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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研究方法范文第1篇

進入考古學的初步發展期(1867—1919年,自此進入現代考古學的開端),美國人龐皮利(Pempelly,R)等在中亞土耳其斯坦的考察和安努遺址的發掘研究中應用動物考古學方法研究動物骨骼,證明牛、羊、豬尚處于從野生向家養的過渡狀態,豐富了早期農業的珍貴考古學資料。[6]近乎同時期,在美洲的分類描述階段(19世紀40年代—1919年),戴爾(Dall,WH)利用在阿拉斯加貝丘遺址發掘過程中獲得的脊椎動物遺存,結合狩獵工具和容器等考古遺存,按經濟形態和生態環境的差異進行了科學的地層劃分,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年代序列,從而開創了美洲動物考古研究的先河。[7]在考古學的成熟階段(1919年—20世紀40年代,屬于考古學分類與鞏固期的前一階段),文化生態學思想對考古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部分考古學家擺脫了以遺址為中心的文化—歷史方法的束縛,與生物學家和環境學家合作,借助生態學方法,通過動物考古和植物考古研究來重建史前環境和分析史前人類的食譜,進而了解古代人類對不斷變化的環境的適應過程。[8]20世紀20年代英國科學家約翰?馬歇爾負責對印度河流域青銅時代哈拉帕文明的重要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并利用動物考古研究成果闡述摩亨佐達羅城市文明的經濟類型。[9]20世紀30年代法國古生物學家德日進(PierreTeilharddeChardin)和我國古生物學家楊鐘健對安陽殷墟的動物遺存進行了鑒定和統計,分析了夏商時期的氣候環境。[10]楊鐘健對章丘城子崖新石器時代遺址動物骨骼進行了屬種鑒定[11]。

進入考古學的轉變期(20世紀40—60年代,屬于考古學分類與鞏固期的后一階段),從以層位學和類型學為研究手段的文化歷史研究轉變為以人類生態學思想指導的、大量結合自然科學方法和技術進行的古代社會重構的研究。西亞新石器時代農業起源研究就充分利用了動物考古的研究成果。[5]這一階段在美洲出現了人類行為的文化功能解釋的趨勢,以環境為背景來復原考古學文化的多學科研究,就充分體現了動物考古學的作用。[12]步入考古學發展新時期的新考古學出現階段(20世紀60—80年代),在傳統考古學重建文化史(主要是考古學文化時空框架的重建)的基礎上,美洲考古學家以復原或重建文化形態(生產力、社會組織和意識形態為主)、解釋文化過程(主要是文化發展的動因,屬于過程考古學范疇)這兩個更高層次的研究為目標,以進化論、系統論和生態學理論為思想指導,通過物質遺存所反映的考古學文化的各個方面及其與環境之間關系的研究,來更全面、系統地解釋文化發展的過程。作為文化生態系統中生物環境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動物資源利用方式和聚落形態研究中有關適應環境的生存戰略(包括食物、供給、聚落和維持戰略)研究,使動物考古研究的重要性進一步突出。[13]西亞的農業起源有關狩獵到飼養經濟發展過程的動態研究也得益于動物考古的微觀研究。[14]在考古學發展新時期的當展新階段(20世紀80年代至今),動物考古對于新學派中社會考古學各種社會形態經濟基礎的研究具有很強的說服力。[15]在探究古代人類精神世界的認知考古學有關肖像象征意義的研究中,動物考古知識的應用也獲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16]考古學流派將研究重點放在人類的適應性與系統平衡上,提倡生態學、進化論和辯證法相結合,這一過程中美國學者威廉?馬夸特對肯塔基西部貝丘遺址采食者的研究就體現出動物遺存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17]在社會學中程理論被引入到考古學后,在將其作為連接經驗性考古學材料與高層次文化理論解釋的橋梁的過程中,劉易斯?賓福德(LewisBinford)最有代表性的工作之一就是記錄了許多影響動物組合特征和條件的自然過程,并將這些過程應用到考古記錄的解釋中。在這個成功的中程理論應用研究范例中,動物考古的作用功不可沒①。[18]綜上所述,考古學產生和發展的歷程中,動物考古都不同程度地做出了貢獻,在提高人類對古代人地關系的認識水平上起到了積極作用。

以北美為代表的國際動物考古學發展歷程在梳理了動物考古與考古學淵源關系的前提下,根據理論與實踐的特征將動物考古學發展的階段性特征重新審視一下,有利于正確評價亞洲動物考古在整個世界動物考古領域所處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與考古學發展息息相關,國際上動物考古研究也是以歐美發達國家起步最早,以北美的階段性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以北美為代表的國際動物考古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形成階段、系統化階段、綜合化階段。第一階段或開始形成時期(19世紀60年代—20世紀初),動物考古工作的貢獻主要在第四紀地質及舊石器時代考古的年代學和地層變化研究方面[19],如揭示人類的古老性,確定早期人類如何生存以及如何獲得食物并重建古環境。這些貢獻主要建立在應用地質學的地層學和古生物學方法的進化論理論基礎之上。這一時期環境決定論、環境可能論以及歷史學方法處于全盛期,而動物材料并未被納入考古學文化范疇當中。第二階段或系統化發展時期(20世紀40—50年代),動物考古工作者致力于兩個相關的目標,即了解動物的生物學及生態學特征以及認識人類行為的時空變化。這就要將理論及方法植根于如物理及生物等大量學科的系統性引入。大量分析性和人類學研究伴隨著如下兩個概念的出現而產生:中程理論和用來檢驗生存對策的經濟和生態學模式。這一時期的一大特點是強調方法的重要性。第三階段或綜合化成熟時期(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文化資源管理的快速發展,在很多方面開展的歷史時期動物考古研究以及大量開發出來的模型和預設對考古學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文化生態學和人類學理論特別注重生態學和環境學議題,在動物考古實踐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目的在于研究適應、生存對策以及人與環境之間的功能性關系。可以這樣說,這一時期動物考古充滿了所謂新考古學的思考。[20]這一時期的一大特點是邏輯推理方法由歸納轉變為演繹。

動物考古的理論與方法及其回答考古學問題的研究層次基于達格拉斯?J.布爾(DouglasJBrewer)在《考古學方法與理論》所做的關于動物考古學的理論、方法與目標的論述,我們可以將各種論題按著研究層次劃歸到不同的組分中(見表1)。[21]從表1中可以看到,在生物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理論范疇內的各種理論框架下,動物考古學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學問題大多處于中等 研究層次,只是生物地層學及古生物學探討的問題處于基礎性研究層次;哲學范疇內,除了方法論里數據搜集處于基礎性研究層次之外,絕大多數理論框架下動物考古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學問題處于高等或者極高等研究層次;文化遺產管理范疇的均變論涉及較高等層次的研究;系統論范疇的社會經濟生態理論框架下探討的考古學問題處于極高等研究層次

考古學研究方法范文第2篇

關鍵詞：考古學；意義；發展歷程；計算機應用

考古學是通過古代遺存來研究古人的生活和社會發展。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相比，考古學與自然科學的聯系最密切，其研究方法，比如考古層位學、考古類型學都是自然科學中借鑒而來的。考古學不僅對研究過去的歷史有重要作用，而且對現代社會也有指導意義。

一、考古學在歷史研究中的意義。

（一）考古學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

中國的近代古代學起始于20世紀初。在大量古籍和歷史證據的存在下，中國考古學對考古學的發展提出不同意見和批評，但考古學在研究歷史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

考古學可重建和復原中國的古代史。歷史研究者可以從考古學中獲得大量資料，比如出土文獻和大量考古實物，它們包含著很多歷史信息。通過考古學家對文獻和實物的解釋，更有利還原當時的社會和人們的生活，把歷史展現在我們面前。

考古學可以證明文獻的真偽。歷史學家研究歷史，主要通過遺留下的文獻，考古學與遺留文獻的結合，可以解決很多難辨真偽的歷史問題。有的考古發現可與文獻相對照，彌補了文獻的不足或者從根本上彌補了文獻的缺失。

考古學的出現，擴大了歷史研究的領域。考古學還沒有盛行以前，歷史學家只是從文獻中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近代考古學出現后，一些史學家將目光轉向考古學，希望從考古中找出歷史問題的答案。

（二）考古學促進了歷史研究的進步。

現代考古技術的發展和大量應用，考古信息的采集方式更加多樣化，這樣從考提取的信息也會大量增加，就不斷的為歷史研究提供新課題。今天來，計算機技術被引入到考古學中，考古材料的管理更加方便和電子化保存考古數據。

考古學家經過多年的努力，考古學文化的編年和譜系在多數地區基本完成。考古學家還應該應積極引入外國考古學理論與方法，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未來考古更加注重材料的綜合理解和解釋。

二、考古學的發展。

（一）萌芽期。文藝復興至19世紀20年代是考古學的萌芽期，其主要特點是搜集和研究古代文物、調查古跡。中國的考古萌芽是從宋代開始的，但只是研究古物，并未涉及古代遺跡的研究。

（二）形成期與初步發展期。19世紀2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是考古的形成期，是北歐學者西蒙森和湯姆森相繼提出的“三期說”，即石器時代、銅器時代和鐵器時代。在這一時期，考古學者開展了一系列考古發掘，如對意大利龐培遺址的發掘。

（三）初步發展期。初步發展期大約處于1867年至1918年前后，考古發掘逐漸科學化。此時，出現了“考古類型學”，就是根據遺物的形狀和紋飾的不同，對其進行分類研究，研究和發現這些遺物之間內在的關系。考古學理論則是運用與考古相關學科的傳播論和進化論。

（四）基本成熟期。20世紀20年代初至50年代末是考古學的基本成熟期，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期從20世紀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其主要標志是考古學理論的豐富和創新、考古工作范圍的擴展，在這一時期，重大的考古發現的增多。后期從20世紀40年代至50年代末，其主要標志是考古學理論的改進。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由注重研究遺物的形式向將年代學與遺物的功能研究相聯系的轉變；根據遺跡和遺物研究古人的行為；注重研究文化變化與環境之間關系等。

（五）轉變期。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是考古學的轉變期，其最主要的特征是新考古學，即“過程考古學”的興起。在這一時期，中國考古學由于與外界缺少聯系，國外的各種流派對中國考古學的影響很小。

（六）全面成熟期。

20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末，是考古學的全面成熟期。考古界形成了一些新學派和理論，如社會考古學、認知考古學、中程理論等，它們中的大部分也往往被統稱為“后過程考古學”。

在這一時期，自然科學技術手段被用于考古學，如DNA分析、物理探測和化學成分分析等。同時，中國考古學界與國際學術界的聯系增加、交流不斷加強。中國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增多，中國的考古學在國際影響日益擴大。

（七）繼續發展期。進入21世紀，考古界各學派之間不再彼此排斥，而是呈現相互包容、百花齊放的局面。這一時期，中國考古學體系也逐步完善，自然科學技術手段的應用也越來越多，考古發現層出不窮。

三、計算機在考古學中的應用。

（一）對數據的處理。計算機的出現，為考古信息的管理帶來了極大的方便，還可對發掘的信息進行智能化技術處理，在考古過程中，有些工作僅憑人腦是難以完成的。比如，利用算機綴合卜甲碎片。計算機還可以對各種儀器分析的數據進行綜合處理，以及利用信息進行模擬試驗等。

（二）對遺址的勘探。有考古工作，考古人員不能實地工作的時候，比如對日軍731部隊遺址考古時，發現了在被日軍自毀的地下建筑遺跡里，有些地下通道和人體細菌實驗的罪證物還不知道其用途。勘探人員利用現代地球物理勘測技術進行了先期勘測，然后利用計算機繪圖技術對遺址群進行繪圖，考古人員則根據勘測數據顯示的重點區域進行考古鉆探工作。

（三）數字建模處理。在考古遺址發掘中，所有關于遺跡、遺物的一切信息，是考古學研究的重要基礎。在考古過程中，傳統的繪圖、照相以及文字記錄手段限于某種因素，已無法適應現在考古的發展，也無法準確地記錄遺跡信息和提供完整的資料。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和在考古工作的應用，如GPS、數字相機等一些新技術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考古遺址信息獲取的能力。

四、結語

隨著考古學的發展，在原有考古經驗的基礎上，新的科學技術會越來越多的被應用。由于考古學受到越來越多的人關注，全世界的考古學家的數量也在迅速地增長，考古討論會的舉行也大量增多。未來的考古學將進一步科學化、規范化和現代化。為實現這些目標，全世界的考古學家要共同努力，也需要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學科的積極參與和配合，只有這樣，考古學才能不斷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弗雷德?T?普洛格，陳虹.考古學研究中的系統論[J].南方文物，2006（4）.

考古學研究方法范文第3篇

我國考古學學科中“田野學校”的發展

近幾十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繁榮發展，國家進行了一系列基本建設工程，而考古部門則積極參與了諸如三門峽水利工程、三峽工程、南水北調等基本建設中的考古工作，發現了安陽殷墟、西安大明宮等珍貴的考古遺址，從而使考古發掘和文化保護一體化的趨勢日益明顯。然而，與我國近年來發現的大批珍貴遺址相比，我國考古學科的研究能力、創新能力以及與之相對應的技術力量卻遠遠不能支持和滿足考古發掘與文化遺產保護一體化的發展需求。因此，堅持加強國際合作與交流，與國外同行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共同發展，使中國考古學更快走向世界;堅持把考古發掘同遺址保護與利用結合起來，自覺為文化遺產保護和利用提供學術支撐，已經成為當前中國考古學發展的主流。這兩方面內容近幾十年來都積累了基本經驗，因此在今后的發展中也應予以傳承和弘揚。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為例，1994年以來，它先后與美國、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英國等國考古研究部門和高校合作開展中國田野考古工作［4］;2000年、2002年還派遣考古發掘隊前往德國、俄羅斯等國參加田野考古活動。目前，該所已與日本、韓國、越南、英國、法國、俄羅斯、德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秘魯等國的相關高校及考古機構，簽署了近20個長期友好合作交流框架協議項目。這也體現了田野學校這種交流手段已被國際考古學界接受，并在我國獲得了較大的發展。

“田野學校”在我國考古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中的應用

(一)“田野學校”在我國考古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中的應用

考古學是文理交叉的邊緣學科。隨著高校教學改革的不斷深化，國際考古學研究的深入開展和國內考古學界的廣泛關注與高度重視，以及在大力提倡素質教育，培養研究生具有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前提下，如何使得我國高等院校考古學專業研究生教育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已經成為考古學研究生教育中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除了應該加大考古學專業研究生課程建設與教學改革實踐的力度，進一步改善教學環境，創建國內一流的考古學專業實驗室和一套完備合理的教學體系，我國一些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的考古學者已經認識到參加及舉辦田野學校(FieldSchool)在考古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他們同時也進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嘗試，開創了田野學校這一培養考古學專業研究生創新能力的新途徑，期望能從根本上解決課堂講授的理論知識與實踐相脫節的現象。其所取得的成績，具體如下:1．2004年7月5日至8月18日，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師生7人與俄羅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考古與民族研究所在俄羅斯阿穆爾州的伊凡諾夫卡進行了考古發掘［5］。經過40天的野外作業，發掘面積共計250平方米，使用高技術手段測繪了30座靺鞨人古墓的地形圖與平面圖。同時，在此次發掘中，出土了包括陶器、金屬耳環、馬具、武器、青銅帶具、石器等在內的一批對研究靺鞨文化具有重要價值的遺物。針對此次考古田野學校的實踐，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朱泓教授說:“這是一次全新概念下的田野考古發掘活動。”2．2009年7月15日至9月6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考古系的兩位研究生赴羅馬尼亞參加由德國考古研究院歐亞考古研究所與羅馬尼亞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的羅馬尼亞皮特雷特遺址的聯合考古項目［6］。1943年，羅馬尼亞國家博物館曾對其進行過小規模的發掘。自2002年始，德國考古研究院歐亞考古研究所與羅馬尼亞科學院瓦西里•帕爾萬考古研究所合作，對其進行了大規模的考古發掘，在此次考古發掘之前已經進行了6個季度(2002、2004、2005、2006、2007、2008)的田野發掘作業。其發掘的目的是復原當地古代居民的生活，并考察當地公元前第五個千年的社會分化進程。此次發掘的領隊為德國考古研究院歐亞考古研究所的漢森教授，田野學校的成員包括來自德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土耳其、格魯吉亞、芬蘭、美國、中國的30多位考古學、地理學專業的學者及研究生。田野調查主要由考古學和地理學兩個團隊完成，其中，考古學團隊負責遺址的發掘、土壤的浮選以及地磁探測等;地理學團隊主要負責大面積的鉆探、取樣，以及勘測河道等收集古地貌信息的工作。在田野工作進行的同時，室內工作也有條不紊地進行著，這主要包括陶片的清洗、統計、拼對、繪圖、攝影等，負責室內工作的隊員同時也負責考古隊的后勤事務。另外，特殊的遺物亦有學者專門負責，并進行同步研究，例如對燧石核、石葉的分類，以及微痕分析等。通過參加此次的田野學校活動，使得考古學專業研究生熟悉并掌握了德國、羅馬尼亞等歐洲國家的考古發掘方法和研究理論，并與西方年輕學者建立起了聯系，為促進日后雙方的相互了解和學習搭建了平臺。3．2010年夏季，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考古學系的一位研究生赴洪都拉斯參加由美國哈佛大學皮博迪(Peabody)博物館組織的夏季田野學校(SummerFieldSchool)［7］。皮博迪博物館此次在科潘遺址舉辦的田野學校內容豐富，包括了田野考古發掘與整理、重要遺址參觀、西班牙語和瑪雅文字的專門教學、知名學者講座、閱讀與討論等諸多內容。除了上述活動外，來自不同國家的考古學專業研究生在發掘環節中還和哈佛大學考古學專業的部分研究生合作分組進行探方發掘，并參與了撰寫報告和整理陶片。通過此次田野學校的實習，使學生基本了解了科潘遺址的歷史、發掘現狀以及考古工作的方法。4．2008年夏季，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兩位研究生參加了由俄羅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考古學與民族學研究所和烏茲別克斯坦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聯合組織的田野學校［8］。此次夏季田野學校發掘的均為舊石器時代遺址，分別為Kulbulak，Kyzyl－AlmaII，Obi－RakhmatandDodekatymII四個遺址。通過此次田野學校的學習活動，使中國的考古學專業研究生不僅學習了中亞地區較為獨特的考古發掘方法，還對中亞地區舊石器時代中期至晚期的遺址文化面貌有了較為直觀的認識，同時也對晚更新世末期石葉技術在歐洲—中亞—東亞地區的傳播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

(二)“田野學校”的特點及其在我國考古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中的作用

根據國際考古學專業田野學校的一些主要活動情況，我們可以對田野學校的特點進行一定程度的歸納:一是在注重研究生基礎訓練的同時，著重培養了研究生的動手能力和研究創新能力;二是注重教學相長;三是與研究生的學習興趣和研究方向相結合，并貼近當前國內外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問題。考古學是一門實踐性極強的學科，同時為了適應高等教育的發展以及考慮到未來國家各項事業的發展對人才綜合素質和能力的要求，因此，研究生階段的田野學校應該納入我國考古學科研究生專業的培養計劃之中，最終成為貫徹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學理念、落實高校固本培源以及著重提高研究生綜合素質和能力之辦學特色的主要途徑。考古學作為一門獨特的學科，其發掘和研究的進展既和其他人文學科一樣，受到歷史、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響，同時又在很大程度上為自然科學技術所推動。中外考古研究工作基本狀況的差異盡管有著社會制度、歷史情況和科技水平等多方面的原因，難以通過閱讀相關專業文獻獲得全面的認識，但仍然可以通過采取使考古學專業研究生參加田野學校的形式進行了解，并為今后我國考古學專業研究生的專業研究提供很多借鑒。由此可見，田野學校在我國考古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中具有較為重要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一是田野學校形式多樣，培養了研究生的學術創新能力;二是提高了研究生的綜合素質，鞏固了其專業興趣;三是搭建了與國外考古青年學者及研究生進行學術交流的平臺，增進了彼此的了解，也為其畢業后可能存在的國際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我國考古學專業研究生教育實行“田野學校”培養模式的思路及方案

考古學研究方法范文第4篇

所謂“文獻”和“實物遺存”，兩者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但在有的場合，兩者卻能得到某種程度的統一。這是因為所有的“文獻”總有一定的載體，不管是金文、石刻還是簡牘，都可以看作是一種實物遺存，成為考古學研究的對象。其次，研究對象的不同決定了研究方法的區別。歷史學家往往尋求并研究特定的歷史事件的記錄，然后加以比較和辨偽。將它們置于年代序列中，按照前因后果對事件進行解釋。考古學則以地層學和類型學為基本的研究理論和方法，①通過發現的遺跡和遺物，研究古代人類更廣泛領域的生活方式，力求全方位揭示人類活動發展變化的軌跡。科學的考古學的真正要義在于超脫文獻而獨立研究物質遺存。但是考古學現在的主要理論方法地層學和類型學，只是整理材料的分析方法，大量考古發掘報告的器物羅列和描述不能有效地反映歷史信息。考古工作者在解讀考古遺存所蘊含的歷史文化信息能力上的欠缺，直接影響了考古發掘報告的科學性和實用性。比如在描述某一個器物的特征時，常出現“弧腹”、“微弧腹”、“腹稍弧”等詞語，除了報告的撰寫人外，讀者很難領悟到器物的具體形態特征。這也導致許多歷史研究人員無法讀懂考古報告，這種情況下文獻和考古發現難以契合。②

多數人對考古學的作用還局限于“正經補史”的階段，還停留在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認識上，從而忽視了考古學的本質就是超越歷史文獻，通過實物遺存反饋歷史信息。考古學最大的優勢在于可以從生態環境、生存方式、技術經濟、社會結構乃至意識形態等各個層次來全面分析歷史時期的各種演變，從而探尋影響社會文化的各種因素。③在進行考古工作的過程中，可以參考文獻材料，但是不能被其主導、引導，更要杜絕“先入為主”式的考古發掘，而是讓材料牽著鼻子走，④通過以物論史，透物見人，為中國的歷史與文化的研究作出新的貢獻。因此，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羅泰教授在談論文獻和考古的關系時，認為文獻的甄別和與考古結合的工作不一定是考古學家一定要做的，考古學家的主要任務是要把物質文化研究清楚，然后把結果報告成歷史等學科的專家能夠使用的方式，然后讓文獻學和考古學的研究并立而存在，兩者結合的地方不一定能夠找到，當然兩者是同一個現象的不同側面。⑤這種觀點也是西方考古學界所共有的，也對現階段中國考古學發展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在商品經濟的“唯利是圖”的大背景下，一些專門宣傳考古與文物收藏的欄目出現在大眾的面前，如《探索發現》、《鑒寶》、《尋寶》和《天下收藏》等，平面媒體的宣傳作用不容小視。隨即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股全民的考古以及文物收藏熱潮。中國傳統考古學還沒有完全適應這種快速的發展，從而帶來許多的被動和質疑。但是，中國考古學應該在自身學術規范健全的基礎上，去逐漸適應社會的發展和公眾的需求，并借機宣傳自己，一舉兩得。而如何向大眾展示規范的考古學，讓他們能接受考古的新發現，減少質疑和批評的聲音，這是我們下面討論的重點。首先，在田野考古發掘的過程中，規范考古發掘的流程，嚴格按照國家文物局頒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規程》⑥進行，杜絕挖寶式的考古和唯經費至上的搶救性發掘。其次，盡量避免破壞性的發掘，做好發掘后期的善后工作，給公眾留下良好的印象。考古遺存是不可再生的資源，保護意識應貫穿著發掘工作的始終過程。發掘的遺跡是現場保護還是遷移保護，是現場展示還是就地掩埋，亦或就地回填等問題，需要妥善處理考古發掘與保護文物原狀的關系，還涉及到可移動文物的現場提取和保護問題，也包括不可移動遺跡的長期保護相關問題。為解決上述保護中存在的問題，考古工作者在發掘的過程中，邀請文物保護和科技相關人員參與到考古發掘中。《科技日報》提及的“文物保護航母”就是在這種形勢下產生的，它是一個跨學科、跨領域、跨行業、跨部門的產物，由敦煌研究院、國家博物館、中國社科院、清華大學等單位共同研發的，是我國首個“文物出土現場保護移動實驗室”。自2009年起，先后多次出現在山西、陜西、山東和湖北等地的考古發掘現場，為考古工作提供比較系統的技術，并且及時地處理和保護了出土文物。⑦這種模式值得在全國范圍內推廣。

中國傳統考古學一直缺少與外界的有效溝通，在曹操高陵的世紀辯論中，甚至有考古人員提出“非專業人士不能質疑”的說法，遭到包括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袁濟喜的強烈反對，他認為考古不僅是一個專業問題，還牽涉到共同的學術規范，而這些學術規范適用于任何一個學科領域。⑩這也就要求相關專家和部分在向公眾公布信息時，一定要做到全面、嚴肅，尤其是考古的結論，應避免學術的浮躁，經多方面考證確認為定論后，才能公布于世。英國考古學家特里格認為，如果把考古材料作為一種宣傳工具為政治和社會服務，其結果對我們是有害而無益的。尤其是曹操高陵的商業價值，有學者估算出每年能為當地帶來至少4.2億元的經濟收入。這就不免產生地方政府之間爭奪名人效應的現象。

通過以上論述，我們可以清楚地認識到，在當今日新月異的社會，中國考古學的學術規范性直接影響了學科的發展，對樹立考古學在大眾心目中的形象極為重要。每一名考古從業人員和研究人員都有義務維護其學術規范，從而促進中國考古學健康快速地發展。誠然，在進行考古學研究的過程中，道德規范是考古研究人員的學術操守，我們反對任何形式的學術抄襲和學術不端行為，并同時尊重不同的學術思想，積極開展健康的學術爭鳴，不為學術研究沾染任何功利性的色彩。在考古學文章成文的過程中，首先要忠于原始材料，引用第一手的材料，如考古報告和簡報等，避免因轉引造成不必要的錯誤和爭端。（本文作者：張倩單位：河南省濟源市濟瀆廟管理處）

考古學研究方法范文第5篇

中圖分類號：K8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6X（2013）11-0000-02

20下半葉以來，考古學的理論的形成與發展有了很大的飛躍，尤其是通過對中外考古學理論的對比研究之后，深切地感受到考古學理論發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考古學理論在以后考古學的進一步發展道路上一定會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某種角度來說，對考古學理論的研究是迫在眉睫，我們一定要對考古學理論的認識上升到一個高度，因為對考古學理論的研究是我們進行考古學研究的前提和基礎，它決定著我們具體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影響，而且也決定著考古學以后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方向。

古今中外，人們對古代的事物似乎都有一種難以言明的情懷。其中有人們對古代事物的好奇，有對古代事物的崇拜，有對古代事物的喜歡，等等。這也許是科學考古學形成的原因之一。科學考古學在形成之后就在技術和理論的影響之下慢慢前行，其理論的發展過程更是曲折，可以說考古學的理論是在不斷的否定基礎上前進的。下面就談一談關于考古學理論方面的認識。首先有這兩個問題擺在我們面前，需要我們引起注意。第一，考古學的研究需要理論嗎？第二，考古學理論是什么？

考古學的研究需要理論嗎？這個問題在現在看來猶如廢話，可是在中國考古學的早期它確實是缺失的。如果考古學的研究就不需要理論的指導，那么無論我們在這上面花費多大的時間和精力，那都只會是徒勞。結合我國考古學的形成和早期的發展來看，考古學的理論在我國基本上沒有什么地位。張光直教授曾在特里格《時間與傳統》的中文譯本的序中提到，最近兩年出版的《中國考古學年鑒》固然是對當代中國考古學研究活動很可靠的反映，而在這里面根本沒有“考古學理論”這個范疇。可見，“理論”這件東西在當代中國考古學研究活動中可以說沒有什么地位。①考古學理論在我國早期的考古學的研究中沒有被引起足夠的重視是有其原因的。首先，現代考古學在我國的形成是在20世紀20年代的事情，當時受國內的“五四”運動和古史辨運動的影響，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對上古史提出了質疑，而且還對史籍中對早期國家的記載提出了質疑，于是這就遭到傳統史學派的反對，但是他們又沒有具體的實物證據。所以，雙方就都把目光投向了考古實物。其次，我國早期在國外留學的學生也陸續回國，他們大部分在國外學的是地質古生物學。李濟在美國哈佛大學攻讀了人類學，并獲得了博士學位。回國以后由于各種原因他決定開始在山西省沿汾河流域進行初步調查，并與1926年10月到12月開始了對夏縣西陰村的發掘。關于李濟先生發掘夏縣西陰村的動機我們可以在《李濟文集卷二》里找到，受當時安特生在對我國進行的一些考古發掘基礎上形成的對我國史前文化的認識和史前文化與歷史文化的關系問題的認識上，李濟先生想通過自己的實際調查與考古發掘找到關于上述兩個問題的答案。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李濟先生在山西夏縣進行的考古發掘為我國的田野考古發掘掀開了帷幕，也正是他的這一動機或發掘目的使我國的考古學在一開始就走向了歷史學的范疇，其在發掘過程中對地層和出土物的觀察和分類的方法還難以上升到理論的高度。梁思永先生在美國哈佛大學攻讀了考古學和人類學，并受了現代考古學的專門訓練。1930年夏季畢業回國之后，便開始了一系列的田野考古發掘，其主要貢獻之一是依據考古地層學的證據，確定了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和小屯殷墟文化之間的關系，解決了中國考古學上的一個大問題。由于這些早期的學者將中國考古學堅定的放在了歷史學的范疇之內，將考古學引上了一條有別于西方考古學的發展道路。最后，再加之史學研究在我國傳統文化中的正統至尊的地位，于是我國的考古學在一開始就走上了同金石學有著共同目標的證經補史的道路，也就是說考古學的發展是為歷史學提供服務的。它的目的只是通過考古發掘來填補歷史上的空缺。所以早期我國考古學所運用的考古地層學和考古類型學的方法都是用來解決這一問題的。考古學理論在我國早期考古研究中的缺失并不代表考古學的研究就不需要理論的指導。對于考古學的研究，筆者認為可以將其分為兩個大的方面：第一，考古材料的積累，這其中又包含兩個部分。一是獲取考古材料的途徑，二是對獲得的考古材料作基礎性的研究，為后面的進一步的研究打好前提和基礎。第二是對考古材料的解釋或從考古材料中提取信息的能力。關于第一個方面，主要包括田野考古的調查與發掘以及對發掘現場遺跡和遺物的基本信息的獲取，在發掘過程中對考古地層學的應用以及對出土遺物所進行的類型學的分析，而且從我國考古學發展的歷程來看，大部分重大考古事件的發生都是很偶然的事情，例如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的發掘和河北滿城漢墓的發掘都是在無意中發現的。所以在第一個方面即考古材料的積累方面對考古學理論的涉及很少。但是在第二方面也即對考古材料的解釋或從考古材料中提取信息的能力方面對考古學的理論要求非常高。可以毫不夸張的說，如果沒有考古學具體理論的指導，那么對考古學的解釋可能就會停滯不前。而且衡量考古學的發展水平的高低主要是看它對考古材料的解釋能力，而并不是看考古材料的積累的多少。這就如同在一些自然學科里一樣，如果我們只是積累現象而不去總結規律的話，那么就不會有那些對后來影響巨大的定理。考古學之所以能夠成為是一門學科，其目的也同其它學科一樣在于探索在某一領域的規律，而考古學要探索的規律不只是簡單的還原古代社會人們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力求了解人類在過去是如何生活的，力圖探索考古現象產生的原因，并解釋社會文化發展的規律。換句話說，如果古代人們的生活是現象，那么我們就要探索是什么因素導致這些現象的發生。而我們現在的考古發掘所發現的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古代人們生活的全部遺留。由于各種自然和人為的原因再加上由于某些物質材料不易保存的原因都導致了我們現在所發現的不可能是古代人們的全部遺留物。所以我們要通過僅存的不完整的遺存去探索古代人們生活的規律，其難度無疑使非常大的，如果再加上沒有理論的指導，那么其結果就微乎其微。我們可以把考古發掘的遺留物劃分為物質生活方面和精神生活方面，相對于物質生活方面的遺留物，對精神方面的遺留物的研究更加需要理論的指導，因為它不直接作用于物質生產對象，它反映的都是人們的日常精神生活。考古學探索的問題被西方考古學家用6個“W”來表達，它們是Who（誰）、What（什么）、When（何時）、Where（何處或從何而來）、How（怎么回事）和Why（為什么）。②隨著考古學的不斷發展，考古學家把他們研究的重點越來越放在了后兩個方面，也就是對產生事物內在原因的探索，既然是探索事物產生的內在原因而不是對事物外在方面的觀察和總結，所以考古學的理論是在考古學的研究中必不可少的而且越來越被重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