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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儒家文化 家族企業 企業文化
儒家思想,在行為方式上,主張推己及人、由親及疏、齊家治國,順乎倫理貼近人情;在生活態度上,主張順天因時,積極人世;在處事準則上,強調和諧,追求中庸,“過猶不及”。這些特質表明儒家思想具有很強的現實操作性,可以作為行動的指南。
不管在發展中國家還是在發達國家,家族企業仍然對企業具有強大的吸引力。換句話說,家族企業相對于非家族企業具有一定的優勢。不管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家族企業都是普遍存在的,對于中國來說,許多以家族企業形式存在的中國私營企業(包括海外華人企業)構成了除國有企業及國有控股企業之外的經濟實體。
一、儒家文化與家族企業的聯系
儒家思想作為一個系統的主流意識形態的雖然不存在了,但是,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人生態度、行為準則的儒家思想卻牢牢地扎根我們的思想中,與我們的靈與肉結為一體,無處不在、無時不有。正因為如此,許多企業家不斷地從儒家思想中得到啟發,成功創辦企業的同時,也培育了優秀的企業文化。幾千年來的儒家文化經過歲月的沉淀和歷史的傳承,對于現代中國企業的影響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
家族企業中,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是基于血親和姻親而產生的關系。這種關系不同于一般的社會關系,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特別是血緣關系,還具有無法選擇性和不可替代性。家族成員之間長期互動,彼此了解和特有的關注和寬容,使其成員之間的信任關系較之外來人而言要強烈的多。家族文化價值觀使家族成員更容易形成共同的目標,并對實現目標構成強烈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也就是一條心。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主要強調每個人的創造性和主動精神,但也不乏會出現了一些過分貪婪、自私,對社會以及企業漠不關心的心理和行為。儒家文化的群體意識和對國家對社會的高度責任感,處理個人與整體的關系,在充分發揮個人才能的基礎上,增強整體的凝聚力,強調群體意識與團隊精神,強調實現個人價值與奉獻社會相融合,這也正是東方式管理的一個重要特點。
二、利用儒家文化發展家族企業
改革開放30年,也是民營經濟迅猛發展的30年。如今,民營經濟已經占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半壁江山,民營經濟在促進資源有效配置、增加國家財政收入、促進就業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我國的家族式企業具有三個方面的特征:1.家長式;2.關系;3.不安全感。
民營企業家對待自己的企業就如同對待自己的子女一樣,采用家長式的做法,這也正是儒家文化的體現。在對于企業的管理方面,民營企業家依靠自己的關系,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規避風險。在這種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下民營企業家帶著一種不安全感,將企業發展壯大。但是這種家族式的企業不可能會發展的很大。因為它本身具有局限性。由于企業家不相信自己關系以外的人,但由于自身能力有限無法接受新觀念,先進文化。
安利,作為一個全球性的家族企業能夠一直保持如此一個好的發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所有人都把自己當成這個公司的一份子,對待這個公司就像對待自己的子女一樣。這就是與我國一些家族企業相比,能發展的久遠的一個重要原因。
同非家族企業相比,家族企業實際上還是有很大的優勢。在家族企業中,所有的管理者都是在這個企業中長大,都是隨著公司一同成長,而且也非常關注公司的發展。可能在一些具體的公司運營方面,家族的每個成員都會有分歧,但最終的目標一致,都希望公司更好。
家族企業的另外一個優勢是,管理者在制訂企業發展戰略時,著眼可以更加長遠。任何公司在發展過程中都會遇到一些挫折,家族企業中的每個人必須相信未來,著眼長遠,要非常有耐心。很多上市公司把眼光盯在各種財務報表上,報表要非常漂亮,而家族企業則可以踏踏實實做一家好公司。家族企業更容易著眼長遠來制訂企業發展的戰略,盡管這個戰略在實施的過程中可能短期收益并不好。
很多人覺得,在家族企業里,所有的董事會成員都是家族的成員,這是一個挺好笑的局面。但實際上,我覺得,所有的家族成員都給了我極大的鼓勵和支持,促使我更好地管理這家公司。我覺得在家族企業治理的同時,保持一個融洽的家庭關系也非常重要。因為我們家族的每一個成員對公司的業務都非常關注,他們也把自己的心血注入到了這家公司之中。
我們所有的家族成員都非常喜愛這家公司,也都非常認可公司的價值觀,非常關注公司的發展。這同公司的兩位創辦者有關,他們就是把我們在這樣一個氛圍內帶大的。我父親經常對我說,擁有一個企業并不是擁有一種權利,更多的是承擔了一種義務——管理好家族企業的義務。
歷朝歷代,聰明的統治者都會把儒家學說作為治國的基本思想。儒家的精髓是叫人怎么做人和怎么治人。想必治人、治家、治企業、治國應該都在可以遵循儒家的精神。如果一個企業的管理者拋棄了這種精神,你的企業就不會成為一個有靈魂有作為企業。儒家的思想不僅在中國,在全球都是應該學習并加以運用的。套用過去一個詞來形容儒家學說和中華傳統道德觀念,就叫“放之四海而皆準”,中國如此,美國如此,全球人都如此。因為,那是做人的基本底數,是根本。每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是歷史的產物,反映了一定歷史階段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因而也有其歷史局限性。所以就要以寬闊的胸懷吸收世界各國各民族文化的精華,又要使儒家文化的優秀部分得以發揚光大,并且走向世界,為當代世界科學文化和管理文化作出應有的貢獻。當今經濟科學發展的二十一世紀,儒家文化必然會在世界經濟生活產生越來越深遠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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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初,三卷本《中國原生文明啟示錄》出版。這是一本著眼于自三皇五帝至秦帝國一統的文明史。在孫皓暉的筆下,這浩蕩的三千年正是孕育中國文明的原生階段。在書中,孫皓暉將這段歷史的演進歸結為七次文明的跨越,及至最后在秦帝國時代使中國古典文明登頂巔峰。
振興中國文明需要追根溯源,而“根”就在這三千年中。孫皓暉說,沒有文明的自信也就沒有民族的自信,而自信正是來自對“文明之根”的重新理解。
“源頭思想都是我們的財富”
孫皓暉出生在陜西三原縣,那里正是古老的鄭國渠的所在。有關于鄭國渠以及數千年前的久遠記憶,曾相伴著孫皓暉一起成長。若干年后,發生在這一廣袤地帶的歷史與文明,成了孫皓暉研究的領域。
1992年,經年積淀的孫皓暉開始構思寫作秦帝國的歷史。此后的近五年時間內,他就此寫成了一部長達136集的電視文學劇本,即近年上映的長篇歷史電視連續劇《大秦帝國》。
同時,孫皓暉應邀將劇本改成小說出版,引發追捧。
三卷本的《中國原生文明啟示錄》幾乎延續了同樣的套路。一開始,這仍是孫皓暉為一部歷史紀錄片寫的腳本,只是與文學作品相比立論已經有了明顯不同。在見諸報端的書評文字間,這套書被稱為《大秦帝國》的理論版。
于孫皓暉而言,這是系統展示其多年學術研究成果的機會。
《望東方周刊》:什么是原生文明?
孫皓暉:在我之前有人提出過“原生文明”,但意義局限在“土生土長的東西”,并沒有賦予它一個明確的概念。而我試圖從理論上解釋,原生文明就是一個民族的文明經過成長、沉淀、升華到成熟,能夠傳承下去的一種長久的文明。
《望東方周刊》:你在書中說,要“明確我們的文明根基”。我們的文明根基是什么?
孫皓暉:作為對中國原生文明的深入透視,僅僅有《大秦帝國》是不夠的。中國文明史對歷史事件的記載、研究、考證最詳細,但我們對中國文明狀態的總體解析和分段研究基本上沒有。
當前,我國文明正處于轉折期,社會上出現各種文化思潮。我們應該站在文明史的高度去思考中國文明。
秦前三千年的歷史文明可以牽扯出中國文明的所有脈絡。秦帝國是中國統一文明的正源,秦及其之前的源頭思想都是我們的財富,我們應該利用好每一筆財富。
《望東方周刊》:你在書中講到,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后的兩千年,中國文明就呈現頹勢。你的主要理由是什么?
孫皓暉:夏、商大體上是邦聯制時代,周進入了聯邦制時代。在這個過程中,各諸侯之間的聯系不斷緊密。春秋時王權開始衰落,諸侯們開始不斷改革、創新、競爭,最后認識到板塊分裂不利于我們的生存。到了戰國中期,天下一統的趨勢逐漸清晰。
秦的統一正是順應歷史潮流的結果。秦統一了中國的疆域,也統一了中國的文明。漢高祖對秦各方面的制度進行了繼承和發揚,但這種狀況持續到漢武帝時開始發生變化,漢武帝在社會制度上繼承秦制,而在統治思想上則實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從漢武帝至,雖然科技方面有些成就,但這兩千年的中國文明基本處于停滯階段。因為在這兩千年的中國歷史中,政治制度沿襲秦朝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越來越趨向于僵化。
客觀、公正看待儒家思想
數年前,全套《大秦帝國》出版,規模達到空前的六部11卷,超過500萬字。其中,第一部《黑色裂變》已拍成電視劇播出,敘述主題是商鞅變法。
這向來被認為是中國法治文明的起點。只是,秦人的開拓沒能維系太久就迎來了秦二世滅亡,繼之而起的是統治中國思想史的儒家學說。孫皓暉對儒術獨尊的批評有些激烈,他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悲劇、最大的荒唐。而這一觀點經由電視劇傳播后,讓他招致諸多非議。
在三卷本的《中國原生文明啟示錄》中,孫皓暉依然試圖撥開中國文明源頭的迷霧,再次論證重現文化多元的重要意義。只是,他被論者戴上了“揚法抑儒”的帽子。
《望東方周刊》:為什么會有這種批評?
孫皓暉:我并不承認是在“揚法抑儒”,我只是客觀呈現歷史原貌。在原生文明時代,法家思想占據主導地位,而儒家思想并不被看好,秦的大一統也是得益于法家思想。所以當我把這種客觀事實呈現出來的時候,有人會對我有誤解。
《望東方周刊》:怎么認識一些人主張尊孔的現象?
孫皓暉:當前社會思潮多樣化,儒學熱也興盛起來。由于受兩千多年儒家思想統治的影響,大家本能的向儒家思想附會,比如一些學校讓學生們背“四書五經”而不是諸子百家的經典著作等等,有再一次把儒學推到“獨尊”位置的傾向。
我的觀點是,儒家思想有很多精華,但也不能全盤接收它或再次讓它“獨尊”。儒家不是中國文明唯一的思想體系代表,而是我們百家思想之一。不能獨尊也并不是說它就要被徹底否定或廢除。所有原始思想并無高低貴賤之分,應以寬容的心來接納,把中國多種文化思想體系融合,實現文明的多樣化。
也有人認為,從漢朝開始,歷代統治者都大力推崇儒家思想是出于維護統治的需要。這種說法我也是不同意的。對儒家思想應該客觀、公正的看待,把它向有益的方向引導。
近現代歷史上,我們很長一段時間徹底排斥儒家思想。五四時期倡導“打到孔家店”,這種徹底否定儒家思想的做法太偏激。儒家思想雖然保守,有它的局限性和不足,但也有很多精華值得繼承和發揚。“”時期“打倒孔家店”也是一種極端做法。
中國的獨特表現是文化信仰
在孫皓暉的治學生涯中,他原本長時間傾注于法學領域。轉向對中國文明史的研究還是上個世紀80年代的事情。
孫皓暉對當年曾經占據一定市場的黃色文明落后論、中國文化醬缸論不以為然,在他眼里那是一種文明上的自我矮化。孫皓暉說,這正是促成他轉而研究中國文明的原因所在。
“中國文明的強大和不朽,在雄厚的原生時代。”孫皓暉坦言,他希望能通過揭示中國原生文明在前三千年歷史實踐中的強大生命力,進而明確中國文明的根基、確立國家的文明話語權。在他眼里,這是實現民族復興與文明跨越的必備歷史條件。
《望東方周刊》:如何認識當今時代的知識分子?
孫皓暉:當前中國一些知識分子中有一個特點就是精神分裂,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崇洋”,他們崇尚西方的自由民主,認為西方的所有思想都是好的,全盤西化。其次,他們在對待中國文明遺產的時候,又主張儒家獨尊。
民主是每個國家、每個民族的共同追求,中國也追求民主。但是,民主需要的是相互協商和彼此退讓,如果主張“獨尊”,又怎么能夠建立起民主呢?
在英國,莎士比亞只是代表一種文化而不是代表一種思想,而中國孔子的儒學成了我們兩千多年“獨尊”的文明,這實際上代表的是一種理論趨勢。
學習西方,需要學習的是西方的方法論,而我國的一些知識分子一直沒有完成方法論的革新。比如,五四時期很多學者外在打扮等方面學習西方,出門西裝革履,可是回到家里奉行的仍然是儒家思想的家庭倫理觀。
《望東方周刊》:有種觀點認為,當今一些人缺少信仰。你這樣認為嗎?
關鍵詞:儒家思想;現代管理;人本管理
1、現代企業管理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首先,企業整體的離職率居高不下
根據2015年八月網易財經的調研報告,企業員工整體離職率平均高達17.7%,2014年離職率比2013年增加3.2%,員工主動離職率居然達到19.6%;2015年比2014年稍有下降,但部分企業的員工離職率仍然居高不下,達68.9%,個別企業甚至達到98%,遠遠高于平均水平。整體來看,據統計,之前員工離職的首要原因是對薪酬不滿,2015年采取調薪措施,調薪幅度為7.6%,以降低離職率,因此2015年比2014年離職率稍有下降,但仍處于高位。高離職率會給企業帶來諸多問題。第一,人力資源的管理費用增加,招聘單位的總成本增加。第二,企業的信譽受損。第三,公司業績受損。
其次,企業缺乏人本管理
“人本”思想即是提倡以人為本的管理思想,而是把人放在第一位,盡可能去考慮員工的需求,突出其在管理中的地位。企業管理上缺乏人性,會影響員工對公司的工作態度。然而,今天的企業財務目標卻是在極力推崇利益最大化、效用最大化及股東財富最大化,高層管理人員只為股東利益考慮,忽視了中低層的職工利益,甚至耍領導范,不尊重低層員工,自己不愿做的事或者對自己不利的事卻交給下屬去做,為難下屬,損人利己。上級都缺乏對待下屬的基本道德,如何望下屬為你為公司付出努力去工作!追究其原因,是管理人員缺乏那種愛人愛民的素養以及中國自古以來的等級觀念未得以消除。
第三,員工主動性差
中國企業普遍存在員工缺乏歸屬感、主動性差、執行力差的問題。員工缺乏歸屬感,便會消極怠工,主動性變差,影響工作效率,勢必會影響企業戰略的執行。在國企,工作人員不努力不上進也不會丟工作,因此其對工作的主動性更差。問其原因,大部分人所持的觀點是,公司不把員工當作人,而是把他們當作勞動工具,使得他們沒有動力為公司賣力,僅僅是為了生活而工作。這些不但影響公司的質量和產量,影響公司的工作效率,還會給常常進入車間參觀的客戶留下不好的印象,影響公司的整體形象。這是企業對員工的管理工作沒有做好,對員工的關心不到位。
最后,利己主義盛行
這樣一個經濟騰飛的時代,難免會帶來功利主義,人們會為了掙錢而追求功利,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個人利益而不擇手段,這些行為會引發更多的欺騙和不誠實。當今我國就已經面臨著嚴重的誠信缺失問題,競爭越來越激烈越來越殘酷,人與人之間信任度降低,人人追名逐利,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會很緊張,人際關系得不到好的解決,那么何來團隊,何來團結!團結的力量對公司很重要,利己就會打亂團結,打亂隊伍,管理更加困難。企業之間若誠信缺失,為逃稅做假賬,為謀取私利而損害環境和他人,那么假貨充次市場,社會市場秩序混亂,不但會影響企業存亡,還會影響國家的發展進步。
2、儒家思想的時代性
儒家思想的發展歷程是曲折的,大概可分為四個階段:先秦的“仁愛”思想、兩漢的獨尊儒術、宋明的程朱理學、現代的新儒學。在這期間也曾阻礙重重,秦始皇焚書坑儒、明末清初對儒學的批判、民國初期打倒孔家店、批孔運動。儒學總是繁榮一陣又被打被批,但是每次被阻被批之后總會再次崛起、繼續向前發展。經濟全球化,西方先進企業管理模式盛行的現代,人們批判儒家說其是封建禮教,只會阻礙經濟的發展。然而,近年來市場經濟跌的風云變幻,美國遭遇經濟危機,而以儒家思想為首的企業文化承受住了西方文化的嚴峻挑戰,對今天的企業管理有著重要作用,并走出國門、走向國際化。跌倒又爬起的無數次經歷,讓儒學更顯其頑強的生命力,更具有時代價值。
3、儒家思想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的運用
以“仁”待人,天下歸仁,管理者應該愛自己的下屬和所有員工。若盡可能去考慮員工的需求,把他們當作家人一樣看待,根據自己的財務能力給員工適當的調薪,滿足他們物質需求;常常給予他們關心和鼓勵,滿足他們的心理需求;積極開發人才,管理人才,對他們委以重任,讓他們有一顆為公司奉獻的真心。以“仁”治企,實現人本管理,以激發員工主動積極性。富士康跳樓事件頻繁發生,追究其原因卻是其缺乏人性化的管理,為了獲得財富而把人當作勞動工具。對待員工像對待機器,對員工管的過緊,待人不夠“仁”。
以“義”要求自己,君子“行義以達其道”,“君子喻以義,小人喻以利”,這并不是說只講義不講利的清高,而是強調追求“利”應該建立在“義”的基礎上。面對這個物欲橫流的世界,難免會追名逐利,一心為利己而損他人,克服利己主義,需要建立一種內心的覺悟,良好的個人品行是管理工作要求的基本素質,修己才能更好地安人。“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樣一來,大部分工人都對他尊重有佳。通過這樣的有效溝通和管理,可提高效率。以禮相待,讓員工感受到愛和尊重以及自己的存在價值。
4、總結
儒家思想是我國的傳統精神文明的精髓,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內涵穿越歷史長河流傳至今,值得今天的我們傳承和發揚。任何思想都有其歷史性和局限性,我們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把壞的丟棄,把好的傳承下去。如其核心思想“仁義禮忠信”,本是用于教一個國君如何治理好國家,也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而今天,還可以延伸其功能,將其用到企業的管理中,管理企業,可用“仁”來分工,用“禮”為規范,用“義”可約束,用“智”謀發展,用“忠”于職守,用“信”創和諧。儒家思想應用于現代企業管理,彌補現代企業管理的缺陷,完善現代企業管理體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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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傳統音樂;倫理思想;啟示
我國歷史上不同時期的思想家們,在思考社會文化、探討音樂作用時對音樂倫理問題多有論及,只是論述的角度和程度不同而已。以儒家為主流的傳統禮樂思想特別強調音樂的倫理功效,強調音樂在移風易俗、陶情冶性、教化百姓、安邦治國等方面的獨特意義。在此后的兩漢、魏晉、隋唐、宋元、明清等時代,也有不少思想家、哲學家闡釋他們的某些思想。但是對于傳統音樂倫理思想的系統性總結與梳理,卻鮮有學者給予專門性研究。
在目前散見的有關音樂倫理思想記載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論語》、《茍子-樂論》、《呂氏春秋》、《樂記》;后來直至宋明理學的有關音樂倫理思想之闡述,如《文心雕龍》中的《樂府》,《通書》中的《禮樂》、《樂上》、《樂中》、《樂下》等,大都是承襲《樂記》而來。系統梳理和剖析我國傳統音樂倫理思想,將會有助于我們更深刻地認識音樂倫理在現代意義上的價值。
一、樂通倫理,樂與政通
以倫理政治為軸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顯著特征,傳統文化中的“樂”不止是單純的歌唱鐘鼓之類,它的意義也決不僅僅限于音樂本身,而是關系到政治的隆替,國家的興衰,以至個人的禍福等。先秦諸子尤為強調音樂與政治、倫理的關系,曾就“樂”的社會作用和意義展開過激烈的論爭。
1.儒家賦予“樂”豐富的倫理內涵,把“樂”作為治理國家的重要工具,明確提出“樂通倫理”、“樂與政通”。在集儒家思想之大成的《樂記》中,最早將“倫”、“理”二字合用,指出音樂與政治、倫理相通:“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樂記·樂本篇》);“是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樂記·樂施篇》),是“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樂記·樂論篇》)。因而察樂便可知政,審樂可明人倫之理,合禮用樂就可以使人有德。孟子也主張樂通倫理,日:“聞其樂而知其德。”(《孟子·公孫丑》)《呂氏春秋》中多次論及樂與政治的關系,認為考察音樂便可了解一國之政。所謂:“凡音樂,通乎政而風乎俗者也,俗定而音樂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矣。”(《呂氏春秋·適音篇》)
2.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墨子,由于片面地認識到音樂亡國的事實而主張“非樂”。墨子論樂集中反映在《墨子·非樂》中。他站在小生產者的立場上,主張非樂:認為“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墨子·非樂上》)。而要為樂就必須制造樂器,這既費時又費財,費用無非是剝削老百姓。而擔任演奏的樂手必是“耳目聰明,股肱之畢強,聲音之和調”的壯年,雖滿足了王公大人的享樂,卻浪費勞力,妨礙生產,必然虧奪百姓之財。這種非樂主張,一方面表明他是承認音樂的美感以及人們對于音樂的需求和社會作用的;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反對的是統治者“不節制用樂”的享樂行為所造成的危害。因此,他的思想既有一定的合理性,又有一定的局限性。
關鍵詞 恩格斯 孟子 勞動
中圖分類號:B21 文獻標識碼:A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uman and Animals
――Comparison between Engels' Thought and Ideas of Mencius
WANG Jiyu[1], JIN Wei[2]
([1] College of Marxism,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034;
[2] College of Tourism Management,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034)
Abstract Engels and Mencius thought that humans and animals are essentially different. Engels from the labor point of view, that the transition from ape to man is through the work achieved. Mencius, from a moral point of view,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nimals that people who train people to become Jen's full of people. For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man and animal, Engels, and Mencius, two thinkers are given their different criteria for the classification helps us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Key words Engels; Mencius; labor
1 恩格斯關于“人與動物的區別”思想
在恩格斯思想中,勞動創造了人類自身,人類是從動物中經過長期的實踐活動發展而來的,人類利用勞動來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從而使人類在自然屬性基礎上提升出社會屬性,通過勞動使人成為區別于其他動物的真正的人。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指出:“動物僅僅利用外部自然界,簡單地通過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變化;而人則通過他所作出的改變來使自然界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來支配自然界。這便是人同其他動物的最終的本質的差別,而造成這一差別的又是勞動。”人與動物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同動物一樣需要從自然界中獲取生存資料,從而來維系人的生存、繁衍和發展。人在依靠自然界生存過程中,逐漸通過勞動實踐,使手得以解放出來,進而產生了語言,最終實現了從猿腦到人腦的過渡和意識的產生,使人能夠發展下去。而動物依然維系著它們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通過利用自然界來使自身生存下去。
勞動是人類生活中的第一個基本條件,而在達到這個基本條件過程中,勞動創造了人區別于動物的特征,即手的解放、語言產生和人腦形成等。首先,勞動解放了手。古代類人猿由于自然界的變化,生活方式也隨著自然界的變化而變化,從森林中走向平地來生存與發展。“這種猿類,大概首先由于它們在攀援時手干著和腳不同的活這樣一種生活方式的影響,在平地上行走時也開始擺脫用手來幫忙的習慣,越來越以直立姿勢行走。由此就邁出了從猿到人的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步。”由于直立行走,手就被解放出來了,使手的功能大大增強。其次,勞動產生了語言。在勞動過程中,人們相互幫助和共同協作的場所增多了,隨之產生了人們之間交往思想的需求,進而產生了自己的發音器官,發出一個接一個的清晰地音節。語言是從勞動中產生并同勞動一起發展,這是其他動物無法比擬的。再次,勞動產生了人腦。“首先是勞動,然后是語言和勞動一起,成了兩個最主要的推動力,在它們的影響下,猿腦就逐漸地過渡到人腦”。人腦較比猿腦更要完善得多,是通過勞動和語言的交流作用下,使猿腦改造成為人腦。伴隨著人腦的發展,感覺器官也發展起來,而且越來越靈敏,這是其他動物無法超越的。勞動使猿轉變成人,使人的手得以解放,使人的語言得以產生,使人的腦得以形成,使人的感覺器官得以發達,進而產生了人的意識,所以意識也是勞動的產物。
人的勞動,使解放的手能夠制造真正的工具,進而有了生產力的產生和發展;使清晰的語言能夠建構交往的需要,進而形成生產關系的適應和完善;使有意識、有計劃的人腦能夠改造存在的世界,進而形成科學、道德和宗教的發展。所以,人與其他動物的區別就在于勞動,即動物只是利用外部自然界,簡單地、單純地通過自身存在對自然界發生作用;而人類通過勞動,有目的、有計劃地改造自然界,使自然界為自己的目標所服務,進而統治和控制自然界。
2 孟子關于“人與動物的區別”思想
在孟子思想中,仁德的培養是使人能夠成為完整的人的衡量標準。孟子在《孟子》一書中曾多次使用過“禽獸”一詞。孟子在《孟子?離婁下》中指出:“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進而在《孟子?滕文公上》中指出:“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孟子認為,人與動物的差別只有一點點,而這里的差別在于教育的有無問題上。這就說明“人跟禽獸的這一點點差別,要靠教育才能得到保存和發展。”
孟子思想中的“禽獸”一詞包括三方面,即具有生物學意義的動物、不接受仁德教育的人、非儒家流派的流派的人。首先,禽獸是具有生物學意義的動物。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上》中指出:“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谷不登,禽獸浚ū疲┤耍……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此處所指稱的“草木禽獸”就是生物學意義的動物,這種禽獸就是相對人來說的動物。其次,禽獸是不接受仁德教育的人。這里不接受仁德教育的人分為兩種,即夷狄禽獸和蒙昧禽獸。一是夷狄禽獸,指處于中原地區四周和還未學習到中原文化的夷狄人,但他們有進一步學習中原文化的可能性。二是蒙昧禽獸,指生活在中原地區,但卻不接受中原的文化教育,只知道自我生存和生活,而不顧及他人利益。這種人不受教育、不思進取,終日衣食無憂而不學習仁義道德,這和動物就沒有什么差別了。再次,禽獸是非儒家流派的流派的人。禽獸是指生活在儒家文化熏陶范圍或周圍下,不認同儒家文化的流派的人。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下》中指出:“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朱自私無愛,是對君主的不忠;墨翟無私大愛,是對父母的不孝;不忠不孝的人就是禽獸。孟子站在儒家思想的平臺上,抨擊其他異于儒家思想的流派,辱罵非儒家流派的人是禽獸一樣。
孟子從兩個角度,即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分析了禽獸的不同含義,最終歸結于一個仁義道德的標準來劃分人與禽獸(動物)、人與禽獸(人)的區別。孟子在《孟子?告子上》中指出:“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小人”只關注衣食住行的事情,而不關注人格、品德的培養和提升;“大人”不只關注衣食住行的事情,而且還要接受教育,提升仁義道德的培養。人是社會中的人,人不能離開社會而存在,也不能離開社會而生活,所以要有社會關系。對于這些社會關系,孟子稱其為“人倫”,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而這些人倫都是根據人的本質所在。孟子認為,人與動物的區別在于,動物或動物的人只是維持自身生存需要,而真正的人是要追求仁義道德的培養和教育,這才是人的本質所在之處。
3 恩格斯和孟子關于“人與動物的區別”思想比較
人與動物的區別問題在東西方文化思想中存在著差異性。從恩格斯思想的角度看待孟子,孟子思想的局限性是超越精神的缺乏,忽視了實踐活動對人類外在世界的改造;從孟子思想的角度看待恩格斯,恩格斯思想的局限性是缺乏現實的人文關懷和精神投入,忽視了仁德培養對人類世界的內在自修。
首先,在思維上有“兩個王國”的劃分,即感性王國和理性王國。第一,感性王國。孟子思想中“禽獸論”的提出是在中國古代傳統文化基礎上形成的,他立足于“人”的倫理道德標準去劃分人與動物的區別所在。但是,孟子沒有追溯人類自然性的由來和發展,只是站在當時的社會現狀,即禮崩樂壞的大動蕩時期的社會現狀,用儒家思想來規范人們的言行和社會的運行。孟子站在儒家的講壇上,抨擊非儒家的人士,將他們都視為“禽獸”,與生物學意義上的動物沒有什么差異。在孟子的思想中帶有濃厚的主觀性色彩,以感性的思維方式去判斷“君子”與“小人”、“夷狄禽獸”、“草木禽獸” 、“楊墨之流”的差異,認為仁義道德只有真正的人才能獨有,缺乏理性思考和深入思考。“草木禽獸”是純粹的形體變化的動物,而“小人”、“庶民”、“楊墨之流”、“夷狄禽獸”等非儒家的人們同樣具有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不能過于簡單的以仁義道德的感性標準來劃分人與動物的區別。第二,理性王國。恩格斯思想中“勞動論”的提出是在西方近代自然科學基礎上形成的,他立足于“人”的實踐活動標準去劃分人與動物的區別所在。恩格斯研究了人類自然屬性的起源和發展,特別是受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的影響,提出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中的作用。用人類的有意識或有系統意識的實踐活動來區分動物的無意識或淺意識的生存活動,這是一種理性的思考,邏輯的思考。但是,恩格斯思想中明顯存在著靈與肉的分離,人的意識作用于人的肢體,支配著肢體去做實踐活動;可人的意識的自修卻是一種缺乏,缺乏感性聚集,缺乏思想文化的沉淀。理性認識是感性認識的客觀判別標準,感性認識為理性認識提供判別依據,兩者不能分離開來。
其次,在活動上有“兩個世界”的劃分,即外在世界和內在世界。第一,外在世界。恩格斯認為,人類通過勞動進行實踐活動來支配和控制自然界,人的意識能夠改造人的精神以外的外在世界。第二,內在世界。孟子認為,仁義道德是人類的自我內修的精神成果,是在人類內心中形成的一種約定成熟的觀念,而這種觀念只是在人類的內在世界里形成與發展。但是,人類內在世界的仁德是依靠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人自身等對象性的外在世界作用下形成的內在世界。孟子代表的儒家思想缺乏勞動的外在世界實踐經驗的基礎,只是單純地在內在世界中構建理想圖景,而通過這種內在的理想圖景去區分人與動物的區別問題是不夠全面的。外在世界是內在世界的客觀基礎,內在世界是外在世界的主觀反映。人們要通過勞動才能建立起社會交往中的仁德關系,如果沒有外在世界的勞動,內在世界的仁德就是空談,所以兩者不能割裂開來。
從恩格斯來看孟子思想,可以說孟子缺乏外在的、理性的超越精神;從孟子來看恩格斯思想,可以說恩格斯缺乏內在的、感性的情感精神。對于人與動物的區別問題,東西方思想都給出了各自不同的標準,即東方的孟子思想在道德方面劃分出了仁德標準,西方的恩格斯思想在理性方面劃分出了勞動標準。所以,在分析人與動物的區別問題的解釋上,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東西方思想的異同性,理解恩格斯和孟子的思想出發點,同時也反映了恩格斯和孟子的思想的合理性和缺陷性的辯證關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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