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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直接投資制度范文第1篇

關鍵詞：空間計量 ； 制度溢出； 制度變遷；外商直接投資

基金項目：天津市教委人文社會科學重大項目（2011ZD028）。

作者簡介：張煒（1984-），女，天津人，天津商業大學經濟學院講師，博士，主要從事外商直接投資與轉型經濟研究。

中圖分類號：F019；F061.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096（2013）04-0016-05收稿日期：2012-06-20

改革開放以來，外資不僅可以給欠發達地區帶來資本和技術，還通過制度溢出效應帶動了相關地區內資企業的發展。近年來我國對外資溢出效應的研究大多局限在技術溢出層面，這些研究加深了我們對FDI溢出效應的理解，但卻忽視FDI對制度影響過程中的空間溢出性特點。本文在考慮到我國具體空間制度溢出性的基礎上分析了FDI對我國各省域制度變遷的空間影響。

一、文獻綜述

在FDI促進制度變遷方面， Victor等（2000）通過研究中國的汽車制造業發現FDI以跨國公司的形式已經融入到我國的制度環境中并且影響著制度的變革。Haskel等 （2007） 指出，外資溢出不僅存在于行業內與行業間還會按地區路徑發生，某一地區的外資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不僅會影響本地區，也可能會影響周邊以至地理距離更遠的其他地區。

在國外學者對FDI空間溢出性問題研究的基礎上，我國學者也逐漸開始研究FDI對制度的影響與FDI和制度空間溢出性的特點。康繼軍等（2009）等學者分析并證明了制度作為促進經濟增長的顯著變量具有空間效應，各地區市場化進程存在制度溢出效應。鐘昌標（2010）對FDI的空間性進行了分析認為外資在某一地區的投資不僅刺激和提升了本地區生產率績效，同時也間接帶動了其他地區生產率的改進，FDI具有空間溢出性的特點。

通過對國內外學者研究脈絡的梳理看出，FDI的進入可以促進東道國制度變遷，同時FDI與制度都具有空間溢出性。但是卻忽略了在FDI促進制度變遷的過程中同樣存在空間溢出性的特點。本文在分析FDI對制度的促進作用的空間溢出性上得出：FDI在具有正向溢出性的前提下，不僅對我國制度變遷具有促進作用，而且這種促進性還存在空間溢出性，同時溢出性呈現出區域性與聚集性的特點。

二、經濟模型以及數據來源

在FDI促進我國制度變遷傳導機制過程中，本文擬采用空間計量方法來衡量一個地區對周邊地區的影響效果。空間相關存在兩種模型：空間滯后模型與空間誤差模型。本文選取空間滯后模型即一個地區制度的變遷成為解釋相鄰地區制度變遷模型中的一個自變量，并引入空間滯后模型前后誤差對比來確定其空間溢出性，從而估計FDI與制度空間溢出性在多大程度上促進我國制度變遷。

1.經濟模型

2. 變量說明及數據來源

本文因變量FDI由外商投資額表示，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該數據提供了各省市歷年來以美元衡量的外商投資額。同時，在研究制度層面中，國內外學者多采用市場化進程指標來反映經濟體制轉型變遷的質量。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樊綱 等，2010）進行年度追蹤，對中國1997年以來各地區的市場化進程進行測度，給出了較為完整的各地區市場化相對指數。這一指標體系的樣本空間至今統計了1997年～2007年數據。正如樊綱等指出，市場化指標的價值在于可將其作為制度變量來解釋制度變遷在中國經濟績效改進中的作用。因此本文的被解釋變量制度指標來自于《中國市場化指數——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2009年度報告》。

三、 回歸結果分析

本文以中國30個省域為研究對象（不包括），根據各地區1997年～2007年間的利用外資情況對制度變遷的影響進行了空間回歸分析。

表1分別列示了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與空間滯后模型（SLM）的估計結果（見下頁）。同時空間計量經濟學模型SLM 和SEM 的選擇通過Moran’s I檢驗、 兩個拉格朗日乘數來判斷。 從表1中可以看出OLS 估計模型的擬合優度為0.98588，F值為3412.35，模型整體通過了5%水平的顯著性檢驗，其中Jarque Bera統計量拒絕了隨機變量服從正態分布的零假設，BreuschPagan檢驗接受無異方差的零假設。但是Moran’s I（誤差）檢驗表明經典回歸誤差的空間依賴性（相關性）較明顯（通過10%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因此模型中應考慮加入空間效應。為了區分是內生的空間滯后（SLM）還是空間誤差自相關（SEM），Anselin（1988）提出如下判別標準：如果在空間依賴性的檢驗中發現，LMLAG 較之LMERR 在統計上更加顯著，且RLMLAG 顯著而RLMERR不顯著，則可以判斷適合的模型是空間滯后模型；相反，如果LMERR 比LMLAG 在統計上更加顯著，且RLMERR顯著而RLMLAG 不顯著，則可以判定適合的模型是空間誤差模型。在本文中根據拉格朗日乘數誤差和滯后及其穩健性檢驗表明，LMLAG、RLMLAG通過了5%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但是LMERR、RLMERR均未通過10%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 從這4個統計值看，SLM 比SEM優一些。本文給出了利用極大似然估計（ML）參數估計SLM模型的結果（見表1）。

將OLS估計結果與SLM估計結果相比較發現，在SLM模型中模型的擬合優度有所提高，R2由原來的0.985697提高到0.986961。對數的似然函數值由未考慮空間效應的156.474提高到空間滯后模型中的160.018。同時AIC與SC的值都有所降低。檢驗結果證實了SLM模型要比OLS模型好，可見基于OLS 的經典線性回歸模型由于遺漏了空間誤差自相關性，因而不夠恰當。同時也證實了各地區的外資對我國制度變遷的影響具有空間效應，制度存在溢出性， 在研究FDI對制度變遷貢獻時應該引入空間差異性和空間依賴性對經典的線性模型進行修正。在模型參數方面α1的系數為正與預計相一致，說明FDI對我國制度具有正相關關系，且彈性系數達到了15.8%。可見外資的流入對我國制度變遷具有重要貢獻。空間滯后項的系數ρ為正且顯著與預計相一致，說明各省市的制度溢出效應為互補關系，一個地區的制度變遷會通過制度溢出效應帶動相鄰地區的制度進步。

因此本文運用空間滯后模型（SLM）對各省域制度指標進行估計，從表1的空間滯后模型回歸系數0.150679可以得出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制度變遷影響著為正，將系數帶入表達式得出其貢獻率見表2 （FDI對制度變遷的貢獻）；并且依據空間效應滯后模型空間溢出效應對制度變遷貢獻系數0.00945172顯著為正，同時將系數帶入表達式估計結果見表2（空間溢出對制度變遷的貢獻）。表2包括了1998年～2001年、2002年～2004年、2005年～2007年和2008年～2009年4個年段中，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制度變遷的貢獻以及FDI促進制度空間溢出對制度變遷的貢獻。從數據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到以下三點結論：

1. FDI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影響著我國制度變遷，貢獻率逐年遞增

從表2中數據可以看出（見下頁），近年來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制度變遷的貢獻逐年加大。1998到2001年間FDI對制度貢獻水平整體偏低，但2005年到2007年間FDI對制度貢獻水平大幅提高，2008年至2009年間FDI對制度貢獻水平持續增長，基本達到對各個省域都產生了較強的促進作用。從趨勢可以預計，在未來FDI還將以其特殊的制度安排形式進一步推進我國制度變遷。

跨國公司以其所有權優勢在收益最大化原則的驅動下成為參與制度變遷的重要動力。同時如果沒有外資作為外生力量，任由各社會內部的自生自發力量和秩序在那里生長與發育，一個社會可能會像諾思所說的那樣，由于受制度變遷中的“路徑依賴”和“鎖入效應”的影響，而使演化在很長的時間內處于制度低效狀態。我國作為后發國，外資在未進入之前低效率制度安排可能長期存在。舊有行動集團在既得利益下，按照集體行動的邏輯達成一致，使公眾對低效、過剩的制度無能為力。

FDI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外資企業作為一種利益集團進入后，打破了原有的制度均衡，并產生相應的競爭機制。迫使舊有利益集團改革僵化體制，產生有效制度安排，以此促進我國制度變遷。同時，開放經濟中人們的制度需求遠遠大于實際的制度供給，這就要求不斷的制度創新。我國作為轉型國家，制度的創新機制還不完善，制度的創新伴隨著巨大的成本與風險。因此制度供給緩慢，不能滿足人們日趨強烈的制度需求。外商直接投資進入后，帶來新的成熟制度模式，彌補了制度缺口，促進了我國制度變遷。

2. FDI對制度的影響存在空間溢出效應，空間溢出效應對制度變遷的貢獻率逐年遞增且呈發散態勢

在1998年～2001年期間總體平均貢獻率為1.56，2002年～2004期間總體平均貢獻率達到2.05，2005年～2007年間總體平均貢獻率達到2.99，到2008年～2009年間總體貢獻率達到3.36。從表2可以看出，基本每個省域FDI都對其制度的變遷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各省域制度空間溢出效應對制度變遷的貢獻率逐年遞增。

3. 制度溢出效應在各省域間呈現區域性的特點

隨著FDI對我國各省域間制度變遷的促進作用不斷加強，制度溢出的空間性與區域性也逐漸顯現。制度溢出區域性主要分為以下幾大塊：東北部經濟圈、環渤海經濟圈、沿海經濟圈、長江流域經濟圈、黃河流域經濟圈、內地經濟圈和由廣東向內地延伸經濟圈。地區性制度溢出效應成聚集和梯次過度趨勢，并且總體呈現由沿海向內地、由南部向北部、由東部向西部的制度溢出擴散。宏觀層面，各地政府作為經濟發展的引導者，出臺一系列政策促進FDI的制度溢出，并且改變原有僵化、陳舊的制度體制，進行市場化導向的改革。相鄰地區政府間由于晉升績效的激勵，相互學習共同促進，產生區域性的制度溢出。微觀層面，外商的直接投資使得在同一產業鏈條上的供應商和客戶不斷聚集，制度相互影響，一旦此地區的產業與FDI形成規模，市場、金融、法制、投資環境都會得到相應的改善。同時也會進一步促進制度環境的優化并帶動當地內資企業的發展。這種制度外溢效應往往為構成各地區制度發展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結論及意義

外商直接投資作為一種制度安排促進著我國制度的變遷。一是FDI對我國制度變遷具有促進作用。二是FDI對制度的影響存在溢出效應，空間制度溢出效應對制度變遷的貢獻率逐年遞增且呈發散趨勢。三是空間制度溢出效應在各省域間呈現區域性的特點。

本文的意義在于外資不但促進了本地區制度模式的變遷還通過溢出效應影響到了周邊地區的制度模式，所以應當重視空間性對經濟模型的估計偏差的修正，這對未來模型估計提供了重要的借鑒意義。同時，隨著外資體制的深化，相信先進的經濟體制與發展模式會逐漸擴散到欠發達地區，帶動經濟的整體增長。所以我國中央在實施地方外資政策上也要考慮到這些相關因素的正向促進作用。最后，我國應逐步改善投資環境，使得FDI充分發揮對各制度變量的促進作用。可以預計在未來外商直接投資作為我國市場經濟的組成部分會進一步促進我國制度的完善，帶動我國制度的變遷。

參考文獻：

樊綱， 王小魯.2010.中國市場化指數——各地區市場化相對進程2009 年度報告 [R].北京： 經濟科學出版社.

康繼軍， 王 衛， 傅蘊英.2009.中國各地區市場化進程區位分布的空間效應研究 [J].統計研究（5）：21-25.

鐘昌標.2010.外商直接投資地區間溢出效應研究 [J]. 經濟研究（1）： 15-19.

ANSELIN L. 1988. Spatial econometrics： methods and models [M].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HASKEL J E， PEREIRA S C， SLAUGHTER M J.2007. Does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oost the productivity of domestic firm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9（3）： 482-496.

LOPEZ B. 2004. Regional externalities and growth：evidence from european regions [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44 （3）： 43-73.

對外直接投資制度范文第2篇

服務產業投資特點比較

印度從1991年開始推行對外開放政策，有記錄可查的對外投資數據始于1994年，其對外投資的總量大大落后于中國。從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來看，截止到2004年，中國對外投資總額為447．8億美元，在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排行榜中名列第五；而印度僅為66億美元，位居發展中國家排行榜第14位。從總量上講中國是印度的6．78倍。在中印兩國對外投資總存量中，對服務業(非金融類)的投資占中國對外投資的75％，占絕大多數；而印度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進入到制造業，對服務業的投資占印度對外投資的40．7％。

1．投資目的國比較

根據我國商務部的統計數據，從1976年到2002年，中國對外投資金額的45．6％流入香港和澳門，20％進入發達國家，其余進入其他發展中國家。在隨后的兩年中，流入到歐洲、北美和大洋洲等發達國家的比例不斷下降，從2003年的8．4％下降到2004年的7．5％。從選擇投資國的類型看，中國的投資符合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在發達國家的投資以貿易和商業服務類型為主，而在制造業的投資主要是利用自己在勞動密集型技術上的比較優勢在發展中國家進行生產。資源主導型是中國選擇投資目的國的另一重要特征，投資目的國既有發達國家又有發展中國家，例如2003石油和天然氣等自然資源的開采占我國對外投資總量的48．4％，2004年占總量的32．7％。

印度企業的對外投資雖然起步晚，但在投資目的地的選擇上在短期內實現了戰略性轉移。從90年代后期開始，印度在服務產業領域的投資增長帶來投資地域結構的變化，投資目的國由原來主要集中在新加坡、泰國、斯里蘭卡和馬來西亞等近鄰的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轉移，特別是在英國、美國、德國等國的服務領域的投資大幅度增長。根據印度財政部的數據，印度從1996年至2003年間對外投資的最大目的國是美國，占總額的18．8％，在發達國家的投資占投資總額的30％左右，其余70％進入發展中國家。印度15家最大的IT軟件和服務公司都在國外進行了投資，而且主要分布在發達國家，例如2002-2003年間，印度最大的15家信息服務公司中就有11家在美國投資，有6家在英國投資，5家在德國投資，7?家分別在日本、新加坡、比利時、澳大利亞、加拿大、瑞典、冰島、荷蘭和瑞士等國投資。

2．在服務領域對外投資的比較

中印兩國在服務領域的投資從行業劃分上也體現出鮮明的特性。截止到2004年，中國對外投資總額顯示，非金融類服務業的投資中占前三位的行業是商業服務業(36．7％)、批發零售業(17．5％)和交通運輸倉儲業(10．2％)，這三部分占全部投資總額的64．4％。而信息傳輸業、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占2．6％，其他服務業占2．4％。中國企業在與貿易相關的服務部門的高比例投資至少說明兩點，第一，我國在服務業的投資仍以傳統的業務為主，其目的主要還是為國內商品的銷售服務。這種投資格局完全符合我國作為制造業生產大國和商品出口大國的地位，是為我國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服務，因而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主要動機是占領當地的銷售市場，是國內市場的外延。第二，我國對外投資的比例也說明許多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仍處于企業國際化過程中的初級階段，因為一個國內企業向國際化發展的一般過程是先建立辦事處，之后是建立海外銷售部，形成銷售網絡；第三階段才開始建立自己的生產點，隨后是建立國際化的財務系統和形成自己的企業文化。

印度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分布顯示印度在非金融類服務業的投資占投資總額的40．7％，其中貿易投資占4．6％，其余大部分投資主要集中在信息服務和軟件服務業上。印度服務業領域最大的7家跨國公司的主業全部是數據處理服務、軟件服務、計算機程序服務等，排名第一的企業資產達6億美元，其國外資產達到1．3億美元，雇員上萬人。這樣的投資結構說明印度企業在服務業的投資分布集中于現代服務業，形成了鮮明的以信息服務業為主導的投資格局。

3．在進入方式上的比較

企業跨國并購領域在90年代以前主要集中在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90年代后期向第三產業轉移。第三產業的跨國并購主要發生在三個行業：電信，占到并購總額的一半左右；銀行，占1／3左右；商品零售業，占1／4到1／5左右。中國企業以跨國并購的方式進行投資的重點是第一產業，也就是以獲取資源為目標的并購，占總存量的66％；而在服務領域的并購還不占主流，只占對外投資總存量的14％。例如中國網通收購美國亞洲環球電訊公司、山東宏智廣告集團收購美國EPT、東方通信公司收購美國易路通電信公司等。

與中國形成對照的是印度企業的并購行為主要發生在第三產業。從1996年到2003年，印度企業海外并購總數達到242起，其中第二產業的并購占總數的48％，第三產業的并購占總數的49．6％。進入新世紀以后，印度企業在服務領域的跨國并購大幅度增長，從2000年到2003年的三年間共有182起跨國并購交易，而發生在服務領域的跨國并購占這一時期總數的54％。印度企業在服務領域的并購主要發生在電信軟件業，并購對象以美國和英國的企業為主。例如從1996年到1999年間，印度的跨國并購共有60起，在英美兩國的并購有12起，占該時期的20％；2000年到2003年間在英美兩國的并購交易上升到64起，占該時期并購總交易量的35．2％。

從中印兩國跨國并購的數量、領域和國家的比較可以看出中國企業跨國并購的主要動機是獲取戰略性資源，用來彌補國內資源要素的缺口，維持國內制造業對工業原材料和能源不斷增長的需求。而印度在服務業的跨國并購無論從內容到形式都更符合當今國際直接投資的主流，具有了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特征，表明印度企業在服務業領域的所有權優勢在不斷增長，而且資金實力也在逐漸大幅度提高。例如印度知名的信息與咨詢公司，Satyam公司將其全球營銷網絡拓展到45個國家，在美國、英國、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國、日本和澳大利亞都開設了研發中心，國際用戶增加到300多家，服務范圍涉及自動化、銀行金融服務、保險與保健服務

等。

兩國產業格局和競爭力與服務業對外投資的關系

1．中印兩國國際競爭力的產業格局

國家間的經濟競爭實際上是各國產業之間的競爭。構成產業競爭的戰略要素是產業結構和產業定位。由于中印兩國在經濟發展上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模式，導致兩國的國內產業結構有很大的差異。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并存的二元經濟結構一直是其主要特色。在以市場經濟運作規律調節的部門，企業按照比較優勢原則，充分利用豐富的勞動力要素資源發展工業生產，取得了以勞動密集型技術為主的輕工業制造業部門的快速發展；在重工業部門，國有企業依靠政府對資源配置的影響發展速度也很快，整個第二產業以高于印度兩倍的速度發展，使中國的經濟結構中制造業所占的比重從1984年到2004年的20年間一直保持在35％以上，第二產業的比重2004年接近53％，而中國第三產業比重卻一直比較低，未超過35％。相比較而言，印度的制造業卻大大落后于中國，其在經濟結構中的比重一直在16％左右徘徊，表明印度的工業化進程仍處在前期階段。然而印度的服務業卻在20年間有了很大的增長，2004年達到51．8％。可以說中國的經濟增長以工業發展為主要帶動力量，而印度的經濟則是以服務業為發展基礎，中印兩國在產業結構上的不同是兩國企業對外投資時競爭力產生的重要基礎，可以很好地解釋兩國在服務領域對外投資的特點和競爭力的來源

2．要素稟賦優勢與產業競爭優勢

中印兩國產業對外競爭優勢的發展都是從要素稟賦優勢開始。中國自70年代末開始經濟改革后，以勞動力資源優勢為基礎發展起來的制造業中的輕工業部門，在邏輯和時機上恰到好處地承接了一些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特別是中國香港和臺灣傳遞的勞動密集型技術，迅速地發展起來，并形成了強大的國際競爭力，例如中國的紡織服裝業和家電業等。這些產業首先以商品流動的方式參與國際競爭，并取得了立足；而當中國企業以直接投資的方式參與國際經濟活動時，這些企業也成為率先走出國門的企業。印度的經濟改革相比中國落后了十幾年，始于90年代初，加之國內基礎設施落后，工業化基礎薄弱等因素，因此錯過了七八十年代國際產業結構大調整和新的國際分工引發的勞動密集型技術轉移的時機。然而印度卻具有發展服務業得天獨厚的要素稟賦條件，例如作為官方語言的英語、發達的精英教育體制和遠高于中國的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儲備等。這些要素稟賦條件使印度在改革開放之初適時地趕上了信息產業的發展，并使其優勢得到充分的發揮和利用。從1991年到2004年印度軟件業的年均增長率達到46％，從業者超過50萬人。印度IT產業的迅速崛起為其服務業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產業基礎，例如印度僅信息服務業的產值就約占印度國內生產總值的7％。基于信息產業發展起來的服務業優勢同時也成為印度企業對外投資時競爭力的重要來源。

3．引進外資與產業技術的發展

中印兩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其國內產業的發展和技術進步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引進國外的知識和技術，而引入知識和技術的主要途徑是通過技術進口和外國投資。因此服務貿易進口量和服務產業吸引外資的情況不僅說明一個國家的開放度和利用外資的水平，還表明該國通過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并與本國的創新能力相結合后使本國產業能夠達到的技術水平和競爭實力。中國為了迅速地實現工業化，提高制造業的競爭力，長期以來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重點在生產制造領域，第二產業吸引外資平均在70％以上，而服務領域的外資比重不但沒有增長，反而有所下降。根據世界投資報告的統計，1995年至1999年外資在中國服務領域的投資占全部外資的36．1％，而2000年至2003年服務領域外資比例下降到平均21．3％。在流入到服務領域的外資中，也以傳統的服務領域如房地產(17．6％)和批發零售餐飲業(2．85％)為主。由于中國服務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小，開放度較低，與外資合作的領域有限，因此外資的投入小；反之，中國服務業也無法通過引進外資將國外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知識介紹到中國，并通過引入競爭來促進服務業的發展，這也是造成中國服務業相對于制造業比較落后的一個原因，進而也是我國企業在服務業領域對外投資相對落后的一個原因。

印度在印吸引外資的總量上雖然與中國的差距巨大，然而在印度有限的外國直接投資中，90年代上半期服務領域吸引外資占10．5％，90年代下半期提高到28．3％，2003年則達到46％。外資投入的領域主要集中在軟件(13％)、IT服務(20％)、金融服務(5％)、汽車(5％)、電力(3％)等其他技術上較復雜的資本密集型產品。而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如紡織、食品加工業等則基本不在外資投資的范疇。外資在印度服務領域的投人大大地促進了該產業的技術水平、管理水平和創新能力。信息技術強國美國利用印度廉價的高技術含量的勞動力使其成為美國軟件業發展的加工廠，之后又成為其軟件開發基地和研發所，而印度企業在此過程中實現了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躍。印度企業在承接國外技術的同時發展起自己的有形的和無形的資產及管理技術，這些資產成為印度企業對外投資時與當地企業競爭并獲得成功的資本和競爭優勢來源。

4．從比較優勢到國際競爭優勢

比較優勢雖然在概念上有別于競爭優勢，但在對外競爭中一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往往易于形成較強的競爭優勢，比較優勢是競爭優勢的內在因素，并通過競爭優勢體現出來。中印兩國在各自產業上的比較優勢在對外投資時轉化成參與國際競爭的優勢。兩國的比較優勢首先通過國際貿易方式體現出來。中國在以勞動密集型技術為主的制造業上的比較優勢使中國成為世界第四大貨物貿易出口國，2004年其出口總值大約8倍于印度的出口總值，有“世界工廠”之稱。中國服務貿易的出口總量也高于印度，但是差距要小得多，是印度的1．8倍。然而如果將進口因素也考慮進來，綜合考察兩國的服務貿易競爭力，印度在服務貿易競爭力上則勝中國一籌。從兩國的貿易競爭指數、顯性比較優勢指數和競爭優勢指數的比較來看，印度的貿易競爭指數和競爭優勢指數在過去的十年間逐漸趕上并超過中國，而顯示比較優勢指數則一直高于中國，可見印度在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上的確強于中國，是目前發展中國家中極少數超過中國的國家。

中國在服務貿易領域的競爭力主要來自傳統的資源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如旅游業和交通運輸，這兩項所占的比例一直在60％以上，而與信息技術服務相關聯的信息服務和電腦信息服務從2001年

到2004年間，出口總額平均只有14．3億美元，占服務貿易出口的平均3％左右。印度的服務出口主要是以信息服務為主，例如印度的軟件和辦公支持服務的出口2003年分別為89億美元和36億美元，兩項合計突破100億美元大關，達到125億美元，占當年印度服務貿易出口的64．4％，占據國際市場大約16％的份額，出口國家達到140個。印度企業在服務貿易領域所具有的競爭優勢使其進一步轉化成對外投資的所有權優勢，加上印度企業不斷積累的資本實力，構成印度企業對外投資的強大動力。

印度企業在服務貿易出口上所表現出的競爭力進一步說明印度在參與國際經濟活動時的競爭力來源與對外直接投資是一脈相承的，都來自國內與信息產業相關的部門，是其信息技術和管理技術通過商品和資本的跨國界流動產生的外溢行為。印度由信息產業及相關服務業的發展到出口貿易產品再到對外直接投資，它的企業經過多年的機構調整和技術改革，終于擁有了走向國際市場的實力。印度企業所走的是一條依靠高技術低價格的勞動力發展高技術含量產業的道路，與發達國家高技術高成本的勞動力相比，印度的信息產業和服務業擁有了更強的競爭力。盡管一些國家如美國政府采取了一些限制服務外包的措施，但是印度仍然以世界上軟件技術優良和最具競爭力國家的實力獲得了大量發達國家的信息服務業務。目前全球500強企業中有185家公司把部分業務外包給印度的信息技術公司，有135家使用的是印度開發的軟件。

總之，中國企業在服務領域的投資分布突出了服務業在中國經濟中的服務和從屬地位，對于提升中國產業競爭力和實現經濟結構的升級與調整作用有限；而印度企業在服務業的對外投資與國內的產業結構聯系更緊密，代表著一種結構性變化。

對外直接投資制度范文第3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海外投資保險；海外投資保險制度；政治風險

2007年9月14日，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2006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這是三個部門首次共同我國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公報從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概況、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特點、我國投資主體的構成、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分布、綜合統計數據五個部分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進行闡述。概況部分主要揭示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及在全球對外直接投資中所處的位置。公報顯示：

2006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以下簡稱流量）211.6億美元，其中非金融類176.3億美元，同比增長43.8%，占83.3%，金融類35.3億美元，占16.7%；截至2006年底，我國5000多家境內投資主體共在全球172個國家（地區）設立境外直接投資企業近萬家，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簡稱存量）906.3億美元，其中非金融類750.2億美元，占82.8%，金融類156.1億美元，占17.2%。

2006年，我國非金融類境外企業實現銷售收入2746億美元，境外納稅總額28.2億美元，境內投資主體通過境外企業實現的進出口額925億美元，2006年末境外企業就業人數達63萬人，其中雇用外方人員26.8萬人。

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的2006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05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出）流量為7787億美元，存量為106719億美元，以此為基期進行測算，2006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分別相當于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出）流量、存量的2.72%和0.85%；2006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位于全球國家（地區）排名的第13位。

由此可見，隨著近年來經濟的迅速發展，我國企業開始大量走出國門。海外投資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強勁動力。對于海外投資，我國現在僅僅是通過《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公約》（又稱MIGA公約）以及一些雙邊投資保護協定（是指資本輸出國同資本輸入國間所訂立的投資保護協定）來予以保障，尚未建立起有效的與之配套的國內法上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這顯然對我國海外投資的安全保護是極不充分的，對促進我國海外投資事業的健康發展也存在極為不利的影響。因此，對于如何保護我國海外投資的安全、促進我國海外投資事業的健康發展，也成為我們國家不容忽視的一大問題。必須建立起符合我國實際和發展的，國際法保護和國內法保護相結合的海外投資保險法律制度。

一、海外投資保險制度概述

海外投資保險制度（overseas investment insurance scheme）是指資本輸出國對本國海外投資者在國外可能遇到的政治風險提供保證或保險，投資者向本國投資保險機構申請保險后，若承保的政治風險發生，致使投資者遭受損失，則由國內保險機構補償其損失的制度。

這種制度是美國于1948年首創的，是投資者母國為了保護本國國民在國外的投資安全，依照本國國內法的規定，對本國海外投資者實行的一種以事后彌補政治風險損失為目的的保險制度。自從1948年美國建立海外投資保險制度以來，日本、德國、法國、加拿大、英國等一批主要的資本輸出國都紛紛效仿美國建立起本國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

海外投資保險制度是一種特殊的非商業性的保險制度，具有濃厚的國際政治色彩和官方性質，是一種國家或政府保險政治風險的制度，與一般的民間保險是截然不同的。

首先，海外投資保險是由政府機構或公營公司承保的，其保險人即海外投資保險機構具有國家特設的性質，其承保的對象僅限于私人海外直接投資的政治風險。

其次，海外投資保險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營利，而是在于保護和鼓勵本國私人對外投資，增強本國國際競爭力和地位，同時也是資本輸出國推行其對外經濟政策的工具。

再次，與一般民間保險不同，海外投資保險制度主要的意義不在于事后的補償而是在事前的防患于未然。

最后，海外投資保險制度經常與政府間的雙邊投資保證協定直接聯系，互為補充、相互為用。國家在簽訂雙邊投資保證協定時普遍對代位求償權做了規定，海外投資保險的承保人向被保險人支付賠償后，取得代位權，有權向東道國要求賠償。正因如此，海外投資保證制度已經成為資本輸出國保護與鼓勵本國私人海外投資的國內法制度，也是國際投資保護的重要法制之一。

二、海外投資保險的必要性

（一）進一步擴大海外投資規模的需要

根據2006年度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2002年至2006年五年間，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非金融類）增勢強勁，年均增速高達60%。從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簡稱境外企業）的國家（地區）分布看，2006年底，我國的近萬家境外企業共分布在全球172個國家和地區，占全球國家（地區）的71%，亞洲、非洲地區投資覆蓋率分別達到91%和81%。從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存量的特點看：

1、2006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突破200億美元；通過收購、兼并實現的直接投資約占四成；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的五成為境內投資主體對境外企業的貸款；利潤再投資較上年增長幅度較大；行業分布廣泛，采礦業、商務服務業、金融業投資占比重較大；90%的非金融類投資分布在拉丁美洲和亞洲。

2、2006年末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規模不斷擴大，投資覆蓋的國家（地區）比上年增加9個；行業分布比較全面，商務服務業、采礦業、金融業和批發零售業占七成；90%的我國非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分布在亞洲、拉丁美洲地區，其中中國香港、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占81.5%。

可見，企業的投資由主要集中于歐美發達國家的市場逐漸轉向發展中國家未經開發的廣闊市場。不論是從投資地域、投資方式、還是投資的行業，出現政治風險的可能性在逐漸增大，海外投資保險制度的缺乏成為我國投資發展中的嚴重障礙。要進一步發展我國海外投資，急需建立有關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

（二）使我國在雙邊投資保護協定中權利義務對等的需要

自1992年至2007年9月，我國已經與107個國家簽訂了雙邊投資保護協定。這些協定大多規定了代位權條款。一旦投資國海外投資者的投資及投資利益因東道國發生的政治風險遭受損失，根據代位權條款，資本輸出國的海外投資保險機構在對本國投資者因東道國的政治風險而遭受的損失負責賠償后，便可以取得代位求償權要求東道國政府進行賠償。在雙邊投資保證協定與海外投資保險制度相互配合的機制下，東道國所承擔的對外國投資進行保護的義務很難回避。雙邊投資保證協定實際上對國內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提供了國際法上的保證。但是，由于我國尚未建立海外投資保險制度，沒有建立專門的海外投資保險機構，我國的海外投資無法在本國就政治風險獲得擔保，因此，我國的海外投資者一旦在東道國中遭遇政治風險，將不可能在本國獲得賠償，當然，由于我國政府沒有對投資者進行賠償，也就不可能以投資者的名義行使相應的代位求償權，致使一些協定中保護我國海外投資的規定在實踐中因難以執行而流于形式。在雙邊投資保護協定中，我國投資者并未享有與外國投資者同樣的權利，為了彌補這一缺陷，我國應盡快建立海外投資保險制度。

（三）與已設立的相應法規相互配合的需要

我國已加入《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公約》（又稱MIGA公約），作為MIGA的成員國可以向其投保政治風險。但是，我國投資者利用MIGA分擔政治風險的作用卻是非常有限的。根據多邊投資擔保機構2003財政年度要點的統計數據，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從1990年到2003年共簽發了656筆保險，總保險金額為1242.8百萬美元，保險費和其他費用的總收入為276.9百萬美元。由此可見，該機構平均每年只簽發了約47筆保險，其平均保險費率約為2.2%。然而，到2003年7月，該公約已有163個成員國，其中141個成員國為發展中國家。這一系列數據足以表明，該機構每年簽訂保險合同的數量是非常有限的，遠遠不能滿足海外投資者保護其海外投資安全的需要，究其原因，其保險費用較高恐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與發達國家不同的是，發展中國家的海外投資規模往往較小，投資者的實力有限，對于他們而言，多邊投資擔保機構的保險費用顯然是其投保的一大障礙。

正是從這個角度，我國應盡快建立海外投資保險制度，與MIGA相互配合，兩者相互補充、相互促進。多邊投資擔保機構提供的擔保只是起到一種重要的補充作用，通常只有當其在本國無法投保時，才選擇到多邊投資擔保機構投保。

我國建立海外投資保險制度的目的是通過對我國海外投資所面臨的政治風險提供法律保障，維護海外投資者的經濟利益，促進我國海外投資事業的發展。雖然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國情和海外投資的實際情況決定了我國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應具有中國特色，但我國海外投資保險制度的總體性質基于上述目的而不能脫離它所具有的世界共性。

因此，我國海外投資保險制度應與一般國家海外投資保險制度的性質一致，即具有國家保證的官方性質和國際政治性質。明確我國海外投資保險制度的這種性質，不僅有利于我國海外投資保險制度與世界各國同類法律制度及我國參加的《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公約》的規定協調一致，充分預防東道國政治風險的發生，保護我國海外投資者的投資，維護我國在東道國的經濟利益，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利于直接保護我國在東道國的國有資產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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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直接投資制度范文第4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產業升級；面板數據模型；障礙因素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2265（2016）02-0017-06

一、引言

21世紀全球經濟發展的主潮流是經濟全球化的蔓延、深入，生產要素的全球性流動速度在加快，目標在于實現世界范圍內的資源最優配置。產業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核心，全球產業發展從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一國的產業結構變動和產業政策，一國順利走向經濟全球化的關鍵是緊緊把握產業全球化的脈搏，結合本國國情，全力推進產業全球化。宏觀經濟發展的一大重要問題就是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而資源配置結構的優化有利于產業發展結構趨于合理、效率得以提升。開放經濟條件下，特別是在當前經濟全球化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各種要素、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流動、轉移，無疑是有利于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因此，對外直接投資有助于實現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和資源優化配置，開發我國的動態比較優勢和經濟增長潛力，可以作為推動國家產業升級的有效途徑。

2014年，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首次突破千億美元，總計1028.9億美元，同比增長14.1%。對外直接投資產業結構繼續優化，特別是服務業對外投資明顯上升，同比增長27.1%，占對外投資比重接近2/3。投資區域重心則逐漸轉向發達國家（地區），其中對美國投資增長23.9%，對歐盟投資增長1.7倍，遠遠高于總體增速。另外，地方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發展迅速，2014年實現投資451.1億美元，同比增長36.8%，占同期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43.8%，較上年比重增加7.2個百分點，進一步激發了投資活力；其中廣東、北京、山東位列前三，對外直接投資額分別為96.01億美元、55.47億美元、44.11億美元。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2015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指出，“開放也是改革，必須實施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以開放的主動贏得發展的主動、國際競爭的主動”。對外直接投資作為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的有效手段，對于優化經濟發展空間格局、發現新的經濟增長點、培育全方位開放新優勢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可見，推動對外直接投資和國內產業升級良性互動、協同發展與中央關于新時期經濟工作“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的總體戰略部署是相契合的，也是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的應有之義和實效之選。但現階段，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內產業升級之間的協同度比較低，協同發展正處于初始期，預示著可能存在某些未知因素正在阻礙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內產業升級的協同有序發展。

二、文獻述評

從現有文獻來看，國內外學者主要關注的是對外直接投資如何促進母國產業結構的變動、升級。如李逢春（2012）通過修改經典的錢納里“結構增長”模型，用面板回歸的方法實證分析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升級效應，結果表明較高的對外直接投資水平可以較快地促進投資母國的產業升級；赫里格爾、威特基和福斯坎普（Gary Herrigel、Volker Wittke和Ulrich Voskamp，2013）發現我國制造業部門通過OFDI活動嵌入全球生產網絡，與國外企業相互學習、展開互動，有助于實現行業的轉型升級；潘素坤、袁然（2014）利用2003―2012年間58個樣本國家的相關數據，經過實證研究得出結論：三種不同投資動機的對外直接投資均為我國產業升級的原因，但存在滯后性。至于遲滯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對母國產業升級發揮提升作用、阻礙兩者之間協同發展的各種影響因素，各類文獻涉足較少，相關研究內容散見于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影響因素分析，如蔣冠宏、蔣殿春（2012）指出距離、制度質量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具有負面影響；楊愷鈞、胡樹麗（2013）則發現技術發展水平與市場經濟制度建設對新興市場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可產生負面作用；陳巖（2014）基于多元距離變量的回歸分析表明，經濟文化距離是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阻礙因素；朱嚴林、許敏（2015）的面板回歸結果顯示，國內R&D人員的投入水平抑制了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技術溢出的吸收，削弱了OFDI活動對高新技術產業的促進作用。還需注意的是，對外直接投資導致大量資金外流，亦可在投資母國引發嚴重的“產業空心化”，考林和湯姆林森（Cowling和Tomlinson，2000）、大瀧（Masayuki Otaki，2012）的研究揭示了此類現象的發生，國內學者范歡歡、王相寧（2006）及王英（2008）也提出須防范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所引發的產業空心化問題。

綜上所述，現有研究存在如下局限性：一是偏重于研究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母國產業升級促進效應（以技術溢出效應為主），而對于影響這一效應發揮的負面因素涉及較少；二是從東道國制度環境角度探討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的主導因素成為近年來研究的熱點，而針對阻礙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內產業升級關聯效應有效發揮的各種因素的搜尋與驗證研究則甚少。本文利用2006―2014年典型省份的相關數據設定對外直接投資、產業升級及障礙性因素測度指標，運用面板模型回歸手段搜尋、驗證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內產業升級協同發展的若干障礙性因素。

三、模型構建及變量的說明

鑒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內產業升級協同發展的障礙性因素所涉及的數據結構特點，選取典型省份作為樣本統計單位，并且各省份的部分相關數據時間跨度不長，此類數據比較符合面板數據特點，因此可以使用面板數據模型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升級的障礙性因素進行實證分析。構造回歸方程如下：

[CLPit=αi+β1iOFDIit+β2iOFDIit*PACEit+μit] （1）

[CLPit=αi+β1iOFDIit+β2iOFDIit*IREit+μit] （2）

[OFDIit=αi+β1iCLPit+β2iCLPit*PVIit+μit] （3）

各變量的含義、測算方法及來源見表1。i表示不同省份，為面板數據模型橫截面個體成員；t表示不同年度，為面板數據模型樣本觀測時期。

本文選取2014年對外直接投資額（存量）與專利申請授權量排名前六位的省份（直轄市），分別是江蘇（簡記：JS）、浙江（簡記：ZJ）、廣東（簡記：GD）、山東（簡記：SD）、上海（簡記：SH）和北京（簡記：BJ）作為樣本統計單位，這是因為此兩類變量的省際差異比較大，如果全部采用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數據會造成非平衡面板數據，再者有的省份樣本指標規模極小，不能很好地解釋和說明當前的經濟現象，而且可能會對實證分析的結果造成干擾。

在對面板數據模型進行估計時，需要對所建立的模型形式進行檢驗，即檢驗樣本數據符合混合回歸模型、變截距模型以及變系數模型中的哪一種。模型形式設定檢驗使用的是協方差分析檢驗，對于含有N個截面成員的面板數據模型可以檢驗如下兩個原假設：

H0：模型中解釋變量系數對于所有的截面成員是相同的（即斜率系數是齊性的），但截距項不同即該模型形式為變截距模型。

H1：模型中解釋變量系數和截距項對于所有的截面成員都是相同的，即該模型形式為混合回歸模型。

模型形式檢驗有如下兩個F檢驗統計量：

[F1=（S2-S1）/[（N-1）k]S1/[NT-N（k+1）]～F[（N-1）k，NT-N（k+1）]]

[F2=（S3-S1）/[（N-1）（k+1）]S1/[NT-N（k+1）]～F[（N-1）（k+1），NT-N（k+1）]]

其中，N是截面成員個數，T是每個截面成員的樣本觀測時期數，k是非常數項解釋變量的個數，S1、S2、S3分別是變系數模型、變截距模型和混合回歸模型的回歸殘差平方和。在原假設H0、H1成立的條件下，檢驗統計量F1、F2分別服從特定自由度的F分布。

模型形式檢驗的一般過程是：先檢驗原假設H1，如果統計量F2小于某個檢驗水平（比如5%）下F分布臨界值，則不能拒絕原假設H1，且無須再檢驗原假設H0，從而表明利用混合回歸模型來擬合樣本是合適的。否則，拒絕原假設H1，并繼續檢驗原假設H0。如果統計量F1小于某個檢驗水平（比如5%）下F分布臨界值，則不能拒絕原假設H0，從而表明利用變截距模型來擬合樣本是合適的。否則，拒絕原假設H0，并利用變系數模型來擬合樣本。

四、模型估計結果分析

本文采用Eviews7.0軟件分別計算上述三個模型的三種形式，即變系數模型、變截距模型和混合回歸模型的回歸殘差平方和S1、S2、S3，再計算F1、F2，并驗證原假設H0、H1，確定合適的模型形式，檢驗結果見表2。

表2：各模型檢驗結果

[＼&檢驗統計量＼&適用模型＼&模型（1）＼&S1=2296.45，S2=17727.8，S3=130619.4

N=6，T=8，k=2，顯著性水平=0.05

F2=111.7579>臨界值F[15，30]=2.0148，

F1=20.1590>臨界值F[10，30]=2.1646＼&固定效應變系數模型＼&模型（2）＼&S1=2296.45，S2=9768.635，S3=128070.7

N=6，T=8，k=2，顯著性水平=0.05

F2=109.5382>臨界值F[15，30]=2.0148，

F1=9.7614>臨界值F[10，30]=2.1646＼&固定效應變系數模型＼&模型（3）＼&S1=2525.542，S2=9905.165，S3=47852.53

N=6，T=8，k=2，顯著性水平=0.05

F2=35.8949>臨界值F[15，30]=2.0148，

F1=8.766>臨界值F[10，30]=2.1646＼&固定效應變系數模型＼&]

表2結果表明，三個模型均適用固定效應變系數模型，運用Eviews7.0進行詳細的面板數據回歸分析，結果如表3、表4所示。

表3表明，方程（1）、（2）的固定效應變系數模型經調整后的R2為0.9769，模型的擬合程度非常高，DW統計量等于1.7930，接近于2，從而表明模型估計結果的殘差序列不存在一階序列自相關。常數項C的估計值為224.6683且其t統計量非常顯著（顯著性水平=0.01），解釋變量“OFDI”系列的系數估計值都為正數且它們的t統計量都非常顯著（顯著性水平=0.01），說明對外直接投資水平與綜合性勞動生產率之間是正相關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開展推動了我國的產業升級步伐；但加入調節變量“對外直接投資節奏”、“對外直接投資的不規則度”后，“OFDI*PACE”系列、“OFDI*IRE”系列的系數估計值都為負值且它們的t統計量也較顯著（顯著性水平=0.1），說明在“節奏”及“不規則度”因素影響下的對外直接投資水平與綜合性勞動生產率之間呈現出負相關的關系，成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升級之間協同發展的障礙性因素。另外，雖然從統計意義上來看，方程（1）、（2）的估計結果極為相近，但就“節奏”和“不規則度”的經濟含義而言，二者還是存在很大不同的，應予以區別對待。

方程（3）初次估計結果顯示，DW統計量等于1.4148，表明其殘差序列可能存在一階序列自相關，因此使用截面加權的SUR估計方法對原模型進行修正，同時使用White截面方法計算系數協方差，最大限度地克服隨機誤差項存在的截面異方差和同期相關問題，經調整后的估計結果如表4所示。

從表4可以看出，方程（3）的固定效應變系數模型經調整后的可決系數修正值由0.9308變為0.9809，模型擬合程度有了進一步提高，DW統計量等于2.5161，說明模型估計結果的殘差序列已經消除了一階序列自相關。此外，F統計量等于142.7308，殘差平方和也由2525.542降至42.5162，也表明方程（3）整體上非常顯著，且其擬合精度得到了大幅提高。常數項C的估計值為-177.8006且其t統計量非常顯著（顯著性水平=0.01），解釋變量“CLP”系列的系數估計值都為正數且它們的t統計量都非常顯著（顯著性水平=0.01），說明綜合性勞動生產率與對外直接投資水平之間是正相關的，綜合性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升、產業升級進程的不斷加快有助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開展；但加入調節變量“專利申請授權量定基增速的離差”后，“CLP*PVI”系列的系數估計值都為負值且它們的t統計量絕大多數都較為顯著（顯著性水平=0.05），說明在“科技產出水平波動性”因素的影響下，綜合性勞動生產率與對外直接投資水平之間呈現出負相關的關系，成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升級之間協同發展的障礙性因素。

五、結論與啟示

（一）基本結論

從上述面板數據模型的計量分析結果，至少可以得出三個基本判斷：

判斷之一：對外直接投資增速的大幅波動弱化了其對國內產業升級所能夠產生的各種經濟效應，對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升級協同發展系統的進化產生了負面影響。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一是對外直接投資增速大幅波動會削弱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的波及效應，大幅增加將引致國內相關產業原材料、制成品和技術設備的出口激增，出口需求的短時突變使得國內各產業無法及時適應和滿足，國內供需結構的改善空間極為有限；二是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增速的大幅波動使其逆向技術溢出效應大大減弱，因為對先進技術的學習、模仿和創新不是能夠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經歷一個長期的過程進行消化和吸收；三是使得國內各行業面對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難以從容應對，對外直接投資引發的產業轉移、產業關聯和產業競爭等效應不能有效發揮，阻礙了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升級之間的關聯互動、協同發展。

判斷之二：對外直接投資的高度不規則使其呈現出一定的散亂化，即在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存在短時、高頻的快慢節奏相間和大量突發性的投資行為，使國內各行業無法有預期、有規劃、有步驟地調整原材料的購買與儲備、產品的生產以及對國外新技術、新工藝、新管理方式的學習和實踐，延遲了國內各產業的技術創新和產品開發活動，產業升級受阻，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內產業升級之間的良性互動中斷、協同進化趨緩。

判斷之三：科技產出水平的大幅波動會阻礙科技成果的轉化，特別是產業化進程，造成科技與經濟長期分離的局面，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失去了根基，新產品、新工藝、新技術的推廣也不能及時展開，導致了各產業生產活動素質與效率低下，直接延緩了國內產業轉型升級的進程。這種狀況的持續，一方面使國內各產業缺乏壟斷性技術優勢，從而不能據此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另一方面低層次的產業結構與低效率的生產方式必然會導致各產業效益不佳，也無法為對外直接投資活動提供源源不斷的外匯資金，對外直接投資活動難以為繼，從而喪失了通過全球性資源整合實現產業結構優化、產業素質與效率提升的機會，由此在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內產業升級之間形成了惡性循環而非良性互動。可見，科技產出水平的起伏不定會嚴重阻礙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升級的協同發展。

（二）啟示

1. 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空前活躍，國內產業結構合理化調整、高級化推進應主動適應這一變化，提高其時效性、靈活性與預見性，與之形成有效對接，展開互動。另外，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正處于投資發展周期理論第三階段的初始期，其突出表現是“量大而質低”；未來一段時間，適應或突破第三階段則應摒棄這種單純、盲目的總量擴張而轉向追求投資質量，更加強調企業海外投資的營收能力、學習能力，提高資本的運行效率，國家、行業層面的配套機制，如法律、咨詢、金融等各項服務亦需跟進。對外直接投資的高速、高質發展，將為國內經濟引領新常態、完成產業轉型升級任務提供技術超越、市場開拓、資源保障機遇，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戰略先機。

2. 注重對外直接投資的連續性、計劃性和穩定性，確保最大限度地發揮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產業升級的各種促進效應。規則的、連續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可以使各投資主體有預期地了解行業需求狀況和東道國投資環境，在信息較為充分的前提下，生產適銷對路的產品、獲得發展亟須的要素資源，有計劃、有針對性地學習先進技術、工藝和管理經驗，有效發揮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升級效應；而對當前我國產業轉型升級現狀、目標及相關要素資源供需狀況的準確把握，也有利于提高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計劃性和規則度。可見，在合理匹配、良性互動框架內，審視、處理對外直接投資行為與國內產業升級關系，對兩者而言都是有益和高效的。

3. 在一定時期內保持較高而穩定的科技產出水平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升級協同發展系統有序演化的必要條件，而這一必要條件存在的關鍵則是科技研發投入強度的持續提高。科技研發投入強度的持續提高所產生的最直接結果就是源源不斷的科技產出，通常狀況下科技產出水平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是最有效的。以勞動生產率為代表的素質、效率性變量的大幅改善，一方面標志著我國產業升級活動逐漸進入質變階段，可以為對外直接投資提供良好的支撐；另一方面也說明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對國內經濟產生了強有力的溢出效應，成為產業轉型升級順利完成的有效輔助手段，由此可以切實推動現階段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升級協同發展系統發生質變，產生新的有序結構，從而向良性互動形式下的高度協同狀態演化。

4. 對外直接投資的高度不規則變動，以及科技產出水平的大幅波動，嚴重擾亂了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升級的協同有序發展進程，使協同進化趨緩，甚至中斷；但針對諸如此類的障礙性因素需要一分為二地辯證對待，不可不加分辨、“一刀切”式地盲目消除。以對外直接投資為例，快速增長的對外直接投資是不斷縮小其與國內經濟發展水平差距的必然選擇，盲目限制、約束這一趨勢只會使得差距進一步擴大、對外直接投資潛力無法合理釋放，因此更需關注的是投資主體、投資方式以及區域、產業選擇的預見性與主動性，以期能夠與國內產業轉型升級現狀、未來發展趨向形成良好匹配，最終實現相互支撐、協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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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Obstacles Affecting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Between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and Domestic Industrial Upgrading

Yu Shihai1 Ling Dan2

（1.School of Management，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xi Guilin 541004；

2.School of Economics，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ubei Wuhan 430070）

對外直接投資制度范文第5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文化滲透；品牌建設

中圖分類號：F830.5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5194(2011)04―0095―05

一、近年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一)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問題

1　對外直接投資產業結構現狀。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根據商務部2005年的公報，當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40.3％都流向商務服務業，達到49.4億美元；到了2007年，行業分布比較齊全，商品服務業、批發零售業、金融業和采礦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合計占存量的八成；2008年，該六個行業合計占存量的85％以上。表1反映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俺行業劃分的情況，圖1為2008年對外直接投資按行業劃分的額度。由這些圖表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我國目前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現狀。

投資企業多為在國內行業具有壟斷地位的資金雄厚的公司。我國國家政策支持的對外投資的企業往往是那些在我國國內具有絕對優勢的公司，這些公司在該行業具有一定的優勢，又得到國家的政策、金融的等方面的支持，因此，在國外能夠迅速發展起來。

2　對外直接投資產業結構的問題。首先是產業結構過于單一，產業層次低，位于小規模技術及技術本地化投資階段。雖然我國投資的資產越來越多，行業覆蓋越來越廣，但是，產業的低層次現象卻依然存在。我國在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主要集中在外貿專業公司和大型貿易公司、生產性企業或企業集團、金融保險等服務機構以及鄉鎮或者國有集體所有制小企業這四大類，由這四大類產業可以看出我國投資產業過于單一，產業層次低并且技術水平也不高。沒有較高的科學技術生產技術在國際市場上就很難取得一席之地，尤其是生物技術、軟件制造、精密儀器等產業，如果沒有核心技術，企業很難發展，就整體而言，中國企業的技術層次很低，技術創新也比較落后。

從產業的分布中可以看出，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僅僅處于對外直接投資的小規模技術和技術當地化的水平。這些產業勞動密集性強，成本低，靈活性很高，適合小批量生產，能夠滿足低收入水平國際的市場需要。同時，我國也有另外一種方式：引入外來先進技術，加入發展中國家特色后，到周邊發展中國家投資。這兩種對外投資理論所闡述的投資是初級的，沒有技術創新與產業結構的提高的對外直接投資。因此，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水平在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也并不是處于領先地位。

(二)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問題

1　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現狀。2007年末，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企業一共分布在全球的173個國家地區，較上年新增了2個。2007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投向金融業的流量16.7億美元，其中亞洲地區12.2億美元，占73％；非金融業投資流量來看，2007年對拉丁美洲的投資為49億美元，較上年減少35.7億美元，同比下降42.1％；亞洲153.8億美元，增長100.1％；下表3為2007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前十位的國家和地區，下表4為2005年至2008年中國對主要經濟體投資情況，圖2為2008年按國別劃分的對外直接投資的額度，由表2、表3和圖2可以直觀地看到我國目前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

2　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問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現狀體現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大多部分都集中在周邊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區位選擇過于單一化。這樣的區位選擇的原因是十分明了的，就近熟悉周邊國家的環境；同為發展中國家，國情、生活水平、消費習慣等相當，更加利于公司的發展；同時，由于同為發展中國家，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就可以利用從國外引進的先進技術本地化后在當地使用，同樣可以獲得不菲的利潤。

但是，這些都體現了我們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目光過于短淺，僅僅抱著盈利的目的，沒有學習型的動機，沒有考慮到選擇科學技術、企業制度、產業結構等更加先進的國家，去學習先進的技術和經驗。為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長足發展，這種看中短期利益的區位選擇是不可取的。

(三)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進入方式問題

1　對外直接投資進入方式現狀。多樣化投資，跨國并購為主。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是企業，而企業主要通過自主創建和跨國并購兩種方式來對外直接投資。企業要根據自身條件、機遇、投資國情況、行業特點等來選擇到底是通過哪種方式來進入投資國。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大多采用獨資方式，近年來，全球出現了并購的熱潮，中國起步比較晚，比不上發達國家甚至比不上發展中國家平均的水平，但是近來中國跨國并購有增長的趨勢。伴隨著全球并購的熱潮，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中跨國并購的比重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的10％－20％上升到了05年的46.7％。

表4顯示，近年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跨國并購活動取得長足的進步，在發展中國家的比率也不斷提高，說明了跨國并購逐漸成為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進入方式。

2　對外直接投資進入方式的問題。跨國并購成功并不等于對外直接投資的成功，跨國并購后也面臨著一些很現實的問題。首先是并購企業人員安置問題。并購企業人員安置向來是讓并購公司頭疼的問題，更何況是跨國并購。有些國家的法律的勞工制度使并購后人才整合變成一個大難題，并購企業控制權的人甚至不是本國的人會對員工造成一直恐慌感，也會使他們產生一些偏激的行為，影響企業的正常運作。

其次是并購企業與國內企業相磨合的問題。并購的企業與國內母公司之間國別與風俗習慣、工作習慣等的差異，會影響并購企業與本土企業的融合，不能做到共同協作的效果，甚至可能起到反作用。比如TCL并購湯姆遜公司后，由于整合時候沒有處理好，使得湯姆遜原班工作人們不適應這種轉變，不習慣被指揮和管理。中國總部不能實行監管，TCL一湯姆遜總部也無法控制歐洲的采購、生產、銷售，但卻要承擔兩個全球彩電中心的運營成本。終于最后湯姆遜成了TCL的包袱，并購案也失敗了，也使得TCL元氣大傷。

再次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并購活動之前，過于急功近利，對并購企業并未考察清楚。又以　TCL為例，TCL在并購湯姆遜公司之前并未對企業進行合理的評估，也沒有考慮到收購湯姆遜公司后湯姆遜的大多數專利都已經過時，且公司體制僵化，產品老化等問題。并且與此同時TCL還收購了另外一家海外大型企業，這對TCL負擔過重，并購后內外部矛盾重重，其解決超出了TCL的能力范圍。

(四)其他問題

1　品牌問題。我國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中并不太注重品牌問題。據聯合國工業計劃署統計，全球共有8.5萬種品牌，著名品牌的數量占全球品牌比例雖然不到3％，卻擁有世界40％以上的市場，名牌產品的銷售額戰了全球銷售額的50％。同樣一件衣服，貼上不知名的本土標簽，售價在1500元到2000就不錯了，可是貼上世界級品牌，放到紐約第五大道，就會賣到2000美元以上，相差10倍不止。這就是中國品牌與世界品牌的差距。

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并不注重品牌建設。在2006年度《世界品牌500強》排行榜上，美國占245強，占據49％；法國以46個品牌占據9.2％，排在第二；日本占據第三占據總榜的8.8％，一共有4.4席；而我國只有海爾、聯想、央視、長虹、中國移動和中鐵工程6個本土品牌。

2　人才問題。我國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凸顯我國人才的短缺。由于我國公司具有對文化差異重視不足，僵化的薪酬和聘用制度的缺點，很難吸引國際尖端人才。

雖然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在國內發展時，積攢了一些不錯的人力資源，但是在對外直接投資中就暴露出了其本地局限性的特點。他們的管理理念等不能適合全球化的經營理念以及時機操作，并且存在語言溝通不暢，對國外文化習俗不了解等缺陷。因此，這些人力資源在企業的海外企業中不能發揮出很好的作用。我國境外企業缺乏既懂得外語又懂得當地法律，既懂得管理又通曉財務的高素質復合型人才。

二、國家和地區FDI成功的經驗借鑒

(一)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經驗

首先，一個國家應該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選擇不同形式的對外直接投資。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初期，只投資在毗鄰的幾個國家，投資的產業集中在采礦業等初級產業。在經濟逐步發展后，美國才將投資地區轉向更遠的地區，產業形式也隨著國家的經濟能力提高了。其次，國家的支持對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尤其重要。為了支持對外直接投資，美國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體系，該體系中包括：健全的法律體系、稅法保護、對外直接投資保險制度、資金資助、提供信息和咨詢五個方面。最后，對外直接投資要具有一定的戰略性。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是一項具有長期性、計劃性和戰略性的活動，美國大公司的重大決策項目的決策期平均為3至5年，前期準備很充分，即使項目發生一些變動，或者投資環境發生些許變化，也不會引起戰略項目的很大改動。

(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經驗

1　應用了比較優勢理論。日本采取的是比較優勢創造型，限制具有優勢的企業和產業對外直接投資，使這些產業的產業規模和結構性更具優勢；與此同時，讓那些不太具有優勢的產業到該產業發展繁榮的地區，使本國的弱勢產業獲得各種良好生產要素。日本對外投資的往往是已經在國內已經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這些企業就會去在該產業仍然具有一定比較優勢的地區進行投資。利用這些在國內市場已經失去比較優勢的企業來占領市場，賺取利潤。不僅使本國的產業結構更加合理，也促進了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

2　注重品牌和技術。在2006年度《世界品牌500強》排行榜上，日本占據第三名的高位，占據總榜的8.8％，一共有44個品牌上榜。這說明，日本的品牌已經站立在世界品牌之林，在國際品牌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這些品牌創造的價值是難以估量的。

3　日幣升值時，日本積極地對外直接投資。由于日本經濟增長快速，五大工業國召開會議提出調整美元兌換率，之后幾個月，日元快速升值。這種條件下，日本國內生產成本提高，競爭力降下，于是日本企業將眼光轉向國外，依靠已經大幅升值的日幣，在國外大量置產，收購企業等。同時，銀行也降低利率，日本政府不斷出臺新的政策來支持協助日本企業度過經濟難關。

4　和東道主國家搞好關系。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都會和東道主國家搞好關系，積極參與慈善事業，這樣不僅能夠提升日企品牌在公眾中的形象，促進日本企業的經濟發展，規避政治風險等，還能提高自己的品牌影響力，品牌價值，一舉多得。

(三)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經驗

1　借鑒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不管是發達國家對外投資理論，還是發展中國家多外直接投資理論，只要合適適用的，都可以運用到本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中去，在實踐中摸索，檢驗，調整自己的投資計劃。

2　政府政策給予大力支持。在這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政府支持對外投資，成為它們取得一定成果的保障。有了政府在政策法律等方面的支持，讓投資企業更有發展拳腳的空間，也能夠發展得更快。

3　投資多樣化，靈活多變。不管是組織結構，還是投資方式等都是靈活多變的，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或許沒有發達國家大型的海外企業，但是靈活機動性的特點也適應某些國家某些行業，為自己在國際市場求的生存。

三、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對策

(一)引進人才，重視研發，提升產業結構

1　引進人才，重視研發。要加大力度引進和培養先進的科技人員，重視科技研究和開發。我國公司具有對文化差異重視不足，僵化的薪酬和聘用制度的因素的問題，因此要引進國外先進的復合型管理人才就要重視東西方文化的差異，靈活的運用薪酬制度和聘用制度，提供優厚的條件。只有引入了人才，我國在對外直接投資的管理理念各方面才能和世界接軌，才能提升企業的整體水平。

在高科技核心技術方面的人才引進和研發上面，要借鑒韓國三星電子的成功經驗。三星最初的產品依賴于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稍加以改造后投產，因此三星被國外公司控訴侵權，損失慘重。在慘痛的教訓中，三星決定自己投入大量資金研發，并從國外請回具有高技術水平的韓裔專家，組建自己的研發團隊，最終三星以質量和品牌在行業占有一席之地。

2　調整和優化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目前，我國已建立較為完善的工業體系，工業制成品在出口中占據主導地位。另外，我們還具備大量成熟的適用技術。所以，我們目前的對外直接投資重點應放在生產能力過剩、擁有成熟的適用技術或小規模生產技術的制造業。

要將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方向與國內產業結構高度化的發展趨勢保持一致。美日等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重點大都放在第三產業，同樣的，對高技術產業的對外投資也呈現上升趨勢。目前我們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還處于起步階段，不能盲目地追求第三產業和高技術產業的對外投資，但是，這些產業代表了我國未來對外直接投資產業的重點發展方向。

根據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中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我國的企業做前兩步的原因就是為了累計技術，并在此基礎上將產品結構升級。完成了這樣的產品結構的升級，我國的跨國企業才能在世界經濟中得以更好生存，才能有爭取到自己的

控制權。

(二)穩住地盤，及時抽身，進軍發達國家

在金融危機發生后，我國的經濟恢復很快，這是我國的跨國企業發展的前提，在這個前提下，我國的跨國企業應該做到在經濟還穩定的地區要穩住自己的地盤，在經濟危險的地帶要及時抽身，然后慎重地進軍發達國家和地區，優化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結構。

由于近年來金融危機的持續發展，在歐美經濟大受打擊之際，為我國企業進軍發達國家提供了機會。20世紀80年代，日幣升值后就是采取在海外廣置資產，投資收購海外企業，國內政府對企業提供優惠等政策躲過危機的。面對金融危機和我國人民幣增值的情況，我們同樣可以利用已經增值了的人民幣在發達國家的某些行業占據地盤。華為在面臨俄羅斯經濟下降時，抓住機遇，進軍和開辟了俄羅斯市場，同理，現在也可以根據稍縱即逝的機遇，進軍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市場。

(三)文化滲透，企業本土化，打造企業文化

所謂文化滲透策略是指跨國公司派往東道國工作的管理人員，基于其母國文化和東道國文化的巨大不同，并不試圖在短時間內迫使當地員工服從母國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而是憑借母國強大的經濟實力所形成的文化優勢，對于公司的當地員工進行逐步的文化滲透，使母國文化在不知不覺中深入人心，東道國員工逐漸適應了這種母國文化并慢慢地成為該文化的執行者和維護者的過程。

華為在2000年在中國香港開展了一個名為“東方絲綢之路”的品牌計劃，把全球的電信專家、運營商的決策層請到中國，令他們領略現代中國的魅力，通過這種方式，讓世界了解中國，進行文化滲透。國家是承諾，是實力的體現，這樣的文化滲透給并購企業呈現一個全新的中國，全新的企業，增強了企業的說服力，提升了企業的地位。

并購遇到人才問題時，盡量采取本土化原則，因為當地人很了解當地的資源和當地政策等情況，更加利于并購企業的發展。

我國很多企業都會擔心人才流失的問題。在并購海外企業時，人才流失就更正常了。這時，企業文化是一個很好的工具，可以讓并購企業更加快速的整合完畢。所謂的企業文化，是指是一個組織由其價值觀、信念、儀式、符號、處事方式等組成的其特有的文化形象。企業文化是企業的靈魂，推動企業的進步，增強企業的凝聚力，留住人才，吸引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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