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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宏觀經濟政策的看法范文第1篇

政策偏差？

2008年面對50年或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機的巨大沖擊，采取較大力度的宏觀經濟刺激政策是必要的。事后的情況表明，政策刺激經濟增長的效應相當明顯，2009年第三季度經濟強勁回升，四季度經濟增長再次回升到10%，而且基本持續到現在。這里有兩個重要問題需要搞清楚：一是面對2008年中國經濟的調整，我們采取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否真的做到了對癥下藥；二是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與積極的財政政策的結合，對調結構、轉方式是促進還是抑制，其負效應有多大？

先來回答第一個問題。筆者以為，2008年底至2009年采取的兩擴張的財政貨幣政策，不僅存在過度刺激問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對癥下藥。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如何定義呢？我們可以給出一個數量標準，貨幣供應量（M1、M2）及貸款的增長率在15%至18%為適度寬松的范圍，18%至25%是寬松，25%以上為極度寬松，12%至15%才是中性或穩健的貨幣政策，12%以下才是緊縮。

按這個標準，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兩點結論：一是從改革開放30年來的經濟運行情況看，我國90%的年份都是采取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很少采取中性以下的貨幣政策，緊縮的貨幣政策一般持續時間很短。二是2009年（嚴格地說是從2008年四季度開始）至2010年，我國的貨幣政策是寬松型的，而根本不是適度寬松型的，2009年是極度寬松，M1、M2和貸款的增長率均在27%以上，2010年則屬于寬松型，M1、M2和貸款增長率均超過18%。

是不是對癥下藥，問題要復雜一些。主要是大家怎么看待2008年中國經濟形勢。形勢判斷不同，特別是對2008年經濟明顯下滑的原因認識不同，會形成不同的調控政策建議。對2008年中國經濟調整的原因分析當時存在很大的分歧，但主流觀點認為，2008年中國經濟增長率明顯下滑主要原因是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當年自然災害嚴重（年初的南方雪災、5月份的汶川地震）及2007年至2008年的宏觀調控也是重要原因。特別是對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采取的宏觀緊縮政策，許多人仍耿耿于懷。筆者的觀點與主流觀點十分不同，2008年中國經濟增長率明顯放慢主要原因是周期性調整和各種結構矛盾的爆發，是內在的調整，金融危機等外部沖擊是外在因素和次要因素。

做出此判斷，依據有兩條：一是從中國經濟的長期運行規律上講，特別是對經濟周期做細致的分析后不難發現，2008年是一個經濟周期的“拐點”，而且不是一般的“拐點”，是長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的交匯“拐點”，經濟下滑是內在周期因素驅動的。二是在金融危機沖擊性影響之前的3個季度中國經濟已明顯調整，金融危機的影響在調整之后，而不是在這之前，因此，把經濟增長下滑主要歸因于金融危機的沖擊是明顯不當的。調整的最大動力是房地產步入周期性調整，2008年一季度住房銷售量同比零增長，二季度下降10%，三季度下降30%，接著是房價的調整和房地產投資增長的明顯下滑。

總之，2008年中國經濟的下滑主要是周期性調整和結構失衡引起的，與金融危機的關系并不大，或者是金融危機只是加劇了這一調整，使其出現過度性的調整。因此，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抵消金融危機對經濟增長調整的過度沖擊。但當時的學界多數學者一口咬定我國經濟仍處于高增長狀態（否認內在的調整規律），是金融危機把中國經濟拉下了水，因此，采取簡單的凱恩斯式總量擴張政策讓其恢復到10%以上就是主要的政策建議。

發展模式的問題

2008年中國經濟既遇到了三重周期疊加的影響，也遇到了長期結構矛盾的集中爆發的影響，根本上講是經濟發展模式出了問題，宏觀經濟政策在適度保增長的同時，需要做根本性的調整。中國發展的關鍵問題在哪里？過去流行的看法是發展方式落后、結構調整嚴重滯后，這沒有錯，但導致落后的發展方式難以改變、結構調整嚴重滯后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以為就是宏觀上的發展模式存在嚴重缺陷。宏觀領域的問題不解決，希望微觀、中微能解決問題，這是不現實的，這也是為什么我們喊了無數年的要轉變發展方式但總也不見多少成效的根本原因。

那么宏觀上的發展模式問題又是什么？我以為就是“兩個過度依賴”問題，即經濟增長過度依賴于外資擴大出口、過度依賴于房地產擴大內需，這一模式的根本缺陷是有長期高增長但卻沒有長期產業競爭力的提高，或產業競爭力提高的速度嚴重偏慢于經濟增長，同時伴隨許多經濟失衡問題：高增長低就業、高工業化低城市化、高投資低消費、高經濟低社會、企業利潤和政府稅收高增長而居民收入增長長期偏低、居民收入差距過大等。因此，要避免中國未來發展的最大風險，就必須下決心轉變發展模式。由“兩個過度依賴”的發展模式轉為“兩個依靠”的發展模式，即依靠擴大消費和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或產業的全面升級）。

而2009年以來的宏觀經濟政策與發展模式轉換存在相當大的矛盾，甚至可以說，政策強化了過去的發展模式，使調結構、轉方式更加困難。在促進需求增長的政策上，應該是減弱對投資的依賴、增強對消費的依賴。中國在需求上的問題與美國完全相反，美國是儲蓄不足、投資不足、消費過度，中國則是儲蓄過度、投資過度、消費不足，再加上美國的問題是金融危機、金融系統接近崩潰，而中國的問題是結構性危機。但我們實際所采取的政策主要是刺激投資，使經濟增長對投資的依賴強化，并對前期出口政策的合理化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因此，從中長期看，將會進一步加劇投資與消費的不平衡，供給過度增長而最終需求明顯不足。在產業發展上，重點是刺激房地產發展（盡管鐵公基的投資規模較大、影響較大，但遠不及房地產投資的作用），而不是放在產業調整升級、提升競爭力上。在發展機制上，流行的觀點是政府萬能而市場無能，因此，政府對經濟增長的干預作用過度膨脹，而市場調節的作用被嚴重忽視或抑制。

在政府與市場的作用上，我國是市場化不到位，政府對市場仍存在較過度的干預問題，而美國相反，它是市場作用過度，華爾街權力過度膨脹，政府監管不到位，宏觀政策強化市場的缺陷而不是糾正市場的缺陷。所以，我們在政府與市場作用的選擇上，反映在宏觀經濟政策應是加強市場的作用，抑制政府對微觀經濟的過度干預。從政策導向上看，中央強調保增長與調結構并重，但實際政策執行中，是保增長絕對優先，調結構處于從屬地位?？傊?，2009年宏觀經濟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強化了傳統的發展模式，從而使結構問題進一步積累，發展方式轉變進展緩慢。

巨大的負效應

雙重擴張的宏觀經濟政策在保增長上成績很大，但由于其與長期的發展模式（或方式）轉變存在較大沖擊，其負面影響也較為明顯，對此，要有清醒的認識。其主要的負面影響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強化了“3個第一”的發展定式。即增長第一，投資第一，房地產第一。這3個“第一”已經成為過去10年經濟繁榮的定式，金融危機后我國各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使“3個第一”的意識更加強化。

二是代價過大。2009年我國新增信貸9.6萬億元，而新增的GDP僅2.5萬億元，4個信貸換1個GDP，而在之前的8年，我國新增信貸20萬億元，同期增加GDP也是20萬億元，即1個信貸換1個GDP，因此，2009年為保增長，貨幣效率過低，所付出的代價過大。

三是潛伏著巨大的經濟風險。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一個嚴重后果是“房價”暴漲，將為未來經濟爆發“大調整”埋下巨大隱患。因過量的貨幣供給和過度信貸投放，2009年全國平均房價一年增長達50%左右。而高房價正在產生一系列失衡問題，對未來的經濟增長穩定性構成明顯的威脅，因為泡沫是不能長久的，總有一天會破滅，到時將會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高房價還對消費增長形成抑制，使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導致社會的不穩定。

四是經濟結構問題更加嚴重，推進結構調整升級更加困難。在結構性矛盾突出的情形下，維持高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保護落后，使結構調整過程過慢；特別是在增長方式和產業結構沒有變化的情況下，高增長仍然是靠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化工業推動，這既增加了節能減排的壓力，也使結構問題更加突出。更為嚴重的是：房地產投資的低風險高收益使人們釀成了普遍性投機暴富心理，全民炒房,優秀的企業家不愿在實業上投資，從而產業升級嚴重受阻。

這些問題如果不及早解決，很可能使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是“十二五”期間我國經濟的最大風險。

宏觀經濟政策的取向

要使中國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其最根本的選擇是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的大調整及深化改革，改變發展模式，使宏觀經濟政策取向與發展模式轉變方向一致。

首先，要將目前仍然偏高的經濟增長速度降下來，降到適度增長的水平。結構調整的環境不能太緊更不能太松。經濟增長要保持一定的水平，否則大家沒信心，即保一個底線，不低于7%。但更關健的是經濟增長速度不能太快了（超過經濟增長的潛在水平），太快了，許多落后的產品、產業不能淘汰，仍能存活，結構調整只能是事倍功半。我認為，近期應把速度穩住，穩在7%~9%的水平，重點是提高結構調整的速度，即增長的速度是穩，結構調整的速度是加快，這才是我們目前所需要的經濟政策取向。其次，要創造一種讓人們愿意抓結構調整、把大量的資金和人力投資于結構調整的宏觀環境，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讓結構調整有錢賺。

對宏觀經濟政策的看法范文第2篇

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于2010年12月12日在北京閉幕。由于事關發展主題、宏觀經濟政策和中國經濟未來一年走向，因此會議內容及公報備受外界關注。

解讀此次會議要點，揣測中國經濟走向，有必要回顧歷年經濟工作會議主題――2003年：保持宏觀經濟政策連續性；2004年：鞏固宏觀調控成果；2005年：繼續搞好宏觀調控；2006年：經濟繼續又好又快發展；2007年：穩物價調結構促平衡；2008年：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2009年：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研讀歷年主題詞，2008、2009年最值得研究，2008年經濟工作會議是在美國次貸危機引發金融風暴，全世界一片迷惘之際召開的，其亮點是保增長、擴內需，當時中國出口首先受到沖擊，“保8”眼看落空，鑒于中國國內市場尚有巨大潛力，以內需替代出口是中國獨有的優勢，汽車家電下鄉、汽車減稅、以舊換新等舉措令相當數量的出口企業得以喘息，4萬億的增加投資亦拉動了各業，2008、2009兩年“保8”均得以實現。而2009年沿著2008年的慣性，大筆投資的副作用開始顯現，因此當年經濟工作會議的主題詞為“平穩”、“較快”兩個關注點，其內在意義是仍然要保持一定的速度，但“平穩”二字表明了決策層對通脹的關切。

但通脹還是出現在2010年了，11月CPI更突破5%。在保增長和抑通脹的兩難下，決策者確實是如履薄冰。若出現大范圍通脹，國民經濟會全面報警，瀕臨潰堤險境；調控稍猛，則又會令危難中的企業雪上加霜。全年6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前所未有，之所以只上調準備金率，而不去加息，還是希望將負面降至最低，現在看來，此舉對企業傷害較輕，但對通脹的抑制力度則欠缺，2010年的通脹率控制在3%的目標是難以實現了。

剛剛閉幕的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積極穩健、審慎靈活，應努力提高應對復雜局面能力，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體現出決策層面對復雜形勢的謹慎與穩健，同時也透露出保增長與抑通脹之間的兩難。

對宏觀經濟政策的看法范文第3篇

一、信息網絡化對于宏觀經濟進行管理需要政府角色進行轉變

在信息網絡化逐漸推廣的今天，網絡化加大了各個經濟主體之間的聯系，其聯系更加方便快捷，另一方面，網絡技術的發展對于政府監督經濟運行以及合理解決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的能力做出了相關要求。（1）減少對于經濟發展的干預程度。國家經濟的主要調節手段是市場，政府必須明確這一點。在信息網絡化的大背景之下，政府可以做好以下幾件事：為社會發展提供充足的發展資金，合理配置資源，不同行業的發展對于資金和資源的需求是不同的，如果僅僅依靠市場，將會出現嚴重的弱肉強食的現象，一些產業根本無法生存，為了生產的平衡，政府應該做好管理人的角色；著力于向“中立型”政府轉變，政府在國民經濟發展中所起的角色是指導者，為此，政府應該從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出發，制定相關的政策法規，確保市場的公平競爭；再者，政府要遵循兩個原則，一個是競爭原則，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私營企業都享有平等的發展權利，政府要通過相關的立法工作來實現公平競爭，第二個原則是權力下放原則，政府需要通過權利的分開來管理，要發揮政府的“指導”方面的功能。（2）改變自身運作方式。政府要向電子化政府轉變，轉變的內容主要包括辦公自動化、信息處理自動化等。就我國而言，我國政府掌握了大量的資源，但一直沒能得到很好的利用，政府應該任用一些相關的網絡技術人員來實現對于網絡信息的利用，讓信息充分流動。政府的采購也可以采用電子化，這樣可以帶來極大的經濟效益，并且有助于社會公眾對政府進行監督，這就類似于電子商務，可以減少貨幣資金的使用，對于經濟往來的記錄也減少了貪污現象的發生。（3）直接與民眾進行溝通。在以往的社會發展中，政府工作人員很難與群眾進行溝通，網絡信息化則為他們之間的溝通提供了橋梁。政府可以通過相關的電子調查問卷來切實了解民眾的需求，這樣就有利于減少政府決策的失誤，也就知道如何才能更好地貼合群眾的需求。再者，政府與群眾的交流也有利于民眾了解政府運行的現狀，切實把握政府的政策，并且對于經濟政策及時進行反饋，政府還可以集思廣益，共同解決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問題。

二、信息網絡化對于宏觀經濟管理的影響

（1）要求政府對于信息的收集和處理能力提高。宏觀經濟的運行是一個較為復雜的動態進行過程，信息千變萬化，巨大的信息庫的涌動需要政府對于信息的處理能力極大地提升。其次，政府要提高對于經濟發展的預測能力，完善相關的預警系統，切實把握經濟發展動脈。政府要充分利用網絡信息技術，引導經濟朝著健康發展。政府在對宏觀經濟進行管理時需要制定相關的宏觀經濟政策，而這些政策的制定需要立足于對網絡信息所提供的數據之上。（2）制定正確的貨幣政策。電子貨幣的大量使用可以減少紙幣的使用，加速了資金的周轉與配置。為此，制定正確的貨幣政策是必須的，要減少貨幣需求的不穩定情況的發生，要加強對于動態的金融系統的分析，合理控制電子貨幣的使用。（3）政府加強了對財政的控制力度。政府日常工作中電子辦公的出現，有利于減少政府貪污受賄現象的發生。為了達到足額的財政稅收入庫，信息網絡化為其提供了方便。信息網絡化加強了對于稅收的監督與管理。再者，從國際角度來看，利用網絡來實現國際貿易對于我國的經濟發展而言是極其重要的。稅收跨國發展將有利于縮小我國與發達國家的稅收發展差距。（4）信息網絡化需要勞動政策。隨著網絡技術應用到工廠之中，使得工廠的生產與管理逐漸分離，其中不缺乏相關的跨國案例的影響。據此，對于勞動政策其也做出了相關的改變。在網絡上進行工作人員的跨國分配為我國政府對于勞動力的管理帶來了一定的挑戰，合理制定相關的勞動政策就顯得至關重要，因為其關乎著我國經濟的發展。以上關于信息網絡化對于宏觀經濟管理的影響以及政府應該如何更好地轉變角色只是初步的研究，相信經過眾學者的討論，可以得出更加深刻的看法。合理應用信息網絡化為宏觀經濟發展服務將有利于促進我國國民經濟健康發展，政府及企業需做好迎接機遇與挑戰的準備。

作者：周勇 單位：長江職業學院建工學院

對宏觀經濟政策的看法范文第4篇

【關鍵詞】金融危機經濟衰退預期信心

從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爆發至今,金融市場動蕩、交易規模下滑、失業率上升,原本寫在書本上的景象正呈現在我們面前,衰退背后是人們對于經濟前景的悲觀和無奈。走向復蘇需要信心,但信心無疑是今天市場上最稀缺的東西,歷史上有關危機過后經濟蕭條的描述讓悲觀預期成為此時行事的基礎,因為人們相信這種判斷是理性的。然而單單基于過去預測未來屬于適應性預期,只有最大限度利用所得到的信息做出行動才是理性預期。本文置身充斥消極情緒的環境,分析經濟周期自身屬性與中國經濟運行的真實狀況,以期提升市場信心,實現中國經濟的盡早回暖。

一、市場悲觀預期蔓延加劇全球經濟衰退

過去一年多來,全球經濟經歷了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挑戰,自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申請破產以來,美國次貸危機逐漸完成由虛擬經濟領域到實體經濟領域、由發達經濟體到新興市場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蛻變,演化為一場世紀性的金融危機。全球金融危機改變了市場參與者對市場環境、市場概況以及面臨風險的看法,嚴重挫傷了人們對于未來不確定性的樂觀態度。悲觀預期,令經濟效率源泉的自由市場運行的流暢程度大大降低,從另一個角度看,當前全球經濟快速惡化正是交易伙伴間信任關系的斷裂,市場體系內部信用崩潰的表現。

1.悲觀預期促使金融機構紛紛“去杠桿化”

全球金融危機讓金融機構脆弱性暴露無遺,此前已有一些機構由于過高的財務杠桿比率付出慘重代價(見圖1),為了降低財務風險,金融機構紛紛降低杠桿率,防止陷入破產的絕境。隨著華爾街五大投資銀行歸入商業銀行體系,投資銀行傳統的約30-35倍的杠桿比率將逐漸向商業銀行十幾倍的杠桿比率轉化。與此同時,對沖機構破產與大幅度削減杠桿比率也將導致金融市場的杠桿率大幅降低。金融機構“去杠桿化”的行為不僅造成金融市場混亂,資產價格大幅下跌,流動性高度緊張,預計全球股票、債券和金融衍生品等金融資產累計損失將超過50萬億美元。同時“去杠桿化”行為會導致信貸萎縮,影響投資和消費,波及實體經濟,在更大“去杠桿化”規模發生之前,金融市場難以恢復正常,實體經濟穩定和復蘇遙不可及。

2.信心不足引發投入要素價格大幅跳水

受預期需求和產出下行的影響,國際能源、金屬礦石、農產品等初級產品價格經歷劇烈波動。國際原油價格大幅跳水,紐約原油期貨價格從2008年初90美元/桶攀升至年中147美元/桶,年末又大幅降至44.6美元/桶。農產品、黃金、礦產資源等大宗商品的價格也經歷了相似的調整。次貸危機顯現之后,各經濟體也紛紛下調了其國內利率水平。為了強化宏觀經濟政策的干預力度,美聯儲多次降息,聯邦基金率自去年年初的4.25%降至0%-0.25%,降至歷史新低。為了應對經濟衰退,其他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體紛紛采取協調行動,推動數輪大幅聯合降息。與此同時,勞動力價格水平也呈現出下滑趨勢。由于預期消費水平降低,企業主正在壓縮產出、裁員或降薪,在不確定性越來越大的時候,企業首先考慮的是謹慎行事。

3.市場悲觀態度弱化了政府干預的效果

市場信心與政府干預存在微妙的關系,此前美國政府對貝爾斯登的救助曾一度使危機趨于平緩,但此后拒絕援助雷曼兄弟的戰略性失誤,令危機全面升級,此前暫時重建的信心最終隨雷曼兄弟的煙消云散。丟失信心的市場呼喚政府的介入。為了應對金融危機,各國政府出臺了規模龐大、層次多樣的救市計劃,減息、注資、推出擴張性財政刺激計劃等等。政策效果地釋放離不開市場主體的積極配合,但在悲觀預期的環境中,市場對于刺激政策的冷漠會弱化干預效果。例如,之前美國政府向銀行系統注資來迫使銀行解除拆借限制,但是銀行本身處于水深火熱之中,僅僅遵循自身利益行事,銀行間融資壓力并沒有得到緩解。又如,美國政府希望建立公私合營投資基金購買問題貸款和證券的計劃很可能也是一廂情愿,畢竟當前“現金為王”的投資理念很難激發私人資金介入這一領域。

二、客觀審視金融危機與中國經濟增長放緩

經濟走出困境的過程,伴隨著市場信心的重建,如果在經濟衰退時一味強調不利因素,無視經濟運行中的有利因素,就會讓悲觀預期拖延經濟復蘇的時間。日益融入國際經濟秩序的中國沒能在全球金融危機中獨善其身,經濟增長放緩已經定局。正因如此,中國更加需要客觀審視此次金融危機以及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原因,為市場主體重建信心奠定基礎。

1.經濟周期具有不可避免性和內在合理性

當前全球各主要經濟體正處在經濟周期的衰退期,盡管各國政府紛紛采取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對經濟進行干預,但是不能在短時間內徹底治愈衰退,衰退總會在一輪繁榮過后不期而至。立足經濟周期視角,當前經濟衰退與8年前美國互聯網泡沫危機有極為深遠的聯系,在互聯網泡沫破裂以后,美國聯邦儲備銀行通過擴張性貨幣政策激活了美國國內的房地產市場,令經濟很快復蘇并趨于繁榮,但是這種繁榮景象的背后并非經濟自我調整后健康機體,從本質上看仍然是一個泡沫,并且比此前的互聯網泡沫更大。2007年,美國房地產市場泡沫破裂,造成了此次全球金融危機,使美國乃至全球不可避免的陷入衰退,事實上,今日的嚴重衰退正是一場姍姍來遲的衰退。

2.外部與內部原因致使中國經濟增速下降

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中國經濟增長趨于放緩。自2008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長10.6%,此后四個季度漸次回落,至2009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長速度降至6.1%(見圖2)。全球金融危機首先沖擊了深度參與美國金融市場的經濟體,隨后波及了高度負債和依賴外部融資的經濟體,最后影響了對外依存度較高的國家。由于存在資本項目管制并擁有巨額外匯儲備,中國經濟受到沖擊的程度遠遠低于歐盟、韓國、冰島等經濟體,但是隨著危機向實體經濟轉化,中國由于較高的對外依存度而成為危機損失的被轉嫁方之一。與此同時,在危機來臨前的一年多來,中國宏觀經濟政策一直趨于緊縮,為了醫治久久不能平抑的經濟過熱,多次提高利率、調高準備金率、加速貨幣升值甚至直接控制信貸規模和流向,也給經濟增長不小的內在壓力,但是隨著政府轉向擴張性政策的出臺,來自政策方面的壓力轉變為增長的動力。

三、保持中國經濟發展信心的力量源泉

溫總理指出,在經濟困難便面,信心與合作比黃金和貨幣更重要,信心是戰勝危機的力量源泉。從現在的情況看,中國經濟增長的信心來自于國內經濟增速快于發達經濟體和同類型國家的事實以及中國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有力實施。

1.中國經濟增速快于發達經濟體和金磚四國另外三個國家

外部沖擊和此前緊縮性的政策冷卻了一度過熱的中國經濟,但是和全球主要經濟體相比,中國經濟沒有想象的那么糟糕。自2008年第三季度,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相繼陷入衰退,紛紛出現連續兩個季度出現負增長的情況;金磚四國的另外三個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在2008年前三季度實現了6%-7%的增長速度,而中國同期增長速度達到9.9%。從投資和消費情況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略有提高。2009年一季度,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8.8%,比上年同期加快4.2個百分點。消費增速趨于平穩,2009年一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5.0%,未來,消費依然是GDP中相對穩定的因素。

2.中國政府具備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信心和能力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中國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出手快、出拳重的特點充分顯示了我國政府捍衛經濟增長的決心與信心。去年11月份,國務院宣布高達4萬億元的經濟刺激方案,其中政府籌措1.2萬億,其余來自配套貸款和自籌資金。投資方向集中于公路、鐵路、港口、機場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同時,中國政府家底厚,國有經濟部門資產規模大、質量優的特點保證了中國政府有能力落實刺激計劃:第一,2008年,中國外匯儲備增至19460億美元,過去的5年時間中,財政收入一直保持了較為快速的增長,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只有30%左右,銀行和社保基金的隱性債務大幅降低。第二,國有經濟部門在中國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比重已經達到43%左右,國有商業銀行資產總量增至中國商業銀行總資產的近60%,且銀行的不良資產比例降至7%左右。隨著各項刺激政策的逐步落實,刺激計劃已初見效果,自2008年12份至今,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連續四個月回升,并與2009年3月一舉突破標志著經濟擴張和收縮分界點的50點關口,達到52.4。

參考文獻:

[1]吉爾•福斯樂.2009:全球經濟預測與展望.國際金融研究,2009.2.

[2]黃益平.美國金融危機與中國經濟增長前景.國際金融研究,2009.1.

對宏觀經濟政策的看法范文第5篇

政策取向需從短期目標轉向長期目標

2009年,我國難尋先例的經濟刺激計劃,全年高度寬松的信貸高增長,是中國經濟領先于其他經濟體復蘇的主要動力。目前這些措施已經取得了預定的成果。中國經濟已扭轉了此前的下滑趨勢,實際產出正逐漸回到潛在產出值附近,2009年12月高達10.7%的GDP增速也證實了這一點。毫無疑問,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后中國經濟之所以較世界各國率先復蘇,主要得益于超出預期30%的銀行信貸增長,以及大規模的財政刺激措施。按照政府的政策邏輯,面臨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沖擊下的巨大不確定性,使得經濟刺激政策可以適當矯枉過正。但中國經濟度過難關之后,目前的當務之急或許也是最大的困難,可能在于如何從應急性的短期政策轉向處理中長期發展的問題。

在探討中國的事情之前,可以回顧一下美國次貸危機的發生過程?？梢园l現,這場危機很大程度上是一場由于資產負債表危機引起的金融風暴。在危機最為嚴重的時候,大量的金融機構、企業和家庭的資產負債表中,由于資產方迅速縮水而負債方不由市場定價而固定不變,這導致了眾多金融機構與企業出現了資不抵債的情況。實際經營中賬面上的巨額虧損和家庭財富的巨額縮水,引致金融機構貸款的大萎縮、企業投資的崩潰,以及家庭消費的下降,并進一步導致市場流動性枯竭和金融交易崩潰?？梢哉f,此次全球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影響的主要傳導機制就是資產負債表的沖擊。這或許就是這場危機發生以來最本質的因素。這與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大蕭條乃至日本上世紀90年代的經濟低迷的機理完全一致。認識到這一點有助于理解歐美發達國家救市的基本脈絡。應該說,美國次貸危機從性質上來看,既不是政府財政收支危機,也不是國際收支的危機,而是發源于私營部門的金融交易和金融創新的危機,同時這場危機的規模是私營部門所無法承受的,因此必須由政府力量大舉介入來克服危機。事實上在明確了這場危機的本質后,美國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財政部增發國債購買有毒資產,政府直接注資于即將破產的金融機構,美聯儲印發鈔票,財政部出臺的公私合作計劃等等,這些措施的基本邏輯就是用美國的國家信用為擔保,用發行債券和印鈔所獲資金注資于金融機構,注資于金融市場,以此增加市場的流動性。其最終目的就是把有毒資產從金融體系中剔除,幫助金融體系恢復正常交易,并借此推動經濟的復蘇。

中國基本上遵循了與美國和歐洲國家相同的路子,在穩定的國內宏觀經濟環境下,2009年政府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短期來看確實促進了GDP的V型回升。但是從中長期來看,考慮到經濟刺激政策總是有一定限度,經濟的增長不能總是寄希望于政府的宏觀刺激政策等,政策的逐步退出將是最終的必然選擇。在這方面日本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證。上世紀8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連續實行了幾個經濟刺激計劃,希望通過公共建設項目和貸款計劃來迅速振興經濟。但從1996年到2002年,日本經濟依然停滯不前,人均GDP只實現了0.2%的微小增長,持續的經濟刺激政策最終并沒有提高日本的經濟增長率。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是日本政府著眼于單純依靠經濟刺激計劃來推動經濟增長,而對于經濟增長的長期驅動力因素重視不足,經濟刺激計劃并沒有轉換成通過服務業和消費來拉動,導致刺激經濟的政策實際效果不佳。一般來說,經濟復蘇初始階段最大的推動力通常是政府,但隨著經濟的逐步恢復,私人資本必須取代政府投資成為經濟的主要推動力,才能保證經濟的持續恢復和增長。探討中國什么時候撤出經濟刺激政策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必須要將下一步的政策取向轉移到保證經濟發展的中長期目標的實現上來。

根據我國過去數年的經驗,如果貨幣流通量年增長率超過20%,一段時間以后就會反映到資產價格和通貨膨脹上面。而在2009年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之下,M1和M2分別增長了32.35%與27.68%,遠超歷史平均水平。此外,在政策出臺初期,M1的增長速度一直低于M2的增長速度,但隨后兩者在2009年9月出現了M1速度大于M2速度的剪刀差,2009年12月底二者的差距已經擴大到4.67個百分點。這意味著貨幣流通速度加快,居民的通貨膨脹預期開始形成,國民經濟面臨著通貨膨脹預期加強和資產價格出現泡沫化的雙重危險。從價格指數來看,12月CPI為1.9%,PPI為1.7%,也初步證實了上面的推斷。中國宏觀經濟之所以出現貨幣超發、流動性泛濫和資產泡沫形成的問題,從根本上說是增長模式的問題。鑒于中國長期采取依靠資源投入和凈出口(出超)拉動的經濟發展方式,短期經濟刺激政策無法解決經濟長期增長中的問題。而長期問題是經濟發展中繞不過去的坎。只專注于短期目標并通過注入流動性救市而忽視長期問題的解決,單純依靠向國民經濟注入流動性的短期政策來保證中國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采用增加海量投資和貸款的辦法來增加總需求,是不可能長期持續使用的,最終將會影響中國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寬松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不可能持續太久,這是以往的經濟危機給各國提供的經驗教訓。當前必須盡快將政策取向轉向長期目標。具體而言,應重視經濟長期增長中的一些根本問題,如在經濟政策退出的同時逐步引導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促進經濟結構優化,避免經濟對重型工業的過度依賴,大力發展服務業和民營經濟,以便保證長期持續穩定的增長。

可將匯率作為脫鉤美國貨幣政策的重要工具

對于宏觀經濟政策的各種組合而言,選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雙緊或者雙松組合是力度最大的,也是經濟金融形勢最為嚴峻的時候實施的。例如當有效需求嚴重不足時往往選擇雙松政策組合,包括增加財政支出、減稅、降低利率,以及增加貨幣供應量等。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全球性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成為必然的選擇,相對而言,中國采取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實際上就是最大力度的宏觀經濟政策配合。尤其是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目前的突出問題是,宏觀刺激政策導致我國面臨資產價格膨脹與通脹預期加強之后,如何找準合適的時機退出成為中國面臨的一個挑戰。

從貨幣政策的運行來看,政策的退出與人民幣匯率制度的現行框架具有很強的關聯性。鑒于人民幣匯率事實上釘住美元,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可能在短期內給中國貨幣政策退出的方式和節奏形成約束,這導致中國貨幣政策的靈活性大打折扣。從美國方面來看,雖然在787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和救助計劃下美國經濟觸底反彈,但目前連續數月10%左右的失業率和充滿變數的房市表現,仍然使美國未來的經濟復蘇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為加速金融機構的去杠桿化,美國政府和聯儲局向經濟注入了大量流動性,2009年三季度美國GDP開始轉正。但是歷史經驗表明,失業率對美國選擇何時加息更為關鍵,鑒于“無就業復蘇”的現實,美聯儲將在貨幣政策上維持當前0～0.25%的聯邦基金基準利率水平,且短期內至2010年下半年可能不會調整利率水平,已經成為市場共識。甚至可以判斷這一政策基調仍將在一段時間內繼續維持。目前美聯儲采取“數量型放松”工具微調貨幣政策,例如通過諸如“定期存款工具”(term deposit facility)和逆回購協議的方式,回收市場上龐大的存量流動性。但從某種意義上說,美聯儲推出的“定期存款工具”只是個技術性工具,更大的問題在于它對銀行資產的擔保實際上難以退出。經濟形勢的復雜性使美聯儲目前面臨政策選擇上的兩難困境。如過早啟動退出政策,可能會延緩經濟復蘇進程,甚至導致經濟二次探底;而如果刺激政策退出太晚,通脹又可能失控。綜合起來分析,目前美聯儲更傾向于使用某些非常規工具和手段,而非更具效果的利率工具。在美聯儲這種長期的低利率政策下,中國需要做的是與美國的貨幣政策脫鉤。

目前,中國已經或多或少啟動了經濟刺激政策的退出政策,如2010年1月人民銀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對部分放貸銀行征收差別存款準備金率;連續提高3月期和1年期央行票據發行利率引導市場預期;銀監會對部分商業銀行實現貸款規模控制,甚至針對個別銀行進行信貸的窗口指導等等,均預示中國正在考慮退出經濟刺激計劃。這些措施對于引導市場預期,合理約束商業銀行的信貸行為是較為有效的方法。但同時還應注意,目前中國的經濟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的退出還只是局限在一個相對有限的范圍,一些價格型政策工具如利率工具等尚未使用,這導致政策退出的效果受到一定質疑。尤其是如果不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在貨幣匯率政策上進行適時調整,當下的各種宏觀政策將難以真正實現緊縮效果。面臨美聯儲當前長期的低利率政策,中國需要做的是盡快與美國的貨幣政策脫鉤。這需要引入匯率因素作為重要的政策變量使用。

中國經濟增長模式長期借助于出口拉動,這個模式的可持續性目前正在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紤]自身因素,資源逐步枯竭,勞動力成本也逐漸增加;考慮外部因素,各國國內經濟結構的調整,全球范圍內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等等。這些因素將難以保證中國出口額繼續增長。中國在退出經濟刺激計劃,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過程中,必須要有向內的對策給以支持,而匯率則是個重要的工具變量。中國需要有自己的貨幣政策工具,匯率可成為緊縮政策的一部分。需要改變目前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加大市場力量在這一機制過程中的成分。當然這不意味著中央銀行對匯率完全不干預。實際上現實中大多數的國家政府也關注匯率政策,我國可以學習加拿大等國的做法,允許匯率在長期內大幅度變化,允許長期內升值。但在具體操作上,可以對每日的超常浮動進行干預,如果短期內變化太大,可以通過調整利率以影響匯率,穩定市場。當前需要作的就是推動人民幣恢復緩慢升值,可以開始人民幣有序、漸進的升值進程。人民幣升值的啟動也就意味著短期性反危機政策的全面退出,并向長期結構性調整政策的成功轉型。

宏觀經濟刺激政策的退出之路

此次全球金融危機表明,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實施時間太長,便容易引發資產泡沫,過去幾十年間也在這許多國家得到驗證。以往的經驗還表明,即便通脹相對穩定,產出實現增長,也不能防范資產泡沫破滅給經濟帶來的重大沖擊。目前我國的資產泡沫問題已經有所抬頭,價格指數也在節節走高,這對于經濟刺激政策的退出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我國的經濟刺激政策中,主要是拉動總需求的短期性貨幣財政政策。在實行了一年多的刺激政策,GDP增速已逐步改善前提下,應根據形勢擇時啟動這些短期性反危機政策的退出機制。

鑒于目前我國人民幣釘住美元,中美利差的變化將影響中國的資本流動,貨幣政策的調整必須關注美國貨幣政策的變化和美國貨幣政策退出的溢出效應。目前,美國刺激經濟政策的退出具有幾個特點。首先是臨時性經濟刺激措施將逐步停止使用,危機時的臨時性刺激經濟政策不再擴大規模,量化寬松政策呈放緩態勢,為刺激經濟政策徹底退出做準備。其次是貨幣政策收緊呈現漸進的態勢,并逐漸從數量型工具向價格型工具轉變。最后是美國正在削減財政赤字的規模,并逐步使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恢復正常,減輕此前的膨脹局面。中國的經濟刺激正常退出很大程度上可以借鑒美國的經驗。具體到中國的情況,時機選擇來看,我國經濟刺激政策退出時機的選擇需要考慮四個因素,即世界經濟的復蘇情況、國內私人投資的啟動情況、通貨膨脹與資產價格上漲的情況和世界各國經濟政策退出的情況。從目前觀察到的世界經濟復蘇跡象和中國國內的實際情況來看,大規模的經濟刺激可以考慮退出,具體實施上可分兩個階段進行。

第一個階段是采取措施使政策從過度刺激向正常刺激轉化。在這個階段,財政政策暫且可以按兵不動,但應考慮調整政府支出結構,進行適度的減稅等。對于貨幣政策,這個階段可以將“管理通脹預期,控制資產泡沫”作為核心內容。對于這個核心內容需要切實貫徹有關的具體要求情況。如強調管理通脹預期和控制資產泡沫需要清晰的政策目標,這有助于市場形成穩定的政策預期,否則可能導致預期的紊亂以及對市場的沖擊。考慮到操作層面,當前貨幣政策應當設定一個清晰的信貸增長目標和貨幣供應量目標。目前看來,要觀察宏觀政策的退出,關鍵的指標還在于信貸增長。綜合各方考慮,可以將信貸增長仍然維持在20%左右,稍微高過此前正常年份的15%～18%。我國在政策實施中需要避免一個問題,即由于政策目標不清晰,導致金融機構為了防止可能的信貸緊縮而大規模提前發放貸款,引起信貸在不同季度和月份之間的分布更為不均衡。實際上這從2010年1月的信貸數據已經可以看見這種端倪。各家金融機構與貸款賽跑,1月份的前三周即已達到1.5萬億元,距離2009年同期的1.62萬億元不遠,生成這一現象歸根結底是政策目標不清晰。

此外,提及控制資產泡沫,要求貨幣政策從操作上不僅要緊釘住CPI指標,還應考慮資產價格的變化情況。尤其是對于資產價格泡沫,可從此次危機中的美國、英國、冰島、阿聯酋等國得到一些啟示。即貨幣政策不僅僅應該關注通貨膨脹,還需要對股市和房市的資產泡沫作出足夠反應。尤其在抵押貸款市場較為發達,“金融加速機制”效應較為明顯的經濟體中,貨幣決策應更為重視房價變量。因為資產價格對經濟運行和公眾預期變化更為敏感,資產價格持續上漲可以作為一種判斷流動性過剩的早期和直觀預警。需要提及的是,目前貨幣當局對于資產價格是否納入貨幣政策目標有不同看法,似乎傾向于暫時不予考慮的態度。這種格林斯潘式的“事后救助”思維,意味著資產價格上漲時中央銀行對其放任自流,泡沫破裂后再進行救援。而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的巨大破壞力,就印證了“事后救助”策略可能帶來嚴重后果。目前我國中央銀行需要重新定位貨幣政策的角色,應將資產價格納入政策范圍之內,使貨幣政策更加關注資產價格和初級產品價格變動的影響。從操作的可行性上看,可以編制廣義的包含資產價格在內的價格指數?？紤]到房地產價格的變動趨勢相對穩定,且與經濟周期變化較為吻合,可首先探索將房地產價格變動納入整體物價指數中,央行加以監測并定期反映到貨幣政策操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