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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資的形式范文第1篇

內容摘要:本文通過建立計量模型,進行協整分析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探討外商直接投資與內源型產業集群的互動關系。樣本數據選自浙江紡織業產業集群,分析結果顯示,外商直接投資與浙江紡織業產業集群二者間存在著長期的均衡關系,外商直接投資對浙江紡織業產業集群的發展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外商直接投資是浙江紡織業產業集群發展的格蘭杰原因;而浙江紡織業產業集群的發展對吸引外資并未起到顯著作用。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 內源型產業集群 互動關系

問題提出

所謂產業集群(Industrial Clusters)是在某一特定領域中(通常以一個主導產業為核心),大量產業聯系密切的企業以及相關支撐機構在空間上集聚,并形成強勁、持續競爭優勢的現象(波特,1998)。經濟地理對經濟活動區位的研究結果表明,企業的空間鄰近性帶來的外部經濟對企業區位具有重要影響。

當前,集聚經濟成為許多國家本土企業工廠選址考慮的重要因素。同一產業內相關企業傾向于選擇相同的區位(Marshall,1898),這種集聚經濟是產業特定的,給定區域內某個產業規模越大,這種集聚經濟越顯著,被稱做本地化經濟(Localization Economies)。這種本地化經濟的集聚模式在我國東南沿海地區得到了充分的運用。如我國浙江出現的紡織業集群、鞋業集群、電器集群等。此類集群最初從當地自發集聚產生,被稱為內源型產業集群。不過,在該類產業集群內部也出現了外商直接投資滲透的現象。外商直接投資對內源型產業集群的發展能否起到促進作用?內源型產業集群是否能夠起到吸引外資的作用?這是一個值得探討和研究的問題。

作為中國沿海的重要省份,浙江省利用外資的水平及產業集群的發展在全國均具有一定的代表意義。自1980年第一家外資企業―合資西湖藤器有限公司的成立,浙江省利用外資已有三十多年時間,在1984-2008年的25年里,浙江省實際利用外資的年平均增長率為39.34%,遠遠高于全國的18.75%平均水平。雖然期間也經歷過回落調整階段,但2009年1-12月,浙江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新簽協議金額達160.1785億美元,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仍達99.3974億美元。浙江能夠從一個無資源優勢、無國家扶持、無政策優惠的“三無小省”發展到現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躍居全國前列的“經濟大省”,占據了浙江經濟半壁江山的產業集群在其中作出了重大貢獻。在浙江省88個縣市區中,有85個形成產業集群。年產值超億元的區塊有519個,產業集群總產值5993億元,約占當年浙江省工業總產值的49%分布于175個行業,涉及工業企業23.7萬家,吸納就業人員390.1萬人,這些產業集群的經濟增長速度比浙江省的平均水平快3-5個百分點。產業集群經濟增長的快速發展與外商直接投資有效地推動了浙江經濟發展。

本文以浙江省產業集群為例,通過計量模型實證分析外商直接投資與內源型產業集群間的互動關系。

浙江產業集群的測度

關于產業集群的測度,即通過某一產業的區位集中程度來識別產業集群是否存在,學術界普遍采用區位商系數LQ或者空間基尼系數G方法。區位商指數和空間基尼系數的性質一樣,只是前者從地區角度來分析,而后者則是從行業角度來分析,但是由于基尼系數計算量過大,需要的數據也很難找齊,因而本文選用區位商這一靈活有效的指數來衡量浙江地區產業集聚程度。

區位商又稱專門化率,由哈蓋(P.Hagget)首先提出并用于區位分析中,用來衡量某一區域要素的空間分布情況,以及反映某一產業部門的專業化程度。

區位商的函數表達式為:

其中:qij表示地區j的行業i的增加值,qj是地區j的全部行業增加值,qi是產業i的全國增加值,q是全國全部行業增加值,亦可將上面的產值用銷售收入或產值來代替。β指數的分子是地區j行業i的產值占該地區工業的份額,分母是產業i占全國工業的份額,它能夠測度該地區的生產結構與全國平均水平之間的差異,借此可以評價一個地區的專業化水平,如某地區某產業在全國市場占有率較小,但該產業在該地區制造業中所占份額很大,則這個產業在該地區還是有比較優勢的,可以將其稱之為地方化優勢;反之,如果某地區制造業在全國制造業中所占份額很大,而某產業在該地區制造業中所占份額很小,那么即使該產業市場占有率很大,也未必是該地區的地方化產業。

一般說來,β>1,表明i產業在該地區專業化程度超過全國,屬于地區專業化行業,該行業具有比較優勢,該產業或其產品可以對外擴張或者輸出,β值越大,專業化水平越高。β=1時,表明該地區 產業的專業化水平與全國相當。β

從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中可以看出,制造業是浙江省吸引外資最多的一個行業,近年來,每年有六成左右的外資進入該產業。因此本文從制造業中選取了吸引外資最多的6個行業,對它們的區位商進行比較。這6個行業分別是紡織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醫藥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和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計算得出的區位商結果如表1所示。表1中的數據反映了2003-2007年間制造業中6個行業區位商的變動趨勢。2007年,紡織業、醫藥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和專用設備制造業區位商均大于1,表明這些行業為浙江省的“地方化優勢產業”,也就是說這些行業形成了一定的空間集中,有了一定的規模,具有地方專業化優勢。其中,紡織業的區位商一直保持在2以上,具有較高的專業化水平。為此,文章選取浙江紡織業產業集群進行計量分析,驗證該行業產業集群與FDI的互動關系是否存在。

FDI與浙江省紡織業產業集群互動關系的計量分析

(一)樣本數據選取和介紹

本文選擇1996-2009年浙江省制造業中集聚程度最高的紡織業的外商直接投資(FDI)和區位商(β)的數據作為樣本進行分析。由于2000年以前的紡織業的FDI數據不易得到,又因2000年以前 FDI的90%均流入制造業,故本文用當年相應行業產值占工業產值的比例乘以浙江省的外商直接投資額加以代替。其中外商直接投資的數據按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歷年匯率中間價換算為以人民幣(億元)為單位的數據,同時為消除異方差,對各變量數據進行對數化處理。LNFDI、LNLQ分別代表浙江省紡織業外商直接投資和區位商的對數值,D表示相應變量的一階差分。文中所有的計量分析,均使用Eviewss5.0計量軟件進行。

(二)樣本數據的單位根檢驗及模型建立

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的前提條件是時間序列具有平穩性,由于不平穩數據的隨機過程會導致“偽回歸問題”。所以在進一步分析以前要對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即單位根檢驗,本文采用 ADF方法進行檢驗。各變量及其一階差分的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通過表2可以得知,LNFDI與LNLQ的一階差分平穩,均為一階單整序列,可以據此進行下面的協整分析。為了研究外商直接投資與內源型產業集群的互動關系,以外商直接投資為自變量,區位商為因變量,建立如下經濟模型:

LNLQ=α+βLNFDI

(三)協整檢驗

協整是對非平穩經濟變量間的長期均衡關系的統計描述。以上的單位根檢驗證明,FDI和區位商的對數序列數據都是一階單整,這是協整檢驗的前提,即變量均為同階單整。在這一前提下,檢驗其協整關系,當兩個變量存在協整關系時,則它們之間有著一個長期穩定的比例關系;反之,當兩個變量不是協整的,則它們之間就不存在一個長期穩定的關系。下面用AEG兩步法檢驗LNFDI與LNLQ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先對兩變量進行普通回歸,然后檢驗回歸殘差的平穩性。如果回歸殘差平穩,則變量間存在著協整關系;否則,不存在協整關系。

首先用Eviews 估計出回歸方程如下:

LNLQ=0.0573LNFDI+0.7095

(22.435) (5.5827)

R2=0.722 F=31.1668 DW=1.2376

模型中各系數均通過了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可能由于缺省一些其它重要變量的原因,可決系數及自相關系數較低,但并不影響該模型的解釋意義。從模型估計結果看,當年外商直接投資對紡織業產業集群的發展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

接著,設et為該模型的殘差,用Eviews 對其做平穩性檢驗,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通過表3可知,模型殘差為平穩序列,由此說明LNFDI與LNLQ間協整,即二者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

(四)格蘭杰(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協整檢驗表明,在長期內,外商直接投資與浙江省紡織業區位商之間存在著穩定的正相關關系。但它們彼此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以及因果關系的方向并不明確,這需要對這些變量之間的關系進行因果檢驗。選擇滯后期為2,對樣本數據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通過表4中的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可以得知,在5%顯著性水平下,外商直接投資是區位商的格蘭杰原因,而區位商并不是外商直接投資的格蘭杰原因。即在浙江紡織行業中,外商直接投資與產業集群間僅具有單向的因果關系。該結論與我國一些學者的研究結果是一致的。

結論及啟示

上述實證分析結果證實了浙江省紡織行業的外商直接投資和內源型產業集群之間存在著正相關的關系,外商直接投資對內源型產業集群的發展具有促進作用。因此,要堅持鼓勵外資進入的政策,提高外資的利用水平和技術含量,使外商直接投資的資本集聚效應、帶動市場需求效應及技術外溢效應等得到充分發揮,競爭力較強的外資進入會進一步提升產業集群的競爭優勢,從而為內源型產業集群的發展注入更強大的動力。

但計量分析結果也表明,紡織行業的產業集群對于流入本行業的外商直接投資的吸引作用并不明顯,這與內源型產業集群本身的特點有關系。內源型產業集群起源于地方特色經濟或地方具有傳統優勢的產業。最初由當地企業自發或由政府促進在某一特定區域聚集,該類產業集群在其形成和發展之初,主要依賴于鄉鎮企業、民營經濟。民營企業的成長帶動了整個產業的發展,民營企業之間的競爭與合作促進了集群競爭力的不斷提高。隨著集聚企業的增多,企業間的競爭日益激烈,業內分工愈加縝密、業間配套逐漸完善,外部規模經濟不斷顯現。等到集群規模達到一定程度,開始有能力納入國際生產、銷售體系時,在集群內才有可能出現外商直接投資。而外商在考慮是否增加直接投資量時需要關注的因素很多,比如市場的真正開放度如何,進入壁壘與成本等等,由于內源型產業集群的本土化背景,市場份額基本為本地企業瓜分殆盡,使得外資進入成本較高。因此,現階段內,浙江紡織行業的產業集群并未帶動本行業的外商直接投資的大量涌入,這也使得以浙江紡織行業為代表的產業集群面臨著持續發展的瓶頸,由于自身存在著企業單體規模小、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地域色彩濃厚、技術管理水平低及創新能力弱等問題,該類產業集群生命周期短,難以長久。伴隨著集群本身的比較優勢逐漸喪失,如果沒有一些具有先進的技術管理水平和管理經驗的外資大量涌入,該類產業集群的可持續發展前景堪憂。

發達國家企業對外投資的一個重要動機,就是建立全球性的生產體系。吸引跨國公司進入產業集群,則可以拓展地方經濟的產業鏈以及彌補產業鏈上的薄弱環節,并利用引進項目在技術、機制、理念上的優勢,刺激當地創新活動,提高當地產業鏈的集群式創新能力和競爭優勢。當然,內源型產業集群應以更加務實的態度注重利用外資而非一味強調引進外資,人們常常提到的招商引資就是指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即讓跨國公司到本地投資。而利用外資是指促成本地企業與跨國公司建立更緊密的業務聯系,如通過配套、貼牌、搭車、外包等方式進入跨國公司的產業鏈。

此外,要使內源型產業集群持續健康發展,并且對外商直接投資產生較強的吸引作用,除了政府發揮自身職能,從法律、融資及公共設施建設等方面為產業集群發展創造良好環境外,還要努力改善產業配套環境,除了產品配套外,也包括人力資源配套、技術和政策的配套等。

參考文獻:

1.阿爾弗雷德•韋伯.工業區位論[M].商務印書館,1997

2.張明龍等.產業集群與區域發展研究[M].中國經濟出版社,2008

3.賀燦飛.外商直接投資區位理論分析與實證研究[M].中國經濟出版社,2005

4.施敏穎.FDI與產業集群互動關系研究―以浙江為例[J].嘉興學院學報,2007(9)

5.王黎明,趙德峰,宋明明.利用FDI促進產業集群發展研究綜述[J].商業研究,2008(9)

6.吳豐.外商直接投資的聚集效應分析和吸引外資的新取向[J].外國經濟與管理,2001(1)

外商直接投資的形式范文第2篇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 宏觀經濟 影響

如今我國在世界上發展中國家中無論是經濟總量還是人口總量都位居首位，在高速發展的經濟環境中，往往需要大量的資金渠道，因此如何在高速發展的經濟大潮下獲得廣泛的資金渠道就成為需要考慮的問題。上個世紀末期開始，來自國外商人的直接投資，簡稱FDI，開始迅速地進入到我國，這股資金力量給我國的經濟帶來了推波助瀾的重要積極作用。這些國際資本的流入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幫助，從經濟效益上來說，這樣的投入可以顯著地增加我國的經濟輸出，帶動整個對外貿易規模的擴張，因此如何能夠促進經濟增長，是我國在未來一段時間之內最重要的因素。

一、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國內經濟總值的影響

在此之前，已經有眾多的實證分析研究，這些研究均認為外商直接投資的經濟力量輸入到發展中國家均對其有顯著的幫助作用。從我國的角度來說，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需要從多個角度進行詳細的分析。外商投資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資本組成部分，對我國的闡述具有積極的影響作用，所以說可以根據我國的宏觀經濟的一項重要指標，也就是國內生產總值來設計計量模型：

GDP=α+β*FDI+ε

然后，筆者收集了我國自2000年以來的經濟數據，通過數理分析軟件Eviews進行了估算，得到的結果如下所示：

GDP=8757.031+156.0041*FDI

在經過了進一步的調整之后，R2的值為0.936，而F的對應值則為53.9725。

根據這樣的結果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資力量的迅速涌入，給我國的21世紀經濟建設起到了突飛猛進的推動作用。在過去的十二年內，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1億美元，我國所對應的國內經濟總值增長至少為156億美元。

然而，以上分析所采用的數據是歷史的時間排列方式，并沒有對其穩定程度進行分析，因此再次對以上數據模型進行協整處理，發現其顯著性約為5%，可以說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的國內經濟總值具有協整關系，因此可以斷定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是一種長期的均衡效應，該效應的數理形式可以通過以下方程來表達：

LnGDP=7.97+0.391*LnFDI

從以上的表達可以看出，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0.391個單位的增加對應外商直接投資的單個單位。另外，根據分析結果還可以看出，上述的均衡效應都可以對外商直接投資和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產生顯著的影響，并且這樣的影響具有長期持續的關系。與此同時，我國在經濟上的增長在反方向上又可以刺激外商直接投資力量向國內轉移。

二、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的刺激程度分析

本部分分析的主要是外商投入的要素與我國經濟變化的關系，一般來說，可以使用那個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也就是索洛斯旺模型來進行研究。在該模型的解釋當中，外商直接投資是我國總資本量的一種重要組成部分，它能夠顯著地刺激我國經濟增長。另外，外商直接投資能夠在多個方面例如消費、就業、儲蓄等方面對我國的宏觀經濟形成積極影響作用。為了分析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的作用，本文使用了上述模型，通過定義外商直接投資為額外的變量，將其融入到以下的數理方程表達式中：

LnY（t）=LnA（t）+a*LnKD（t）+b*LnKF（t）+c*LnL（t）

在上述方程中，Y表示的是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KD表示的是國內投資的資本存量，KF表示的是外國投資的資本存量，L、A、t表示的分別是勞動力、技術進步和時間段。

利用對時間段的微分可以得出以下形式：gY=gA+a*gKD+b*gKF+

c*gL，其中gY、gA、gKD、gKF、gL分別表示對應變量的增長率，而剩余的L、a、b、c表示的分別是國內的投資、外商直接投資、勞動力產出的彈性系數。

將過去的12年中每一年的數據根據隊列進行排序，可以得到b的值為2.3，在通過進一步非分析研究可以得到，外商直接投資以6%的貢獻率作用于我國的經濟增長，因此可以說我國在對待外商直接投資的力量使用上一直保持著較低的水平。

三、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對外經濟貿易之間的關系分析

外商直接投資理論最早出現于上個世紀的六十年代，近年來外商直接投資的總量在我國呈現了旺盛的內部轉移現象，從理論研究上來說，該問題的起因也逐漸露出了眉目，其中比較有說服力的觀點是蒙代爾的理論，他認為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具有貿易替代效應和互補效應。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我國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水平上逐漸提升，這也導致了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的投資規模越來越廣泛，同時對我國的投資結構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筆者選取了近二十年來的經濟數據進行分析，通過分析來顯示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的對外經濟貿易產生了怎樣的作用，通過對比分析，筆者得到了下面的數理表達模型：

EX=385.6383+1.1673*FDI+1.3091FEX

其中，EX表示的是我國的出口總量，FEX表示的是外商直接投資方面的出口總量，該模型中R2的值為0.9831。在對上述的方程進行了基本的優化后，得出的擬合優化程度為0.9809，檢驗值最終結果為436.3833，每一個回歸系數的時間序列檢驗值都在2.602之上，因此從這樣的結果可以看出整個方程線性程度具有穩定的成立性，在出口方面的外商直接投資與外商直接投資總量都對我國的對外經濟貿易產生了重要的規模增大作用。

而在進口方面，筆者分析的回歸模型具有以下的表達形式：

IM=402.0759-0.7448*FDI+1.7954*FIM

其中，IM表示的是我國的總進口量，而FIM表示的外商直接投資中我國的進口總量，R2的值為0.9701，可以看出方程的整體線性程度非常好，在經過調整優化之后，擬合優化程度值為0.9661，最終的F檢驗值為243.0949，可以看出該模型方程是穩定成立的。然而回歸系數的檢驗值卻沒有能夠得到接受，這主要是因為外商直接投資總量的增長帶來的結果是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產品對一些進口商品產生了替代現象，也就是說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的進口經濟貿易產生了替代影響。

根據上述分析可以得到的結果是：外商直接投資的歷史演變和我國的對外經濟貿易變動趨勢表現出了加強的關聯一致性，這意味著外商直接投資對于我國的對外經濟貿易具有非常重要的積極作用。同時，外商直接投資和我國的進出口貿易還有外商直接投資與其進出口之間均存在著非常緊密的關聯性，并且這樣的關系具有滯后的現象，意味著我國的對外經濟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之間是共生的，同時也是互相補充的。

四、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的內部投資環境的影響

一般來說外商直接投資可以對我國的國內投資產生一定的影響之外，還可以間接地在其它一些方面都我國的國內總投資產生一些額外的影響，也就是說在一些情形中外商對我國的直接投資會對其它國家隊我國的投資產生一定影響，這樣的影響又會間接地作用到我國國內的投資情況，這種間接性的影響行為具體來說可以描述為以下兩種形式：

一方面是擠出效應，如果外商直接投資所涉及的行業與國內的同行業企業之間產生沖突時，就有可能產生擠出效應，由于競爭上存在巨大的優勢，國內的同行業企業就有可能在激烈競爭中被淘汰，這種淘汰現象被稱為擠出效應。同時，這樣的效應也有可能產生在對項目的投資商，由于國內的一些企業在對項目進行投資時不愿意與投資效率更加高的國外同行業企業進行優勢不存在的競爭，因此很有可能會在途中進行主動退出，這樣的現象也可以被稱為擠出效應。

另一方面被稱為引致效應，該效應主要表現為在外商直接投資額的增加上，若其投資額度增加一個單位，在對我國國內總投資帶來的影響上大于一個單位，那么這樣的現象就被成為引致效應。

投資的定義較為復雜，它容易受到較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其中外商直接投資就是一項重要的影響因素，簡單來說，我國國內的投資主要有兩個部分組成，一個是我國自身經濟狀況帶來的影響作用，另一個是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影響作用。所以說根據這樣的原理可以設計出含有時間變量的數理模型，如下式所示：

It=α+β1*F1+β2*Ft-1+β3*Ft-2+β4*It-1+β5*It-2+β6*Gt-1+β7*

Ft-2+ε

在上式中，I表示的是我國的投資于國內生產總值之間的比，F表示的是外商直接投資和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之間的比值，G表示的是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隨時間的增長比值，本研究中選取的是近十二年的經濟數據，根據每一年的實際匯率轉換為當時的人民幣數額計算。同樣使用的是Eviews統計分析軟件，最終進行回歸相關的結論為：

It=18.377+1.303Ft-1+0.603Ft-2+0.989It-1-0.544It-2+0.0995

Gt-1+0.0514Gt-2

在上述式子中，經過優化以后，R2的值為0.78，F的值為9.622，P的值為0.001，從上式的結果中還可以看出，模型中并不存在序列上的相關性，并且能夠很好地解釋兩者之間的關系，也就是說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的引入和規模上的增加對于我國的內部性投資具有非常顯著的積極作用，可以說外商直接投資直接正向帶動了我國的經濟發展，這與第一章節的內容具有極高的相似性。

五、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上的建議

首先，我國需要在宏觀政策上繼續引入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資流量，充分地利用好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的對外經濟貿易、內部性投資、與其它外商之間的投資還有整體宏觀經濟的積極幫助作用。

其次，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我國仍然需要進一步提升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宏觀經濟的幫助作用，也就是增加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的輸出效率，要想實現這樣的目標，我國需要在傳統的犧牲市場贏取投資金額的策略進行改變，提出全面引入國際投資力量的政策。目前我國仍然處在經濟上的轉型階段，傳統的投資引進方式已經不能夠與現有的經濟與政策環境相匹配，因此需要在現有的基礎上提升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的產出效率。將外商投資的內容更加技術化，也就是說將過去純粹追求數量的方式轉變為追求質量產出的方式，盡量降低技術含量較低并且企業規模較小的外商在我國的投資行為比例。

再次，對于已經進入我國的直接投資外商，需要對其進行行業和投資地域上的管理，從商業上加快引進農業、高質量產出農業、出口型農業等我國政府重點扶持的行業項目，逐漸全面優化好我國對外經濟貿易的結構分布，有力地促進我國的宏觀經濟發展。

最后，筆者認為，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現代經濟環境中需要的是一種較為穩定的經濟背景和科學穩定的經濟政策，只有這兩方面的結合才能夠將外商直接投資的積極作用全面發揮到預期的理想程度。深入一步說，筆者期望我國對資本不再進行限制作用，雖然外商直接投資毫無疑問對我國的宏觀經濟具有顯著的推動作用，但是我國不能夠僅僅使用補貼、減稅、降稅等政策措施來吸引國外的投資方，而是應當積極采用更加先進的政策，改善我國勞動力的技術含量，提升勞動力價值，加強技術上的進步，為我國創造一個優良的宏觀經濟環境，充分補充局部地區的生產力不足，這相對于我國對國外進行現行的各類優惠和盲目依賴國外企業來拉動經濟的做法而言，更加會對我國宏觀經濟增長產生積極的作用。我國國內企業的技術含量不能夠一味地照搬國外的成果，國外同類技術的經驗是無法通過投資來獲得的，而是應當利用我國現有的技術資源，依靠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技術幫助來逐漸積累。雖然這樣的做法可能會給我國的宏觀經濟帶來短時期的不穩定，但是如今世界各國的互相交流渠道越來越豐富，信息傳送的速度也越來越快，信息傳播的地域也越來越廣，只要我國能夠積極地采取政策和措施應對，避免外商直接投資過大規模的流入和短時間內給我國宏觀經濟帶來的不穩定影響，就一定能夠利用好這樣的外部投資資源，全面提升我國的宏觀經濟水平。

六、總結

總的來說，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宏觀經濟具有著多方面的影響，筆者收集了近十二年的經濟數據，進行了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宏觀經濟貢獻度、對外經濟貿易和我國國內投資之間關系的實證關系分析，根據結果得出我國要加大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提升其在我國投資的產出效率，但是仍然需要對投資的方向和地域進行全面的管理，同時避免過高的投資量給我國宏觀經濟帶來的不穩定，真正利用好外商直接投資這一股力量，幫助提升我國的宏觀經濟水平。

參考文獻：

[1]丁蒙.FDI流量變化對中國宏觀經濟的影響分析[J].南寧：企業科技與發展，2011，（10）.

[2]宋鴻家.淺析FDI對中國宏觀經濟的影響[J].哈爾濱：黑龍江對外經貿，2005，（8）.

[3]劉穎嘉.淺析后金融危機時期外商直接投資（FDI）對中國宏觀經濟的影響[J].長沙：湖南商學院學報，2011，（4）.

[4]劉麗英，王少英，王淑云.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宏觀經濟影響作用的實證分析[J].北京：商場現代化，2008，（22）.

[5]金華林，李圣華.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宏觀經濟指標分析――時間序列分析[J].延吉：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5）.

外商直接投資的形式范文第3篇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經濟；穩定性；影響

[中圖分類號]F832.6；F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4）16-0014-02

1 外商直接投資概述

1.1 外商直接投資的概念

所謂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也叫國際直接投資（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它以控制經營管理權為核心，以獲取利潤為目的，是與國際間接投資相對應的一種國際投資基本形式。在我國，外商直接投資主要是指外國企業和經濟組織或個人（包括華僑、港澳臺同胞以及我國在境外注冊的企業）按我國有關政策、法規，用現匯、實物、技術等在我國境內開辦外商獨資企業，與我國境內的企業或經濟組織共同舉辦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合作經營企業或合作開發資源的投資（包括外商投資收益的再投資），以及經政府有關部門批準的項目投資總額內企業從境外借入的資金。

1.2 直接投資的方式

我國吸收外商投資，一般分為直接投資方式和其他投資方式。采用最多的直接投資方式是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外商獨資經營企業和合作開發。其他投資方式包括補償貿易、加工裝配等。

1.2.1 中外合資

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亦稱股權式合營企業。它是外國公司、企業和其他經濟組織或個人同中國的公司、企業或其他經濟組織在中國境內共同投資舉辦的企業。其特點是合營各方共同投資、共同經營、按各自的出資比例共擔風險、共負盈虧。各方出資折算成一定的出資比例，外國合營者的出資比例一般不低于25%。

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是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各種方式最早興辦和數量最多的一種。在吸收外資中占有相當比重。

1.2.2 中外合作

中外合作經營企業亦稱契約式合營企業。它是由外國公司、企業和其他經濟組織或個人同中國的公司、企業或其他經濟組織在中國境內共同投資或提供合作條件舉辦的企業。各方的權利和義務，在各方簽訂的合同中確定。舉辦中外合作經營企業一般由外國合作者提供全部或大部分資金，中方提供土地、廠房、可利用的設備、設施，有的也提供一定量的資金。

1.2.3 外商獨資

外商獨資企業指外國的公司、企業、其他經濟組織或者個人，依照中國法律在中國境內設立的全部資本由外國投資者投資的企業。根據外資企業法的規定，設立外資企業必須有利于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并應至少符合下列一項條件，即采用國際先進技術和設備的；產品全部或者大部分出口的。外資企業的組織形式一般為有限責任公司。

1.2.4 合作開發

合作開發是海上和陸上石油合作勘探開發的簡稱。它是國際上在自然資源領域廣泛使用的一種經濟合作方式，其最大的特點是高風險、高投入、高收益。合作開發一般分為三個階段，即勘探、開發和生產階段。合作開發比較以上三種方式，所占比重很小。

我們目前還有一些新的利用外資的方式。如①BOT。在基礎設施領域的BOT項目已開始嘗試。②投資性公司。1995年4月，外經貿部了《關于外商投資舉辦投資性公司的暫行規定》，以鼓勵境外大公司開展其系列投資計劃。③外商投資股份公司。股份公司可以發起方式或募集方式設立，現有的外商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也可申請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④購并。跨國購并已成為國際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之一。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系指外國投資者協議購買境內非外商投資企業的股東的股權或認購境內公司增資，使該境內公司變更設立為外商投資企業；或者，外國投資者設立外商投資企業，并通過該企業協議購買境內企業資產且運營該資產，或，外國投資者協議購買境內企業資產，并以該資產投資設立外商投資企業運營該資產。

直接投資項目，最大的困難就是缺資金，充分利用外資既可以學習外國的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又是解決資金困難的有效途徑。我國利用外資分為兩種形式，即：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和借用國外貸款。

2 經濟穩定性的內涵

經濟穩定的含義通常是指要實現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經濟穩定還包括有經濟增長的內容，就是指保持經濟的持續、穩定、協調的發展。世界銀行于1990年定義一個穩定的經濟框架時，從通貨膨脹、實際利率、財政政策、實際匯率和國際收支等幾個方面進行。但在這五個標準中，只有通貨膨脹是可以定量分析的，財政政策僅僅通過財政赤字這一個變量并不能完全衡量。這是由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根據貨幣調控政策和經濟發展程度等所制定的。理論上講，一個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通常意味著其宏觀經濟政策制定有效且穩定，但實際上很難有一項宏觀政策可以控制一個單一的變量。所有宏觀經濟變量之間都會存在著聯動性。因此，上述變量的定量測度在實際操作當中很難完成，即使采用某種單一變量近似代替，所得出的結論也很難具有說服力。在此基礎上，一種簡單化的分析方法應運而生，即采用衡量宏觀經濟政策的特定指標。宏觀經濟政策的基礎指標是通貨膨脹率、預算赤字（或盈余）以及外匯黑市的溢價。

3 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穩定性的影響

面對外商直接投資在發展中國家如此迅猛的增長速度以及外商直接投資大量流入對中國經濟穩定性的影響機制主要體現在：

（1）外商直接投資大量流入，東道國投資增加。在帶動就業量增加的同時，也引起了各產業間勞動力分布的不平衡，從而引起產業結構的變化。并最終會引起經濟發展在各產業及各地區之間發展的不平衡，導致經濟不穩定狀況的出現。

（2）增加貨幣升值的壓力，導致出口受阻。在固定匯率制下，由國內通貨膨脹引起貨幣升值；在浮動匯率制下，則會由名義匯率的波動引起貨幣升值的壓力。同時由于貨幣升值壓力過大，進口會增長很快，出口則會出現受阻的局面。從而很容易導致經常項目赤字的情況，并最終引起國際收支經常項目的失衡。

（3）外商直接投資通過影響經濟增長的基礎要素來間接影響潛在產出的增長。技術、資本和勞動力是傳統經濟學中決定經濟增長的三大要素。而其中產業資本存量、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均為對其投資的結果。因此，社會可支配資金的規模及其配置方式和配置效率是潛在產出增長的基礎。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外商直接投資的大量流入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其發展過程中對資金的需求壓力，彌補了資本要素的稀缺，但也引起了一些不良的后果。主要表現為：首先，過快的投資刺激了國內的總需求大量增加，導致經濟過熱發展；其次，發展中國家在還不具備完善金融機制和健全金融體制的情況下大量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勢必會造成金融體系脆弱性的加劇。

（4）外商直接投資的大量流入會引起經濟過熱。外商直接投資在發展中國家的過快增長，勢必會引起東道國國內外匯儲備的增加，外匯占款也會隨之增加。外匯占款的增加隨之會引起基礎貨幣增加，從而M2增加，國內需求增加。并最終引起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現象。外商直接投資大量流入發展中國家是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出現的，之后一直處于穩定的態勢。直到90年代中期由于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全球經濟出現低迷，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外資流入額也受其影響，出現下滑。比如印尼、智利、巴西和阿根廷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外匯儲備增加引起基礎貨幣增加理論界一致認為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對東道國外匯儲備和基礎貨幣的供給存在影響。具體來說，外商直接投資的大量流入會帶來外匯收入和外匯儲備的迅速增加。相應地，中央銀行不得不投放大量的基礎貨幣來補充相應的外匯占款。一旦貨幣的大量供給超過實際需求，必然會給通貨膨脹帶來直接的壓力。通貨膨脹從根本上講是總需求和總供給之間的矛盾產生的。進口商品和服務是國內總供給的構成部分，出口構成總需求的一部分。在短期內，國內總供給和總需求是一定的，外資的大量流入勢必會引起國內總供給的上升，從而改變東道國的供需平衡狀態，導致東道國通貨膨脹水平發生變化。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資通過拉動一國投資水平的上升，從而構成對配套設施及物資的超預期需求，影響一國的物價水平狀況。外商直接投資造成金融體系脆弱性上升。外商直接投資的大量流入從金融層面來講，可能會引起信貸風險、市場風險和流動性風險的上升，對宏觀穩定產生負面沖擊。

（5）外商直接投資降低國際收支平衡能力。外商直接投資的過度引入會對發展中國家國際收支平衡能力造成影響。一個國家的國際收支平衡能力通常用其擁有的外匯儲備額來衡量。外匯儲備越多，理論上其償還國際債務及干預本幣匯率的能力越強；反之，則平衡國際收支的能力會越弱。外商直接投資的引入對發展中國家宏觀經濟的調控以及外匯儲備的影響是突出存在的，特別是國際收支平衡的調控方面確實起到了一定的有利作用。但是，經常項目赤字不應過高，一般認為不應超過全國GDP的5%。如果超過這個警戒線，則很容易造成市場運行的失靈。

（6）外商直接投資加大發展中國家勞動力市場的擠出效應。對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而言，生產要素中的資本要素普遍短缺，而勞動力生產要素較為充裕。這種狀況的弊端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當中也不斷地暴露出來，成為抑制其發展的一種“瓶頸”。外商直接投資在給發展中國家帶來資本的同時，也可以解決勞動力剩余的問題，并且在生產過程中通過技術外溢效應提高東道國的整體勞動力生產水平。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就業方面的負面效應也是存在的。由于技術水平的差異導致國外企業的資本勞動比總體上要高于國內投資企業，更多的是一些資本要素密集型企業，因此高資本投入必然會降低對勞動力的需求量。另外，擠出效應也是影響東道國就業下降的一個主要方面，外商直接投資通過擠占國內投資，從而占領更多的市場份額，給就業帶來負面影響。

參考文獻：

[1]褚敏，張建輝，靳濤.外商直接投資溢出、市場化轉型與經濟增長[J].投資研究，2013（1）.

外商直接投資的形式范文第4篇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GDP；面板數據

[DOI]10.13939/ki.zgsc.2015.23.012

1 引 言

改革開放以來，作為國際資本流動的主要方式，外商直接投資在世界經濟中扮演者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對東道國的經濟發展的影響日益顯著。外商直接投資已逐漸成為發展中國家資本滲入的主要形式，我國也在近幾年超過美國成為外商直接投資的最大接收國。

2 實證分析

2.1 變量的選取與數據來源

2.1.1 模型變量

（1）因變量為GDP；

（2）自變量為外商直接投資和固定資本。

2.1.2 數據來源

各個省市的外商直接投資數據來源于商務部，固定資本和GDP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數據均為1999 -2010年的年度省級面板數據。

2.2 面板數據模型類型的選取與估計

為了消除數據的波動，GDP、外商直接投資（FDI）和固定資本（GDZB）均取對數，模型所數據為LnGDP，LnFDI和LnGDZB。

2.2.1 模型檢驗

首先，對面板數據進行F-檢驗，得到結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全國及東、中、西部地區的P值均小于0.05，由F-檢驗的基本理論，在5%水平上應拒絕原假設，全國及中、東、西部地區應建立非混合模型。

其次，對面板數據進行Hausman檢驗，得到結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全國及東、西部地區的P值均小于0.05，由H-檢驗的基本原理，在5%水平上應拒絕原假設，全國及東、西部地區P值大于0.05，在5%水平上應接受原假設，所以應建立個體固定效應模型。中部地區的P值大于0.05，因此選擇個體隨機效應模型。

2.2.2 模型估計

分別對全國及東、中、西部所建立的模型進行最小二乘估計，分別得到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全國及東、中、西部地區模型的擬合優度均很高，由T統計量的值可以看出解釋變量的系數均顯著，而回歸系數在全國及各地區各不相同可以得出教育投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同的結論。

3 結論分析及政策建議

3.1 結論分析

由實證分析部分可以看出，全國范圍、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的經濟增長的回歸模型中回歸系數均為正數，這說明外商直接投資對羥濟的增長起正的拉動作用。

從全國范圍來看，外商直接投資增加1%，GDP增加0.19%；固定資產增加l%，GDP增加0.29%。東部地區為：外商直接投資增加1%，GDP增加0.22%；固定資產增加1%，GDP增加0.29%。中部地區為：外商直接投資增加1%，GDP增加0.18%；固定資產增加1%，GDP增加0.32%。西部地區為：外商直接投資增加1%，GDP增加0.18%；固定資產增加1%，GDP增加0.26%。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資對GDP的影響在不同的區域不盡相同。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各個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額不同，東部地區本來就處于經濟較發達地區，流人的外商直接投資相伴而行的國際技術轉移比較多。而中西部地區相對于東部地區來說，經濟比較落后，其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資有一部分是為彌補資金短缺，而對相伴而行的技術相對來說比較少，因此，造成了這種差異。

外商直接投資的形式范文第5篇

今天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之一。外資對我國經濟的發展無疑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各地方政府不惜一切代價競相引入外資的政策已經產生了相當的負面作用。本文擬分析利用外資政策中的內在矛盾，以希望能為政府外資政策調整提供參考。

1、“以政策換資本”導致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失控

國內學術界對適度外資規模有兩種定義，一種是將適度外資規模定義為“外資對內資只起補充而不起替代作用時，國內經濟增長所需要的具有償還能力的外資規模”。另一種對適度外資規模的定義是“一國在其經濟發展的一定時期，外資對內資只起追加而不起替代作用的情況下，國內經濟發展客觀需要，能被經濟發展所實際吸收且具有償還能力時的利用外資規模”。這兩個概念都明確揭示了適度外資規模與經濟發展間的內在聯系，這種聯系包含三層內容，其一是外資與內資的關系是，外資對內資只起補充和追加作用，而不是替代作用；其二是一國在一定時期內經濟發展所需、為經濟發展所實際吸收的外資；其三是所吸收外資不能超出一國的償還能力。這里，外資的概念顯然是廣義的，從償還能力的角度看，它更多涉及外部貸款和債券形式的間接投資。

外商直接投資不只是一定量的外來資本，更重要的是它所包含的技術、知識、管理技能，以及有效組織這些資源的方式。因此，從效率角度衡量，外資可以替代內資，但不是簡單的替代。簡單替代有兩種形式，一是外資本身并非全部用于生產投資，二是外資進入生產領域，但效率低下。外資對內資的有效替代表現為，外資的投入對國內的生產能力具有提升作用，外資的投入具有帶動內資的刺激效應。當然，有效替代的一個前提條件是東道國對外國直接投資積極效應的有效吸收能力，決定這一吸收能力的兩大關鍵是：國內的配套投資能力，即每增加吸收一單位外商直接投資所需與之配套投入的國內投資；另一個則是國內的技術消化能力，即每吸收一單位外商直接投資后配套投入的國內投資中用于追加的技術投入。國內投資乏力、技術投入不足，就無法實現直接投資的最佳吸收效果。

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最初的動機來自于國內資金不足和出口能力低下，因此，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最初政策目標就是加速資本形成和擴大出口創匯。在“以政策換資本”的口號下，以彌補資金不足為目標一度導致全國各地不計優劣、不計成本的招商引資熱潮。盡管在1986年頒布《關于鼓勵外商投資的規定》時，直接投資應對國家的出口有所貢獻，應對國家的技術提高有所貢獻已受到重視，但是出口結構的提升，技術創新能力的積累等具有戰略發展的部分仍未提及，簡單意義上的加工區仍是直接投資引入中主要的形式。

“以政策換資本”的思路導致對外資數量的追求超過了對外資作用的追求。盲目建立開發區，簡單追求外商投資規模擴張(有時，甚至只是外商投資的合同規模)使我們付出了國內土地、人、財、物等資源的浪費、國內生產能力閑置、投資的邊際收益下降的沉重代價。低層次技術的重復引進不僅浪費了資源，而且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具有明顯的外在壓制效應，對于這類項目的優惠政策不僅浪費了政府的財政資源，還排擠了國內更有效率的投資。另一方面則是國內投資及技術改造投入不相匹配，無法充分吸收直接投資的積極效應，致使某些地區的外商投資規模遠遠超出有效吸收規模，政策收益無法真正轉化為發展動能。

2、以“市場換資本”導致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市場結構失控

市場結構失控是指外商已經在中國的多個行業，如洗滌用品，飲料、啤酒、輪胎制造、程控交換機、移動通訊設備、大規模集成電路和家用電器等行業確立起市場壟斷結構。市場結構失控不僅涉及個別競爭對手的生存，而且可能導致整個行業的發展游離于國家宏觀發展戰略之外。當這個行業是主導國民經濟的命脈時，還會從根本上削弱國家抵御外部經濟沖擊的能力。

與“以政策換資本”相似，“以市場換資本”的策略也只是以追求外資流入為決策目標，忽視了長期不利的效果，假如缺乏對外資積極效應的利用，未能從引入外商直接投資中蓄積起自身的競爭能力，又如何能贏回被換走的市場呢。

外商在我國實現市場壟斷的主要手段包括：

第一，通過對同一產業或同一地區內國有企業的兼并、收購、以及系列投資，實行產業或地區內一體化的控制。隨著改革的推進，外商只能收購兼并小型或虧損國有企業的政策限制在不少地區被一再突破。外商從重點購并效益較好的國有大中型骨干企業，進而向有目的地收購同一地區所有國有企業或不同地區同一行業的骨干企業，直至全行業收購。如1992年5月，香港中策投資有限公司以60％的股權收購泉州市所有40家國有企業，成立“泉州中僑(集團)有限公司”。之后，香港中策還在全國范圍內投資收購了多家行業骨干企業，包括太原、杭州等地的輪胎廠，并以“中國輪胎控股公司”的名義在百慕大注冊并到美國上市，進而以所籌得的，1．037億美元分別對重慶輪胎廠、煙臺輪胎廠、銀川輪胎廠控股51％以上，掌握了中國輪胎行業的控制權，引發了震驚全國的“中策”現象。

1998年3月，美國柯達公司先是與廈門市福達感光材料有限公司、汕頭市公元感光材料工業總公司合資組建柯達(中國)股份有限公司，又與無錫阿爾梅感光化學公司合資組建柯達(無錫)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完成了對中國感光行業的全行業合資。

第二，通過產業關聯特性，實施由一個行業輻射及相關行業的控制。自1995年4月4日，外經貿部頒布“關于外商舉辦投資性公司的暫行規定”以來，已批準的外商投資控股公司已達140多家，這些控股公司既投資于上中下游的最終產品，也投資相關的零部件，既投資于生產性項目，也投資于銷售、融資、保險、咨詢、運輸等相關項目，操縱和影響著一大批協作配套廠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