機制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平均主義”分配（平均分配不等于公平分配），收入檔次已適當拉開，但同時開始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貧富懸殊”現象，因此，如何運用稅收手段調節收入分配，實現收入分配公平，就成為稅收的重要職能之一。另一方面，由于我國市場發育還相當不健全，存在不公平競爭的外部因素較多，同時，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稅制體系也有待進一步完善，因此，如何使稅制更具公平，為市場經濟發展創造一個公平合理的稅收環境，是我國進一步稅制改革的重要研究課題。

二、效率原則

稅收效率原則，就是政府征稅，包括稅制的建立、稅收政策的運用和整個稅收管理，都是應講求效率，遵循效率原則。稅收不僅應是公平的，而且應是有效率的。這里的效率，通常有兩層含義：一是行政效率，也就是征稅過程本身的效率，它要求稅收在征收和繳納過程中耗費成本最小；二是經濟效率，就是征稅應利于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或者，至少對經濟效率的不利影響最小。

稅收行政效率，可以稅收成本率，即稅收的行政成本占稅收收入的比率來反映，有效率就是要求以盡可能少的稅收行政成本征收盡可能多的稅收收入，即稅收成本率越低越好。顯然，稅收行政成本，既包括政府為征稅而花費的征收成本，也包括納稅人為納稅而耗費的繳納成本，即西方所稱的“奉行成本”。亞當。斯密和瓦格納所得出的“便利、節省”原則，實質上就是稅收的行政效率原則。便利原則強調稅制應使納稅人繳稅方便，包括納稅的時間、方法、手續的簡便易行。這無疑有利于節省繳納成本，符合稅收的行政效率要求。而節省原則，即亞當。斯密和瓦格納所稱的“最少征收費用原則”，它強調征稅費用應盡可能少。亞當。斯密說得很清楚，“一切賦稅的征收，須使國民付出的，盡可能等于國家所收入的。”這里的所謂費用，實際只限于政府的征收成本。需要指出的是，稅收的征收成本和繳納成本是密切相關的，有時甚至是可以相互轉換的。一項稅收政策的出臺，可以有利于降低征收成本，但它可能是以納稅人的繳納成本的增加為代價的，或者相反。這說明，稅收的行政效率要對征收成本和繳納成本進行綜合考慮，才有真正意義。在現實中，如何提高稅收的行政效率，是稅收征管所要解決的重要目標。

稅收的經濟效率是稅收效率原則的更高層次。經濟決定稅收，稅收又反作用于經濟。稅收分配必然對經濟的運作和資源的配置產生影響，這是必然的客觀規律。但稅收對經濟的影響，究竟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影響的程度如何、范圍多大則是有爭議的，在認識上也存在一個不斷的發展過程。反映到稅收的經濟效率方面，則有不同層次的理解。首先，它要求稅收的“額外負擔”最小。所謂稅收的額外負擔，簡單地說就是征稅所引起的資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它是稅收行政成本以外的一種經濟損失，即“額外負擔”，因此，相對于稅收行政成本，通常又將之稱為稅收的經濟成本。因此，政府應選擇合理的征稅方式，以使稅收的額外負擔最小。那么，怎樣的征稅方式對經濟的扭曲更小呢？通常認為，要保持稅收中性。

稅收經濟效率的第二層次的要求是保持稅本。稅收具有促進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政府征稅應盡量避免稅收對經濟的不利影響，而發揮稅收對經濟的促進作用。瓦格納提出了稅收的國民經濟原則，包括稅源選擇原則和稅種選擇原則。為保護和發展國民經濟，使稅收趨利避害，政府征稅應慎重選擇稅源。原則上，稅源應來自國民收入，而不應來自稅本。稅本，就是稅收的本源。通常認為，國民生產是稅本，國民收入是稅源，原則上稅收只能參與國民收入的分配，而不能傷及國民生產。這猶如樹上摘果，果是源，樹是本，我們只能摘果，而不能傷樹。

稅收經濟效率的第三層次，也是最高層次，它要求通過稅收分配來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這是基于對稅收調控作用的積極認識。認為稅收不只是消極地作用于經濟。由于現實中存在市場失靈，因此，有必要政府進行干預，而稅收分配就是政府干預的有效手段。

從稅收經濟效率的不同層次可以看出，稅收是否有效率，必須結合經濟運行本身的效率來考察。如果經濟運行本身是高效率的，則應以稅收不干擾或少干擾經濟運行視為有效率，即以稅收的經濟成本最小作為判斷稅收效率的依據；而當經濟運行處于低效率甚至無效率狀態，則稅收效率應反映在對經濟運行的有效干預。

總之，遵循行政效率是征稅的最基本、最直接的要求，而追求經濟效率，則是稅收的高層次要求，它同時也反映了人們對稅收調控作用的認識的提高。

三、適度原則

稅收適度原則，就是政府征稅，包括稅制的建立和稅收政策的運用，應兼顧需要與可能，做到取之有度。這里，“需要”是指財政的需要，“可能”則是指稅收負擔的可能，即經濟的承受能力。遵循適度原則，要求稅收負擔適中，稅收收入既能滿足正常的財政支出需要，又能與經濟發展保持協調和同步，并在此基礎上，使宏觀稅收負擔盡量從輕。

如果說公平原則和效率原則是從社會和經濟角度考察稅收所應遵循的原則，那么，適度原則則是從財政角度對稅收的量的基本規定，是稅收財政原則的根本體現。滿足財政需要是稅收的直接目標和首要職能，因此，不少學者都將滿足財政需要作為稅收的首要原則。

其實，適度原則并不排斥收入充裕的要求。拉弗曲線就是反映了這一原理，即稅收收入并不總是與稅負成正比的，稅負（率）越高，不等于收入越充裕，而可能是相反，即當稅負（率）超過某個臨界點后，實際所實現的稅收收入可能反而下降，因為，稅負過高會導致稅源的萎縮。作為理論上的原則要求，從性質上說，適度就是兼顧財政的正常需要和經濟的現實可能，從量上說，就是力求使宏觀稅負落在或接近拉弗曲線上的“最佳點”。

四、法治原則

判斷經濟效率的標準范文第2篇

【關鍵詞】 第三部門;資源配置效率;收入分配效率;經濟效率

第三部門是一個社會學與經濟學名詞,意指在第一部門(公共部門)與第二部門(私人部門)之外,既非政府單位、又非一般民營企業的事業單位之總稱。

一、第三部門資源配置效率的分析

第三部門參與者的行為是基于特定價值追求,他們以共同的理想信念為紐帶,自愿將部分資金、時間等資源投入到第三部門,在獨立的基礎上,借助市場和政府的運作機制,實現特定公益目的。參與者的自愿性,使其能夠避免政府強制行為對資源價格的扭曲,參與主體對所持資源價值的評價不會低于市場上該資源的價格,避免對資源配置效率造成損害。第三部門的非盈利性特征,使其愿意從事對經濟長期發展有深遠影響的項目,由于這些項目短期利潤率水平較低甚至是無利潤,單獨靠市場機制會導致有效供給不足,此時第三部門的出現能夠有效彌補市場缺陷,引導和帶動其他主體投入到稀缺商品的供給,通過完善市場來實現第三部門的資源配置效率。

二、第三部門收入分配效率的分析

第三部門的參與者多以受教育程度較高的高收入群體為主,受益對象多為低收入階層或弱勢群體。第三部門參與者在基于主觀上的價值判斷,通過提供資金、參加志愿活動等方式,對低收入者進行轉移支付,促進了社會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提高社會整體的收入分配效率。在這一過程中,參與者也能夠得到道德和情感上的滿足,實現自身效用最大化,擴大社會整體福利水平。除了高收入者或強勢群體出于公平、博愛、慈善、公益、合作等理念成立第三部門之外,弱勢群體也可能自發成立第三部門進行力量整合,提高與強勢群體的談判能力,在維護自身利益的主觀動機下實現提高收入分配效率的客觀結果,如工會等民間維權組織的職責就是維護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權、社會保障權等勞動經濟權益,工會組織如果能夠有效發揮作用,就能通過協商對資本和勞動力公平定價,避免資本強勢地位導致收入差距的過分放大,實現整個社會收入配置效率的提高。

三、第三部門經濟效率的比較分析

第一部門(公共部門)的運行機制以公共選擇為核心。如果將中位選民定理運用到收入分配領域,則最終的選擇結果是收入均等化,政府的分配政策會使所有社會成員的最終收入趨于平均。政府可能通過提供公平教育機會、頒發最低工資標準、限制土地自由流動等手段對收入分配起點、過程進行干預,能夠通過累進所得稅制、轉移支付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對收入分配結果進行再調節。政府對收入分配全方位的干預過程會扭曲市場中各種初始資源的相對價格。

第二部門(私人部門)的運行機制以均衡價格為核心。市場根據資源的供求關系決定均衡價格水平,在經濟人假設條件下,完全的市場競爭能夠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第二部門中有著大量稀缺資源稟賦的成員將會得到較高比例的社會總產出(即表現為較高的收入水平),“馬太效應”的存在將會使收入分配情況趨于惡化。根據邊際效用遞減規律,高收入者的邊際收入效用要低于低收入成員,從分配效率角度考慮,市場機制的運作不能實現社會總產出的最優分配,第二部門在收入分配領域是缺乏效率的。

第三部門的運行過程以社會成員自愿為主,不會損害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其非盈利特征能夠完善市場機制,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第三部門運行的客觀結果是收入均等化,能夠提高收入分配效率,整體經濟效率在三部門中最高。在認識到第三部門具有最高經濟效率的同時,也應該清楚認識第三部門作用范圍的有限性。一方面第三部門的運行是建立在參與者自愿的基礎上,這使得第三部門具有不穩定性,參與者主觀想法和客觀情況的改變都會導致第三部門無法有效運行;另一方面第三部門的運行有賴于第一部門的政策支持和保障,需要第二部門運行所產生的物質基礎,它無法脫離第一、第二部門而獨立存在。

從經濟效率角度出發,最理想的三大部門運行格局應該是:第二部門在資源配置領域發揮主導作用,努力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第一部門在收入分配領域占據主體地位,應盡量采用市場手段,減少對資源配置效率的損害;鼓勵第三部門發展,使其在收入分配領域發揮出積極作用,成為第一部門的重要補充;通過政府、市場、社會三大部門協調發展,最終實現整體經濟效率和社會總福利的最大化。

參考文獻

判斷經濟效率的標準范文第3篇

關鍵詞：經濟學；效率；公平；帕累托效率

中圖分類號：F12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309(2009)04-0022-03

效率與公平作為人類經濟社會活動的兩個基本價值目標。一直以來都是人們關注的焦點之一。特別是對于效率與公平二者的取舍問題或價值排序問題，更是眾多專家學者研究探討的重點。圍繞著上述這一問題，不同的專家學者從不同的視角提出了不同的觀點。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布坎南對目前學術領域就這個問題研究的情況做了較為精辟的概括：“經濟學家試圖只根據效率來評價市場而忽略倫理問題，而倫理學家(以及規范的政治政府學家)的特點則是(在從根本上思考了有關效率之后)蔑視效率考慮而集中思考對市場的道德評價，近來則是根據市場是否滿足正義的要求來評價市場。”由此可見，在效率與公平二者關系的把握上，常常出現走極端的現象，即要不就是過分強調效率而忽略了公平，要不就是過分強調公平而忽略了效率。因此，運用科學的辯證方法對效率與公平問題進行更為全面的探討研究，不僅具有必要性，而且富有現實性。

一、經濟學視角下效率問題的辯證分析

效率是經濟學中經常提及的一個重要基本概念，其通常是指在給定投入和技術的條件下，經濟資源沒有浪費，或對經濟資源作了能帶來最大可能的滿足程度的利用：同時，它也是衡量一種體制或制度在促進個人福利方面的能力的最簡捷方法。效率有多種衡量標準。在現代經濟學領域里，最廣為接受的效率標準就是帕累托效率，它主要指這樣一種資源配置狀態，即在這種狀態中，已經不可能通過重組或交易等手段，既提高某一人的效用或滿足程度，而又不降低其他人的效用或滿足程度。根據帕累托效率的定義，如果一種變動至少使一個社會成員福利增加，而不使任何一個成員福利下降，這種變動就是有效率的：一個有效率的經濟是不存在上述變動的經濟，或是滿足上述條件的變動都已經發生了的經濟。

理解經濟是否達到了帕累托有效狀態，還需要區分這么一組概念：帕累托最優和帕累托改善。所謂的“帕累托最優”。是指在既定的個人偏好、生產技術和要素投入量下。當重新配置資源的結果不可能在不使他人處境變差的同時使得任何一個人的處境變好，則此時的社會資源配置處于最佳效率狀態中。所謂的“帕累托改善”，是指如果一個社會能夠通過資源的重新配置，在使某個人(或某些人)處境變好的同時。卻不導致任何其他人的處境變差，則此時的社會資源配置效率提高了。

此外，現代經濟學中還使用了其他的效率概念，如卡爾多效率。在現實生活中，通常的情況是有的人有所得。就得另一些人有所失，于是經濟學家們又提出了補償準則。卡爾多效率概念就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卡爾多效率與卡爾多改善密切相關。所謂的“卡爾多改善”，是指如果一個人的情況由于變革而變好，因而他能夠補償另一個人的損失而且還有剩余，那么整體的效率得到改善。卡爾多效率只是卡爾多改善已經無法進行的狀態。

需要說明的是，在任何社會中，資源相對于人們的需求來說總是稀缺的。稀缺性的存在意味著任何社會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有效利用稀缺的資源，優化資源的配置。盡可能生產出滿足需求的物品。因此，任何社會都最有效地利用社會資源以滿足人們的需求，理想的資源使用狀態就是上述的帕累托效率狀態。于是，盡最大可能地去實現資源使用的帕累托效率狀態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了人們經濟社會生活中的一個努力追求目標。

二、經濟學視角下公平問題的辯證分析

如果說效率屬于生產力范疇，是以勞動者運用生產工具作用于勞動對象所創造的物質財富為標志的話，那么，公平則是和分配相聯系的概念。認為，生產條件的分配決定生產成果的分配，所以生產資料占有關系是實現公平分配的根本前提。基于此，從狹義的范疇來講，公平，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指分配的平等。換句話說。沒有一個人對其他人收入分配的評價會超過對他自己收入分配的評價。總的來說，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可用3個標準來進行衡量。一是勞動分配率，即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二是洛倫茲曲線與基尼系數；三是工資的差異率。收入分配越公平，則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越大，洛倫茲曲線更接近絕對收入平等線，基尼系數和工資差異率也越小。反之亦然。目前。我國的基尼系數已超過0.45，不僅超過了西方發達國家和西方福利國家，而且超過國際警戒線0.4的標準。故此，效率與公平問題已成為我們在構建和諧社會進程中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必須給予高度關注。

與此同時。作為一種崇高的理念，公平一直以來是人類社會所追求的美好愿望。但如前所述，相對人類無限的欲望而言，經濟資源無疑是稀缺的或有限的。因此，人們在追求公平的同時絕不能忽略效率，要注意把握好效率與公平二者的關系。按的觀點，人類的生存、發展。始終貫穿著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4個環節，而要使這4個環節做到有機地互動運行的關鍵也同樣在于把握好效率與公平二者的關系。效率與公平問題。一直為福利經濟學所關注。實際上，效率與公平的價值先后排序問題涉及到的是一個更為深刻和重要的問題，即價值判斷。如新自由主義和貨幣主義經濟學家在談到福利時，認為福利首先與自由相聯系，如果公平的獲得以自由為代價，那么這種公平是不可取的；公平只能通過競爭市場機制來實現，而不能靠政治組織的措施來實現。新自由主義和貨幣主義者主張把市場競爭放在首位，側重經濟效率的提高，而不應采取人為的收人均等化措施，強求公平，會給社會帶來更大的損失。制度主義者的觀點正好相反，其主張公平優先，把收入均等化放在首位。縮小市場的調節范圍。還有就是以阿瑟，奧肯(Arthur0kun)為代表的折衷方案，其既不是效率優先。也不是公平優先，而是企圖找到一條既維護市場機制，又能消除收入差別擴大的途徑。阿瑟，奧肯同時認為，一個社會如果不采取在效率與公平之間妥協的做法，而是要真正實現收入的平等，那將是一種空想。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公平雖然與效率一樣，都是人類經濟社會活動中的基本價值目標，都屬于經濟學范疇的一個概念，但從廣義的范疇來講，公平同時還屬于法學、社會學等范疇的一個概念。公平不僅僅指經濟平等，還包括涉及人的全面發展和基本權利的政治公平、教育公平、司法公平、社會保障公平等等：它所維護的除了經濟價值之外，還包括政治價值、文化

價值、道德價值等精神價值，其核心實質就是實現社會的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因此，當我們理解社會公平時，應該要注意從整體意義上對其內涵進行辯證的全面把握。

三、經濟學視角下效率與公平關系問題的辯證思考

通過對我們所處的現實社會生活進行研究分析，不難發現。效率與公平之間常常存在著某種替代關系。為了得到更多的效率。往往要犧牲一部分公平：反之亦然。鑒于市場競爭的帕累托最優只解決了效率問題，因此，需要政府來保證收入的公平分配。但是，衡量收入公平分配的標準從來就不是唯一的，人們選擇的標準通常對政府的政策有重大的影響。

總體而言，收入分配有3個標準。其一是貢獻標準，即按社會成員的貢獻分配國民收入，這是古典經濟學中的分配理論。這種分配標準能保證經濟效率，但由于社會各成員的能力、機遇存在差異，該分配又會引起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其二是需要標準。即按社會成員對生活必需品的需要分配國民收入：其三是平等標準，即按公平的原則分配國民收入。相比之下，第一個標準有利于經濟效率的提高，有利于充分發揮每個社會成員的能力，后兩個標準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但不利于經濟效率的提高。一方面。有利于公平則損害效率；另一方面。有利于效率則損害公平，這就是經濟學中所謂的效率與公平的矛盾。因此，效率與公平之間既存在著相互一致的關系，又存在著相互矛盾的關系。具體體現在：

1、效率與公平的一致性。首先。從對帕累托效率的定義中可以看出，這種定義主要是從資源對個體效用的滿足角度進行界定，強調個體效益的增加不能以他者的效益損失為基礎，這就具備了最低限度的道德基礎，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公平正義的理念。再者，就效率與公平問題來看，解決它們的前提條件是效率問題。只有解決了效率問題。社會才有可能真正解決公平問題。否則。即使公平問題一時得到解決，仍將是處于“貧困中的公平”狀態中，最終還是無法解決社會不公平問題，因為人類社會的歷史從總的來看，就是一個不斷走向富裕的過程。相反。當一個經濟體大致處于經濟效率狀態之時，其就具備了解決公平問題的基本條件，只要處置得當。就能較好地解決公平問題。如處于市場經濟下的西方社會，一直以來大致都處于市場有效運行的狀態之中，當社會公平尖銳化之時，它們憑借雄厚的經濟力量，建立起一整套較為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相對較好地解決了公平問題，由此推動了社會和諧因子的增加，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社會的穩定。

判斷經濟效率的標準范文第4篇

關鍵詞:公共政策政策評估標準生產力

公共政策是以政府為主的公共機構為確保社會朝著政治系統所確定、承諾的正確方向發展，通過廣泛參與和連續的抉擇以及具體實施而產生效果的途徑，利用公共資源達到解決社會公共問題，平衡、協調社會公眾利益目的的公共管理活動過程。這一概念表述了公共政策的主體、手段、目的，尤其突出其目的性。

公共政策的目的性表現在公共政策的成敗上，這就使政策評估在公共政策中占據重要的地位，缺少政策評估，一項政策就不能稱之為政策。公共政策評估如何進行，即公共政策評估都有哪些標準，以此對公共政策成敗做出判斷，本文試就其作些探討。

一、公共政策評估概念的界定

盡管目前對政策評估的研究很多，但對于政策評估的概念卻沒有一個統一的、被絕大多數學者接受和普遍認同的定義。

陳振明認為，所謂公共政策評估，是指依據一定的標準和程序，對政策的效益、效率及價值進行判斷的一種政治行為，目的在于取得有關這些方面的信息。林水波、張世賢認為，政策評價是“有系統地應用各種社會研究程序，收集有關資訊，用以論斷政策概念與設計是否周全完整，知悉政策實際執行情形、遭遇的困難，又無偏離既定的政策方向；指明社會干預政策的效用”。

以上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分別對政策評估進行界定，綜合各方觀點，本文傾向于這樣的界定：公共政策評估是依據一定的標準和程序，對政策過程的效果、效益、效率和公眾回應加以判斷，評定并由此決定政策變遷的活動。

二、公共政策評估的標準

鄧恩在《公共政策分析導論》中將評估標準分為六類：效果、效率、充足性、公平性、回應性和適宜性。我國臺灣學者林水波、張世賢在《公共政策》一書中認為評價標準由八個方面：投入工作量、績效、效率、充足性、公平性、適當性、執行力、社會發展總指標。張國慶在《現代公共政策學導論》中提出政策評估的首要標準和次要標準的概念。針對公共政策及其活動全過程的各個環節的結果的價值進行評估，評估的標準應該包括下列標準。

1.政策的目標標準

評價一項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志就是看政策執行后能否在預定的時間內完成其所確定的目標。那么，在評估政策時，把制定公共政策時所要達到的標準或目標同在一定時間限度內執行政策所達到的目標相比較來進行評價。如果公共政策在預期時間內取得的成就同制定政策所定的標準一致，那么，很明顯這項公共政策是很成功的，達到了預期的目標。反之，沒有達到所希望達到的目標，說明這項政策是不成功的。

2.政策的投入標準

一項政策從提出、列入議事日程、制定、執行等各個環節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信息等各種資源。這個標準要衡量一項政策所投入的各種資源的質量和數量，其實質就是從資源投入的角度來衡量決策機構和執行機構所做的工作，也就是政策評估的成本問題。因此，投入成為政策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3.政策的公平、公正標準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據特定時期的目標，在有效增進與公平分配社會公共利益的過程中所制定的行為準則，公平性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特征和體現。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過程中為了實現帕累托最優，就必須注意通過利益的再分配或補償等方式給予那些受損的合法利益以合理的補償，以體現和照顧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因此，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之一就是看是否體現的政策的公平和公正，是否體現和維護了最大數的利益。

4.政策的效率標準

經濟學上講究經濟效率即投入和產出的關系，經濟效率要求產出必須大于投入。政策的效率標準是衡量政策取得效果所耗費的政策資源的數量，通常體現在政策投入與政策效果之間的比率和關系。政策效率的高低往往反映出政策本身的優劣和政策的執行狀況。

5.公民參與、回應政策的程度

由于公共政策主要實現大多數人的利益，因此，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公民的參與與回應必不可少，而公民的參與和回應程度高低是衡量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一項公共政策不論關系到全體或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政策對象認為滿足了自己的利益，就會對這種政策有著積極的回應。反之，政策的回應程度就低。這也是評價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

三、中國特色的評估標準

國內政策學者陳振明歸納出的政策評估的五個標準：生產力標準、效益標準、效率標準、公正標準和政策回應度。根據臺灣學者吳堯峰先生對生產力評估標準的綜合與整理，生產力標準的內涵體現了效率標準和績效標準的統一，在某種程度上也涵蓋了政策評估的妥當性和回應度標準，從中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和公共政策的本質功能上看，生產力標準是當今中國公共政策評估最根本和首要的標準，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

首先，生產力標準既是評價一個黨、國家戰略方針的根本標準，也是評估每一項政策的根本標準。一項政策的正確與錯誤、好與壞、進步與落后，歸根結底取決于它有無或在多大程度上解放生產力、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其次，生產力標準最能體現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公共精神。從公共政策的實質與功能上看，政府作為公共性的代表，它所依據的是社會公共利益，通過公共政策的制定、實施和評估，來進行利益選擇、利益綜合、利益分配、利益落實，達到持續不斷的發展公共利益的目的。

再次，從現代公共政策環境來看，公眾要求政府既是廉價的，又是有效的。為解決這一沖突，作為政府公共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務主要手段的公共政策，它的首選價值就是提升政府機關的生產力，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回應公民社會對政府的需求，樹立政府在公眾之中的良好形象，這就決定了生產力標準在公共政策評估標準中的首要地位。

最后，生產力標準也涵蓋和統率了公共政策評估的其他標準，如績效標準，如何最有效達到預期政策目標；效率標準，是否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有效的產出；回應度標準，是否滿足政策對象最迫切的需要。此外，生產力標準與公正標準也是統一的，公共政策越是符合公正標準，社會越是公平，每個人的貢獻與所得越是一致，每個人的勞動積極性便越高。從而越能促進政府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也就越符合生產力標準。

參考文獻:

[1]嚴強，王強.公共政策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2]陳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3]林水波，張世賢.公共政策[M].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公司，1995.

[4]鄧恩.公共政策分析導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判斷經濟效率的標準范文第5篇

【摘要】公共政策的成敗要通過公共政策中的政策評估環節檢驗。公共政策評估要通過一定的標準進行，即公共政策評估標準。公共政策評估環節通過不同的評估標準判斷公共政策成效，依據成效來判斷公共政策的成敗。當今中國生產力評估標準是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的政策評估標準。

【關鍵詞】公共政策政策評估標準生產力

公共政策是以政府為主的公共機構為確保社會朝著政治系統所確定、承諾的正確方向發展，通過廣泛參與和連續的抉擇以及具體實施而產生效果的途徑，利用公共資源達到解決社會公共問題，平衡、協調社會公眾利益目的的公共管理活動過程。這一概念表述了公共政策的主體、手段、目的，尤其突出其目的性。

公共政策的目的性表現在公共政策的成敗上，這就使政策評估在公共政策中占據重要的地位，缺少政策評估，一項政策就不能稱之為政策。公共政策評估如何進行，即公共政策評估都有哪些標準，以此對公共政策成敗做出判斷，本文試就其作些探討。

一、公共政策評估概念的界定

盡管目前對政策評估的研究很多，但對于政策評估的概念卻沒有一個統一的、被絕大多數學者接受和普遍認同的定義。

陳振明認為，所謂公共政策評估，是指依據一定的標準和程序，對政策的效益、效率及價值進行判斷的一種政治行為，目的在于取得有關這些方面的信息。林水波、張世賢認為，政策評價是“有系統地應用各種社會研究程序，收集有關資訊，用以論斷政策概念與設計是否周全完整，知悉政策實際執行情形、遭遇的困難，又無偏離既定的政策方向；指明社會干預政策的效用”。

以上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分別對政策評估進行界定，綜合各方觀點，本文傾向于這樣的界定：公共政策評估是依據一定的標準和程序，對政策過程的效果、效益、效率和公眾回應加以判斷，評定并由此決定政策變遷的活動。

二、公共政策評估的標準

鄧恩在《公共政策分析導論》中將評估標準分為六類：效果、效率、充足性、公平性、回應性和適宜性。我國臺灣學者林水波、張世賢在《公共政策》一書中認為評價標準由八個方面：投入工作量、績效、效率、充足性、公平性、適當性、執行力、社會發展總指標。張國慶在《現代公共政策學導論》中提出政策評估的首要標準和次要標準的概念。針對公共政策及其活動全過程的各個環節的結果的價值進行評估，評估的標準應該包括下列標準。

1.政策的目標標準

評價一項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志就是看政策執行后能否在預定的時間內完成其所確定的目標。那么，在評估政策時，把制定公共政策時所要達到的標準或目標同在一定時間限度內執行政策所達到的目標相比較來進行評價。如果公共政策在預期時間內取得的成就同制定政策所定的標準一致，那么，很明顯這項公共政策是很成功的，達到了預期的目標。反之，沒有達到所希望達到的目標，說明這項政策是不成功的。

2.政策的投入標準

一項政策從提出、列入議事日程、制定、執行等各個環節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信息等各種資源。這個標準要衡量一項政策所投入的各種資源的質量和數量，其實質就是從資源投入的角度來衡量決策機構和執行機構所做的工作，也就是政策評估的成本問題。因此，投入成為政策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3.政策的公平、公正標準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據特定時期的目標，在有效增進與公平分配社會公共利益的過程中所制定的行為準則，公平性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特征和體現。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過程中為了實現帕累托最優，就必須注意通過利益的再分配或補償等方式給予那些受損的合法利益以合理的補償，以體現和照顧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因此，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之一就是看是否體現的政策的公平和公正，是否體現和維護了最大數的利益。

4.政策的效率標準

經濟學上講究經濟效率即投入和產出的關系，經濟效率要求產出必須大于投入。政策的效率標準是衡量政策取得效果所耗費的政策資源的數量，通常體現在政策投入與政策效果之間的比率和關系。政策效率的高低往往反映出政策本身的優劣和政策的執行狀況。

5.公民參與、回應政策的程度

由于公共政策主要實現大多數人的利益，因此，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公民的參與與回應必不可少，而公民的參與和回應程度高低是衡量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一項公共政策不論關系到全體或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政策對象認為滿足了自己的利益，就會對這種政策有著積極的回應。反之，政策的回應程度就低。這也是評價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

三、中國特色的評估標準

國內政策學者陳振明歸納出的政策評估的五個標準：生產力標準、效益標準、效率標準、公正標準和政策回應度。根據臺灣學者吳堯峰先生對生產力評估標準的綜合與整理，生產力標準的內涵體現了效率標準和績效標準的統一，在某種程度上也涵蓋了政策評估的妥當性和回應度標準，從中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和公共政策的本質功能上看，生產力標準是當今中國公共政策評估最根本和首要的標準，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

首先，生產力標準既是評價一個黨、國家戰略方針的根本標準，也是評估每一項政策的根本標準。一項政策的正確與錯誤、好與壞、進步與落后，歸根結底取決于它有無或在多大程度上解放生產力、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其次，生產力標準最能體現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公共精神。從公共政策的實質與功能上看，政府作為公共性的代表，它所依據的是社會公共利益，通過公共政策的制定、實施和評估，來進行利益選擇、利益綜合、利益分配、利益落實，達到持續不斷的發展公共利益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