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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高等教育只是服務于社會中的極少數人。隨著中等教育的進一步普及,社會和個人對高等教育的需求日益旺盛,高等教育已經開始向大眾化教育發展和過渡。然而,這并不意味著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均等性問題不存在了。當代高等教育并非勻質的系統,其中一部分高等學校辦學條件優越,社會聲譽卓著,畢業生更可能成為社會各行各業的精英。因此,高等教育大眾化時代,入學機會平等問題凸顯于這類高校。
在法國,其現代高等教育包括大眾化的綜合性大學(Université)和精英型專業性大學校(Les Grandes Ecoles)兩種。高中畢業生通過會考原則上都有資格上綜合性大學,但要想進入專業性大學校,則需憑優異成績擠進專門針對大學校的預科班,學習兩年并通過嚴格競試后才能進入大學校。如法國教育部材料所說,大學校是法國高等精英教育的場所,法國政治、經濟、文化、工商界的領軍人物,無論是高級管理人才還是技術精英,大多出自這個圈子,尤其是名牌大學校。有數據顯示,大學校雖然數量多達500多所,但多數在校生數都在100至500之間,其在校學生一共占法國高等教育學生總數的比例還不到30%。[1]進一步的分析還發現,大眾階層子女考取大學的比率約為1%,優越階層和教師家庭子女的考取比率高達18%。[2]顯然,能夠進入大學校的學生大多出身于社會優越階層,而出身于社會底層的子弟基本上被拒之門外。大學校日益被指責為“精英集團再生產的工具,其招生考試是精英集團保護自己的手段,蘊含了極大的不平等”。[3]大學校入學的社會不平等問題也遭到越來越多的指責和抨擊,日益受到各方的關注。尤其是針對近年來法國社會動蕩的反思中,人們都認識到“在一個階層、群體、種族構成愈加復雜的社會,這種‘精英再生產’的狀況已不利于法國社會基礎的更新,不利于一個不斷變化的多元化社會的進步和發展”。[4]這一問題也受到了法國政府的深切關注,其高等教育改革委員會文件指出,“盡管三十余屆政府都竭盡全力,大學校存在的教育不公平問題仍在惡化。大學校學生中工人和職員子女的比例大大低于這些階層在整個人口中的比例。今天的狀況已經是這樣,一個在不利郊區環境中的兒童,實際上無任何機會進入名牌大學校。如果這種狀況繼續下去,許多社會階層將無絲毫機會在某一天進入經濟和管理精英行列,對于整個民族而言這一結果是災難性的。”[5]
二、法國大學校入學機會不公平的深層原因:文化資本的影響
盡管上述入學不公平問題由來已久,但大學校的競考制度使得該問題較為復雜,尤富隱蔽性。因此,隨著當代高等教育民主化、平等化和大眾化潮流,學者們才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刻分析。其中,對大學校入學平等性問題的深刻分析,最有影響的是法國著名學者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的文化資本理論。該理論指出,日常實踐乃是習性、資本和場域相互作用的產物。每個行動者所占有的資本決定了他/她在社會空間中所占據的位置,而這一位置又塑造了他/她的習性(性情系統、判斷圖式和感知圖式)。習性來源于早年的生活經驗,并得到教育系統的強化或者調節。因此,由于包括文化能力、文化習性、文化趣味等內容的文化資本影響,大學校實際上是社會不平等的復制者和精英階層再生產的工具。[6]
此后,學者進一步運用布爾迪厄文化資本理論,對大學校的負向社會功能進行了更廣泛的分析。其中,瓦里埃•艾爾鮑伊(Valerie Albouy)等人對1940年到1980年間考取大學校學生的社會家庭出身的細致考察表明,“文化資本”是導致大學入學機會公平問題的深層原因。[7]尤其是1995年,米歇爾•奧里亞特(Michel Euriat)等人的研究,使得對大學校入學不平等性的討論,一下子成了當時法國社會學界和教育界的焦點問題。文化資本的有關影響主要如下。
其一,作為家庭文化資本的內容之一,家庭其他成員的受教育程度對個體的學業發展存在著重要影響。2002年大學校錄取者中,13%的學生的父親具有大學校學歷,12%的學生的兄弟姐妹具有大學校學歷,34%的學生的家庭中還有別的成員具有大學校學歷。[8]法國教育部的有關調查也發現,將來是否讀預科班、備考大學校,80%的學生在初中一年級就已經拿好了主意。[9]可見,家庭文化資本對于個體學業生涯的重要影響。
其二,不同家庭背景的學生獲取有關大學校教育信息的途徑存在重要差異。2005年法國政府對預科班學生獲取教育信息途徑的統計表明,干部家庭子女中有45%的學生表示可以從家庭中獲取教育相關信息,而工人家庭子女中只有17%表示可以從家庭獲取相關信息。而對于論壇和沙龍、學業定向介紹會、親友這三個信息渠道,兩種家庭背景的學生并未表現出顯著差異。[10]但是,這很好地佐證了布爾迪厄的觀點:即優越階層的家長不但可以對子女進行直接的學業幫助,更重要的是學生可以從家庭中獲取關于教育系統的知識和信息,而這些信息對于學生的學業選擇至關重要。
其三,不同家庭背景的學生對各類文化活動的參與程度存在顯著差別,而這些活動是學生積累自身文化資本的重要方式。2005年法國政府對15歲以上青年人的文化實踐活動的統計發現,干部家庭的學生中每年至少聽一次音樂會的比例達到50%,而工人家庭中這一比例只有22%;在看歌劇、參觀博物館、讀書等方面,二者也存在相似的顯著差距。[11]
其四,更值得注意的是,“共和國精英主義”素養,是進入這個封閉的精英小圈子的絕對原則。其考試通過筆試和口試方式不僅考查學生的文化、歷史和語言知識,而且考查學生的演說能力、思維方式、舉止氣質等。因此只有具有較高文化修養的學生才能通過這樣的考試。對于成長于社會底層的工人、普通職員,特別是移民家庭的子女來說,其文化資本是他們進入大學難以逾越的障礙。
總之,近些年來,隨著社會各界不斷的質疑和責難,大學校也逐步認識到了其入學機會平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尤其是文化資本的制約性。因而,許多大學校已經開始實施一些新的招生制度和采取一些措施,試圖從多個方面改善這種不平等現象。
三、法國大學校“文化資本補償計劃”的實施
在上述背景下,已有兩百多年歷史的法國大學校招生制度開始出現實質的革新,新近較為突出的舉措,就是實施文化資本補償計劃。
1.總體進展
近些年來,大學校也逐步認識到了其招生不平等問題,并承認其在精英的社會再生產問題上負有直接的責任,因而開始實施文化資本補償計劃。
被稱為法國“政治家搖籃”的巴黎政治學校率先開始了文化資本補償方面的嘗試。2001年以來,為幫助工人、失業者和移民家庭等弱勢家庭的子女也贏得進入精英學府的機會,該校開始實施“優先教育公約計劃”(Conventions Education Prioritaire),對“優先教育區”高中生采取特殊錄取制度,即高中的優等生可以不通過該校傳統入學考試,而只需通過一次“嚴格的口試”就可以直接進入該學校,接收學生的數量取決于他們的成績和才能。該校還委托這些地區的高中教師在畢業班中挑選具有學業潛力的學生,并派出教師對他們進行特別輔導,并與一些贊助方合作,為這些學生提供聽講座、參觀博物館和看展覽等參與各種文化活動的機會,以幫助獲得通常只有富裕家庭孩子在課外才能獲取的知識。
上述計劃,得使社會輿論對其從批評轉變為贊賞。此后,越來越多的大學校和大學校預科班開始仿效。到2005年1月,參加大學校聯席會議(Conférence des Grandes Ecoles)的57所大學校簽署了《爭取精英教育機會均等》。近幾年,已經有約40所大學校開始采取各種相關措施。
各個大學校在該方面的具體做法和側重不同,但都重視通過文化資本補償方式,解決大學校入學機會平等問題。據大學校聯席會議的“社會開放”工作小組介紹,各大學校的有關舉措可以概括為:(1)為有不利于學習的家庭環境的同學提供住宿;(2)為強化學生報考大學校的志向而對其進行必要的、充分的心理輔導;(3)與高中校方攜手,幫助學生報考大學校;(4)評估并重視學生非學術方面的能力;(5)努力使競試與年輕人的“社會文化實際經驗”相適應。可見,這些舉措是有針對性地幫助來自中低收入家庭的高中生,在高中三年中充分挖掘其潛力,彌補家庭所屬社會地位給他們造成的“文化資本”的不足。[12]
2.具體運作案例分析:“大學校:為什么不是為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法國最著名的商業類大學校――巴黎高等經濟與商業學校(ESSEC)實施的“大學校:為什么不是為我?(Une Grande Ecole: Pourquoi pas moi?)”項目。最初該項目的實施集中于較為貧困的Cergy地區及其周邊,現在已在法國各地不斷得到擴展。因此,下面以此為個案,對文化資本補償措施的各個方面進行詳細解析。
該項目旨在為有弱勢家庭背景的優秀高中生提供培訓和影響,使其更好地認識自身的潛力,產生報考大學校的動機和抱負,從而“越過障礙而不是降低其高度。”[13]按照該項目的負責人蒂埃里(Thierry Sibieude)的說法,該項目的目的更具體地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4](1)發展學生的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2)培養學生的自信,培養流利表達的能力;(3)讓學生更好地了解各個行業的知名企業;(4)使學生得到團隊合作的經驗,培養團隊精神;(5)使學生掌握提高自身成績的方法和工具;(6)幫助學生建立自己的社會關系;(7)使大學校的招生更多樣化,更一般來講就是使精英教育的受眾更加大眾化;(8)使ESSEC的學生更了解法國社會的多樣性。
該項目的參與者主要包括三個方面:高中學生,來自ESSEC的學生輔導員和教師輔導員。也就是說,該項目采用“雙導師制”。在該項目中,高二學生每年的參與時間為100小時,高一和高三學生每年的參與時間為140小時。學生輔導員每周與高中生一起活動3個小時,教師輔導員主要指導參加項目的高中生如何在原有的高中學習和ESSEC項目活動之間合理安排時間。項目計劃具體從7個方面幫助他們(見下圖)。[15]據該項目2008年1月的統計,目前,高中生參與人數為160名(55名高一學生、55名高二學生、50名高三學生),這些學生分別來自8所中學;ESSEC有8名教師負責管理該項目的各個方面運行,24名教師擔任該項目的教師輔導員;每年有大約40名ESSEC的在校學生擔任該項目的學生輔導員,另外每年還有大約10名非固定學生輔導員參與該項目。[16]
參與該項目的高中生每個星期三的下午在ESSEC參加各種各樣的活動。這些活動包括:聽取各種為他們準備的課程、與ESSEC的大學生們交流、參觀博物館、聽歌劇、寫作和口語訓練課,訪問各類公司以及其他一些有助于他們中學課業學習的活動。這些活動,能夠不斷地培養學生的求知興趣、演講的能力、討論和辯論的能力。
顯然,所有以上的這些措施對于學生追求更高層次的教育,尤其是大學校的考取,都是非常有幫助的。
四、法國大學校“文化資本補償計劃”的成就與影響
七年來的實踐表明,文化資本補償計劃成效顯著,已產生較大的影響。這尤其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1.計劃實施的規模不斷擴大,切實幫助弱勢群體獲得精英教育機會
總的看來,到2007年1月,已經有30多所工程師大學校和管理類大學校啟動了與ESSEC類似的項目。這些項目分布在巴黎、馬賽、圖盧茲、雷恩、斯特拉斯堡等許多地方。由于這類項目的幫助,法國將有1萬多年輕人得到邁入原先不敢企及的名校之門的機會。
例如,在巴黎政治學校,目前有約1 500名高中生參加了其特殊機制下組織的考試,其中264名學生被正式錄取,且享受獎學金。這些學生中,有99人來自移民集中的巴黎北郊塞納圣德尼省,56名來自倒閉工廠礦區和失業工人集中的莫塞爾省,超過半數的學生是失業者、工人或底層職員的子女。這些參與項目的學生即使沒有被巴黎政治學校錄取,其中有80%最終也都進入了大學校預科班。[17]
又比如,從2003年開始,參與巴黎高等經濟與商業學校項目的高中學生人數一直在增加,2004年不到30人,2008年2月份這一數字已上升到160人。參與該項目的高中的個數量從最初的4所增加到了目前的8所。學生輔導員的人數從2003年的30人增長到了2008年的44人。另外,到2007年底已經有20多家企業參與到這個項目之中。據統計,2002年到2005年參與該項目的大約100名高中生中已經有77人成功進入了高等教育階段。[18]
2.項目產生了后續的良性影響,使弱勢群體在精英教育機構學得好
有意思的是,巴黎政治學校計劃實施之初,曾引起社會許多人的指責。人們認為,這不符合大學校建校之本――“共和國精英主義原則”,很多教師工會和學生團體甚至指責這種做法是在廉價出售文憑。但幾年的實踐表明,前述特殊舉措錄取的學生成績優秀,競爭力強,并不亞于通過傳統考試錄取的學生。以“優先教育公約計劃”首屆學生為例,每年能夠通過各項考試順利升學的比例高達90%,其中不少人還成為班中最好的學生。他們積極融入學校生活,多名學生成為學生組織的負責人,甚至創建新的學生組織。就是在就業市場上,他們的競爭力與基于傳統考試的其他畢業生沒有任何區別。[19]
3.最根本的成效:增強了學生的自信和抱負
文化資本補償計劃為何迅速產生上述成效?最根本的一點是,所有的學生都認為,該計劃使他們開闊了視野,增強了自信,從而激發起去追求更有抱負的成才之路――讀大學校之強大動力。而在這項計劃開展之前,進入大學校甚至是他們想也不敢想的。
例如,2004年參加“大學校,為什么不是我?”項目的同學有23名。經過項目的幫助和指導,這23名學生都選擇了更有抱負的學業目標,至少選擇了比他們加入這個項目之初更有雄心理想的學業目標。在這23名學生之中,18人將來準備申請大學校。[20]正如一個名叫瑪麗•勞爾的同學所說,“三年來這個項目是我每周都去上學的主要原因,每個星期三我回到家里似乎變成了一個新人,有一種堅持、追求、贏得成功的沖動。我的夢想是能夠進入Compiegne的UTC大學校。”[21]
4.意外的收獲:促進了處境不利地區基礎教育的良性發展
應指出,文化資本補償計劃還意外地促進了處境不利地區基礎教育的發展。在參與活動的過程中,學生們獲得了自信,由于激發了學生們的積極性,很多學生從深層次上改變著在校表現:學生們拋棄了消極的價值觀(“在學校學習一點兒好處都沒有”),認可了學習的價值。一股真正的、積極的動力已在教育優先區的所有高中啟動。[22]
文化補償計劃還對高中教師,尤其是相對困難地區的高中教師也起到了促其穩定的作用。教育優先區的教師人員流動性很強,但是隨著文化補償項目的進行,隨著學生們學習狀態的改善,教師的教學積極性也被逐漸調動了起來,他們愿意在工作崗位上貢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教師隊伍也變得更加穩定。[23]這一點對于處境不利地區教育質量的不斷上升,顯然具有重大意義。
六、對法國大學校“文化資本補償計劃”的進一步分析
綜上所述,長期以來,多數國家在促進精英教育入學機會平等性上的措施和改革多集中于經濟支持和有差別的政策傾斜,在文化資本方面的考慮和幫助還較少。法國大學校文化資本補償方面的實踐,有其新意,值得我們批判地加以借鑒。
法國大學校案例表明,家庭所屬社會階層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決定了家庭的文化資本,特別是通過早期教育和家庭教育影響兒童的習性,從而影響其獲取精英型教育機會的所需文化資本。同時,這也直接影響學生的文化參與度,例如參觀博物館、聽音樂會和觀看歌劇的頻率,從而影響到學生的文化資本。尤其隱蔽的是,學生報考精英型高校大學校除了考查知識儲備和智力水平,還需要信心和抱負、在公眾面前的語言表達能力、對所謂“精英社會”行動準則的把握等等。顯然,相比于家庭經濟資本對學生學業發展的顯性影響,家庭文化資本對學生的學業影響則是隱性的,但其影響的重要程度卻是不容忽視的。
“文化資本補償計劃”對我國分析和解決教育尤其是精英機會平等問題,有獨特的啟示。如前所述,文化資本差異所導致的優質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不平等問題在中國也是十分突出的,[24]其影響甚至明顯大于家庭經濟資本。[25]因此,從文化資本角度對我國精英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問題的研究將是非常具有價值的。在本論文中我們看到法國大學校采取的文化資本補償措施取得了顯著的成效。這些項目贏得了學生的廣泛參與,培養了弱勢家庭子女的自信,使他們有了更高的學業抱負,參加項目的學生最終大多走上了精英教育的軌道。該舉措有利于社會階層的合理流動,有利于社會的和諧發展。該計劃可以為我國進一步解決精英教育機會公正問題提供智力參考。
不過,應當指出的是,該計劃仍然隱含這樣的假設,即下層社會、邊遠地區村民、少數民族等弱勢群體的文化是落后的,是無力的。這實際上就容易產生文化中心主義局限,導致單向性的做法,即只重視使這些群體的子女習得上流社會的、都市文明的主體民族的“高雅文化”,而忽視甚至歧視這些群體的文化。這對于弱勢群體子女進入精英校園后的良好適應和可持續發展可能會產生消極影響。從長遠來看,這對于文化多樣性的保護和可持續的社會和諧的建設,也會產生弊端。所以,理想地看,高校招生時在考核內容和方式上應力求多樣化,以尊重文化多樣性。這是因為,從多元智能理論來看,不同文化場景的人們有其智能強項。[26]此外,我們還應主張不同文化群體的孩子應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學習。
注釋:
基金項目: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教育學科)國家青年基金課題《學生所處生態文化場境與其學習指導:民族地區初中生的人類學研究》(課題批準號:CMA06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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