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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資的案例范文第1篇

關鍵詞：境外投資者；銀行公司治理結構；縱向比較；橫向比較

中圖分類號：F830.5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8)09-0053-02

一、樣本選擇的原則及衡量標準的厘定

（一）樣本選擇的原則

1. 交通銀行(簡稱交行)

交行始建于1908年，是我國歷史最為悠久的銀行之一，也是中國早期四大銀行、中國早期發鈔行之一。1986年經國務院批準重新組建，2004年引入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投資144.61億元，2005年于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板上市。截至2006年12月31日，交行總資產額達17.162.63億元，凈資產額達885.82億元，按一級資本排序，位列英國《銀行家》2006年度全球1000家大銀行排名第65位；以總資產計，該行為中國“第五大商業銀行”。因此，可作為國有商業銀行的代表。

2. 深圳發展銀行(簡稱深發展)

深發展成立于1987年，是中國設立最早的股份制商業銀行，也是中國第一家上市和被外資控股的銀行。1988年深發展普通股票在深圳證券公司柜臺交易，1991年于深交所首家掛牌上市，2004年美國新橋投資集團出資約15億元購得深發展17.89%的股權，2005年通用電氣出資1億美元認購深發展7%的股份。20年間，深發展逐步演變為民間資本和境外資本占主導的全國性商業銀行，可大致代表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演變趨勢。

（二）衡量標準的厘定

衡量境外投資者對國內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結構影響的指標，既包括根據銀行會計數據分析獲得的“財務指標”，又包括根據銀行業務數據分析獲得的“業務指標”。見表1所示：

二、樣本銀行衡量指標的比較

（一）銀行內縱向比較

1. 交通銀行

2004年8月6日，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入股交行，注資金額144.61億元，持股比例19.9%。據交行年報顯示，該行2005年取得凈利潤95.09億元，較2004年同期增加83.11億元，增幅高達693.74%。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為0.22元，比2004年同期增加0.16元，增幅達到266.67%。截至2006年12月31日，交行總資產額達17 194.83億元，比2005年增加2 960.44億元，增長幅度20.80%，按一級資本排名位列世界1000家大銀行第65位，由此躋身于全球銀行百強行列。貸款余額9 274.05億元，比年初增加1 560.31億元，增幅20.23%；貸存比例為65.52%，較年初上升2.07個百分點；不良貸款比例僅為2.01%。見表2所示(以下數額均以報表調整前境內審計數為標準)：

2. 深圳發展銀行

深發展于2004年12月引入新橋投資集團15億元，占股比例17.89%，2005年9月引入通用電氣1億美元，占股比例7%。通過其歷年年報可以發現，截至2005年末(以境內審計數為標準計算)，深發展資本充足率由2004年末的2.30%增長到3.70%，核心資本充足率由2.32%增長到3.71%。凈利潤達3.52億元，比2004年增加0.62億元，增幅21.38%；每股收益0.18元，凈資產收益率加權平均為7.16%。同時存款、貸款和中間業務收入都有所增長，不良貸款率有所下降。見表3所示：

（二）銀行間橫向比較

由銀行內縱向比較可以看出，交行和深發展引入境外投資者之后，各自經營狀況和公司治理結構都得到了巨大改善。下面從橫向角度對兩者之間各指標的改善程度進行對比。

1. 凈利潤指標對照差異

交行引入境外投資者當年(2004年)的凈利潤為11.98億元，次年凈利潤為95.09億元，增加83.11億元，增長幅度693.74%；深發展引入境外投資者當年(2005年)凈利潤為3.52億元，次年凈利潤13.03億元，增加9.51億元，增長幅度270.17%。對比兩者，交行增長幅度是深發展的2.57倍。

2. 每股收益指標對照差異

交行引入境外投資者當年的每股收益為0.06元，次年每股收益為0.22元，增加0.16元，增長幅度266.67%。深發展引入境外投資者當年每股收益為0.18元，次年每股收益為0.67元，增加0.49元，增長幅度272.22%。對比兩者增長差異，深發展增長幅度是交行的1.02倍。

3. 資本充足率指標對照差異

交行引入境外投資者當年的資本充足率為9.72%，次年增長到11.20%，增長幅度為15.23%；深發展引入境外投資者當年資本充足率為3.70%，次年增長到3.71%，增長幅度為0.27%。對比兩者，交行增長幅度是深發展的54.41倍。

4. 核心資本充足率指標對照差異

交行引入境外投資者當年的核心資本充足率為6.77%，次年增長到8.78%，增長幅度為29.69%；深發展引入境外投資者當年核心資本充足率為3.71%，次年降低到3.68%，下降幅度為0.81%。兩者變化差異懸殊，交行增長幅度將近30%，深發展不增反降。

三、案例研究的基本結論

以交行與深發展分別作為“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的代表，研究引入境外投資者對銀行經營業績和治理結構產生的影響，可以得出兩點基本結論：

首先，境外投資者的引入確實對國內銀行業公司治理結構產生了影響，且影響的正面效果多于負面。交行和深發展引入境外投資者后，兩者在凈利潤、每股收益、資本充足率等方面都存在顯著增長。在核心資本充足率方面，深發展雖然下降了0.81%，但以交行接近30%的增長勢頭可以推斷，該指標的增長潛力還是大大存在的。此外，深發展在凈資產收益率方面，由2005年的7.16%上升到2006年的22.83%，增長15.67個百分點，增長幅度高達218.85%；不良貸款比例方面，也由2005年的9.33%下降到2006年的7.97%，降低了1.36個百分點，下降幅度14.58%。足以說明，深發展的資本增值能力得到了大幅增強，同時貸款質量也不斷提高。

其次，境外投資者的引入對國有商業銀行比股份制商業銀行的影響效果更顯著，這一結論從交行與深發展引入境外投資者后的治理效果對比得出。前已述及，交行凈利潤指標增長幅度是深發展的2.57倍，資本充足率指標增長幅度是深發展的54.41倍，29.69%的核心資本充足率增長幅度更是與深發展的負增長形成了鮮明對比。由此可見，境外投資者的引入對國有商業銀行產生的影響效果要明顯強于股份制商業銀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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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資的案例范文第2篇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的Mag-nus Blomstrom教授是目前國際上該領域最著名的研究者之一，根據他在1996年與其同事Ari Kokko教授對溢出效應的描述，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是指，由于國際企業的進入或參與，東道國本地企業所獲得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實際上，國際上關于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研究在60年代就已經開始起步，正是由于這一問題本質地涉及到在一個開放的經濟環境中國家的發展戰略，幾十年來該領域的研究越來越熱烈，并且也確實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研究的核心問題是溢出效應產生的機制，即當外商直接投資進入東道國以后，是通過怎樣的微觀機制和過程對東道國本地企業的勞動生產率產生促進作用的。對這一問題的透徹理解無疑將有助于東道國的政府和企業采取相應的措施，以達到更有效地利用外資、促成溢出效應產生的目的。

認識演進：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的影響和作用

回顧歷史，人們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態度經歷了從最初的抵觸到審慎開放，進而主動吸引的過程。

50年代后期，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有限，學者們也只是把它當作國家間的資本流動在國際貿易理論中加以討論；到了60年代后期，隨著外商直接投資規模的擴大，學者們開始著力研究它對東道國市場結構的沖擊和影響。主流的研究結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資是由發起國本國市場的寡頭壟斷特征引起的，研究者們擔心外商直接投資會將這種本國市場的不完善性擴散到其他國家。與此同時，對國際企業轉移價格問題的研究以及對外商直接投資的不均衡發展的研究都加強了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抵觸情緒，因而60年代各個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對外商直接投資都持有拒絕或嚴格限制的政策。

70年代，國際借貸資本強有力地支持了亞洲新興國家外向型經濟以及拉美國家進口替代型經濟的蓬勃發展；然而，80年代以政府借貸為核心融資方式的亞洲新興國家的發展受到了挫折；而以墨西哥為代表的一些拉美國家又陷入了債務危機；從而使得發展中國家對以外商直接投資的形式引進國際資本不得不進行重新的思考。與此同時，學者們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深入研究也得出了一些積極的結果。多項研究的結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具有多方面的溢出效應，特別在國際技術轉讓方面的作用受到了特別的關注。由此，東道國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態度發生了重大的轉變，無論是被動地吸引國際資本還是主動地創造國際技術轉移的機會，多數國家開始傾向于部分開放和有目的的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

進入90年代以來，人們對外商直接投資有了更進一步的積極認識。相對于其他國際技術轉移的方式，人們發現，越是最新的技術和最具獲利性的技術，國際企業越傾向于通過國際直接投資的方式在東道國使用。原因在于，從國際企業的角度考慮，采用這種形式會把這類技術法律上的控制權留在國際企業內部。從希望獲取先進技術的東道國的角度考慮，由于上述原因，東道國的企業所需要的先進技術并不一定總能從市場上購買到。在這種狀況下，外商直接投資對于東道國本地企業的特殊意義在于，當國際企業在本地投資并采用先進技術進行生產活動的時候，本地企業可以就近通過觀察、模仿、反向工程以及雇用曾經被國際企業雇用的人員等渠道取得相應的的技術與管理的有益信息，從而也可以造成其技術信息的外溢。此外，除了外商直接投資可能造成的技術外溢效應，哈佛大學的Caves教授還發現，如果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了東道國的壟斷性市場，會打破市場中原有的壟斷平衡，本地企業則會在外資企業的競爭壓力下提高效率。這也是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一種體現。事實上，90年代各國的外資政策相對80年代來說更加開放，相鄰的各國之間吸引甚至爭取外資的意圖都更加明顯。可以認為，開放和吸引外資已成為不少發展中國家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上述對外商直接投資的認識顯然是這種政策實施的重要依據。

機制探索：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產生

盡管人們對外商直接投資存在著上述比較普遍的積極認識，并且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也確實采取了吸引外資的優惠政策，但根據不同國家制造業數據所進行的經驗研究的結果卻并不樂觀。由哈佛大學的Caves教授、紐約大學的Globerman教授以及斯德哥爾摩大學的Mag-nus Blomstrom教授分別主導的對澳大利亞、加拿大以及墨西哥制造業的研究都表明外商直接投資確實在東道國產生了溢出效應；但世界銀行的研究人員Haddad&Harrison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Aitken&.Harri-son分別對摩洛哥和委內瑞拉制造業的研究卻顯示溢出效應并沒有產生；而由意大利的研究人員Mariotti主持的研究發現，在專業型行業（Specialist sectors）和規模型行業（Scale intensive sectors）中產生了溢出效應；而在科學型行業（Sci-ence-based sectors）和傳統行業（Tranditional sectors）中卻沒有產生溢出效應。基于上述不同的研究結果，國際上的學者們得出了一個共識：即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并不是自動產生的。也就是說，各國的開放政策本身并不能夠保證進入本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會在本國產生溢出效應，因此，深入探索溢出效應產生的條件和機制，成為了各國在現實中能否有效引導溢出效應產生的關鍵。

根據現有的研究成果，國際上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發生機制歸納為“行業內溢出效應”、“行業間溢出效應”以及“由于人員流動造成的溢出效應”三種形式。

1.行業內溢出效應。

行業內的溢出效應也被稱為“示范與競爭效應（Demonstration and Competition effects）”，這種溢出效應的機制體現為，當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了東道國的特定的行業后，一方面，由于外資企業采用的現代的商業模式和先進的生產與管理技術為外資企業創造了高額利潤的機會，從而為在同一行業中的本地企業產生了示范效應；而本地企業對外資企業的觀摩與模仿行為最終使本地企業達到了提高自身勞動效率的結果，獲得了溢出效應。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和對本地市場的爭奪，對在同一行業中運作的本地企業造成了競爭的壓力；為了保持原有市場并且爭取生存和發展的機會，本地企業會竭盡全力地采取各種可能的措施提高經營效率。這種在競爭環境下促成的效率提高也是溢出效應的表現形式。針對這種機制描述，Riedel和Lake曾經分別對歐洲半導體業進行了兩項案例研究。案例研究的結果表明，美國跨國公司的進入確實為歐洲該行業帶去了新的技術，這種示范效應對歐洲整個行業的崛起作用顯著；Langdon在對肯尼亞肥皂業進行的案例研究中發現，由于進入肯尼亞的國際肥皂制造企業將機器制造的肥皂引入了市場，本地企業原有的手工制造的肥皂失去了銷路，本地肥皂制造廠商也不得不去引進相應的肥皂制造技術，從而提高了生產效率。

在上述案例研究的基礎上，1992年Wang&Blomstrom建立了一個簡單的理論模型將這種行業內溢出效應的研究推上了一個新的臺階。模型將外資企業引進先進技術的決策與本地企業對學習過程進行投資的決策相互聯系，探討了兩類企業在相互競爭中的決策機制。他們認為，對于本地企業而言，在外資企業的競爭壓力下不得不投資于學習過程，而學習過程的投資越大，本地企業的技術能力越強，越能夠獲取高額的利潤，從而表現為本地企業因為外資的進入而獲得了溢出效應；與此同時，由此內外資企業的技術差距的縮小，又進而會促使外資企業不得不越多越快地向東道國子公司轉移技術，以提高相應的競爭能力和保持原有的利潤空間；這就體現為由于內資企業競爭能力的增強導致了對外資企業的溢出效應；而可喜的是，外資企業的提高又反過來為本地企業進一步獲取溢出效應拓展了新的空間。于是，我們理解，至此，Wang&Blomstrom把行業內溢出效應的機制闡述為了一種可能“螺旋式上升”的拓展機制。Kokko在1994年的一項針對墨西哥制造業的經驗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Wang&Blomstrom的研究結論。

然而，在取得了上述正面的研究成果的同時，我們還需要清醒的意識到，以“示范和競爭效應”為機理的溢出效應并不是唯一的結果。無論研究中還是現實中都存在著與模仿和競爭相關的反例。例如，巴西紡織業的案例研究發現，一個跨國公司在當地建立了分支機構并帶來了新產品―――“人造纖維”，使得本地企業生產的棉織物無人問津，最終導致了大批的本地企業破產。因而到目前為止，一個比較普遍的共識是：“示范和競爭效應”確實是溢出效應產生的有效機制；而“在怎樣的條件下才能促使積極的示范效應與競爭效應的產生”仍然是困擾東道國政府和企業的一個現實問題。

2.行業間溢出效應。

行業間的溢出效應又被稱為“上下游關聯效應”。這種溢出效應是通過跨國公司的分支機構與當地供應商和客戶之間的聯系產生的。勞爾1980年選取了兩家印度的大型卡車制造商AL(外資占主要股份)和TELCO(合資企業)，考察了兩家企業以及他們的36家供應商在建立、信息技術、財務、原材料采購以及管理和分銷渠道等方面的情況。根據這份案例研究，Lall總結了可能導致“上游”溢出外溢效應的互補行為，他認為跨國公司可能通過下述方式提高當地供應商的生產效率：第一，幫助有潛力的供應商建立生產設施；第二，為提高供應商的產品質量和創新能力提供技術協助或相關信息；第三，提供或幫助供應商購買原材料和中間產品；第四，為供應商的管理和組織提供培訓和幫助；第五，幫助供應商尋找更多的客戶。繼勞爾之后，Linda&Pang選取新加坡的3家出口導向型電子企業又進行一次案例研究。Linda&Pang選取的3家電子企業都是世界領先的電子企業（美國、歐洲和日本的跨國公司）在新加坡的子公司或分支機構，并且3家公司在新加坡都已經經營了8-13年，他們的產品中90%以上出口海外。通過對3家公司的管理層的訪問，Lim&Pang發現，這3家企業都很愿意與當地的供應商建立聯系，并且從財務、技術、管理等方面為供應商提供幫助。在此基礎上Lim&Pang認為，跨國公司在全球市場銷售產品，市場力量使他們在全球范圍內尋求長期的高效率，而本地企業（供應商）的有利條件在于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外資企業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因此，他們提出，東道國政府通過嚴格的政策限制來增加對于本地產品的購買是沒有必要的，政府只需要加強本地企業和那些出口導向型跨國公司的關聯，跨過企業就可以通過后向聯系對本地企業產生溢出效應。

與行業內溢出效應的研究相類似，在外資企業與東道國本地企業發生關聯的研究中也有不樂觀的情況存在。一份針對墨西哥的研究發現，在北美自由貿易區成立以后，有大量的美國企業將其產業鏈中需要利用廉價勞動力的部分轉移到了墨西哥的邊界。這一產業的轉移確實使美國企業從中獲得了降低成本的好處，但并沒有起到幫助墨西哥的相關產業提升效率的作用。由此看來，要切實有效地獲取行業間的溢出效應，也還需要更加深入和更具針對性的研究。

3.由于人員流動造成的溢出效應。

由于人員流動引起的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有時也被稱為勞動力溢出效應，它主要表現為，跨國公司對其當地雇員一般都會給予多方面、多層次的培訓，一旦這些員工離開跨國企業去其他公司就職或開設自己的公司，他們在跨國公司學習的技術就會受益于本地企業。對這種溢出效應機制的描述是Irving Gershenberg通過對肯尼亞的案例研究得出的。Irving Gershenberg選取了肯尼亞41家制造業企業的72名中、高層管理人員作為研究對象，對比研究了跨國公司和非跨國公司對于管理人員培訓的方式、時間以及各種不同類型企業管理人員的流動情況。最后他得出的結論是，跨國公司對東道國管理技術的提高是有貢獻的。這種貢獻主要體現在：跨國公司十分擅長培養和發展管理人員的管理技能，經過一段時間后，部分經過培訓的管理人員加入其他類型的企業工作從而將使這種技能得以擴散，體現為對本地企業產生了溢出效應。此外，Irving Gershenberg還發現，合資企業對于技術溢出的貢獻最大。Irving Gershenberg的案例研究為從事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學者們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路。

考察現實：看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產生溢出效應的潛力

近5年來，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問題也引起了國內學者的高度重視。但由于受行業和企業數據的限制，多數對溢出效應的研究停留在宏觀層面。因此，對于在行業及企業層面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微觀機制的研究還有待深入。

1.獲取溢出效應已成為我國利用外資的重要目標。

縱觀我國吸引外資幾十年的歷史，我們也走過了從嚴格限制到有限度開放，直至加入WTO后逐步走向全面開放的過程。由于相對于國際上其他發展中國家，我國的國民經濟在這十幾年中一直保持高速而穩健的增長，從而使我國在吸引外資方面的國際地位一路顯著攀升，目前已無可爭議地成為對外資最具吸引力的國家之一；與此同時，外資在我國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與日俱增。在這樣的環境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核心問題已不再是“量”，即“如何吸引更多外資”的問題了，而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質”的問題，也就是“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外資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問題則引起了普遍的關注。其中，如何利用外資帶動我國企業的成長，即如何促使外資在行業和企業層面產生溢出效應成為了目前被各界矚目的核心問題之一。

2.我國的國際化商務環境為溢出效應的產生提供了基礎條件。

借鑒國際上關于溢出效應的研究，我們認為，我國目前的國際化商務環境已經為溢出效應的產生提供了良好的基礎條件。

首先，如前所述，相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我國已經吸引了豐富的外商直接投資。這種豐富程度不僅僅是從總量上來衡量的，它還顯著地體現在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了廣泛的行業范圍和地域范圍；與此同時，從外資來源的角度看，外資不僅僅來源于周邊文化與語言相近的國家和地區，而且我們還吸引了眾多的來自歐美發達國家的著名跨國企業。于是，這就為我國不同行業、不同地區以及不同層次和水平的企業都創造了吸收外商投資溢出效應的機會。

其次，從行業內溢出效應的機制考慮，在我國國內市場上，外資企業與本地企業的競爭是廣泛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我國內需市場的蓬勃發展，進入中國市場是外商直接投資的首要目的之一。外資的進入必然地沖擊國內企業原有的市場份額，使本地企業切實地感受到面對面的競爭壓力。與此同時，外資企業的進入，也將先進的科學與管理技術帶進了市場，從而為本地企業的就近觀摩和模仿提供了條件。

再次，從行業間溢出效應的機制考慮，由于我國在勞動力成本低廉方面具有顯著的全球性競爭優勢，于使吸引了大量的以整合全球價值鏈為目標的外資的進入。這就為我國企業與外資企業形成前后向的供應鏈合作關系提供了大量的機會。

最后，由于外資在中國擴大經營的需要，近些年來外資企業培訓本土地員工的規模不斷擴大，將本地員工送到國外培訓的機會也不斷增加；而受到外資企業內部的上升空間的限制，從外資企業到內資企業的人才流動將是不可避免的。為此，爭取由于人才流動而產生的溢出效應也具有很廣闊的前景。

3.對溢出效應微觀機制的深入研究將更有效地促使溢出效應的產生。

直接投資的案例范文第3篇

一、 研究背景及目的

我國利用外商投資的最直接的目的，是將其視為資金的一種補充性來源。中國引進外商直接投資開始于上世紀70年代末期，當時中國決定實行開放政策，由于十分缺乏經驗，在沿海地帶設置了四個經濟特區，在特區內允許外國投資者進行投資。在80年代，外商直接投資占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平均不到5%。進入到90年代，外商直接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比重顯著升高。直到90年代中期，外資利用占固定資產總額的比重上升10%以上。期間，1993-1997年連續5年內，中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數額一直居世界第二位（僅次于美國），居發展中國家第一位；1996-1999年，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一直超過400億美元。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世界地位上升，國內生產總值迅速增長，越來越多的外商進駐我國項目。根據OECD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提供的最新報告，中國在2013年首次超越美國成為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資接收國。

積極合理地引導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既可以防止個別產業的發展過度依賴外資，從而削弱本國政府的控制力，又可以進一步調整產業結構，保障我國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

本文將通過構建計量經濟模型，收集自1993-2013年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國際收支報告中的FDI、GDP、關稅總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等數據，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及其他計量檢驗，探究我國FDI和GDP、關稅總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關系，進而為合理制定政策、有效吸引外資、調整生產結構、推動出口發展提供依據。

二、 模型的設定及檢驗

通過查閱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國際收支報告，收集得到我國自1993年起至2013年歷年的FDI、GDP、關稅總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數據，整理如表1所示。

（一）設定多元回歸模型

為了分析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影響因素，選擇外商直接投資（百萬美元）作為被解釋變量Y；選擇GDP、關稅總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分別作為解釋變量 ， ， 。

在新建的EViews的工作文件中，選擇數據類型“Annual”（年度），并輸入開始時間“1993”和最后時間“2013”。

在EViews命令框中直接鍵入：DATA Y X1 X2 X3，在相應的Y X1 X2 X3下輸入相應的數據。

作趨勢圖分析，鍵入：PLOT Y X1 X2 X3，得到圖1如下的結果。

圖1 Plot趨勢圖分析結果顯示，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百萬美元）與GDP、關稅總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密切相關，相互間存在一定的相關性，為非線性的曲線相關關系。根據數學原理，取對數后可消除指數影響，使變量之間保持線性關系，本文將采用對數的形式作為具體的回歸方程：

（二）OLS估計

由此可見，該模型 =0.985784， F=392.9516，F檢驗很顯著，Ln ，Ln 的t檢驗也很顯著，但是Ln 的 t檢驗不顯著，說明可能存在多重共線性，即外商直接投資與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之間有可能存在多重共線性，故需要進行進一步的多重共線性檢驗。

（三）多重共線性檢驗

簡單相關系數檢驗。在命令欄鍵入：COR LNY LNX1 LNX2 LNX3，得到結果如圖2：

由相關系數矩陣可以看出，各解釋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較高，證實確實存在一定的多重共線性。可見，我國外商直接投資與GDP、關稅總額之間高度相關，與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密切相關。

方差膨脹因子檢驗。為了進一步證明多重共線性，作輔助回歸即將每個LNX變量分別作為被解釋變量都對其余的LNX變量進行回歸。

分別輸入LS LNX1 C Y LNX2 LNX3，LS LNX2 C Y LNX1 LNX3，LS LNX3 C Y LNX1 LNX2，得出這些回歸的可決系數和方差膨脹因子的數值，見表2。

由于輔助回歸的可決系數很高（除LNX3以外），經驗表明，方差膨脹因子VIF≥10時，通常說明該解釋變量與其余解釋變量之間有嚴重的多重共線性，此處的LNX1，LNX2之間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

（四）異方差性的檢驗

圖形法。

由圖3可以看出，殘差平方 隨X的變動成增大的趨勢，因此，模型很可能存在異方差。

Goldfeld-Quant檢驗。

對變量取值進行排序：本案例選擇按X1遞增排序；構造子樣本區間：在本案例中，樣本容量n=21，刪除中間1/4的觀測值，即大約5個觀測值，余下部分平分得兩個子樣本區間：18和13 ∑?_^ _D_Dd______；建立回歸模型：利用樣本1建立回歸模型1（回歸結果如圖13），其殘差平方和為3492495。利用樣本2建立回歸模型2（回歸結果如圖14），其殘差平方和為83228450求F統計量：基于圖13和圖14中得到的殘差平方和數據，樣本1 的殘差平方和為 =3492495，樣本2 的殘差平方和為 =83228450 。

該回歸方程可決系數高，回歸系數顯著，n=21，3個解釋變量，0.05的顯著水平，查DW統計表得，dL = 1.026， dU =1.669，

2. 偏相關系數檢驗法

在方程窗口中點擊View/Residual Test/Correlogram-Q-statistics，并輸入滯后期為10，則會得到殘差 與 的各期相關系數和偏相關系數

由偏相關系數檢驗的結果顯示，不存在自相關性，進一步需要用做LM檢驗是否存在自相關性。

3. BG檢驗法

在方程窗口中點擊View/Residual Test/Series Correlation LM Test，并選擇滯后期為2，則會得到如圖5所示的信息.

三、 結論分析與政策建議

（一）結論：

本文在擬定計量模型的基礎上，分別進行了多重共線性、異方差性和自相關性的檢驗。我國外商直接投資與GDP、關稅總額之間高度相關，與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密切相關，解釋變量之間有嚴重的多重共線性，不存在突出的自相關性。

（二）模型缺陷及改進方向：

1、模型缺陷：

（1）該研究未能對外商直接投資做長時間的考察，所選取的樣本數據量較少，導致模型的代表性降低；

（2）模型建立過程中有諸多影響因素尚未考慮，如進出口額、經濟增長率國家政策等。在這樣的情況下，模型的可靠性與穩健性降低，建立的模型與實際情況存在差距。

2、改進方向：

（1）增加數據容量，延長時間序列，力求使得模型更加具有權威性和代表性。

（2）增加影響因素的個數，擴大分析范圍，定性和定量分析結合，縮小誤差。

（三）政策建議：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國內生產總值的迅速增長以及我國對關稅稅率的放松政策的實施，外商直接投資規模越來越大，存在的問題也越來越突出。主要存在著外商直接投資地區分布不合理導致的經濟效益無法最大化；在產業和行業間分布不平衡；缺乏高效統一的管理與調配機制等問題。

直接投資的案例范文第4篇

1.中國家電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

20世紀90年代之前，我國家電企業經營規模普遍較小，生產技術條件落后，不具備走向國際市場的條件。進入90年代后，隨著企業經營規模的擴大和技術水平的提高，企業開始大量為國外企業貼牌生產、直接與海外客戶聯系，直接將產品銷往海外市場。到90年代后期，隨著企業實力的進一步增強和國際市場知識的不斷積累，以海爾為首的一部分企業開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以實現國外生產、國外銷售。進入21世紀，我國一些家電企業開始加大跨國并購方面的投資，這些家電企業期望通過在跨國并購跨越進口壁壘的同時，獲得所收購企業的核心技術、分銷渠道等戰略性資源，進而增強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2012年，我國家電行業累計完成出口額494.78億美元，同比增長6.76%。2013年上半年，我國家電出口總額已經達到313.2億美元，預計家電產品全年的出口規模將超過600億美元。

2. 中國家電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分析以及優勢

2.1 對外直接投資的原因

出口不是長久之計。眾所周知，一個產業的成長光靠出口是不行的。2004年美國的“彩電傾銷案”讓人記憶猶新， 歷時一年多的中國彩電業應訴美國反傾銷一案， 以中方失利而告終。傾銷風波還未結束， 歐盟又開始征收電子垃圾費。所以， 除了關稅壁壘外，技術、質量、環保等非關稅壁壘近年來也在逐漸提高， 中國家電出口的道路越來越艱難。為了繞開進口國設置的各種壁壘， 中國企業逐漸開始在出口對象國就地生產、就地銷售，或者在貿易政策相對好的第三國進行生產加工， 采用借道第三國的方式，保護和擴大原有的出口市場。

掌握最先進的技術。技術創新是家電企業的關鍵， 中國家電業頻頻遭遇專利糾紛， 就是缺乏核心技術所造成的。由于發達國家為了長期壟斷先進技術， 在激烈的競爭中獲得壟斷優勢， 處于不敗的競爭地位， 不愿將先進技術轉讓出去， 總是通過各種手段封鎖其先進技術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和擴散。因而我們通過技術貿易渠道和引進外資渠道引進的往往都是二流的技術， 甚至是落后的技術， 難以獲得發達國家先進技術或尖端技術，所以對外直接投資是引進先進技術的有效途徑。

生產能力過剩。隨著市場的擁有量與飽和度逐步提高， 我國的家電業已經進入成熟階段，有限的市場空間、過剩的生產能力， 使產品的平均價格不斷下降， 利潤空間也越來越小， 企業之間的競爭加劇， 生存難度越來越大。中國市場容量有限和生產廠家生產能力過剩形成了一對矛盾， 解決這個矛盾的有效途徑就是積極理性的“走出去”，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創造世界知名品牌。當今世界是一個品牌競爭的時代， 企業要想保持長久不衰， 必須創出自己的品牌。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戰略早期以輸出產品為主， 后來輸出資本， 再后來發展為輸出品牌， 現在三種方式同時并用， 品牌成了主要的競爭手段。其實市場的爭奪說到底就是品牌的爭奪，品牌具有巨大的市場開拓力。中國家電企業要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光有市場， 做的是OEM， 沒有自己的品牌， 是不能成功的。

2.2 中國家電行業的優勢

家電行業是我國最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行業之一，也是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典型行業之一，其優勢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目前我國已成為世界商主要的家電生產大國之一，幾種主要家電產品的產量己位居世界首列。中國家電協會的數據表明，目前中國彩電產品占全球產能的80%，空調器產品占全世界產能的70%，冰箱產品占全世界產能的50%。

中國家電業的產品質量檔次己達國際同類產品水平，品牌效應逐漸增強。目前我國已有數百家家電企業取得IS09000認證，數千個產品通過了質量認證，贏得了進入國際市場的通行證。其中電視機產業是技術含量高、質量已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的行業，并大量進入國際市場。

中國家電業已形成了一定的技術開發能力與海外擴展能力。我國部分家電企業已能追蹤國際最新技術，如變頻技術、模糊邏輯控制技術、神經網絡技術等，并已能夠開發智能化、無污染、高檔次的新產品與信息家電等市場新寵。

3.中國家電行業對外直接投資市場進入策略與措施

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有兩種進入方式：跨國并購和創建企業。跨國企業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 必然要在并購和創建兩種方式中進行選擇， 以下是對并購和創建的優劣分析（見表1-1）。

表1-1 并購與創建的優、缺點

優 點 缺 點

并 購

1、籌建時間短

2、可利用目標企業的銷售渠道較快的打開市場

3、可利用目標企業的管理人員、技術人員、無形資產等資源

4、確保穩定的供貨來源 1、價值評估困難，易導致并購成本過高

2、容易受到東道國法律、政策的限制

3、原有契約和傳統關系的束縛4、不易管理

創 建

1、不易受到東道國法律和政策上的限制，創建合資企業常有東道國優惠政策

2、沒有后續工作的困擾

3、手續簡單，主動性強

1、籌建時間長，工作量大

2、沒有現成的銷售渠道可用，拓展市場困難

通過回顧中國家電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歷程， 不難發現中國家電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 除了2001年6月19日海爾首次用700萬美元收購意大利邁尼蓋蒂公司一冰箱廠，2001年TCL為了進入歐洲市場用820萬歐元并購了施耐德， 這兩例是跨國并購以外， 其該文原載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信息中心主辦的《環球市場信息導報》雜志http：//總第522期2013年第39期-----轉載須注名來源他都是以創建企業的形式為主，尤其是合資企業。海爾進軍國際市場大都是創建企業， 康佳、春蘭、格力等也都是選擇創建的方式。在跨國并購已日益成為國際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下， 而我國家電企業卻都是選擇創建企業，這與我國市場的發達程度和東道國工業化程度有著密切的聯系。

首先，市場經濟比較發達、市場體制比較完善的美國等國家之間的投資大都選擇跨國并購， 而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上跨國創建仍是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這是因為這些發達國家的投資自由化程度較高， 并購法律法規都比較健全， 資本市場自由化， 對并購的目標企業的資本有一個統一的評價標準， 操作起來比較方便。

其次，東道國的工業化程度。一般來說， 跨國企業在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國家或地區較多地采取并購方式進入目標市場， 而在工業化程度較低地國家和地區傾向于采取創建方式。這主要是因為經濟發達、工業化程度高的國家和地區的現有企業管理體系、技術水平比較符合跨國公司的發展要求， 有利于并購后的管理。而工業化較低的發展中國家， 這方面的條件有限。

雖然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是采取新建的方式，但是，以跨國并購方式進入國外市場的比例正在逐年增大，并將在未來一段時期內顯現出非常強勁的勢頭。所以談到以跨國并購的方式對外進行直接投資，目前對于中國企業來說有以下一些優勢：

并購有效地降低了進入新行業的壁壘。企業在進入一個新的領域時，面臨著現有企業的激烈反應，若以小規模方式進入則會面臨成本劣勢；而某些資本密集型行業要求巨額投資，企業進入新領域時存在較大風險，使企業在籌資方面有一定困難；由于原有企業同銷售渠道之間長期密切的關系，企業要進入新市場時必須打破原有企業對銷售渠道的控制，才有可能獲得有效可靠的銷售管道；新企業可能還面臨著其它一系列諸如原企業擁有專門的生產技術、取得原料的有利途徑、累積的經驗以及政府的優惠政策等不利因素。

所以，當企業準備運用投資新建的方法時，必須充分考慮到全部的進入壁壘，還必須考慮到由于新增生產能力對行業供求平衡的影響。然而在運用并購方式時，進入壁壘可以大幅度降低。由于并購沒有給行業增添新生產能力，短期內行業內部的競爭結構保持不變，所以引起價格戰或其他后果的可能性大大減小。總之，通過并購進入一個新市場，企業就可以有效地降低這種進入壁壘。

并購大幅度降低了企業發展的風險和成本。投資新建的方法并不僅僅涉及到新的生產能力，企業還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財力獲取穩定的原料來源，尋找合適的銷售管道，開拓和爭奪市場。因此，這種方法涉及更多的不確定性，相應的風險較大，資金市場所要求的風險成本較高。

企業通過并購能獲得科學技術上的競爭優勢。科學技術在經濟發展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企業在成本、質量上的競爭往往轉化為科學技術上的競爭。企業常常為了取得生產技術或產品技術上的優勢而進行并購活動。

4. 海爾集團的海外市場發展案例

直接投資的案例范文第5篇

關鍵詞：海外投資；資本運作；投資架構；稅務籌劃

2011年是中國“十二五”規劃的啟動之年，也是中國提出“走出去”戰略的第十六個年頭。今天，經過國際金融危機洗禮的中國，在“走出去”的道路上逆勢前行，同時也在直面新的困惑。目前，中國企業對海外投資還普遍缺乏實踐經驗，海外投資鮮有成功的案例。海外投資需要有全局性、系統性的考慮，從而最大限度規避海外投資風險，實現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戰略目標。本文中，筆者就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幾個關鍵因素逐步展開論述，首先從全局上縱向研究境外投資的重要環節，隨后從財稅角度上引申出一種新的思維模式，希望對海外投資策略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一、影響海外投資的六個重要因素

（一）海外投資的目標及戰略考量

中國企業在考慮海外投資時的動機不盡相同，如TCL與湯姆遜合資是為獲得國際公司先進的技術及管理經驗，聯想收購IBM是為了擴大企業的整體規模、提高企業協同效應、延伸國際渠道等。投資建造LNG運輸船是依據國家油氣資源戰略需要，著眼于未來大型LNG船的巨大潛在市場。不同的海外投資目標，決定了企業在海外投資時需要設計不同的交易架構。

（二）海外投資主體

中國企業需要明確內部各關聯公司在整個企業運作中的地位與作用，如控股公司是否合適直接境外投資、以子公司名義對外投資是否存在某些限制（非競爭條款）、公司是否可以考慮在境外設立新的投資主體（SPV）、是否考慮與境外PE/VC合作成立收購公司等，上述因素需要與公司對外投資的具體目標結合考慮。

（三）稅務影響與稅收協定

不同的投資主體所形成的不同投資結構對于降低企業未來運營的稅務負擔影響很大，通過設計選擇合適的投資主體結構及交易架構，有時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中國與不同國家簽訂的稅收協定、相關條約均可能存在差別。因此，需要從投資東道國、投資母國及第三國的稅務規定、國際稅收協定等方面進行考慮，以確定投資架構。

（四）中國政府機構審批

根據我國現有法律法規，中國企業境外投資一般需要向發改委、商務部門、國資委（適用于國有企業）和外匯管理局等部門申請事前審批或核準，境外企業在當地注冊后，還需報商務部備案，并向我駐外商務參贊處報到登記。盡管中央及地方政府頒布了一系列措施，鼓勵國內企業“走出去”，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但仍需結合國家關于企業境外投資產業的整體態度、充分考慮政府審批機構的傾向性意見，判斷境外投資境內的審批難度。

（五）外匯管制

國家外匯管理局2009年7月13日出臺了《境內機構境外直接投資外匯管理規定》，進一步簡化境外直接投資審批程序，將境外直接投資外匯資金來源及境外投資資金匯出的審核方式由核準制調整為登記制，擴大境外直接投資外匯資金來源，并對境外直接投資企業的后續融資提供支持。總體上看，由于中國外匯儲備比較充足，外匯管制措施呈松綁趨勢。同時，一些大的境外項目用匯額度非常高，而通過境外資金的運作可能會更加便利，從而加快境外項目的進展。

（六）融資安排

海外投資的一些重大項目，可能僅通過企業的自有外匯資金或銀行借款等形式難以滿足項目資金需求。因此，需要考慮向第三方進行融資，而許多境外金融機構及投資機構都傾向于通過境外操作融資事宜，減少中國境外相關機構的審批及流程。

二、海外投資財稅思路探討

結合曾參與過的海外項目投資研究工作，筆者認為，海外項目投資財稅研究可以基本分為“三部曲”，依順序分為投資架構的設計、資金籌措和風險分析。本文重點研究投資架構的設立方法和思路。下面將結合實例做具體分析。

中國企業在海外進行投資，一般會直接在投資東道國設立項目公司（直接投資架構）和在低稅負國家或地區設立中間控股公司，然后再在投資東道國設立項目公司（間接投資架構）兩種。

這兩種投資架構在本身設立、稅負的降低或遞延等方面很不一樣。尤其是后者，企業需要考慮能否降低或遞延項目公司分配股息以及未來轉讓項目公司股權取得的資本利得，需要考慮在投資東道國、中國以及中間控股公司設立地（如果有的話）繳納稅負等問題。

（一）實際案例分析

1.案例假設

A公司擬與一家國外公司合資在香港成立境外公司，并負責運營海外業務。通過前期研究分析比較，投資架構基本分為兩套方案（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

2.比較分析

方案一是A公司直接持有香港合資公司的股權，實施投資分紅方案時，合資公司按投資比例向A公司匯出股息。根據香港的稅收規定，合資公司向中國母公司匯出股息時，不需繳納預提所得稅，但是中國企業針對股息所得需在中國繳納25%的所得稅，總體稅負為25%。投資架構示意圖如圖1所示。

方案二是A公司可以通過某個低稅負國家的中間控股公司，間接持有香港合資公司的股權，也就是設計中國-低稅負國家（比如香港或新加坡）-香港的間接投資架構。根據香港稅法的相關規定，香港內部的股息支付或來源于外部的收入是無需征預提所得稅的。因此，在這種間接投資結構下，合資公司選擇投資分紅時是不需征稅的，只要A公司的境外子公司不再選擇投資分紅給A公司，幾個環節都不需要繳納預提所得稅，即整體稅負為零。投資架構示意圖如圖2所示。

很顯然，兩者對比，企業會選取后者。

3.由方案引申出的研究分析

上述案例只是基于最簡單的基礎案例分析，實際情況遠比上述方案復雜。如方案二中的架構設置會存在較大的彈性，稅收籌劃是我們重點考慮的因素，而影響和制約投資架構的因素往往會根據實際需求出現新的調整。因為方案二中的投資中間環節只有一層投資關系，這種投資模式往往適合于單項目，而且資金流動相對比較單一，容易受到中國稅法的管制與限制。一旦該公司選擇向上級母公司投資分紅，將會導致整體稅負增加25%，存在較大的弊端。

針對方案二中架構本身的局限性，我們不妨做進一步研究與分析，借以尋求一種更優的方案，以下簡稱方案三。由此我們發現通過新增公司投資層級可以解決上述問題，即增加之間投資關系來規避資金和法律風險。投資架構示意圖如圖3所示。

綜合比較，方案三的優點主要在于：

（1）建立海外投資平臺

在方案三中，B公司可作為A公司的海外投資平臺。根據集團未來的發展方針，B公司可為不同的投資項目與不同的合作伙伴合作成立海外合資公司。

（2）海外資金留存

作為海外投資平臺的B公司，可在配合集團的海外業務發展下，靈活調配集團的海外資金。如B公司可運用從海外投資項目的投資分紅，經另一子公司再投資到其他海外項目（可有效避免境內外匯收付的監管）。

（3）風險管理

方案三中，B公司以C公司作為海外投資平臺，除合資公司外，也會投資其他項目。若C公司與其他投資伙伴在某個投資項目上有任何商業糾紛，有可能需要動用其他資產項目做出賠償。在此情況下，C公司便不能將每個項目的風險獨立處理。相反，在方案三中，由于B公司和C公司是獨立法人，C公司對于海外項目的風險不會伸延至B公司的投資項目。所以從風險管理的角度上來分析，方案三更優。

（二）結論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上述三套投資架構的方案中方案三更有利。而上述方案的假設還是基于我們投資策略是為了運營海外項目，并不帶有投資目的。在實際資本運作中，股權轉讓所得（或稱資本利得）的稅負實際上往往更為關鍵，因為大量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戰略出發點就是完成海外項目公司的股權轉讓或公開上市，從而實現巨大的財富增值。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應考慮“雙層中間控股公司”的投資架構：如果A公司先設立一家香港公司，然后由香港公司設立荷蘭安德里斯公司，再由荷蘭安德里斯公司設立尼日利亞項目公司，就可以由香港公司轉讓安德里斯公司的股權，將資本利得保留在香港公司。由于香港不對資本利得征稅，在這部分資本利得匯回中國之前，也無需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遞延中國企業所得稅的稅負。

通過上述兩個案例可以清晰地勾勒出投資架構設計中的技巧和需關注的幾個重要環節，最大程度降低稅負是首先要考慮的關鍵點，其次公司發展戰略也起著至關重要的導向性作用，要納入設計環節中，最后就是重點研究如何防范和規避法律風險等因素。最終達到合理控制稅負成本，確保投資效益的最大化。

中國境內公司參與國際市場競爭還處于起步階段，但隨著海外投資步伐的加快、經驗的積累，勢必會逐漸步入正軌。借著良好的外部機遇，只要公司建立起內部優勢，發展潛力很大，前景廣闊。外部經濟大環境中的不利因素可以通過內部調整、揚長避短而逐步加以克服，內部投資管理劣勢可以采取有效措施進行改善和規避。只要掌握和運用好國際通行的一些基本合作模式，充分發揮自身優勢，針對海外項目，一定可以有效實施國際市場戰略，找出適合自身特點的海外項目投資籌劃管理策略。

參考文獻：

1.財政部條法司,財政部稅政司.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專輯[M].中國財經出版社,2007.

2.蔡昌.新企業所得稅法解讀與運用技巧：策略?方法?案例[M].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