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資相關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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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資相關理論范文第1篇
中圖分類號 F11；F753；F831.7 [文獻標識碼]A ？眼文章編號？演1673-0461（2013）06-0073-04
一、引 言
近30年來，全球范圍內的外商直接投資（FDI）流動變化越來越劇烈。這不僅表現在總量的增加上，在投資地區的改變上也相當明顯。根據聯合國統計資料顯示，全球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金額已從1970年的125億美元激增至2003年的15，000億美元。分析其流入地區可以發現，發達國家仍然是外商直接投資流入最多的地區，發展中國家雖然在相對流入比例上并未有顯著改變，但絕對金額卻有大幅增加。這對于追求經濟發展，但缺乏外匯資金及技術的國家，特別是那些自社會主義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而言至關重要。20世紀80年代末期以后，包括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等東歐國家在內的西方國家先后進行經濟與政治層面的巨大變革，以努力追求經濟發展與繁榮，而外商直接投資成為這些資金短缺國家取得生產技術與管理能力的重要來源之一。接受跨國公司自海外帶來的生產機器設備、技術、管理技巧等對東道國經濟產生了所謂外溢效應（spillover effect）。更重要的是，外商直接投資在以東歐國家為代表的西方轉型國家 ①克服工業發展失敗、經濟崩潰與政治紛亂，走向經濟穩定發展的道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外商直接投資已被視為這些國家轉型至市場經濟體的一個相當重要的轉型要素，因此促使它們尋找各種方式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同時，對于跨國公司而言，對一國進行投資生產，必定是因為該國具有穩定且具潛力的政治經濟環境，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狀況是其進行FDI區位選擇上的重要考慮因素。因此，東道國不應只扮演等待投資的被動角色，而應建立自身與他國相比具競爭力的優勢。
轉型國家雖然都經歷了市場經濟改革，但其發展市場經濟的深度與廣度存在很大差異，從而導致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呈現出不同的趨勢，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成效也迥異。關于外商直接投資流入的影響因素，國內外理論界已有一些相關理論與實證文獻加以探討，但是，由于觀點、方法與分析工具等的不同，目前尚未形成比較統一的認識。特別是，現有相關文獻針對外商直接投資影響因素的研究，在分析對象上大多只包括發達國家，或是單獨某個發展中國家，較少涉及轉型國家這一特殊類別國家群體。而根據上文所述，外商直接投資對于轉型國家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因此，本文擬以在西方轉型國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且轉型期較為一致的波蘭等東歐四國為例，對其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影響因素進行理論與實證分析，以期能為我國更好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促進經濟發展提供一些借鑒。
二、文獻回顧
早期的外商直接投資理論基本從市場不完全的角度出發，其基本假設為：在市場接近完全競爭條件下，FDI不可能發生，這些不完全可能來自于商品與要素市場以及政府法規，特別是關稅與貿易障礙等，以至于資源與生產產品無法做有效的分配。Vernon（1966）的產品周期理論通過將新產品的生命周期分為3個階段，說明了動態的比較利益，以及隨著廠商考慮成本因素時轉移生產地點，FDI在其中成為一個相當自然的過程；Knickerbocker（1973）觀察到寡占廠商在一地從事外商直接投資時，其他的競爭者也會跟進，因此提出“跟隨領導者（following leader）”理論，他假設這些跟隨者之所以會隨著領導公司進入東道國設廠，主要是不想讓領導廠商取得諸如規模經濟等競爭優勢，并將外商直接投資按照服務何種市場分成3類：供給當地市場、資源取得與以出口為目的的投資；Dunning（1993）的折中理論（eclectic theory）結合了國際貿易與國外生產觀點，包含了各種外商直接投資的形式，并指出外商直接投資必須在所有權、區位與內部化3個條件都得到滿足的情況下才會進行。其中，區位因素強調的是東道國自身在投資環境上所存在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等各種可吸引FDI流入的要素。他歸納出4類區位影響因素，包括市場因素、貿易障礙、生產成本與投資環境等。一國投資環境如果能滿足外國投資者所需條件，在所有權與內部化優勢均存在的條件下，跨國公司便會到該國投資生產。以上對外商直接投資相關理論的探討，已從最初古典的比較利益之機會成本問題，延伸到廠商對其他廠商競爭策略的布局研究，特別是Dunning的折中理論將過去外商直接投資的相關理論加以整合，在實際分析上更具彈性，也即在研究上既可以從廠商、特定產業，也可以從東道國的角度去討論。
在實證研究方面，Lucas（1993）在探討東亞與東南亞7國外商直接投資決定因素時，基于獨占者對于利潤最大化的外國資金延伸性需求，發展出包含相對價格與其他稟賦變量的基本模型，以及包括區位、市場規模、政治風險等變量的延伸模型，并分析了政治環境對外商投資的影響；Gastanaga（1998）利用折中理論檢驗49個低開放度國家在1970年～1995年間各種有關外商直接投資政策的效果，并認為政策與制度因素對外商直接投資具有顯著影響；Cassou（1997）利用panel data分析美國等6個發達國家稅率與外商直接投資的關系，實證結果發現，除了企業稅如預期般具有顯著影響外，所得稅也是相當重要的因素；Kerr and Peter（2001）采用市場不完全架構，利用1980年～1998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對中國大陸的外商直接投資決定因素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工資水平、開放度與匯率波動均對我國FDI流入具有顯著影響。從以上文獻可知，關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實證研究還存在許多分歧，同時，現有相關文獻較少涉及轉型國家。
三、分析框架
1. 理論分析
本文研究主要基于Dunning的折中理論（eclectic theory）。其中，區位優勢作為折中理論的重要一環，指東道國擁有一些該國區位環境上的因素來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這些因素用來解釋跨國公司在具有所有權與內化優勢下，在外國生產的動機。Dunning把驅動跨國公司進行外商直接投資的要素歸結為4個方面，包括取得自然資源、服務國外市場、重新建構生產行為或改善整體效率與競爭力以及獲取與現有資產互補或競爭的資產以降低風險。比較其他相關理論，折中理論相當具有彈性，它不僅可用在個體的研究，如個別廠商、產業或國家，也可在總體的研究上進行。對東道國而言，區位優勢是內生的，東道國并不會被動地等待跨國公司來投資，它能改變國內政治經濟環境以吸引外資流入。就一國顯示出的FDI數據而言，一個已進入一東道國從事FDI的跨國公司，勢必已將所有權優勢與區位優勢內部化，也即在考慮兩優勢后，決定在海外生產。同時，必須強調的是，不同的區位因素（優勢或是劣勢），對于不同性質的跨國公司而言，存在不同的重要程度。盡管如此，對于東道國而言，營建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從長期來看仍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東道國在吸引FDI的政策上也主要集中在對區位優勢的影響上，這從Dunning歸納出的4類區位影響因素也可看出。另外，東道國如能通過若干政治經濟改革措施以改變并獲取區位優勢，使得廠商經過內部化過程后投資于該國，則東道國就擁有相對于其他國家的區位優勢。因此，本文假設在給定跨國公司具有所有權優勢的情況下，跨國公司決定內化，并在一國投資設廠，要視東道國的投資環境而定；本研究對象以個別國家為單，并不考慮流入這些國家的FDI國別與性質。
基于以上理論分析，本研究在變量的選擇上采用Nabende（2002）等人關于外商直接投資流入的區位因素作為依據，同時考慮到區域性經濟沖擊的影響，將其區位因素主要分為3類，分別為成本相關因素、投資環境因素與總體經濟因素。成本相關因素主要是說明那些在投資國與東道國之間存在重要生產成本要素的不均衡，這種不均衡現象對于投資區位的選擇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尤其是，如果這些跨國公司主要是以勞動密集與出口導向為主，并且在海外設廠主要是因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不對稱的投入成本，兩地之間不均衡現象則更為明顯。東道國的關鍵成本要素包括實際工資率、匯率、土地與財產權、當地投入成本、稅率、交通成本以及資本使用成本等；投資環境改善的主要因素包括經濟開放程度、投資與貿易體制自由化及政治風險等，其中，外商直接投資政策包括所有權政策、稅率與補貼、價格控制等，貿易政策自由化主要是貿易商品關稅限制的降低；東道國在考慮總體經濟因素時，應注意那些能吸引跨國公司在本國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這些因素主要包括市場規模與潛在市場規模兩個變量。基于實際資料數據的缺乏，以及技術上的困難，實際研究中不可能包含上述所有理論變量。本文僅選擇可衡量變量，并對某些難以量化的變量進行變量替代。在成本相關因素上，本研究納入兩變量，包括實際工資率與匯率；投資環境改善變量采用人力資本與政府效能；總體經濟變量采用經濟規模、經濟增長與開放度；此外，考慮到區域性經濟沖擊，還加入亞洲金融風暴變量；最后，本研究加入了前一期的外商直接投資作為變量。
2. 模型設計
根據上述變量說明，同時考慮到時滯效應，本研究將計量模型設計如下：
lnFDIi，j=ai+β1lnFDIi，t-1+β2D97t+β3lnERi，t+β4lnWAGEi，t
+β5lnGDPi，t-1+β6GDPGWi，t-1+β7OPENi，t-1+β8GEi，t-1
+β9lnHCi，t-1+εi，t
其中，i為國家，FDI為外商直接投資，gdp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GW為實際經濟增長率，HC為人均政府教育支出，ER為市場匯率（本國貨幣/美元），WAGE為實際工資率，OPEN為開放程度，GE為政府收支余額占GDP比重，D97為亞洲金融風暴（虛擬變量）。
四、實證結果
本文研究目的主要是探討轉型國家外商直接投資流入的影響因素，本研究以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等東歐轉型國家為樣本② ，樣本區間為1997年～2011年，對于四國的樣本數據，盡可能保證數據來源的一致性，除了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與聯合國有關機構外，還包括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與各國政府相關網站上的資料。表1顯示了回歸估計結果。
實證結果如上表所示，調整后的R2為0.932，F值達到1%的顯著水平，Durbin h值顯示出無自相關的結果。此外，本研究嘗試利用Carree的近似無偏估計法估計動態pandel data中滯后一期的FDI系數，結果發現，在進行估計過程中，許多數值并未呈現收斂狀態，并且出現負向的數值而無法進一步計算，同時，在能計算的范圍下，事實上所觀察到的計算結果并未產生與原數值差距太大甚至相反效果的情況。在這些條件下，本研究并不對原始結果做進一步的修改與推估。根據以上對東歐四國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影響因素的實證估計，結果發現，9個變量中，僅有匯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與開放程度呈現顯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如預期地具有正面影響。匯率方面，東歐國家自然資源豐富，因此，如果東道國匯率貶值，意味著投資者可投資相同金額便可獲取更多的本地資產或雇傭更多的勞工，尤其各國在轉型過程中施行大小規模不等的國有企業私有化政策，舊有國有企業在本國匯率貶值時，外國投資者可以較便宜地購入，因而，匯率對于東歐轉型國家具有正面的效果。開放程度的影響方向是負向的，恰好驗證了本研究關于開放程度對FDI的另一個可能影響方向，即開放程度降低反而會吸引FDI進入，不過其效果并不很顯著。另外，東歐國家的FDI流入受到前一期FDI流入影響并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轉型過程中政治經濟變化的原因，如東歐國家在1990年前后就開始施行開放政策，允許FDI進入。東歐國家的匯率FDI流入有正面的顯著影響。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東歐國家在轉型初期對于匯率制度就進行了相當大程度的開放，此四國在現金轉換上大抵是相當自由的，而且，在模型設定上，匯率是以自然對數后的數值進行的，其數值相較于FDI而言，并沒有明顯的波動，因此未能顯著呈現。最后，盡管許多文獻指出，低廉的工資與較具效率的行政組織是發展中國家吸引FDI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兩者并不顯著，可能原因在于，除了這些國家逐漸發展的同時，人力素質也隨之提升，工資因此增加，從而可能產生抵消作用，尤其這些工資基本上為東道國各部門工資的平均，因此未能真實呈現。總之，從實證結果可知，東歐四國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吸引外國投資進入這些國家，因而對于匯率的波動影響資產價值特別重視，外國投資也能利用開放程度的下降，轉而直接進入東歐國家生產來搶占市場。然而，由于這些轉型國家雖然已經歷了10多年的市場經濟改革，但就經濟發展而言，它們尚處于初期階段，許多非經濟因素仍干擾著各國，若干的影響因素或許需要再觀察一段時間才能顯現其效果。
五、結 論
外商直接投資相關理論范文第2篇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升值；FDI
一、引言
隨著2005年7月盯住“一攬子”貨幣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在我國的實施，人民幣從此告別了固定匯率的時代，正式進入“小幅快跑”的升值周期。2007年11月以來，升值速度更是明顯加快，屢破關口，累計升幅已超過16%。在全新的匯率制度下，人民幣升值的趨勢將伴隨更大的波動，研究匯率升值對我國經濟可能產生的影響和后果變得富有現實意義。
人民幣匯率與FDI作為重要的宏觀變量，在我國面臨越來越突出的內外不平衡壓力的背景下引起國內外廣泛討論和關注。一方面，在人民幣外部和內部升值壓力的推動下，人民幣升值趨勢及預期將在較長時期內存在；另一方面，長期以來FDI的“雙刃劍”的特性已得到普遍的共識，既推動我國的經濟增長，又存在諸多負面效應。因此如何立足新形勢調整利用外資政策成為國內爭論的焦點。
FDI不能像金融衍生產品一樣通過跨期套期保值，并且包含著較大的沉沒成本，因此宏觀經濟變量（如優惠政策、要素成本、現實和潛在的宏觀經濟條件、匯率水平等）成為跨國企業對外投資的重要決策變量。在諸多因素中，匯率水平及其波動是影響FDI 流入的重要宏觀經濟因素，它通過多種途徑影響著FDI流動規模及方向。人民幣升值是否會導致FDI趨勢的逆轉是本文探討的核心問題。
二、理論分析
國內外對于匯率波動對FDI影響的理論主要可以分為以下三類：
（一）本幣升值將抑制FDI流入
此類觀點的主要代表是“相對成本效應”理論（Cushman，1988）和“相對財富效應”理論（Froot and Stein，1991），他們認為一國貨幣貶值會促進FDI的流入，而升值則對FDI會產生抑制作用。
1、相對成本效應理論。“相對生產成本效應”強調匯率水平變動對東道國生產成本的影響，認為當其他因素相同時，一國貨幣貶值將會降低當地相對于外國的生產成本，特別是勞動成本，而這種成本的降低意味著相同數量的外資可以雇用更多的勞動力，提高包括FDI在內的資本收益率，從而促進FDI流入。同理，當一國貨幣升值時，以本國貨幣表示的出口對象國的，當因匯率升值導致的本國生產成本與在出口對象國本地的生產成本的差額大于在出口對象國直接投資的成本時，就可能發生對外直接投資，即本國對外國進行投資，其他國家對本國的FDI就減少。
2、相對財富效應理論。Froot和Stein將本幣貶值造成外國投資者在本國投資成本下降的作用稱為“財富效應”，并以此解釋了20世紀80年代日本跨國公司因日元匯率大幅升值而大幅收購美國企業資產的現象。該理論認為東道國貨幣貶值能夠提高外國投資者的相對財富，從而更有利于他們并購東道國國內企業或者在東道國建廠。
（二）本幣升值將拉動FDI增長
認為貨幣貶值將會抑制FDI流入額研究者以Campa（1993）為代表，他認為可以通過跨國公司的海外投資決策預測其未來收益的期望值，一國貨幣越是堅挺，進入該國市場未來收益的期望值就越高，也就會吸引越多的FDI流入，而貨幣貶值使投資者喪失信心，將會阻礙FDI的流入，同時使本國貨幣流向貨幣堅挺的國家。
（三）匯率變動將使FDI在不同部門及地區進行重新分配
1、部門效應理論。在簡單的兩部門經濟體中（貿易品和非貿易品部門），一國幣值變化對該國不同部門吸引FDI的能力產生不同影響。當一國貨幣貶值導致對貿易品需求上升時，外國直接投資可能更多地投入貿易品部門，從而減少非貿易品部門的生產。不僅如此，由于本幣貶值導致貿易品需求上升，進而導致生產要素需求增加，從而提高了非貿易品生產要素成本，降低了非貿易品利潤，故本幣貶值還從供給方面對非貿易品部門產生緊縮效應，引起FDI流入出現行業偏向的可能。GoldbergL.S.（1993）認為，匯率調整具有資源重新配置效應。而資源的重新配置依賴于重新分配成本的多少和匯率變化的信號，這既包括國內資源的重新配置，也包括國外投資在不同行業間的配置。因此，從這個層面上看，一國貨幣幣值變化將導致FDI在不同部門之間資源配置的轉移，從而具有行業偏向特征。匯率變化除了通過需求和供給層面對FDI的部門流向產生影響之外，還可能通過預期收益和生產成本直接對部門利潤產生影響。從理論上看，幣值變化引起部門價格和利潤變化是否對投資產生影響并未得到很好的解釋。但一個簡單的結論是由于企業逐利性，行業利潤高將導致更多的資本流入。因此，在其他條件不變時，一國貨幣貶值將提高貿易品部門的行業利潤并導致FDI流入該行業。
2、區位效應理論。Aizenman（1992）認為匯率水平通過影響企業競爭力及國外直接投資在不同經濟體之間的轉移，即匯率水平對FDI產生區位效應。Goldberg（1993）認為匯率的區位效應依賴于初始投資成本（進入壁壘）、退出的非轉換成本、企業風險類型及生產者的風險厭惡程度。同時，區位效應不能簡單地理解為FDI在不同國家分布的調整，同時也包含不同投資國對匯率水平的不同反應。因此，匯率水平變化不僅對FDI全球區位分布產生影響，而且由于不同區位來源的FDI投資動機及風險類型存在差異，匯率變化對不同區位來源的投資者產生不同程度的沖擊。所以，當東道國貨幣幣值發生變化時，對不同區位來源的FDI投資行為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而不同區位來源的FDI對匯率水平調整的反應程度亦存在差異。
在實證研究方面，絕大部分主要是針對美、日等發達國家，多數結論為：東道國的貨幣貶值會吸引國外直接投資流入，而貨幣升值會導致本國貨幣流向貨幣貶值國。本文持中立態度，將以實證回歸來檢驗。
三、實證分析
（一）計量模型的構建
根據以上理論，初步構建如下的計量模型，以檢驗匯率升值對FDI的影響：
lnFDI=α0+α1E+α2VE+α3G+ε
其中，FDI代表外商直接投資，E代表實際利率，VE代表匯率波動，G代表GDP增長率。根據上文分析，α1的符號既可能是負號，也可能是正號，這取決于實證結果，而這正是我們所關心的。α2的符號是負號，匯率波動加大導致風險厭惡的投資人考慮向匯率相對穩定的國家投資，α3的符號無疑是正號，國內生產總值的穩定提高是經濟發展水平提高的表現，也意味著更多的投資機會和投資利潤率高，因而會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流入。
為降低異方差影響，本模型將FDI采用自然對數形式。為增加模型顯著性，對VE求倒數，并記作VEDS=1/VE，VE的求法是每個季度3個月匯率的標準差。并對各數據進行季節調整。對修正后的數據進行OLS估計，經驗證，該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和異方差，但存在正自相關。采用科克倫-奧克特迭代法進行補救，最終得到參數如下：
由上式可得，當實際匯率每增長一個單位，FDI的流入量將增加0.015629%；匯率波動的倒數每增加一個單位，FDI的流入量將增加0.06835%（即匯率波動越小，FDI流入量越大），即FDI與匯率波動負相關。外商直接投資的變動有很大部分是內部原因，即是由原來的自身規模決定的，實際匯率及其變動以及經濟增長率只是影響FDI流入量的宏觀經濟因素。所以這些因素對于FDI流入的影響并沒有其自身的影響大，但是這些因素也是不可忽視的。
（二）實證結果分析
通過上述人民幣匯率和外商直接投資的實證分析，可得出以下結論：
1、人民幣匯率升值會促進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這一結論符合我國的實際國情。首先，結合我國貿易結構來看，加工貿易仍處于重要位置，而這些都是由FDI來生產和出口。加工貿易主要就是利用我國勞動力成本優勢。匯率升值并不會改變我國勞動力相對價格，因而加工貿易的勞動力優勢仍然存在。其次，匯率升值同時導致加工貿易在國外采購原材料的成本大幅下降，由于加工貿易企業成本為國外采購成本，因而基本上可以抵消匯率升值帶來的影響，這些影響完全可以通過加強企業管理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加以彌補，所以匯率值小幅度升值并不會影響流入。
2、人民幣匯率波動提高能夠降低流入。這同理論分析相一致。1997年和1998年，人民幣面臨貶值壓力，盡管我國政府公開申明人民幣匯率不貶值，但是外商直接投資還是隨著匯率波動增加而下降。而在2005年7月的匯率制度改革前，（見圖1）人民幣升值壓力相對較大，在匯改前外商直接投資出現了一次快速增加。在其他時間段，匯率波動相對比較平穩，外商直接投資流入也相對比較穩定。
四、結論
結合理論與實證的分析，本文得出結論：人民幣匯率升值對外商直接投資具有促進作用，匯率波動對外商直接投資具有抑制作用。盡管本文得出的結論同傳統投資理論不一致，但這恰恰符合我國實際情況。從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量不斷增長就可以簡單地做出這一結論，而且本文的實證結果也支持匯率升值和外商直接投資負相關這一結論。實際上，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取決于我國穩定、持續的經濟增長、巨大的國內市場和勞動力成本優勢，只要這一根本前提沒有發生實質性改變，就不會導致外商直接投資的逆轉。此外，外商直接投資有相當大一部分投資在加工貿易上，匯率升值對加工貿易的影響相對較小，所以匯率小幅、漸進升值不會對外商直接投資造成太大影響。但是，匯率波動同外商直接投資呈正相關性表明，匯率快速升值是有害的，只可能導致短期資本快速流入，長期產業資本將推遲投資，對長期投資形成阻礙最終影響到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這是匯率升值背景下企業獲得國際競爭力的關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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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文武.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分析[D].蘭州大學,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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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資相關理論范文第3篇
一、 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的理論分析
（一）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解釋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早期以新古典主義經濟增長理論為基礎的研究強調,FDI對東道國經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其對東道國經濟的資本積累作用,如錢納里（Chenery）和斯勞特（Strout）（1966）的“雙缺口模型”理論是較具代表性理論，他們依據凱恩斯的國民收入均衡分析和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認為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受儲蓄、投資、出口和進口四個因素的影響，不可避免地面臨著三種形式的約束：儲蓄約束（即國內儲蓄不足以支持投資的擴大）、外匯約束（即有限的外匯不足支持經濟發展所需要的進口）和吸收能力的約束（即缺乏必要的技術、企業家和管理人才而無法有效地利用各種資源）。他們重點考察的是儲蓄約束和外匯約束，并且認為只有大力引進FDI，才能使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在既不削減國內投資和進口，又能促進經濟迅速增長的情況下實現平衡。這就是“雙缺口模型”，這一理論是指導中國引進FDI的基礎理論。
以索羅（1957）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認為，從長期來看FDI影響產出增長的程度是有限的。在索羅的模型中，長期的增長只能是技術與知識提升的結果。沒有技術進步，國內和外國投資遞減的邊際收益最終將制約經濟增長。經濟全球化和FDI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并沒有支持這一結論，主要原因在于新古典增長理論假定技術進步是外生的,所以，FDI就不能通過促進技術進步來影響東道國經濟增長。
（二）新經濟增長理論解釋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關系
20世紀80年代中期，由Romer（1986）和Lucas（1988）提出了內生增長理論，該理論認為技術進步是內生的，它是影響一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一國技術進步來源可分為自主創新和從外部引進、模仿及學習。巴格瓦迪（bhagwati，1978）認為外商直接投資作為國內總資本的一部分對本國經濟總量有重要影響。因為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在質量上區別于國內資本，它比國內資本有更高的效率，隱含更多的先進技術成份，外商直接投資成為國際技術擴散的重要渠道。由于外商直接投資能夠傳遞生產知識和管理技術，使得其具有一個區別于其他形式的利用外資的顯著特點，因此，外商直接投資隱含的技能和技術提高了東道國資本存量的邊際生產力，加速了經濟增長。
二、 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
在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國內外學者對FDI和東道國經濟增長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大致有三種結果：一是FDI是經濟增長的原因之一，而經濟增長不是吸引FDI的原因；二是經濟增長是吸引FDI的原因，FDI對一國經濟沒有明顯的正面影響，甚至還對東道國產生負面影響；三是FDI與經濟增長互為因果，相互促進。
（一）外商直接投資是經濟增長的原因
Kueh（1992）討論了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沿海開放地區國內投資、工業產出和出口的影響，發現外商投資對總資本形成做出了很大貢獻。Jansen（1995）對泰國的研究中發現外商直接投資對私人投資水平和出口有著顯著正面影響，并通過新技術的引入提高當地經濟效率，由此帶來了較高的經濟增長。Chen（1995）等人發現在中國FDI不僅與經濟增長正相關，還與固定資產總量正相關。DeMe11o（1997）從三方面對一國吸收FDI為何能促進經濟增長作了詳細的解釋，首先通過吸收FDI可加快東道國的資本積累，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其次，FDI是促進國內人力資本積累的一個重要源泉；三是FDI是技術知識外溢的一個重要渠道。Sun（1998）通過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得出外商直接投資是導致改革開放以來東部和西部地區間經濟增長差異和收入不平等的最重要的因素。DeMello（1999）發現無論東道國在技術狀況上處于一個領先者還是跟隨者的位置，FDI對于產出的增長率都有積極影響。and Durham (2004)研究發現只有那些金融發展很好的國家FDI才能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獲益。Laura Alfaro等人（2004）利用1975-1998年的跨國數據，分析得出具有完美金融市場的國家從FDI中獲益更多的結論，并提出了計算FDI對一國經濟發展的凈效應的方法。
鄧海濱、廖進中（2004）試圖借鑒Marwahk & Tavaknli.A（2004）的模型，利用我國1982-2003年間的有關經濟數據，運用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從實證角度考察進口，FDI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曹秋菊（2005）運用FDI和GDP之間的計量回歸方程來分析FDI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作用，她認為利用FDI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主要是通過以下三個方面途徑：一是產生資本效應；二是通過“技術溢出效應”間接提高了相關企業的勞動生產率；三是產生貿易效應。許小平、孫鐵軍（2005）都以武漢為研究視角采用了協整分析法和因果關系分析法探討FDI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檢驗出前者是后者的單向因果關系，因此，FDI促進了武漢市經濟增長。李志輝（2006）利用1983-2004的實際GDP和實際FDI的數據研究了我國的經濟增長和外商直接投資的因果關系，認為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和實際FDI之間不存在協整關系，即兩者之間不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也不存在共同的增長趨勢，說明從長期來看，并非經濟增長越快，就越能吸引FDI。董樂和何苗（2006）運用計量經濟模型考察了影響湖北省引入FDI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關系，研究發現國內投資與外商直接投資對湖北省的經濟增長都有顯著的影響，其中，FDI主要通過短期需求拉動和長期均衡效應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
（二） 經濟增長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原因
一些學者認為由于技術差距的存在，使得FDI在東道國的技術溢出效應幾乎為零，而且，FDI對國內投資產生替代效應，從而不利于東道國經濟增長。例如，Salz論證發展中國家FDI與經濟增長存在著負相關關系。Kholdy（1995）通過Granger檢驗發現經濟增長是導致FDI流入的原因之一，反之則不成立。Easterly認為利用優惠政策吸引外資會阻礙國內投資。當外資企業與國內企業收益差距很大時，引進外資反而會阻礙經濟增長。Carkovic and Levine（2002）利用GMM估計模型并沒有發現可靠的證據說明FDI能促進經濟增長；Choe（2003）研究發現FDI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是單向的，經濟增長能夠導致FDI，但很少有證據證明FDI能夠促進經濟增長。
一些學者認為我國經濟增長是吸引FDI的原因，而FDI對一國經濟沒有明顯的正相關的關系。陳繼海根據全國1990～2001的數據，利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得出實際GDP增長率是實際FDI增長的原因，反之則不成立。李占風、駱振心（2005）分別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方法和索羅-斯旺模型對湖北省經濟數據進行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資額對湖北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并不顯著。
（三） 經濟增長和外商直接投資互為因果關系
Zhang (2001) and Choe (2003)分析FDI和經濟增長間的因果關系，相互促進，Zhang通過協整分析和格蘭杰檢驗對11個發展中國家進行研究發現在五個東道國里FDI對經濟增長有積極的作用，并且，東道國的貿易和宏觀經濟穩定對FDI有很重要作用。
劉曉廣、楊昊晰（2006）采用了1981～2004年中國實際GDP和我國實際利用FDI的數據，運用GCT和格蘭杰因果檢驗計量等方法，分析了對中國經濟波動所產生的影響得到FDI和經濟增長互為因果關系，二者在變化趨向上是一致的，但在變化的幅度和變化的節拍上有一定的差異。董慶生利用1984～2001年我國GDP和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長率數據，運用協整檢驗和誤差修正模型，在確認兩者存在協整關系的前提下，通過Granger因果檢驗得到兩者互為因果的結論。蕭政和沈艷運用中國和其他23個發展中國家總量時間序列資料進行分析得出國內生產總值與外國直接投資之間存在著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互動關系。
外商直接投資相關理論范文第4篇
關鍵詞：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動因；決定因素
中圖分類號：F719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0594(2009)02-0055-06 收稿日期：2008-09-11
隨著經濟全球化向縱深發展，技術革命引致全球產業結構向服務業偏移、服務業管制放松、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制度安排以及服務業的特殊性質，使得全球外商直接投資(FDI)的重點已轉向服務業(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2004)。然而，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研究卻長期滯后于實踐發展。目前。國外關于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理論研究主要是以傳統的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理論和國際貿易理論為分析框架來解釋其動因，實證研究則主要考察其決定因素。
一、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動因
(一)基于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理論的研究 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作為獨立的經濟理論產生于20世紀60年代，二戰后跨國公司的空前發展及其帶來的投資浪潮，成為當時國際經濟理論界探討的焦點，各具特色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應運而生。這些理論包括壟斷優勢理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內部化理論以及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等。然而，上述理論大都以制造業FDI為研究對象，其中為數很少的對服務業FDI的研究也是以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理論為分析框架的。Boddewyn(1986)就認為，對服務型跨國公司沒有必要建立專門的理論，通過簡單的限定和詳盡的闡述，現有的FDI理論可以很容易地適應服務企業。
Dunning(1981)借鑒了海默以來的產業組織理論研究的新成果，將俄林的要素稟賦理論、巴克利和卡森的內部化理論結合起來，并引入區位理論，采用折衷的方法和體系加以綜合，提出了獨特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根據該理論，一個公司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意愿取決于以下三個因素的綜合或者其中之一。第一，公司具有核心競爭力或者能夠提高其競爭力的壟斷優勢；第二，通過將生產轉移到一個新的地方所具有的區位優勢；第三，公司所具有的內部化優勢。Dunning(1989)又進一步討論了服務業的跨國公司對外投資中三種優勢的具體表現形式和特點。首先，在壟斷優勢方面，信息、管理、組織與營銷技術是服務企業成功的關鍵。比如，對于咨詢業和信息服務業的跨國企業來說，其競爭優勢的關鍵在于獲得與處理信息的能力。由于新興服務業的知識化和信息化特征，服務部門跨國公司比制造業跨國公司的資本密集度更高，技術優勢更強，也更易形成世界市場的壟斷局面，形成其全球范圍網絡優勢。其次，在區位優勢方面，主要表現為東道國具有良好的信息和通信設施、健全的制度和受過訓練的人力資源，還表現為東道國不可移動的要素稟賦所產生的優勢，如地理位置方便、人口眾多等。最后，在內部化優勢方面，由于服務產品的無形性，信息不對稱較為明顯。另外，服務技術的復制較為容易，即使有專利保護，濫用和擴散的可能性也比較大。克服此類不確定性是許多服務企業選擇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理由。
還有一些學者對服務業中某個具體行業進行了專門的研究，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即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可以用傳統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框架來解釋。Dunning和Norman(1983)在對商業服務進行研究后指出，如果擁有產品和原材料的生產工藝是制造業所有權優勢的一個源泉，那么管理和營銷技巧就是商業服務公司的所有權優勢。因此，服務業跨國公司具有不同的所有權、區位和內部化優勢。Rugman和Verbeke(1992)認為，一個公司如果要進行海外直接投資，那么它必須具有一些區域約束或者非區域約束優勢。對于服務業跨國公司，這些優勢包括，管理的所有權優勢、營銷優勢、產品創新優勢、獲得新技術和信息渠道優勢等。
(二)基于國際貿易理論的研究 世貿組織在“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將國際服務貿易劃分為四種形式：過境交付、境外消費、商業存在和自然人流動。其中第三種商業存在即生產者跨境在服務消費國設立企業提供服務，從而將服務業國際直接投資作為服務貿易的一種形式。西方一些學者試圖用傳統貨物貿易理論如比較優勢理論解釋服務貿易，得出了不同的結論。
一種觀點認為，國際貿易原理完全適用于服務貿易。Sapir(1981，1982，1985，1986)根據國家間要素稟賦和技術的差異，對貨運、客運和其它民間服務作了一系列的實證研究，發現傳統的貿易理論不僅適用于貨物貿易，也適用于服務貿易，要素稟賦在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模式的決定上都具有重要作用。Sapir還提出服務貿易比較優勢的動態性觀點，為發展中國家開展服務貿易的動因提供解釋。Hindley和Smith(1984)則指出，將標準的比較成本理論用于服務業貿易和投資的任何潛在的困難都不足以對該理論的適用性產生懷疑，Kumpe同樣認為，作為一個簡單明了的思想，比較優勢普遍有效。
第二種觀點則認為，國際貿易原理并不適用于服務貿易。最早嘗試運用國際貿易原理來解釋服務貿易模式的學者R.Dick和H.Dicke(1979)以要素稟賦為基礎，對各種顯示比較優勢指標進行回歸分析，發現沒有證據表明比較優勢決定服務貿易模式。Feketekuty(1989)認為，服務同商品相比具有許多不同的特點，這些特點決定了國際貿易原理不適用于服務貿易。Sampson和Snape(1984)則是從大部分服務貿易中生產要素在國際間流動的特性出發，認為這與比較優勢的基本假設“兩國生產要素不能流動”相悖，H-O理論不足以解釋服務貿易。
第三種觀點介于前兩種觀點之間，它既肯定國際貿易的基本原理對于服務貿易的適用性，同時也承認具體理論在解釋服務貿易上的缺陷，主張在利用國際貿易理論來解釋服務貿易時，必須對傳統理論進行若干修正。Deardorf(1984)先是分析了國際貿易理論用于服務貿易的局限性，然后他運用標準的H-O模型，通過改變其中的個別約束條件，解釋了國際服務貿易是如何遵循比較優勢原則的。
Banga(2005)指出，同貨物貿易一樣，服務業存在兩種不同類型的外商直接投資，一種是“垂直型”或者說是產業內的外商直接投資，指的是發達國家的企業利用其在某個產業所具有的比較優勢，向發展中國家進行直接投資。統計證明，發達國家以兩類高端產品進入發展中國家服務市場，一是傳統的勞動密集性的消費服務中品質特別優秀的產品，二是更具現代意義的技術和人力資本密集的生產者服
務。另一種是“水平型”或者說是產業間的外商直接投資，指的是發達國家之間的企業利用產業間相對的優勢進行國際直接投資。像國際貿易一樣，世界上多數外商直接投資屬于后一種類型。
還有一些學者探討了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條件下服務貿易模式是如何決定的。Markusen(1989，1996)認為，生產者服務業的兩個主要特點是以知識為基礎和差異性。以知識為基礎意味著需要大量的初始投入以獲取知識來生產某一服務，但是當這一服務被生產出來后，它的供給邊際成本是相當低的。因此，生產者服務業的規模經濟十分重要。差異性意味著生產者服務業是有水平差異和垂直差異的。Jones和Kierzkowski(1988)提出和運用“服務鏈”的觀念來解釋規模經濟條件下服務貿易。他們認為，在規模經濟的作用下，生產過程更加復雜，需要更多的“服務鏈”。由于比較優勢的存在，服務鏈可以促進生產的國際化，從而服務貿易可以大大促進貨物貿易。Francois(1990)強調了服務在協調和連接各專業化中間生產過程中的外部集聚作用，他建立了一個具有張伯倫壟斷競爭特征的產品差異模型，討論了生產者服務與由于專業化而實現的報酬遞增之間的關系，以及生產者服務貿易對貨物生產的影響。
以上兩種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理論在解釋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動因有它們的理論意義，也有各自的優點。制造業的外商直接投資理論直接反映了服務業FDI的一些決定因素，更容易做實證檢驗：貿易理論中關于相對要素稟賦差異、規模經濟差異和競爭優勢差異。則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服務業FDI發生的本質。然而，由于服務區別于貨物的一些基本特性，包括無形性、生產與消費同時性、品質差異性等，使得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有其獨特之處，有時是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理論和貿易理論無法解釋的：第一，在制造業中，外商直接投資能夠通過把技術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的生產活動分散在不同的國家，創建出全球的生產價值鏈，從而將整個生產過程進行分割。但是，由于許多服務產品生產與消費同時性，服務產品生產過程的分割就變得十分困難。加上服務產品的高度差異化、難以標準化，服務企業很難形成規模經濟，限制了其國際化擴展；第二，同樣由于許多服務產品生產與消費同時性，并且由于服務產品的生產更加密集地使用知識和資本要素，如果想有效地在國外市場提供服務，就必須依靠到國外市場進行投資，設立分公司或分支機構，如國際電信、國際金融、咨詢等服務許多是在跨國公司范圍內運作的。此外，許多服務部門直接關系國家與經濟安全，與貨物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相比，政府規制在服務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中起著更為重要的作用。Erramilli和Rao(1993)認為應結合服務的特性對傳統理論進行修正，才能更好地解釋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動因。他們考察了美國多個服務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所涉及行業包括廣告和會計服務、計算機服務、工程和建筑服務、管理咨詢和研發服務、消費者服務、銀行等等，研究結果發現，廣告、會計、計算機服務主要投向發達國家，工程和建筑服務則主要投向發展中國家：而且受到不同服務行業特性的影響，如消費者服務，多采用特許經營的方式投資，難以標準化的廣告、工程等服務則一般是母公司有相當多的控制權。
二、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
國外關于外商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對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的實證研究較少，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東道國的市場規模 在絕大多數研究中，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最重要的決定因素就是市場規模。UNCTAD(2004)在服務業跨國公司投資的實證研究中發現，東道國的市場規模及其增長速度與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存在正相關關系。
但是，UNCTC(1993)做了一個關于市場規模對美國、加拿大、日本以及歐洲等發達國家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和拉丁美洲、非洲、亞洲等發展中國家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影響的研究。結果表明，市場規模并不是服務業內所有行業外商直接投資的最主要決定因素；即使市場規模是服務業內某個行業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決定因素，它的重要性也要比對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要小。
(二)母國的經濟規模 一些研究表明，母國的經濟規模是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最重要的決定因素之一，因為它增加了東道國被告知的消費者數量，這些消費者了解這些服務，因此，更有可能購買這些服務產品，給服務提供者帶來規模效益。也就是說，生產者服務公司一般位于具有廣大消費者群體的地方(Raft和Ruhr，2001)。滯后一期的制造業FDI存量通常被用來代表母國的經濟規模，Kolstad和Villanger(2008)認為，生產業將分工價值鏈的各個環節串聯起來，制造業企業為了整合資源、發揮專長、提高效率，越來越多地出現“服務外包”行為，傳統上由企業內部在產前、產中或產后所進行的一些生產、經營甚至管理服務活動(如產品設計、技術研發、物流銷售、員工招聘、信息管理等等)均轉而由生產業完成，因此，制造業FDI與生產業FDI呈正相關關系。
(三)東道國政府的政策 與制造業的外商直接投資類似，法律規制或者政府干預是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一個主要壁壘。在后GATS時代，許多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開始容許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一些服務行業，但是，對進入金融、電信以及公共事業等在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戰略地位的行業。外資的持股比例有嚴格的限制。服務業跨國公司在進行投資決策時要考慮東道國的政策取向和政策環境的穩定性。根據OECD(1982，1987)、Walter(1985)和UNCTC(1988)的研究，東道國政府的政策與規制是當地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最重要的決定因素之一。Kolstad和Villanger(2008)的研究表明，制度質量和民主對于服務業中的FDI來說比一般的投資風險或政治穩定性更為重要。并且，不同的政治經濟變量對不同的國家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制度質量對于高收入國家服務業FDI來說非常重要，而民主程度對于發展中國家服務業FDI來說比較重要。
至于東道國的開放度，UNCTC(1992)設計了一個開放系數來對政府控制與阻止(例如，控制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開業權和所有權)的程度進行主觀評價，并且用來估計對流人國內服務業的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結果發現，這一系數對流入國內服務業的外商直接投資有顯著的影響。Chanda(1997)的研究表明，當一國的出口行業比進口競爭行業更加密集地使用生產者服務的時候，如果出口產業的規模隨著貿易自由化的推進不斷擴大，那么就會產生對服務業特殊投入的持續需求。因此，在國內對這一投入供給有限的情況下，最終產品貿易規模的擴大將導致對中間服務投資的增多。因此，由一國政府政策所
決定的開放度是外商直接投資流向服務業的一個重要決定因素。Kolstad和Villanger(2008)則認為，由于許多服務是不可貿易的，東道國的開放度對這些行業FDI的流入影響較小。
(四)競爭優勢 服務業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被Dunning(1989)以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和內部化優勢來表示。隨著世界各國服務業的快速發展，服務業領域的競爭亦日趨激烈，競爭優勢已經成為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一個越來越重要的決定變量。然而，服務業的競爭優勢很難度量且易于轉移，尤其是進入文化領域和慈善領域的外商直接投資更是如此。一個國家某一特定產業的競爭優勢通常表現為這個產業的高出口或者向外的直接投資。既然服務業的特點是位置的不固定性和可貿易程度的差異性，研究中通常用服務業的FDI來估計競爭優勢的影響。UNCTC(1993)綜合了顯性比較優勢(RCA)與產業內FDI，提出了國際競爭力指數(internationalcompetitiveness index，ICI)，其計算方法如下：
ICIij=(Qij-Iij)/(Qij+Iij)
式中，Qij代表母公司位于國家j的跨國公司在國家j的產業i中擁有的子公司的數量；Iij代表母公司位于國家j以外的跨國公司在產業i中擁有的子公司的數量。
研究表明，母國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對該國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具有積極的影響。然而，當用ICI指數來衡量服務業中不同行業的國際競爭力時，可以發現，在與貿易相關的服務業和商業服務業中，競爭優勢不是一個主要的決定因素，而在金融服務業中，競爭優勢起到一定作用。
(五)服務產品的可貿易性 服務的特點決定了服務產品通常是無形的和無法儲存的，這也就意味著服務產品的國際交易只能通過流入一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或者當地公司在外國跨國公司的特許經營下進行生產來提供。然而，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服務產品的可貿易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Sauvant，1986、1990)。服務產品可貿易性的提高降低了以外商直接投資方式提供服務產品的機會。UNCTC(1993)通過以某一服務業中服務產品的出口值占總出口的比重來度量服務產品的可貿易性，發現服務產品的可貿易性對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有消極影響。
(六)全球寡占反應 當幾個規模較大的公司相互依賴時，壟斷效應就會發生。Knickerbocker(1973)研究發現，從事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的跨國公司在面對其國內、國際競爭者的時候，采用跟隨戰略來決定其在東道國投資的市場份額。Trepstra和Yu(1988)為了證實上面的結論，對美國的廣告業外商直接投資進行了考察，發現那樣一個跟隨競爭者的全球壟斷戰略確實存在于美國的廣告業中。
(七)文化差異 不同的國家具有不同的文化，不同國家的人們也具有不同的生活習慣和需求偏好。服務業的外商直接投資要考慮各國的文化差異，其所生產的服務產品要適當融入當地的文化特色，盡可能多地與當地消費者進行互動和交流，以使企業生產的服務產品適應當地人們的特殊偏好。在這方面，一些研究發現，文化差異是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決定變量，考慮文化差異因素是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成功進行的重要保障。
(八)公司的規模 國際化擴張是公司發展壯大的一個重要戰略。與小公司相比，大公司更傾向于跨國發展，與制造業中的情況一樣，公司的規模是服務業(如銀行業與廣告業)公司國際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決定因素。Ball和Tschoegl(1982)利用20世紀70年代的數據，對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和日本東京的外國銀行進行了研究。他們認為，進入這兩個地區的外國銀行都是資金雄厚、具有強大經營能力的跨國銀行，這些跨國銀行在母國發展到一定規模后，就有了國際化的動機。
(九)其他決定因素 國外學者還考察了其他影響服務業FDI的因素，包括東道國人力資本、服務業勞動力成本、服務業發展水平、匯率變動等。
UNCTC(1993)的研究結果表明，幾乎所有服務行業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決定因素是相同的，而這些決定因素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差異也不大。行業競爭結構、政府鼓勵開放的政策，被發現對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具有重要影響。Banga(2005、在對服務業FDI決定因素實證研究的綜述中指出，那些對制造業FDI有重要影響的因素對于服務業FDI同樣也是重要的。不過，這些決定因素的重要性有所不同。對于服務業FDI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是東道國政府的政策、文化差異、服務產品的可貿易性：而對于制造業FDI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是市場規模，貿易障礙和生產成本差異。然而，進入21世紀，許多條件已經改變。因此，需要對新的政治經濟形式下的決定因素作進一步分析。
三、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
最早研究服務貿易自由化對發展中國家影響的學者是Goldsmith(1969)，他強調金融服務業在促進資本投入到一國最具生產力的行業，進而創造更多產出過程中的作用。他后來的多數研究得出類似的結論，即一國經濟增長狀況和本國服務業的開放程度與發展水平是正相關的。西方經濟學家大多傾向于對服務業放松管制，認為政府應當提供一個有效、綜合的政策保證，從而促進服務業發展。Dee和Hanslow(2000)把服務看作產品，并且把生產者服務看做中間產品，從而建立了一些理論模型。這些研究顯示，服務貿易自由化將提高全球的產出水平和福利水平。Nicoletti和Scarpetta(2003)通過模擬研究和跨國比較指出政府規制對于服務業的影響巨大。特別是對于ICT服務部門如批發、金融、保險和商業服務的規制可能損害新經濟的外部性，對生產力的增長造成負的外部性。Brant(2003)認為不合適的限制性規制損害了企業的動力，特別是限制服務部門的增長。而Taylor和Christopbcr(2000)卻認為，經濟全球化導致的開放程度的加大與外商直接投資的正相關關系僅限于制造業部門，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服務業部門中這種關系并不明顯。由于發展中國家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資越來越集中在服務業領域，因此，發展中國家開放程度與外商直接投資流入之間的相關性是下降的。此外，Winters(2002)研究了在WTO下自然人移動的服務提供方式對服務要素流動的影響。還有一些模型對WTO下商業存在的服務提供方式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涉及商業存在的自由化是服務貿易自由化的主要方式。其他一些模型度量了服務貿易自由化對全球或者單個國家產出
增長的影響。這些模型中的絕大多數是基于傳統產品貿易自由化模型下的一般均衡分析。在這些模型中，貿易壁壘被視為與關稅和稅收是相同的。
對發展中國家的實證研究(Dee和Hanslow，2000)表明，一些發展中國家從烏拉圭回合服務貿易自由化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而就全球而言，超過一半的來自開放的收益也是由服務貿易自由化引起的。Mattoo，et al(2001)用CGE模型計算得出，發展中國家通過開放電信和金融服務業使其經濟增長了1.5％。Banga和Goldar(2004)對20世紀90年代印度服務業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情況以及服務業開放對印度其他產業的影響進行了實證研究。他們發現，服務貿易自由化對服務業的發展有積極影響，并且促進了工業產出的增長和生產率的提高。然而，Verkios和zhang(2000)指出，馬來西亞電信服務業的開放和印度尼西亞金融服務業的開放都是不成功的。Brown，et al(2002)研究表明，全球在多哈回合中每年從服務貿易自由化中獲益4130億美元，但是，其中絕大部分收益為發達國家所取得。
就已有的理論描述和實證檢驗研究文獻來看，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服務貿易自由化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沒有一個定論。有許多研究的結果都是互相矛盾的，這給決策者制定政策帶來極大的不便。
四、結語
國外學者對于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問題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與迅猛發展的世界服務業FDI的現實相比，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仍顯薄弱，還有許多方面有待進一步研究。
首先，一個基本的問題是對服務業范疇界定目前尚無統一標準，這給理論和實證研究帶來很大的難度，因此首先需要清楚界定服務業范疇。
其次，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理論分析主要是以傳統的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理論和國際貿易理論為分析框架的，這兩種理論都具有借鑒意義。但由于服務業區別于制造業的特性，有時是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理論和貿易理論無法解釋的，因此，有必要結合服務業自身特點提出一套新的理論來分析指導服務業的外商直接投資。
再次，在實證研究方面，同樣由于服務業區別于制造業的特性，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與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是否相同有待進一步研究。特別是服務業涉及部門多，牽涉面廣，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外商直接投資相關理論范文第5篇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擠出效應;協整;誤差修正模型
中圖號:F125.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9451(2009)02-98-05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Effe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China’s Domestic Investment
WANG Mingxing
(School of Statistics,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Chang 330013,China)
Abstrac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iment from 1983~2007 on China’s domestic investment is mady by using the cointegration analysis and the error correction model.The results obtained show tha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s a crowdingout effect on domestic investment in the long term while in the short term it has a lagged and negative effect,which requires the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make a right adjustment in the current policy on utiliz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so as to weaken such a crowdingout effect and make better use of foreign investment.
Key Words: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crowdingout effect;cointegration;
error correction model
吸引外商來華投資是推動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外商直接投資(FDI)的流入不僅為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帶來了稀缺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而且為東道國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改善了東道國的對外貿易,優化了東道國的產業結構等。但是隨著我國利用外資規模的不斷擴大,外商直接投資的負面效應開始凸顯并影響了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其中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投資的擠出效應就是一個備受關注的問題。因此本文從整個宏觀角度出發,分析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投資的短期和長期影響,從而為政府調整利用外資結構和規模,提高利用外資質量,發揮外資的正面效應提供理論依據。
(一)外商直接投資(FDI)與國內投資關系的理論探討
國內總投資包括本國投資者所形成的投資和外商所形成的投資這兩部分。相應地,外商直接投資與國內投資之間的關系也就有兩種:第一,外商直接投資與外商所形成的那部分國內投資之間的關系問題,也就是反映外商直接投資如何轉化為外商所形成的那部分國內投資。第二,外商直接投資與本國投資者所形成的那部分國內投資之間的相關性問題,即外商直接投資是促進了國內投資,還是減少了國內投資,或者兩者之間根本不存在相關性。本文所要探討的外商直接投資與國內投資的關系屬于后者。如果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導致國內總投資的增加額超過了外商直接投資本身的增加額,則說明了外商直接投資帶動或促進了國內投資,此時稱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投資產生了擠入效應。擠入效應的產生途徑主要有: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如果給東道主國家帶來新技術或新產品,迫于競爭的壓力,國內企業會不得不引進新技術或者增加自己的研發投入來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從而導致國內投資的增加;若外商投資的行業與上下游產業有很強的關聯性,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會帶動下游和上游企業投資的增加;另外FDI企業與國內企業之間的人才流動會使前者的先進技術,管理經驗流入到后者,這樣國內企業利用先進技術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同時也會增加自己的投資。相反地,若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導致國內總投資的增加額小于其自身的增加額,則國內投資減少,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投資產生了擠出效應。一般來說,FDI企業擁有先進的生產技術,經營管理以及強大的品牌力量,再加上東道主國家給予的各種優惠會使得其在爭奪生產要素,產品市場中處于有利地位,若FDI企業進入了國內發展已相對成熟、競爭相對激烈的行業,在投資機會和產品市場飽和的狀態下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必然會減少甚至替代國內投資。另外,FDI企業通過進口來購買原材料和出口來實現產品的銷售,這樣會切斷與國內上下游行業之間的原有關聯性從而導致國內投資的減少。最后,如果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額等于國內總投資的增加額,則表明兩者之間不存在相關性。
(二)國內外相關文獻綜述
關于外商直接投資與東道主國家國內投資關系的研究國內外學者針對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利用不同的擠入擠出效應模型得出的結論是不一樣的。Borensztein Gregorio和Lee運用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對69個發展中國家19701989年的數據進行分析發現FDI對國內投資產生了擠出效應,國內總投資的增加額約為FDI流入增加額的1.52.3倍。ManuelR Agosin和Ricrado Mayer采用19701996年間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39個國家的面板數據,運用總投資模型,證明FDI對亞洲各國的國內投資產生了很強的擠入效應,對拉丁美洲各國卻產生了擠出效應,與非洲各國的國內投資則無顯著的相關性。
近年來,國內部分學者也對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國內投資的擠入擠出效應進行了實證研究。張倩肖在新古典投資模型的基礎上證明了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國內投資產生了替代效應。在區域性研究方面,王志鵬和李子奈運用面板數據分析后發現,FDI對我國東部地區的國內投資產生了擠出效應,對中部地區國內投資存在擠入效應,而西部地區FDI的擠出效應不顯著;薄文廣采用總投資模型論證了珠江三角洲地區FDI的擠出效應比長江三角洲地區更加明顯。
以上在分析FDI對國內投資的影響時大多采用總投資模型,由于模型中解釋變量很多容易產生多重共線性,另外解釋變量中還含有滯后被解釋變量,因此運用OLS法來估計模型就會失效。本文采用協整理論和誤差修正模型來分析外商直接投資,國內生產總值對國內總投資的長期均衡關系和短期動態影響。
二、實證分析
(一)變量選取與數據來源
影響國內總投資規模的因素諸多,主要有兩種投資需求模型:加速度模型和資本存量模型。在這里采用加速度模型來研究總投資的變化,加速度模型表明投資需求不僅要受到本期國民收入水平的影響,而且要受到上期國民收入的影響,同時還要受到本期流入的外國資本的影響。因此我們可以將實際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資額(FDI),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影響國內總投資的主要因素,研究它們對國內總投資的長期和短期影響。從中經統計數據庫中可以搜集到19832007各年全國的FDI,GDP數據,而國內總投資額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DI)來代替。由于統計資料上FDI數據是以美元標價的外商直接投資額,在分析中首先將其用美元對人民幣的年平均匯率折算成以人民幣標價的外商直接投資額。為了消除數據中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分別對以上的外商直接投資額,國內生產總值,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取對數,取對數后的結果來表示。
(二)變量的平穩性檢驗
對于非平穩的時間序列變量建立回歸模型可能產生偽回歸的問題,因此在回歸分析之前必須要對變量序列lnGDPt、lnFDIt、lnDIt進行單位根檢驗,以確定變量的平穩性及單整階數。運用Eviews5.0中ADF方法分別對lnGDPt、lnFDIt、lnDIt進行平穩性檢驗,檢驗結果如下表1。
表1中d表示變量的一階差分;檢驗形式中C代表包含常數項,T代表含有趨勢項,K表示滯后階數;滯后階數的選擇標準是以AIC和SC值最小為準則。從表1中可以看出,ln(GDPt)、ln(FDIt)、ln(DIt)的ADF檢驗統計量值分別大于1%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不能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表明水平序列lnGDPt、lnFDIt、lnDIt都是非平穩的;其一階差分變量d(lnGDPt)、d(lnFDIt)、d(lnDIt)的ADF統計量值分別小于10%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這樣它們的一階差分變量在10%顯著性水平下都是平穩的,因此ln(GDPt)、ln(FDIt)、ln(DIt)都屬于一階單整變量序列。
(三)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檢驗
盡管lnGDPt、lnFDIt、lnDIt都是非平穩的,可是同為一階單整變量的它們之間可能存在一個穩定的線性組合。采用Johansen方法對ln(GDPt)、ln(FDIt)、ln(DIt)是否存在協整關系進行檢驗,在“Cointegrating Equation(CE) and VAR specification”欄目中選擇第三個備選項,即設定時間序列數據存在確定性線性趨勢,但協整方程(CE)和向量自回歸模型(VAR)中只含有截距項不含有趨勢項,同時一階差分滯后階數選擇為2階,Eviews5.0運行結果如下表2和表3。
表2中在檢驗原假設H0:r=0時無論跡統計量還是最大特征值統計量都大于5%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表明拒絕原假設,三個變量之間至少存在一個協整關系;在檢驗原假設H0:r=1時統計量和最大特征值統計量都小于對應5%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說明不能拒絕H0:r=1,因此ln(GDPt)、ln(FDIt)、ln(DIt)之間僅僅存在一個協整關系。表3給出了三者之間的協整數量關系式:
lnDIt=-3.85500+1.33874lnGDPt-0.127547lnFDIt
雖然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國內生產總值和實際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資都有各自的波動規律,但從長期來看,三者之間存在一個穩定的關系,其中國內生產總值對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產生了促進作用,國內生產總值每增加1%會使得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約1.3%,而外商直接投資則擠出了部分國內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 實際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1%將使得國內總投資減少近0.13%。
(四)建立誤差修正模型
協整關系反映了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但由于許多隨機因素影響著包括諸多變量的經濟系統,所以經濟系統經常處于一種非均衡狀態。變量組成的經濟系統之所以能夠保持一種均衡趨勢,是因為系統本身具有自我調整機制,當變量在上一期偏離了均衡點時系統在下一期會對上一期的非均衡誤差做出修正從而使得變量不斷地圍繞著長期均衡關系進行上下波動而不是更進一步地脫離均衡關系。構造誤差修正模型正是為了尋找這種調整機制,它描述了變量從短期波動向長期均衡調整的過程。根據ln(GDPt)、ln(FDIt)、ln(DIt)之間的協整關系:lnDIt=-3.85500+1.33874lnGDPt-0.127547lnFDIt,可以建立如下形式的誤差修正模型:
上式中參數βi(i=1,2,…,9)是短期參數,表示變量之間的短期調整關系,其中β9也稱為修正系數,它反映上期的不均衡誤差對本期被解釋變量短期波動的影響程度,說明被解釋變量短期對誤差的調整速度。ECMt-1 代表非均衡誤差的一階滯后項,ECMt-1=3.85500+lnEIt-1-1.33874lnGDPt-1+0.127547lnFDIt-1運用OLS法對以上的誤差修正模型進行參數估計,得到如表4的結果:
R2=0.860981,調整的R2=0.756716,DW=2.430159,F-statistic=8.257670.
從表4中可以看出,解釋變量中只有
d(lnDIt-2),dln(GDPt),d(lnFDIt-1),ECMt-1的T統計量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因此剔除其他的解釋變量,只以d(ln(DIt-2),d(lnGDPt),d(lnFDIt-1) ,ECMt-1,作為解釋變量重新用OLS法對誤差修正模型進行估計,估計結果如下表5。
從估計結果可以發現所有的解釋變量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而且模型的擬合優度(R2=0.804872)也比較高,說明所建的誤差修正模型是有效的,它可以表示成下列形式:
d(lnDIt)=-0.130397+0.591627d(lnDIt-2)+1.619331d(lnGDPt)-0.233414d(lnFDIt-1)-0.300074ECMt-1
其中前兩期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變動以及本期國內生產總值的變化都對本期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的短期變動有正影響,影響系數分別為0.591627和1.619331,可見本期國內生產總值的變化對當期本期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影響比較大;而前一期的外商直接投資的短期變動對對本期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的短期變動產生了負影響,前一期的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1%會導致本期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下降0.23%,影響力并不大。另外滯后一項的非均衡誤差對本期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的變動也起著負影響,符合誤差反向修正機制,上期誤差的30%在本期得到了修正。
三、結束語
就全國而言,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投資存在著長期的擠出效應,我們認為這主要是由外資企業與內資企業在產品市場上的競爭所造成的。流入我國外資的行業分布比較集中于制造業,尤其以輕工業為主,長期以來制造業領域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占實際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60%以上,這與內資企業的產業結構總體上相似。由于輕工業大多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其產品技術含量不高,替代性較強,這樣外企的進入并不會創造和擴大國內的市場需求,只能與內資企業競爭去爭奪有限的市場空間。與國內企業相比,外資企業通常擁有國際知名的品牌、豐富的管理經驗及國家給予的超國民待遇,所以在產品市場的激烈競爭中外資企業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進而減少或取代了國內的投資。另外,今幾年來外商直接投資選擇獨資這種生產經營方式的比重不斷上升,2004,2005,2006年這個比重更是超過了70%,這也就限制了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企業技術溢出效應更好的發揮。
從短期看,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投資變化存在滯后一期的負影響, 前一期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1%會導致本期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下降0.23%,這說明外資企業的競爭優勢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逐步發揮出來;對本期國內投資變化影響最大的還是當期的經濟發展水平,當期GDP每增加1%,大約會使得國內投資增加1.6%;而上期的非均衡誤差對本期國內投資的影響也達到了0.3。
鑒于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的固定資產投資產生的擠出作用,國家在今后利用外資的政策上要做出一定的調整來增強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投資的擠入效應,削弱其擠出效應,這對于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優化產業結構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都有著重要的意義。因此我們建議:國家應積極將外資引入到服務業領域,改變當前這種過度集中于制造業的狀況。即使在制造業吸收外商直接投資也只能引入那些技術含量高的知識密集型外資企業,而對于一般的加工制造業實行國民待遇,這樣會增強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溢出效應,也有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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