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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考古學的認識范文第1篇

中圖分類號：K8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6X（2013）11-0000-02

20下半葉以來，考古學的理論的形成與發展有了很大的飛躍，尤其是通過對中外考古學理論的對比研究之后，深切地感受到考古學理論發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考古學理論在以后考古學的進一步發展道路上一定會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某種角度來說，對考古學理論的研究是迫在眉睫，我們一定要對考古學理論的認識上升到一個高度，因為對考古學理論的研究是我們進行考古學研究的前提和基礎，它決定著我們具體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影響，而且也決定著考古學以后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方向。

古今中外，人們對古代的事物似乎都有一種難以言明的情懷。其中有人們對古代事物的好奇，有對古代事物的崇拜，有對古代事物的喜歡，等等。這也許是科學考古學形成的原因之一。科學考古學在形成之后就在技術和理論的影響之下慢慢前行，其理論的發展過程更是曲折，可以說考古學的理論是在不斷的否定基礎上前進的。下面就談一談關于考古學理論方面的認識。首先有這兩個問題擺在我們面前，需要我們引起注意。第一，考古學的研究需要理論嗎？第二，考古學理論是什么？

考古學的研究需要理論嗎？這個問題在現在看來猶如廢話，可是在中國考古學的早期它確實是缺失的。如果考古學的研究就不需要理論的指導，那么無論我們在這上面花費多大的時間和精力，那都只會是徒勞。結合我國考古學的形成和早期的發展來看，考古學的理論在我國基本上沒有什么地位。張光直教授曾在特里格《時間與傳統》的中文譯本的序中提到，最近兩年出版的《中國考古學年鑒》固然是對當代中國考古學研究活動很可靠的反映，而在這里面根本沒有“考古學理論”這個范疇。可見，“理論”這件東西在當代中國考古學研究活動中可以說沒有什么地位。①考古學理論在我國早期的考古學的研究中沒有被引起足夠的重視是有其原因的。首先，現代考古學在我國的形成是在20世紀20年代的事情，當時受國內的“五四”運動和古史辨運動的影響，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對上古史提出了質疑，而且還對史籍中對早期國家的記載提出了質疑，于是這就遭到傳統史學派的反對，但是他們又沒有具體的實物證據。所以，雙方就都把目光投向了考古實物。其次，我國早期在國外留學的學生也陸續回國，他們大部分在國外學的是地質古生物學。李濟在美國哈佛大學攻讀了人類學，并獲得了博士學位。回國以后由于各種原因他決定開始在山西省沿汾河流域進行初步調查，并與1926年10月到12月開始了對夏縣西陰村的發掘。關于李濟先生發掘夏縣西陰村的動機我們可以在《李濟文集卷二》里找到，受當時安特生在對我國進行的一些考古發掘基礎上形成的對我國史前文化的認識和史前文化與歷史文化的關系問題的認識上，李濟先生想通過自己的實際調查與考古發掘找到關于上述兩個問題的答案。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李濟先生在山西夏縣進行的考古發掘為我國的田野考古發掘掀開了帷幕，也正是他的這一動機或發掘目的使我國的考古學在一開始就走向了歷史學的范疇，其在發掘過程中對地層和出土物的觀察和分類的方法還難以上升到理論的高度。梁思永先生在美國哈佛大學攻讀了考古學和人類學，并受了現代考古學的專門訓練。1930年夏季畢業回國之后，便開始了一系列的田野考古發掘，其主要貢獻之一是依據考古地層學的證據，確定了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和小屯殷墟文化之間的關系，解決了中國考古學上的一個大問題。由于這些早期的學者將中國考古學堅定的放在了歷史學的范疇之內，將考古學引上了一條有別于西方考古學的發展道路。最后，再加之史學研究在我國傳統文化中的正統至尊的地位，于是我國的考古學在一開始就走上了同金石學有著共同目標的證經補史的道路，也就是說考古學的發展是為歷史學提供服務的。它的目的只是通過考古發掘來填補歷史上的空缺。所以早期我國考古學所運用的考古地層學和考古類型學的方法都是用來解決這一問題的。考古學理論在我國早期考古研究中的缺失并不代表考古學的研究就不需要理論的指導。對于考古學的研究，筆者認為可以將其分為兩個大的方面：第一，考古材料的積累，這其中又包含兩個部分。一是獲取考古材料的途徑，二是對獲得的考古材料作基礎性的研究，為后面的進一步的研究打好前提和基礎。第二是對考古材料的解釋或從考古材料中提取信息的能力。關于第一個方面，主要包括田野考古的調查與發掘以及對發掘現場遺跡和遺物的基本信息的獲取，在發掘過程中對考古地層學的應用以及對出土遺物所進行的類型學的分析，而且從我國考古學發展的歷程來看，大部分重大考古事件的發生都是很偶然的事情，例如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的發掘和河北滿城漢墓的發掘都是在無意中發現的。所以在第一個方面即考古材料的積累方面對考古學理論的涉及很少。但是在第二方面也即對考古材料的解釋或從考古材料中提取信息的能力方面對考古學的理論要求非常高。可以毫不夸張的說，如果沒有考古學具體理論的指導，那么對考古學的解釋可能就會停滯不前。而且衡量考古學的發展水平的高低主要是看它對考古材料的解釋能力，而并不是看考古材料的積累的多少。這就如同在一些自然學科里一樣，如果我們只是積累現象而不去總結規律的話，那么就不會有那些對后來影響巨大的定理。考古學之所以能夠成為是一門學科，其目的也同其它學科一樣在于探索在某一領域的規律，而考古學要探索的規律不只是簡單的還原古代社會人們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力求了解人類在過去是如何生活的，力圖探索考古現象產生的原因，并解釋社會文化發展的規律。換句話說，如果古代人們的生活是現象，那么我們就要探索是什么因素導致這些現象的發生。而我們現在的考古發掘所發現的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古代人們生活的全部遺留。由于各種自然和人為的原因再加上由于某些物質材料不易保存的原因都導致了我們現在所發現的不可能是古代人們的全部遺留物。所以我們要通過僅存的不完整的遺存去探索古代人們生活的規律，其難度無疑使非常大的，如果再加上沒有理論的指導，那么其結果就微乎其微。我們可以把考古發掘的遺留物劃分為物質生活方面和精神生活方面，相對于物質生活方面的遺留物，對精神方面的遺留物的研究更加需要理論的指導，因為它不直接作用于物質生產對象，它反映的都是人們的日常精神生活。考古學探索的問題被西方考古學家用6個“W”來表達，它們是Who（誰）、What（什么）、When（何時）、Where（何處或從何而來）、How（怎么回事）和Why（為什么）。②隨著考古學的不斷發展，考古學家把他們研究的重點越來越放在了后兩個方面，也就是對產生事物內在原因的探索，既然是探索事物產生的內在原因而不是對事物外在方面的觀察和總結，所以考古學的理論是在考古學的研究中必不可少的而且越來越被重視的一部分。

對考古學的認識范文第2篇

在科技考古這個名稱尚未出現以前,這方面的研究一般稱之為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或自然科學技術手段在考古學中的應用,有時還稱之為實驗室考古。20世紀80年代末期提出科技考古這個詞,20多年來科技考古這個詞已經基本上被學術界所接受(1)。今天,大家都明確地意識到,科技考古包含了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的全部內容。但是,這個研究必須以考古學研究的目的為指導,必須帶著考古學的問題開展研究,對研究結果的認識必須結合考古出土背景進行分析,即考古學研究的意識必須貫穿于整個科技考古研究的過程之中。在當今中國考古學的發展中,科技考古正在發揮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科技考古研究歷程的角度回顧夏鼐先生當年憑借大科學家的學術敏銳和淵博的知識,努力推動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的歷歷往事,同樣由衷地感受到這位學術泰斗的偉大之處。本文試圖依據重讀《夏鼐文集》里收錄的有關涉及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的經典文章及其他資料,首先介紹夏鼐先生對中國科技考古研究的倡導作用及親身實踐,認識他發揮的無與倫比的作用。其次闡述自己對于如何沿著夏鼐先生規劃的宏圖,加倍努力,建設好中國科技考古學科的思考。

一、夏鼐先生建設中國科技考古學科

的豐功偉績

夏鼐先生建設中國科技考古學科的豐功偉績大致可以分為作為中國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導者和組織者,規劃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的學科布局;作為中國考古學的領軍人物,從理論上論述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的主要內容及把握研究的核心問題;作為大學問家,親自從事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及科技史研究等幾個方面。

(一)規劃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的學科布局

夏鼐先生多年來一直以中國考古學領軍人物的地位及能力,倡導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推動多個自然科學技術手段在考古學中的應用領域的建設。

比如,他領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當年隸屬于中國科學院)建立碳十四年代測定實驗室。早在1955年,夏鼐先生就在《考古通訊》上介紹20世紀50年代初,由美國科學家W. F. 利比(Libby)發明的放射性碳素測定年代的方法,指出它的重要性,并建議在國內建立實驗室進行測定工作(2)。這篇文章距離利比發明這個方法的時間只有5年,距離介紹這種測定方法的著作的出版只有3年。除了及時撰文介紹國際考古學研究中應用碳十四斷代這個最新成果以外,20世紀50年代末,夏鼐先生經楊承宗先生介紹,從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引進仇士華和蔡蓮珍兩位先生到考古研究所工作,積極組織實施在考古研究所籌建碳十四斷代實驗室。到1965年5月,碳十四斷代實驗室開始測定出第一批標本的年代數據。到1972年《考古》復刊后的第1期,公布了第一批測定年代數據(3)。

除了建立碳十四測定年代實驗室以外,夏鼐先生對于在考古研究所建設其他自然科學技術手段在考古學中的應用領域也傾注了極大的心血,不斷吸引多個領域的專門人才到考古研究所工作。在夏鼐先生的直接領導下,考古研究所于1959年開始籌建常量化學分析實驗室,1961年開始體質人類學的研究工作,后來建立了體質人類學研究組。1963年開始動物考古學的研究工作,后來建立了動物考古研究組。1975年籌建熱釋光年代測定實驗室。1978年成立實驗化驗室。1978年在實驗化驗室開始發射光譜分析工作。1980年在實驗化驗室開始金相分析工作。1984年在實驗化驗室籌建穆斯鮑爾譜分析工作等等。

在夏鼐先生的大力推動下,當時考古研究所的自然科學技術手段在考古學中的應用范圍已經涉及到碳十四年代測定、熱釋光測定年代等年代學的研究,體質人類學的研究,動物考古學的研究,陶器、青銅器等器物的物質結構和化學成分分析等等,初步構建起一支具有多個領域的研究團隊,在當時全國考古學界起到了很好的領軍作用,發揮了重要的研究作用。

夏鼐先生除了在考古研究所內大力推動自然科學技術手段在考古學中的應用以外,還努力加強與所外多個科研和教學機構的專家們的合作,開辟新的研究領域。如石興邦先生曾經提到夏鼐先生很重視考古發掘中古動物與古植物的研究,并鼓勵大家盡量以最好的方法,采集與生態環境有關的各種標本,以便更確切地鑒定人類生存的年代及古地理、古氣候狀況,以及古地理、古氣候對古人類文化的影響(4)。

何天相先生曾經提到夏鼐先生采集了甘肅敦煌西漢時期的簡牘殘片、棺木接榫、甘肅武威唐朝時期的馬鞍,并把這些珍貴的木質材料送給他進行樹種鑒定研究(5)。這屬于植物考古研究的范圍。

夏鼐先生與北京科技大學(原名為北京鋼鐵學院)的柯俊院士交往甚密。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就向柯俊院士領導的“中國冶金史編寫組”提供過不少考古研究所發掘出土的青銅器標本和鐵器標本,請他們進行金相和成分方面的鑒定和研究,這些研究成果都及時發表在《考古學報》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與柯俊院士合作,對河北藁城臺西遺址出土的商代銅柄鐵鉞進行研究,證明這件鐵器是用隕鐵制成,這項研究成果在當時的國內外學術界都引起極大的反響(6)。

夏鼐先生還十分關注古陶瓷方面的研究,他專門邀請中國科學院上海硅酸鹽研究所的周仁所長對考古發掘出土的陶片和瓷片進行科學分析,提供科學性的技術鑒定。并在《考古學報》上發表周仁先生的研究文章(7)。當周仁先生等撰寫的《景德鎮瓷器的研究》一書出版后,夏鼐先生專門為此寫了書評,詳細介紹此書涉及的清初瓷器胎、釉的研究;景德鎮制瓷原料胎、釉的研究;景德鎮瓷器質量的改進和中間工場生產試驗;鈷土礦的撿煉和青花色料的配制等等。強調此書對于考古人員研究古代陶瓷的啟發作用(8)。

(二)從理論上論述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的主要內容及把握研究的核心問題

夏鼐先生在與王仲殊先生合作撰寫的“考古學”里,專門強調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科學都與考古學相關,比如在自然科學方面,自然地理學、地質學、氣象學和生態學等,主要是協助研究遺址所在地區的地史和天然資源,從各個方面復原當時的自然環境。生物學(動物學和植物學)和體質人類學,主要是用以鑒定發掘出土的植物遺存、動物和人類的骨骸,并判定它們的年代。物理學和化學則應用于對遺址的勘探,對遺物成分和性質的分析,并測定它們的年代。在工程技術科學方面,建筑學和土木工程學應用于對遺址的發掘、測量、制圖,對發掘出來的遺跡進行復原或在現場加以保存等。采礦冶金學、陶瓷學和染織學應用于對工場址、礦址、窯址等遺跡的考察,對銅器、鐵器、陶瓷器、玻璃器、紡織品等遺物的分析和研究,造船學則專門應用于對發掘出來的造船工場遺址和船舶的遺物進行考察和研究。他們還以地質學、植物學、動物學和體質人類學為例,用較大的篇幅詳細討論這些學科的原理、在考古學中應用的具體方面及其學術價值。他們還圍繞方法進行介紹,如在測定考古資料的絕對年代時可以應用的多種自然科學方法;在判別各種器物原料的成分及其產地,并究明器物的制造方法和用途時,除普通化學分析之外,還有多種利用自然科學儀器設備進行測試的方法等(9)。

今天我們懷著敬仰之心重新閱讀夏鼐先生當年的論述,仍然對其包含的科學性、前瞻性、現實性而肅然起敬,這些論述涉及到我們今天科技考古學科形成的基礎。比如,對比科技考古研究與自然科學相關學科的研究,他們都使用同樣的儀器設備,依據同樣的分析原理,運用同樣的技術手段,研究對象是同樣的生物種屬或由同樣的物質結構和化學元素組成。他們的不同主要表現在科技考古研究的對象是考古遺址發掘出土的資料或屬于古代的資料,而自然科學相關學科研究的對象除古代的以外,更多的是現代的資料。另外,前者的最終目的是如何解釋古代人類的行為,探討當時的歷史,而后者是認識物種的特征及物質的形態、結構、性質和運動規律。

考古學與自然科學相關學科分屬于不同的學科,分別有自己的研究目標、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這就意味著學科之間的結合不是簡單地合并到一起就能夠解決問題的,學科之間的有機結合需要把握好核心問題,需要各個學科的研究人員一起探討和共同努力。

以如何認識碳十四年代測定為例,夏鼐先生在1977年就撰文提醒考古研究人員在涉及有關碳十四年代測定數據時要注意三點。第一,有兩個計算碳十四年代的半衰期值,利用不同半衰期值計算的年代數據不能夠互相比較,如果要比較,必須先換算成使用同一個半衰期值計算的年代。由于不同年代的碳十四濃度是有變化的,對碳十四年代的數據需要作樹輪校正。第二,碳十四斷代實驗室給出的碳十四年代后面的加減號和數字是統計學上的標準偏差,無論是一個標準偏差還是兩個標準偏差,實際年代有可能在這個偏差范圍之外。第三,除統計學偏差以外,由于污染、標本本身的特殊性質等多種原因都可能引起年代誤差。所以只有一系列的基本一致的碳十四年代才是有價值的,而一兩個孤零零的數據是沒有多大意義的(10)。

這三點認識涉及到如何科學地、客觀地、全面地認識和應用碳十四年代測定數據,也涉及到在考古現場采樣時就要防止標本的污染以及任何時候都不能忽略由于多種原因可能引起的誤差。到30多年后的今天,夏鼐先生當年提到的這些認識仍然是我們考古研究人員要時刻注意的碳十四年代測定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

除了詳盡地論述在具體的碳十四年代測定方面需要注意的問題外,夏鼐先生還就整個考古學與自然科學相關學科結合的問題提出總體思路。他認為考古學中有些問題是考古工作者自己沒有能力解決的,只能提供資料請科技史專家或科技專家幫助我們進行鑒定和研究。但是考古工作者要明確提出想解決什么問題,以便別人能夠配合我們進行研究。我們提供實物標本時首先要搞清楚出土的情況。如果科技專家科學分析的結果,產生難以解答的新問題,對提供的資料產生疑問,我們考古工作者便應重新核查自己采集標本時是否有疏忽,是否有些情況沒有搞清楚,或者不夠確切,最好我們能自己加以改正(11)。

夏鼐先生強調了考古研究人員在提供樣品時要有考古學的思考,這樣才能把握好與自然科學相關學科的專家進行合作研究的方向,努力做到有的放矢。用考古學的思考來主導樣品采集、測試的目的,這是當今科技考古的精髓。夏鼐先生還強調了考古出土狀況如何決定了材料的科學價值如何,因此對于考古出土背景的把握必須慎之又慎。要充分重視考古材料出土狀況的科學性,這是最終提出科學結論的基礎。夏鼐先生曾經幾次提到有些所謂重大發現,實際上來自被污染的樣品或有特殊背景的樣品,這樣的教訓永遠應該引以為戒。夏鼐先生的這些認識可謂是從宏觀上把握住考古學與自然科學相關學科結合的核心問題。

(三)親自從事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及科技史研究

夏鼐先生經常強調一點,要做好考古學研究,一定要對許多關系密切的學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例如科技史、狹義的歷史學(包括文獻學和考據學)、民族學、地質學、體質人類學、生物學、化學等等(12)。從現在的思考而言,這里面就涉及到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的內容。尤其值得敬佩的是夏鼐先生不僅是這個方面的提倡者,更是一位身體力行者,他在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及科技史研究方面涉及到多個領域,有些方面的論述至今尚無人望其項背。

比如在碳十四測定年代研究領域,夏鼐先生在第四批放射性碳素測定年代報告發表以后,發表了著名的《碳-14測定年代和中國史前考古學》一文。他在文章中充分肯定了碳十四測定年代方法的作用,認為從前對于有文字記載以前各種文化的絕對年代是沒有辦法作正確的斷定,史前的年代學幾乎是完全建立在主觀臆測和推論上,由于利用碳十四測定年代法,全世界的史前考古學可以說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他還在文章中借用其他學者的話,把放射性碳素斷代法稱之為20世紀史前考古學中的大革命(13)。后來,他自己也進一步提出,由于碳十四測定年代方法的采用,使不同地區的各種新石器文化有了時間關系的框架,使中國的新石器考古學有了確切的年代序列而進入一個新時代(14)。夏鼐先生利用已經測定的、經過審核的、公元前1000年以前的94個數據,全面整理了幾個舊石器時代遺址及中原地區、黃河上游甘青地區、黃河下游地區、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的測年數據,另外還整理了華南、西南和東北地區的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文化的遺址,基本上把當時所知的中國史前各個文化的年代序列作了一個階段性的清理。在此基礎上,首次提出中國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觀點,否定了原來起源于黃河中游的中原地區,然后向四周傳播的舊說(15)。

在天文學領域,夏鼐先生依據自己的淵博知識,對河南洛陽西漢壁畫墓中的12幅星象圖及河北宣化遼墓的星圖進行解讀,詳細闡述了中國二十八宿的由來及特征,指出盡管依據文獻記載,二十八宿體系在中國創立的年代最早是戰國中期(公元前4世紀),但可以根據天文現象推算到公元前8至6世紀。同時,也介紹了起源于巴比倫、完成于希臘的黃道十二宮的特征,并探討了其傳入中國的年代可能早至隋代。二十八宿和黃道十二宮,是和天文學中其他成果一樣,最初起源于生產實踐。中國和西方的勞動人民累積生產實踐的長期經驗,分別創立這兩種體系來劃分天球,以便于觀測日、月、星辰等運行的位置,從而規定季節歲時,以便利于季節性的生產活動(16)。

在冶金考古領域,夏鼐先生圍繞湖北黃石銅綠山古銅礦遺址進行研究,確定古礦井大多集中在大理巖和火成巖(花崗閃長斑巖)的接觸帶上,依據各種遺跡現象認識古代人為挖取礦石而開拓巷道時,專門制作了木質的不同形制的礦井支架,構建相當完整的排水系統,依靠井口高低不同產生的氣壓差所形成的自然風流確保礦坑下的氧氣供給,使用轆轤提升礦石等等。依據熱釋光測年,將幾座古爐的年代定為春秋時期。當時冶銅的原料是孔雀石和自然銅等含銅品位很高的礦石。通過煉銅模擬實驗,對實驗結果進行化驗,與出土遺物的化驗結果進行比較,對當時正常的冶銅生產需要具備的條件、古煉爐的性能、春秋時代的冶銅業達到的水平等等有了比較全面的了解,大致復原了當時的整個冶煉過程(17)。通過請相關研究人員對江蘇宜興西晉周處墓出土的金屬帶飾進行重新鑒定,應用密度測定、光譜分析、X射線物相分析和電子探針等技術開展研究,確定它們都是銀制品,而不是以前所說的鋁,糾正了 “晉代已經存在金屬鋁”的錯誤說法。另外,還依據此墓曾經被盜掘的事實,認為以前檢測發現的碎鋁片,很可能是后世混入的(18)。

在古代的紡織技術研究領域,夏鼐先生通過對新疆尼雅遺址和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綺、錦和刺繡開展研究,從經緯線各自的數量、經線起花、鎖繡法等織造技術的分析入手,探討中國古代紡織技術發展史以及古代中國與西方的文化交流和貿易往來(19)。他依據對考古資料的判斷、對養蠶技術及蠶絲的物質結構的認識、對古文字資料的理解、對文獻資料的解讀、對紡織技術的把握等等,再現了漢代和漢代以前中國絲綢生產技術的一般狀況,為認識中國絲綢在世界的影響及古代橫貫亞洲大陸的“絲綢之路”的重要意義奠定了很好的基礎(20)。

夏鼐先生通過對宋代的杰出科學家沈括的研究,用《沈括與考古學》為名撰文介紹,從這篇文章中也可以看到他一直強調的具備多學科的知識開展考古學研究的用心。如他在文章中指出,沈括用冶金學原理解釋古劍,用光學來解釋古鏡,用幾何學來解釋弩機上“望山”的用法,用民族學材料來比較漢畫像石上的古衣冠和祭器,用度量衡學來研究漢代及秦漢以前的長度和容量等。甚至談到沈括注意到古代地形和氣候的變化,其研究方向已接近于現代的所謂“環境考古學”(21)。

夏鼐先生還依據考古發掘出土的各種遺跡和遺物,相當全面地闡述了古代人民創造的天文和歷法、數學和度量衡、地學、水利工程和交通工具、紡織、陶瓷和冶金、醫學和藥物學、農業科學等等,強調了中國古代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創造才能以及對于世界科技發展做出的卓越貢獻(22)。

(四) 小 結

由于自己孤陋寡聞,才疏學淺,在介紹夏鼐先生當年建設中國科技考古學科的豐功偉績時,肯定還有遺漏之處,尚祈前輩學者及同行們多多補充,我在此先感激不盡。我個人深深體會到,夏鼐先生在世的年代,中國考古學研究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是構建全國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譜系,填補多個地區考古學文化序列的空白。當時的考古研究人員全力以赴,在許多地區進行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通過認識發掘出土的各個遺址中房址、墓葬、石器、陶器的形態特征,歸納出由一群遺址組成的一個文化或類型的房址、墓葬、石器、陶器的形態特征,依據這些遺跡、遺物的形態特征總結出各個地區、各個時期的各種文化之間的異同,從中尋找各種物質文化成分在歷史進程中變化的線索。夏鼐先生當時為領導這方面的研究傾注了極大的心血和精力。但是即便在那樣的學術背景下,夏鼐先生已經高瞻遠矚,看到了日后考古學發展的方向,在考古研究所設置多個自然科學技術手段應用于考古學研究的領域,推動全國有條件的研究或教學機構開展自然科學技術手段應用于考古學的研究;從理論上闡明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的重要性,幫助考古研究人員不但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并且身體力行,用考古學家的思路,凝練自然科學相關學科與考古學結合開展研究的成果。他的這些所作所為,為后來中國科技考古的大發展做好了思想準備、人才準備、資料準備和實驗室準備等等。大科學家的大思考、大決策、大舉措、大手筆在此可見一斑。

二、 沿著夏鼐先生開辟的道路繼續前行

考古學發展到21世紀的今天,其研究內容已經由原來通過發掘出土的遺跡、遺物的形態特征確定一個遺址、一個類型或一個文化的年代早晚、文化特征,建立完整的古代物質文化譜系,進一步擴大到全面探討古代社會的各個方面。任何一個區域、任何一個遺址的考古學調查和發掘,都是為了全面或部分地展現處在特定時間跨度和空間范圍內的自然環境狀況,人類社會的生存活動、生活方式、制作工藝、社會組織、禮儀制度、喪葬習俗、祭祀特征、文化交流等各個方面。如果說當年通過對人工遺跡和遺物的形態特征進行研究可以形象地再現其當時的原貌,從時空框架上把握各個考古學文化的相互關系,那么現在通過考古勘探、年代測定、環境考古學、體質人類學、動物考古學、植物考古學、同位素分析和古DNA分析、物質元素和結構分析等研究則可以科學地再現當時的自然環境狀況與演變及人類與之相適應的互動關系,考古學文化的絕對年代,居住在不同地區的人群的體質特征和風俗習慣,古代人類采集、狩獵、種植、飼養等一系列獲取食物資源方式的演變過程,各個時期的人的食物種類和數量比例,不同時期和不同等級的人是否存在食物差異,不同時期的人進行隨葬和祭祀活動時所使用的各種動植物種類和特征,古代人類制作各種器物的原料、技術與方法及發展過程,文化與文化之間一些特殊因素的交流等,同時,還能提高考古調查、發掘和研究的科學性。夏鼐先生當年開始籌劃構建的科技考古學科已經在兩個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一個方面是對遺跡和遺物進行鑒定、測試和分析,開拓了傳統考古學所不能涉及的多個研究領域。另一個方面是確認遺址、遺跡的位置、面積、布局,對各類考古資料進行定量統計和分析,極大地提高了考古學研究的效率與精確度。在考古學中強調科技考古是時代向考古學提出的要求,也是考古學自身發展的必由之路。

199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領導決定把原來的實驗化驗室、體質人類學研究組、動物考古研究組、繪圖室、修復室、照相室等部門合并到一起,成立科技考古中心(原名為考古科學技術實驗研究中心,曾改名為考古科技中心),科技考古中心是運用自然科學方法與技術從事考古學研究的跨學科研究機構。15年來,科技考古中心先后被確定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重點扶持學科、重點學科和6個重點研究室之一。現在的科技考古中心具備多個實驗室,擁有一批活躍在國內外學術前沿的專家學者,主持完成過多項省部級以上課題,出版了多本具有開創或完善學科建設價值的專著,用中文、英文、日文在國內外的核心期刊上發表過數百篇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論文和研究報告,多個實驗室建成了系統規范的標本庫、資料庫和數據庫,獲得了多項省部級以上獎勵。科技考古中心以其整體實力在亞洲地區的科技考古研究中名列前茅。

從更大的范圍看,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在全國范圍內逐步形成一個建設、完善科技考古研究機構的,拉開了中國科技考古大發展的序幕。這具體表現在多家國家級的科研和教學單位中專門成立了包括多個科技考古研究領域的機構,不少省級文物考古單位里都有專人從事科技考古不同領域的研究。一些科研和教學單位中都開始培養專門從事科技考古的博士生和碩士生。科技考古研究已經大致可以分為考古勘探、年代測定、環境考古、人骨研究、動物考古、植物考古、DNA分析、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微量元素分析、鍶同位素分析、物質元素和結構分析、計算機技術在考古中的應用等多個領域。基本上每隔2年舉辦一次的全國性科技考古學術研討會已經連續召開了十次會議。一批科技考古的專著得以出版。科技考古的重要性越來越得到學術界的高度認可,支持科技考古、依靠科技考古、發展科技考古與強化科技考古已經成為整個考古學界的共識。

今天,能否在考古學研究中做好科技考古工作,已經成為衡量一個國家考古學研究水平的重要標尺。我個人認為,對照夏鼐先生當年的諄諄教導及身體力行,要做好今后的科技考古研究,尚需要思考以下幾個問題。

(一)科技考古要努力加強與考古學的有機結合

夏鼐先生曾經說過,考古學是利用古代留傳下來的實物來研究古代人類的社會、經濟、日常生活等各方面情況和它們的演化過程。考古學研究的遺跡、遺物等實物資料多埋沒在地下,必須經過科學的調查發掘,才能被系統地、完整地揭示和收集。考古學上的有些問題是需要請科技史專家或科技專家幫助我們解決的(23)。我們要做好當前的考古學研究,就要強調科技考古全面、系統地參與到每項考古調查、發掘中去。即在考古調查和發掘以前,科技考古的研究人員要共同參與設計和規劃,在考古研究人員的主導下,結合不同的考古實際狀況制定各種切實可行的技術路線,同時要一起開展野外工作,如考古勘探工作要結合探鏟鉆探,大致搞清楚遺址內的布局,為合理地布方、有計劃地開展發掘提供思路。在考古發掘過程中要有計劃地采集碳十四系列樣品,保證碳十四年代測定的科學性。要對古代遺址形成及廢棄過程中的自然環境狀況進行研究,認識當時人的各種行為的自然環境背景。要采集出土的人骨和動植物遺存,開展形態學、DNA分析和食性分析,科學地把握當時人的體形特征、基因特征及包括病理現象在內的各種信息;認識當時人的食物資源的種類、比例及獲取方式,了解當時人利用動植物進行祭祀、隨葬及戰爭的行為。要對出土的青銅器、陶器、石器、玉器、容器內的殘留物及特定環境里的土壤進行各種物理和化學分析,認識有關古代人類生產工藝、原材料來源及當時人的一些行為特征等內容。上述的各項認識都應該輸入地理信息系統,再結合考古學發掘、研究的內容,進行各種分類或綜合分析。最后,以考古學研究為主線,把包括科技考古在內的多學科研究的內容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這樣才能全面認識古代社會。

(二)從事科技考古的研究人員要成為復合型人才

夏鼐先生曾經指出,要做好考古學研究,一定要對許多關系密切的學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24)。夏鼐先生對考古研究人員提出的要求中包括要了解自然科學相關學科的知識。其實,從本質而言,這個要求也適用于那些對考古研究感興趣的自然科學研究人員。他們也需要對考古學研究的目的、方法和內容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考古研究人員和自然科學研究人員分別屬于不同的學科,這些不同的學科都有各自的研究目的和方法。因此,要把科技考古研究推向前進,考古研究人員和自然科學研究人員互相都有一個學習對方的過程。考古研究人員要認真了解自然科學研究人員探討物質世界的各種方法和原理,開拓研究思路,充分調動各種積極因素。而自然科學研究人員則要注重認識考古研究人員是如何去解釋古代社會和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充分利用多種儀器設備的性能,開發各種考古資料的價值。研究人員只有通過這樣一個知識結構更新的過程,才能把自然科學相關學科的方法全面、有效地運用在勘探、考察、鑒定、測試、分析各種與考古相關的資料中,而這樣的研究結果才能與考古學的目的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充分展現出科技考古研究的學術價值。現在一些科研和教學機構已經培養或正在培養科技考古方向的研究生,這是一個十分可喜的現象。今后,有條件的大學還要加強對本科生的教學工作,開設科技考古的課程,系統地培養復合型人才,引導他們以新的思維在今后的田野考古中開展工作,為在全國范圍的考古實踐中廣泛開展科技考古研究打好基礎。

(三)以考古學文化的觀點為指導開展研究

夏鼐先生曾經指出,研究考古學文化必須要注意三點,第一點是一種“文化”必須有一群的特征;第二點是共同伴出的一群類型,最好是發現不止一處;第三點是我們必須對于這一文化的內容有相當充分的認識(25)。這些研究考古學文化的認識對于指導我們做好科技考古研究也是具有指導意義的,可以幫助我們把對特定遺址的某個科技考古研究領域的具體看法,放到這個遺址所屬的由多個遺址組成的考古學文化層面上去認識。如果屬于同一個文化的其他多個遺址已經開展了這方面的研究,那么我們要把新認識和從其他多個遺址里已經得出的認識進行比較,把握他們的同一性和差異性,以求更加客觀、更加全面地提出自己的認識。如果其他遺址還沒有做這方面的研究,或者所做的遺址數量不多,我們則要加強這方面的研究,在屬于同一文化的其他遺址開展工作。從考古學文化層面上提出的科技考古的研究結果,必須建立在對一定數量的遺址進行全面、扎實的基礎性研究工作上。另外,在系統總結一個考古學文化的某個科技考古領域研究的基礎上,開展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文化與文化間的同一領域的比較研究,從中歸納他們之間是否存在連續性、關聯性、變異性、差異性等,以求在全國范圍內全面認識這一領域的研究結果。同樣,如果其他考古學文化還沒有做這方面的研究,或者做的力度和深度還不夠,我們則要努力去開展這方面的研究。從全國的范圍內、在大跨度的時間框架里提出科技考古某個領域的研究結果,同樣要建立在對多個文化內的同類遺存進行全面、扎實的基礎性研究工作上。

(四)推動考古學研究方法的創新

夏鼐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提出要借用多種自然科學的方法和技術開展考古學研究(26),這已經涉及到考古學方法創新的問題。通過總結考古地層學、考古類型學和考古年代學等方法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到這些方法的形成首先都是依據考古學實踐的需要,借鑒別的學科的方法,然后在考古實踐中不斷完善、充實這些方法,使之逐步適應考古學的研究,成為考古學自己的方法。重溫這些方法的形成過程對我們應該有一個很大的啟示。我們通過借鑒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地球科學和數學的研究方法,逐步建立起考古勘探、年代測定、環境考古學、體質人類學、動物考古學、植物考古學、食性分析、DNA分析、成分和結構分析等諸多研究領域,獲得了一系列有學術價值的成果。這些成果再一次證明科技考古的應用價值,科技考古對深入開展考古學研究是一個極大地促進,科技考古的實踐過程正在帶動考古學方法的進一步多樣化,我們要以考古地層學、考古類型學和考古年代學的形成及發展過程為鑒,努力做好科技考古研究,有意識地補充和完善科技考古的各種研究方法,逐步做到科技考古各個研究領域里分別包括的野外調查、采樣、鑒定、測量、實驗、化驗等多種研究方法的規范化,積極推進考古學方法多樣化的創新過程。

三、 結 語

今天,中國科技考古學科正呈現出蓬勃發展的大好形勢。這得益于國家的大力支持,得益于夏鼐先生的英明決策和身體力行,得益于前輩學者們的大力開創,得益于廣大科技考古研究人員的刻苦鉆研,得益于學習科技考古的青年學子們的勤奮努力,也得益于全國廣大考古研究人員的積極參與。相信只要堅持與時俱進的精神,不斷進行新的探索,扎扎實實地開展工作,我們獲取的信息資料就會越來越豐富,我們涉及的研究領域就會越來越廣闊,我們得到的研究成果就會越來越精彩,考古學的明天就一定會更加燦爛輝煌。

注釋:

(1) a.王昌燧:《前言》,王昌燧主編:《科技考古論叢(第二輯)》,第-頁,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2000年。b. 趙叢蒼主編:《科技科考古學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c. 楊晶、吳家安:《科技考古》,文物出版社,2008年。d. 陳鐵梅:《科技考古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e. 袁靖:《科技考古》,劉慶柱主編:《中國考古發現與研究》,第425~466頁,人民出版社,2010年。

(2) 夏鼐:《放射性同位素在考古上的應用》,《考古通訊》1955年第4期。

(3)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實驗室:《放射性碳素測定年代報告(一)》,《考古》1972年第1期。

(4) 石興邦:《論古文化與古環境》,周昆叔主編:《環境考古研究(第一輯)》,第5頁,科學出版社,1991年。

(5) 何天相:《中國之古木(二)》,《中國考古學報》1951年第五冊,第217~293頁。

(6)、(7)、(11)、(12)、(24) 夏鼐:《中國考古學和中國科技史》,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299~304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8) 夏鼐:《評周仁等著〈景德鎮瓷器的研究〉》,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504~506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9)、(26) 夏鼐:《考古學》,夏鼐著:《夏鼐文集(上)》,第3~29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10)、(13)、(15) 夏鼐:《碳-14測定年代和中國史前考古學》,夏鼐著:《夏鼐文集(上)》,第375~401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14) 夏鼐:《中國文明的起源》,夏鼐著:《夏鼐文集(上)》,第402~413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16) a. 夏鼐:《洛陽西漢壁畫墓中的星象圖》,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377~390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b. 夏鼐:《從宣化遼墓的星圖論二十八宿和黃道十二宮》,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391~419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17) 夏鼐:《湖北銅綠山古銅礦》,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434~447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18) 夏鼐:《晉周處墓出土的金屬帶飾的重新鑒定》,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448~457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19) 夏鼐:《新疆新發現的古代絲織品――綺、錦盒刺繡》,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305~337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20) 夏鼐:《我國古代蠶、桑、絲、綢的歷史》,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338~360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21) 夏鼐:《沈括與考古學》,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465~480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22) 夏鼐:《考古學和科技史》,夏鼐著:《夏鼐文集(中)》,第283~288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對考古學的認識范文第3篇

關鍵詞:中國考古學 一級學科 挑戰 建議

2011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對我國學科體系進行調整，將歷史學一分為三，把原為歷史學一級學科之下的二級學科的考古學和世界史提升為一級學科。新的學科體系的建立，為考古學的發展帶來了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

隨之而來的，我們面臨著如何更加合理地設置二、三級學科的問題。這個問題關系到中國考古學未來的發展戰略和發展格局，故不可小覷。目前的分類方案較具有代表性的是將考古分為6個二級學科，分別為考古學理論與考古學史、史前及夏商周考古、秦漢至元明清考古、科技考古、文化遺產與博物館和專門考古，其中專門考古中，包括了目前還不具備成為二級學科的一些學科，如古代文字與銘刻、外國考古、文物保護技術、美術考古等。而北大的學者鑒于中國考古學正在發展成為理論上多源、研究方法多樣、研究技術全面現代化的跨學科交叉綜合體系，主張設5個二級學科，分別是：中國考古學、外國考古學、考古學理論與方法、專門考古和博物館與遺產保護科學，這種劃分也值得借鑒。

在科技發展迅速、跨學科交流頻繁、國內外合作進一步加深的大環境下，文物保護事業和科技考古迅速發展，再加上晉升為一級學科的重要機遇，一起構成了中國考古學發展的新的時代背景。在新的背景下，中國考古學面臨著怎樣的考驗，如何去解決這些發展中存在的種種問題，這些都需要我們不懈的探索和深入的思考。

一、 當代考古學面臨的挑戰

考古學自身的學術定位問題是我們首先面臨且必須解決的問題，這切實關系到考古學學科的發展方向。

2001年9月2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辦了一場題為“考古學的定位”的學術研討會，約有近50位中外學者參加了研討，就現代意義上的考古學究竟是一門獨立的學科，還是應該從屬于人類學或歷史學等問題進行了討論。與會的學者較為普遍的認為，隨著自然科學方法和技術手段在考古學科中更為廣泛的應用以及人文學科領域的方法和理論不斷的滲透，考古學正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發展之勢，這種發展使得現代意義上的考古學與以往的傳統考古學已有很大的不同。大多數學者都承認考古學應該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存在，并且應當成為與人類學和歷史學同樣的一級學科，而不應該被置于他們的附屬下。筆者認為，考古學有著獨特的研究視角及研究方法，其學科地位是不可取代的。但我們所言的“傳統考古學”并不是與現在所定義的考古學截然分離。“傳統考古學”所倚重的考古地層學和類型學兩大方法延續到現在雖已不能作為主要的方法對考古現象予以解釋，但其思想貫穿于考古研究的始終。此外，前后對于人類起源及進化、文明發展進程、農業起源等重大問題的關注都是一致的。

中國考古學正處于發展的轉型期，觀念的轉變以及新的方法手段的推廣都需要一定的時間。然而這是一個必須經歷的過程，我們也必須通過這個過程對現有的考古資源進行整合，制定新的階段性目標，實現學科的進步和發展。目前中國考古學在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方面尚存在學術發展需要和社會發展需求不相適應的矛盾和問題。高校作為人才培養的搖籃，課程設置落后于時展潮流的問題突出，培養計劃中還存在著一些已經與時代脫節的課程，而一些先進的技術并未得到介紹和引進。這就使得高校培養出的人才存在知識陳舊，知識結構不完整，國際視野不開闊，理論創新能力差等問題。學科建設的失衡問題也較為嚴重，體現在考古和博物館專業發展程度上的不平衡，中國考古和外國考古研究團隊的不平衡，考古研究和文物保護人才比例的不平衡，研究型人才和技術型人才比例的不平衡等問題上。

二、對考古學未來發展的建議

為了更好地解決學科發展存在的問題和人才培養出現的矛盾，適應新形勢下考古文博事業發展的需要，使中國考古學能夠沿著符合學科發展規律的軌跡運行和發展，筆者認為需做到以下幾點。

首先應當精心布局，建立完善、全面的中國考古學學科體系。我們當以此次學科體系調整為契機，對中國考古學的學科體系進行認真的梳理，繼續鞏固舊有的優勢學科，投入更多的力量建設薄弱學科，更加注重交叉學科的發展和與國外考古學的交流，建立具有國際視野和國際話語權、注重方法和理論創新、更加嚴謹科學的中國考古學學科體系。

其次，適當地調整現有的專業結構和課程結構，著力解決高校和用人單位之間的人才供需矛盾。考慮到文物保護人才的缺口，具備條件的大專院校和科研院所，應該考慮在本科生或研究生培養階段增設文物保護技術專業或方向。應摒棄舊有的輕文物保護重考古發掘的做法，轉變觀念，盡快培養一批技術扎實、學術能力突出的文物保護人才。

對考古學的認識范文第4篇

關鍵詞:歷史學;考古學;相輔相成

中圖分類號:G623.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2851(2010)04-0175-01

中國是一個擁有悠久歷史的文明故國。因此,史學是中國文化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我國傳統的卓立于世界學術之林的一門學問。展望新時期的新史學,是取得了很大成就的。隨著當代現代化科學技術的進步以及人們思維模式的更新,這些都將為歷史研究的推進提供空前便捷的手段和空前廣闊的學術空間。

但是,與此同時也存在著一些問題。歷史學與考古學的關系問題在學術界歷來是大家爭論的焦點,爭論的核心主要集中在“歷史學與考古學的地位誰重誰輕;二者應不應該保持各自獨立性,互不統屬”等諸多問題上。這勢必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歷史研究的進程,筆者認為有必要對此問題有一個客觀的認識。

長期以來,人們有這么一個慣性,即在談論某兩者關系問題的時候總喜歡在經過一番煞有其是的論證后,最后一定要得出兩者之間必定有一方是主要因素,是統領者;而另一方則是次要因素,是從屬者的結論。好像只有這樣才有利于弄清事物的本來面目,才有利于事物進一步的發展。其實不然,筆者認為,這樣往往會導致認識的“一元化”,反而使人們看不到事物真實的本質所在。更多的事實表明:事物的發展往往不是由某一個“必然”所決定的,相反則多是由眾多的“偶然”綜合在一起構成所謂的“必然”結果的。事物的發展變化更多是“多元化”的,而不是單一的。近一個世紀前,德國量子物理學家普朗克曾講過這樣一段值得深思的話:知識是一個完整的鏈條,人們由于自己的無知,由于自己認識能力的局限,所以將知識這一完整的鏈條人為地割裂了。正因為如此,才有了物理學、化學、數學、文學、史學、哲學等等。他預言,隨著科學的進步,隨著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能力不斷提高,被人為割裂的知識的鏈條一定會重新連接在一起。這在歷史研究方面更是如此。歷史事件的發生、發展更是多方面的,要想弄清楚一個歷史事件的真實情況,并非易事,更不能簡單的用某一個“必然”來解釋。因此,要想還歷史一個客觀的真實面目,是不能單單依靠某一個學科就可了事的。顯然,歷史研究所需的各個學科,同是屬于一定的歷史范疇,同是歷史的產物,它要存在下去,要不斷獲得新的生命力,就一定要適應社會歷史的發展。

著名歷史學家張光直先生認為:“考古學與歷史學不能打成兩截。那種考古歸考古,歷史歸歷史,搞考古的不懂歷史,搞歷史的不懂考古的現象,是一種不應有的奇怪現象,說明了認識觀的落后”。他將這個問題提到“認識觀”的高度是很深刻的。考古學所研究的是歷史的物化表現,而歷史學研究的是對歷史的文字記錄,應該說二者的根本區別不在于研究對象的本體,而只是研究對象的不同表現形態。兩個學科間因為研究對象表現形態的差異造成的方法與技術層面的差別,只能決定學科各自教學方式與訓練方式的區別,不應該成為學科間相互結合的障礙。如果僅僅因為這種差異,形成學科間的封閉,就恰如張光直先生所言,是非常落后的認識觀。在提倡多學科交叉進行學術研究的今天,歷史科學的這兩個分支學科間的不正常狀態實在有必要加速改善。

其實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歷史學也好考古學也罷,二者的發展是相輔相成,互不可分割的。歷史的真實正是通過它們二者的相互印證而得到證實的。早在二十年代,王國維先生就已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在自己的《古史新證》中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證據法”:“研究中國古史,為最糾紛之問題。上古之事,轉說與史實混而不分。史實之中,固不免有所緣飾,與傳說無異;而傳說之中,亦往往有史實為之素地。兩者不易區別,此世界各地所同也。……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國本《尚書》之偽,《紀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過,乃堯、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懷疑之態度及批評之精神不無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嘗未充分之處理也。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未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

我們中華民族不僅有數千年的文明史,而且有著延綿不斷記載歷史的優良傳統。千百年來,我們對于中國古代的了解,正是通過那些傳世的文獻典籍而獲得的。可是,中國古代尤其是先秦時期的有關歷史文獻,由于年代久遠,或是語之不祥或是神怪傳說混雜太多,甚至有些根本就沒有任何文字記載。面對此種困境,如果沒有考古學的補充,歷史學家們也只能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了。孔子就曾發出這樣的感慨:“夏禮,吾能言之,杞之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當然,有詳實的文獻資料,也并非就意味著萬事大吉。歷史注重的是求實。因此,有了詳實的文獻進一步就是要“去偽證實”。這一過程除了用多本權威史料對照印證是否記載一致外,利用地下挖掘出的實物來證明更是具有說服力。不少古文獻和古代典籍中記載的史實,經地下發現的新材料的印證,或被確證其原貌,或被拂除其塵封,或被解讀其真諦。考古發掘和研究的大量已有成果,足以證明地下發現之材料確可印證地上傳世之文獻,如甲骨卜辭、銅器銘文、其中就有不少能印證古文獻的材料。例如司馬遷的《史記》中的《殷本紀》記載了商朝諸王的世系和名號。王國維老先生通過研究甲骨文證實了商朝先公先王的世系正如《史記》中《殷本紀》的記載從而得出了“《史記》所據之《世本》全是實錄”的結論。再例如近年來,戰國秦漢時期簡帛的大量出土,也為學術史研究提供了許多前所未見的地下材料,進一步推動著歷史學的研究與發展。但是如果因此便著重考古而看輕歷史學,也是愚不可取的。因為考古挖掘出的東西雖說是客觀的存在但那些(下轉177頁)(上接175頁)畢竟只是一些無意識的無生命的遺物或遺跡,如果只是從物質上來看,就把其中所蘊藏的文化價值大部分喪失了。格林?丹尼爾曾經講過:“考古學首先是一種工藝技術,那么從事調查、發掘、保護、收藏的實踐者都是有技藝的工藝師。其次,考古學又是一門科學研究,在這門科學中已運用了各種科學分支中的手段方法。但是,工藝技巧和科學技術如果沒有歷史闡釋和寫作藝術的專業也無法完成考古學的研究。” 顯然,考古發掘的成果必須經過相關歷史文獻的印證,也只有經過這樣科學的研究,才能賦予死的東西以鮮活的生命,讓這些長眠于地下的沉悶的物體開口說話,才能顯示出其真正的歷史價值。不然,青銅器再是經過考古研究也只能說明它是某個歷史時期的青銅器皿,除此之外,再無什么可考的了。

總之,從歷史研究的角度考慮,考古學與歷史學必須相互結合,相互補充。二者之間并不一定存在一方歸屬于另一方的關系。歷史學主要是通過文獻資料來研究人類社會歷史的;而考古學從本質上說是通過研究歷史上人類所創造的文化遺存來揭示當時人類的社會行為,研究古代社會的。這樣,無論是從研究對象上還是從最終的研究目的上來看,歷史學與考古學都是一致的,二者并無矛盾沖突。如果一定要找出二者的不同之處的話,也只是在研究歷史的憑借手段方面有所差異。但是,如果要想從理論上界定歷史學與考古學的關系,其二者研究的手段和方式是不足為憑的。研究手段和方式的高低是不能作為評價二者地位高低的決定因素的。歷史學需要通過考古學得到印證與檢驗,而歷史考古學則要以歷史文獻記載為確定課題與研究途徑的重要參考,在上升到研究層面時也需要歷史學的詮釋。中國歷史研究的發展和創新需要歷史學與考古學的共同努力,我們更應該客觀的看待二者的關系,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不應該為了追求所謂的獨立地位而刻意的把這一問題絕對化。

參考文獻

[1]朱孝遠.歷史的意蘊[M].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頁。

[2]張光直.未定稿[M]. 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1988年第4期。

[3]楊伯峻.論語譯注[M]. 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26頁。

[4]格林?丹尼爾 ,黃其煦譯.考古學一百五十年[M].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對考古學的認識范文第5篇

關鍵詞：學科價值 音樂考古學 音樂史學 中國傳統音樂研究 中國少數民族音樂研究

音樂考古學是根據與古代音樂藝術有關的實物史料研究音樂歷史的科學，是音樂史的一個部分，也是歷史科學的一個分支。中國音樂考古學目前的研究主要側重于音樂文物學方面。但是從學科的性質，特別是從研究的目標考察，音樂考古學是以闡明中國音樂藝術發展史及其發展規律為第一要義。①

音樂考古學是一門年輕的學科，與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等學科密切相關。隨著近年來音樂考古學成果的不斷出現，這門學科對于音樂學其他相關學科的影響也日益展現出來。

一、音樂考古學對音樂史的影響

在參觀博物館時，我們能看到編鐘的精密和氣派，古琴的紋路優雅而自然，這些來自數千年前的樂器，這些承載著古人的喜怒哀樂的音樂載體，常常使我們對先祖的思想和智慧肅然起敬。我們不得不思考應怎樣面對和研究這些豐富的音樂遺產。

音樂史的研究離不開對古代音樂實物的考證。最突出的一個例子是河南舞陽的賈湖骨笛。音樂史學家在上個世紀對于骨笛的年代論斷是公元前8000年，而隨著音樂考古學的深入考證，這個時間被向前推進了整整1000年。古人流傳下來的音樂文獻中，有的也許是謬誤，有些是正確的論斷，這些都需要后人不斷地考證，才能客觀地認識到這些文獻的真實性。音樂考古學突破了傳統的音樂史只用文字說明問題的局面。如對于殷墟近10年的考察中，挖掘出土大量的甲骨文殘片，這些殘片上所記錄的內容，證實了司馬遷《史記》中的諸多內容。

隨著音樂考古的逐漸深入，音樂史古文獻中的內容能夠找到相應的出處，有些謬誤也應當得到及時的糾正。

二、音樂考古學對于中國傳統音樂研究的影響

我國目前的音樂史，可以說是一部漢族音樂史，有些學者甚至認為是一部中原地區的音樂史。因為在當今的音樂史著作中，罕見邊疆地區、西部地區、東南沿海地區的音樂論述。由于政治因素、經濟因素、學科水平局限等因素的影響，這些地區的傳統音樂研究相對于中原地區還處于比較薄弱的狀態。從整個傳統音樂的大視野來看，邊疆和沿海地區的音樂豐富多樣，同時，由于這些地區的地域特殊性，其音樂形態的變化比較緩慢。中原地區，歷史上乃兵家必爭之地，任何一個統治者必征服中原才能統一天下，因此，中原地區的音樂形態受影響最大，變化最多，如城市音樂的發展最核心和最發達的地區在中原。而邊疆和沿海地區的音樂往往保留了比較古樸和原始的風貌，比如福建南音這一樂種，唐代時中原的移民到了福建，隨之帶去了他們的音樂文化，因此，研究福建南音，可以對認識唐代中原地區的音樂文化有所助益。又如，目前的傳統音樂著作中，關于四川地區的音樂文化，往往只提到“四川清音”“川劇”和個別的四川民歌。②而在音樂考古發現中，巴蜀地區的文化相當璀璨，樂器中還有諸如鈕鐘、甬鐘、于、扁鐘，等等。此外，還有一些出土的器物上的圖像，如嵌錯宴樂圖像銅壺，這些都說明巴蜀地區在當時已經擁有了自己的文化。而今的四川地區音樂文化，依然具有鮮明的特點。那么，巴蜀地區的文化和楚地的文化有何相似之處？巴蜀地區的音樂在后世是怎樣發展的？與最早發現的可以確定的巴蜀音樂文化有關聯嗎？這些古樂器即使是失傳，對于后世的蜀地音樂文化產生影響了嗎？音樂考古成果帶來的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思考。

三、音樂考古學對于中國少數民族音樂研究的意義

少數民族音樂研究是隨著近年民族音樂學的興盛而逐漸熱起來的。音樂學界對少數民族音樂的研究，在上個世紀一度處于很簡單的認識，局限于幾個單一的樂種。最早關注少數民族音樂的還是當地的研究者，筆者2001年到云南采風的時候，云南的音樂學者就在大力進行云南當地民間音樂的研究、保護和宣傳，提出了中國音樂不是單聲，也有多聲，就在云貴地區的少數民族音樂里有體現。音樂學界在相當長的時間里認為中國音樂是單聲思維，西方音樂是多聲思維，而少數民族音樂研究的成果改變了這一看法。但是，少數民族學者較少，精力有限，依靠本民族的學者去研究自身的音樂文化未免力不從心。研究少數民族的音樂歷史發展，是完成真正的中國音樂史的必然之路，而研究少數民族的音樂歷史就離不開音樂考古的參與。如“有些出土的楚漢笛子，在有按孔的一面，都削去一個平面，其原因為何？樂器本身不會說話，文獻也沒有記載，不好理解。結合民族學的材料看，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竹制管樂器也有這樣的實例”。③歷史上的這片土地曾經發生過巨大的變遷：戰爭、朝代的更替、民族的遷徙、民族的融合、多民族的雜居通婚……這些都帶來了文化上的巨大轉變，我們研究音樂史，結合音樂考古學的成果，可以明白歷史上一些少數民族的文化變遷改寫了歷史，一些傳統被保留下來，代代相傳，有的卻消逝了。

歷史是一條長河，傳統是奔騰不息的水流，我們不能也不應當去孤立地研究任何一種文化現象。了解一個事物，只有搞清楚它的來龍去脈，才能客觀地分析和理解它。我們身邊的任何一種音樂現象都有著深厚的文化背景和歷史淵源，只有不斷地探尋這些問題的出處和根源，才能真正了解我們的音樂、我們的文化和我們自己。也正因如此，在音樂的源頭徘徊的音樂考古學才體現出其偉大的學科價值。

注釋：

①王子初.音樂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5.

②周青青.中國民間音樂概論[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