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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直接投資定義范文第1篇

對流入我國境內的“熱錢”估算一直眾說紛紜。2月17日，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了一份《跨境資金流動監測報告》，首度披露了官方對“熱錢”的估算數據：2010年“熱錢”凈流入355億美元，占外匯儲備增量的7.6％，占當年GDP的0.6％。并且在過去十年中，“熱錢”年均流入中國近250億美元，占同期外儲增量的9％。2003年至2010年，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強化，“熱錢”合計凈流入近3000億美元。

民間算法嚴重高估

報告稱，由于在實踐中難以準確掌握國際資本流動的真實動機和存續期限，因此在“熱錢”規模測算上沒有嚴格的定義和標準。目前國際上較流行的分析思路主要有二：一是直接測算法，將直接投資以外的資本和金融項目，以及誤差與遺漏項目加總(也稱非直接投資形式的資本流動凈額)。二是間接測算法或稱殘差法，使用外匯儲備增量減去貿易順差和直接投資凈流入。但前者涵蓋口徑偏窄，而后者打擊面過大，可能高估“熱錢”規模，并且外匯儲備中還存在估值因素。

以往民間計算熱錢的方法是外匯儲備增加額減去貿易順差和FDI(外商直接投資)。2010年中國外匯儲備余額增加額為4481億美元，貿易順差為1831億美元，FDI為1057.40億美元，按上述計算方法，熱錢約為1593億美元。

就官方披露的355億美元的“熱錢”規模數據，外管局有關負責人2月17日闡釋說，該數據是參照國際收支平衡表，并兼顧中國特點的跨境收付、銀行結售匯等數據作出估算的，但該數據中還包括了部分非套利項目，故355億美元的“熱錢”規模仍可能是高估的。按此推算，熱錢規模至少被民間高估了近4倍。

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分析小組負責人表示，中國大規模跨境資金凈流入與實體經濟活動基本相符。資金流入是中國國內經濟不平衡的表現，儲蓄大于投資，導致經常項目大額順差，國內金融服務滯后，導致對外資過度依賴。但過去十年，中國外儲大幅增加，主要來自進出口順差等合法合規經濟活動，投機套利資金占比較小。

“因近年中國經濟實力提高及對外開放擴大，‘熱錢’流動對儲備積累及經濟的影響愈來愈小。由于中國總體經濟規模較大，外儲充裕，承受跨境資金流動的能力亦在增強。”該負責人坦承，任何開放經濟體都有資本跨境流動的問題，中國經濟處于上升周期，國際資本流動具有順周期性，這確實加大了中國跨境資金流動的壓力。他指出，盡管匯率差、利率差都是“熱錢”流入中國套利的動機，但中國經濟向好才是國際資金大量流入的主要原因。

熱錢流向逆轉

“故事不能代替數據。”外管局相關負責人認為，雖然流傳著很多“熱錢”大規模進入境內的故事，但從數據監測來看，并沒有發現大規模的異常資金跨境流動。

《報告》中，外管局指出近年來發現的“熱錢”違規流入典型案例和渠道有，加工貿易中通過高報工繳費等方式多收匯、轉口貿易企業利用收付匯時間差擴大外匯凈流入、空殼公司虛假利用外資、外匯資本金違規結匯、個人分拆結匯、銀行突破短期外債指標融入資金等。但是，檢查中發現的案件大都以境內機構、個人和海外華人華僑為主，通常以“螞蟻搬家”的方式滲透，尚未發現國際“金融大鱷”大規模流人的情況。

外管局相關負責人表示，我國在金融穩步開放進程中始終注意加強對跨境資本流動的監控，國際性“大炒家”以違法違規形式進入中國存在法律風險，同時我國金融產品較少，對擅長杠桿交易、套利交易的對沖基金等國際金融機構吸引力有限。

事實上，自2011年以來，新興市場資金逆流之勢進一步加劇。與去年擔憂“熱錢”流入形成對照的是，新興經濟體今年對資金流向逆轉的憂慮日漸增多。

外資親睞房地產業

《報告》中指出，外商來華直接投資行業主要集中于制造業與房地產業，尤其是近年來房地產行業外資流入增速較快。“外資流入對房地產行業健康發展的影響需密切關注。”

外管局相關負責人表示，外管局主要是配合住建部的工作，并曾在2007年過對外資投資房地產行業的限制性規定，在2010年也文件，強調對非境內個人投資房地產的限制規定。

國際收支分析小組負責人進一步表示，外商來華投資房地產開發主要由商務部監管，外管局可以檢測房地產企業結匯兌換人民幣的情況。外資進入房地產銷售領域，是由住建部管理，外管局可以監測到非居民個人購房結匯的情況，但這個規模是非常小的。

據商務部公布的數據，房地產行業的來華直接投資占外資流入總量的比例在2010年達到23％，其投資以現匯為主并基本結成人民幣使用。

境內直接投資定義范文第2篇

關鍵詞：資本外逃規模測算重復統計正常資本流出進出口偽報

一、資本外逃的界定

目前，在學術界，資本外逃至今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但有一點基本得到認同，即把資本外逃視為由于本國資產的實際收益率較低，或是為了逃避稅收或政治風險等原因而導致該國資本賬戶的“非正常”流出。然而，在對非正常的理解上，國際經濟學界也有不同的解釋：金德爾伯格（Kindleberger，1937）在其經典著作（博士論文）《國際短期資本流動》中提出資本外逃動因論；英格?沃爾特（Ingo Walter，1985）提出：資本外逃是私人部門對一種隱含的社會契約的違背；卡丁頓（Cuddington，1986）是在嚴格假設前提下進行國民效用損失論的邏輯推導。

綜合國內外學者的定義，我們認為，資本外逃是指未經批準的、違法違規的資本外流，是超出政府實際控制范圍的資本流出。

二、國內外現有主要測算法

根據國外現有文獻對資本外逃的測量方法，可以將其歸為三類，即直接測量方法、間接測量方法和混合測量方法。直接測算法中卡丁頓（Cuddington，1986）測算公式為：資本外逃=誤差與遺漏+非銀行私人部門短期資本流出。間接測算法用公式表示為：資本外逃=對外債務增加+外國直接投資凈流入-官方儲備增加-經常項目赤字。混合測算法的計算公式為：資本外逃（即未申報的對外債權存量）=國際收支平衡表中記錄的所有資產-外商直接投資+誤差與遺漏+未記錄的債權的調整（向世界銀行申報的外債存量-國際收支平衡表的負債）+已申報非 FDI 收入的資本（其他投資收入流量/一年期國際平均利率）

國內現有的測算方法主要有：1、李慶云和田曉霞（2000）的測算方法是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對世界銀行的間接測算方法所進行的相關調整，具體測算公式：資本外逃=[（外債年增加額+外債低報）+（外商直接投資凈流入-外商直接投資高報額）+經常賬戶盈余-國家外匯儲備增加額] -銀行國外資產增量-長期資本項下的延期收款凈額-長期資本項下的對外證券投資額和對外貸款凈額-居民境內外幣資產增加額+進出口偽報。2、李曉峰（2000）采用的修正后的間接測量法為：資本外逃=對外債務增加+外國直接投資凈流入+外國證券投資凈流入+外國其他投資凈流入+經常項目變動+儲備資產變動+對外直接投資凈流出+對外證券投資凈流出+對外其他投資凈流出。

三、本文測算模型的構建及對調整項的說明

考慮到中國的實際情況，結合中國資本外逃的主要方式和渠道，以及余額法本身存在的缺陷，本文將對余額法的估算值進行幾項調整，調整后公式為：

資本外逃（CF）=資金來源（A） -資金來源項目調整（B）-正常資金運用項目調整（C）-居民境內外幣資產（D）+漏記的資本外逃（E）-錯誤與遺漏正常統計誤差（F）=外債年增加額（A1）+FDI凈流入（A2）+經常賬戶盈余（A3）+外資股發行（A4）-國家儲備年增加額（A5）-FDI與外債重復部分（B1）+外債低報額（B2）-FDI流入中的水分（B3）-對外證券投資額（C1）-對外貸款凈額（C2）-正常貿易信貸（C3）-（存款貨幣銀行國外資產年增加額（C4）-中行外匯結存增量（C4.1）-存款與貨幣（C4.2））-居民境內外幣存款（D1）-居民境內其他外幣資產（D2）+進出口高低偽報外逃資本（E）-錯誤與遺漏正常統計誤差（F）對部分調整項及數據計算的說明：

1、外債年增加額

由于“隱性外債”與“變相外債”普遍存在（李慶云，田曉霞，2000），我國官方

統計的外債數據并不十分精確。中國統計的外債年增加額（A1）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計算而得，同時進行外債低報額的調整。具體來講，本文將采用杜利（Dooley，1986）介紹的方法進行估算，即：將世界銀行提供的中國外債年增加額與中國統計的相應數據進行比較，如前者大于后者，則外債低報額為它們的差額；如前者小于后者，則外債低報額為0。其中外債低報額以B2表示 。

2、FDI凈流入

FDI 凈流入（A2）是指境外（包含外國與港、澳、臺）資金在大陸直接投資和大陸資金在境外進行直接投資之間的差額。數據根據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整理得到。

考慮到外債與直接投資存在重疊部分，根據我國外商來華投資的有關規定，結合田曉霞（2000）的估算，將以歷年FDI的23%加以剔除。FDI與外債重復部分以B1表示。

其次，外商直接投資FDI中的資本品含有很大的水分，即外商作為投資品等設備的進口報價常常高于其實際價格。計算方法為：FDI虛報 = FDI貸方發生額×（投資品所占比例×投資品價格高報比例）。FDI貸方發生額數據來源于《國際收支平衡表》（1987-2012），投資品所占比例按照宋文兵（1999）的方法采用對外經貿部（現商務部）的估算數據，即55%，投資品價格高報比例按照1995年國家商檢局檢驗的結果數據，即32%。該項調整我們記為B3。

3、外資股發行

外資股指的是我國上市公司發行的 B，N，H 股，其中，B 股指境內發行的外資股，N、H 股指在美國（包括紐約證券交易所和納斯達克證券交易所）和香港發行的股票。另外，紅籌股已成為除B股、H股之外，內地企業進入國際資本市場籌資的一條重要渠道，因此，經由它籌得的其中一部分資本應計入中國的外債當中。本文假定這些籌資額中平均每年有大約 50%的資金流入了中國境內。

4、正常資本流出的剔除

中國政府對居民境外證券投資的管理非常嚴格，BOP中的對外證券投資額都是經過嚴格審核批準、并在國家外匯管理局及其分局備案的投資額，它們處于政府部門的監測范圍之內，應該屬于正常的資本流出范疇，因此，本文對這部分的流出額（C1）作了剃除。

BOP中長期資本項下的“對外貸款”部分外流資本是處在政府部門的嚴密監測之下的，而且同樣屬于必要的資金運用，本文對該項的凈額（C2）也作了進一步的剃除。

正常貿易信貸（C3）：對1997年前國際收支平衡表長期資本項下的“延期收款”進行剔除。1997年后我國按國際收支手冊編制國際收支平衡表，不再區分長期和短期資本流動，

本文參照杜玉蘭、劉韜（2002）的方法，將總貿易信貸額的70%作為正常貿易額加以剔除。

同時，根據摩根擔保信托公司的研究，整個銀行體系（應當包括貨幣當局與存款貨幣銀行）的國外資產一般都是用于國際結算，屬于正常的資本流出范圍，而間接測算法中剔除的只是貨幣當局的國外資產增量，因此，本文將進一步剔除存款貨幣銀行的外國資產年增加額（C4）。

為了避免重復統計，結合“對外貸款”的統計口徑的變化本文分兩時間段對之剔除：1997年前采用IMF《國際金融統計年鑒》我國存款貨幣銀行海外資產增量，并將1992年前中國銀行每年的外匯結存增量（C4.1）從銀行體系總的國外資產增量中扣除。1997年以后，扣除BOP中的“存款與貨幣”項下的資產項目（C4.2）。

5、居民境內外幣資產

D3數據來自歷年《中國金融年鑒》資金流量表。這里我們主要是借用了李慶云和田曉霞（2000）的數據和方法：通過估算中國居民個人外幣存款的年增加額分別占到居民外幣存款的年增加額的比例的平均值，來估計居民（包括居民企業和個人）外幣存款的年增加額（D1）。居民境內其他外幣資產（D2）也沿用李田的方法，結合外匯黑市溢價，1988、1989年以居民境內外幣存款增量的0.7比例來估算，1990-1993年以居民境內外幣存款增量的0.515的比例來估算，1994年以后以0.45的比例來估算。

6、漏記的資本外逃

本部分主要是估算通過采取進口高報出口低報的方式實現的資本外逃（E）。進出口偽報的基本計算公式為：

進出口偽報額=出口低報額（EX）+進口高報額（IM）

EX=（Mw -Xh -Xre）/SHR

IM=（Md -Xw-Mre）/SHR'

其中：Mw 一一伙伴國統計的從中國進口額

Xh――中國海關統計的對伙伴國的出口額

Xre――中國商品經香港轉口出口至伙伴國的金額

SHR――中國商品經香港轉出口至上述四個樣本國的金額占經香港再出口總額的比例

Md――中國海關統計的從伙伴國進口額

Xw――伙伴國統計的對中國出口額

Mre――伙伴國商品經香港轉口出口至中國的金額

SHR'――四個樣本國的商品經香港轉出口至中國的金額占經香港再出口總額的比例

7、錯誤與遺漏正常統計誤差（F）

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錯誤與遺漏項，至少有一部分可歸因于資本非法外逃（胡祖六，1998）。在處理中，本文參考美國和日本等國際收支統計制度較為發達和完善的國家，計算出其“凈誤差與遺漏”占貿易總額的比例，并以此作為我國正常的統計誤差標準。剔除統計誤差后的“凈誤差與遺漏”即為資本外逃額。

四、測算結果與簡要分析

依據上述測算模型，本文對1987-2011年的資本外逃規模估計見下表：

（注：數據的計算方法見各部分考慮項的說明，數據來源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歷年《中國金融年鑒》、WTO官網、世界銀行官網、IMF官網、香港交易所官網、《香港商品貿易統計》、《香港對外商品貿易回顧》）

從計算結果可以看到，從上世紀 80 年代末至今，中國的資本外逃一直呈惡化趨勢。國內資本從 1997 年開始加速外逃，主要可能是由于亞洲金融危機引起的恐慌性出逃。進入 12 世紀后，隨著人民幣升值壓力的不斷加大、投資者對人民幣升值預期的不斷增強，中國的資本外逃規模一度走低。2005 年人民幣正式步入升值通道后，獲利游資迅速撤離，同時逐步放松的外匯管制使資本外逃更方便，導致 2005 年的資本外逃金額激增。隨著美國次貸危機導致西方金融動蕩，中國資本外逃額在 2007-2009 年間顯著下降，但在 2010 年又強勁反彈。

同時我們注意到1999、2009年的資本外逃額為負值，雖然不能簡單地認為這兩年不存在任何隱性的資本流出、反而存在有隱性的資本流入，但至少我們可以初步判定這兩年的資本外逃額很小，導致1999年這種局面的首先是東南亞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正在逐漸消退；其次，該年度的資金來源比上一年度有了明顯下降。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過后，國際投資環境惡化，資本逃離中國風險加大，2009年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逐漸消退，這些可能均對資本外逃規模產生了影響，其次，危機前后資本外逃規模波動十分明顯。

五、總結與本文的不足

本文的進步之處在于比較全面的從資金來源、正常資本流出、居民外幣資產、重復統計、錯誤與遺漏項下的正常統計誤差及進出口高報、低報所產生的資本外逃進行了估測。結合以往的估測方法，盡可能的修正了余額法，使之更能適應中國的情況。

但是也存在許多不足：一是事實上中國還存在著另外一種類型的資本外逃，即被政府錯誤“記錄”的資本流出部分，我們可以稱其為“另一種意義上的資本外逃”，如一些非法所得和資本項下的外匯支付混入經常項下流出等。由于這部分外逃資本隱蔽很深，所以很難將其從經常項目下很清楚地剝離開來，盡管中國對資本賬戶實行非常嚴格的外匯管制，然而仍有一些外逃資本是混入資本賬戶流出去的，這部分外逃資本更加難以剝離，遺憾的是目前我們沒有找到關于這部分資本外逃規模的測算方法，數據也具有一定的不可獲得性。二是雖然考慮到了重復計算的問題，但是并沒有完全的避免，如銀行國外資產變動額與對外證券投資凈額、對外貸款凈額、居民境內銀行存款之間就有較大的重復。三是最后，經常項目下的旅游收入、僑匯收入，通過子女留學匯款等途徑進行的資本外逃，由于數據的難以獲得也沒用進行計算。

因此，由于這些原因可能導致規模的高估和低估，模型還有待進一步的細化和修正，盡管如此測算結果本來就是一個估計值，可以較為準確的顯示出資本外逃情況，對于后續的研究仍然具有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1].Kindleberger，C，1937， InternationalShort-term Capital Movement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Ingo Walter，1986，The Mechanisms of Capital Flight，Paper presented at a conference in Capital Flight and Third World Debt，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Oc-tober2-4.

[3].Cuddington，D.，1986，Capital Flight： Estimate， Issues and Explanation， Princeton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No.58.

[4].Dooley， Michael P.、Helkie， William、Tryon， Ralph and Underwood， John. 1986.“An Analysis of External Debt Positions of Eight Developing Countries Through 1990.”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May，21（8）：283-318

[5].Tornell， A.，1992，“The Tragedy of Commons and Economic Growth：Why Does capital Flow from Poor to Rich Countri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00，no.6：1208-1231.

[8].李慶云、田曉霞，2000：《中國資本外逃規模的重新估算：1982-1999》，《金融研究》第8期

[9].宋文兵，1999，《中國的資本外逃問題研究：1987-1997》，《經濟研究》第5期

[10].任 惠， 2001，《中國資本外逃的規模測算和對策分析》， 《經濟研究》第11期

[11].楊勝剛，田冬煒，2003，《中國資本外逃規模估測的實證研究》，《湖南大學學報》第六期

境內直接投資定義范文第3篇

【關鍵詞】資本項目 跨境資金 監測預警

一、資本項目跨境資金流動主要渠道

（一）直接投資項下

直接投資項下跨境資金流動一般有真實的交易背景支持，資金流動的敏感性與靈活性相對較低，對經濟金融形勢的巨變有一定的反應時滯。該項下跨境資金流動主要包括外商對華直接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

1.外商對華直接投資。一是外國直接來華投資流入。該渠道是資本項下跨境資金流入項，包括外國投資者通過新設（增資）外資企業、并購內資企業和其他投資等形式的資金流入，其中新設（增資）外資企業是主要途徑。二是外資撤資清算等流出。該渠道是資本項下跨境資金流出項，包括外資企業以清算、轉股、減資、先行回收投資等形式的資金流出，其中清算和轉股是主要途徑。

2.對外直接投資。一是我國直接對外投資流出。該渠道是資本項下跨境資金流出項，包括境內非金融部門和金融部門以新設境外企業、實施海外并購與兼并等形式的資金流出，其中非金融機構境外投資是主要途徑。二是對外直接投資撤資清算等流入。該渠道是資本項下跨境資金流入項，包括境外投資企業轉股、清算、減資等所得款項的流入。

（二）證券投資項下

證券投資項下跨境資金流動由于主要受短期國際國內經濟金融形勢變化和境內外證券市場中長期走勢的影響，且資金流動的敏感性與趨利性極強，因此資金的流出入波動程度劇烈、波動頻率較高。主要包括我國對外證券投資凈流入和境外對我國證券投資凈流入。我國對外證券投資，目前主要是指境內合格機構投資者對外證券投資。境外對我國證券投資，目前主要是指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對境內證券投資。

（三）外債項下

外債項下跨境資金流動主要用途在于緩解我國外資企業生產經營初期的融資困難和對進出口提供貿易信貸支持，該渠道的資金流動敏感性較為一般，基本隨著國內外經濟大環境的變化而正向波動。該渠道主要指外商投資企業登記外債和金融機構自身外債。

（四）其他

除上述項目外，還存在一些資本項下的跨境資金通過其他非資本項下渠道進行流動，其具體顯現在某些經常項下和凈誤差與遺漏項目，或是在國際收支平衡表上根本就體現不出來，具體包括貨物貿易的價格虛報、經常性轉移、凈誤差與遺漏和地下金融等，且相應的數據估計具有相當的難度。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凈誤差與遺漏項，該項目作為國際收支平衡表的線下項目（即平衡項目），相應的數據并非是統計得來的，包括一定的統計誤差，但更多的是非法資本流動狀況。

二、跨境資金流動監測預警指標的構建

（一）資本項下跨境資金流動渠道的指標選取

本文的綜合性指標即為資本項下跨境資金流動狀況監測指標。在綜合性指標之下逐級設立兩類指標：先行指標和一致指標，前者主要反映被監測指標的未來走勢，而后者主要反映被監測指標的現實狀況。所有指標均有針對性地設置為相對數，以便于最后的加權平均估算。而在先行指標和一直指標的構成中，其具體指標分別為宏觀經濟指標、資本流動總量類指標和結構類指標。

1.衡量資本項下跨境資金流動的宏觀經濟指標B1。該監測指標為被監測指標的先行指標，主要包含以下子指標：

2.衡量資本項下跨境資金流動的總量類指標B2。一是資本項下跨境資金流量/國內生產總值（設為B12）。該指標作為跨境資金流動的承載度指標，主要反映在同一時間段內一國經濟增量所對應承受的跨境資金流量狀況，即單位國內生產總值所對應的跨境資本流動數額。二是資本項下跨境資金流量/一國進出口總額（設為B22），該指標作為跨境資金流動的權重類指標，主要反映在同一時間段內一國進出口總額與跨境資金流量之間的比值關系，即單位進出口數額所對應的跨境資金流動數額。三是資本項下跨境資金流量/一國國際收支總額（設為B23），該指標作為跨境資金流動的權重類指標，主要反映在同一時間段內一國國際收支總額與跨境資金流量之間的比值關系，即單位國際收支數額所對應的跨境資金流動數額。其中資本項下跨境資金流量是指流入流出量之和，即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其他投資和其他項下所有資金流入量與流出量的總和。

3.衡量資本項下跨境資金流動的結構類指標B3。一是資本與金融項下最大子項的占比（設為B31），以我國2011年狀況為例，即其他投資項下資金流動數額/資本與金融項下資金流動金額，該指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跨境資金流動在各項目之間的集中度。二是直接投資項下流入流出比率（設為B32），即直接投資項下資金流入量/資金流出量，該指標反映了直接投資項下資金的凈流入（出）比率。三是證券投資項下流入流出比率（設為B33），即證券投資項下資金流入量/資金流出量，該指標反映了證券投資項下資金的凈流入（出）比率。四是其他投資項下流入流出比率（設為B34），即其他投資項下資金流入量/資金流出量，該指標反映了其他投資項下資金的凈流入（出）比率。五是其他項下流入流出比率（設為B35），即其他項下資金流入量/資金流出量，該指標反映了其他項下資金的凈流入（出）比率。

（二）資本項下跨境資金流動渠道相應指標的權重設置

1.權重設置的方法確定與條件設定。基于上述三類指標的具體設定，本文擬運用層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以下簡稱AHP）進行遞階層次與判斷矩陣的構造。具體而言，AHP評價技術是將復雜問題分解為多個組成因素，并將這些因素按支配關系進一步分解，使之按目標層、準則層、指標層排列起來，形成一個多目標、多層次的有序、遞階層次結構，其基本思想就是通過對組成復雜問題的多個元素權重的整體判斷，轉變為對這些元素進行“兩兩比較”，然后在此基礎上，這些元素的整體權重進行排序判斷，確定各元素的權重。依據上述要求，本文將資本項下跨境資金流動狀況A設為目標層，將衡量資本項下資金跨境流動的宏觀經濟指標B1、總量類指標B2和結構類指標B3設為準則層，剩余的各分類子指標設為指標層。具體如下圖所示：

2.各指標的權重設定。（1）建立判斷矩陣。顯然，目標層對各準則層而言有被分解的隸屬關系，可以構建各準則層指標B1、B2、B3之間相對于目標層的兩兩判斷矩陣，同理也可以構建各指標層之間相對于準則層的兩兩判斷矩陣。下文的求解以準則層指標B1、B2、B3的權重設定為例。需要說明的是，在計算準則層指標權重之前，本文運用相關專家的經驗數據進行了指標之間的兩兩比較，以定性的手段判定各準則層指標B1、B2、B3的相對重要程度，并在此基礎上通過設立比較標度，實現定量描述。

比較標度用自然數1-9表示，其中1、3、5、7、9分別表示“同等重要、稍微重要、重要、明顯重要、絕對重要”，而2、4、6、8作為四個亞等級，用來表示上述相鄰兩個重要性標度之間的重要性程度。判斷矩陣計為P，準則層和指標層具體兩兩比較的判斷矩陣取值如下所示：

（2）求解取值。權重（特征向量）與最大特征值的求解。本文擬運用方根法求解判斷矩陣的特征向量與最大特征值，根據線性代數的相關定義可知：PW=λBW，其中P為判斷矩陣，W為P所對應的特征向量，λ0為相應的最大特征值。具體求解過程與結果如下表所示：

根據上述公式可得λB、λ1、λ2、λ3所對應的CR取值分別為0.0133、0.0434、0.0403和0.0546，均小于0.1，因此相應的特征向量與最大特征值可以通過一致性檢驗。

（三）指標體系的構建

三、預警水平的設定

至于各指標層具體數值的代入，鑒于資本項下跨境資金流動狀況變化的短期性，基本的思路是以近N年的我國相應數據為參照系，在數據的正態歸一化的基礎上換算成100點上下波動的指數值之后再進行比率數據的計算[1]，再運用移動加權的方式確定某一年份的具體指標層數值。最后，綜合性指標A的取值等于各指標層數值的加權平均之和，取值在[0，1]之間，且越接近于0則說明越安全，數值越大則說明危險程度的加劇。在此基礎上，可以分別計算前三年的綜合性指數進行比對分析，進一步判斷危險程度。

對于預警水平的設置，可初步判定綜合指標A的取值在[0，0.1]，[0.1，0.3]，[0.3，0.6]，[0.6，1]四個區間，分別對應正常、關注、可疑和預警，其中對于預警指數A位于后三個區間的情況，可進一步按照季度取得相關數據進行判定。

四、當前資本項目跨境資金流動須重點加強監管的地方

（一）特殊類資本交易——完善對隱性流動、或有交易和金融衍生交易的管理和監測

隱性流動、或有交易以及金融衍生交易所涉及到的跨境資金流動大多具有不確定性，統計也不夠全面準確。而不確定性即意味著風險的存在，因此必須加強和完善對上述交易的管理和統計監測，提高對其的分析預判能力。

（二）虛假交易——加強對常規性業務的真實性核查

常規性業務是指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中經常發生的外匯業務，該類業務操作明確，辦理快捷，但也往往成為部分企業利用進行掩蓋真實目的交易途徑。例如利用經常項下交易變相達到資本交易的目的、利用股權并購實現“熱錢”的快速流入等。

（三）熱錢的涌入和逃逸——加強對違規交易、外匯黑市的打擊

對境內私下交割、利用外匯黑市實現資金轉移和跨境流動的行為必須加大打擊力度，維護外匯管理的威嚴，開正道、堵邪道，減少灰色、黑色交易，降低在正規監測渠道之外的資金交易。

上述三個方面將會從外部影響資本項目交易數據的全面性、真實性，最終將影響資本項目跨境資金流動監測的有效性。

參考文獻

境內直接投資定義范文第4篇

關鍵詞：房地產價格;熱錢;VAR模型

1.引言

近十年來，熱錢對我國證券市場和資產市場的沖擊持續不斷，其影響力也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陳鶴，2012;王朝陽等，2011;張明等，2008）。熱錢為什么會在當前呈現井噴？究竟如何看待熱錢的影響方向和影響力？理論上的解釋眾說紛紜（，2011;董雨茵，2010;黎友煥，2008;劉剛等，2008），同時也莫衷一是，因此實證上的檢驗即顯得尤其重要。已經有不少實證文獻探討了房地產價格與熱線的關系問題（林曉燕，2012;董彥嶺，2011;鄧永亮，2010;宋勃等，2007），與該類文獻相比，本文力圖體現以下特征：第一，樣本跨越金融危機（次貸危機、希臘金融危機）;第二，樣本數據的處理更契合實際，同時更為簡潔;第三，模型使用上更為深入，通過觀察脈沖響應特征，獲得更好的預測效果。

2.關于熱錢的簡單分析

2.1 什么是熱錢？

熱錢，又稱為“逃避資本”、“國際游資”或者“國際短期投資資本”。《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中，對熱錢的定義是：在固定匯率制度下，資金持有者或者出于對貨幣預期貶值（或升值）的投機心理，或者受國際利率差收益明顯高于外匯風險的刺激，在國際間掀起大規模的短期資本流動。

2.2 熱錢的來源與運動特征

熱錢通常通過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和個人收匯三大渠道運行。

經常項目下的貿易、收益和經常轉移都可能是熱錢的運行渠道。其中通過貿易項目流入是當前熱錢進入境內的最主要渠道。例如境內外貿企業通過低報進口，高報出口的形式引入熱錢;通過預收貨款或者延遲付款等方式將資金滯留在國內;還可以通過制定假合同來虛報商品貿易出口。

資本項目下的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外債等也都可以成為熱錢的運行渠道。由于我國一直對外商直接投資采取鼓勵與吸引政策，用于直接投資的外匯資金只需要辦理登記，結匯由授權銀行代辦，手續十分簡易，這就為熱錢流入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外商以直接投資的名義入境，通過銀行兌換成人民幣，然后進入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同時，外商還可以通過QFII渠道合法進入我國證券市場――比如通過購買具有QFII資格的海外金融機構未使用的投資額度進入中國市場。外債成為熱錢流入中國境內的便捷渠道，主要來源包括：國外銀行提供的貸款;國外出口商、國外企業和私人的貸款;在華外資銀行的貸款。目前國內對國際商業貸款的指標沒有明確的限制，因此熱錢可以通過外債形式進入國內

由于外匯管理部門難以鑒別其真實性，，這就導致涉及個人賬戶的收匯成了國際熱錢運行的一條非常重要的渠道。第一，個人項目下結匯。通過個人換匯機制可以把境外外幣兌換成人民幣存入國內的銀行，從而進入中國境內，并享受匯率變動帶來的利差收益。第二，以私人交易傭錢、薪金和贍養等名義流入國內。這類資本轉移數額雖然相對較少，但如果以分散且多次的形式進行，也會對國內市場造成一定的沖擊。另外，還有一些國際熱錢通過地下錢莊注入，經境外貨幣兌換公司使其合法化。

3.測算方法、樣本及模型

3.1 測算方法

不少文獻采取直接測算法，直接測算法存在的問題主要是統計數據的錯誤與遺漏，這在當前是個很嚴重的問題。基于該顯示，本文對熱錢的測算采取間接法，或稱余額法、差額法、殘差法。該法假定國際資本是以一國的國外負債和國外直接投資的形式流入的，用來彌補經常項目逆差或者轉化為官方的外匯儲備;它將一國外部資本來源與對外資本運用之間的差額視為該國資本外流額，一般用外匯儲備增量減去貿易差額和外國直接投資的方程表示資本外逃。這也是中國統計局認可粗略估算中國熱錢流入的方法。

3.2 樣本

本文的外匯儲備數據來自國家外匯管理局網站，外商直接投資額來自商務部網站，出口額與進口額、商品房銷售價格和房地產開發投資額均來自國研網統計數據庫。由于熱錢規模（HM）數據存在負數，無法采用X12 季節調整法，本文統一采用移動平均差分法對熱錢規模、房地產價格和房地產投資額這三個變量進行了季節調整，分別標記為M、P和I。房地產價格指數用房屋銷售價格指數（IDX）表示。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與統一口徑的問題，文中選用商品住宅銷售額與商品住宅銷售面積的比值作為房地產價格。

3.3 模型簡介

本文使用3個內生變量（M、P和I）的VAR模型，通過協整分析、脈沖響應函數分析和方差分析探討3者之間的關系。模型的數學表達式為：

Yt =Φ1Yt-1+…+ΦpYt-p +HPXt+εt

其中;Yt是k維內生變量;Xt 為d 維外生變量列向量;p為滯后階數;t為樣本個數;k×k維矩陣Φ1…Φp和k×d 維矩陣H 是帶估計的系數矩陣;εt為k維擾動列向量。

4.實證過程及相關結論

4.1 協整檢驗

針對M、P和I的平穩性問題，通過ADF檢驗發現，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含有單位根，但其一階差分數據平穩即序列是一階單整，為此，采取Johansen協整檢驗，結果如下表所示。

從上表可以發現，由于跡統計量36.22315大于5%臨界值28.65303，故拒絕第一個原假設;跡統計量15.01243小于5%臨界值15.77291，故不能拒絕第二個原假設。因此，跡統計量檢驗結果表明在5%的水平下存在一個協整關系。根據協整檢驗結果，得到協整方程，其中M和I所對應的t統計量分別為4.12和-5.68：

P=1.537208?M-0.072145?I-4032.590

從上面的檢驗可以發現，境外熱錢變動對房地產價格變動存在正向的影響，而房地產投資額變動對房地產價格存在負向的影響。從影響彈性的大小上看，熱錢規模增加1%，我國房地產價指數也相應增加1.537%，房地產投資指數增加1%，房價指數相應地下降大約0.07%。

4.2 VAR模型估計

以下根據LR、FPE、AIC、SC和HQ的統計量確定VAR模型的滯后期。

從上面的檢驗可以發現VAR（4）應該是最準確的。

4.3 脈沖響應分析

圖1和圖2均為單位干擾下的脈沖反應。其中橫軸表示滯后期數，縱軸表示變化率;實線表示脈沖響應函數，虛線表示95%置信度下的上下限。

從圖1可以發現，熱錢擾動項對房地產價格指數擾動項的沖擊為正值，即境外熱錢變動和房地產價格變動呈現同方向的變動趨勢，并且在第二期達到最大值，隨后正向變動趨勢開始趨弱。說明短期內境外熱錢流入中國會引起房價的劇烈波動，從長期來看看境外熱錢的房價的影響會一直存在。從圖2可以發現，我國房地產價格擾動項對境外熱錢擾動項的沖擊先是正值，在第三期降到負值，然后回升正值并在第四期達到最大值，隨后在第五期又降為負值，第六期開始一直呈現正向沖擊。這說明由于國內對房地產價格的宏觀調控，導致熱錢的流入會出現負值，但整體上看境外熱錢會隨著我國房地產價格的升高而不斷流入國內房地產市場。

5.結論與建議

本文通過實證檢驗發現，熱錢規模、房地產價格和房地產投資額的月度數據一階差分平穩;房地產價格與熱錢規模和房地產投資額存在協整方程關系，即境外熱錢變動引起我國房地產價格的變動，房地產投資額的變動也對我國房地產價格的變動產生影響。熱錢規模每增加1%，我國房地產價指數相應增加1.537%，房地產投資指數增加1%，房價指數相應地下降約0.07%。通過脈沖響應函數分析發現，境外熱錢的流入和房地產價格的上升是個雙向影響關系，兩者形成動態循環過程。如何打破兩者之間的這種循環關系則是當局需要慎重考慮的問題。在當前房地產市場被地產利益集團“綁架”的環境下，政府能夠做的重要一環，也許是對熱錢進行控制。比如加強對境內外企的進出口項目的檢查，盡量減少境內外貿企業通過低報進口、高報出口的方式引入熱錢;加大對企業制定假合同來虛報貿易出口的懲罰力度;提高對資本項目下外商直接投資的門檻，增加必要的登記手續等等。

參考文獻：

[1] 陳鶴.熱錢流入中國的規模測算：影響因素及對策[D].西南財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2] 鄧永亮.“熱錢”對我國資產價格影響的實證研究 [J].當代經濟科學，2010（4）：20-28.

[3] 董雨茵.熱錢流入中國的渠道分析及防控對策[J].中國商界 （上半月），2010（8）.

[4] 董彥嶺 朱興婷 劉然.熱錢流入對我國一、二線城市房價影響差異的實證分析[J].山東經濟，2011 （4）：37-44.

[5] 林曉燕 胡明志.熱錢流入對我國一二線城市房價指數的影響[J].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28（4）：66-73.

[6] 劉剛 白欽先.熱錢流入、資產價格波動和我國金融安全[J].當代財經，2008 （11）：43-49.

[7] 宋勃 高波.國際資本流動對房地產價格的影響――基于我國的實證檢驗 （1998-2006 年）[J].財經問題研究，2007（3）：55-61.

[8] 張明.當前熱錢流入中國的規模與渠道[J].國際金融，2008，7：59-63.

境內直接投資定義范文第5篇

近期，外匯儲備余額降幅、外匯占款降幅、銀行代客結售匯逆差規模均告收窄，多項指標顯示中國資本外流速度顯著放緩。

其實，在人民幣貶值壓力顯著釋放的2016年，由償還外債、熱錢流出和企業推遲結匯引起的資本外流壓力就已有降低的跡象。目前，人民幣的貶值預期和資本外流壓力的循環，很大程度上是來自境內企業和個人的境外資產配置。

2017年，美元整體有望維持強勢的背景下，從市場預期調控的角度出發，實現人民幣對美元的大幅雙向波動比單純的貶值更有助于改變投資者一味看跌人民幣的思維慣性。

資本外流壓力整體減弱

首先，外匯儲備余額降幅收窄。外儲2015年月均下降427億美元，2016年該數值為267億美元，其中，3月、4月、6月還出現了小規模的外儲增加。對比來看，2017年1月降幅僅123億美元。2月，中國外儲環比增加了69億美元，為2016年6月以來首次回升。

近年來興起的外匯儲備量化標準既要考慮進口支付、短債償還的需要，還要應付外來證券投資、外來直接投資的匯出需要，甚至還要兼顧境內主體資產多元化的需求。從這幾方面來看，中國目前近3萬億美元的外儲規模都十分充足。在人民幣貶值預期仍存的環境下，市場情緒緊繃，對外匯儲備跌破整數關口應是過慮了。

其次，外匯占款降幅收窄。2017年2月，央行外匯占款減少582億元人民幣至21.68萬億元人民幣，下滑幅度為2016年5月以來最小。2016年同期下降2279億元，2016年月均下降2426億元。

銀行結售匯逆差規模也在收窄。2017年2月銀行代客結售匯逆差101億美元，逆差規模同比縮窄71.2%。剔除遠期結售匯履約情況的銀行代客結售匯數據顯示，2015年銀行代客結售匯逆差4254億美元，而2016年該指標收窄37.4%至2665億美元。從月度均值來看，2015年銀行代客結售匯逆差均值354億美元，而2016年為222億美元。2016年1-3月月均逆差408|美元，4-12月收窄至160億美元。

當然，月度逆差規模收窄的部分原因來自于結售匯整體規模的下滑。2016年，銀行代客即期結匯規模同比萎縮8.8%，售匯規模同比萎縮16%。為剔除規模效應的影響，可將銀行結售匯差額的絕對數值與結售匯總規模進行對比。數據顯示，2015年8月，結售匯逆差絕對值占結售匯總規模比重一度達到36%的高位。但進入2016年，結售匯逆差絕對值占比呈下滑趨勢，12月為15.2%，反映出貶值預期下降。

負債端的壓力已經基本釋放

負債端調整驅動的資本外流壓力減弱，首先緣于“熱錢”流出減少。本世紀以來的全球范圍內的資本流動主要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00年至2014年，全球資本大量流入高收益、高風險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其中，2008年前主要是因為新興市場經濟增長強勁，投資回報率高；而2008年至2014年則是因為各主要央行紛紛實行量化寬松政策，全球流動性充裕。第二階段是2014年之后，以美聯儲為首的央行開始向市場傳遞其收緊貨幣政策的信號，加之新興經濟體增長放緩，資本開始流出新興市場。

全球范圍內的資本流動趨勢轉向，加之隨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被打破，“熱錢”外逃的壓力逐漸顯現。

國際上并沒有關于“熱錢”的統一定義，我們可以用《國際收支平衡表》中“證券投資”、“其他投資”以及“凈誤差與遺漏”三項的加總近似地作為“熱錢”的口徑。2014年二季度開始，“熱錢”大幅流出。2014年“熱錢”流出3046億美元，2015年流出幅度更是達到7337億美元。2016年情況出現改善，截至前三個季度，“熱錢”流出3877億美元。預計全年水平雖然仍高于2014年規模，但較2015年已有了明顯下滑。

償還外債也已經不是資本外流的主要來源。企業在人民幣單邊升值時積累了大量外債，單邊升值預期被打破后，合理選擇是將美元收入優先償還外幣負債。1998-2014年二季度，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貸款項目負債方累計凈流入3877億美元，其中2005-2014年二季度，人民幣穩定升值期間該項目累計凈流入3816億美元，占比高達98.43%，套利傾向非常明顯。而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被打破后，企業加速償還外債，2014年三季度至2016年一季度，貸款項目負債方累計凈流出3128億美元。

負債的償還不會沒有限制，當企業認為外債結構已經到了合理水平，或是國家政策開始調整，利率水平發生變化，企業便會調整其負債結構。2016年二季度開始，企業重新對外融資，二季度和三季度貸款項目負債方分別增加31億美元和54億美元。

貨物貿易順差一直是中國結售匯順差和外匯儲備的主要來源。但2015年，在人民幣貶值預期濃厚的背景下，5939億美元的貨物貿易順差反映在銀行結售匯項下卻是379億美元的貨物貿易逆差。這主要是由于企業在人民幣仍將繼續貶值的預期下，優先償還外債，并推遲結匯。

企業運營需要本幣，企業的結售匯操作與其收支狀況在長期必然是一致的。換句話說，貨物貿易項下的高額順差最終將反映在結售匯上。2016年，中國貨物貿易順差5107億美元，對應的銀行結售匯項下貨物貿易順差1776億美元。盡管仍然存在3331億美元的差額，但結售匯項下貨物貿易順差的再現，無論對人民幣匯率還是對外匯儲備都將起到重要的支撐作用。

當前境內資產的境外配置需求驅動資本外流

上述現象表明，現在來自負債端的資本外流壓力已經基本釋放，取而代之的是資產端調整，即企業和個人境內資產的境外配置需求。兩項數據反映出目前中國的資本外流主要來自于國內企業和個人“螞蟻搬家式”的資金流出。

一是對外直接投資。近年來，中國一直在支持國內企業走出去。1998年至2014年一季度，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4355億美元，每個季度平均流出67億美元。而在人民幣打破大幅單邊升值預期后的2014年二季度至2015年二季度，對外直接投資流出1750億美元，每個季度平均流出350億美元。此后，這一進程進一步加快。2015年三季度至2016年年末，對外直接投資流出3282億美元，每個季度平均流出547億美元。

理論上，直接投資屬于中長期資本流動，應該相對穩定。但是近兩年來，其季度均值從350億美元跳升至587億美元，背后的原因已經不是能用企業的全球化布局來全部解釋的了。一是可能存在部分企業盲目地海外并購，而沒有經過審慎的市場分析和有效的業務整合；二是不排除部分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渠道進行非正常的投資行為。

二是經常項目下的旅行項。由于中國并未公布個人結售匯的情況，我們用經常項目下旅行項作為替代指標來大致衡量個人層面的資本外流壓力。2014年前，境外旅行支出相應穩步增長。但在2014年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被打破甚至出現貶值預期后，中國旅行項目對外支出反而以更快的速度增長，其增速已經超過了正常旅游發展所能解釋的范圍。2014年旅行項目對外支出同比增長82.5%至2347億美元；此后兩年同比增速有所放緩，但年均增幅仍保持在500億美元左右。

價格信號是預期管理的重要手段

盡管中國的資本外流情況整體上有所改善，但并不是毫無隱憂。境內企業和個人的境外資本配置，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對人民幣的貶值預期。

2014-2016年的實踐經驗表明，貶值本身并不能有效扭轉人民幣的貶值預期。2017年1月的人民幣波動情況則再次證明，釋放合適的價格信號是預期管理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