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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初的經濟政策范文第1篇

自古以來農業不僅是人民生存的關鍵，也是統治者鞏固統治的基礎，是社會安定富庶的根本所在。重視農業和關于發展農業的思想，早在原始社會后期就已經萌芽，“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隨歷史進入階級社會，農業的重要性顯著增加。“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居者有畜積。”帝堯“命羲和‘敬授民時’”，“民賴其慶”，“晉唐叔得嘉谷，獻之成王”，“周公作大誥……次歸禾，次嘉禾……”戰國初期魏國李悝力主發展農業生產，其變法中重要的一條即“盡地力之教”，認為農業不僅是人們的衣食之源，而且是創造財富的途徑，“農傷則國貧”，農業更是保證社會安定的因素。商鞅在秦國變法，進一步把農桑確定為社會經濟發展的“本業”，重本而抑末，“J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商鞅之后的茍況，也把農業視為“本業”，認為它是增加社會財富的源泉，只要做到“強本而節用”，就能使國家富強。戰國末年的韓非，則更明確提出了“富國以民”，也同李悝和商鞅一樣把農業視為創造財富的途徑。秦始皇統一六國后，重農思想仍沒有改變。始皇二十八年，瑯琊臺刻石日：“……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漢代秦興以來，進一步繼承重農抑商的思想。特別在漢初殘破的經濟條件下，“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穰，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發展農業、與民休息就成為當務之急。順應這一歷史要求，漢初統治者，鼓勵軍民開墾荒地，減免賦稅，減輕徭役，約法省禁，將“無為而治”的思想發揮到了極致。統治者對農業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認識。漢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以此來保護和鼓勵農業生產。漢文帝說：“夫農，天下之本也。”“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為生也。”漢景帝說：“農，天下之本也。”晁錯也認為農業是“政之本務”、“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衣則寒”。可見漢初從最高統治者到一般政論家，都把農業視為立國的根本，把發展農業當作政務的中心。

據《史記?平準書》記載，西漢初年因“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所謂“令民鑄錢”，即國家不再壟斷，允許百姓自己經營鑄錢。孝文帝時期，“令民縱得自鑄錢”，特別是其寵臣“鄧通錢滿天下”。漢代以前，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是否存在國家壟斷鑄幣，到底有沒有私人鑄幣我們不得而知，但《楚漢春秋》中曾記載秦朝末年項梁部下違法私鑄錢幣的事：這可以說明秦朝官方是壟斷鑄幣權的，但漢初即打破這種壟斷，任民自鑄。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說的很清楚：“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由于農業勞動強度大而獲利小，造幣利大，因此漢初的放任民間鑄幣的政策誘使許多百姓棄農務工。在一定時期內，社會人口是相對穩定的，如果從事“末業”的人多，則從事本業的人必然減少，從而使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的比例失調，給社會生產帶來不利的影響。漢初“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孝文帝時“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不可否認，國家不再壟斷鑄錢，使大批農民“背本而趨末”，是導致糧食困乏的重要因素之一。

漢初的幾位政論家對這種情況也有初步的認識。賈誼認為漢初糧食儲備缺少的一個重要原因即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少，而坐食糧食的人多，“今背本而趨末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他曾提出了許多解決農業生產問題的措施。賈誼在《新書》中，提出了自己的一套貨幣主張，其中重要的一條大旨即是：不準私人采銅鑄錢，可使大批勞動力回到農業生產中去，有利于農業的發展。這是較早認識到私鑄貨幣危害農業生產的看法。晁錯也認為漢初“蓄積不及”的原因是：“地有遺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換言之，由于從事末作之業的人太多，生產發展不夠。元帝時期，貢禹上書言得失：“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余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眾，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摔中杷土，手足胼胝，已奉谷租，又出稿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起為盜賊。”可見他對鑄錢之害已認識相當透徹。

雖然漢初已有人認識到從事農業的人數減少會損害到農業生產的發展，并已隱約認識到民間私鑄錢幣與農業勞動力減少的關系，但一直沒有把禁止民間私自鑄幣問題提上日程。直到漢景帝平定“吳楚七國之亂”后，朝廷才開始收回鑄幣權，頒布私鑄錢判棄市罪的法令，允許民間私人鑄錢的階段就此結束。漢武帝時期，推行了一系列經濟政策，進一步控制了國家鑄幣大權，并頒布盜鑄諸金錢罪皆死的嚴刑峻法，但受高額利潤的誘使，從建元以來，“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余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眾。”雖然這樣，據《平準書》對當時經濟狀況的記載，我們還是可以看出禁鑄私幣的一些成果。漢武帝時期，“非遇水旱災害，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財貨……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這與漢初糧食匱乏的局面形成鮮明的對比。

漢初的經濟政策范文第2篇

隨著2月25日關于朝核問題的新一輪六方會談在北京舉行，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朝鮮半島。一直努力介入半島事務、推動朝鮮融入國際社會的歐盟沒有在會談桌上找到它的位置，其內心自然別有一番滋味。

朝鮮最大的外援方之一

從1995年朝鮮首次呼吁國際社會救助至1998年，是歐盟對朝鮮“開始接觸”時期。當時歐盟接觸朝鮮主要是通過歐洲國家在朝鮮的非政府組織以及世界糧食組織向朝鮮提供物質援助。歐盟援朝名目繁多，既包括糧食以及各種人道主義援助，也有機制化的“介入”，如向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織捐款等。據歐盟委員會統計，截至2002年底，歐盟向朝鮮提供的援助共值3億歐元，是朝鮮“最大和始終如一的外援來源地之一”。其中人道主義援助為3800萬歐元（1995年～2000年），糧食援助約為1．68億歐元（1997年～2001年）。1997年歐盟主動加入由美國、韓國、日本組成的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織。此后至2000年，每年向該組織提供價值1500萬歐元的燃油。2001年，歐盟決定繼續保持同該組織的合作，承諾在2001年～2005年期間將每年向其貢獻2000萬歐元。

歐盟對朝鮮援助還向更高層次邁進。2000年10月和11月，歐盟各國外長兩次開會決定，加強對朝鮮在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的“技術性援助”。翌年2月，一個由專家組成的歐盟實地考察團抵達平壤。他們發現朝鮮最迫切需要對一些重要政府部門進行“基本訓練”，包括了解國際貿易和金融知識，掌握能源、交通等方面的管理能力以及幫助朝鮮融入世界經濟、實現社會和經濟持續性發展等。隨后，歐盟舉行“成員國援助朝鮮協調大會”，朝鮮也派官員參加了大會。在實地調查和成員國協商的基礎上，歐盟委員會于2002年3月出臺了一個新的對朝四年援助計劃，正式名稱為《歐盟委員會―――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國家戰略文件”2001－2004》。朝鮮對與歐盟國家發展經濟關系也表現了熱情。2002年3月初，朝鮮一個高級經濟代表團訪問了歐盟總部、比利時、英國、意大利、瑞典。歐盟與朝鮮雙方關系出現了空前熱烈的場面。

“全面接觸”的老手

與美國不同，多數歐洲國家在國際上主張“接觸”政策，對“制裁”和“斷交”比較謹慎。歐洲人不僅對朝鮮等被美國列為“無賴國家”的國家采取接觸政策，而且還向人們表明它們對美國也是采取接觸政策，目的也是希望影響美國的思維和行為方式。

1998年，歐朝關系進入了全面接觸階段，雙方舉行了第一次高層政治對話。迄今，歐朝共舉行了五次地區司長級的政治對話。2000年歐洲各國掀起了與朝鮮建交的熱潮。1月，意大利與朝鮮建交，年底，英國僅用一周時間就完成了兩國建交談判。

歐洲國家與朝鮮建交熱曾使日本、俄羅斯等國感覺到了壓力。日本一家媒體表示，朝鮮與歐洲各國關系的密切，使得與朝鮮之間尚存在懸而未決問題的日本產生了“孤立感”。另一家媒體還指出，歐洲在外交上與朝鮮的接近，使得俄羅斯這個從蘇聯時代起就與朝鮮保持同盟關系的大國手中的“朝鮮牌”開始貶值了。繼成員國與朝鮮建交之后，歐盟執行機構―――歐盟委員會也于2001年5月14日宣布了與朝鮮建交的決定。目前，除法國外，歐盟所有成員國都與朝鮮建立了外交關系。

在南北朝鮮關系緩和、歐洲各國與朝鮮建交熱的鼓舞下，2001年3月，歐盟15國首腦做出了進一步加大與朝鮮交往力度的決定。同年5月，歐盟輪值主席、瑞典首相佩爾松與歐盟負責外交與安全事務的高級代表索拉納以及歐盟委員會外交委員彭定康率團訪問了平壤。歐盟“三駕馬車”訪朝將歐朝關系推向了。根據歐盟官方公開文件，歐盟代表團訪朝時，與舉行了會談。對遠道而來的客人承諾：保證回訪漢城，遵守與美國1994年簽署的“框架協議”，至少在2003年不進行導彈試驗，同意與歐盟開展試探性人權會談。在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表示他希望制定并實施新經濟政策，并決定派一個高級官員團訪問歐洲，了解歐盟經濟政策模式。

由上可見，無論是對朝援助，還是與朝鮮政治對話，亦或關系正常化，在與朝鮮開展的各方面接觸中，歐盟在當時均走在了美國和日本的前面。

空白的一年

正當歐洲各國與朝鮮關系迅速發展之際，2003年10月朝核危機再次爆發，歐朝關系出現了急剎車。一個月后，歐盟15個成員國外長討論了朝鮮半島形勢以及歐盟對朝政策，對朝鮮核計劃深表“嚴重憂慮”，強烈敦促朝鮮立即徹底放棄核計劃，不折不扣地遵守所有國際承諾，還要求歐盟各個成員國及歐盟委員會重新審議各自對朝鮮政策，包括對朝鮮的技術援助項目及貿易措施。

由于歐盟給自己與朝鮮的關系設了一道欄桿，2003年歐朝關系驟然降溫。在2003年歐朝關系大事表上人們發現一片空白。歐盟渴望能夠有機會直接參與有關朝核問題的會談，因此支持召開由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為一方，以歐盟、日本和朝韓兩國為一方的談判方案。但這一方案也因為沒有得到有關方面接受而不了了之。到2003年底，歐盟最終放棄了派高級代表團訪問朝鮮的計劃。12月，一個由歐盟輪值主席國意大利外交部亞洲司司長率領的歐盟司級代表團訪問了平壤和漢城。

盡管歐盟與朝鮮關系處于停滯狀態，歐盟也難以坐到朝核問題談判桌前，但歐盟堅決支持有關各方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問題的立場。同時，歐盟在2003年仍保留了對朝鮮的人道主義和糧食援助。在原先的基礎上，歐盟委員會還在5月新批準了一項價值750萬歐元、專門針對朝鮮醫療方面的人道主義援助項目。

全球安全“玩家”？

有關朝核問題的“四方會談”和“六方會談”均與歐盟無緣，這使人們對歐盟給自己確定的全球安全“玩家”角色產生了疑問。歐盟第一次以法律條約的形式提出實施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目標是上個世紀90年代初。但直到1999年科索沃戰爭后，這個以經濟、貿易見長，“性格內斂”的組織才可以說真正踏上了建設歐洲共同安全和防務的艱難路程。2003年5月，一支由六萬人組成、有能力在兩個月內趕往出事地點、執行長達一年時間任務的歐盟快速反應部隊宣告誕生。盡管這支部隊與北約的職能不同，主要是用來處理地區沖突，執行維和、人道主義使命，但它畢竟是屬于歐盟自身領導的、獨立于北約的武裝力量。這支部隊的建設提高了歐盟獨立應對本地區以及其他地區安全危機的能力。

漢初的經濟政策范文第3篇

關鍵詞: 高中歷史復習經濟發展原因

歷史科高考的重要內容之一是經濟史。而在經濟史的考查中又常常涉及經濟發展的原因、表現、從中得到的啟示等。不同時期,不同國家經濟發展的具體表現和原因是各不相同的,很多學生會覺得多而亂,但是只要我們在復習中注意總結規律便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首先,經濟發展的原因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概括:環境、技術、市場、政策、資金、勞動力、資源。

其次,高中歷史包括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世界近現代史。中國古代史講述了中國從先秦時期到清朝前期的歷史,中國古代社會是傳統的農業社會;中國近現代史則講述了1840年到20世紀90年代的歷史,是中國由傳統農業社會向近代工業社會過渡的歷史;而世界近現史則講述了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歷史,包括經濟工業化、政治民主化及世界科學技術發展的歷程。在分析古代經濟及近現代經濟發展原因時的側重點是不完全相同的。

一

在中國古代史中,對于經濟發展的原因,我們主要從環境、政策、技術、市場、勞動力等方面分析,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環境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國家統一,社會安定為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如漢朝、隋唐、元明清;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朝相對安定,江南地區得到開發。

(二)統治政策對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統治者對土地政策、賦稅政策的調整都影響到經濟的發展。如西漢初期漢高祖、漢文帝、漢景帝的休養生息政策使漢初經濟得到恢復發展,為漢武帝的大一統提供了物質基礎;唐太宗輕徭薄賦,勸課農桑,武則天重視發展生產,這為后來“開元盛世”的出現做了準備;清朝的更名田、地丁銀等都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三)生產力的發展促進經濟的發展。它包括生產技術的進步、水利工程的興修、生產工具的改進、作物品種的引進等。如商周時期我國人民已經會用綠肥和糞肥,戰國時期的都江堰、鄭國渠,唐朝的曲轅犁、筒車,宋朝引進占城稻,明朝引進玉米等都促進了我國農業生產的發展。

(四)經濟的交流帶來雙贏的效果。它包括:1.中外經濟交流促進了經濟的發展繁榮。如隋唐時期、宋元時期頻繁的對外貿易擴大了中國產品的海外市場,促進了我國手工業生產技術的進步及手工業和商業、城市的繁榮。2.國內各民族間的交流既促進了邊疆地區開發,又使中原地區得到了發展。

(五)勞動人民的辛勤勞動。

二

在近現代史中,對于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原因,我們側重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環境、技術、資金、市場、資源、勞動力、政策等。

(一)環境。和平的國際環境,安定的國內環境,與周邊國家的友好關系都是一國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如二戰后歐洲、亞洲國家經濟發展就得益于和平的環境。兩次世界大戰中英法德等國家經濟發展都受到嚴重破壞,而美國經濟實力更強,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大戰中美國本土遠離戰場。

(二)技術和資金。科學技術是第一生力,現代國際競爭實際是科學技術人才的競爭;而資金的缺乏也會嚴重影響經濟的運行。如工業革命使英國成為世界工廠,在于它積極地運用了最新的科技成果;19世紀晚期英國經濟發展速度慢于美國和德國,工業產值由世界第一下降到世界第三,其原因就在于英國的資本家不愿對國內的老企業進行設備的更新及采用新技術,同時把大量資金輸往殖民地以獲得高額利潤。二戰后聯邦德國及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原因在于兩國都重視采用新技術,重視科學教育事業的發展;都實行國民經濟非軍事化,把資金最大限度地運用于經濟發展上。中國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經濟發展迅速,除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原因外,也在于對外開放,引進了外國先進的技術及資金。

(三)市場。統一的國內市場,廣闊的海外市場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如殖民擴張使英國成為世界最大的殖民帝國,廣闊的市場需求成為英國率先進行工業革命的直接原因。美國內戰,德意志統一,日本明治維新等都為本國經濟發展提供了統一的國內市場,促進了本國經濟的發展。

(四)資源。19世紀晚期美國經濟發展的原因之一是西部領土的開發提供了更豐富的、資源的、更廣闊的市場;德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也得益于從法國得到的阿爾薩斯和洛林的礦藏資源。1973年西亞國家提高石油價格引起了二戰后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五)勞動力。1861―1865年美國內戰廢除了奴隸制度,為美國經濟發展提供了勞動力;19世紀晚期美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之一是歐亞移民的涌入提供了勞動力,并帶來了必要的技術和經驗。而1861年俄國農奴制改革同樣促進了俄國經濟的發展。

漢初的經濟政策范文第4篇

西漢建國之初，經濟凋敝，百廢待興。為恢復生產，穩定統治秩序，“掃除煩苛，與民休息”。①當時，在認定工商與農皆“貧富之道莫之奪予”的道理時，“無為而治”被認為是最好的指導思想。因此，西漢前期在扭轉“百業蕭條”局面的過程中，對工商業也采取了較為寬松、優惠的政策。

(一)“弛商賈之律”。劉邦即位之初，曾頒布“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的法令，并規定商人及其子孫不得“仕宦為吏”。但這個“賤商令”，為時不長。在惠帝、呂后當政時，以“天下初定”為由，斷然下詔“復弛商賈之律”。②這一政策。不僅改變了商賈的某些社會地位，而且也為商賈經濟力量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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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漢書)卷五(景帝紀)。

② (史記)卷三十(平準書)。

(二)“弛山澤之禁”，對山林川澤實行開放經營。①漢高祖劉邦之時，已將冶鐵、采礦、煮鹽等山澤之源下放給私人經營，聽民自由開采。呂后在位期間，雖然一度對鹽鐵私營有過“禁令”，但文帝即位后，仍“縱民冶鐵、煮鹽”，②繼續放任私人對鹽鐵的產銷。當時“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鐵石、鼓鑄、煮鹽，一家聚眾，或至千余人”。③這種大規模的縱民冶煮，使工商主勢力得到了很大發展。

(三)“通關去塞”，任民周流。漢初，“除苛解嬈，寬大愛人……通關去塞”。④為便利往返商旅，曾采取措施，“開關梁”，疏通關塞。至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又詔：“除關，無用傳”，⑤即取消進出關卡檢查“符傳”的規定。景帝時雖曾考慮到“七國新反”，而“復置傳”，但關塞仍然開放，而且免征關稅，以利商賈。

(四)開放關市。“邊塞開斥，與民無禁”，⑥對關市實行開放政策，允許邊關自由貿易。當時“與匈奴和親，通關市”，和南越也有“關市”。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一度限制的主要是鐵器，其他關市貿易照常進行。通關市，不僅對周邊少數民族貿易提供了條件，也有助于漢族商賈出關經商，加強了與周邊少數民族的物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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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漢書)卷四(文帝紀)。

② (鹽鐵論．錯幣)。

③ (鹽鐵論．復古)。

④ (漢書)卷四十九

⑤ (漢書)卷四(文帝紀)。

⑥

史稱：“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①西漢的統一，特別是當時的惠商政策，使商業獲得了長足發展，出現了一派商品經濟發展的繁榮景象。

首先一個表現是市場興旺，商品種類很多。司馬遷說：當時的“通邑大都”，有酒、醯醬、漿、馬、牛、羊、彘、谷、薪稿、船、木、竹、軺車、牛車、漆器、銅器、素木鐵器、僮、筋角、丹沙、帛絮細布、文采、榻布皮革、漆、蘗曲鹽豉、鮐、觜、鯫、鮑、棗、栗、狐貂裘、羔羊裘、旃席、佗果菜等。②此外，還有犀、玳瑁、珠璣、玉石等各種奢侈品和養生送終之具。舉凡人民日常生活所需的生活、生產資料在市場上幾乎皆有。不僅商品種類繁多，而且營業額也甚大，動輒以千數。參與市場交易的人，既有普通百姓，也有行商、坐賈、中介商(節阻儈)，還有不少販運商、囤積商等。市場吵吵嚷嚷，熱鬧非凡。

再一突出表現是商業城市繁榮。在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全國形成了不少商業城市。其中京師長安既是政治、文化中心，又是全國的商業貿易中心。其規模之大，超過羅馬三倍以上。全城共有12個門道，每個門道可容納4輛大車并行。城內街道縱橫交錯，有八街、九陌之稱。人口達24萬以上。城內除宮殿區外，有商業區、手工業作坊等。設有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③每個市有各種店鋪，按商品種類排列，稱為“列肆”、“市肆”或“市列”。史云：“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都，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煙云相連。”④各個市場都設有“市長”或“市令”，負責“察商賈貨財貿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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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

② 同上。

③ 陳直：(三輔黃圖校正)，陜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④ 班固：

事”。①協助市令、市長具體管理市政的有“市吏”、“市椽”、“市嗇夫”，他們分管登記市籍，征收商稅，檢查物價、度量衡，維持治安等。除京師長安外，地區性的商業城市還有“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三川之二周，富冠天下，皆為天下名都”。②如洛陽，居天下之中，“東賈齊魯，南賈楚梁”。③臨淄是東方的經濟中心，齊地所產的魚、鹽、漆、帛，特別是絲織品通過此地暢銷全國。早在戰國之

時，就有人口10萬戶，“市租千金”，④此時進一步得到發展。商業城市的發展，為商賈追逐“貨殖”提供了良好的活動條件。

西漢前期涌現出了眾多的富商大賈。當時很多人亦工亦商，工商兼營。他們靠經營冶鐵、煮鹽等，“財累萬金”。如魯人曹邴氏，“以鐵冶起，富至巨萬”。齊之刁間，役使奴仆，“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起數千萬”。⑤蜀的卓氏、程鄭，南陽孔氏，也是由于“大鼓鑄”，又“通商賈之利”，而富至巨萬，腰纏萬貫的。此外，還有一批囤積商、販運商和高利貸商人。例如：宣曲任氏，在秦末群雄角逐之時，“豪杰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后來，“米石至萬”，“任氏以此起富”，⑥靠屯積糧食，成為巨萬富翁。洛陽師史是個販運商，他“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財富積累到七千萬。⑦無鹽氏是一個“其息十倍”、“富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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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陳直：(三輔黃圖校正)，陜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鹽鐵論．通有)。

③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

④ (漢書)卷三十八(高五王傳)。

⑤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⑥ 同上。

⑦ 同上。

關中”①的高利貸商人。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重點介紹的巨富中，有產業家、商業家，也有子錢家。這些富商大賈，儼然是商業資本的化身。他們所獲的利潤相當豐厚，“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息二千，百萬之家則二十萬”。②所謂“息”，就是利潤，“率”即通常、一般之意，“歲萬息二千”，即十分之二的年利息。若有百萬資本投入經營，則每年可收利息二十萬。這是一筆相當可觀的數字。西漢前期百萬之家的商人很多，反映了當時商業資本的大量存在。

貨幣經濟在西漢前期也相當活躍，金屬貨幣使用的范圍很廣。用于財政收入方面，除田租是征實物外，其他如算賦、口錢、更賦、訾算等幾乎全是收斂銅錢；而用于財政支出方面，諸如軍費、官俸等也主要是銅錢，賞賜則多用黃金。金屬貨幣不僅廣泛使用于國家財政收支，用于勞務報酬、公私借貸，而且更大量用于市場上的商品流通、商品計價。在頻繁的商品交換中，貨幣起了非常重要的中介作用。

由于商業貨幣經濟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沖擊到了社會的各個側面，經濟結構、生活方式、傳統觀念等無不隨著變化，而受沖擊最大的是廣大農村。這就是商人兼并農民嚴重，“背本趨末”者多。晁錯說：一個五口之家的農戶，兩個勞動力，耕田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夏秋冬，“四時之間，無日休息”。除去國家的賦斂開支，還要受商人的中間剝削，使得他們只好“賣田宅，鬻子孫”，到處流亡。③又由于“農不如工，工不如商”，所以，當時“背本趨末，浮食者眾”。④他們或為了生存，或為了求利，紛紛棄農經商，離開農業生產第一線。小農的分化破產，直接影響著國家的賦役來源和社會秩序，故賈誼提出要“毆民而歸之農，皆著于本”。但并未收到應有效果。由此可見，西漢前期社會經濟一度富庶的表現，掩蓋了嚴重的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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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卷一百二十九

② 同上。

③ 卷二十四(食貨志)。

④ 同上。

漢武帝即位后，面臨著復雜的民族矛盾和社會問題，“黃老之學”已難于適應加強中央集權統治的需要了。當時，“征伐四夷，國用不足”，長期的戰爭，加之自然災害，使國家財政陷于極端窘困地步。所謂“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縣官大空”，“無以盡贍”。但另一方面，則“商賈滋眾”，富商大賈的勢力惡性膨脹。他們或“積貯倍息”，“以利相傾”；或“乘上所急，所賣必倍”；或“財累萬金”，“不佐國家之急”。他們不僅掌握了相當一部分

的經濟命脈，甚至儼然成了一股與中央政權相抗衡的社會勢力。因此，漢武帝為了從財政上支持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鞏固與發展，對當時的工商業部門，尤其是富商大賈采取了限制、打擊政策。

(一)鹽鐵、酒類專賣。過去對鹽鐵實行包商制，聽任民間開發，實際上多為豪商大家所經營。從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開始，便調整政策，由私營改為官營。當時規定：“愿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鈦左趾，沒入其器物”；并“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①在大司農下設鹽鐵官，由國家直接經辦鹽鐵和產品的運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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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記)卷三十(平準書)。

保證鹽鐵官營政策的貫徹執行。武帝天漢三年(前98年)，又“初榷酒酤”，①由政府實行酒類官釀、專賣。這些官營政策的實行，基本上達到了既“排富商大賈”，又收“鹽鐵之利”的目的。

(二)算緡、告緡。所謂“算緡”，實際上是對工商主所征課的一種特殊性稅收。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的算緡令規定：“諸賈人末作貰貸買賣，居邑貯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此外，商賈的軺車、船只得加倍出算。如果“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得，以其半畀之。”②但這道算緡令下達后，大工商主和豪富們并未聽令守法，他們“皆爭匿財”，“終莫分財佐縣官”③，對政府政策采取了公開對抗的態度。于是漢武帝在元狩六年(前117年)，又頒布“告緡令”，由楊可主持其事。史載：“楊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余頃，宅也如之。”使得中產以上商賈大都破產，而政府卻充實了財政，“用益饒矣”。④

(三)收歸鑄幣權。漢初“縱民”自由鑄造貨幣，由于豪商富民操縱了鑄幣權，幣質差，幣制亂。漢武帝為打擊富商、控制貨幣，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更請諸郡鑄五銖錢”。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⑤這一方面，固然是為了“摧浮并兼之徒”，但同時也為了有效地控制金融市場，增加財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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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卷六(武帝紀)。

② (漢書)卷二十四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史記)卷三十

(四)均輸、平準。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桑弘羊“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大農諸官籠天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①這一政策，實際上是將政府所需和控制的物品，從社會流通過程中劃分出來掌握在國家手中，使政府既可控制從中央到地方的物資和運輸，又可隨時調節和平抑市場物價，將工商業納入國家經濟的軌道。使“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②堵塞了他們從商品流通過程中牟取暴利的渠道。

漢武帝時期的上述政策和西漢前期迥然不同。這種強化官營，限制、打擊私商的工商政策，使漢初以來騰躍發展的商品經濟，落入到了一個間歇期。富商大賈和商業資本一度明顯衰退。這時富商大賈在政治上受到沉重打擊，不僅剝奪了他們“為吏”之權，而且“發天下七科謫”，③將商賈謫發充邊。在經濟上，富商大賈的資本被剝奪，所謂“籠天下鹽鐵之利，以排富商大賈”。④于算緡告緡運動中，他們擁有的訾財、奴婢、田宅等被政府沒收而破產，商賈牟利的渠道被杜絕了。當時，將一些有關國計民生的大工商業收歸官營，由政府控制生產和銷售，私人工商業的經濟根基被挖掉。這必然影響到商品經濟的發展。

至于官府工商業的情況，史稱：“內修桓管之術，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⑤“盡籠天下之貨物”，“民不益賦，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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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漢書)卷二十四(食貨志)。

② 同上。

③

④

⑤ 同上。

下用饒”。①表明鹽鐵官營收到了一定效果。但實行官營也存在不少問題。例如：當時鹽鐵經營者官僚化，賣農具的人在城市，農民“棄田遠市”，耽誤農時；鹽鐵工人情緒渙散，“卒徒煩而力作不盡”，生產積極性不高；鹽鐵產品低劣，“民用鈍弊，割草不痛”，“百姓苦之”，價格昂貴，又強制人民購買，等等。②因此，當漢武帝還在位之時，推行鹽鐵官營政策就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董仲舒便曾上書，要求“鹽鐵皆歸于民”，認為官府不宜與民爭利。③一度居官的卜式也說“郡國不便鹽鐵，而船有算，可罷”，④斗爭相當激烈。到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出現了鹽鐵問題的大辯論。

由于商品經濟與地主制經濟畢竟有本質的聯系，商品經濟的發展難以阻止，這是一個客觀規律。加之，昭、宣以后打擊私商的政策有所松動，故到后來，私營工商業的元氣逐漸恢復。所謂“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⑤隨之又出現了一批新的富商大賈。例如：“臨淄姓偉訾五千萬”；“雒陽張長叔、薛子仲訾亦十千萬”；“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網，平陵如氏、苴氏，長安丹，王君房，鼓樊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萬，其余皆巨萬矣”。⑥尤當指出的是，當時的手工業和商業，都呈現出了一些新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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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漢書)卷二十四(食貨志)。

② (鹽鐵論．水旱)。

③

④ (漢書)卷五十八(卜式傳)。

⑤ (漢書)卷二十四(食貨志)。

⑥

首先引入注目的是一些大的工商業主，逐漸勾結在朝官僚、依仗政治權勢牟利。如成都的羅裒，開初坐賈京師，又往來于巴蜀經商，“數年間致干余萬”。他將錢的一半賄賂曲陽侯王根和定陵侯淳于長，“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又“擅鹽井之利，其年所得自倍”。至成、哀間，竟然成為“訾至巨萬”①的大富翁。這說明羅裒是一個“賒貸郡國”的高利貸者，又是“擅鹽井之利”的大產業主。他的發財致富，顯然是依仗官僚地主的權勢而獲得的。這就與過去的商賈或產業主不同了。

其次是官僚地主兼營工商業的情況增多。元帝時，“諸曹侍中以上”的官吏，往往“私販賣與民爭利”。②尤其典型的是官僚張安世。據載：他“夫人自紡績，家僮七百人，皆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于大將軍(霍)光”。③楊惲罷官后，“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④這種事例不少。甚至成帝時的丞相張禹，也“內殖貨財”，富而“買田至四百頃”。⑤他們采用“以末致財，用本守之”的辦法，通過經商發了財后，又將資本投放土地，進行土地兼并。

此外，西漢后期國家對鹽鐵酒類的專營也受到沖擊。當時不僅停止了酒的專營，而且對鹽鐵的專營也在動搖之中。元帝時一度罷鹽鐵官，三年后才又恢復，實際上專營開始難以維持。如前面說的成都羅裒，依仗政治權勢，“擅鹽井之利”。又元、成間，平當“使行流民幽州，言勃海鹽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所過見稱”。⑥漢王朝不得不批準他這樣做，而且在派出行使的十一人中。評以“為最”。這種情況和漢武帝之時不大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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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漢書)卷七十二(貢禹傳)。

③ (漢書)卷五十九

④ (漢書)卷六十六(楊惲傳)。

⑤ (漢書)卷八十一(張禹傳)。

⑥

東漢政權是在地主豪強支持下建立起來的。這個統治集團中有很多豪民、商人地主。劉秀本人就是一個曾經“賣谷于宛”①的商人地主。劉秀母舅樊宏，“世善農稼，好貨殖”。②其妹夫李通“世以貨殖著姓”。③吳漢乃曾“以販馬為業，往來燕、薊間”。④由于他們和商人有密切聯系，加之當時以“柔道”為治國方針，因此，東漢統治者對工商業采取了放縱、保護政策。

(一)商人的社會地位不受限制。在東漢的法律上，沒有西漢時的那種“賤商”的規定了，當時未見提及有關“抑商”問題。桓譚曾經建議“舉本業”、“抑末利”，但光武帝劉秀未予

采納。到和帝之后，官僚、地主和商人三位一體，得到了合法的存在。

(二)罷鹽鐵之禁。在光武帝和明帝之時，對鹽鐵的管制極不統一。雖然有過專營，但主要還是私營。章帝時勉強實行了一段時間的鹽鐵專營，然和帝繼位后，竇太后臨朝，馬上宣布“罷鹽鐵之禁，縱民煮鑄”，⑤又正式廢除了專賣政策。從此之后一直到東漢末季，在長時期內，幾乎未曾有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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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漢書)卷一(光武帝紀)。

② (后漢書)卷三十二

③ (后漢書)卷十五(李通傳)。

④

⑤

(三)取消酒類專賣。東漢除了災歉之年“禁酤酒”之外，一般聽任民間私營。當時，酒成為一個重要商業部門，私營賣酒很盛。李固被殺后，其子燮“變名姓為酒家傭”。①崔寔父親死后，“因貧困，以酤酒販鬻為業”。②說明那時酒的釀造和販賣不僅是私營，而且通常能夠以此維持生活。 東漢的工商政策。是封建社會前期的又一次重大轉折。由于當時政策比較放任和寬松，故商品經濟仍以不可遏止的勢頭向前發展。

在東漢一朝，從事商業活動的人甚多。時人王符說：“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眾，商邑翼翼，四方是極。”③又云：“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于農夫，虛偽浮手什于末業……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莫如此。”④當時商業活動極為頻繁，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市場上經銷的商品種類，除主要的糧食、鹽鐵、牲畜外，還有冠帶巾袍、邛杖枸醬、錦繒金銀、舟車機杼之類。

尤其是新出產的商品比西漢為多。如全鐵農具、齒輪車軸、百煉鋼刀、筆墨紙張等。各種生產、生活資料和奢侈品充斥市場。人們與市場建立了廣泛的聯系。

商人地主化的傾向東漢時期更為明顯。當時商人的經濟實力很大，既經營商業，又有大批的土地和勞動力。這正如仲長統所說：“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于四方；廢居積貯，滿于都城。”⑤商業資本和土地緊密結合，許多通過經商發財后，大量兼并土地，成為既是商人又是地主，一身二任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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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漢書)卷六十三(李固傳)。

② (后漢書)卷五十二(崔寔傳)。

③ (潛夫論．浮侈)。

④ (后漢書)卷四十九(王符傳)。

⑤ (后漢書)卷四十九(仲長統傳)。

高利貸資本繼續得到發展。當時有個叫折象的商人，其家“增益產業”，靠經營高利貸“殖財日久”，有錢二億，家僮八百。”還有的商人高利貸者，家財達“數十億”之多。每當政府經費困缺時，也往往向他們借貸資財，“以供國用”。這些商人高利貸者，由于資本雄厚，連中家子弟(中等地主)，也得為其做掮客或中保，而受到役使。所以桓譚說：“今富商大賈，多放錢貸，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走與臣仆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②他們擁有驚人的財產，過著極為奢侈的生活，“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伎樂，列乎深堂”，③無恥之極。

東漢商品經濟的發展，還表現在對外貿易頗為頻繁。由于邊關政策放松，東漢對周邊各族及海外貿易得到了發展。關于民族貿易方面，不僅同東、北邊的匈奴、鮮卑等少數民族“合市”，而且與于闐、焉耆、龜茲、鄯善等西域各地的貿易日益密切。

犀角、香料等奢侈品。當時“交通外國”，是為了“廣求異物”。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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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漢書)卷八十二(上)(折象傳)。

② (后漢書)卷二十八(桓譚傳)。

③

④ (后漢書)卷三十四

此外，在商品經濟的影響下，東漢朝野逐利之風更加流行。當時，拜金求利的情況相當普遍。求富經商、賺取金錢成為人們追求的最高目標，“利”成為決定人們行為方式的最終力量。“學以致仕”、讀書為貴的觀念受到沖擊。在有的人看來，“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①了，社會上“舍本農，趨商賈”者，大有人在，出現了一股經商潮，就連萬乘之尊的皇帝，也以逐“末”為尚。如漢靈帝于光和四年(公元181年)，“作列肆于后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斗”。②皇帝在后宮開設“列肆”，命諸宮女自相販賣經商，這已是相當典型的了。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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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漢書)卷八十

漢初的經濟政策范文第5篇

理財離不開對宏觀經濟形勢的了解。北京奧運后，中國經濟的走向到底會怎樣？或曰經濟衰退不可避免，并舉“蒙特利爾陷阱”來說事；也有人對未來經濟持續發展信心十足，以巴塞羅那奧運會為例，1986年巴塞羅那獲得25屆奧運會舉辦權后，經濟就一路向上走，加快了西班牙的經濟復蘇。

其實經濟的走勢常常是出乎人們預料的，不管現在怎么評說后奧運的中國經濟，也許在未來當我們回頭看時，中國的經濟呈現出的是另一種別樣的走勢。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衰。此時，回顧部分國家的后奧運經濟或許會有所啟示。

雅典奧運會

雅典到目前為止，共舉辦了2次奧運會，第一次是1896年的首屆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第二次就是2004年的第28屆奧運會。

舉辦第一屆奧運會時，希臘首相特里庫皮斯由于經費問題想緩辦奧運，因為希臘此時負債累累，無力在雅典古運動場遺址上重新建造新運動場。

顧拜旦無奈下只得求助希臘王儲康士坦丁，爭取王儲的支持，才得以如愿在雅典舉辦了第一屆奧運會。奧運會的資金除了希臘全國募捐所得外，部分也來源于出售以古奧運會歷史為題材的郵票（以高于面值出售）。

首屆奧運會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并不很明顯，但是從當時希臘人希望能使雅典奧運會制度化，讓“雅典是奧運會永久的家”來看，奧運會給雅典還是帶來了非常多的好處，否則也不會在債臺高筑時，還通過募捐來舉辦。

其后因為舉辦奧運會能獲取巨大的商業利益，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角逐舉辦權，導致雅典申辦了3次才成功地獲得了第28屆奧運會的舉辦權。

這屆奧運會來希臘旅游的人數雖然有所下降，但是因為奧運期間游客較高的花費彌補了因游客人數下降帶來的差額，所以仍給希臘旅游業帶來了不菲的收入。當年，希臘仍保持著較高的經濟增速，GDP增幅達4.15％。其后，據希臘中央銀行統計，2005年，希臘旅游業帶來的經濟收入高達110億歐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6.1%，與2004年相比增長了6.7%。

但希臘當年的財政赤字占GDP的5%。更令政府頭痛的是奧運場館，由于前期規劃不周，場館的建設浪費了不少錢，而奧運會后這些場館的利用也不甚理想，每年卻還要花費不菲的費用來進行維護。

東京奧運會

這是奧運會第一次在亞洲舉辦，也是規模空前巨大的一次奧運會。日本政府為了辦好這屆奧運會大規模地興建基建設施，改善城市交通環境，日本的股市也由1958年初的471點升到了1961年7月的頂點1829點。這段時期也叫“巖戶景氣”。

由于經濟過于繁榮，有過熱的苗頭，日本銀行兩次調高了利率，引發了股市下挫；直到奧運前一年即1963年，日本股市才重新開始上升。好景不長，奧運結束后，日本的經濟又陷于低迷期，為此日本政府在1965年發行特別年債及推出一連串刺激經濟政策，經濟才重新步入高速增長期。

不得不提的是，奧運促進了日本的產業更新換代，1962年年底日本政府發表經濟白皮書，認為日本經濟已擺脫單純依靠增加設備投資促進增長的模式。這種產業的更新換代為日本經濟的騰飛打下了基礎。

漢城奧運會

漢城奧運會舉辦得甚為成功，韓國因此而受益匪淺。1986年到1988年間，韓國GDP平均增幅達12.5%。

前期由于規劃好，大部分的資金用于改善漢城的環境、交通和通訊等基礎設施，場館的新建放在其次，并且還合理的利用了部分原有的場館，節省了大筆的費用。奧運會后，韓國還專門成立部門負責奧運場館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