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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政策及其目標范文第1篇

[關鍵詞]貨幣政策利率CPI通貨膨脹宏觀經濟政策

近期,對于央行將要加息的傳聞愈演愈烈,2月份CPI指數2.7%,已高于目前一年期2.25%的貸款利率,預計3月份CPI數據不容樂觀,可能會達到2.6%-3%,部分媒體及經濟學家預言,央行加息迫在眉睫。然而央行行長周小川在博敖亞洲論壇上指出“央行的首要責任是保持幣值的穩定,也就是說防止通貨膨脹的發生,防止信貸的過渡擴張”,同時在記者采訪詢問到央行加息的傳聞時用了一個反問句“誰說央行要加息的?”的話來回答記者提問,這是否表明央行近期不會對利率政策進行調整呢?

一般來說,在宏觀經濟調控中,國家會采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種手段調節經濟運行,例如現階段國家通過拉動內需,保持經濟穩定增長,這就屬于通過宏觀財政政策手段調節。而利率政策則是貨幣政策中最為重要的調控手段。在典型市場經濟國家,利率機制是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一條最為重要的路線。作為貨幣政策有效的理論支持者,凱恩斯學派認為正是通過利率這個中間變量的橋梁作用,貨幣政策實現了其對產出的影響。具體說來,貨幣供給增加以后,實際利率下降。對于企業來說,由于資金成本的下降,就會導致投資上升;而對于消費者來說,這可能引起他們在房產和耐用消費品上的投資支出增加。相應的,投資支出的擴張引起產出上升。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作為貨幣政策傳導中間環節的是實際利率,而不是名義利率,這使得利率傳導機制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中央銀行可以通過擴張性貨幣政策降低名義利率,但是一旦名義利率為零,就無法再降低名義利率?？墒?進一步擴張貨幣卻可以使通貨膨脹預期增加,從而導致實際利率下降。這樣,即使名義利率為零,擴張性貨幣政策仍然可以起到增加產出的目的。

應該來說,近十年以來,央行采用貨幣政策手段來調整經濟發展的行為是比較頻繁及顯著的。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央行為了克服商業銀行“惜貸”行為,采取了有力措施放松銀根。1998年3月、7月、12月及1999年6月,央行在較短的一年多時間內四次降息,而且在1998與1999年兩年內兩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1998年由13%下調至8%,1999年由8%下調至6%。但執行結果如何呢?與實體經濟發展直接相關的貸款二年內平均同比增長11.996,M2平均同比增長14.896,消費物價指數平均下降1.1%。放松銀根的政策意圖不甚理想。進入2000年,盡管M2的同比增長率為12.3%,比1999年的14.7%下降2.4個百分點,下降幅度不大,但信貸的同比增長率卻在1999年8.33%的低水平增長基礎上,進一步下降到6.01%的水平。當2001年信貸出現逐步爬升時,央行于2002年年初又宣布第八次降息。盡管如此,從2000-2002年8月約三年內,平均貸款同比增長率仍為11.2%,比1998-1999年兩年間的平均貸款同比增長率仍低了0.7個百分點。此期間,消費物價指數為0.6%,通貨緊縮的現象并未完全消失?？梢?中國人民銀行1996-2002年7年間,連續八次降息。除了個別年份外,其目的很清楚,就是通過降息適度放松貨幣、信貸的供應。但從執行結果看,除第8次降息外,其他一些年份的貨幣、信貸不僅沒有增長反而出現了下降,另一些年份的表現則很不規則。

2002年8月開始,貨幣、信貸增速加快,到2003年年中盡管遭受“非典”襲擊,貨幣信貸增長速度仍進一步加快。為此,央行頻繁進行公開市場操作,意圖予以收縮信貸,但貨幣、信貸的增長勢頭仍不減。迫不得已,央行在2003年8月間宣布將存款準備金率提高一個百分點。配上窗口指導及其他有力的行政性措施,2003年第四季度貨幣、信貸增長勢頭得到控制。但從全年看,2003年仍為亞洲金融危機后貨幣、信貸的同比增長率最高的年份,而且也出現了多年未見的貸款增長速度高于貨幣增長的現象。2004年初在CPI逐月增加的情況下,4月份央行針對房地產投資進行了信貸適度緊縮,并于10月底小幅度提高存貸款利率各0.27個百分點,05年3月17日再次上調了個人貸款利率,然而收效并未明顯。為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中國人民銀行執行了從緊的貨幣政策。從當時經濟運行情況和通貨膨脹形勢看,2007年我國經濟增長率達到13%;全球普遍面臨較強的通貨膨脹壓力,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居高不下并屢創新高,我國2008年第一季度CPI漲幅為8%,工業品出廠價格漲幅持續攀升,8月份達到10.1%的高點。同時考慮美國次貸危機等不確定因素,中國人民銀行加強對通貨膨脹內外部成因的分辨和預測,在2007年六次提高存貸款基準利率。

2008年上半年利率政策保持平穩,進入9月份以后,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不利影響日益加大,經濟增長快速下滑的風險明顯增大。11月26日,人民銀行宣布從27日起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各1.08個百分點,其他期限檔次存貸款基準利率作相應調整。同時,下調中央銀行再貸款、再貼現等利率。此次存貸款基準利率的下調幅度是近11年來最大的一次。12月23日,人民銀行又下調一年期人民幣存貸款利率各0.27個百分點,其他期限檔次存貸款基準利率作相應調整,同時下調中央銀行再貸款、再貼現等利率。至此,9月份后人民銀行已連續5次降息,一年期人民幣存款利率降至2.25%,距2002年時的最低水平僅高0.27個百分點;一年期人民幣貸款利率下降到5.31%,達到2002年時的最低水平。

部分經濟學家認為,現階段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通脹時代,貨幣政策應該盡快地收縮,中國過度的經濟刺激政策需要盡早退出,否則在可見的將來,通脹風險更大,通脹率將達到兩位數。然而部分學者表示,3%的CPI指數是溫和的良性的通貨膨脹,短期內不會造成大范圍經濟過熱,物價飆升。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表示“如果復蘇信號明顯,一些非常規的刺激政策可以逐漸退出,但是,必須確定目前的復蘇不是W型”。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認為“從長期看,任何刺激政策的退出都是必然的,但是在經濟回暖的基礎尚不牢固時貿然退出,不但可能造成前功盡棄,甚至會對實體經濟造成傷害。因此經濟刺激政策的退出不宜操之過急”。

因此,筆者認為,現階段不宜馬上收縮貨幣政策實行加息,面對美國及歐盟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零利率的貨幣政策,如果國家提高利率將會影響今年經濟穩定增長8%的宏觀經濟目標,同時對進出口企業的影響較大,造成其他國家地區的熱錢流入套利等風險產生。央行調控貨幣的手段很多,今年一月份央行宣布存款準備金的調整,就是開始逐步啟動“退出”政策。而與準備金率不同,利率的調整是更加劇烈的經濟調控手段,準備金率僅是調整商業銀行的可貸款數量,部分的限制了投放市場的貨幣量,而提高利率則是具有更加強烈的收縮功能,如果貿然使用,可能會對已經復蘇的經濟造成傷害。央行可以再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或采取溫和的財政政策調控手段,使宏觀經濟政策能夠更好的與中國經濟發展形勢相匹配,這才是現階段最為重要的經濟政策調整目標。

參考文獻:

[1]高鴻業.西方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2]張新澤.貨幣政策與宏觀經濟新論.中國金融出版社,2004.

[3]王耀楷,王學鴻.中國貨幣政策研究.金融經濟,2008,(6).

宏觀經濟政策及其目標范文第2篇

關鍵詞：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博弈論；新凱恩斯主義；體制轉換模型

中圖分類號：F810.2；F820.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2670（2014）05-0005-10

作為凱恩斯主義總量調控工具箱中最重要的備選工具，宏觀經濟政策理論研究長期假定，財政和貨幣政策工具由唯一的政策當局控制，用以實現彼此矛盾的增長、就業和物價等宏觀經濟目標。實踐中，財政貨幣政策的操作模式通常遵循如下原則：出現以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為基本特征的經濟衰退時，政府應擴大財政支出規模和貨幣供給水平，增加有效需求；出現以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為特征的通貨膨脹時，政府應減少財政支出規模和貨幣供給數量，減少有效需求。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央銀行獨立性程度越來越高，財政與貨幣當局權力劃分趨勢愈加明顯的政策實踐，凸顯聯合考慮財政貨幣政策并進而研究其交互作用的重要性。某種程度上，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本質、渠道及運行機理，有助于深入理解財政貨幣政策的宏觀經濟效應，指導財政和貨幣政策設計，并進而形成對宏觀經濟總量調控模式的有力支持。

一、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初期研究綜述

與依據財政和貨幣政策當局擴張或緊縮各自政策工具界定“積極”、“消極”財政貨幣政策的傳統研究范式不同，初期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研究，從財政貨幣政策當局相互影響制約的政策行為角度，重新界定財政貨幣政策類型[1]，并集中于以特定類型財政貨幣政策組合為基礎的泰勒規則和價格水平財政理論兩方面。簡單地說，當財政和貨幣兩個政策當局中的一個可以自主追求自己的目標而不被另一個政策當局政策行為約束時，其行為是積極的，而被約束政策當局行為則是消極的。在財政貨幣政策規則語境中，貨幣政策是積極（消極）的，當貨幣政策工具（通常為名義利率）對真實通貨膨脹偏離其目標水平的反應參數（或稱泰勒相關系數）大于（小于）1，也即名義利率對通貨膨脹的反應多于（小于）一對一時；財政政策是消極（積極）的，當財政政策工具（通常為總付稅率）對實際真實政府債務偏離其目標水平的反應參數大于（小于）穩態真實利率時。易言之，稅收對債務的反應超過真實利率時，財政政策是消極的，稅收不充分地對債務反應用以確保真實利率支付時，財政政策是積極的。

（一）突出積極貨幣政策和消極財政政策組合的泰勒規則

泰勒規則研究是20世紀90年代迅猛發展的宏觀經濟政策研究重要分支之一，并獲得作為宏觀經濟學標準推斷的常識性結論。概括而言，名義利率多于一對一地隨通貨膨脹上漲的泰勒規則有助于經濟穩定[2]，在大量常見模型中產生良好經濟績效；通貨膨脹率高且易變可能是由于中央銀行沒有遵守泰勒規則，從而價格水平不確定并受約束于自我實現預期[3]。值得注意的是，泰勒規則文獻通常出于便利基于積極貨幣和消極財政政策假定財政赤字（和/或稅收）針對真實政府債務變化強力反應，或更苛刻，政府預算在所有時間都是平衡的，Woodford（1994）和Sims（1994）稱其為“李嘉圖主義”財政政策體制。組合，假定簡單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規則并研究貨幣和財政規則交互作用[4]，其對應的是歐洲貨幣聯盟諸國傾向于彼此脫節的財政貨幣政策實踐。根據Leeper[1]論述，貨幣和財政政策制定的聯合設計問題可被簡化為兩個遞歸解決的獨立問題：首先，與財政方面隔離開來，貨幣政策參數單獨決定局部均衡確定性條件，理由是貨幣當局僅應關心通貨膨脹穩定性，貨幣當局越獨立就越可信，并就更能成功降低并穩定通貨膨脹。其次，在確定貨幣均衡動態學的基礎上，財政政策是‘消極的’，使政府債務動態學以穩定方式演變。

政府不違背預算償付能力約束的李嘉圖等價假設下，泰勒規則理論和實證文獻都集中于與財政政策相隔絕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發揮作用的唯一渠道是總付稅（lump-sum tax）變化，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宏觀經濟影響是傳統的貨幣主義和李嘉圖主義。由此，貨幣政策規則獲得廣泛深入研究，財政政策規則研究相對滯后：與貨幣政策泰勒規則相比，財政政策規則無法獲得令人滿意的實證結論，甚至不存在廣泛認同的簡單財政政策規則識別。原因在于：只有少數國家能獲得財政政策指標的可靠季度數據；宏觀經濟數據難以識別未預期的財政政策；自動穩定器的存在使相機抉擇財政政策反應的識別非常復雜[5]。明顯不對稱的貨幣和財政政策規則分析，使得泰勒規則文獻框架中的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研究只能是初步的。

（二）突出消極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組合的價格水平財政理論研究

與泰勒規則文獻相反，價格水平財政理論[1，6]遵循一般均衡價格水平由以確保政府清償力為目標的財政和貨幣當局的政策行為組合決定的理論邏輯，探究積極財政政策規則下實現債務動態學確定性均衡所引發的一般均衡價格水平變化及決定。將確保政府跨期償付能力作為實現價格穩定性的前提意味著，不斷上漲的通貨膨脹壓力要求提高利率并承擔更高政府債務償還水平。因此，源于政府跨期預算約束與私人部門最優化條件結合，價格水平財政理論的關鍵就是處處成立動態均衡條件通常又被稱為政府跨期預算約束。Buiter（2002）認為，就所有正向價格序列而言，政府應選擇滿足約束的政策變量序列，Leeper & Yun（2005）則將合并的貨幣和財政當局視為選擇與均衡條件一致的政策變量序列。：全部名義政府債務（高能貨幣加未指數化債務）的真實價值等于扣除利息的盈余加鑄幣稅的預期貼現現值。均衡動態條件影響均衡價格水平過程時，價格水平財政理論廣泛存在于包括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動態模型，無論政府以本幣標值出售債務，如絕大多數OECD國家，還是發行真實債務，如指數化通貨膨脹或以外幣標值的國家。

引入收入稅和彈性勞動供給，Leeper等[7]在總付稅稟賦經濟和比例收入稅生產經濟模型中強調稅收的供給方面的效應，通過Slutsky-Hicks分解將稅收變化全部效應計算為替代效應、財富效應和資產再評價效應，前兩者是常見的，而第三種效應發生在稅收變化通過改變均衡價格水平并因而改變私人行為人持有發行在外名義政府債務真實價值時，給出價格水平財政理論的微觀經濟視角。通過發行名義政府債務為稅收削減融資如何影響通貨膨脹和價格水平，則取決于與均衡一致的當前和未來貨幣和財政政策如何對稅收削減反應的假設。扭曲性勞動收入稅情況下，稅率和政府預算間的跨期聯系產生對確定財化的經濟影響至關重要的兩條拉弗曲線：一是拉弗強調的常見高稅率抑制效應；一是財政理論獨有的，長期稅收增長總是提高主要盈余加鑄幣稅的預期貼現現值時價格水平下降。稅收增加能降低或提高價格水平并且再評價效應可正可負，取決于經濟處于拉弗曲線的位置。若稅率足夠高，較高稅收可能降低主要盈余加鑄幣稅的預期貼現現值并提高價格水平。因此，稅收長期增加提高還是降低價格水平取決于是否提高或降低盈余加鑄幣稅的預期現值。

二、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初期研究的邏輯矛盾

初期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研究集中于泰勒規則和價格水平財政理論，兩者共同的邏輯矛盾在于，遵循簡化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本質的方便假設，基于特定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組合，具有有限的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渠道，未考慮財政和貨幣政策體制轉換。

（一）特定財政貨幣政策組合帶來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的有限渠道

泰勒規則和價格水平財政理論對應積極貨幣/消極財政以及消極貨幣/積極財政兩個政策組合，有力捕捉財政貨幣政策運行的兩種常見形態，但各國財政貨幣政策實踐都可能存在其他政策組合對應的時期。因此，泰勒規則和價格水平財政理論僅是財政貨幣政策實踐的片面和局部刻畫，而局限于特定政策組合的原因則是為滿足理性預期均衡存在性和唯一性的要求。若財政和貨幣政策都消極，則可能存在自我實現太陽黑子均衡，因而均衡不確定；若財政和貨幣政策都積極，則財政貨幣當局都不確保滿足政府預算約束，或因為違背債務橫截條件而不存在均衡，或因為債務產出比率無限上漲而不存在靜態均衡[1，8]。

（二）以簡化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本質的方便假設為基礎

泰勒規則和價格水平財政理論都建立在簡化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本質的方便假設基礎上。其中，最重要同時也影響最大的是與李嘉圖等價有關的理性消費者、無限期界和總付稅假設，故僅存在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的有限渠道。比如，泰勒規則對應的政策組合主要考慮經濟的總量需求擾動，而未考慮稅收和債務政策的經濟供給方面擾動。為正規考慮政府債務、扭曲稅和資本積累等宏觀經濟變量的供給方面的宏觀經濟影響，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最新進展，為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研究改進研究方法和擴展影響因素，提供便利條件和基礎，并應體現在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理論和實證研究中。

（三）固定財政貨幣政策體制研究范式

初期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研究的另一突出特點是假定固定財政貨幣政策體制，這暗含著行為人總是預期當前財政貨幣政策體制持久不變，即使發生變化也完全是意外。長期以來，固定財政貨幣政策體制研究范式屢受挑戰。繼盧卡斯批判最早論證應根據體制轉換考慮政策變化后，Cooley等[9]也認為把政策行為和決策視為政策當局一勞永逸選擇的結果存在邏輯不一致性：若政策當局預期到體制正在發生變化，則體制不是持久的；若已然存在政策體制變動的歷史，則私人行為人將為這些體制分配概率分布，并反映在行為人預期及其決策規則中。Hamilton[10]開創的馬爾科夫體制轉換模型方法解決了建模經濟體制結構性變化的技術難題，在過去的20多年里被廣泛應用并產生深遠影響?；谪斦泿耪唧w制不斷發生變化的大量實證證據[3，11]，必須存在明確為體制變化建模的理論?？梢灶A期，在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分析中嘗試引入體制轉換方法，將加深對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本質的理解，并足以產生對現有研究構成挑戰的新結論。

三、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的博弈論方法及其實證研究

（一）財政貨幣當局博弈論方法的代表性觀點

宏觀經濟政策及其目標范文第3篇

[關鍵詞]數學工具；本科生；宏觀經濟學；課程體系

[基金項目]2019年度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改項目“雙一流背景下提升本科論文質量的實踐與探索”（2019xjyxm018、2019xjyxm025）；

2017年度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改項目“高等宏觀經濟學課程教學改革研究”（ww6020000020）

[作者簡介]賀?。?965—），男，安徽淮南人，管理科學與工程博士，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宏觀經濟和內生增長理論；張鉞（1994—），女，河南新鄉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管理學院2017級金融工程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宏觀經濟。

[中圖分類號]G6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9324（2020）30-0223-03[收稿日期]2019-10-03

一、引言

隨著我國的經濟發展、技術創新和社會進步，民眾對更高層次的教育需求日益加強，同時，伴隨著國家對教育的重視程度加深，提升高等教育水平成為一項較為迫切的要求。另外，隨著知識全球化進程的加快，為了適應社會對新型綜合性人才的需求，高校應當擔負起培養具有現代化知識體系、創新化的高素質人才。因此，高等教育體系需要做出適當的改革和創新，以更好地教育和培養優秀人才。其中，作為高校最大的學生群體，本科生教育具有基礎性、必要性的地位，設計合理有效的本科生課程教育體系，對促進高等教育水平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宏觀經濟學是社會科學的主要分支之一，在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宏觀經濟學主要研究社會總體的經濟行為及其帶來的結果，即研究如何使國民收入穩定地以合適的速度增長，這表明了宏觀經濟中常見的問題如經濟波動及與此關聯的就業、失業問題，價格水平及與此關聯的通貨膨脹問題，經濟增長問題等都是宏觀經濟學的主要研究問題。對于各種經濟變量，它們之間有沒有內在聯系，一個變量的變動會在多大程度上、以怎樣的方式影響另外的變量，都屬于宏觀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因此，宏觀經濟學囊括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通過觀察經濟現象、分析經濟變化、發現經濟規律，最終用經濟結論指導現實社會，宏觀經濟學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但由于我國宏觀經濟學的發展起步較晚，現有的宏觀經濟構架主要借鑒西方的宏觀經濟體系，雖然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有所取舍，但更為適用的宏觀經濟體系仍待進一步完善，這就需要更多未來學者的努力。宏觀經濟學不僅限于經濟學的范疇，隨著學科之間的交叉和發展，該學科的覆蓋面也包括了金融學、管理學、供應鏈管理等多方面，掌握宏觀經濟學的概念和知識對相關學科的本科生知識體系的構建十分必要。

與此同時，我國的本科生宏觀經濟學教育還存在一定的問題。就課程設置來說，掌握一定的數理知識和推導能力是學好宏觀經濟學的基礎，而宏觀經濟學通常與高等數學、統計學等課程同一學期開課，因此，現有的課程設置可能導致本科生知識儲備不完善，難以在宏觀經濟學的學習過程中全面、系統地理解知識點。就使用教材來講，目前本科生課程中采用的教材多為高鴻業（人大版本）的《西方經濟學（宏觀部分）》[1]，教材內容偏重于知識點的理論闡述和舉例說明，輔以圖表說明，較少涉及到數學推導和證明。相較與此，龔六堂[2]和耕、吳付科[3]等作者的高等宏觀經濟學教材中，存在大量的數學推導和理論證明，學生只有在掌握相應的數理功底和數學工具運用能力的前提下，才能理解其中的道理。而宏觀經濟學作為高等宏觀經濟學的基礎和前期準備，中間不免出現了較為明顯的斷層，本科生如果學完基礎的宏觀經濟學后再接觸高等宏觀經濟學，數理基礎較差的學生會有明顯的吃力感。因此，在現有的宏觀經濟學教育過程中，應適當加入數理內容，引導本科生運用數學工具發現經濟規律，這不僅有助于加強本科生對宏觀經濟學知識的掌握程度，也為未來學習高等宏觀經濟學打下較為堅實的基礎[4]。

本文以宏觀經濟學教材中LM曲線與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為例，通過闡述圖形分析的缺陷，并列舉借助數學工具幫助解決經濟問題的優勢，說明將數學工具引入本科宏觀經濟學教育的重要性，最后，針對我國本科生宏觀經濟學課程設置的現狀和問題，提出了相應的建議。

二、宏觀經濟學教材案例分析

貨幣政策屬于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指中央銀行通過控制貨幣供應量以及通過貨幣供應量調節利率進而影響投資和經濟體的行為，其目標包括充分就業、價格穩定、經濟持續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貨幣政策的效果指貨幣供應量的變動對國民收入的影響，其大小受到IS曲線（產品市場均衡，投資等于儲蓄）和LM曲線（貨幣市場均衡，貨幣需求等于供給）的斜率影響。

在高鴻業《西方經濟學（宏觀部分）》第十五章宏觀經濟政策分析中，關于貨幣政策效果的LM圖形分析部分，教材指出，在IS曲線斜率不變的情況下，LM曲線越平坦，貨幣政策的效果越差。由圖1可知，IS斜率相同，貨幣供給增加使LM曲線從L時，LM曲線較平坦時，國民收入增加較少；而LM曲線較陡峭時，國民收入增加較多。

其原因是LM曲線較平坦，表示貨幣需求受利率的影響較大，即利率稍有變動就會使貨幣需求變動很多，因而貨幣供給量變動對利率變動的作用較小，從而增加貨幣供給量的貨幣政策不會對投資和國民收入有較大影響；反之，LM曲線越陡峭，貨幣政策的效果越強。上述表述可總結為：LM曲線越平坦貨幣政策的效果越弱，實際上，這樣的結論不夠嚴謹。

根據LM曲線的表達和h的取值對斜率的作用方向相反，因此對貨幣政策的效果影響也相反。具體而言，當k不變時，h減小，LM曲線越陡峭，貨幣政策效果越好；當h不變時，k減小，LM曲線越平坦，貨幣政策效果越好。因此，教材上的表述嚴格意義上是指第一種情況，即“當k不變時，h減小，LM曲線越陡，貨幣政策效果越好”，原表述缺少了一個前提條件，即“k一定時”。

從另一個角度看，LM曲線對貨幣政策的效果影響可以從數學上得到證明。觀察貨幣政策乘數，貨幣政策乘數是從數理角度出發，對經濟等式經過一系列數學推導得出的結果。首先得出產品市場均衡條件：

-α+（1-β）y=e-dr+g（1）

及貨幣市場均衡條件：

ky-hr=m（2）

分別在控制實際貨幣供給量m和政府支出g的情況下對兩式進行微分，化簡得到財政政策乘數和貨幣政策乘數。根據貨幣政策乘數：

可知k和h的取值對乘數的作用方向相同，因此在k（h）取值一定的情況下，h（k）的減小將引起貨幣政策乘數增加，表明此時貨幣政策效果較強，與實際分析的兩種情況相符。另外，借助貨幣政策乘數，也可以直觀看出凱恩斯極端情況和古典主義極端情況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除此之外，龔六堂的高級宏觀經濟學教材中也提及針對復雜的經濟問題，應善于利用數學工具予以解決。例如，同樣在分析給定價格水平下決定利率和國民收入水平時，通過求解IS-LM曲線隱含的消費—投資函數和貨幣需求函數，可以得到均衡時的產出和利率水平。引入微分方程：

其中式（6）等號后第一項為Jacobi矩陣。然后進行Laplace變換并通過Cramer法則得到：

實際上，在解決復雜的經濟問題時，可能需要從數十個等式中得出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此時構建Jacobi矩陣使用Cramer方法給予解決相當高效，因此，借助數學工具解決經濟問題是非常必要的。

相對于數學工具，單純利用圖像來分析經濟問題可能存在較大的缺陷，不僅難以將問題解釋清楚，在遇到三維或多維問題（變量）時更是難以通過圖像表達，因此借助數學工具是較為明智的[5]。

從LM曲線與貨幣政策效果的例子可知，相較于圖像表達和分析，數學公式推導的過程更有邏輯性，結論更加嚴密。因此我們可以直觀地感受到把數學工具引入本科宏觀經濟學教育的重要性。

三、優化本科生宏觀經濟學教育的建議

1.加快課程內容的更新。針對主要參考教材中的欠缺部分，本科宏觀經濟學教育過程中應對課程內容做出適當的更新和改進，在解決經濟問題、說明經濟規律時，除了理論闡述之外，可以引入數學工具，使用數學方法給予相應的證明和分析。通過這種改進，可以促使本科生在學習過程中加深對知識點的理解、提高對知識點的掌握能力，也使教材相關內容的結論更加嚴密和具有邏輯性。

宏觀經濟政策及其目標范文第4篇

隨著金融服務貿易被納入WTO的多邊框架，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簡稱金融自由化或自由化)與金融監管的關系問題就成了WTO和各成員國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尋求金融自由化所需要的多邊紀律與各國追求監管目標的自由之間存在沖突。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取決于二者關系的性質、WTO法律框架對該關系的體現以及由此引起審慎監管的標準及涵蓋范圍。本文對以上問題進行探討，以期對我國入世后的金融開放有所裨益。

一、問題的提出

金融業通常是各國監管最為嚴密的行業，監管的背后蘊涵著所追求的政策目標，這些政策目標對各國和都具有重要意義。事實上，金融服務由于其戰略的重要性和的敏感性在服務貿易談判中一直是一個特殊的和備受爭議的部門(Moore，2000)。首先，金融構成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關系到其他部門和整個經濟的繁榮與穩定，因而成為各國政府調控國民經濟必不可少的工具。金融業具有的這種全社會利益和經濟政治發展“公共性”的特點使它不同于其他行業，需要特殊的監管。其次，金融業作為高風險行業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以銀行業為例，它是一種典型的高負債行業，是一種以部分準備金為支點、以借短放長的期限變換為杠桿，依靠資產組合的資產擴張來盈利的產業，其經營必然受利率、存款結構的規模、借款人償債能力、匯率等變化的影響，從而使金融機構面臨種種風險。金融業的高風險性和內在的不穩定性客觀上需要通過監管使金融機構依法運作，保持合理的資產負債比例、流動性和清償能力。最后，金融機構是經營貨幣商品的特殊，其生存在極大程度上維系于公眾的信任。如果金融機構經營不善，很有可能引發擠兌并波及其他金融機構，從而引起系統風險甚至危及整個經濟領域。此外，糾正市場失靈和金融業的外部效應也需要有效的監管。正因為如此，在GATS(服務貿易總協定)的談判過程中，各國政府普遍感到對金融服務應當給予特別對待，對金融業應進行嚴密規制，需要有為實現上述目的而采取審慎監管措施的充分自由(WTO　Secretariat，1999)。為此，GATS第19條規定，自由化應尊重國內政策目標和成員方的整體與具體部門的發展水平，同時金融附錄的核心規定即審慎例外(prudential　carve-out)特別指出：“無論本協定任何其他條款如何規定，不應阻止一成員為審慎原因而采取措施，包括為保護投資者、存款人、投保人或金融服務提供者對其負有誠信義務的人而采取的措施，或為確保金融體系的統一和穩定而采取的措施”。

誠然，監管不可或缺，但金融自由化對于促進經濟發展和金融穩定也具有積極作用，而推動金融自由化沒有相應的多邊紀律約束是行不通的。首先，如果沒有多邊紀律的約束，有可能出現以下情形：一方面要求其他國家盡可能多地開放市場以便從自由化中獲得更大利益，另一方面出于本國利益考慮則不惜以審慎措施為名逃避承諾和義務。其次，旨在維護金融體系穩定和保護存款人等審慎監管措施，有時也免不了對GATS下的承諾和義務造成損害，而貿易保護主義可以監管為借口逃避承諾和義務。應對這一挑戰需要一定的標準將二者分開，使前者得以解脫，使后者被制止。因此，GATS在序言中明確提出，要建立一個服務貿易原則和規則的多邊框架，謀求服務貿易在透明及逐步自由化的條件下得到增長。同時附錄也規定，監管措施須出自審慎原因，當審慎措施與GATS的規定不一致時，這些措施不得當做該成員逃避其GATS承諾或義務的工具。

自由化與監管究竟是什么關系?附錄所規定的審慎措施的標準是什么?哪些國內政策構成審慎措施?這類問題在金融服務貿易委員會會議上發生過爭論。爭論的焦點在于：是否應對審慎監管進行明確的界定，以建立必要的紀律避免監管措施的濫用和對承諾與義務的逃避(WTO　Secretariat，2000)。這些爭論反映了成員國在金融領域追求監管目標的自由與推進多邊金融自由化的紀律之間的沖突。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由于WTO金融服務談判在減少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限制方面已取得重要進展，審慎措施及國內規制對金融服務貿易的限制作用日益凸顯，各國解決金融服務貿易壁壘的重點，已轉移至國內規制的非歧視性措施，包括妨礙外國服務提供者進入市場的審慎措施和特許要求及程序(WTO　Secretariat，1998)。因此，金融自由化與金融監管的關系已成為一個不可回避的重要現實問題。

二、WTO框架下金融自由化與金融監管的關系

(一)金融自由化須以充分有效的監管為條件和保障

金融自由化對于促進經濟發展、金融穩定和公眾福利具有重要的積極作用(Hoj，Kato　and　Pilat，1995；Levine，1997)。金融自由化使金融市場得到深化，從而減少波動并增強對金融動蕩的抵御能力，通過當地分支機構的外國總部提供救援等消化國內金融市場的動蕩。金融自由化導致的開放和更富有效率的金融市場，通過影響儲蓄和投資以及改善資源配置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然而，金融自由化實現經濟增長、金融穩定的效果不是自動的，而是需要一定條件，其中主要是宏觀經濟的穩定和監管制度的健全(Hoj，Kato　and　Pilat，1995；Levine，1997；Sach　And　Warner，1995)。

需要強調的是，監管對處于開放條件下的金融業更加重要。在開放的環境中，宏觀經濟穩定與金融穩定的相互依賴性增強。同時，由于金融開放引起的競爭加劇通常導致金融機構利潤率下降。近20年來，許多不同類型國家的實踐表明，從封閉到開放的轉型時期由于沒有及時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沒有對金融體制進行必要的改革及制定可靠和有效的防范規則與監督制度，因此招致金融困難(Edey　and　Hviding，1995)。

有效的監管能夠增強開放條件下金融體系的穩定性。首先，奉行有效的監管標準和原則可以使自由化步入正軌。以巴塞爾委員會為例，該機構以監管責任劃分和監管標準的充足性為主線，構筑了一個相對嚴密的監管體系，為金融業特別是國際金融業的監管提供了一個比較完備的藍本。貫徹和實施這些原則及措施有助于控制、預防與化解金融風險。其次，充分的準入和退出措施可以增強金融業的穩定。最后，WTO金融服務貿易的深入開展必將進一步推動金融的國際化，使國際金融業面臨前所未有的潛在風險，并加劇各國金融之間的競爭。國際金融監管合作有助于堵塞監管漏洞，增強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

(二)金融自由化與金融監管的關系在WTO法律框架內的體現

正是因為金融自由化利益的實現需要以監管為條件和保障，WTO有關規則允許成員國在削減金融服務貿易壁壘和逐步實現金融自由化的同時采取審慎監管措施。根據金融附錄的規定，WTO不阻止成員國采取措施保護金融體系的穩定和金融機構的存款人等，這一點從附錄的性質和GATS的談判過程可以得到印證。

GATS的各種附錄是根據不同服務貿易領域的不同特點和需要制定的，是對GATS基本規則的有效補充，金融附錄是在充分考慮金融業特點的基礎上對GATS有關規則的重要補充和延伸。按照法律適用殊優于一般的原則，附錄中的審慎例外應得到優先適用。同時，審慎例外(prudential　carve-out)本身就意味著審慎措施不必列入金融承諾表，也不受金融承諾的限制。金融附錄使用“無論本協定其他條款如何規定”的措辭，充分表明成員方采取審慎措施不受GATS自由化條款或承諾的限制。

附錄中的審慎例外明確規定，成員國有權采取措施維護金融業的統一、穩定和保護存款人。因為在很大程度上金融附錄規定有足夠的監管自主權和靈活性，所以許多國家才敢于在金融業這一高度敏感的部門實行對外開放?！案戒浺幎ǖ膶徤鞅O管例外代表著許多重大利益的調和，構成在確需慎重的這一敏感領域里為保留監管靈活性而達成的一項妥協”(WTO　Committee　On　Financial　Service，2000)。

三、WTO框架下審慎監管措施的標準及涵蓋范圍

(一)審慎監管措施的標準

WTO并沒有對審慎監管進行定義或列舉清單，然而，透過GATS特別是附錄的有關規定，可以看出WTO框架下的審慎措施蘊涵著以下標準：

1．辨別監管措施的依據是其目的性。附錄規定，不阻止成員國為審慎原因(for　prudential　reasons)而采取措施。這實際上已經揭示監管的某些內涵即監管出于審慎目的。這一規定表明，WTO框架內辨別監管措施的主要標準是其目的性而不是其客觀效果，即一項措施是不是審慎措施，主要應看其是否出自審慎監管的需要而不是看是否對GATS下的承諾和義務造成損害。此外，附錄在涉及審慎措施的范圍時使用“包括(including)”之措辭，表明在附錄明示的保障金融體系穩定和保護存款人等具體目的之外還存在其他審慎目的，以及為這些目的而采取的其他監管措施，這對于確定審慎措施所涵蓋的范圍具有重要意義。

2．對于某項措施是否出于審慎目的從而構成審慎措施，通常應根據采取措施國家的情況來認定，且采取措施的國家應當具有相當大的發言權。首先，從橫向方面來說，各國金融市場結構、水平、傳統等不盡相同，情況千差萬別。對于一國來說是必需的審慎監管措施，而對于其他國家來說可能并不構成審慎措施甚至是貿易保護主義的偽裝。其次，從縱向方面來看，金融業在不斷發展，金融創新在不斷涌現，有效的審慎監管措施只能是對當時的金融狀況行之有效的措施，金融狀況發生變化，監管措施亦應隨之改變。這說明即便是在一個國家的不同階段也存在監管措施的不同標準。可見，對審慎措施通常應根據不同的金融制度做出不同的解釋，否則，監管就很難發揮維護金融穩定和保護存款人等作用，甚至會動搖金融自由化的基礎。

3．對審慎措施應當有必要約束。將審慎措施納入WTO多邊紀律之中，就不可能不對各國監管權力產生一定的約束。沒有約束或限定過于寬松，就會失去紀律的意義；限定過嚴，又不能適應各國的不同情況。審慎措施的必要約束就是在二者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從金融附錄的相關規定來看約束主要有兩點：禁止用逃避金融自由化承諾和義務的手段以及監管措施須出于審慎目的的直接性。前者是附錄對審慎措施施加的一項明確限制，禁止在審慎措施不符合GATS規定時用于規避該成員在GATS下承諾和義務的手段。后者是指監管措施須直接出于審慎目的。

一方面采取措施的國家對審慎的認定具有很大發言權，另一方面又要對之進行上述約束，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是如何進行約束。首先，任何審慎目的總能通過一定的客觀因素來衡量，如各國的金融體系發展水平、采取措施時的金融態勢、措施與目的的對應性等。這就為采取措施的國家進行必要的約束提供了條件。其次，WTO與其他國際組織的不同就在于通過爭端解決機制來適用規則(麥克威爾，2000)。其他國家有權提出異議并通過爭議解決程序來確定有關審慎措施是否違反了必要的約束。否則，會導致這些國家特別是那些強國自行采取措施。“沒有爭議解決制度，國際貿易關系會很快退化為強權”(Hartridge，2000)。因此，WTO爭端解決機制提供了具體的辦法。

4．審慎措施的標準應照顧發展家的特殊需要，使其享有更多的靈活性。具有不同發展水平或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所需要的監管措施不盡相同。GATS已經注意到并承認發展中國家在服務貿易自由化過程中的特殊需要。GATS第19條規定，自由化的進程要反映各國的發展水平和政策目標，明確規定應給予發展中國家適當的靈活性。所以，無論從金融業的實際情況還是從GATS的有關規定來看，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應當具有不同的標準，在實踐中就發展中國家的審慎措施提出異議時，要考慮發展中國家對監管靈活性的特殊需要。

(二)金融附錄中審慎措施的涵蓋范圍

GATS及附錄對各國服務貿易政策建立了兩套規則，一是國內規制，二是審慎措施。國內規制并非由東道國任意支配，受到GATS第6條諸多義務限制，而審慎措施則不受此限制。金融業受國內政策規制，而WTO推進服務貿易自由化重要手段是規制各國政策。探討附錄中審慎措施涵蓋范圍，是要依審慎標準考察哪些國內政策通?？赡軜嫵蓪徤鞔胧，F有多將金融業的政策分為四類：宏觀政策、審慎規制、追求公共政策目標的非審慎規制和對市場準入或國民待遇的貿易限制。在此僅考察宏觀經濟政策、追求公共政策目標兩項政策與審慎措施的關系問題。

在宏觀經濟政策中，常見的對金融自由化有影響的措施有貨幣政策和資本管制政策等。貨幣政策對金融服務的提生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例如，中央銀行進行公開市場業務操作，必然影響貨幣供應量、利率、匯率等，從而對整個金融市場產生影響。GATS及金融附錄將行使政府職權提供的服務排除在GATS適用范圍外。上述措施無疑構成行使政府職權所提供的服務，因而可以排除GATS的限制。然而，這些措施顯然也可以被認為是為確保金融體系的統一和穩定而采取的審慎措施。對于資本管制政策，根據GATS第16條的有關解釋，成員方僅承擔與跨境提供有關的資本流動義務和與商業存在有關的資本流入義務。因此，一國為維護金融穩定、防范金融危機而采取的限制短期資本流入等措施，并不都在GATS的調整范圍內。即便這些措施與上述義務承擔有關，但為了確保金融體系的統一和穩定，成員方仍可以審慎措施為根據對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交易進行限制。此外，當成員國出現嚴重收支不平衡或對外金融困難時，也有權根據GATS第12條對其已承擔具體承諾的服務貿易進行限制，包括與其承諾有關的國際支付與劃撥進行限制。

對市場準入或國民待遇的貿易限制主要由GATS第16條和第17條調整，雖然附錄規定審慎措施不需列入服務承諾表中，但是在一定條件下對市場準入或國民待遇的貿易限制亦構成或轉化為審慎措施。以商業存在市場準入的貿易限制為例，對實體形式的限制和對外國資本在當地金融機構參股的限制十分常見。盡管這些措施可能受發展本國金融業的政策驅動，但也可能是出于監管考慮，因為對外國金融機構分支機構的監管需要有關外國總部的信息，這比對在當地注冊機構的監管要困難得多。對市場準入其他形式的限制常見的有：對許可數量的限制包括指標和經濟需要標準、對金融機構營業機構數目的限制和對金融機構交易額或資產額的限制等。這些措施有審慎的成分，如限制金融業過度競爭以減少行業風險，但在很多情況下其主要目的是限制競爭和保護國內的金融業，而不是直接為了維護金融穩定和保護存款人等，因而通常不構成附錄意義上的審慎措施。在國民待遇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對陷入危機困境的金融機構進行救助問題。這種救助的主要目的通常是保護存款人和恢復金融業的穩定，因而構成審慎措施，同時亦構成政府行使權力提供的服務。

四、WTO框架下金融自由化與監管關系對中國的啟示

(一)加強金融監管維護金融穩定

有效的金融監管和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是金融自由化發揮其積極作用的重要條件。要充分利用金融自由化帶來的促進經濟增長利益，中國必須健全金融監管體制，加強金融監管和監管的國際合作，并在監管中盡可能采用國際標準、慣例。同時，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本身就意味著必須進行范圍廣泛的金融體制改革。根據GATS規定的原則、規則和紀律在金融服務領域做出多邊承諾，正是這個改革的過程。由于實現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并非放松管理，在某種意義上，它反而要求加強國內規則的規范作用，突出表現在防范規則和監督制度方面，建立穩定健全的金融體制。因此，WTO關于金融服務貿易的法律制度既為逐步實現非歧視原則基礎上的金融自由化提供了工具，也為其成員進行國內金融改革、建立健全的金融體制提供契機。

宏觀經濟政策及其目標范文第5篇

作者簡介：王璟怡（1985-），女，天津人，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金融監管與金融創新研究。Email：jywangtj@163com

翟 瑋（1981-），女，天津人，研究實習員，主要從事金融監管研究。

摘 要：隨著巴塞爾資本協議III的推出，國際金融監管界逐漸確立了宏觀審慎與微觀審慎相結合的金融監管新理念，并得到世界各國的大力支持和積極實踐。正是基于這樣的背景，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國宏觀審慎監管的實踐情況，研究了我國完善宏觀審慎監管的必要性和關注點，而后在借鑒國際宏觀審慎監管經驗的基礎上，提出完善我國宏觀審慎監管框架的建議。

關鍵詞：宏觀審慎；金融監管；政策框架

中圖分類號：F82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3）03005007

全球性金融危機的演進和爆發表明，監管需要一個新的方向，將對宏觀經濟風險的識別和機構監管聯系在一起，并最終提供一種手段，控制信貸對經濟過度的投放。因而，作為保障金融穩定、限制系統性風險的監管政策，宏觀審慎監管成為各國金融監管改革的主要著力點[1]。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總量、市場容量等在國際上都占據重要地位，隨著國內金融改革的深入開展，利率市場化的逐步推進對于金融穩定的訴求越來越高，因此，需要結合我國金融發展的實際情況，加強宏觀審慎監管，維護金融穩定、保障金融安全。

“十二五”期間，隨著我國金融綜合經營趨勢的發展，對于金融系統穩定性的保障提出了更大的要求，尤其是在后危機時期，我國在完善金融監管體系的過程中，都對宏觀審慎監管的理念給予更多的關注和應用。

一、我國宏觀審慎監管的發展概況

金融危機之后，我國的金融業也在積極地探索并實踐宏觀審慎監管的理念，并在與中國的金融發展和監管歷史相結合的基礎上，發展適合我國國情的宏觀審慎監管方式。

從表1可以看出，隨著我國的金融體系逐漸融入世界，我國的金融監管機構在充分吸收國際監管標準精華的基礎上，對我國的金融監管進行了補充和完善，在與國際接軌的同時，逐步提高我國金融系統的穩定性。

二、我國宏觀審慎監管框架構建中關注的焦點

1政策的管理性——監管機構的安排

實踐表明，宏觀審慎管理或者自我管理并不能消除潛在的危機，甚至可能加劇系統性危機，一旦危機爆發，即使逆周期儲備等的要求都會對控制危機蔓延有幫助，但是不能完全奏效，況且這樣的緩解方式是違背市場壓力的，所以中央銀行的流動性注入是應對危機的基本工具，或者說市場主要依靠貨幣工具來緩解金融波動，這就意味著在管理宏觀審慎金融穩定方面，中央銀行必定（或者至少）是主要參與者。我國的中央銀行擁有長期的金融監管實踐，目前也在對金融機構實施差別準備金率的管理，但同時資本充足率、杠桿率、動態撥備監管指引都是由銀監會制定并對商業銀行實施監管的，即央行和銀監會都在行使宏觀審慎監管的職能，但是對于宏觀審慎政策的最終責任主體，沒有清晰的界定。

2政策的靈活性——規則與自由裁量

我國的金融監管大多是基于規則的制度，而且整套規則是透明的，但是事實上，對于監管規則的設計很難，規則一旦出臺在短時間內也不宜頻繁變動，隨著市場的發展和變遷，這些規則可能被孤立，甚至可能因為過時而成為運行風險，因而對于一些工具，政策制定者需要保留酌情調整的宏觀審慎政策的立場。而且就宏觀審慎監管的性質而言，它是基于監管者的判斷力的，政策執行者需要將其對風險的識別和判斷植入到宏觀審慎工具使用中，因此又是需要自由裁量的，因而我國在構建宏觀審慎政策框架的過程中，需要靈活掌握，對于存款準備金率、逆周期動態撥備以及系統重要性資本附加，在推行的過程中都需要考慮以規則為基礎進行必要的調整。

3政策的持續性——固定與跨期政策

除了需要即時有效的工具，宏觀審慎政策也需要跨期的工具，才能應對系統性風險不斷累積的隱患，因而宏觀審慎政策需要考慮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調整工具的使用，讓金融機構在經濟繁榮時期實現更多的儲備，在受到外部沖擊的時候能夠有緩沖資本，這種方法能夠將微觀審慎存款保險基金的目標，和宏觀審慎保持蕭條期信貸創造的目標結合在一起，能夠更加有效地熨平周期波動的影響。

4政策的有效性——對于宏觀審慎政策效果的質疑

我國加強宏觀審慎政策推進的另一個挑戰，來自具體的宏觀審慎政策工具的收益，即降低金融危機的嚴重性和可能性，這是長期的，且不容易被衡量。但是如果實施宏觀審慎政策，可能立即對金融行業的利潤產生非常明顯的不利影響，進而可能影響企業和個人獲得金融服務的便利性和成本，因而可能出現宏觀審慎政策的實施成本比獲取收益更加顯而易見的情況，這樣后續的政策就很難推行。

5政策的關聯性——與其他政策的協調

宏觀審慎監管的一個特殊作用體現在大型且異質的貨幣區域中，我們國家幅員遼闊，東中西部經濟發展不均衡，因而統一的貨幣政策是不可能滿足不同地區的經濟需求，對于有的地區顯得寬松，對于有的地區顯得緊縮，增加了外部的失衡。雖然宏觀審慎監管不能彌補財政和經濟政策的不足，但是它能通過提高信用成本和供應等被認為是從緊的貨幣條件，避免貨幣領域信貸周期的嚴重偏離。在一定程度上，宏觀審慎與利率工具甚至可以作為替代工具。貨幣政策通過銀行體系運行，例如影響信用和存款創造的條件。宏觀審慎工具用于影響這些條件，因而如果利率工具不合適，宏觀審慎工具潛在地適合針對價格穩定。因此，我國在加強宏觀審慎監管的過程中，需要與其他宏觀政策領域之間進行協調。

三、宏觀審慎監管國際經驗及其借鑒

宏觀審慎監管雖然提出的時間不長，但是各國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對此進行嘗試和推動，所取得的實踐經驗也是可圈可點，為我國宏觀審慎政策的推進提供了良好的借鑒。

1國際宏觀審慎監管實踐

（1）逆周期監管工具的使用——西班牙的貸款損失準備金制度

西班牙實施貸款損失準備金制度超過十年的時間了，在之前的相關文獻中，它也被稱之為動態的、統計的或反周期的，作為一個典型的宏觀審慎工具，貸款損失準備金機制通過對信貸損失和銀行貸款組合的早期檢測，在經濟繁榮的時期要求銀行建設貸款緩沖區，以供其在經濟衰退時期使用，該機制通過發出信貸風險和信貸損失積聚的信號，為監管者做出一個早期的預警系統。可以肯定的是，在這項機制運行的過程中，由于其逆周期的性質，加強了每家個體銀行和整個銀行系統的經營彈性，而該系統的透明性、以規則為基礎，能夠有效地加強對信息的強制披露。實踐表明，對于危機中的西班牙銀行業，該機制有一定的效果[2] 。

但是，貸款損失準備金機制不是萬能的，并不能保證完全應付經濟不景氣時期的所有信貸虧損，而且它只是宏觀審慎工具中的一項，主要用于支付根據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貸款建立起來的信用風險。西班牙的實踐表明，即使他們可能會增加借貸成本，但是對于控制信貸周期用處有限，所以政策制定者應當主要關注適當的貨幣和財政政策組合，共同應對經濟金融系統中的問題。

（2）宏觀審慎管理當局的安排——發達經濟體的金融監管改革實踐

金融危機之后，認識到既有監管體系的不足之處，英美等發達經濟體都對區域內的金融監管進行了深入的變革，紛紛在原有微觀審慎監管的基礎上，提出宏觀審慎監管的舉措。各國、各地區的宏觀審慎監管框架逐步形成（如表2所示）。

美國《多德-弗蘭克法案》中建議成立了專門負責宏觀審慎監管的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FSOC），賦予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監管系統性風險的職能。相比歐洲系統性風險委員會，FSOC從制度上更加獨立于中央銀行。這樣的安排，能夠使其更加從宏觀的角度來考慮金融穩定的機制。

美國的金融監管改革更多的是提出了“無縫監管”的理念，但是具體的操作細節并不明確。相比之下，英國的金融監管改革走得更深入。英國專門負責宏觀審慎監管的是金融政策委員會（FPC），該委員會分析英國金融體系中過度信用增長和系統性風險，FPC做出決策之后，由（微觀）審慎管理當局（PRA）來實行監管行動，宏觀審慎和微觀審慎監管有效地結合在一起，共同維護金融穩定，這也是金融監管改革的一個重要基礎。

而歐盟的金融監管變革則是在區域協調與合作的方面，具有重大的實踐意義。歐洲系統性風險委員會于2011年1月1日建立，該委員會主要就是在聯盟的層面為宏觀審慎風險提供預警，并促進宏觀審慎工具的應用，不論銀行東道國的情況，

所有銀行進行的活動都將執行同樣的宏觀審慎工具或指標，

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各國家的溝通與協調，成為聯合監管的典范。

2國際實踐對我國宏觀審慎監管的啟示

（1）宏觀審慎與微觀審慎同等重要

宏觀審慎與微觀審慎屬于審慎監管的兩個支柱，互為表里，缺一不可。宏觀審慎監管政策的效果明顯與否，要看其從微觀角度掌握信息的足夠程度；微觀審慎監管政策的效果也依賴于宏觀角度的識別和預警[4]。

微觀與宏觀審慎監管者的合作在兩個維度上，即合作與協調。在合作的維度上，通常微觀審慎監管負責收集數據并保持與金融機構的聯系，微觀審慎監管者識別每家機構的風險，保證審慎政策的執行問題；宏觀審慎監管者也收集并分析數據，但是從系統范圍的視角。由于宏觀審慎監管不能直接控制微觀審慎監管工具，所以宏觀審慎監管主要通過政策建議和風險警告來實現監管目標。在協調的維度上，主要是宏微觀之間可能存在潛在的沖突。如果宏觀審慎監管希望放松信貸條件作為逆周期措施，但是微觀審慎監管關心信貸組合的質量影響機構的穩?。换蛘呶⒂^審慎監管可能希望提高資本標準保證個體機構在壓力環境下的承受能力，但是宏觀審慎監管可能關心惜貸的風險。在很多情況下，最終的結果是由微觀審慎監管方來決定，這將潛在地限制宏觀審慎監管的有效性。

（2）與其他政策工具的協調一致是宏觀審慎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基礎

理論和各國的監管實踐都說明，宏觀審慎政策并不能涵蓋所有保障金融體系穩定制度和工具[5]。在有關宏觀審慎政策工具的討論中，西班牙的貸款損失準備金制度經常被提及。雖然，西班牙當局的這種突破性政策使用是值得贊揚的，但是西班牙銀行系統目前的狀態似乎說明，純粹依靠宏觀審慎工具來應對資產價格泡沫，還是有困難的。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僅僅使用宏觀審慎工具就能避免金融危機的良好記錄，那么政策制定者就需要認識到，宏觀審慎政策、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所有這些政策都是部分重疊的，因而有必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共同來維護整體金融穩定。

（3）宏觀審慎監管跨境視角的重要性

世界經濟真正需要的是一個不同類型、不同背景的金融機構之間的公平競爭的平臺，由于不同國家、不同類型的金融機構在同一個平臺上發展和競爭，就需要一個具有普遍適用的統一監管標準對金融服務進行監管，但需要說明的是，這個全球的宏觀審慎監管框架需要有足夠的靈活性，使監管部門可以考慮區域和功能的異質性，能夠在金融管理的規則和自由裁量之間采取適當的平衡。另外從跨境的角度，還需要重視流動性的問題。中央銀行要加強對流動性的監管，必要的時候還要提供流動性，以遏制跨境溢出。所以就全球流動性的問題，不僅需要國內金融監管部門的努力，也需要全球金融監管的合作。在國際合作方面，許多央行之間簽訂雙邊貨幣互換協議，如美聯儲、歐洲中央銀行等，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初始階段，有助于遏制跨境溢出。

四、完善我國宏觀審慎監管框架的建議

為了更好地防范我國未來金融發展中可能出現的風險和潛在的危機，我國應當在既有微觀審慎監管的基礎上，不斷完善宏觀審慎監管[6]。加強監管機構之間、監管機構與宏觀調控機構之間的協調，共同維護我國的金融穩定，保障我國的金融安全。

1明確宏觀審慎監管目標，構建宏觀審慎政策框架

任何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都需要明確的目標和清晰的框架，否則政策難以有效作用于經濟。宏觀審慎監管的基本目的，就是保護經濟體免受金融不穩定的負面影響，保持金融服務為實體經濟發展服務的本質，在此目標的基礎上，構建我國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如圖1所示）。

在我國未來不斷完善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中，要明確規劃責任主體，清晰界定政策工具，加強監管協調構建，保障達到政策目標。

2宏觀審慎監管與微觀審慎工具有效對接

宏觀審慎與微觀審慎是審慎監管的兩個不同視角，兩項監管之間需要互相作用、形成合力。因為一方面宏觀審慎監管政策的制定、工具的使用，都需要微觀審慎監管當局為其提供金融機構的一手資料；另一方面，微觀審慎監管政策工具施行多年，有一定的監管基礎，在此之上進行宏觀審慎監管，有利于降低監管成本，同時也能形成協同效應。

如圖2所示，在借鑒British Bankers’ Association[7]對英國監管設想的基礎上，為實現我國金融宏觀審慎與微觀審慎監管的協同效應，應當在充分收集信息，宏觀審慎政策的制定、工具的設計，必須首先對金融體系的整體系統性風險進行評估。為了保證評估的及時有效，政策制定者需要大量的信息評估金融部門作為一個整體所有的系統性風險的水平和分布。為了確保評估的真實有效，數據中心局需要收集金融機構的風險狀況、商業模式、每家機構杠桿率水平、流動性狀況、與其他機構之間的聯系，以及宏觀經濟信息等。

另外，就是宏觀與微觀審慎監管機構之間需要必要的協調機制，包括信息共享機制、危機救助機制等等，因而在未來我國金融監管的完善過程中，中央銀行與銀監會之間監管職責的協調與對接，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之間監管信息的溝通與共享，是完善監管的關鍵之所在。

3加強宏觀審慎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

任何政策都有自身的局限性，宏觀審慎政策也一樣，并不是一切維護金融穩定的制度的總和，貨幣政策作為傳統的宏觀經濟政策，其目的是要消除宏觀經濟中所有有關的負外部性，這其中也包含有消除宏觀金融的不穩定性，所以，宏觀審慎政策、微觀審慎政策與貨幣政策需要協調使用，特別是金融周期與商業周期重疊、金融部門風險與實體部門風險重疊的時候，應當建立機制，以解決協調的挑戰（如圖3所示），并限制任何潛在的政策沖突，達到維護經濟穩定的目的。

宏觀審慎監管工具的收緊會引起銀行信貸的壓縮，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也會對商業銀行的信貸行為產生影響，因而面對復雜的經濟環境時，需要估測不同工具對于市場的影響，清楚分析外部沖擊的性質和程度，貨幣政策在制定和執行的過程中，適當考慮金融不穩定和系統性風險，再選擇合適的工具和指標對風險和市場進行控制；而宏觀審慎監管工具選擇的過程中，也需充分考慮經濟周期等環境因素，避免政策外溢影響到宏觀經濟調控的整體效應。

4加強影子銀行系統的監管

肇始于美國的金融危機也彰顯了影子銀行系統的潛在不穩定性，雖然中國的影子銀行系統不同于美國，但是國內的券商對其進行估算，我國影子銀行系統的規模在30萬億元左右，構成我國金融不穩定的隱患。對此，應當以中國人民銀行為首，構建統一的監管標準，敦促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聯合監管，構建一個統一的數據平臺，跟蹤各種來源的市場信息和統計數據，捕捉金融系統中可能導致風險的創新和突變，注重觀測導致風險生成的外部誘因，增強監管手段的靈活性和適應性，對不同的影子銀行實體，進行差別化的監管，建立宏微觀的預警預控指標系統和監控系統，定期進行穩定性分析和預測，相關的評估指數，向社會和相關部門提示風險，規避系統性風險的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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