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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的形成范文第1篇

關鍵詞 有效性 促進 提高 自然生成

自然生成可以更好的促進數學新思想，促進創新能力和應用意識，能夠更好的提高數學課堂教學的有效性。在初中數學教學中，如何實現自然、動態、有效的“生成”，提高數學課堂教學的有效性，已經引起越來越多數學教育工作者的重視和研究，本文試圖通過課堂實例進行深入思考，現將自然生成的幾個方面歸納如下。

一、教師的精心預設，促進知識的自然生成，提高課堂的有效性

生成與預設是教學中的一對矛盾統一體。只有充分預設，才能臨場不亂，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教師想要達到預期的教學效果，必須進行充分的教學預設。這種預設要遵循學生的認識規律，體現學生的學習特點，反映學生從舊知到新知、從已知到未知、從生活到科學、從經驗到理論的有意義學習過程，只有在備課時精心預設，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精心設計每一個問題和多種應對策略，對學生在課堂教學中可能出現的情況做到心中有數，才能促進課堂教學中的自然生成。

案例1：在學習《平均數、眾數和中位數使用》時，創設這樣的情景

王先生有一個小工廠，管理人員由王先生、他的弟弟、六個親戚組成，工作人員由5個領工和10個工人組成。工廠經營很順利，需要增加一個新的工人。小張去應聘時，王先生說：“我們這里的報酬不錯，平均薪金是每周300元。”小張工作幾天后找到王先生說：“你欺騙了我，我已經問過其他的工人，沒有一個工人的工資超過每周100元的，平均工資怎么可能是一周300元呢？”王先生說：“小張，不要激動，平均工資是300元，你看這張工資表。”（見下表）

問題：（1）王先生說每周平均工資300元是否欺騙了小張？平均工資300元能否反映工人的平均收入？若不能，你認為應該用什么工資反映比較合適？

（2）小張找工作時，你認為應該了解什么工資？

通過這樣的精心設計，提出一個真實的問題，造成學生認知上的沖突（原有的“平均數”的經驗有點行不通了）。形成學生欲罷不能的態勢，很快對教學內容產生濃厚的興趣，就會積極去探索和發現，這樣將抽象的“中位數、眾數”的概念簡單化、具體化，對它們的應用就有了親身的感受，數學課堂的有效性自然就得到了提高。

2.學生親身動手實踐，促進新思想方法的自然生成，提高課堂的有效性

課堂教學要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和主動性，把課堂的空間還給學生，老師不是直接灌輸知識，學生不是一味的接受知識，而是要主動通過親身動手實踐學習新知識，體會知識的形成過程。這樣的課堂才能更具生命力，才能讓學生更牢固掌握知識，才能促進課堂教學自然生成。

案例2：如圖3，從邊長為a的大正方形紙片上剪去一個邊長為b的小正方形。

（1）請表示出圖3中陰影部分的面積

（2）若將陰影部分拼成一個長方形（如圖4），這個長方形的長和寬分別是多少？你能表示出它的面積嗎？

（3）比較（1）（2）的結果，你能驗證平方差公式嗎？

師：同學們，請你們動手操作一下，怎樣由圖3的陰影部分拼成一個長方形圖4呢？

學生開始的動手操作，課堂氣氛頓時活躍起來，經過探索，觀察，比較，大部分學生不但能夠拼出來，而且還能夠用其他不同的思路和方法證明平方差公司，如其中有學生“老師，我認為不需要拼接，只需要剪成兩個相等的梯形，一個梯形的面積為，兩個梯形的面積和就是：

。”這樣教師不是簡單的把知識灌輸給學生，而是在施教過程中充分體現學生的主體地位，讓學生動手操作，親身實踐，動腦思考，圍繞學生學習中的問題展開教學，啟發引導學生去發現問題，提出問題，使他們有充分的機會去實踐，去研究，去創造，并進而探索解決問題的途徑和方法，這個過程不是刻意的，不是強加給學生的，而是動態、自然地生成。這樣課堂有效性必然得到提高。

3.小組討論，促進創新能力的自然生成，提高課堂有效性

討論能夠有效地鍛煉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參與爭論的學生必然精神亢奮，注意力高度集中地去尋求不同見解，智慧的火花必會竟相迸射。這樣也必然動態生成許多教學資源，甚至可以超越教師的思維，就更顯得珍貴。這樣的課堂有效性也很自然就得到提高。

4.學生團結協作，促進團隊意識的自然生成于，提高課堂有效性

數學教師在教學中應有意識地多設計一些通過學生互相配合能解決的問題，增進學生的協作意識，培養他們的團隊精神。如在學生了解三角形的內容之后，帶領學生到操場測量旗桿的高度、測量南山塔的高度，引導學生組建合作學習小組，并對每組學生進行適當的分工。同時要求組員積極相互支持和配合；積極承擔在完成共同任務中個人的責任；進行有效的溝通，解決組內沖突；對共同活動的成效進行評估，共同尋求提高其有效性的途徑。通過這些活動，使學生認識到，只有齊心協力才能達到成功的彼岸。這樣不僅使學生學知、學做，提高課堂的有效性，而且還能讓學生學會共同生活，學會共同發展。

5.教學軟件的靈活運用和師生和諧相處也可以促進知識、方法等的自然生成，也有利于提高課堂有效性。

自然科學的形成范文第2篇

關鍵詞：社會科學; 科學化; 實證研究; 社會技術; 循證實踐; 循證醫學

中圖分類號：C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5833(2012)08-0107-10

一、引 言

理論與實踐并非自古以來就是分裂的。在亞里士多德看來，理論與實踐更多是統一的，理論就是最高的實踐。到了后來，理論與實踐逐漸分離開來，普適的理論與具體的實踐兩者存在難以逾越的鴻溝。文藝復興后，各門自然科學紛紛從哲學中分離出來，將理論研究分成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并以工程的形式將理論付諸實踐，使實踐成為了“理論的直接應用”，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這為統一理論與實踐、縮短兩者的距離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

但是，這種弱化實踐智慧，將實踐轉換為理論應用的途徑，只是在自然科學領域內，暫時地將理論與實踐關聯起來。自然科學主要與物打交道，理論與實踐均具有更多的客觀性與規律性。理論研究者生產知識與技術，實踐者應用知識與技術，兩者并行不悖，易于統一。在其他非自然科學領域（尤其是人文學科領域），理論并沒有那么容易轉化為實踐。如果將整個人類的學科體系主要劃分為三大科學門類，即自然科學（主要包括天文學、物理學、化學、地理學、生物學、生理學、醫學等），社會科學（主要包括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學、管理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律學、軍事學等）與人文學科（文學、歷史、哲學、藝術等），并按其從哲學中獨立出來的時間順序形成一個學科序列，我們就不難發現一個大致的規律，越是接近自然科學一端，理論（或研究）與實踐越容易統一、實踐越容易轉化為理論的應用；越是接近人文學科一端，決定實踐的不可控因素越多，理論（或研究）與實踐的距離越遠。

但是，在自然科學一統天下、科學精神成為主流的時代精神之后，所有學科均被成熟的自然科學（如物理學）所吸引，呈現出一定的“物理學崇拜”情結。它們開始向成熟的自然科學靠攏，試圖使自己更為“科學化”，以享受成為一門真正“科學”所帶來的光明前途與榮譽、地位。這一“科學化”的過程，在某種程度上講，本質上就是一個“自然科學化”的過程。它的實現主要劃分為三個步驟（見圖1）：（1）基礎研究領域的“科學化”。各門學科（包括自然科學中獨立得較晚的科學，如生物學、醫學等）效仿成熟的自然科學，在基礎研究領域進行實證研究，以觀察、調查、測量、實驗等實證方法來檢驗自己的理論。這一輪“科學化”的結果是，很多的“學科”從哲學母體中獨立出來，成為了世所公認的“科學”。（2）應用研究領域的“科學化”。各門學科在第一步的基礎上，按照其在基礎研究領域“科學化”的順序，逐漸實現應用研究領域的“技術化”，形成了所謂的“自然技術”或“社會技術”。（3）實踐領域的“科學化”。將主要以常識、經驗為指導的實踐，轉化為主要以科學理論為指導的實踐，最終形成了自然科學的“工程”與社會科學的“循證實踐”。

二、社會科學的“科學化”進路

（一）實證研究：基礎研究的“科學化”

在物理學、化學等取得巨大成功后，它們成為了最早的效仿對象。比較早在基礎研究領域開始“科學化”進程的學科是生物學（以至于它很快成為了自然科學的一部分）。生物學曾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以觀察法、分類法、比較法等展開研究，基本上無法運用成熟自然科學標志性的實驗法、數字量化等方法。直至17世紀左右，生物學才逐漸引入實驗方法。比如，哈維進行了血液循環的實驗，黑爾蒙特進行了桶插柳樹實驗。但那時的實驗法仍然非常簡單，沒有成為主流的研究方法。直至19世紀后，物理學、化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已經非常成熟，生物學才開始真正大批量地引進并使用實驗法。利用層析、電泳、同位素示蹤、X 射線衍射分析、示波器、激光、電子計算機等工具，在生理學、細菌學、生物化學、胚胎學、細胞學和遺傳學等領域相繼展開實驗研究，并先后將這些分支學科轉變為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的形成范文第3篇

【關鍵詞】自然觀 科學研究 辯證唯物主義

所謂自然觀,就是人們對自然界的總的看法,是對自然界本來面目的理解;而科學研究則是主觀認識與客觀對象相互作用的結果。哲學和自然科學發展的歷史表明:哲學每前進一步,都依賴于和伴陪著自然科學的巨大進步;同樣,自然科學的每一步發展,也都凝聚著和滲透著哲學的指導。自然科學的發展,影響了新自然觀的建立與形成,新的自然觀又作用于科學研究,推動科學技術的進步。

現代自然科學的建立推動了新自然觀的形成

在古希臘時代,哲學與自然科學渾然一體,哲學家與自然科學家一身二任,看起來二者的關系很“和諧”,不過,那都是兩者本身的發展都還不充分、不成熟的結果和表現。近代以來,科學與哲學的尖銳對立(或者說是完全不搭界的過于統一),是否大有愈演愈烈之勢:機械唯物主義者把自然科學看作反對宗教神學的思想武器;以新托馬斯主義為代表的宗教哲學,卻又把自然科學當作論證上帝存在的工具;以黑格爾為代表的泛理性主義者,妄圖建立凌駕于自然科學之上的“科學之科學”的哲學體系;還有像柏格森這樣的非理性主義者,則蔑視和否定科學的作用……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哲學對自然科學始終是疏遠的,正像自然科學對哲學始終是疏遠的一樣。過去把它們暫時結合起來,不過是離奇的幻想。存在著結合的意志,但缺結合的能力。甚至歷史學也只是順便地考慮到自然科學,僅僅把它看作是啟蒙、有用性和某些偉大發現的因素。然而,自然科學卻通過工業日益在實踐上進入人的生活,并為人的解放做準備。”所以,到了現代科學,特別是現代物理學建立后,這些存在有嚴重缺陷,或者完全錯誤的觀點才開始逐漸逆轉過來。

現代物理學的建立,與傳統物理學(經典物理學)的危機分不開。從發現萬有引力定律形成牛頓力學體系,經過18～19世紀物理學家的努力,所謂的經典物理學已經發展得很完備了。但是,用經典力學的觀點,很多的實驗結果和理論的預期都產生了矛盾,加上接二連三的突破傳統觀念的新發現如X射線、鈾的放射性、電子等說明物質原子并不總是恒定不變,而是可以變化、可以分解的。這些突破傳統物理觀念的實驗發現,帶來20世紀初期物理學理論的兩大突破:一個是相對論,一個是量子力學,它們分別解決了從宏觀到微觀的一系列現象。現代科學在各個前沿的推進和這兩大理論突破密切相關。如果說現代科學還有第三大貢獻的話,那便是基因論――如同中國古老的《易經》描述的全息理論。

這些現代科學的發展,導致新的自然觀形成。當科學從哲學的母體中分化出來以后,哲學家們往往以他們所處時代人們廣泛接受的科學理論所描繪的自然圖景,作為其本體論研究的出發點,并通過對科學前沿哲學問題的研究來促進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發展;科學家們也通過這種科學哲學的探討,來加深對科學概念及其思想內涵的理解。自然科學領域迅猛發展和接連突破,撼動了人們的傳統觀念,改變著科學世界的圖景。所以,在一定意義上說,新自然觀是自然科學發展的產物,現代科學發展的豐碩成果,已經能夠用確實可靠的知識為人們描繪關于自然界發展的全貌,從而為新自然觀的產生奠立了堅實的自然史的基礎。而新的自然觀創立,又為自然科學提供了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

自然觀對科學研究的影響

科學作為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各個領域的特殊規律的認識和反映,離不開一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如果不是受到正確的,就是受到錯誤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科學研究表現為科研主體對信息材料進行分析、綜合等的思維過程。這種思維過程不僅是一種再現性認識,而且是建構性活動。

自然觀影響了科研工作者對世界的認識。當今科學所研究的對象,更多的是微觀或者是宇觀的客體,它們的性質與規律,已經不可能被人類的感官直接感知,這就必須從認識論的角度,說明這些微觀或宇觀客體性質與規律的合理性與真實性。這種認識論便受研究者的自然觀左右。比如,在量子力學的賴辛巴哈解釋中,賴辛巴哈建立了一種新的邏輯形式,揭示了用傳統形式邏輯描述不確定現象時的困難。因為量子物理理論具有高度的辯證性質,“非此即彼”的形式邏輯思維,已不能解釋清楚眾多的“亦此亦彼”的現象。這新的邏輯思維方式,是受自然觀影響下科研工作者對世界的認識,它成為現代物理學取得進一步突破的關鍵。

關于自然觀影響了科研工作者對世界的認識這個問題,愛因斯坦對此有過非常重要的認識, 他說:“理論物理的公理基礎不能自實際經驗提煉出來,而是要創想出來。”所以,自然觀影響了科研工作者對世界的認識,更教會了研究者辯證地認識世界。自然界是辯證的,只有在科學研究中運用辯證思維的觀點去認識這個世界,才能更準確、 更真實地認識整個自然界。

自然觀影響了科學研究的方法。科研工作者作為研究主體,接收外界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而客體屬性是豐富多樣的、無限的。因此,主體總是在某種思想、理論觀點指導制約下,按照一定的理論框架有選擇地獲取信息材料,組織觀察、調查、實驗及分析綜合等研究活動,探索某種客體運動、變化的規律。科學研究的結果往往取決于研究者的方法,如理論與實驗、歸納與演繹、分析與綜合、類比聯想與猜測試驗、理想化方法與模型化方法、估算與概算等等。科學的發展總是與方法的更新與發展緊密相連,相輔相成的。例如近代物理學的誕生,就得益于伽利略、牛頓等人在研究方法上的大膽創造與革新,他們把觀察、實驗等經驗方法與數學、邏輯等理論方法有機結合起來,甚至還發明新的數學工具――微積分。這些方法上的成就不僅大大推進了物理學的進展,而且具有重大的方法論意義,為以后物理學的發展起了巨大的示范作用。現代科學的發展歷程清楚地表明:科學每前進一步,都伴隨著方法上的重大革新與改進。在科學研究中,科學的理論陳述和與之相應的數學、邏輯和形而上學陳述一起組成了這個整體的知識場。自然觀的改變,必將對研究方法產生巨大的影響。研究者的科學文化素質不僅是科學文化知識,它還有更高的層次,這就是科學的思想與方法。知識是方法的基礎,但這并不意味著知識可以自動地轉化為方法。

隨著自然觀的改變,它仿佛打開了一道方法學上的大門:從絕對走向相對;從線性走向非線性;從精確走向模糊;從確定性走向隨機性;從可逆走向不可逆;從定域論走向場論;從時空分離走向時空統一;從分析方法走向系統方法……我們開始了觀察一個現象,再對其進行概括,抽象出概念,再歸納演繹、分析綜合、類比聯想,提出假說或模型,然后進行理論推導,最后再進行實驗驗證。這一個完整的科學研究過程,更清楚地表現出了理論與方法之間這種聯動的關系。當代的科學研究,不僅依賴于理論的突破,也依賴于實驗手段的改進,還依賴于在方法學上找到更多相應的數學工具,如非歐幾何、張量分析、線性代數、群論等等。

自然科學的形成范文第4篇

關鍵詞：自然辯證法；學科來源；社會價值

自然辯證法是研究自然界和科學技術發展一般規律、人類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一般方法、以及科學技術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的科學，它是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于人類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成果與活動進行哲學概括與總結的產物。自然辯證法是一門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思維科學相交叉的哲學性質的學科。它從自然觀、認識論、方法論與價值論方面，研究科學技術及其與社會的關系，是科學技術研究的思想理論基礎。

一、自然辯證法的學科內容

自然辯證的學科內容主要由四個部分組成：

（1）自然觀：它是人們關于自然界的根本觀點和總體看法，既是世界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指導人們認識和改造自然以及處理科學技術與社會關系的方法論。（2）科學觀與科學方法論：科學觀是人們對科學的總體看法，科學方法論是關于認識自然的一般方法的理論。（3）技術觀和技術方法論：技術觀是人們對技術的總體看法，技術方法論是關于人類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的理論。（4）科學技術與社會：把科學技術作為整個社會的一個子系統，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建制進行研究[1]。

二、自然辯證法的來源

作為哲學重要領域的自然辯證法，有其歷史的淵源。從康德和拉普拉斯提出星云說，試圖揭示天體演化的歷史開始，形而上學的自然觀被打開了第一個缺口。的自然辯證法是在19世紀自然科學發展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形成他們的新哲學世界觀，始于19 世紀40年代。他們關于自然辯證法思想的萌芽，也產生于這一時期。系統地研究、建立和闡明自然辯證法，主要是由恩格斯從19世紀50年代后期起進行的。在《反杜林論》哲學篇和《自然辯證法》手稿中。

在我國，“自然辯證法”這一學科來源于恩格斯的遺著《自然辯證法》。第一版全國統編教材《自然辯證法講義》是由《自然辯證法講義》編寫組編寫并于1979年8月出版，第一版教材對自然辯證法的定義是：自然辯證法是關于自然界和自然科學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科學。它是的自然觀和科學觀，又是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方法論。而自然辯證法的研究內容主要包括自然觀、自然科學觀和自然科學方法論三個部分。這一時期的主要特色在于圍繞世界觀的哲學打轉轉，堅持傳統的“自然界有辯證法”為立論依據，這種編排結構和內容也 體現了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的核心思想。

第二版教材是1991年8月出版，它對自然辯證法的定義是：自然辯證法是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關于自然界和科學技術發展的一般規律以及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的科學。很明顯這一時期技術觀和技術方法論開始進入自然辯證法的研究視角，同時隨著自然辯證法的改名，自然辯證法的發展也進入了新階段。

2004年5月第三版教材出版，教材在緒論中對自然辯證法有了一個更為明確和準確的定位：自然辯證法是的主要組成部分，其研究對象是自然界發展和科學技術發展的一般規律、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學技術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而研究內容包括四篇：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科學觀與科學方法論、技術觀與技術方法論、科學技術與社會（STS）。

了解關于自然辯證法的學科定位和研究內容的變化實際上也就是學習自然辯證法史。而我們對自然辯證法的認識也就是以最新版本的也就是2012年5月出版的教材為準，那就是自然辯證法是關于自然和科學技術發展的一般規律、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學技術與人類社會相互作用的理論體系，是對以科學技術為中介和手段的人與自然、社會的相互關系的概括、總結。自然辯證法是自然辯證法，是理論的主要組成部分。自然辯證法的學科性質就是它是一門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思維科學相交叉的哲學性質的理論學科。

三、自然辯證法在中國的傳播發展

在中國，自然辯證法隨著恩格斯著作1929年出版的譯本，逐漸在接受的哲學工作者和自然科學工作者中間傳播開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它在廣大哲學工作者和自然科學工作者中間，得到更廣泛的學習和傳播。的哲學著作《實踐論》和《矛盾論》，在中國科學工作者學習認識論和辯證法、開展自然辯證法研究中，起了重要作用。

自然辯證法的發展同自然科學的發展緊密聯系著，20世紀以來自然科學的突飛猛進，極大地擴大和加深了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遠遠超出了19世紀自然科學的眼界。20世紀自然科學的發展已經在更加廣闊的范圍和更加深刻的程度上揭示了自然界的辯證法和自然科學的辯證法，使辯證法的許多基本觀點由于無數確鑿的自然科學事實而在實際上為自然科學界所廣泛接受。自然辯證法通過長期的生活實踐進行檢驗，從更加證明了科學性，從而指導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科學發展觀的理論思想的構建和形成。科學發展觀是馬克思自然辨證法同中國社會主義的具體實踐的結合，具有時代特色，適應中國現代化的發展思路。是中國新時代的國計民生的新型社會主義發展的理論[2]。

四、自然辯證法的社會價值

自然辯證法的社會價值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自然辯證法的理論價值。自然辯證法不僅僅為科學的世界觀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更為認識論和方法論提供具體的理論論證，使哲學價值觀學科內容更加豐富。二是自然辯證法的實踐價值。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其實踐價值也日益凸顯出來。自然辯證法對正確處理和解決全球性問題、實現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具有實踐價值為科學技術活動提供正確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指導。對于實現科學技術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具有重要理論指導意義。

總而言之，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自然辯證法研究的領域也越來越廣泛，在我國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大，學習自然辯證法也要與時俱進。（作者單位：河南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自然科學的形成范文第5篇

庫恩：科學革命的闡釋

在人類認識史上，有一個難題一直困擾著哲學家，那就是：自然科學是否存在有方法論的理想模式？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關系是怎樣的？傳統的看法認為：自然科學家說明自然現象；而社會學家則是理解社會現象，一個是關于事實的判斷，一個是關于價值的判斷，兩者之間存著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從19世紀開始逐漸形成兩大對立的派別：一是以實證主義和邏輯經驗主義哲學家為代表，認為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在認識論或方法論上沒有原則上的區分，自然科學在進步和發展中建立的認識論或方法論的理想模式完全適用于人文科學，另一派與此相反，狄爾泰、泰勒等人認為，在闡科學意義上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完全不同：“自然需要說明（explaination），人則必須理解（unelerstanding）”〔2〕庫恩從科學史角度反對實證主義的教條，同時又對泰勒等人的闡釋學區分不以為然。在庫恩看來，自然科學同樣需要闡釋，也與文化相關。1988年庫恩與泰勒為此展開一場大辯論。泰勒認為，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區別：人文科學的對象本質上是自我解釋的；而自然科學的對象則不必，也不應該被理解為自我解釋。如果說自然科學在某種意義上是解釋的，那么人文科學則是雙重的解釋：不僅提供解釋，而且是解釋的解釋。庫恩基于對自然科學的歷史發展或進步的動態模式，對庫恩的區分方式表示置疑。他認為，“自然科學在任何時候都是建立在現代實踐者從他們的前人那里繼承來的概念基礎上的。這個概念是歷史的產物，它包括在文化中，是現代實踐者通過訓練模仿得來的，而這只有通過闡釋學的技巧，由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去理解其思想模式后，才能影響社會的其它成員。”〔3〕在此，庫恩已意識到我們所接觸的世界被前理解所表述過的世界；我們關于自然知識，是對先天知識以及它所倒置的成功或失敗的一種反應。如電池、共鳴器或電子振蕩器以及化學反應等，都屬于人類活動的一個有意義的范圍，處于歷史中并具有與歷史不能分割的意義。在他的《從必要的張力》一書序言中，庫恩使用了“釋義學”這個詞，是為了對亞里士多德《物理學》一書作釋義學的理解。庫恩實際上已經揭示了自然科學的釋義學特征。

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實在論問題。實在論是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在某些領域里信念的真假，依賴于對象在該領域里的真實特性即它們所擁有的特性，而不管人們的信念、實踐或標準是什么。泰勒就自然科學對象這一意義來說是實在論者，庫恩則在自然科學方面對實在論發起猛攻。在庫恩看來，在不同的時間、地點和環境中，人們對自然會作出不同的科學說明。他引用泰勒《闡釋與人的科學》一文中同樣的“天空”例子說：“雖然我們不能把我們的天空與日本的天空相比較”，但是可以肯定，“我們的天空與古臘的天空是不同的。”〔4〕而且，我們和希臘人對天空的分類也不同，因為我們的天體分類學與希臘人的天體分類學截然不同。庫恩立論的科學革命，他堅持相互競爭的科學的實踐和標準的不可通的約性，并且否認我們能夠立于科學歷史而達到對世界真正認識。這在人文科學領域如此，在自然界也同樣如此。

如果說在上述兩個問題中，“庫恩和我（指羅斯）站在一邊”〔5〕始終保持一致的話，那么在最后一個問題上兩人則出現了分歧。這個問題即：對于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來說，是否在認識論上存在有區別的解釋活動？泰勒堅持一種強的觀念，在那里，詮釋是人文科學獨有的；自然科學獨立于文化，因而是非詮釋的。庫恩反對泰勒的區分方式，但仍然承認兩者存在有不同的解釋活動，特別是在實踐中，當我們面對不熟悉的或使人迷惑的本文（text）時，歷史學家和人種學家必須經常進行詮釋，而物理學家或經濟學家則根本不必這樣做。羅斯反對庫恩的這一區分，把科學的解釋范圍界定為實踐的解釋，在這一背景下，任何把科學同其他文化領域區別開來的普通的方法論或合理性的標準，都是不存在的。羅斯認為在某種程度上，庫恩的這種區分同羅蒂曾經在闡釋學與通常的演說之間所作的區分是相似的〔6〕。

羅斯與庫恩的分歧是從他閱讀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開始的。首先在他對庫恩的“兩種理解”中，羅斯比庫恩本人“更樂于把他的科學陳述觀點遠遠地作為一種實踐，”并聲稱這樣做是“為了加劇兩個庫恩的明顯區分。”他說“我的目的不是詮釋，而為了發展科學的解釋，而這在庫恩那是經常不被注意的”。〔8〕因此與庫恩不同，羅斯把范式看作實踐活動的共同領域而不是信仰的共同領域。其次，語言與世界實在的關系，在庫恩那里沒有得到有意義的說明。羅斯強調語言和社會實在的不可分離性，認為語言的區分及其使用方式，深深地同我們社會實踐情境聯系在一起。同時這種實踐情境，離開了合適的語言來源就不可能存在。在此基礎上，羅斯提出了他對科學知識的批判分析。

羅斯：科學批判理論

如果說現代闡釋學最初是人文科學陣營內部，以理解作為人文科學獨特方法開始去反對實證主義科學認識論的“稱王稱霸”，那么羅斯與庫恩出發點相同，都是從自然科學出發對泰勒等人的闡釋學進行分析的。一方面與庫恩一致，羅斯看到泰勒為建立人類科學唯一性所作的論證恰恰也適用于自然科學的陳述，從而證明了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并沒有闡釋學方法論的區分。另一方面不同于庫恩，羅斯否認闡釋學或闡釋學的解釋區別于其它質疑形成。他認為庫恩對此所作的區分“是不成立的”。〔9〕

羅斯的主要哲學思想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是對作為實踐活動領域的科學的關注。第二，我們不能把科學的認識論范圍和科學的政治范圍截然區分開來。正是說明科學知識增長的實踐，在政治范圍內，也必須理解為貫穿科學本身和對我們其它的實踐和團體產生重大影響的，進而最終影響我們自身理解的種種權力關系。

在羅斯看來，“在人文科學中存在有一種與其自身的實踐背景的合法關系，但是這種關系在物理學或生物學中具有同樣的重要性〔10〕。在他的《知識與權力》一書中羅斯談到，科學家經常聯系實踐的敏感性、精確性、有效性以及技術技能從事科學研究。他聲明，重要的不在于我們是否完善地描述自然特征或者自然是否由我們“創造”，而在于我們通過實踐在一定的場境中與自然交往是恰當的。從某種意義上說，羅斯在實踐方面比庫恩走得更遠。羅斯把庫恩科學革命的思想發展為激進的庫恩—庫恩。不同于庫恩：把科學團體當作信仰者的共同體，“對于庫恩來說他們是實踐伙伴的共同體”。（11）前者認為共同體不能容忍基本的異議，后者認為科學共同體充滿了不一致。科學共同體的特征，是由共同的問題和技巧以及由對相同成果的說明規定的，而不是獨立地由共同輿論決定的。異例不是理論之間的沖突，而是實踐的困難。而危機的到來，則標明科學家們不再有共同的活動領域。區別于庫恩，庫恩并不是強加給科學歷史一個固定的發展模式，常規科學和危機并不是歷史的過程，而是實踐科學的方式。那種通常認為在某一范圍內科學革命核心概念和理論變化是同一的觀點，對于庫恩未必是事實。新的設備、技術或現象，能夠在某一確定的研究中發生同樣的基礎性變化。

羅斯用“實踐理性”代替了長期以來統治科學的“理論理性”，進一步闡明了科學知識與政治和權力的相互關系。在他看來，科學實踐以及自然世界通過實踐呈現的方式，是語言與實踐構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科學實踐屬于副科學稱為“統治”的領域：“統治并不是僅僅指政治結構或國家的管理……統治就是去構造其他人行為的可能范圍”。（12）一個行為領域，是由材料背景，技術能力和在該背景中的共同理解這兩者組成的。羅斯認為，科學實踐在它有助于以兩種方式構造我們的行為領域這一意義上是政治的。它改變了我們的材料背景和技術能力；也有助于規定（及被規定）表明行為的概念和實踐。他說：“我們同自然世界的聯系……在廣泛的意義上必須被看作是一個政治觀點”。（13）羅斯是從兩個方面闡明科學解釋的政治特征的。一方面科學革命改變了舊的自然秩序的理想，揭示了一個無限的宇宙，同時也是改變了人類面臨的種種問題。對于我們現代人來說，自然世界已不再是中立的，而是不斷變化的。另一方面，我們與自然世界的關系也包含了政治觀點。因為我們對自然的理解及其評估包含了客觀的理性，這種理想反過來又與我們作為行為者的自我觀念有著密切的關系。正如海德格爾所說：“客觀性是揭示對象的一個主觀的特性”。羅斯強調，無論如何，客觀地理解自然的恰當觀點是什么，并不能從我們是誰以及我們能夠和應該怎樣彼此聯系這些政治問題中分離出來。

對于怎樣理解權力和知識，最近大多數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的解釋是：權力和知識是人類關注的不同領域；但兩者仍以某種重要的方式相互作用。羅斯對此有不同的看法。在他那里，權力關系，知識的產生和評估“不代表不同的領域”，而是以某種相互關聯的方式“關注同一領域”。（14）在《知識與權力》中，羅斯對權力和知識作了重新的考察，他把權力從狹窄的社會相互運行，展為包括實踐及事物過程變化的更豐富的內涵。同樣地，科學知識也是能動的，知識不是一種擁有或可交換的東西，而是由不同的相互競爭的共同體思考獲得的一個過程。因此，“一個陳述，技能或模式并不孤立地被看作是知識，在對它的認識過程中依賴于其它許多的實踐和能力關系，特別地依賴于再生產的改變的和擴展的關系”。（15）對于這樣一個復雜的實踐領域，羅斯稱之為“場境”（fielel）。它包括了一個比信念網絡更多的內容：技能和技術，可供操作和使用的儀器及物質系統，可用的資源（包括資金、設備、信息及職員等）、團體結構及相關的其它社會實踐或政治關注，等等。

對于權力與知識、科學的關系，羅斯察覺到至少有兩個重要的觀點是傳統哲學未提及的。第一，正是要求對象領域精確或更易于了解后努力，使權力與知識趨于一致。第二，社會運動或變革可能同時在認識論和政治上產生影響。羅斯總結說：“權力和知識既不是兩個不同的東西，又不是同一個東西”。（16）兩者代表我們認識世界和彼此交往的不同方式。沒有對權力與知識的相互關注，就不可能達到對科學知識正確的批判性的認識。

幾點結論

從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庫恩與羅斯對科學的闡釋，科學的合理性及其發展，科學與實踐的關系等問題存在著很多共同一致的看法，同時也有分歧。

（1）庫恩與羅斯批判地分析了實證主義和邏輯經驗主義，從方法論與本體論方面打破了科學理性的一統天下。不同在于，庫恩是從科學革命的角度展開這種批判的。庫恩不滿意于當時邏輯實證主義撇開科學史孤立研究科學著作時，能夠讓歷史發揮更大的作用”。羅斯也反對實證主義科學知識和科學研究，“超越根限的地位”。（17）但他是從科學知識與權力的關系，從科學實踐（包括技術設備，物質條件等）的角度進行批判的分析。

（2）羅斯與庫恩都關注于自然科學領域，關注自然科學的闡釋特征，責怪泰勒等人對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闡釋學區分，認為自然科學也同樣需要闡釋。盡管如此，庫恩還是承認在認識論上存在有不同的解釋活動。他說：“雖然自然科學可能要求一個稱作闡釋學基礎的東西，但它們本身并不是闡釋學的事業。另一方面人文科學則經常沒有任何選擇的余地”。（18）它徹底需要闡釋學的闡釋。這是因為人文科學缺乏范式，沒有自然科學式的常規解疑研究。羅斯反對庫恩上述區分，認為它“預設了科學理論的一種構想（19）”

（3）羅斯與庫恩都反對自然科學的實在論，強調科學本質上不是一項一成不變的事業，反對科學行為定下不變的，不可違反的規則和規范方法論。但是對于范式及科學革命等，兩人仍存在著分歧。作為科學哲學中社會歷史學派的代表人物，庫恩創造性地在科學哲學中引進了心理學與社會學，為突破實證主義的科學主義作出了重大貢獻。

注：

〔1〕〔7〕〔8〕〔10〕Rouse,Joseph.KnowledgeandPower:Towardapoliticalphilosophyofscience,filstpublished1987bylornelluniversityPxi,chap2,P27,P177,P32,P187,P40,P181.

〔1〕狄爾泰《狄爾泰全集》第5卷P144

〔3〕〔4〕kahn,Tomass,TheNaturalandthehumanseience,intheInterpvetiveTurn.ed.byDavidR.Hileyandothers,cornell1991,P22,p19,P23

〔5〕〔6〕〔9〕Rouse,Joseph.InterpretationinHumanandNotualScience;intheInterpretiveturn,ed,byDavidR.Hileyandothers,cornell1991,P44,P45注〔3〕P43

Foucault.Michel.ThesubjectandPower;InDreyfusandRabinow1983,P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