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對外直接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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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對外直接投資范文第1篇
中圖分類號：F83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13）02-0095-08
一、區位選擇和產業選擇的文獻綜述
（一）區位選擇
早期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都在不同程度上暗含了跨國公司進行對外投資需要考慮區位的因素（海默，1976；巴克利和卡森，1975），首次以正式的說法提出區位選擇的是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他認為區位因素是跨國企業進行對外投資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在企業決定對外直接投資時必須對區位因素作出評價和分析，并把區位中生產要素資源和投資優惠政策等多種因素作為考慮區位要因的重要指標。即企業應該選擇投向具有生產要素豐裕，價格低廉以及具有優惠投資政策的區位，拓展了過往理論按照單一要素選擇區位的劣勢（鄧寧，1977）。后來有學者提出了國際化階段理論，認為一個國家或地區開始投資時，應選擇心理距離較近的國家或地區進行，而后在投資心理距離較遠的國家或地區，這里的心理距離主要指投資國和東道國在文化、風俗習慣、經濟發展水平、法律體系等方面的差異程度，這些差異程度增加了投資國企業進入東道國市場的風險和不確定性（Greffi，1999）。
隨著對外直接投資的蓬勃開展，中國政府開始把對外直接投資作為促進國內產業升級的重要路徑，中國學者也在關注和研究這個熱點問題，較早提出對外投資的區位理論有“有效資本”模型（邢建國，2003）和“金字塔”模型（李媛、馬維，2006）。“有效資本”模型把企業資本按照性質的不同分為“過剩資本”、“壟斷優勢資本”和“有效資本”，不同性質的資本區位選擇是不同的，投資區位分為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三種，如“過剩資本”類型的對外投資應該投向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壟斷優勢資本”類型的對外投資應該投向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有效資本”類型的對外投資可以向三種類型的國家投資，不同區位選擇可以發揮跨國企業和東道國的各自優勢，并通過反向溢出效應促進投資國產業升級；“金字塔”模型認為區位選擇應該按照企業競爭優勢的獲取分為四個層次：專業化生產要素的獲取、有序競爭平臺的提供、相關配套設施和支援性產業的支持以及適宜消費群需求的滿足，這四個層次滿足后這個區位的投資就可以增加企業的競爭優勢，從而通過產業競爭、產業關聯等效應帶動投資國國內相關產業的發展和升級。
在實踐上，例如日本在開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主要是轉移國內具有比較劣勢的產業，如服裝、紡織和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區位選擇上。主要是看重東道國的勞動力成本是否具有優勢以及東道國是否具有優惠的吸引外商投資政策，以此減少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生產成本，獲取更高的利潤空間，在20世紀50、60年代日本主要向中國香港、韓國轉移，80年代向中國沿海地區、泰國轉移，90年代后逐漸向中國內地、越南和印度尼西亞轉移，就是因為這些國家或地區在勞動力成本上具有比較優勢，同時也制定了優惠的吸引外商投資的政策。
（二）產業選擇
產業選擇主要考察的是一國或地區不同產業選擇中的進入成本和預期收益的比較，關于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問題，西方經濟學界研究的較少，主要是因為西方發達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是在其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基礎上開展的，產業的技術進步快，轉換升級的能力強，同時發達國家市場化程度較高，經濟資源通過市場能夠得到合理配置，在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情況下，能夠根據企業的發展需要決策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只要條件具備了，就可以進行對外直接投資，而不太注重產業的選擇。而中國對外投資并不是在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基礎上進行的，對外投資是為了促進國內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企業進行對外投資不僅僅關系的是企業微觀經濟方面的利益，而且也關系到國家經濟和產業發展的宏觀經濟效益，因此中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需要考慮產業選擇的問題。
在研究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中，比較明確提出產業選擇理論的是“邊際產業擴張論”（小島清，1987），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投資國已經或者行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進行，按照這個原則，投資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這樣的投資可以釋放投資國邊際產業的生產要素，同時也可以獲得較高的生產利潤，有助于投資國產業結構的升級。在其他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中也間接地提到了國際投資的產業選擇問題，如“小規模技術理論”（威爾斯，1983），認為發展中國家在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生產上具有規模經濟的優勢，因此對外投資時應選擇勞動密集型產業；通過對20世紀后期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現象的研究，坎特維爾和托蘭惕諾（1991）認為發展中國家要想擺脫國家投資中劣勢的投資地位必須從資源密集型的對外投資向技術密集型的對外投資轉型，以此促進投資國國內的產業升級。中國學者在對外投資的產業選擇問題上，有兩個方向：一是通過描述性統計和經濟學分析的方法，分析和判斷中國對外投資的產業選擇方向（肖黎明，2007）；另一個思路是通過具體的案例研究，來考察中國對外投資的產業選擇對于國內產業升級的作用（程如軒，2001），這兩種方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的原因、基礎和取向問題，但是在具體的定量研究卻略顯單薄。
二、統計方法的選擇和計量結果
（一）灰色關聯分析法
由于中國系統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數據是從2003年才開始的，到目前只有2003～2010年的統計數據，因此如果使用時間序列回歸分析作為計量方法的話，時間跨度短，自由度小，解釋力不高，因此為了實現本節的統計目的，采用一種灰色關聯分析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灰色關聯分析是由鄧聚龍首創的一種系統科學的分析方法，是對某一個系統變化情況作出定量描述和統計比較的方法，基本思路就是通過確定一個參考數列和需要進行比較的若干比較數列之間的幾何形狀的相關程度來判斷它們之間的聯系程度是否密切的方法，以及可以根據關聯度的大小得出關聯程度的排序，主要是反映了序列間曲線的相關程度。這種方法是一種對系統動態變化進行量化處理的方法，對數據的大小沒有要求（最少為4個數據容量），對數據并不要求掌握完全的信息（處于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之間），因此本文將要實現的關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和產業升級的相關性研究就可以采用灰色關聯的方法進行處理。
灰色關聯分析法是有絕對關聯度、相對關聯度和綜合關聯度之分，絕對關聯度是把初始點作為零化法處理，如果序列間的分析因素差異比較大時，常會影響統計分析的結果，而相對關聯度主要計算比較序列相對于初始點的變化速率，與各序列觀測值的大小無關，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絕對關聯的缺陷，綜合關聯度是取絕對關聯度和相對關聯度的均值。
具體的計算過程如下：
第一步，確定分析系統行為特征的行為序列，這個序列需要兩種。一種是反映系統行為特征的序列，叫做參考序列，還有一種是影響系統行為的因素組成的序列，叫做比較序列。
第二步，進行無量綱化的處理，各經濟變量都有各自的統計方法和計算單位，為了正確反映系統行為的影響因素，需要對各變量進行無量綱化處理，以消除統計單位的不同造成的影響，加強了數據間的可對比性。
第三步，計算關聯系數，關聯系數反映序列的幾何曲線的相關程度，假設參考序列為X0，比較序列有若干個分別為x1，x2，x3，……xn。比較序列和參考序列的幾何形狀的關聯系數設為δi（k），則
第五步，關聯度排序，根據計算出的M的大小，排列出相關性的強弱，γi越大，說明比較序列和參考序列的關聯程度越強。
（二）數據的處理和統計結果
1 對外直接投資推動產業升級的區位選擇。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改革開放后，就制定了“走出去”的對外發展戰略，對外直接投資蓬勃開展起來，目前中國對外投資主要集中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區域。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促進產業升級的區位選擇問題上，現有文獻大部分是基于從理論框架上進行較為系統的分析區位選擇的原因、標準以及機理等，在實證上，大多停留在表面的統計分析上，本文擬在以往文獻研究的基礎上，利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數據。考察中國對外投資過程中在哪些區位的對外直接投資對產業升級的促進作用明顯，哪些區位推動作用不顯著。
本文用產業升級指標來反映經濟發展和產業層次水平的高低，產業升級指標用第一、二、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與各產業占GDP的比重乘積后的加權來表示，產業升級指標為參考序列，設為序列1，并按照歷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的統計方法，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分為六個區域，分別為亞洲、非洲、歐洲、拉丁美洲、北美洲和大洋洲，中國對這六個區域2003～2010年對外直接投資的存量即為比較序列，分別為序列2，序列3，序列4，序列5，序列6和序列7。具體的比較序列和參考序列的指標值見表1。
根據上述的計算方法，利用灰色關聯軟件計算出的關聯度排序情況如表2所示。
根據上表的統計結果可以看出，綜合絕對關聯度、相對關聯度和綜合關聯度的排名情況，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和產業升級關聯度排名依次為亞洲、拉丁美洲、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也就是說從對外投資的區位看，對中國國內產業升級促進作用大小依次為：亞洲、拉丁美洲、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
2 對外直接投資推動產業升級的產業選擇。
根據《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截至2010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已經覆蓋了中國國民經濟中所有的類別，從對外直接投資數額看，其中商務服務業、金融業、批發零售業、采礦業、交通運輸業、制造業占據了對外投資總額的90%。因此這里選擇這六個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作為比較序列較有代表性，仍然采用產業升級指標作為參考序列。具體參考序列和比較序列的指標值見表3。
利用灰色關聯軟件計算絕對關聯度、相對關聯度和綜合關聯度的結果如表4。
根據上表的統計結果可以看出，綜合絕對關聯度、相對關聯度和綜合關聯度的排名情況，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和產業升級關聯度排名依次為制造業、交通運輸業、采礦業、金融業、批發零售業和商務服務業。也就是說從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看，對產業升級促進作用最大的為制造業，接下來依次為交通運輸業、采礦業、金融業、批發零售業和商務服務業。可見從產業歸屬看，第二產業在過往的統計年度中對產業升級的促進作用要高于第三產業。
三、結論
第一，從上述灰色關聯分析的結果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亞洲區域的對外直接投資和國內產業升級的關聯程度最高，也就是說亞洲區域的對外直接投資促進國內產業升級的效果比較顯著，因為在這個區域的投資國家和中國地理上毗鄰、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消費偏好都有非常相近或相似之處，心理距離和地理距離都比較近，而且這些國家對外開放程度較高，也有優惠的投資政策，因此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往往會選擇周邊國家或地區的原因也在于此。進一步的分析，在亞洲區域中，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類型大部分屬于資源尋求型（如投資東南亞）和市場尋求型（如泰國、印度尼西亞、越南等），這類投資可以帶動中國機器設備、技術的出口，資源密集型的對外投資可以解決中國某些產業資源瓶頸的問題，同時利用這個區域某些國家或地區享有的貿易優惠條件，與第三國進行貿易，擴大出口份額，所有的這些因素均可以不同程度地輻射到中國國內的產業和企業中來，促進產業優化和升級。
第二，歐洲和北美洲區域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內產業升級的相關性處于中等水平，這兩個區域屬于發達國家的范疇，因此可以判斷這兩個區域的對外投資大部分屬于技術尋求型和戰略資產尋求型的對外投資。為什么其作用和相關度沒有亞洲和拉丁美洲明顯，究其原因有兩個，中國企業和這兩個區域的國家的地理距離和心理距離較遠。國家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有差距，而且這些發達國家沒有優惠的投資政策，因此中國企業投資這兩個區域的資本額度較少，從而促進作用不明顯；同時也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了中國企業在發達國家的技術尋求型和戰略資產獲取型的對外投資收益并不顯著，其反向溢出效應也因為各種原因并不能充分發揮，因此對于投資國國內產業升級的作用一般。
第三，非洲區域的對外投資雖然在企業數量和覆蓋區域方面居于六個區域的前列。但是其對中國產業升級的促進作用較小。因為在非洲進行的對外投資大部分屬于資源尋求型的，這種類型的對外投資可以獲得國內瓶頸產業發展所需要的經濟資源，但是這類產業的發展對于產業結構層次的提高，顯著性不高，因此非洲區域的對外投資對于國內產業升級的效應相對于其他區域來說較小。
第四，對外投資中制造業的產業升級效應最大。這主要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引進了大量較為先進的科學技術，并經過學習、模仿和創新，形成了一系列成熟和標準化的生產技術體系，很多行業的技術已經處于世界領先水平，利用這些成熟的技術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既可以利用東道國生產成本低廉的優勢，又可以轉移國內過剩產能，規避貿易壁壘的阻礙。同時由于制造業的門類較多。輻射面較大，產業關聯程度高，因此對外直接投資的制造業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對國內產業升級產生影響，因此政府繼續支持和鼓勵具有比較優勢的制造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以獲得更大的經濟效應，促進國內的產業調整和升級。
第五，采礦業的產業升級效應也較為明顯。因為隨著經濟的發展，對于資源類生產要素的供給要求越來越高，中國的鐵、銅和石油等資源的人均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單純依靠國內供給，或者從國外高價進口都不能切實解決這種供需的矛盾，為了改善國內的資源供給，避免國內經濟發展受到國際經濟的影響，進行資源類的對外直接投資可以解決國內瓶頸產業發展遇到的供給矛盾。中國對外投資的實踐也表明，中國重視資源類型的對外直接投資，確實促進了中國國內瓶頸產業的發展，為產業調整和升級做出了貢獻。因此必須從國家經濟發展長遠的戰略目標出發，制定資源類的投資戰略，在國外建立一批戰略性資源的供應地，確保國內經濟發展所需的經濟資源供應充沛。
第六，金融類高附加值產業的對外投資的增加并沒有顯著地促進產業升級的變化。雖然中國近幾年加大了金融領域的對外投資，但是由于起步晚，金融業的產品品種和服務水平和發達國家的金融業有很大差距，并不能很好地滿足其他產業發展所需的金融服務。因此從2006年以來的數據可以看出其對于產業升級的促進作用不夠明顯。中國政府應該放寬金融領域的對外投資政策，鼓勵金融機構走出國門，為中國對外投資的企業和產業提供優質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從而帶動國內金融業和相關產業的發展和升級。
何謂對外直接投資范文第2篇
一、對外資的評價立場――政治意識形態
評價外資對于一國經濟發展的作用取決于政治意識形態所決定的評價立場。在這一問題上存在三種基本觀點：激進觀點、自由市場觀點和實用民族主義觀點。
持激進觀點者沿襲了政治經濟理論中有關跨國公司的思想，他們注意到多國企業控制核心技術使得欠發達國家長期處于相對落后的地位并在投資、就業和技術上依賴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事實，將外國直接投資視為帝國主義經濟統治的工具手段。激進觀點在世界范圍已經基本失去市場。然而，每當東道國在國內問題上利益矛盾沖突難以調和的時候，往往凸顯激進論者的呼聲，在很多情境下這種論調實際上圍繞著某些特定部門的利益。
自由市場觀點則繼承了斯密和李嘉圖古典經濟學與國際貿易理論的傳統，根據比較優勢理論，認為國際生產應當分布于最具專業化效率的區位。因此，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增進了世界經濟的整體效率。但是，現實世界中沒有任何國家對于國際投資活動采取純粹的自由放任態度。例如美英這樣的發達國家也以“威脅國家安全”和“減少競爭”等名義對外國直接投資進行干預。現實中，多數國家對于外資采取了既非激進也非自由市場的所謂“實用民族主義”政策立場。
實用民族主義觀點認為利用外資有利（利益）有弊（成本）。比如，外國直接投資可以給東道國帶來資本、技術、技能并創造就業機會，但是，有時候外資制造企業進口大量的元器件可能會給東道國國際收支造成負面影響。為此，實用立場的政策試圖將利益最大化的同時讓成本最小。因此，外國直接投資只有當利大于弊時才被允許和接受。理解這一直觀簡單的評價標準必須注意強調評價利弊的層次，即國家層次。應在此層次比較全部的利益與成本，用經濟學的語言表述，就是社會成本和社會利益的對比考察。許多國家通過給予跨國公司稅收減免等優惠作為成本追逐外資以期獲得經濟利益的實踐正是實用民族主義的一個表現。
二、對外資的經濟評價方法――成本收益分析
一般認為，利用外資的利益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資源轉移效應。東道國可以利用外國投資獲得在國內無法獲得的資本、技術和管理資源，并將這些資源同國內資源相結合希望實現經濟增長和產業升級兩個最主要的目的。第二，就業效應。外國投資能產生直接的就業增長和跨國公司雇員因收入及其支出增加所引致的進一步就業增長的雙重效應。第三，國際收支效應。由于政府一般對貿易順差有所偏愛，外國直接投資可以通過以直接投資在東道國生產替代東道國的進口和利用跨國公司從事出口兩種途徑實現這一目標。
利用外資的成本代價涉及以下的三個方面：第一，對競爭的不利影響。有兩種可能，其一，跨國公司依賴在其他市場的利潤補貼東道國市場，即通過掠奪性定價等手段進行不正當競爭，將本土企業擠出市場取得東道國市場的壟斷地位；其二是幼稚產業論在外國直接投資問題上的應用，認為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面對強大的跨國公司競爭無法發展。通常后一觀點往往作為無效率的本土企業游說政府以限制外國投資者競爭的借口。第二，國際收支上的不利效應。這種不利的影響是通過遣返投資收入和進口元器件造成的。第三，國家與經濟獨立上的考慮。許多人擔心由于東道國政府無權控制外國企業，一旦外國投資過多便會喪失經濟上的獨立。
根據以上的評價方法，可以回溯性地從宏觀層面大致分析一國利用外資對于經濟發展所產生的作用。然而，脫離微觀層面對于外資產生作用的機制的理解不可能科學評價利用外資的“度”和“量”。相應地，對進一步利用外資的必要性、可能性及何謂“適度”利用外資等等問題的回答也將是空洞無力的。為此，有必要就通過利用外資的資源轉移效果實現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的機制做出交代。
三、外資作用的實現機制――利用外資作為手段同資源轉移效果的關系
（一）招商引資的經濟學
經濟發展與產業升級作為利用外資的最主要目標可以說基本上是通過資源轉移效果實現的。出于簡單通俗的考慮，我們將經濟發展理解為實現一定的經濟增長率，將產業升級理解為高附加值產業在產出中的貢獻比例增加。就這兩點需要作出以下說明：第一，二者涉及的時間跨度不同。經濟增長是短期內可以實現并能夠進行評價的短期效果。而產業結構升級由于涉及固定資本的投資需要一定的時間，它是在相對長的時期內才能夠實現并得以觀測，進而進行評價的長期效果。第二，經濟增長是以絕對指標衡量的（當然也可以評價國家之間相對的增長速度），而產業結構升級不應是單單在絕對的實物和技術意義上評價的，更重要的是“升級”能夠在國際競爭情境下聚焦相對地位才有戰略意義。第三，與這兩點相關的，二者在評價標準的可觀測性與可操作性有所不同。外資對于絕對意義上的經濟增長的貢獻可以通過出口、利稅等指標相對容易地進行觀測。而絕對的、技術意義上的產業結構升級的表現在短期內（如評價經濟增長的周期內）不能用科學的手段進行辨識，更重要的是競爭意義上的升級更難觀測和評價。
所以，評價外資的作用時，考察外資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由于官員任職期限作為被考察的時間跨度相對較短而顯得更為可行。而且，增長中的欠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往往高于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的現實也使（委托關系中的）人（各級政府）更愿意在容易令委托人（所謂的公眾）滿意的維度被評價。加之技術上可操作性的緣故，評價指標集中于出口、利稅等易于觀測的指標。另外，根據經濟學理論預測，在委托――情境下，多任務工作（multi-tasking）中難以觀測和證實的工作將被投入低于最優水平的努力，同時投入可觀測任務的努力高于最優水平。這就意味著政府官員作為社會公眾的人，其最優的努力分配對于委托人來講并不是最優的。根據以上的簡單分析可以判斷，政府推動的招商引資在結構上只會是偏離最優的。
（二）招商引資的政治經濟學
在中國，各級政府不但可以同世界其他國家的政府部門一樣通過稅收減免等政策手段鼓勵吸引外商投資，還可以調動其掌控的其他資源（即使用納稅人的錢）進行招商引資的活動。進入官員政績評價體系的指標，如外資對于出口、利稅的貢獻乃至合同外資金額等，都暗示著這些官員的利益。此外，地方政府及其官員有可能在促進引資或協助外資企業收購本地國有企業的過程中占有額外的經濟資源。所有這些都意味著人私人成本與私人收益同委托人的社會成本與社會受益不相一致。
各級官員在任期內很可能會由于其私人成本小于私人收益（甚至不承擔任何成本）過分熱衷于招商引資活動，注重數量，并傾向于鼓勵甚至參與引進技術設備。雖然短期內可能在絕對指標上表現為經濟增長實績，至少體現為外資數量本身，但是如果考慮到產業結構升級，則會發現引進的技術設備往往不具提升競爭優勢的意義，甚至發現進口的是陳舊落后的設備垃圾。地方官員在促進產業結構升級上的努力遠遠低于最優水平，導致所謂的“優質”外資進入少于社會最優水平。
（三）利用外資的管理學
我國“十一五”期間利用外資的指導方針指出，要通過利用外資實現產業結構調整。通過技術進步實現產業結構調整的最終目的是要改變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取得國際競爭優勢，而非簡單、單純的技術進步。追求技術進步的本質在于戰略上的意義，即競爭優勢的含義，絕對不僅僅是單純實物上的技術發展。評價“以市場換技術”等外資政策思路是否正確，不能簡單地縱向比較生產技術和產品性能的改觀，而是應當考察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是否有所改善。然而，真正要實現競爭意義上的進步，僅僅依靠外商投資帶來的技術、管理和人才是不夠的。通俗地講，外商將其技術管理和人才同中國本土的生產要素相結合進行生產，外方控制其擁有的要素并占有其收益。因此，只要外方的技術與管理不產生外溢效應，外國投資相當于獨立循環。即便個別企業向市場提供的產品能夠實現升級換代，但這并不能實現產業層次的整體升級，因為其他的企業和整個行業不能從外資帶來的技術的外部性中受益。而且，即便假設技術可以作為可編碼的公共資源完全無成本地擴散，進而實現技術維度上的進步和產業升級，但這絲毫不能保證我們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有所改善，即不必然會實現競爭意義上的升級。原因在于，可以轉移和擴散的技術與管理模式本身的供給不是缺乏彈性的，因而不是稀缺的，進而不能夠產生李嘉圖意義上的租金。所以，通過利用外資引進的所謂先進的技術、管理和人才即便產生競爭優勢也是不可持續的，而生成可持續的競爭優勢需要企業具有默示性質的知識和能力。這種知識和能力，特別是對知識進行消化、吸收和創新的能力，只能在企業內部發展而實現。
針對提高國際競爭力的初衷并尊重知識轉移和發展的客觀機制，政府可以在影響企業業績質量的外部因素上尋找發揮自身作用的位置。政府政策可以影響的外部環境包括投入品和產出品市場、企業獲得金融資本的決定因素，以及有關知識產權的法律等制度框架。也就是說，要通過利用外資促進經濟增長實現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政府政策應當在制度建設上下功夫。政府希望通過直接推動高新技術的引進來實現自主創新能力的設想被證明缺乏理論上的支持，但政府政策在影響企業創新與吸收能力的外部環境上卻大有可為。這需要的不是僅僅是引導外資結構和傾斜鼓勵的政策，更重要的是政府各部門的共同參與。
從以上的意義講，所謂的“適度”（地利用外資）是宏觀層面意義的，而通常所講的“積極、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資）則是微觀層面的。微觀上的引資質量問題，最終是利用外資的效果問題。要想通過利用外資促進經濟增長實現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政府政策應當在制度建設上下功夫。
四、政策扭曲對于外資作用的扭曲
在非市場經濟國家的制度框架下，本文第二部分有關利用外資利弊的陳述需要做出修正。在政府可以對國有企業的經營決策直接介入并對非國有企業的運作進行干預的當今中國，不恰當的政府作用可以通過市場的作用改變預期外資本應該產生的正面效果，反而起到負面作用。
何謂對外直接投資范文第3篇
一、水利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管理所面臨的外部制度約束
當前，水利事業單位所面臨的外部制度約束主要來自于2006年頒布實施的《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管理暫行辦法》（以下簡稱《辦法》），因為該暫行辦法對之前的國有資產管理制度做出了一些重大變更，并且設置了更為嚴格的資產監管制度，主要表現在：
1．收益權收歸國有。事業單位國有資產收益監管不嚴，是導致收入分配秩序混亂的根源之一。《辦法》取消了“非經營性資產轉經營性資產”的概念，將事業單位利用國有資產對外投資明確規定為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此基礎上，第七條要求事業單位的主管部門督促本部門所屬事業單位按規定繳納國有資產收益；第八條要求事業單位負責本單位用于對外投資、出租、出借和擔保的資產的保值增值，按照規定及時、足額繳納國有資產收益。顯然，水利事業單位原來享有的收益權被收歸國有。
從理論上看，這實際上是收益權的正當回歸，因為投資收益權應屬于資產的所有者。《辦法》第五條明確規定：“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的管理實行國家統一所有，政府分級監管，單位占有、使用的管理體制。”顯然，在此管理體制下，水利事業單位國有資產（包括：流動資產、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對外投資等 ）的所有權明確歸屬于國家，水利事業單位僅享有國有資產的占有和使用權，并不享有收益權，收益權應歸資產的所有者，即國家。
2．資產動態監管加強。長期以來，國有資產管理只注重靜態管理，忽視跟蹤管理。《辦法》增加了對事業單位資產實行信息化管理的新規定，明確提出：要建立和完善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管理信息系統，對事業單位資產實行動態管理；事業單位國有資產占有、使用狀況，是主管部門、財政部門編制和安排事業單位預算的重要參考依據。在動態監管模式下，各級財政部門應當在資產動態管理信息系統和變更產權登記的基礎上，對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產權登記實行定期檢查。因此，依《辦法》之規定，國有資產信息報告將成為水利事業單位財務會計報告的重要組成部分。財政部、水利部將充分利用資產管理信息系統和資產信息報告，全面、動態地掌握水利事業單位國有資產占有、使用狀況。由于對外投資屬于資產使用范疇，因此動態監管的實施對水利事業單位必然會產生重大影響，其對外投資狀況將會受到嚴格監控。
3．對外投資無最終決策權。對外投資是水利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的重要組成部分。按照《辦法》所構建的“財政部門―主管部門―事業單位”三級管理模式，水利事業單位在國有資產管理中只依法承擔具體管理職能。就對外投資而言，水利事業單位只是負責“辦理本單位的國有資產對外投資等事項的報批手續”，并無自主決定權。至于對外投資能否得以實施還必須取決于水利部和財政部門的態度。依照《辦法》之規定，水利部享有對外投資審核權，財政部門享有對外投資審批權。由此可見，國家對于事業單位國有資產對外投資的監管更加嚴格。
4.資產處置自削弱。為了解決國有資產處置無序、國有資產流失嚴重等問題，《辦法》明確規定了事業單位國有資產處置的內容和要求，即事業單位處置國有資產應當嚴格履行審批手續，未經批準不得自行處置；同時還要求事業單位國有資產處置應當遵循公開、公正、公平的原則進行。因此，水利事業單位國有資產處置將面臨更多的程序限制，如：出售、出讓、轉讓、變賣資產數量較多或者價值較高的，應當通過拍賣等市場競價方式公開處置，而不能任意選擇交易對象。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防止國有資產的流失，但同時也限制了水利事業單位的決策權。
二、水利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管理的政策建議
鑒于國有資產管理所面臨的外部制度約束日趨加強，水利事業單位只有正視現實，在依法實施國有資產管理的大前提下謀求國家相關政策上的支持，才能獲得長足發展。從實踐來看，為提高水利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管理水平，應謀求新的政策支持。
1.涉及國有資產管理收益的政策需求。收益權屬于所有權的具體權利內容之一。依照產權理論,國家獲得國有資產收益的依據就是投入了國有資本。因此，國家作為國有資產的所有者，擁有國有資產的收益權，這是無法回避和更改的。但同時，國家必須充分調動有關國有資產管理主體的積極性，從而提高國有資產管理水平。《辦法》明確規定事業單位應將國有資產收益上繳，至于事業單位對資產收益享有何種權利卻未加提及，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水利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管理的積極性。水利事業單位作為水利國有資產的具體管理者，同樣具有自身的部門利益。要想使國有資產管理實現保值增值，國家必須充分重視并解決水利事業單位的資產管理動力問題，明確水利事業單位享有何種權利，從而使其責任與權利相統一。
建議在規定國家享有國有資產收益權的基礎上，賦予水利事業單位在一定條件下享有國有資產收益的使用權。承認國家擁有國有資產收益權，并不意味著水利事業單位將不再可以支配國有資產收益。立法并沒有禁止水利事業單位使用國有資產收益。因此，水利事業單位可以通過與財政部（國家的出資代表）簽訂協議的方式獲得授權，即在保證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前提下，由財政部將水利事業單位上繳的國有資產收益按約定比例返還給水利事業單位使用，但對于收益使用途徑和程序應嚴格加以限制，從而確保國有資產收益用于水利公用事業服務的改善和提高。
2.涉及動態監管的政策需求。《辦法》中增加了對事業單位資產實行動態監管的新規定，明確指出：“建立和完善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管理信息系統，對事業資產實行動態管理”是財政部門的主要職責之一。
建議財政部門在實施動態監管時，必須把握好尺度，防止監管過度，干預水利事業單位的正常資產管理活動。國家應該盡快細化有關動態監管的具體制度，設置動態監管約束機制。
3.涉及對外投資的政策需求。《辦法》規定，水利事業單位只負責辦理有關對外投資的報批手續，不享有對外投資的最終決策權。對外投資必須先經水利部審核，再經財政部審批。這不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水利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管理的靈活性，而且由于要經過二層上級部門的審核與審批，極易導致決策周期較長。
水利事業單位作為水利國有資產的具體管理者，應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決策權。《辦法》第十條規定：“財政部門根據工作需要，可以將國有資產管理的部分工作交由有關單位完成”；第二十一條又進一步規定：“事業單位利用國有資產對外投資、出租、出借和擔保等應當進行必要的可行性論證，并提出申請，經主管部門審核同意后，報同級財政部門審批。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顯然，對外投資審批權可以依法由財政部門轉交給其他主體來行使。具體途徑有二：一是與財政部門達成協議，由其授權代為行使對外投資審批權；二是尋找法律、行政法規的例外規定。
建議水利事業單位應該積極爭取獲得財政部門的授權，對小規模投資和追加投資享有自主決策權；或者，由水利部獲得有關授權，從而享有部分對外投資審批權。與之相配套，需建立對外投資決策個人責任制度和及時備案制度，以防止國有資產的不當流失。
4.涉及資產處置的政策需求。資產處置是最易導致國有資產流失的環節。《辦法》專章對此加以明確規定，尤其是強調“事業單位處置國有資產，應當嚴格履行審批手續，未經批準不得自行處置”。
何謂對外直接投資范文第4篇
近來，美國一部分人不斷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對中國發難。2002年起，先后有美國制造商協會(Preeg，2002)、健全美元聯盟(Coalition for a Sound Dollar)、公平貨幣聯盟( Fair Currency Alliance)宣稱，中國進行匯率操縱，使得人民幣匯率較購買力平價嚴重低估，阻礙了美對華出口，造成美中上千億美元的貿易逆差，違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WTO)協定，因此要求美國政府積極交涉乃至尋求WTO爭端解決。本文通過對IMF和WTO法律文件的認為，這些責難缺乏依據、現行人民幣匯率制度和政策并不違反IMF和WTO規則。
根據1944年6月《聯合國貨幣會議最后議定書》，建立了IMF管轄國際金融體系(主要為匯率制度和外匯措施)，成立國際復興和開發銀行(又稱世界銀行)負責戰后重建和，而負責貿易規則的任務后來落在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ATT)身上，后者為1995年成立的WTO所取代。因此，本文第一部分剖析IMF法律文件，第二部分研究WTO協定，第三部分回顧中國加入世貿談判情況，最后分析人民幣匯率水平問題。
一、從IMF對匯率安排的要求看人民幣匯率制度和政策
(一)IMF的匯率制度規定
1973年8月15日，美國單方面宣布美國停止美元兌換黃金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即告崩潰。國際貨幣體系從釘住美元為主的固定匯率體系進入固定匯率與浮動匯率體系并行的。應美國的要求，IMF相應修訂了協定，有關匯率制度的規定主要體現在IMF協定第四條、第八條第四款和第十四條。
第四條第1節規定了會員方的義務：應努力以自己的和金融政策來達到促進有序經濟增長的目標，既有合理的穩定的價格，又適當照顧自身國情；應避免操縱匯率或者國際貨幣制度來妨礙國際收支有效的調整或取得對其他會員方不公平的競爭優勢；努力創造有序的基本經濟和金融條件和不會產生反常混亂的貨幣制度去促進穩定。IMF 1977年作出的第5392—(77／63)號監管決定解釋：匯率操縱是指長期、單向、大量干預外匯市場。
第四條第2節規定了匯率制度的種類，包括：(1)一個會員以特別提款權或選定的黃金之外的另一種共同標準，來確定本國貨幣的價值。(2)通過合作安排，會員方使本國貨幣同其它會員方的貨幣保持比價關系。(3)其它外匯安排。這樣，固定和浮動匯率制度并行不悖。
第八條第四款規定會員應當實行經常項目可兌換：避免限制經常項目支付，避免實行歧視性貨幣措施或多重貨幣匯率，兌換外國持有的本國貨幣(接受該條的國家稱為第八條款國)。但對經常項目可兌換條件不成熟的發展中國家，第十四條第2節規定，經IMF批準可以暫時維持現行外匯限制(援引該條的國家稱為第十四條款國)。
(二)IMF對匯率的監督
為避免重蹈20世紀30年代各國以鄰為壑的競爭性匯率貶值政策導致世界經濟危機的覆轍，IMF被賦予了監督國際匯率制度的職權。IMF協定第四條第3節規定，IMF有權監督指導會員方匯率政策。第二十六條第2節等規定，如果成員方拒不履行IMF的裁決，IMF可以處予取消使用IMF普通基金的資格，乃至經85%的投票權表決逐出IMF，但并不存在類似WTO爭端解決程序或交由WTO解決的先例。同時，第四條第3節規定，IMF匯率的監督指導，應該尊重、關注會員方內的國情及和政策。
IMF對成員國的審查監督每年進行(稱為第四條款磋商)，重點是宏觀經濟政策(包括匯率政策)，也審查第八條款國的匯兌措施是否違反經常項目可兌換原則，第十四條款國取消外匯限制的條件是否成熟。在實際監督中，IMF在匯率水平上態度靈活，更多地尊重東道國的意見，并不強加于人。甚至在危機前后，IMF對匯率水平是否恰當多與東道國充分協商。例如，1994年墨西哥貨幣危機、1997年泰國貨幣危機，1998年巴西金融危機中，IMF沒有強求這些國家調整匯率水平，直到市場力量迫使政府放棄不現實的匯率水平。
美國的財政赤字卻是世界長期的潛在威脅。IMF在《2004年世界展望》中批評美國不可持續的財政赤字政策，認為這是貿易赤字的主要原因，威脅世界經濟的穩定。
(三)基金組織中固定匯率制度成員多于浮動匯率制度成員
在現實中，各國都根據自身經濟發展水平和運行狀況自主選擇匯率制度和匯率政策。根據IMF《2003年度報告》，截止2003年4月30日，世界上共有8種匯率制度，按照匯率彈性從小到大分別為：沒有本國法定貨幣的匯率安排、貨幣發行局制度、傳統的釘住匯率安排、平行釘住、爬行釘住、爬行區間浮動、無區間的有管理浮動和自由浮動。在187個IMF成員中，采取上述制度的分別為41、7、42、5、5、5、46和36個。通常前6類歸為固定匯率制度，后2類劃入浮動匯率制度，這樣，IMF會員采用固定、浮動匯率制度分別為105和82個，固定匯率制度占多。
縱觀世界各國，匯率的彈性是與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化程度基本呈正相關。在國際資本流動規模巨大的今天，自由浮動匯率制度幾乎是發達國家的專利。雖然亞洲危機后，有一些國家采取了自由浮動匯率，但多數壽命很短。1999年到2002年IMF成員改變匯率制度多達78次，其中放棄自由浮動的為Z7次，僅2001年和2002年就分別有10個發展家和8個新興市場國家從自由浮動轉向無區間的管理浮動，自由浮動的成員從1999年的48個減少到2003年的36個。
上說，除了自由浮動匯率制度外，其它匯率制度都多少需要一定的干預。實際上，即使是前者也不可能完全放任匯率不管，差別在于干預的方式、頻率和力度。極少數發達國家(如美國)對匯率采取“善意的忽視”，但是偶爾通過官員“放風”來引導匯率走勢。而另一些發達國家，如加拿大，采用了綜合考慮利率和匯率的貨幣狀況指數進行調控，有時(如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期)也直接入市干預。還有些國家采取間接干預，如通過調控利率調節匯率。總之，對匯市的干預是各國進行宏觀調控和維護穩定的匯率制度的通用手段。
(四)中國沒有操縱匯率以阻礙國際收支調整或獲得所謂“不公平”競爭優勢
衡量幣值高估還是低估不能以Preeg所用的雙邊匯率為基準，而應以多邊匯率作參照系，而IMF等國際組織普遍采用實際有效匯率(RealEffective Exchange Rate)，根據測算，從1995年初到2002年末，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上升了21.37%。表明，不論是出口還是凈出口，與中國GDP增長的相關性較大，而與人民幣匯率的相關性并不顯著(xu，2000)。例如2000年，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隨美元處于最為堅挺的時期，但中國出口增長27.8%，進口增長35.8%；相反，2003年，人民幣匯率隨美元走軟，出口增長34.6%，進口卻增長39.9%，外貿順差同比縮小了16%。
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其基礎是銀行結售匯制度，機構和個人買賣外匯都通過指定銀行進行。指定銀行又根據核定的結售匯周轉頭寸上下限，將多余或不足的外匯頭寸，在銀行間外匯市場進行平補，進而生成人民幣匯率。該匯率制度是單一匯率，沒有歧視性匯率安排。銀行間外匯市場遵循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按照價格優先、時間優先方式撮合成交。中央銀行依靠和市場手段，調控外匯供求關系，保持匯率基本穩定。匯率穩定，是中央銀行在銀行間外匯市場通過市場手段，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結果，并不是為了阻礙國際收支調整或獲得所謂“不公平”競爭優勢。在每年第四條款磋商中，IMF從未對我國匯率制度安排提出異議，也證明了人民幣匯率是符合IMF協定的。
(五)外匯儲備的標準
美國和日本某些人認為，中國的外匯儲備超過了世界銀行的標準，目的是為了獲得對他國不公平競爭優勢，這也是站不住腳的。首先，世界銀行并不管轄外匯儲備標準。相反，根據WTO有關規定(見第二部分)，締約各方應接受IMF對外匯儲備的結論，而IMF對華第四條款磋商沒有質疑中國的外匯儲備。其次，外匯儲備是否充足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世界銀行所謂的外匯儲備占進口的25%，只是一個最低要求。世界銀行專家認為，低于這一標準，容易發生金融危機。第三，儲備水平還要考慮許多因素。亞洲金融危機表明，外匯儲備需要考慮資本流動的因素。世界銀行專家認為，儲備的因素，還應當包括償還外債和維持對金融體系的信心等。而目前中國銀行體系，尤其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比例高達20.39%，最后都需由政府負擔。因此，中國的外匯儲備需要維持較高的水平，以維護投資者信心。
此外，的儲備相當一部分來源于資本流入而非貿易順差。從1990年代起，中國在中國家吸引FDI中名列前茅。截止2003年底，中國吸收FDI超過4500億美元，外債流入1800億美元。這些資本流入中有許多最后反映為外匯儲備的增加。因此，外匯儲備中只有一部分來源于貿易順差，更多的部分來源于資本流入。例如，2000年到2002年，國際收支中的資本和帳戶順差達到800.1億美元，而經常項目順差只有733.5億美元。
二、從WTO對外匯事務的規定看人民幣匯率制度
(一)WTO對外匯事務的規定
GATT烏拉圭回合談判的成果之一是成立了WTO，此外還達成了一系列的多邊協議和協定，構成了當今國際貿易行為規范的框架，也使WTO和IMF的關系有所發展。WTO涉及外匯安排的條款，新添了《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和《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TRIMs)等協定。具體規定如下：
1.貨物貿易領域。WTO成立后，根據《WTO關于與IMF關系的聲明》(以下簡稱《宣言》)，除非最后文件另有規定，WID與IMF的關系基于規范GATT1947締約方全體與IMF關系的條款。因此，在貨物貿易領域，WTO與IMF關系遵循GATT與IMF的關系。GATT章節涉及外匯事務的實質性規定主要有國際收支保障條款以及外匯安排，如下：
國際收支保障條款。GATT第十一條、第十八條分別授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為維護國際收支平衡采取進口數量限制和征收關稅附加稅(稱為國際收支保障措施)。為防止濫用國際收支保障措施， GATT設定了嚴格的條件，其中最重要的是該國的國際收支出現困難和儲備下降及兩者的威脅，或者儲備過低，而國際收支和儲備狀況由IMF認定，GATT締約方全體都必須接受IMF的結論。
外匯安排。GATT第一條規定，在有關進口和出口的全部規章手續方面，成員必須對其它成員實行最惠國待遇。對外匯措施來說，這與IMF要求一致(如前所述)。GATT第十五條對成員的外匯安排進行了規定。第一款規定，GATF應與IMF進行合作，以便雙方在IMF管轄范圍內的外匯和GATT管轄范圍內的數量限制和其他貿易措施方面相互協調政策。第二款規定，在外匯安排問題的所有情況下，締約方全體應與IMF進行充分磋商，接受IMF提供的關于外匯、貨幣儲備或國際收支的結論。第4款規定“成員不得通過外匯措施而使本協定的各項條款的意圖無效，也不得通過貿易行動使《IMF協定》各項條款的意圖無效。”第5款規定，如果一成員的外匯限制與本協定對數量限制所規定的例外不一致，締約方全體可以向基金報告。第8款規定，本協定不阻止一締約方依照《IMF協定》，使用外匯管制或外匯限制。
GATT上述條款說明：GATT管轄關稅和非關稅措施，而外匯事務基本由IMF管轄，但雙方應當互相協調政策。GATT締約方有關儲備、國際收支、外匯限制、貨幣制度等方面的政策問題，應當要提交IMF裁決。一GATT締約方可采取符合IMF協定的外匯限制，不受GATT管轄。
2.服務貿易領域。GATS涉及外匯安排的是第十一條、第十二條、《關于金融服務的附件》，此外還包括《關于金融服務承諾的諒解》和《金融服務協議》。GATS第十一條明確了WTO和IMF在服務貿易項下外匯管理方面各自的管轄權，指出，任何規定不得IMF成員在《IMF協定》項下的權利和義務，包括采取符合《IMF協定》的匯兌行動；除在嚴重國際收支困難或其威脅的情況下外，一締約方不得對與其具體承諾有關的經常項目交易的國際轉移和支付實施限制，也不得對任何資本交易設置與其有關此類交易的具體承諾不一致的限制。同時，《關于金融服務的附件》對金融服務管轄范圍進行了限定。中央銀行和貨幣管理機關和任何其它公共實體為推行貨幣或匯率政策而從事的活動屬于“在行使政策職權時提供的服務”，不在GATS涵蓋范圍內，因此不受WTO管轄。“金融服務提供者”也不包括中央銀行。因此，GATS中關于外匯事務的條款，基本與GATT一致，均未涉及匯率制度。根據GATS第十二條，對服務貿易采取國際收支保障措施時，是否發生嚴重國際收支和對外財政困難或其威脅，也應接受IMF裁定。
3.與貿易有關的投資領域。TRIMs附件第二條規定：不得要求自求全部或部分外匯平衡(外匯平衡條款)。因此，WTO對家通常使用的經常項目外匯管制手段之一—外匯平衡條款享有管轄權。
綜上所述，貨物貿易項下，WTO成員的外匯管制和匯率制度是IMF的管轄范圍，WTO必須接受IMF結論，即IMF對外匯管制和匯率制度享有單獨管轄權。服務貿易和與貿易有關的投資的外匯管理方面，IMF擁有管轄權，但WTO也對與成員的極少數具體服務開放承諾有關的經常性、資本性國際交易外匯限制和外匯平衡措施分享管轄權。匯率制度則是在IMF單獨管轄范圍內。
(二)中國加入WTO有關外匯的談判情況
2001年6月，WID中國工作組會議的多邊談判在日內瓦恢復。會上，美國要求在中國加入WTO議定書和工作組報告中加入外匯事務的條款，旨在將中國的外匯事務納入WTO爭端解決機制。有關外匯問題的案文主要是：要求中國向WTO承諾外匯安排，開放部分資本項目，提供外匯管制的完全信息。對此，中方認為，外匯事務應當由IMF管轄，并不在WTO爭端解決機制范圍內。因此，中國就此問題與美方進行了多次雙邊磋商，WTO中國工作組舉行了八輪多邊談判。經過艱苦談判，最后各方達成協議，中國加入WTO議定書和工作組報告刪除了要求中國承諾外匯制度，包括匯率制度的案文。
WTO中國工作組報告有關匯率制度見第31—32段。文中，中國代表介紹了中國現行匯率制度，即實行以市場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中國人民銀行根據形勢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WTO成員(包括美方)當時對此均未提出異議(當然，如前所述，GATT規定成員應當轉向IMF提出)。2003年對中國的過渡審議機制各成員也未涉及中國匯率制度和政策問題。
(三)以美中雙邊貿易逆差為依據指責中國使WTO協定意圖無效是對WTO多邊規則的曲解
Preeg據第十五條第四款認為，中國的匯率政策使得GATT條款的意圖無效。因此違反了GATT規則。這是對WTO協定的曲解。
首先，WTO是一個多邊組織，它判斷貿易問題、解釋WTO協定是從多邊角度著眼的。因此，縱然中美雙方對雙邊貨物貿易赤字的統計存在分歧(雙方差距超過3—4倍，見Bronfenbrenner等人的，第74頁)，對WTO來說，強調的是一國與其它國家的貿易總差額。即使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如美國所稱，在 2003年超過1346億美元，但是，中方對日本和東亞新興市場國家卻是大量的貿易逆差，使得世界各國的貨物貿易總順差在2003年只有255億美元左右，占GDP的1.87%，在WTO看來不算大。加上中方的服務貿易赤字(2002年約為68億美元)，則比例還會更小。因此，中國外匯安排沒有使WTO協定的意圖無效。換言之，美方從中美貿易赤字角度指責中國低估人民幣匯率，違反WTO規則，本身就是站在狹隘的雙邊角度，并不符合WTO規則。
其次，姑且不說WTO管轄權問題以及何謂GATr條款的意圖，如果完整地看，就會發現第4款實際上要求成員在貿易措施和外匯措施上相互協調，是一個平衡條款。GATT進一步解釋：“‘使…無效’一詞旨在表明，例如，任何侵犯本協定任何條款文字的外匯行動，如在實際中不存在明顯偏離該條款的意圖，則不應被視為違反該條款。因此，一締約方符合《IMF協定》而實施的外匯管制的一部分，如要求出口結算使用本國貨幣或IMF一個或多個成員貨幣的締約方，不會因此被視為違反第11條或第14條。”換言之，GATT第十五條第四款是為了防止外匯措施明顯偏離GATT條款。因此，Preeg文是在斷章取義。
再次，WTO并不管轄匯率制度。Preeg認為，根據第十五條關于WTO可與IMF充分磋商的規定，美國可就人民幣匯率問題訴諸WTO爭端解決機制。但是，如前所述，第十五條規定，在磋商中，“締約方全體應接受IMF提供的關于外匯、貨幣儲備或國際收支的所有統計或其他事實的調查結果”，即WTO聽從IMF裁決，既無規定也無先例將外匯安排納入爭端解決機制。
三、購買力平價和貿易的關系
(一)絕對購買力平價不能作為評估匯率水平的依據
撇開匯率制度和匯率政策問題，人民幣是否匯率低估的問題，涉及匯率的參照系選取問題，也就是匯率決定理論。Preeg提出人民幣匯率較絕對購買力平價低估了40%，就此認為取得了不公平的競爭優勢。購買力平價理論著眼于商品市場，從貨幣的交換職能出發，把貨幣的國內購買力作為確定各種貨幣之間比價的一種匯率決定理論。自古斯塔夫·卡塞爾(Gustav Cassel)提出該理論后，吸引了大量和檢驗，基本共識是，長期來看相對購買力平價基本成立，即匯率水平由國內外相對物價水平決定；絕對購買力平價并不成立，一般只是用以衡量福利和生活水平、進行跨國比較的指標，不能作為確定匯率水平是否合適的依據(Visser，2002)。從下表可以看出，平均而言，越不發達，匯率對絕對PPP偏離越大。
名義匯率對PPP的偏離度
經濟體類型匯率對PPP偏離度
低收入-75%
中低收入-64%
中高收入-40%
高收入非OECD成員-37%
OECD成員-12%
來源：1.匯率：《國際統計2003》，IMF。
2.PPP：《世界報告2003》，世界銀行。
發展中國家匯率與PPP偏離度較大的原因包括：現實情況與PPP完全競爭市場假定有很大距離；非貿易品的大量存在(中國的比例約占50%)；國內外生產率變動存在差異，產生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各國消費結構不同和偏好變動；PPP測算技術、資本流動、預期和其他因素的。
(二)人民幣匯率變動與相對購買力平價大體相符
直接將相對購買力平價運用于中國這樣一個外貿市場多元化的高速增長的轉軌經濟國家并不可取，需要進行四項修正(或擴展)：用多邊相對價格變動(dP*／P)替代雙邊價格變動、生產率差異 (dδ，即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考慮關稅減讓(df)和出口退稅率變動幅度變化(dv)的影響。同時我們采用貿易大體平衡的年份的匯率作為基期匯率，得出可貿易品購買力平價。計算公式為dsppp=d(P*／P)+dσ-dV+df，我們稱之為人民幣PPP的生產率—市場化修正模型。據此估算出，以1987年匯率為均衡匯率(當年貿易逆差占GDP的-0.3%，則1998和2002年，可貿易品購買力平價分別為8.37和7.52元／美元，名義匯率分別高估1%和低估9%(溫建東，2004)。考慮到2003—2004年中國通貨膨脹、出口退稅率下調、關稅減讓、資源瓶頸制約生產率提高等原因，2004年兩者的差距將大大縮小，基本持平。因此，人民幣匯率并不存在明顯的低估。
(三)中美貿易赤字增長的主要原因
何謂對外直接投資范文第5篇
【關鍵詞】 獨立董事制度 商業銀行 傳統文化
2006年底，我國金融市場全面對外開放，國外銀行蜂擁而入，截至2006年12月底，在中國注冊的外資獨資和合資法人銀行業機構已達14家，下設19家分支行及附屬機構。在上海、深圳、北京、廣州、天津、廈門等地均建立了營業機構，并加快了進軍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的步伐。外資銀行的進入無疑對我國現行的金融體制產生了重大沖擊，加快完善我國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結構問題迫在眉睫。銀行的監管是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結構問題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完善銀行監管是我國商業銀行結構治理的重中之重。然而，生搬硬套的將獨立董事制度引入監管體系，不僅與監事會制度存在沖突，而且在我國的傳統文化的影響下，獨立董事制度的很多特性并不能顯現出來，其監管作用很難得到發揮。
一、引言
國際成熟的資本市場對獨立董事（Independent Director）概念界定為不在上市公司任職且與公司沒有任何股權關系的人士。
獨立董事的概念和制度主要來源于英美法國家，該制度也為西方國家的公司治理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貢獻。獨立董事的產生與公司治理結構不斷完善有很大的關系。美國公司采取的是單層董事會公司治理結構，在該模式中，股東大會直接委托董事會行使對公司的管理權，董事會聘任經理層對公司進行經營。這就使得少數大股東有機會操縱董事會為己謀利，損害了公司和其他股東的利益。獨立董事引入董事會，從制度上改變了經理人員和董事會監督失控的局面，獨立董事的監督和平衡作用得到了普遍的認可。因此，在很多國家的董事會中都設立了獨立董事。根據經合組織（OECD）《1999 年世界主要企業統計指標的國際比較》報告的調查，各國獨立董事占董事會成員的比例為，美國為62%，英國為34%，法國為29%。在美國大型公開上市公司的董事會中，獨立董事所占比例很高，并有進一步提高的趨勢。可見，獨立董事制度已經成為現代企業組織方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93年，青島啤酒H股在香港上市的時候首次引入獨立董事制度。依照我國目前的有關法律，獨立董事是指“不在公司提任除董事以外的其他職務，并與其所受聘的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東不存在可能妨礙其進行獨立客觀判斷的關系的董事”。
二、獨立董事制度產生的文化背景
任何一種制度的產生都與其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有關，獨立董事制度更是為了彌補公司治理結構的不足之處而產生。
1、獨立董事制度產生于一個復雜的移民構成體――美國。而這些人普遍人為只有通過自己的努力和承擔風險才能創造美好的生活，他們具有高度的冒險精神。因而，個人主義、英雄主義、理性主義成為美國文化的重要內容。從而形成了美國公司股權的高度分散化，以及完善的法律制度保護下的個人創新和個人的直接投資，這使得美國企業與企業或人與人之間的糾葛都會訴諸于法律。
2、獨立董事制度效用的發揮受西方文化影響。美國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代表，美國著名的政治學家、“文明沖突論”的發明者塞繆爾?亨廷頓教授就明確指出：“……西方的觀念從根本上是和其他文明的觀念不同的。西方的個人主義、 自由主義、憲法主義、人權、平等、自由、法治、民主制、自由市場、政教分離等觀念在諸如伊斯蘭、儒教、日本、印度、佛教或東正教文化中沒有多少反響。”由此形成了美國人公私分明、堅持社會公平等價值觀，這也為獨立董事保持在公司中的獨立性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背景，使大多數的獨立董事敢于履行職責去維護公平和正義，而較少的顧忌其他方面的影響。
3、獨立董事制度成長于市場完善，信用管理體系健全的美國。美國是發達國家的領頭羊，各類市場體系較為完善，而且形成了獨立、公正、市場化運作的征信服務企業主體。資本市場、商業市場上的任何一家企業和消費者個人真實的資信背景調查報告可以快速取得，這使企業和消費者已經形成自覺培養和維護自己良好信用的習慣。在這樣一個國家里，個人良好的表現可以極大地提高他們的信用和聲望，相反，聲譽一旦受損就會直接影響個人未來職業生涯的發展。因此，為獨立董事在公司中發揮其監督作用提供了主要動力。
在這一獨特的社會文化體系下，法律制度健全，征信服務快捷、方便、準確，人口自覺性較高等因素，為獨立董事制度在企業內部有效發揮作用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真正起到了監督約束企業經理人、董事會及其他高級管理人員的作用。
三、商業銀行獨立董事制度的引入
我國商業銀行內部治理結構采用的是日本公司治理模式，即董事會和監事會并列制。但在實際的運行過程中，因為董事長有絕對的權力，監事會往往有“隸屬”于董事會的跡象，看董事會的“眼色”行事，這就使我國商業銀行內部的監督作用明顯的弱化了。于是，企業家和學者們提出在我國商業銀行引入獨立董事制度來改變這種無人監管的現象。獨立董事制度在我國上市公司的引入已經產生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獨立董事制度是否能在我國商業銀行被“移植”成功，不僅要看是否有其存在的完善的法律制度，還要看我國的傳統文化是否能夠接受并容納它。
1、我國傳統文化中蘊含著的“關系”文化。中華的傳統文化是幾千年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是以儒家文化為主，道家文化為輔的文化。中國社會自古就強調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賴和相互合作，《呂氏春秋（恃君）》 中說 “凡人之性，爪牙不足自守，肌膚不足以抗寒暑，筋骨不足從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卻猛禁悍。然而猶裁萬物，制禽獸，伏狡蟲，寒暑燥濕不能害，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 “關系”二字便構成了中國的社會秩序，即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網相互交叉構成了和諧的社會秩序。而“關系”包括了：親人關系、朋友關系、情侶關系、同事關系、鄰里關系等等。
教授在《鄉土中國》（1947年）中對傳統中國社會中的社會結構和人際關系作了理論上的概括，提出了著名的“差序格局”的概念。“在差序格局中，社會關系是逐漸從一個一個人退出去的，是私人聯系的增加，社會范圍是一根根私人聯系成的網絡。”而這一社會關系的網絡是以親屬關系――血緣、姻緣、親緣所構成的關系為基礎而形成的。在親情的基礎之上，“為朋友兩肋插刀”，“遠親不如近鄰”……友情、鄰里感情等也在中國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這就使得人們在日常的活動中很注重這種感情的建立和延展。
在中國社會，這些情感因素強烈地影響著我們在社會活動中的行為，我們并不能以很獨立的個體身份做出決定、行使權力，往往是某一“關系”的特定環節。我們得擴張自己的人情網絡，謀求個人更好的前途、顧及家族和朋友的生活狀態。
而所謂的人情，在《禮記》中說：“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非學而能。”人情是一種個人可以支配的社會文化資源，可以用來饋贈對方給自己帶來某種報酬或者能避開某些不好的懲罰。在“人情”相互交易的過程中，就構建了一個人的社會關系。在中國社會中，個人的社會關系是決定個人社會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
2、商業銀行獨立董事與我國傳統文化的矛盾。以國家控股形式存在的我國商業銀行，因其在公司治理結構中所有者的缺位，激勵機制的不健全，使得經營者和員工在謀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影響了商業銀行長遠的發展以及損害了商業銀行的整體利益。而這些情況的存在是因為我國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結構制度和我國相關法律的不完善。因此，為了完善我國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結構中的監督機制，人們有意效仿國外商業銀行，欲引入獨立董事制度來改變無監督或弱監督現象。但是，從獨立董事制度產生的文化背景來分析，獨立董事制度與我國商業銀行內部存在的強烈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影子不能共存。
中國傳統文化對我國企業的經營和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在人員的錄用、業務經營范圍以及客戶的選擇等各個方面帶有強烈的“關系”文化的影子，在我國商業銀行內部表現的尤為突出。
（1）我國商業銀行的門檻在“關系”面前矮了一截，如何聘用“獨立”的獨立董事？有一句話說“沒有關系就進不了銀行”，可見在眾多的公司企業中，商業銀行的進入門檻是很高的。如果內部有熟人或者有一定的社會關系，那么進銀行工作就會相對比較容易。我國商業銀行引入獨立董事制度后獨立董事的任用會不會也會存在這種現象呢？在強烈的中國傳統“關系”文化的影響下，“肥水不流外人田”，主管者會不會為了賣人情或者為了好管理而選擇熟人去擔任獨立董事一職呢？所以，在我國商業銀行引入獨立董事制度之前應該充分考慮如何保證任聘完全“獨立”的獨立董事監管和斧正銀行的經營者和員工。
（2）我國商業銀行內部“關系”割據，各個不同利益團體鼎立，獨立董事如何“獨立”？在中國的傳統文化的大環境中，人們認為有了足夠大的屬于自己的關系網才會安全，才是一種身份的象征，所以這種關系網會在競爭中逐漸擴大。在商業銀行內部，這種關系網現象表現的也很明顯，中立的員工很少，他們要不屬于這個小群體，要不屬于那個小群體。獨立董事進入商業銀行后，也不排除被拉攏而成為某一群體的一員，為這個群體辦事，獨立董事的獨立性不能被保證了。
（3）我國商業銀行監事會的存在，獨立董事的權力如何保障？我國商業銀行現在采用的是監事會監督機制，如果引入獨立董事制度，先不論人員的冗余，就其職責的分配和監督的高效性也值得再商議。中國人講究“以和為貴”，兩種具有同等效用的制度并行存在，會引起商業銀行內部人員之間的矛盾。商業銀行引入獨立董事制度后，最好在同一目標下，設計獨立董事與監事會的職權范圍，各行其責、有所分工、相互監督，利用傳統的“關系”文化，使商業銀行內部的關系網之間能團結在一起，創建有自己特色的公司組織文化。
四、結論
中國文化沉積的太深，給我國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中帶來了很大的障礙，照搬別人的制度必定會給改革帶來很多的曲折。因此，不能盲目的引進獨立董事制度，而應該在現有的傳統文化的基礎之上更加注重公司治理結構方面的制度創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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