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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法基本知識范文第1篇

一、對公平與效率價值的認識

法的價值，是指法與人的關系中，法對人有用性。古今中外思想家、法學家提出的法的價值，歸納起來無非是正義與利益兩大類。而在經濟法中，正義與利益則直接體現為公平與效率，以及兩者之間的平衡。從時段上講，公平分為起點、過程與結果公平；從概念上講，公平又分為形式公平與實質公平。效率包括個體效率和社會整體效率。公平與效率是對立統一的關系。…公平可以給主體激勵，成為效率的源泉；對社會整體效率的協調，有助于實現社會公平。如果只顧公平不顧效率，會影響經濟發展，使公平停留在低水平上：如果只顧效率不考慮公平，容易產生分配不公和貧富懸殊，引發社會矛盾，最終無法實現效率。經濟法是通過提高社會整體效率的方式來實現實質和結果公平的法律。正如一些學者所說的：經濟法是內化了公平的體制效率。

二、經濟法體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

我認為關于經濟法公平與效率的價值之爭并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這不是中庸之道看法，而是如今的法律幾乎都無一例外的涵蓋公平與效率的目標。如民法關于撤銷權除斥期間的規定，訴訟法和行政法程序法優于實體法的原則等都體現法的效率價值。只有在法律價值目標發生沖突時，我們才需要作出最終價值目標的選擇，也就是所謂的首要價值目標。但是即使明確首要價值目標，也未必所有的法律都會固守首要價值目標而舍棄其他價值目標，如民法關于善意取得和公示公信原則的規定，它選擇的最終目標是保證商事交易的安全和效率；又如《票據法》關于的票據無因性的規定，其舍棄民商法公平目標而選擇效率目標更是顯然易見的。這是因為民商法的使命是保證商事交易個體效益，其主要目的是保證個體機會平等以及起點和過程的公平，所以民商法主要的價值目標選擇是公平，但當法律價值發證沖突時，哪一價值目標最有利于實現其使命，才是其選擇的對象。[3]經濟法是伴隨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出現的，其發展歷史就是政府干預經濟尺度和方式變更的歷史。而干預的目的，無非是在經濟發展中追求效率或維護公平。法律的最終結果就是要實現公平，但這里的公平不等于法的價值中的公平，法律價值中的公平更多的偏向“平等”，而法律結果的公平則更偏向于“正義”。也就是說經濟法追求社會整體效率的最終目的是要實現社會正義，這也是法律公平的題中之義，但不等于經濟法的首要價值目標就是公平，即平等。這也是形式公平與實質公平的區別，民法追求的是形式公平——平等，而經濟法追求的是實質公平——正義。許多人認為經濟法的首要價值目標是公平也是源于對法律結果公平和法律公平價值的混同。因此我認為經濟法首要的價值目標是效率，并且是包含了正義的的效率。[5]

三、經濟法效率價值的體現

經濟法基本知識范文第2篇

關鍵詞:成本核算;知識經濟;資本;費用

知識經濟作為一種建立在知識、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經濟,作為一種與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相對應的新的經濟形態,對企業生產經營環境將產生深刻的影響,從而對企業的財務會計、財務管理、成本核算等提出嚴峻的挑戰。

一、知識經濟對傳統成本核算的影響

知識經濟的到來改變了現行成本核算的環境,主要表現在:

第一,成本核算的內容進一步拓寬。既然知識資源已成為生產要素的主要因素,那么知識資源的消耗理將成為產品成本的構成部分,而現行財務會計和成本會計將無形資產的價值攤入管理費用,沒有計入產品成本,顯然不符合知識經濟下成本的內涵。在知識經濟社會中,創造發明知識、掌握和使用知識的人力資源的價值,是生產價值很高的知識產品的基本生產要素。因此,智力資產的確認、計量及其效益的分配,也應作為成本核算的內容。

第二,成本核算方法和模式發生變化。在知識經濟社會,制造費用內容和金額占總成本的比重越來越大,如果仍然按照各產品的生產工時或生產工人工資比例進行分配,會使工藝程序復雜、產量不高的成本偏低,造成產品成本資料的嚴重失真。此外,成本核算計量模式應當改變。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經濟創造了巨大的價值,但在歷史成本計量的財務報表中不能完全體現,必然要求改變這種落后的會計計量模式。

第三,知識經濟社會中知識成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工業經濟社會中生產要素主要包括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和勞動手段,即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的消耗。產品成本構成中直接材料消耗一般占65%,直接人工消耗一般占20%,制造費用的消耗一般占15%。知識經濟社會中生產的三大要素將變為四大要素,知識將成為生產要素的重要構成部分。企業之間競爭的成敗關鍵因素已不再是資本資源,而主要是知識資源。與此相對應,企業資產的主體已不再是有形資產,而主要是知識資產,即無形資產。因而企業必須適應新的生產要素的消耗和企業資產結構的變化,改進成本的計算。

二、知識經濟時代下的成本核算方法

第一,確認股權資本成本,以“經濟利潤”反映企業經營業績。企業占用資金一般有兩個來源,即債務資本和股權資本,資本是企業一切資源的起點,使用資本必然要有成本,但工業經濟時代只確認債務資本的成本,即債務利息,而不確認股權資本的成本,即股東所要求的投資回報(股利、股利增值)。我們不僅要對債務資本成本,而且要對股權資本成本進行確認,計量和報告。這樣可使企業的利息支出不再作為一項費用處理,而作為企業的成本,從而正確反映企業的經營績效。雖然股權資本成本受企業經營狀況、股利政策、股票市場供求關系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但股權資本成本的確認,應該說是知識經濟時代的一大發展趨勢。

第二,改進對無形資產的核算。知識經濟社會中無形資產的內容越來越多,范圍越來越廣。這些無形資產己成為企業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因而必須改進現行的無形資產核算。一是正確計量各種無形資產,提供完整的核算資料。企業的無形資產一般有外購、自制和接受投資三種。二是將無形資產的價值攤人產品成本。知識經濟社會中,有形資產的地位急劇下降,產品成本中知識資源磨損價值所占比重越來越大,計算產品成本時,應計算四大生產要素的消耗特別是知識資源要素的消耗。三是適當調整無形資產的攤銷期限。知識資源一方面具有可重復使用的特征,另一方面由于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其更新換代的速度比較快,因而應適應其更新的速度調整其攤銷的期間和方法,可以像當前固定資產加速折舊法那樣采用快速攤銷的辦法,也可以適當縮短無形資產的攤銷期限。這樣,既能準確地核算無形資產,又能準確地進行知識產品成本的計算。

第三,引入作業成本計算方法。進行作業成本計算方法必須解決以下問題:一是作業的劃分。一方面要樹立企業觀,即把企業看作是最終滿足顧客要求而設計的一系列作業的集合體,看成是一個由內到外的作業鏈;另一方面把企業看作是直接作業與間接作業的集合體。二是準確記錄各作業中心的資源消耗。可以設置各作業資源耗費明細賬,各項生產資源耗費是按其各受益對象分別計入各作業中心,從而計算出各作業中心的作業成本。三是按照各產品所耗作業的類別和數量將各作業中心的作業成本分配計入各最終產品,從而計算出各最終產品總成本和單位成本。四是進行作業分析,降低產品成本。對于不增值作業應盡可能清除,對于增值作業也應盡可能降低其資源的消耗,只有這樣,才能降低產品成本。

第四,節約時間成本,樹立時間價值觀。在知識經濟新時代,產品具有較高科技含量,且更新換代速度快,市場替代加速,高性能、高質量商品層出不窮。特別是信息、現代通訊和網絡技術的高度發達,市場與貿易的電子化,企業生產與決策管理的網絡化,使知識瞬時傳播變為現實,企業再也不能僅局限于價格、質量和服務的競爭,更重要的是盡快使高新技術轉化為生產力,并使之迅速產業化,盡快了解市場需求之間的競爭,面對瞬息萬變的市場快速作出反映。這一切都不能離開節約時間和降低時間成本。因此,企業要對時間成本進行計量、記錄、控制和管理。充分認識節約時間成本在知識經濟新時代的重要性,樹立時間價值觀,使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三、結束語

當然,我們在努力做好知識經濟時代下的會計成本核算創新工作的同時,亦不可忽略繼續借鑒西方成本會計的理論與方法,特別是適合我國多數企業實際情況的標準成本、責任成本、目標成本、質量成本、倒推成本、成本企劃、產品生命周期成本及戰略成本等,結合我國國情創造性地加以運用。

參考文獻:

經濟法基本知識范文第3篇

一是必須堅定不移地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始終推動企業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發展是硬道理，是解決各種矛盾和問題的根本途徑。五年來，我們始終抓住發展這一主題不放松，以“五個一流、強精特優”為目標，確立了“十五”發展戰略，形成了總體工作部署和指導思想，凝聚了廣大干部職工的全部智慧，各項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實踐證明，只要我們始終緊緊抓住發展這個主題不動搖，把握機遇，發揮優勢，堅持做強做優主營業務，就能夠不斷開創企業發展的新局面。 二是必須堅定不移地加強領導班子和干部隊伍建設，始終保持干部隊伍的蓬勃朝氣、昂揚銳氣和浩然正氣。企業要發展，干部是關鍵。在“十五”紛繁復雜的形勢下，我們明確了“抓班子、樹正氣、上水平、促發展”的工作思路，切實加強領導班子建設。各級干部心系事業，勤政廉政，開拓創新，積極進取，形成了干事創業的良好氛圍，為實現“十五”目標提供了堅強的組織保證。

三是必須堅定不移地繼承和發揚石油傳統和鐵人精神，始終保持員工隊伍良好的精神狀態和旺盛士氣。石油傳統和鐵人精神始終是激勵我們奮發有為、不斷創新發展的動力之源。只有繼承和發揚石油工業光榮傳統，高舉中國石油旗幟，堅持用鐵人精神帶隊伍、闖市場、謀發展，才能時刻保持高昂斗志，不斷增強發展意識，樹立良好形象，贏得良好信譽，形成強大動力。

四是必須堅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從嚴治企，科學管理，始終著力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改革出活力，管理出效益。我們持續進行結構調整，深化企業內部改革，規范經營行為，強化企業管理，企業整體實力得到明顯提升。實踐證明，只有持之以恒、堅持不懈地從嚴治企，科學管理，才能實現管理增效目標。

五是必須堅定不移地促進共同發展，始終保持企業和諧穩定的良好發展環境。穩定是發展的前提，沒有和諧穩定的環境，就不可能健康發展。油田勘探開發是指揮部生存發展的重要根基，沒有油田公司的增儲上產，就沒有指揮部的穩定發展。實現共同發展，是全體吐哈人的共同心愿，是構建和諧礦區的必然要求。只有始終不渝地堅持共同發展，才能實現吐哈油田整體繁榮穩定。

六是必須堅定不移地堅持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始終關心和依靠廣大員工。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根本要求。只有充分依靠員工辦企業，積極實施“凝聚人心”戰略，加強企業文化建設，努力改善生產生活條件，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廣大員工群眾，才能真正實現企業長期穩定發展。

指揮部“十五”發展存在的問題

一是部分員工的思想觀念還不適應企業發展的需要，整體素質亟待提高；

二是人力資源開發不能滿足加快發展的需求，隊伍結構性矛盾比較突出；

三是企業管理粗放，與精細化要求有較大差距；

五是企業核心競爭力和自主創新能力還不夠突出；

六是社區不穩定因素依然存在，距離創建和諧社區的目標尚有差距。

指揮部“十一五”發展面臨的形勢

未來五年，是我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時期，也是指揮部加快建設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跨國石油工程技術服務公司的關鍵時期，國內外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既有許多有利條件，也面臨諸多嚴峻挑戰。

1.宏觀環境非常有利。國際能源需求不斷增長和原油高價位運行，促進了世界石油工業的加快發展。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加快，能源需求也進一步增長。國家鼓勵石油企業加大國內油氣勘探開發力度，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充分利用兩種資源，拓展兩個市場。集團公司高度重視未上市企業的發展，把工程技術服務納入主營業務范疇，在投資、合作開發、礦區建設等方面給予大力支持，為我們加快發展創造了寬松環境。版權所有

2.內部環境和諧穩定。《共同發展綱要》的簽訂和實施，為吐哈油田整體協調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制度保障。“吐哈一盤棋”、“吐哈一家人”的大局意識和整體觀念逐步深入人心，同心協力、同舟共濟的氛圍日漸濃厚，共同發展的思想基礎已經形成。“十一五”油田公司要實現“保38爭40”目標，加快三塘湖勘探開發和吐玉克稠油動用，也為指揮部鞏固內部市場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3.區位優勢得天獨厚。西部各油田是我國石油工業重要的戰略接替地區，是“十一五”重點上產區域。集團公司要實現“東部硬穩定，西部快發展”，投資力度將進一步加大。毗鄰新疆的中亞各國，油氣資源豐富，勘探開發程度低，具有廣闊市場前景。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深入實施，也為指揮部提供了廣闊的社會市場。

經濟法基本知識范文第4篇

關鍵詞：制造企業；知識資本積累；集團化經營；研發績效

中圖分類號： F271 文獻標識碼： 文章編號：

Knowledge Capital Accumulation， Group Management

and R & D Performance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Based on Dynamic Knowledge Capital Accumulation Model

HAN Ya-feng，FUN Xiu-feng，ZHOU Wen-b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00）

Abstract： For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generally small scale and weak prote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in our country， the group management 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emerging economic organization R&D model. The paper used 122 companies’ research data as samples which were disclosed by our formula companies， and analyzed the different types of enterprise group R & D performance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nalysis framework.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the paper estimated the internal knowledge spillovers of group oper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oup management within the industry exits R&D synergy， namely conglomerate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depends not only on its own R & D investment， but also on other members of the R & D investment； However inter-industrial group management did not show a corresponding feature； establishing inter-regional enterprise group will help improve R&D performance， but inter-regional enterprise group did not show a corresponding feature.

Keyword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knowledge capital accumulation； group operations； R & D performance

一、引言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全球化進程加快，企業面臨國內外空前激烈的競爭。企業不僅要建立對外部壓力的被動適應機制，更要形成主動創新、進取的機制。技術創新已經成為現代企業實現經濟增長的基本途徑，并且已經成為企業的自覺行為。從政府角度看，為了激勵企業技術創新，我國設立了多種形式的高新科技園區，并給予區內認定的高新技術企業資金支持或者稅收優惠，鼓勵企業進行技術創新。但是轉型時期的中國知識產權制度發展相對落后，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產權的弱保護性，當法律對知識產權保護不力時，因模仿、復制等侵權行為得不到有效的制止，企業的研發動機會減弱[1]。當專利制度不能有效的保護知識產權時，技術溢出效應會導致企業自身較小的可供性，從而引起企業對研發投入的消極性[2]。

相對一般企業創新，企業集團化經營具有顯著的技術優勢，作為一種大型的經濟技術聯合組織，企業集團可以把不同的企業、科研單位的技術優勢有機地結合起來，形成綜合的、整體的技術優勢，從而大大提高集團整體的技術創新能力。由于集團內部企業之間存在業務和經營上的關聯，例如存在上下游產業、原料市場等，因此集團內的單一經營企業的研發活動不僅對本企業有利，也可以惠及集團其它成員企業[3]。一方面，企業化經營可以提高企業規模和外部融資成本高的問題，可以改變企業研發活動外部性融資成本很高的問題，有效地改變企業研發投資的效應乘數和提供融資便利從而促進了企業研發活動[4]。另一方面，企業集團可以有效的繞過產權弱保護的制度障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制度落后的負面影響，促進新興市場企業的技術進步。

與現有研究企業研發績效的文獻相比，本文的研究貢獻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針對傳統知識資本積累“永續盤存法”核算方法的不足，本文介紹了基于新產業組織理論知識資本積累核算新方法；其次多數研究文獻將新產品銷售收入或者專利數量作為研發績效變量，但是新產品銷售收入不僅取決于企業生產能力和水平（例如技術水平、生產要素投入數量、產品質量等因素），也取決于企業的市場溢價能力（例如企業的市場地位、銷售渠道、營銷策略、地域差異等）；而企業的技術水平不僅包括專利技術，也包括不易衡量的專有技術、技術秘密等，本文利用Klette[5]的知識資本積累核算方法，作為企業技術創新的績效指標；最后本文在構建企業創新績效模型的基礎上，估算了不同類型和區域的高新技術企業創新績效，為我國國企改革和建立創新型企業集團提供一定的建設性意義。

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對現有的文獻進行了回顧；第三部分為模型框架和變量選擇；第四部分為樣本選擇與估計方法選擇；第五部分為模型估計和結果分析；第六部分為結論與政策建議。

二、文獻回顧

企業集團是以一個或少數幾個大型企業為核心，通過資本、契約、產品、技術等不同的利益關系，將一定數量受核心企業不同程度控制和影響的法人企業聯合起來，組成的一個具有共同經營戰略和發展目標的多級法人結構經濟聯合體。企業集團在多個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優勢，例如Khanna&Palepu[6]認為企業集團可以有效彌補外部制度的缺陷；Almeida&Wolfenzon[7]認為組建企業集團可以有效的緩解股東的融資約束；Khanna&Palepu[8]通過對印度公司的分析得出，隸屬企業集團的子公司績效更優。國內外學者關于企業集團技術創新研究主要集中在組織結構和外部環境兩個方面：

對于企業集團自身來說，可以利用自身的優勢例如企業集團的企業文化、協調機制、創新機制、人力資本等解決子公司之間的融資約束和資源共享問題，從而保證子公司能夠迅速掌握技術并且持續的進行創新活動[3][9-10]。但是過于分分散化經營會削弱企業集團的潛力[11]。Teece[12]通過美國企業集團樣本分析認為不相關領域的分散化經營會減弱子公司創新的積極性。Hoskisson and Hitt[13]認為過于分散化經營會導致企業高管為了追求短期利潤和規避風險，會偏離企業既定的戰略目標例如研發戰略和發展戰略。Sea-Jin Chang[11]對新興市場的國家研究表明，當資本市場效率低下的時候，多元化經營可以有效的減少風險和融資約束；當外部資本市場逐漸完善時，多元化經營的負面影響會日益顯著。因此，隨著我國市場體制的逐步完善，企業集團專業化有利于利用各個子公司之間的專業化資產創新能力，進而增加企業集團的“粘結性”[14]。企業集團的專業化可以使子公司彼此間的存在業務上的關聯，例如處于上下游產業或者擁有共同的產品、原料市場等，因此單一的企業研發不僅對于本企業有利，也可能惠及其它企業[3][15]。

此外，企業集團的創新績效依賴于所在區域環境建設和制度完善。政策法規方面，政府需要采用撥款、貼息等措施激勵企業家技術創新，彌補市場激勵創新的不足；采用稅收優惠政策激勵企業增加研發費用、加快成本轉化；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平衡和協調知識產權私人利益和傳播創新產品的社會利益[1][11]。公共科研平臺設施建設方面，加強國家試驗室、科研院所和研究型大學等科研力量建設，引導和支持企業主動與高校、科研院所開展多種形式的產學研合作，聯合建立研發機構和其他技術創新組織[16]。創新服務方面，需要通過技術信息服務平臺建設，為企業選擇低風險技術創新項目提供環境支持，形成一個有利于涌現和保護創新型企業家的氛圍等。

綜上所述，企業集團的研發績效不僅取決于自身的組織結構，也取決于區域內的外部環境。那么上述兩方面對于我國企業集團的研發績效的影響如何，如何構建有助于提高企業研發效率的企業集團形式，我國學者對這方面的研究還較少，本文利用klette[5]知識資本積累模型，構建了不同組織形式企業集團研發績效分析框架并對其進行了實證分析，以期為從技術創新視角組建企業集團提供相應的對策建議。

三、模型框架與變量的選取

3.1 知識資本積累估計方法的調整

對于知識資本積累的估計多采用物質資本積累的估計方法，即“永續盤存法”：

（1）

其中，i表示企業個體，t表示時期；測算企業的研發績效，常常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即 ，其中 表示產出變量， 表示技術水平， 表示物質資本（ ）和勞動力（ ）投入，則知識資本的回報可以表示為 。

Klette[5]認為知識資本的積累不僅取決于前期的知識資本存量和當期的研發投入數量，還取決于知識資本積累的規模效應。且由于（1）式假定同一行業內企業的知識資本積累速度是一樣的，因此忽略了研發投入規模效應。此外，（1）式中當期研發投入對知識資本積累的作用遠遠大于初期投入數量，但是研究表明知識更多來源于初始R&D投入[5][17]。第二，企業或者行業間知識資本折舊客觀上存在較大的差異性，簡單的對其進行按照物質資本折舊或者行業平均折舊率進行估計，具有相當大的偏差性。

基于上述知識資本存量計算方法的缺陷，Klette[5]采用新產業組織理論對知識資本積累進行了估計，其知識資本計算公式形式如式（2）所示：

（2）

對知識資本積累式（2）利用對數進行線性化處理，可以得到式（3）：

（3）

其中 ， ， 表示知識資本積累過程中的隨機因素，由式（3）可以看出知識資本的積累取決于兩個因素：知識資本存量以及當期的知識資本投入。 表示知識資本的年度折舊值，參數 代表了知識資本積累過程中R&D形成速度、R&D規模效率、知識資本積累過程中風險和技術溢出等。

3.2 Klette的估計研究方法

為了更準確的估計高新技術企業的研發效率，本文采用的Klette[5]研究分析方法，該方法基于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分析框架，內生經濟增長模型認為技術進步和產量增加不僅來源于生產部門，還來源于研發部門。針對同一生產領域的企業，每一個企業的生產函數為 ，其中 表示第i個企業第t期的產出向量； 表示第i個企業第t期種要素投入量（ ， ，分別表示三種投入要素：勞動力，物質原料，資本）， 表示前沿性生產函數， 表示企業全要素勞動生產率，我們選取研究對象的基期投入產出組合（ ， ）作為參照向量。對企業生產函數和參照向量作對數線性差可以得到（4）式：

（4）

其中， ， ， ， 作為企業生產效率與參照向量的對數線性差， 。

在企業利潤最大化的原則下，企業會將要素產出彈性調整使其等于邊際成本，即 ，如果價格取決于要素市場，則可以得到（5）式：

（5）

其中， 表示要素 的總收入的份額， 表示相應參照企業要素的支出份額， 表示價格與邊際成本的比值，由于每期調整資本量在實際情況下難以實現，因此我們充分考慮影響資本調整等其它因素，如果用 表示規模彈性，則剔除其它變量的影響，資本的規模彈性為（6）式：

（6）

則（4）式可以變化為（7）式：

（7）

將企業生產效率差異 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由于知識資本 差異引起的，另一部分 表示不同企業的生產效率差異，即（8）式：

（8）

表示知識資本的產出彈性。

為了更準確的估計企業的研發績效，將企業銷售收入進一步分離為企業生產過程和市場溢價能力。令 ，其中 表示企業的銷售收入， 表示企業的市場溢價能力， 表示企業產量。將 兩邊取對數并進一步分離可得 ，為了進一步剔除企業的市場溢價能力，本文引入產品需求函數（9）式：

（9）

其中 和 表示價格和知識資本的對數線性差， 表示價格需求彈性； 表示產品質量的需求彈性，表示由于研發活動造成的產品質量差異， 表示需求偏好等其他因素。將其代入式（9），可以消除未知變量 ，得到（10）式：

（10）

企業利潤最大化生產位于邊際成本處即 ，則式（8）可以變為（11）式：

（11）

其中 ，這樣知識資本積累的過程和結果都可以用參數 表示，則生產效率的改變可以進一步變為（12）式：

（12）

其中 即為衡量企業技術水平的索洛余量，將（11）式代入（12）式可以進一步得出（13）式：

（13）

將知識資本積累方程 代入上述方程，當然，知識資本積累方程也可能與多個滯后期有關，即：

（14）

如果滯后一期，利用（14）式消除（13）式中未知的知識資本存量 可以得到（15）式：

（15）

將（15）式進一步可以變換為（16）式：

（16）

其中變量 和 與企業所具有的市場溢價和規模經濟相關。

3.3對Klette模型的調整

Klette[5]在模型處理過程中沒有采用一階差分的方法消除固定影響，認為企業間技術水平差異性與知識資本投入、企業的規模存在正相關關系，科研投入多、規模大的企業往往知識資本積累也越迅速，技術水平相對較高。但是我國學者的研究表明高新技術企業研發績效并非與科研投入量、規模呈現正相關關系，例如“U型、S型、N型”等多種關系。研究結果表明，其研發績效與產權結構、激勵措施、研發戰略、行業差異等有一定的關系 [18-21]。

與此同時，我國高新技術企業受政策的影響也較大，屬于政府重點支持行業或者企業例如國有企業所能獲取的資源較多，研發實力也較為雄厚，可以進行風險較大的研發項目；而一般的高新技術企業例如民營企業由于研發的風險較大而往往采用較為穩妥的研發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研發實力的參差不齊，因此完全采用固定效應模型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因此，本文在處理的過程中，將反應樣本個體差異特定常數項看作跨個體的隨機分布，處理數據的過程中，Hausman檢驗結果也支持上述結果，因此本文在回歸的過程中采用個體隨機模型。即產業內企業存在普遍的規模彈性 和研發投入彈性 ，將上述兩個變量代入（15）式可以得到（16）式：

（17）

由于Hausman檢驗拒絕了回歸方程存在固定效應的假設，因此設定 ，其中， 表示方程的截距項，令常數項部分為 ， 表示不同企業個體產權結構、激勵措施、研發戰略差異性，代表個體的隨機影響，構建隨機影響變截距模型可以得到（18）式：

（18）

對于企業集團，其子公司的技術進步不僅依賴于自身的研發投資，也與其他成員企業的研發投入相關聯，即集團企業內部子公司之間存在技術溢出或者協同效應，因此（18）式可以變為

（19）

其中， 表示集團內部其它子企業的研發投入，本文將其區分為行業內和行業間子公司研發活動的技術溢出效應。

3.4變量的選取

為了保證樣本數據的真實性，本文所采用的數據均來自審計后的上市公司年報，因此數據的可靠性較高。其中的投入要素主要分為勞動力投入、原料投入和資本投入三類，研發投入主要用企業每年投入的研發金額表示，產出變量用企業的銷售收入表示。具體變量的含義、計算方法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含義及說明

變量含義 計算方法 注釋

勞動力投入 勞動力投入表示為當期職工支付的各項報酬，包括工資、資金等。 勞動力投入一項采用上市公司年報現金流量表中“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表示

資本投入 包括資本的消耗以及資產的時間價值，資本的時間價值。 資本投入為兩部分的加總，第一部分為資本損耗，表現為當期的固定資產折舊；資本成本為上市公司總資產×當期的貸款基準利率 其中利率采取的計算當期央行公布的一年期基準貸款利率

原料投入 主要包括從外部購入的各種生產要素，例如原材料、能源和少量的勞務等。 主要采用上市公司年報“現金流量表”中所列“購買商品、接收勞務支付的現金”。

研發費用

支出 企業用于研發活動

的投入 企業研發數據包含兩部分：2009年以前來源于“支付的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明細科目中“技術開發費用”；2009年以后來源于“管理費用”明細科目中“技術開發費用” 2009年證監會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研發數據，并統一列入“管理費用”一欄中

總產出 企業所售出的最終產品價值 在計算過程中，我們主要采用上市公司名年報中“主營業務收入”作為衡量指標。

注：上述變量數據來源于滬、深兩市年報數據。

四、樣本技術和估計方法的選擇

4.1、變量描述

根據科技部、財政部和稅務總局組成的全國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工作領導小組認定的高新技術企業并依據證監會關于上市公司的行業分類，將2005-2013年披露研發數據的122家企業作為研究樣本，樣本選取過程中遵循以下原則：（1）舍棄研發數據不完整且金額較小的企業數據；（2）為了使面板估計穩健性要求，本文剔除了那些上市時間較短，披露數據有缺陷的樣本；（3）對于研發數據個別有缺失的年份，利用年度平均值表示，本文所選取樣本的統計量描述如下：

表2 樣本的各變量的統計量描述（單位：億元）

變量 企業集團（N=25） 非企業集團（N=97） Wilconxon

Z-statistics

Mean Median Stdv Mean Median Stdv

SR 99.33 31.48 354.74 57.70 24.23 136.91 3.45***

TA 109.67 20.21 458.89 44.30 17.48 79.74 7.88***

RMS 89.34 12.06 438.86 32.90 11.84 62.54 3.95***

EW 4.60 1.97 12.10 2.80 1.47 4.31 0.68

DFA 1.41 0.47 3.99 2.15 0.54 7.23 0.42

R&D 1.24 0.16 5.73 0.42 0.10 1.01 2.14**

注：SR、TA、RMS、EW、R&D分別表示樣本企業的銷售總收入、總資產、原料投入、工資性支出、固定資產折舊、研發投入水平和企業集團子公司的研發支出，其單位為億元。

從表2可以看出，企業集團的銷售收入、企業規模、生產原料投入和研發支出都與非企業集團企業表現出明顯的差異性，樣本企業集團子公司的年均銷售收入為99.3億元，高于非企業集團公司55.7億元的年均銷售收入；從企業規模來看，樣本企業年平均總資產為109.67億元，高于非企業集團總資產44.30億元；從研發投入來看，樣本企業集團的年均研發投入為1.24億元，為非企業集團公司年均研發投入0.42億元的2.95倍。由此可見，組建企業集團可以有效的擴大企業規模，增強企業的經濟實力，利用自身的優勢例如企業集團的企業文化、協調機制、創新機制、人力資本等解決子公司之間的融資約束和資源共享問題，從而增大子公司對企業創新活動的投入。

4.2 估計方法與工具變量的選擇

本文回歸方程不能利用OLS進行有效的估計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15）式解釋變量同時存在企業規模T期和T-1期的變量，而且兩者之間存在較為顯著的相關關系，可能導致變量之間存在內生性問題。本文通過數學變換的方法將T期資本項變成T-1期兩項解釋變量；另一方面是由于模型中包含了被解釋變量的滯后項，導致解釋變量與隨機擾動項之間相關，也會導致內生性問題，解決內生性問題通常估計方法是IV（工具變量法）和GMM方法。工具變量法采用Anderson-Hsiao差分兩階段最小二乘法進行估計，而GMM方法又可分為DIF-GMM和SYS-GMM兩種方法，為了防止弱工具變量對有限樣本產生的偏誤，本文采用SYS-GMM方法對本文的回歸過程進行估計。

五、模型的識別和估計結果

5.1不同所有權性質企業研發績效分析

本文將樣本企業區分為中央企業和地方企業；中央企業在國民經濟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具備引領科技創新的經濟實力和基本條件。從創新實踐看，在《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確定的11個重點突破領域，中央企業都有涉及，在863計劃、973計劃和科技支撐計劃的參與率分別達到29.5%、13.5%和23.3%。從創新體系看，在“十一五”建設的企業國家重點實驗室中，中央企業獲批建設47家，占國家總數的49%。因此為了便于比較和分析，本文將樣本企業劃分為中央企業和非中央企業并利用stata11.0對方程進行回歸分析，分析不同企業集團組織形式、企業規模、研發投入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具體的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四類高新技術企業的研發績效GMM估計結果

變量名稱 被解釋變量

央企研發績效 非央企研發績效

C 0.395**

（2.23） 0.394

（1.09） 0.026**

（2.54） 0.136***

（8.02）

0.763***

（3.08） 0.788***

（41.28） 0.665***

（6.80） 0.665***

（7.63）

0.019***

（3.03） 0.019***

（7.76） 0.035***

（6.40） 0.039***

（3.42）

0.043***

（3.31） 0.023*

（1.89）

-0.076***

（-4.59） -0.036***

（-5.32）

-0.050***

（-2.89） -0.002**

（-2.44） 0.010***

（5.26） -0.077***

（-4.77）

0.250***、

（7.53） 0.265***

（5.29） -0.373

（-0.98） -0.368***

（6.26）

樣本點數

Wald值

Sargan值 0.863

35

31.60

10.59 0.764

35

719.4

10.34 0.7136

87

111.05

9.97 0.863

87

452.61

9.15

注：表中數值為系數以及z統計量，***表示在1%的臨界值條件下顯著，**表示在5%臨界值條件下顯著，*表示在10%臨界值條件下顯著。

1、研發投入、企業規模對研發績效的影響

從不同企業性質研發績效的回歸結果來看，研發績效和知識資本積累折舊率表現出明顯的差異性。從研發績效看，樣本中央企業的研發績效低于地方企業和私營企業的研發績效，其中中央企業研發投入每增加1%，其知識資本積累提升0.019%左右；樣本地方企業和私營企業研發投入每增加1%，其知識資本積累提升0.03%左右。這可能與中央企業所承擔的多為基礎性研發活動有關，也可能其體制束縛了企業的研發活動，從而降低了中央企業的研發效率。從被解釋變量滯后一期的顯著性看，滯后一期的z統計量普遍較為顯著，可以看出技術形成是一個長期的，動態發展的過程，不僅取決于前期知識資本存量，也取決于當期的研發投入。

從知識資本的動態積累過程來看，中央企業t-1期技術存量對t期的知識資本積累形成的貢獻為0.76左右，即折舊率為24%；地方企業和私營企業t-1期技術存量對t期的知識資本積累形成的貢獻為0.66左右，即折舊率為34%。總體上看技術率偏高可能是由于企業間存在技術外溢的現象，也有可能是企業處于加速積累的階段，技術更新替代速度較快，因此其知識資本積累折舊率偏高。從兩者對比來看，中央企業的技術折舊率相對偏低，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中央企業的核心技術高于非中央企業，從而折舊率相對低。從企業規模對企業研發的績效來看，無論是中央企業還是非中央企業都表現出顯著的相關性，增加企業的規模有利于增加企業的實力，增強企業抵御研發風險的能力。從回歸結果看，中央企業和非中央企業兩者不同類型符號表現出明顯的差異性，由推導過程可以看出，其符號取決于市場勢力 和規模彈性 的大小，如果 ，其符號為正；如果 ，其符號為負；可以看出，由于中央企業普遍在國民經濟重要的行業普遍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市場勢力普遍大于規模彈性，從而導致了符號的相異性。

2、企業集團專業化和多元化經營對研發績效的影響

為了進一步驗證企業集團的多元化經營和專業化經營對研發績效的影響，本文將企業集團其它公司對其研發績效進行一步區分為行業內和行業間兩種類型， 和 分別表示同屬一個企業集團行業內子公司和行業間子公司的研發投入，其核算方法利用企業本身的研發投入與所屬范圍內企業研發投入平均值的對數線性差表示，當系數為正時，表示隨著企業研發投入而產生研發協同效應，可以有效地提高企業的研發效率；當系數為負時，表示企業隨著研發投入擴大而知識資本積累的差距變小，即企業間有技術溢出發生。

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無論是中央企業還是非中央企業，同一企業集團行業內子公司之間更容易產生研發的協同效應，有利于提高研發績效，但是同一企業集團行業間子公司更容易產生技術耗散，降低研發效率。因此，組建企業集團行業內子公司的聯發聯盟可以有效地提高企業的研發效率，可以作為我國協同研發的主要形式，其可以有效地減少產權弱保護的制度障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制度落后的負面影響，促進企業的技術進步。

5.2不同制度環境對企業研發績效的影響

為了進一步驗證區域創新環境和制度建設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本文將樣本企業劃分為東部企業和中西部企業。由于改革開放以來，受到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影響，東部和中西部地區的社會經濟差異越來越凸顯，其企業家創新精神、制度環境、激勵措施也表現出一定的不同[22]。基于此，本文將樣本企業劃分為不同地區企業的研發績效，以測算不同區域環境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具體的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不同區域創新環境對企業研發績效影響的GMM估計結果

變量名稱 被解釋變量

東部地區企業 中西部地區企業

C 0.413**

（2.14） 0.4012

（1.09） 0.1384**

（2.67） 0.145***

（3.87）

0.773***

（3.12） 0.767***

（7.28） 0.659***

（4.87） 0.673***

（5.11）

0.030***

（2.98） 0.032***

（5.67） 0.016***

（7.14 0.013***

（3.45）

0.031***

（3.23） 0.019*

（1.98）

-0.050*

（-1.98） 0.031**

（2.18）

-0.058*

（-1.89） -0.010**

（-2.13） 0.013***

（4.32） -0.023***

（-3.54）

-0.232***

（-6.76） -0.246***

（-4.87） -0.347

（-1.23） -0.376

（-1.67）

樣本點數

Wald值

Sargan值 0.782

61

143.5

9.37 0.774

61

517.9

10.58 0.813

61

314.9

10.87 0.876

61

65.91

10.34

注：表中數值為系數以及z統計量，***表示在1%的臨界值條件下顯著，**表示在5%臨界值條件下顯著，*表示在10%臨界值條件下顯著。

從不同地域企業研發績效的回歸結果來看，研發績效知識資本積累折舊率表現出了明顯的差異性。從研發績效看，東部地區的研發績效高于中西部地區，其中東部地區企業研發投入每增加1%，其知識資本積累提升0.03%左右；中西部地區企業研發投入每增加1%，其知識資本積累提升0.02%左右。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東部地區的創新制度和創新環境優于中西部地區，有利于創新活動的開展和創新績效的提高。從被解釋變量滯后一期的顯著性看，滯后一期的z統計量普遍較為顯著，可以看出知識資本積累是一個長期的，動態發展的過程，不僅取決于前期知識資本存量，也取決于當期的研發投入。

表4中， 和 分別表示同屬一個企業集團行業內區域內和區域間子公司的研發投入，其核算方法利用企業本身的研發投入與所屬范圍內企業研發投入平均值的對數線性差表示。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如果企業集團子公司在同一區域內，便于開展創新的協同效應，從而提高創新績效；如果企業集團子公司屬于不同的區域，則東部地區表現一定的技術損耗，而中西部企業則表現一定的技術協同，表明如果企業集團位于不同的企業間，則技術表現出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溢出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西部地區企業的研發績效。

六、結論及建議對策

本文通過引入Klette[5]知識資本動態積累模型，構建了企業集團的R&D投入與研發績效分析框架，為準確估計知識資本積累的折舊率和測算研發績效提供了借鑒性方法。通過2005-2013年披露研發投入的122家上市公司為樣本，估計了不同企業類型、不同地域企業集團創新績效，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結論：（1）央企研發效率低于地方國企和私營企業的研發績效，可能是由于央企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的緣故；（2）東部地區上市公司高于中西部地區上市公司的研發績效，可能東部地區的創新環境更優的緣故；（3）企業集團的研發績效高于非企業集團的研發績效，組建企業集團更有利于提高企業的研發績效。結合本文的實證分析結果，本文認為提高企業的研發績效也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

（1）增大政府部門對研發部門扶持力度，增強企業的研發實力；研發活動風險大，前期投入多，研究周期長，對高新技術企業的影響尤其明顯。因此政府部分要鼓勵和扶持本土企業提升技術創新能力，不但要實施收優惠、融資引導、研發鼓勵等鼓勵措施，還要為本土企業提供參與國家重大科研項目的機會，減少企業技術創新的風險；同時可以采用激勵措施鼓勵大學、科研院所等公共研究部門進行技術創新，建立本土研發機構和外資企業研發機構之間建立良好的互動機制，促進專利技術的有效市場轉化。

（2）優化易于創新的市場環境，提高企業的研發績效。本文的實證結果表明企業在經濟發展水平、創新環境高的地區其創新績效也更加顯著。我國企業創新環境建設不僅需要先進的儀器設備和科研團隊等硬環境，還要需要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寬松和激勵的科研環境等，并需要政府部門逐步完善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和和評價體系等軟環境，為企業的研發投入提供有效的創新條件，激發企業自主研發的熱情，促進企業的良性發展。

（3）鼓勵行業內企業構建企業集團或者研發團體；企業集團較之單個企業的研發活動更易于整合資源，一方面可以有效改變企業研發活動外部融資性成本高的問題，提升研發效應乘數和提供融資便利從而提升企業的研發水平；另一方面繞開制度障礙，減少弱產權保護的不利影響，利用組建企業集團獲得創新的優勢、外部經濟的成本優勢和企業關系專用性投資，形成差異化創新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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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法基本知識范文第5篇

論文關鍵詞 農村 基本公共服務 法治路徑

“制度供給即是指制度的生產，是基于對制度需求的回應，為主體的行為提供某些準則或規則。當這種回應不能滿足主體發展對制度的需求時，就會導致制度的供給不足，由此會導致制度出現真空或者低效運行。” 就我國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的現狀而言，基本公共服務法律制度的缺乏是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發展落后的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對農村基本公共服務法律制度進行研究與完善。

一、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發展相對落后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發展屢創新高，農村發展進步迅速，農民生活水平有了質的飛躍。然而與城市相比，農村發展仍處于相對落后的狀態，城鄉基本公共服務發展極不平衡。

（一）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相對落后

城市擁有完善的水、電、能源供應系統，和完善的道路交通系統。城市居民生產生活已經達到一個較高水平，基本實現了生產生活現代化。農村生產生活基礎設施與城市相比相差甚遠。截止2011年，農村發電量僅為1756.7億千瓦/小時，不到全國發電量的4%，人工煤氣、天然氣等生活必須能源使用率極低，村際公交系統幾乎沒有，大多數農民出行都是自備交通工具。

（二）農村醫療衛生服務發展相對落后

近十年來，我國農村醫療衛生事業有了較大發展，但與城市醫療衛生服務相比，無論是在投入還是醫療機構、設備，人員構成又或者是醫療保障上都存在著一定的差距。

一是醫療衛生投資上的差距。近年來，我國醫療衛生開支大幅度增加，從2008年的14535萬億元增加到2012年的27846萬億元，增長將近1倍。但截至2012年，城市衛生經費總開支仍舊是農村衛生經費總開支的3.11倍，城市衛生人均經費開支也在農村人均衛生經費開支的2.81倍。

二是醫療衛生人力資源上的差距。目前，鄉村醫生和衛生人員僅占全國衛生人員的12%左右。在城市每千人口中，衛生人員為8.55人，其中執業（助理）醫師為3.19人，注冊護士為3.65人；而在農村每千人口中，衛生人員為3.41人，其中執業（助理）醫師1.40人，注冊護士為1.09人。這三項數值的城鄉比值分別為2.50：1，2.28：1，3.34：1。

三是醫療衛生機構與設施城鄉差距明顯。2012年，我國醫療衛生機構床位為5724775張，城市每千人口所有的醫療衛生床位為6.88張，農村為3.11張。考慮到醫院設立和鄉村醫療機構設立成本的巨大差距，農村醫療衛生的落后是很明顯的。

（三）農村義務教育發展相對落后

近年來，我國義務教育事業有了長足的進步與發展。但總體來說，農村義務教育全面落后于城市義務教育。與城市相比，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仍舊存在不足的現象。 以2011年為例，城市普通初中教育經費為18，783，919萬元，農村普通初中教育經費為22，879，621萬元，但城市普通初中只有7437所，而農村普通初中則有15135所，是城市的2倍。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普通小學的經費預算上，農村普通小學平均教育經費可能不到城市的2/3。

經費不足造成農村中小學教師待遇偏低，全國農村小學、初中教職工人均年工資收入分別僅相當于城市教職工的68.8%和69.2%。骨干教師、青年教師人才流失嚴重。在師資結構上，農村中小學中高級職務的教師較少。在部分省份，農村中高級職務教師比例甚至不到30%。在專業科目上，農村中小學普遍存在外語、音樂、計算機老師不足的情況，教師中堅力量嚴重不足。

（四）農村社會保障相對落后

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包括養老保險制度、醫療保險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失業、工傷、生育保險制度。農村社會保障主要是在養老與醫療保障制度上落后于城市社會保障。

我國農村養老保險是以2009年《國務院關于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為依據建立的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體系。至2011年，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參加人數達2.8億人，參保人員人均養老保險基金收入為5950.67元，而新農保參加人數為3.2億人，參保人員人均養老保險基金收入為327.69元。在同期各項比值中，城市養老保險數據是農村養老保險數據的15- 21倍左右，考慮到城市參保人員只有農村參保人員的87%，城鄉養老保險實際差別還要更大一些。

農村醫療保險也存在同樣的問題。盡管農村新型合作醫療衛生保險基本實現了全國范圍的覆蓋，但與城鎮醫療保險相比，仍舊存在著很大的差距，2011年，城鎮基本醫療5.3億人，總籌資5543.6億元，是當年新農合總籌資的3.4倍，人均籌資1045.9元，是當年新農合人均籌資的4倍。

二、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相對落后的法律制度因素

多數學者認為，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相對落后的重要因素在于農村基本公共服務法律制度存在缺陷。而在二元體制下，城市和農村實際上分別依據不同的基本公共服務法律制度。與城市相比，農村基本公共服務法律制度供給嚴重不足。

（一）與“三農”有關的專項法律不多，效力層級低下

我國包括地方立法在內的各種法律文件早已超過10萬件。然而，與在中央層次上，與三農領域有關的法律文件共計114件， 在我國立法體系中只占有很小的比例。多數法律文件以條例、意見、規定、辦法為主，效力層級低下，部分法律文件在人民法院進行訴訟中并不是作為必須依據的規范，而僅僅作為裁判的“參照”（我國《行政訴訟法》第52、53條規定）。因而，大量“三農”問題其實沒有剛性制度作為保障，在發生糾紛時，農民的權益很容易遭受侵犯。

（二）法律以城市為參照，許多規定與農村的實際情況不相符合

從法理上說，法律必須要能容納當下社會的先進生產力，否則就會阻礙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美國大法官霍姆斯曾經說過：“法律的生命在于經驗。”因此，法律的內容就是人們的生活，就是代表著先進生產力的人們的生活。在我國，城市生產生活毫無疑問是當代中國社會生活的主流。我國法律就是城市人的生活，與農村生活存在一定距離。因此，法律對于農村的規制是有缺陷的，存在著許多空白。例如，集體生活、集體所有制是農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集體物品與設施既是農村的財富，也是農村公共服務的依托。《物權法》第58-63條規定了農村集體所有制的基本運作模式，然而這5條很難涵蓋農村集體所有制的全部內容。

（三）頂層設計缺乏，法律內容落后于農村社會實踐

改革開放以來，城鄉藩籬在逐漸打破，城市和農村的交流增多，農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農村出現空心化現象。我國現行立法體系仍舊以城鄉二元分治為指導，對于農村流動人口尤其是農民工及其子女的社會保險、勞動與就業保障、醫療衛生、教育等尚未建立起統一規范制度，因而無法滿足農村公共服務需求。從國家層面來看，由于制度落后于農村社會實踐，農村公共服務出現無序發展的狀態，跨地區公共服務難以銜接。

（四）農村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制度缺乏配套制度

我國法律對于農民權利的保障是相當粗放的，一般僅僅規定公民（農民）具有享有（各項）公共服務的權利，但權利如何從紙面規定轉化為實際享有權利，政府應當如何促進公共服務權利的實現，則少有規定，或者多用一些靈活度較高的《決定》、《意見》等加以規范。在實踐層面上，造成諸如農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權等諸多權利在實現過程中倍加艱難。

（五）農村基本公共服務法律體系混亂

均衡的法律體系應當在結構和功能上應當協調、融洽。“法律與法律之間、調整同類性質的社會關系的規范應當一致；同一個法律的前后規定也不能互相矛盾；法規、規章中的規范要同法律一致；行政法規之間也不得互相矛盾；地方性法規、規章之間不互相矛盾。” 但在現有條件下，我國農村公共服務法律體系是相當混亂的，沒有專門的《公共服務法》，農民的各種權利散見于不同層級（通常是層級較低）的法律文件中，且立法技術上較為粗陋，一條多義的現象很多，法條中的漏洞較多，上下級法律文件、部門法律文件的規定時有沖突，農民的權利實際上難以保障。

三、農村基本公共服務建設的法治對策

發展農村基本公共服務必須實現農村基本公共服務建設的法治化，具體而言就是要打破城鄉隔閡，完善農村基本公共服務制度框架，明確農村基本公共服務內容，規范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程序。

（一）構建城鄉一體的基本公共服務法律制度

建立城鄉均衡的公共服務供給機制的核心在于權利必須明晰，為城鄉居民享受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務提供制度依據和法律保障，也是消弭城鄉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失衡的關鍵。我國基本公共服務法律體系實際仍舊是以195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為基礎建立的城鄉二元式的法律體系。以1958戶口登記條例為核心的戶籍管理制度存在著兩大弊端，一是城鄉戶口的二元化管理，二是遷徙不自由，這從根本上遏制了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加之我國基本公共服務待遇往往與戶口掛鉤，形成了基本公共服務二元供給體系。因此，我國應該制定《戶籍法》消除城鄉二元結構，打破城鄉壁障，從源頭上消滅基本公共服務城鄉二元體系。

（二）完善農村基本公共服務法律制度的框架

我國基本公共服務的概念在2005年以后才逐步成形，2012《國家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十二五”規劃》才可以說是明確了基本公共服務在國家社會發展中的核心地位。因此，我國農村基本公共服務法律框架還不明確，農村基本公共服務法律制度框架還需完善。更為重要的是，我國亟需制定《基本公共服務法》，用《基本公共服務法》來明確“公民權利-政府權力”的關系。《基本公共服務法》不應當是一部囊括全部基本公共服務內容的法律，這樣的立法內容太過龐雜，不利于法律體系的梳理和整合，是不切實際的。因此，需要厘清《基本公共服務法》的內容，針對中央與地方基本公共服務職責不清，分工不明的情況，以法律的形式規范政府的工作重心、權限職能以及發展方向，明確政府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時所應當遵循的基本準則。這也就意味著《基本公共服務法》應當是政府的責任框架，而非人民權利的說明書。

首先，必須明確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上的責任，這不僅是對于社會主義政府合法性的回答，也是對于我國政府未來發展方向的回答，具體而言就是要構建服務型政府。政府必須從管制思維的框架中脫離出來，以公共事務為主，以基本公共服務為主，使用公共權力實現公共利益。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將“服務型政府”作為一個明確的法律概念引入憲法和基本法律之中，明確政府在農村基本公共服務上的供給義務。

其次，需要明確界定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的內容。《國家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十二五”規劃》中已經指出，“基本公共服務范圍，一般包括保障基本民生需求的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療衛生、計劃生育、住房保障、文化體育等領域的公共服務，廣義上還包括與人民生活環境緊密關聯的交通、通信、公用設施、環境保護等領域的公共服務，以及保障安全需要的公共安全、消費安全和國防安全等領域的公共服務。” 這是我國農村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基礎，這就意味著，我國農村基本公共服務法律制度必須涵蓋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療衛生、計劃生育、住房保障、文化體育等幾個方面，構成規定農民權利的社會法體系。

最后，應當從法律層面上確定基本公共服務全國范圍內的最低供給標準。我國的基本公共服務并非沒有最低標準，但一是不全，許多重要基本公共服務缺乏統一的標準，二是層級不高，最低標準的存在形式往往是國務院的補充性決定，在法律體系中處于低階層。如養老保險的繳費基數和繳費比例在《社會保險法》中就沒有體現，而是由《國務院關于完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第6條加以規范。因此，有必要在相關基本法律之中明確提出全國統一的最低供給標準，防止出現地區差異和城鄉差異。

（三）完善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程序法律制度

基本公共服務程序就是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過程。在我國，基本公共服務的程序就是行政程序。構建《行政程序法》，完善監察制度和救濟制度是我國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的重要保障。

《行政程序法》必須要貫徹服務型政府理念，不能將其立法目的僅僅局限在如何限制政府權利上。這是因為程序的作用不僅在于限制權力，程序本身就代表著人們合作行為的信息溝通和基于程序的行為預測，更重要的是，程序應當是科學施政方法的總結，應當能提升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效率與質量。從這個角度出發，《行政程序法》應當貫徹程序法制、程序公平、程序民主與程序效率四大原則。《行政程序法》還應當根據行政行為種類的不同作出不同的規范。對那些嚴重影響公民基本權利的行政成為應當制定嚴格的運行程序。而對那些沒有直接影響公民權利的基本公共服務行為，如資訊類、談話類行為，則應當賦予行政部門足夠的自由裁量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