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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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發展史范文第1篇
山東近代考古始于1928年章丘城子崖遺址的發現，如今經過七十余年的辛勤工作，山東地區的考古學文化譜系已經基本建立，為深化這一區域的考古學研究創造了條件。伴隨著山東地區考古發掘工作的開展，該地區的農業考古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山東地區的農業考古研究起步很早，但系統的研究則始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初，吳詩池概述了山東新石器時代農業考古發展情況(2)，隨后又系統地分析了海岱文化區的史前農業狀況(3)。隨著考古發掘資料的不斷增多，吳詩池先生在九十年代初，對山東地區出土的農業生產工具資料進行了綜合分析(4)。九十年代以后，關于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研究，在整體分析的基礎上，出現了一些區域性的系統研究，如石敬東利用出土文物資料研究了棗莊地區的史前農業(5)；房道國概述了濟南地區古代農業考古發展情況(6)。同時，這一時期的單個文化的農業生產工具的研究得到了發展，有學者在系統梳理海岱龍山文化生產工具資料的基礎上，對海岱地區龍山文化的生產工具進行了類型學的考察，并進而對區域間的生產方式的差異進行了解釋(7)。另外，還有學者綜合研究了岳石文化的農具，認為岳石文化的農具較之龍山文化農具有了很大的進步，而不是像一些學者所認為的衰退(8)。至于其他的一些研究則散見于各類有關經濟、環境等研究的文章中(9)。進入二十一世紀，山東地區的史前農業考古研究的文章鮮見于各類刊物之上，綜合系統的研究略有述及(10)，而區域性的個案研究成果則未見發表。
從以上山東地區史前農業研究的發展狀況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多限于綜合整體敘述分析，而缺乏深入的個案研究，尤其是生產工具的個案研究。區域性的農業研究雖有所涉及，但是研究的領域還有待擴展。總之，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研究基礎比較薄弱，方法還急需改善，因此，其研究的緊迫性較之其他領域更為突出。
二
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雖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是存在的幾個現實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這一研究領域的發展。這些問題既有資料方面的原因，也有研究方法方面的原因。
資料方面，目前山東地區史前考古發掘資料中，多數側重于陶器的統計分析，對石器基本上是粗線條的描述，尤其是在考古調查資料中，鮮有對石器的全面系統描述（指文字、線圖、尺寸描述齊全者）。資料的不足在發掘器物的數量上體現的十分明顯，例如山東龍山文化發表的資料中陶器數以萬計，而石器僅有幾千件，這種數量上的巨大差距說明了學者們以往對石器的重視程度不夠。當然，這可能是時代的原因造成的，因為過去學者們偏重于對文化分期的研究以及文化譜系的建立，而在這方面陶器比石器更具優越性。另外，山東地區史前考古資料還缺少植物、動物鑒定的資料，雖然發表的考古發掘報告和簡報中有些這方面的資料，但是這些資料多是零散的、少量的，不利于綜合系統的研究。
研究方法方面，山東史前農業考古研究過去多從生產工具入手來研究農業的發展狀況。這種方法上的單一化，不利于揭示農業生產發展的本質。在一些具體的研究上則存在以下幾個主要問題：偏重整體敘述分析，缺乏個案深入研究；側重農業發展史的研究，缺乏農業發展動因的合理解釋；農業起源研究略顯不足。
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研究存在上述問題，資料豐富程度不足是一個原因，而要深入研究這些問題，研究方法的改善才是關鍵。農業考古研究是一項綜合的系統研究，多種方法的整體運用是必然趨勢。史前農業考古研究沒有文獻資料可供參考，只能采用考古學資料進行分析。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新考古學的理論不斷傳入，為綜合系統分析提供了有利條件。如今，考古學研究領域中正呈現"理論多元化、方法系統化、技術國際化"的趨勢，農業考古研究亦是如此。國外一些先進的技術方法，大大地提高了資料獲取程度，同時也相應地擴展了研究的領域。農業考古學應該以此為契機，豐富自己的研究理論，改進技術方法。這其中民族學、經濟學、數學統計分析的方法尤為重要、民族學中有關原始民族以及現代晚進民族的資料是進行史前農業考古學研究的"活化石"，這些資料可以為史前農業研究提供參考；經濟學中有關社會經濟發展研究的原理，對史前農業發展進程的分析具有借鑒意義；數學中統計方法對史前農業進行量化研究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正如上文所講，過去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學研究注重整體敘述分析，缺乏個案深入研究，而個案深入研究中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式就是量化研究。整體敘述分析可以從整體上把握史前農業的發展進程，但要想深入了解各個時期的農業狀況則必須采取量化分析的方式，因為量化分析能夠更清楚地了解各種因素的比例關系，發現隱藏于實物資料背后的深層次動因。例如，我們過去將目光過多地集中于生產工具的發展變化上，從生產工具的變化角度尋找社會變化發展的原因，但是近年來的研究成果表明春秋以前金屬生產工具在農業生產中并未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因此，農具不是農業生產的唯一"指示器"(11)。如果從量化的角度來分析，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這一點。農業考古研究不僅要復原古代農業發展史，還要對此進行解釋。既然農具不是農業生產的唯一"指示器"，那么就應該找到另外的"指示器"。從山東地區史前遺址的發現情況能夠大致看出這方面的因素。山東地區史前文化譜系比較清楚，從早到晚依次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目前已發現的遺址數量中，后李文化為10余處，北辛文化100余處，大汶口文化500余處，龍山文化1300余處，岳石文化近300處。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中打制石器還占一定比例，而到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時期磨制石器已占絕大多數。在農業生產工具沒有質的變化的情況下，社會如何支持大量增加的人口就值得深入分析了。山東龍山文化時期遺址達1300余處，表明此時人口已大量增加，要解釋這一現象還需聯系當時的社會發展情況。龍山文化時期社會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城址大量增加、文字出現、等級分化加劇，這一切又不同于西方的文明模式，只能從中國的歷史實際進行分析。從綜合大型工程，如城址、祭壇的建筑可以獲知社會組織管理職能的加強發揮了重要作用。這種管理職能也會反映在農業生產的分工協作上，從而提高了生產效率，擴大了農業生產。另外，農作物栽培技術的改善也會相應的增加產量，促進農業發展。因此可以說農業的發展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而非單一變量的原因。可見，只有在量化研究的基礎上，才能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社會發展的真正動因。
總之，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研究無論是從整體敘述上還是從個案分析上，都要求我們必須采取多種方法并轉換傳統的研究視角，從中國歷史發展的實際出發，在多種因素綜合量化分析的基礎上，揭示中國農業發展的規律，闡釋中國文明的本質動因。 三
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研究雖然存在資料不足的現實情況，但是這并不妨礙農業考古學研究的深化，而且這種情況在不久的將來會逐步得到改善。現在重要的是能夠使廣大考古工作者特別是發掘者在意識上形成主動收集農業考古學資料的觀念，帶著科研目標去從事考古發掘工作。考古發掘是收集資料的主要方式，而且也是獲得科學資料的關鍵。近年來，有關考古學分支學科的確立使得考古資料的信息量大增，這與發掘者的主觀意識是分不開的。在農業考古學研究中植物考古學、動物考古學等分支學科的確立，讓更多的考古工作者意識到了資料收集工作的重要性，因為研究的深入對考古資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這在傳統考古學資料中有些是無法獲得的。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學中植物硅酸體分析方法的應用以及相關研究的開展(12)，為加強農業考古學資料的收集工作創造了條件。無疑新方法的應用擴大了研究的范圍，也提高了農業考古學資料收集的精細化程度。
在資料不斷豐富的條件下，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學研究有望在以下幾個方面取得突破。首先是農業生產工具的研究，在定量分析的基礎上，能夠了解個別區域乃至整個山東地區生產工具的特點和具體的生產方式，不同地區、不同地域的生產工具是不同的，這與土質以及環境有直接的關系，而只有深化個案研究，才能了解地區間的差異。其次是農業起源的研究，多種理論與方法的綜合分析，是其取得突破的保證。農業是如何起源的問題歷來為學術界所關注，山東地區地理環境較為封閉，其區域的系統研究必將對這一問題的解決提供可資借鑒的經驗。這里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等的理論與方法在分析過程中的綜合應用，有助于問題的解決。最后是農業與文明的關系研究，在其他研究不斷深化的前題下，能夠取得長足的進展。農業的發展是社會發展的保證，但農業的發展不一定就能導致文明的產生。這里任何單一的因素都無法解釋文明的產生。因此，綜合分析山東地區史前農業發展過程并結合相關領域的研究可以為文明的產生與發展提供合理的解釋。
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研究的問題還相當多，這些問題的解決還有賴于農業考古學理論、方法、技術的改進。國外的一些研究理論、方法、技術是在總結西方實踐的基礎上提出的，對于中國的考古學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但是還需中國實踐的檢驗。因此，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學研究在應用這些方法進行研究的時候，對總結中國自己的農業考古學研究理論與方法具有重要意義。
注釋：
（1）陳文華：《簡論農業考古》，《農業考古》1984年第2期。
（2）吳詩池：《山東新石器時代農業考古概述》，《農業考古》1985年第1期。
（3）吳詩池：《海岱文化區的史前農業》，《農業考古》1985年第1期。
（4）吳詩池：《綜述山東出土的農業生產工具》，《農業考古》1990年第1期。
（5）石敬東：《從出土文物看棗莊地區的史前農業》，《農業考古》2000年第3期。
（6）房道國：《濟南地區古代農業考古概述》，《農業考古》1996年第1期。
（7）陳淑卿：《海岱地區龍山文化生產工具的類型學考察》，《遼海文物刊》1997年第2期。
（8）任相宏：《岳石文化的農具》，《考古》1995年第10期。
（9）這類文章很多，主要有：
何德亮：《論山東地區新石器時代的養豬業》，《農業考古》1986年第1期。
劉俊勇：《試論東夷史前經濟》，《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何德亮：《山東史前時期自然環境的考古學觀察》，《華夏考古》1996年第3期。
（10）佟佩華：《海岱地區原始農業初探》，《慶祝山東大學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論文集》（待刊）。
何德亮：《試論山東地區的原始農業》，《慶祝山東大學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論文集》（待刊）。
（11）白云翔：《我國青銅時代農業生產工具的考古發現及其考察》，《農業考古》2002年第3期。
（12）有關山東地區史前植物硅酸體及其相關研究的論文主要有：
王克林、吳加安：《尉遲寺遺址硅酸體分析-兼論尉遲寺遺址史前農業經濟特點》，《考古》1998年第4期。
靳桂云：《山東臨淄田旺龍山文化遺址植物硅酸體分析》，《考古》1999年第2期。
孔昭宸等：《山東滕州市莊里西遺址植物遺存及其在環境考古學上的意義》，《考古》1999年第7期。
考古學發展史范文第2篇
[關鍵詞] 城市考古；起源；概況
【中圖分類號】 K9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4244（2014）02-019-2
城市是歷史發展的產物，也是歷史文化的結晶與載體。無論是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悠久，文化傳承綿延不絕且迄未中斷的東方文明古國，還是那些在異域里抑或曇花一現抑或影響深遠的古老文化，都產生或者孕育了大量瑰麗而又宏大的城市文明。而城市考古學就是讓這些沉寂地下的文明重見天日，向世人再一次展現它千姿百態的歷史文化的一門學科。
一、城市考古學的源起
近代考古學誕生之日起，城市考古即已成為考古學的重要內容之一。18世紀中期，對意大利龐貝古城和赫庫蘭尼姆古城的發掘，引起了人們對古典考古學的新興趣，開創了世界城市考古的先河。
龐貝城是亞平寧半島西南角坎佩尼亞地區一座歷史悠久的古城，始建于公元前6世紀，公元79年毀于維蘇威火山大爆發。龐貝城被埋沒后，在其上成長出茂密的森林。后來從羅馬南下和從希臘、西西里北上的移民們伐去樹木之后，開始種植葡萄。公元1748年春天，一名叫安得列的農民在自家的葡萄園里發現大堆熔化、半熔化的金銀首飾及古錢幣。之后一批歷史學家與考古專家來這里進行考古。后于1876年開始組織科學家進行有序發掘龐貝古城。經過專家的持續工作以及工作人員的辛勤維護，因火山爆發而遭埋沒的龐貝古城經考古專家挖掘已大部分重見天日。
公元79年赫庫蘭尼姆（Herculaneum）與龐貝、斯塔比亞兩城一起為維蘇威火山大噴發所湮沒。古城的挖掘始于1709年，1738年在遺址中挖掘出石碑，從石碑的銘文上證實，地下古城就是人們苦苦尋找的“赫庫蘭尼姆”。考古學家真正的對赫庫蘭尼姆古城的挖掘開始于1927年。赫庫蘭尼姆城由于被堅固熔巖所覆蓋，上面又有了新的建筑，據說發掘工作困難重重幾度被迫停止。
二、城市考古學的概念
以上提到這兩個城市的考古，是指在考古學研究中，以古代城市為主要研究對象和工作重點的城市考古。它以古代城市的全部遺存為對象進行調查、勘探和發掘。運用各式科技手段和多學科的合力，來獲取和破譯考古遺存及其人文信息，努力去復原古代城市的歷史和文化面貌，概括城市發展的特征，總結規律，進而探索和研究古代城市人的思想和行為的模式。而我在閱讀《城市研究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Urban Studies）中所看到的關于城市考古學這一辭條的內容是有所不同的，其所指的內容與歐洲擴張所引起的城市考古學有關，它的考古對象主要指的是近代早期之后的一段時間的歐洲城市。所涵蓋的內容不包括古代城市的考古，比如古典時期的雅典，羅馬及其他城市，也不是文藝復興時期和巴洛克時期的歐洲藝術，而是歐洲最引人注目也是最臭名遠揚的一個創造即與殖民主義及與資本主義發展有關的城市考古。
1979年，美國人心目中的“城市考古學之父”伯特?薩爾文（Bert Salwen），對城市考古學的含義做了重要的界定。他區分了兩種不同的概念；一個是“在城市中的考古”（archaeology in the city），另一個是指“城市的考古”（archaeology of the city）。前者是指對某個遺址的挖掘工作恰巧位于現代的某個城市，但是這個遺址并不一定反應這個城市中心區域的發展。另一種，即“城市的考古”，主要是指，對這個遺址的研究要與其所在的城市的歷史發展相關，其考察的是這個城市的整個歷程，包括它的形成與發展，并且能夠從其物質性遺存（material remains）中探尋出它都市化的整個進程。
城市考古中，城市考古的對象即城市的全部遺存是極其豐富、全面的，但考古工作者所能夠發掘的面積占總的遺存只是很小的比例，并且從中獲取的文化信息也是有限的。所以首先要做到的是從城市的整體性去思考和把握考古工作的各個部分。要充分考慮到所考察的城市遺存形成的時間、原因以及它的形態和分布。尤其是城市作為人主要生存和不斷改造的環境，考察它的各個不同區域的不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墓地在城市地區的考古工作中就非常重要。尤其是對墓地中的人的研究，他們的健康的狀況以及生命的長短以及葬禮習俗都能為城市考古研究提供大量的信息。
大部分的城市的考古研究（包括中國）都主要集中在古代城市或者現代城市的更久遠的歷史在最近的幾十年中，城市考古學家才將他們的注意力轉向對于現今城市的近代歷史的研究。尤其是到19世紀60、70年代，由于考古對象的專業劃分，提出了“歷史考古學”、“殖民地考古學”、“歷史遺址考古學”、“水下考古學”等，類似我所提到的關于城市考古學的概念的界定逐漸出現，考古工作也相應地繁多起來。下面我想主要以英國為例，同時也簡要介紹一下美國、中國等城市考古工作的概況。
三、國內外城市考古學的發展進程
（一）英國
倫敦，這座古老的城市，它被近兩千年前的羅馬人所發現，擁有最長的城市考古的傳統。其實大多數的英國城市（包括倫敦城的三分之一）都在二戰期間被毀壞。戰爭之后，這些城市大多進行重建，考古學家也就在這一時期開始了急迫的大規模的挖掘工作。20世紀40、50年代，考古學家們對倫敦城的研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并在最近這些年將注意力轉向了中世紀后期之前的倫敦的早期歷史，近代考古學的研究，尤其是后中世紀考古學是一個新的領域。
倫敦的考古與現代資本主義的傳播有密切的聯系。許多工業遺址都與16世紀開始的商業貿易、殖民活動有關。在對一些遺存的挖掘過程中，發現了玻璃和陶器制品，在碼頭和港口還有煙草制品，這些物品都是與殖民出口市場相互聯系的。城市考古工作還展現了倫敦這座城市的全球影響力。2005年在倫敦泰晤士河南部的哈默史密斯挖掘出一個17世紀的磚爐，它屬于尼古拉斯?克里斯普爵士的私人領地。而在十七世紀的上半葉，正是克里斯普爵士壟斷了從西非幾內亞到西印度群島的奴力貿易。所以說，倫敦的城市考古發現是與英國殖民體系和資本主義的發展密切相關的。
大多數英國的地方城鎮的研究都遵循了相似的軌跡：人們對這些城市的悠久歷史的擁有長時間的興趣，而在最近幾十年人們的這種濃厚的興趣又都集中于后中世紀。例如約克郡，它擁有2000多年的歷史，融合了羅馬人、撒克遜人和維京人統治的多樣建筑和文化。一直備受考古學關注，但直到最近對其近代城市考古研究才被接受。
（二）美國
在路易斯?賓福德的《作為人類學的考古學》中，開篇就提到有人一針見血的指出“美國的考古學就是人類學而不是其他”。二十世紀中期之前，或者說是二戰之后的一段時間，大多數美國的城市考古工作都被一些業余愛好者所做。因為對于現代城市進行考古將要面臨的是一系列的考古問題和技能要求。考古工作面臨更多的是每個城市自身特有的狀況。在挖掘過程中所需的時間長度和所使用的專業設備就需要更多的額外費用。所以，在美國，這些考古工作的業余愛好者一般擁有自己的小機構以維持他們的經濟需求。業余愛好者們還要特別小心的處理與其他專業人士、商人和官員的關系。面對公眾更要老練圓滑。由于得不到專業人士的幫助，甚至要培養軍隊，請非專業的人士提供幫助和建議。
比如說當時的威廉?卡爾弗（William Calver）與雷金納德?博爾頓 （Reginald Bolton）開始了在上曼哈頓城的殖民遺址及獨立戰爭遺址的挖掘。而在費城這項工作一般是通過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由專業人員完成的。還有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在本杰明?富蘭克林故居及獨立公園的幾個遺址開始的挖掘都是這樣完成的。這些挖掘都非常重要，美國的城市考古工作向考古學家們證明：在高度城市化的地區，一些關于過去歷史的相關殘存也是有可能幸免下來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許多城市都開始了類似的挖掘工程，數目繁多，并被集結成關于城市考古學的書目。
（三）中國
我國城市考古取得了很多成就，它既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同時又是拓展的難逢機遇。2012年的2月，我看到了這樣一則新聞報道，在湖南，位于長沙市潮宗街萬達廣場的一個項目即將開工建設。在開工前，由于項目處于古城文物埋藏區內，文物部門對這一地區進行了勘測，并發現了眾多古建筑遺跡。其中包括兩處大型古代夯土墻體。這兩處墻體尤為珍貴：分別是一號墻體，明清時期長沙城城墻；二號墻體，宋代長沙城城墻。城墻痕跡清晰可見，可以體現出來近千年來城市地層關系以及城市與湘江地理位置關系的變化，研究價值極高。現已上報國家文物局審批，等待解決方案。
在中國，許多城市都在進行開發建設，新的樓房拔地而起，老城區的紛紛被改造。這些給城市考古提供了難得的機會，但也使其面臨城市遺址保護和城市翻新建設的雙重問題。與其他的國家相比，我國的考古工作還存在缺乏準備，考古力量薄弱，并且考古機制不健全等問題。中國要解決城市考古的生存和發展問題，也要理清好城市考古與城市建設相矛盾的狀況。另外城市考古受到的制約因素較多，尤其是被疊壓在現代城市下面的古城遺存，更是難以進行考古操作的。總之，要更多的借鑒他國的成功經驗，更合理的處理城市建設與城市考古之間的關系，中國的城市考古之路仍是艱辛和漫長的。
參考文獻：
[1]柴爾德.安志敏、安家瑗譯.考古學導論（續）[J].考古與文物，2001，（1）.
[2]劉建國.城市考古學導論[J].南方文物，1995，（4）.
[3]焦天龍.柴爾德的考古學文化觀淺析[J].東南文化，1991，（6）.
考古學發展史范文第3篇
作為學科名稱，“音樂考古學”一詞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出現，雖然目前經常使用此詞，但會造成誤解。首先，不能總以為有一個特定的“音樂”概念存在，這對于無文字資料的社會尤其如此②。在大多數情況下，即使一種特定的音樂概念可能已經存在，但其概念原理和音樂美學通常是未知的。當今諸多社會表明，歌唱和舞蹈可以理解為“音樂”的組成部分(一個突出的例子是希臘術語mousikē的本義，即“繆斯的藝術”，這其中也包括詩歌)。其他社會甚至沒有使用音樂和舞蹈的同義詞：阿茲特克人跳舞時“祈禱”或“伴隨著腳步歌唱”，然而器樂和聲樂則被看作cuicatlamatiliztli，即“歌唱的藝術”③。“聲音的考古學”④(或“聲音考古學”⑤)是一個更客觀的、可替代的名稱，但很少被使用。其次，有些研究資料未必是考古學的。從文獻資料來研究音樂傳統，基本上屬于文獻學(舊大陸)或民族歷史學(新大陸)，因為許多音樂傳統植根于歷史之中，所以民族音樂學和民族志的資料可以象考古發現那樣做相關研究。然而至今為止，還沒有提出更好的可替代的學科名稱，作為“音樂考古學”⑥的變體，“考古音樂學”⑦的名稱曾受到過批評性的討論⑧。有時也見到其他的名稱，如“古樂器學”⑨、“民族音樂考古學”⑩、“音樂文獻學”(11)或“考古聲學”(12)，它們與音樂考古學的某些特殊材料和方法有關，但并不能涵蓋所有研究領域。“考古舞蹈學”(13)或“舞蹈考古學”與音樂考古學研究密切相關，但一般不將它視為音樂考古學的分支。
然而，雖然自20世紀80年代起即對音樂考古學的研究方法架構予以討論(見下文)但對該領域研究理論的探討卻相當缺乏。這是不正常的，由于理論是研究方法的基礎，所以需要高度關注。這一問題，直到最近才受到學科發展史研究的較多重視。在本文中，我想討論音樂考古學方法論體系的一些基本原則，包括研究的一般范式，并附加一些與人類學學科有關的理論思考。在我看來，民族音樂學、民族考古學和實驗考古學與這些理論思考的關系更為密切，它們將有助于構成方法/理論的背景，并為進一步研究提供參考。
音樂考古學研究的方法論架構
在所有已提出的音樂考古學研究范式中，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受到推崇(14)。大家均贊同，音樂考古學由一系列多學科的方法或分析模式所組成，其具體方法則由研究主題所依賴的資料所構成。如前所述，這些研究資料具有多樣性，它包括與音樂相關的發現和涉及音樂的歷史記載，有時甚至是依然存活的音樂傳統。由人類過去的遺物可知，這些資料在類型和內容方面均存在個體差異。重要的是，為獲得實證性的結果，所有資料均應考慮以互補的方式加以比較。換句話說，這些資料均應予以同等對待。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種方法的有效性已經得到許多研究的證明。分析方法的多樣性還表明，最佳的研究結果乃由不同領域的專家組成的研究團隊所獲得。
已有的研究范式顯示，音樂考古學的具體研究方法會有所不同，這主要基于應用的資料和分析的模式。在研究的總體目標上，可從音樂知識(包括“文化知識”、“樂器學知識”、“律學知識”等等)(15)到文化/自然的聲音(16)，也可從音樂表演(17)到音樂文化(18)。根據音樂考古學研究的一般范式(見下文)，以及上述音樂考古學的定義，我將研究的總體目標界定為過去的音樂行為和聲音。
研究方法的主要差異，體現在音樂考古學家和民族音樂學家對過去的音樂所持有的不同觀點，后者已經在20世紀60年代由Merriam予以闡述(19)，隨之由Blacking(20)、Nettl(21)和Mendívil(22)等人做過進一步探討。雖然大多數音樂考古學家傾向于研究過去的音樂行為和聲音，包括與依然存活的音樂文化做比較，但后者僅作為一種輔助的研究方法。民族音樂學家雖然對考古和歷史問題感興趣，但更傾向于研究現狀并探尋其中尚存的過去的蹤跡，從而將歷史科學作為輔助的研究方法。兩者的出發點都是有價值的，且并不互相排斥，但對其交互關系的探究目前則所見不多(見下文)。
如果將現存的所有資料和重要的分析模式加以整合，即可形成一種普遍適用的音樂考古學研究的方法范式。這可用一般的范式來表示(見圖)，并可作為世界范圍內個體研究的結構框架。這個范式由兩個同心圓圍繞總體目標構成，其中所有的部分均可作為獨立研究的課題。外圈聯結著四組音樂考古材料(發聲器、音樂圖像、音樂文獻資料以及存活著的音樂傳統)，內圈是一些主要的學科，分析模式通常即從中產生(音響學、樂器學、考古學、音樂圖像學、民族音樂學、民族歷史學和文獻學)。
音樂文獻資料 文獻學 音響學 發聲器 樂器學 民族歷史學 過去的音樂行為和聲音 考古學 音樂圖像 存活的音樂傳統 民族音樂學 音樂圖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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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音樂考古學研究的一般范式
由于研究材料的情況各自不同，因此音樂考古學研究的結果也具有不同的意義，重要的是每種方法要針對不同的個案研究。最為全面的研究結果只能在每項資料具有足夠的信息時才能獲得(23)，這意味著音樂考古學研究的成功更多依賴的是特殊的原始資料及其互補性。材料經常是殘缺不全的，但也要作為研究的課題，因此以一種或幾種方法去處理它們通常是不夠用的。音樂傳統的年代越久遠，研究就會變得越困難；文獻資料越豐富，探索其原貌的基礎就會越好(24)。因此，音樂考古學研究和闡釋的可能性確實是十分有限的，在涉及到非常遙遠的、僅遺留有極少物質資料的音樂文化時尤其如此。
音樂考古學研究與民族音樂學
比較音樂學作為民族音樂學的前身，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就已出現。十分顯然，它在很大程度上屬于歷史科學(25)。除了方法的不同以及后來受到嚴厲批評的假設和臆斷之外，它與音樂考古學具有一些共同的研究目標。在研究的課題領域中，比較音樂學家重視音樂的起源，他們認為這在當今所謂的原始文化中可以進行考察，并可從單線進化朝著“文明的”方向來分析音階構成和樂調體系(26)。20世紀60年代早期，作為新研究方法的一部分，歷史問題包含其中，民族音樂學被視為音樂人類學(Alan Merriam)，重點研究音樂在社會中所產生的作用。在音樂與文化史一章中，Merriam指出，要通過音樂和樂器研究重建文化史(27)，這是民族音樂學研究的組成部分。對于歷史科學如考古學和民族歷史學的研究目標來說，這樣的研究方法也是有價值的。
Merriam之后的學者，例如Blacking和其他人，都提出特殊的音樂和社會形態是特定文化認知過程的產物，在音樂的行為方式和社會組織之間具有牢固的聯系。根據這種理解，音樂文化依賴于人類組織和聲音模式，聲音的生成是有組織的相互作用的結果(28)。Blacking認為，民族音樂學的目標是研究文化結構及其音樂之間的關系，并認為文化與人為組織起來的聲音是相互依存的。近來推斷，對音樂結構的社會文化關聯性的探索并未取得太多的成功(29)。然而，不能否認研究文化樣式與音樂之間關系的重要性，因為音樂從未與它的創造者的個人經驗相脫離，音樂的創造者深入地參與到廣闊的文化和歷史進程之中(30)。
當探索民族音樂學對音樂考古學的適用性時(31)，兩個學科間的一項重要結構差異便顯現出來。音樂考古學最明顯的矛盾是，截止近代(以1877年留聲機的發明為轉折點)，過去的所有音樂都消失了。然而，音響考古學研究并非不可能，一些研究表明，這個矛盾至少能部分得以解決。不同的文化產生不同的樂譜形式，它們很難被解讀，但至少一部分能被破譯(多數例子與美索不達米亞、古希臘和古羅馬有關)。文獻資料也為我們提供了儀式歌曲和圣詠的文本；在古文字和其他歷史文獻中，表演實踐、演奏技術乃至音響風格都是相互關聯的(從不同程度的主位與客位角度觀察)。現存的描述顯示了樂器的種類和特有的演奏姿態(遵循著不同的藝術習俗和規則)，樂器的發現至少能幫助我們重建創作音樂的構成元素(例如基音頻率、和聲、音色和音程等的可能性)。然而，即使擁有大量的音樂考古材料，結果仍是有限的，因為在大多情況下，過去的音樂在節奏和旋律結構方面均超出了科學研究的范圍(見下節)。
另一方面，音樂表演和與其產生相互作用的社會文化語境，在民族音樂學和音樂考古學中都是熟知的研究課題。事實上，有時會有豐富的研究材料。從有關音樂發現的考古學背景，到大量的圖像和文獻記載，使我們更多地了解過去的音樂文化。在這種情形下，作為研究課題，由于資料的完整性和零散性各異，會導致研究方法的不盡一致，但從研究目標來看，音樂考古學和民族音樂學是一致的。就音樂考古學而言，在將過去音樂行為的社會文化面貌呈現在面前的同時，過去的聲音只有在某些方面能夠得到復原。
民族考古學和實驗考古學
20世紀60年代早期，傳統考古學受到所謂新考古學的挑戰，新考古學所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傳統考古學將出土文物的描述作為主要的研究目標。Binford和其他人轉向人類的行為和文化模式，將物質文化的解釋作為一種考察手段，而不是局限于物質的形態范圍(32)。從考古人類學(Lewis Binford)引發的問題，關注考古學人工制品的生產技術以及它們的特定社會文化功能。即便沒有進行過充分的討論，但這種方法對音樂考古學研究的適用性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得到公認(33)。依我來看，新考古學有兩種方法對于古代聲音和音樂行為的研究至關重要，即：民族考古學和實驗考古學。
民族考古學
如果將考古資料與民族志資料的比較作為有價值的研究工具，那么民族考古學則是通過對當今民族事象的研究，來了解過去的文化樣式。Hodder定義了兩種不同的研究類型：考古學與民族志器物如各種工具的形制比較(關系類比)；過去與當今技術處理相似性的比較(形式類比)(34)。在民族考古學中常用的方法是直接歷史研究法，當具備歷史和文化的連續性條件時，直接比較便成為可能，而一般比較法則無需這樣的鏈接即可構建其相似性(35)。當對不同文化資料的解釋做多樣性考察時(36)，應用民族志類比方法來理解考古資料的主觀風險便可降低。
民族志類比方法對音樂考古發現的解釋相當重要，這說明它與民族音樂學研究關系密切。確實，民族考古學的方法可以作為音樂考古學與民族音樂學之間的橋梁，但在探索它們的交叉性方面，目前所獲經驗并不多。直接歷史研究法在眾多個案研究中得以應用，如西班牙統治前的美洲音樂文化與當今美洲土著音樂傳統的比較(37)。但間接的比較也是有用的，尤其是狩獵采集社會與史前音樂文化的比較(38)。
盡管音樂考古學的解釋有其優長，但與后世時間跨度較大的文化做比較研究仍然面臨相當大的困難。對音樂傳統做時間跨度和歷史深度的考察，在音樂考古學和民族音樂學中是最具挑戰性的分析研究。更為復雜的問題是，我們對過去的認識常常是靜態的，音樂考古學的解釋反映出這種問題，在原始材料不足時尤其如此(39)。少量樂器或圖像的發現，并不一定代表一種特定的音樂文化，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進程中，由于文化內部和跨文化之間長久的交互作用，文化本身也會發生變化。不過，即使像樂器那樣的器具，在很長的時間 內可能會保留它們的形態，且很可能被吸收和植入新的環境之中，因此會有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對立的功能和意義。一種特定的樂器形制可以傳留數千年時間，如東亞的琴箏類樂器和東南亞的弓形豎琴。但用這些樂器演奏的特定音樂以及特定的表演背景和含義，均可能發生相當程度的變化。在追索音樂傳統的連續性和非連續性中，對文獻和圖像資料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在關注過去音樂的社會文化背景和意義方面尤其如此。
實驗考古學
實驗考古學研究旨在運用復原和重建古代生活樣式的手段，并通過與過去的比較，來從事考古學研究(40)。與民族考古學方法相比，它基本上不是詮釋他者(如依然存活的原住民文化)；相反，考古學家轉而成為行為人，通過他或她自己的切身體驗，來比較實驗的價值。在被稱為模擬實驗的方法中，研究者發現了一系列與過去的經驗類似的技術變革。常見的研究課題是，使用原始工具和技術對考古發掘物進行實驗性的復制。對古器物使用方式的重建即其顯例，如舊石器時代的燧石工具，能夠發出與勞動相關的特殊而有節奏的聲音。一些燧石擁有動聽的石制板體樂器的音響，即使它們不具備音樂功能，但在過去至少應會引起人們的注意。
顯然，實驗考古學的方法在音樂考古學研究中是適用的。有關音樂考古發現的樂器學和聲學研究已經超過一個世紀，如今在音樂考古學中更是必不可缺。有兩種分析方法最為常見：第一，復制品和“仿真模型”的實驗性制造；第二，復制品的實驗性演奏，或如果可能的話，演奏發聲器原器。這兩種方法是密切相關的，因為發聲器的實驗性復原，往往是實驗性演奏的前提。實驗音樂考古學的研究，通常是與樂器制造商和音樂家共同合作來實現的。
實驗制作過程提供了精確的樂器學信息，其所需前提條件往往是對制作材料的分析，包括對材料的產地、處理以及工藝的考慮，常使用直接目測觀察和考古測量的方法(光譜學、X光照像技術、材料研究，等等)。這些分析還提供了制造的特殊信息和古代加工材料的知識，以及制造完成后樂器的操作乃至演奏痕跡。此外，也能夠了解樂器獨特的聲學原理。實驗方法還可通過仿真模型得以實現，即根據特定的研究對象，不必使用原材料來復制樂器(如氣鳴樂器)。
對古樂器或其復制品的試奏，能夠考察樂器的演奏技巧，并能顯示特定樂器的音響性能(若幾種樂器發現于同一考古環境當中，或圖像中描繪的是一組樂器，就要考慮它是獨奏或合奏所用)。發聲器在保存狀況較好且可演奏的條件下(如陶響器、陶笛、螺號、陶號、石制板體樂器，等等)可以用作實驗研究，而樂器殘品以及不宜演奏的樂器(如古代弦樂器)則需以復制品來進行實驗研究。與此相關的是音響空間和音響性能的研究，其中聲學模化軟件和3D應用程序也被應用。
如上所述，演奏姿勢和技巧以及出土樂器的聲音特性，都能通過實驗來加以重建和檢測。當涉及氣鳴樂器(例如帶指孔的骨笛、排簫或螺號)以及成套的體鳴樂器(如編磬和編鐘)時，重建其音列也是可能的。然而，實驗性的演奏在音樂考古學中屬于最困難的研究方式，因為我們往往并不掌握過去音樂的特殊結構及其重要信息。再者，雖然文獻與圖像資料的有關信息有一定價值，但即使在演奏姿勢方面，從特定發聲器的人體生理學角度看，也會限制其演奏技巧和聲學性能，因此其真實性存在較大的差距。以笛子為例，實驗性演奏的結果不能視為特定音階或調式的證據，因為不是所有的指孔可以均等地使用，并且還可通過呼吸控制技術以及指孔的部分閉合等來改變音響(41)。例如，如果只是給出樂器尺八(同上)，人們可能完全不曉得日本尺八音樂，這同樣也適用于舊石器時代由禽鳥骨和猛犸象牙制造的笛子，這只不過是采用了最早的考古學案例而已。不能想當然地認為，可以在復制品上奏出與公元前33000年樂器同樣優美的旋律。事實上，正如Nettl用一些顯著的例子所論證的那樣(42)，重建古代音階體系以及其它音樂構成要素，仍然帶有很大的推測成份。只要有相當數量的考古材料，即可通過定量分析，來幫助獲得驗證的結果。然而，在大多情況下，發聲器的聲學研究并不能揭示出過去音樂的旋律和節奏方面的足夠信息。在聲音的再現技術產生之前，過去音樂的音響全都消失殆盡。
以往何時、如何以及為什么制造樂器并用來發音的問題，較之過去音樂的構成問題，在音樂考古學中會起到更大的作用。前述科學研究中的局限，屬于科學與藝術結合的臆測或即興發揮。顯然，這樣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研究者或音樂家的想象，它相當于對音樂史的藝術化闡釋，只是簡單反映了目前我們對過去音樂的看法。
本文譯自Arnd Adje Both. "Music Archaeology: Some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 2009(41): 1－11.
收稿日期：2013-10-12
注釋：
①我基本采用兩個早期的釋義：“通過古物遺存研究作為文化的音樂”(Olsen 1990: 175)，“古代聲音和音樂行為的考古學”(Lawson 2004: 61)。
②Blacking, John. "Ethnomusicology and Prehistoric Music Making." In Hickmann, Ellen, and David W. Hughes. Ed. 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Music Cultures: 3rd International Meeting of the ICTM Study Group on Music Archaeology. 330-331. Bonn: Verlag für Systematische Musikwissenschaft, 1988.
③Both, Arnd Adje. "Aztec Music Culture." In "Music Archaeology: Mesoamerica," ed. special issue, The World of Music 2007(49)/2: 91-104.
④原文為：archaeology of sound，譯者注。
⑤原文為：sound archaeology，譯者注。
⑥原文為：music archaeology，譯者注。
⑦原文為：archaeomusicology，譯者注。
⑧Hickmann, Ellen. Aims, Problems and Terminology: Current Research in European Archaeomusicology. Ed. Graeme Lawson. Cambridge Music-Archaeological Reports, 6, Cambridge, 1983; Vendrix, Philippe. "Archéo-musicologie ou musico-archéologie." In Otte, Marcel. Ed. Sons originelles: Préhistoire de la musique. 7-10. Liège: Université de Liège, 1994.
⑨Megaw, J. V. S. "Problems and Non-Problems in Palaeo-Organolo gy: A Musical Miscellany." In Studies in Ancient Europe: Essays Presented to Stuart Piggott, ed. J. M. Coles and D. D. A. Simpson, 333-58, Leicester, 1968.
⑩Olsen, Dale A. Music of El Dorado: The Ethnomusicology of Ancient South American Cultures.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2.
考古學發展史范文第4篇
關 鍵 詞：設計史教師 文化素養 作用
高等院校藝術設計專業藝術設計史課程，在整個教學體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設計史課程不僅為藝術學其他課程的教學提供理論上的支撐，同時也為其他課程的學習作了非常重要的文化知識的鋪墊。然而，在具體的教學實踐中，設計史所體現的多學科交織的特點、部分與整體的關系、研究理論與方法的“多元性”與“開放性”等問題，卻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這些問題的存在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設計史教師的文化素養在教學中的作用問題，仍然值得探討。
一
設計史教師較高的文化素養有利于對設計史教材的整體把握。設計史課程的特點首先應該是歷史，歷史學的素養在設計史教學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歷史的一般規律性的認識對設計史的學習和研究具有指導作用。古代設計的發展史與古代歷史的發展演變的線索、脈絡基本上是一致的，盡管設計的發展不以社會性質的變遷和社會變革為依據，但是影響設計發展的決定作用應該是生產力水平的發展和變化。歷史上的社會變遷和人口遷移對設計的影響也可以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
從社會和文化的角度介紹設計發展的歷史條件，對于正確理解設計發展的內在動力與源泉是十分必要的。設計發展史同這一時期政治史、經濟史、思想文化史等方面不是彼此孤立、互不相關的。wwW.133229.cOm相反，設計運動的迭起、設計探索的推進，與整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的演進是分不開的。阿伯特·博姆認為：“傳統的藝術史把物象孤立起來研究，把它作為幾乎獨立存在的現象來對待。而社會藝術史在探索把藝術家和藝術作品置于廣泛的、歷史的和經濟的背景中來研究。”①因此，具有社會歷史學的理論素養，就可以對設計史的內容進行高度綜合和概括，進而在宏觀方面對其內容進行把握。
二
設計史教師較高的文化素養有利于對設計史和設計作品的時代特征進行正確的闡釋和評價。對傳統文物藝術品及物質文化的學習和研究不僅僅是教學過程中的背景知識，而且還是準確理解和闡釋設計史有關問題的必要知識。藝術教育家艾迪斯和埃里克森認為：“有些藝術教員不單向學生展示歷代的藝術作品……把孤立的畫家及作品和時代、地域聯系起來，這樣理解藝術史就有了基礎。”②歸根到底，藝術設計是通過藝術與科學共同的合成手段，創造著人們的全新生活，其中體現的就是一種文化。
中國古代的藝術設計與當時的時代特征密切相關。夏商周的禮制性設計藝術，政治和經濟方面的關系是其設計的內在根源。中國古代藝術設計的發展變化在許多歷史時期都和周邊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后的統治有關，形成了多個時期藝術設計的多元交融的時代特色。這種文化上的多元性特征對當時手工業的發展和藝術設計的發展都具有深遠的影響。
在設計史教學中，教師應該對藝術設計史中的多種文化因素進行分析和評價，才能完整而透徹地闡釋影響藝術設計的深層次的時代背景和文化原因，學生才能在一個較高的層面上理解當時的藝術設計。可以說，設計史教師文化品位的高低是決定設計史課程教學質量高低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三
設計史教師較高的文化素養有利于設計史文獻史料和設計史術語的正確解讀。在教學和研究中，設計史課程也要使用多種學科的教學手段和研究方法。
中國古代設計史的內容和材料大多為考古出土的藝術品，對考古藝術品的研究離不開文獻史料，設計史學與考古學和歷史文獻學具有直接的連帶關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美術考古學所研究的內容有相當的部分與設計史研究的內容相重合，其對新興的設計史課程的教學與研究的參照作用不言而喻。
對設計史的研究離不開文獻史料，而對文獻史料的準確理解又需要歷史文獻學的相關知識，所以，歷史文獻學對中國古代設計史的研究與教學就顯得非常重要。在設計史教學和研究中經常會遇到很多難以解讀的史料。因此，設計史教師加強歷史文獻學的學習是非常必要的。
此外，在設計史教學中還會遇到很多考古學、古生物學、神話學及歷史文獻學等學科的專有名詞和術語，對這些專有名詞和術語的解釋，關系到學生對設計史內容的正確理解和教師教學任務的圓滿完成。鑒于此，對多學科和交叉學科知識的學習和研究，是設計史教師應該負有的責任。
四
設計史教師較高的文化素養有利于對設計思想和設計觀念的理論概括與升華。藝術設計包括多方面的內容，既涉及材料、技術，又涉及方法、觀念；既是藝術，又是科學；既有人文學科的屬性，又與自然科學相關；既有實用功能的限定，又有審美的心理的要求；既有文化的傳承，又要求創新。因此，如何對以往的設計思想進行概括與提煉，關系到在教學中能否達到因材施教、深入淺出的良好教學效果。
對設計思想和觀念的理論概括與升華，教師必須掌握和了解哲學、美學、宗教學等學科知識。陳樂民先生說：“任何學問就像剝筍一樣，一層一層地剝下去，剝到核心，是哲學。”③黑茲爾·康威也說過：“雖然對于設計史不同領域的劃分反映了設計者的專業結構，但是在實踐和理論中，各個領域之間都存在著很多聯系。”④在對待歷史文化與藝術傳統上，不能采取斷章取義的態度，應該從一個更為廣闊的視角加以概括和把握。
綜上所述，藝術專業學生綜合素質的提高與教師的文化素養有著比較密切的關系。從長遠來看，學生的理論水平和創意能力的培養要比技能教育更為重要。設計史是一門多學科交叉的課程，尤其是文史哲諸學科，對這些學科的學習和了解是設計史教師提高文化素養、達到良好教學效果的基本要求。
注釋：
①albert boime.art in an age of revolution 1750-1800 [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②艾迪斯·埃里克森著.宋獻春，伍桂紅譯.藝術史與藝術教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考古學發展史范文第5篇
農業的出現，是人類發展史上的第一次革命，也是區分新、舊石器時代的重要標志之一，它為人類社會從蒙昧、野蠻邁向文明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一般說來，農業革命主要包括栽培作物的產生和馴化動物的起源。系統探索家畜的起源，對于了解家畜發展史、揭示家畜對人類生活方式的影響至關重要。
眾所周知，家豬Sus Scrofa Domesticus緣自野豬的馴化。目前，野豬主要分布在歐亞大陸的南部，即分布于歐洲、北非和亞洲中部天山山脈的歐洲野豬，分布于中國大陸、臺灣、爪哇、蘇門答臘和新幾內亞的亞洲野豬。相比之下，家豬的分布范圍要大得多，幾乎遍及全世界，其品種也千差萬別、多種多樣。家豬與野豬在形態和習性上的差別明顯，家豬的下頜骨、頭骨和淚骨較短，犬齒退化，鼻部上移，顏面凹陷，面部加寬，后軀加長，體重增大，體幅變寬，胃腸發達，腹圍增大。它們一般白天活動，黑夜休息，性情也頗為溫順。人們不禁要問，兇猛的野豬是如何馴化為形態、習性迥然不同的家豬呢？家豬起源于何時、何地？系單一起源，抑或多個起源呢？諸如此類，皆為學術界長期關注的問題。多年來，國內外學者從不同角度，孜孜以求地探索家豬的起源與馴化，業已取得頗為豐碩的成果，然而，諸如馴化之初，鑒別家豬和野豬等關鍵問題，至今仍茫然無緒。本文在評述前人工作的基礎上，著重探討上述關鍵問題，嘗試提出新的思路，希望能有助于研究的深入。
動物考古學的證據
考古學誕生以來，發掘成果日新月異、層出不窮，為探索家畜起源提供了頗為翔實的實物資料。當前，探索家畜起源主要借助于動物考古學的研究成果。一般說來，判斷考古遺址出土的動物骨骼是否為家畜，主要依據以下三個原則：1、基于骨骼形態學的判斷，即通過觀察和測量，比較骨骼、牙齒的尺寸、形狀等特征信息，以區分家養動物和野生動物。2、考古遺址中某些動物經過了古代人類有意識的處理，可認為屬于家養動物。3、把動物的年齡結構及骨骼形態上的反常現象與考古學分析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進行判斷。
據報道，世界上最早的家豬發現于安那托利亞東南部的Cayonu遺址土耳其之亞洲部分，其年代約距今9000年。我國迄今發現的最早家豬，一般認為是距今約8000年的河北省武安縣磁山遺址。這一認識的根據如下：即1、該遺址窖穴中發現有完整豬骨，在其上面堆積著小米；2、絕大多數豬的年齡介于1－2歲間；3、豬上下臼齒的測量數據，與新石器后期遺址出土豬的數據相近；4、穩定碳同位素的分析表明，豬以C4類植物為主要食物，表明與飼養相關。
關于新石器時代家豬飼養的前提條件，袁靖先生認為有以下三條：1、傳統狩獵獲得的肉食已顯不足，需要尋求新的肉食資源；2、居住環境周圍存在著一定量的野豬，容易獲得馴化對象；3、農產品有了一定的剩余，為家豬飼養提供了足夠的飼料。由此可見，出土了許多豬骨的廣西甑皮巖遺址距今約10000年，因不滿足上述條件，故不能認為是家豬的發源地。與此同時，有關專家正在積極探討河南舞陽賈湖遺址距今約9000年的出土豬骨，不久應有明確結論。
分子生物學的證據
借助分子生物學方法，是研究家豬起源的另一重要途徑。分子生物學理論指出，長期的進化道路上，生物的DNA分子既保持著基本穩定的遺傳，又容忍偶然變異的產生。顯然，DNA分子的遺傳穩定性，保證了親代與子代之間的遺傳連續性；而DNA的變異，又使得子代與親代出現差異，導致了物種的進化。研究表明：突變導致的DNA中核苷酸序列的改變，與時間的累積成正比，即時間越長，DNA中核苷酸序列的改變越大。這種變化的速率是恒定的，兩種生物分離的時間越長，其分子的差異則越大，這就是所謂的“分子鐘”（molecular clock。這樣，若探明現存物種DNA的核苷酸序列，便可望估計它們共同祖先的分離時間，即其物種的起源。由于動物體內的線粒體DNAmitochondrial DNA，簡寫為mtDNA具有母系遺傳、變異速率快、拷貝數目多的特點，故常將其作為研究物種系統進化的首選。
Watanabe等首先利用限制性片斷長度多態性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簡稱RFLP分析了家豬包括亞洲豬和歐洲豬、日本野豬的mtDNA限制性酶切圖譜，結果發現亞洲豬和歐洲豬存在著很大的遺傳差異，表明兩者應有獨立的起源。Huang等對29個中國地方豬種、1個歐洲豬種以及野豬的mtDNA也進行了RFLP分析，除證實了Watanabe的研究成果之外，還發現中國野豬與中國家豬更為接近，暗示著中國地方豬可能只有一個單一起源。Giuffra等測定了來自歐洲和亞洲野豬、家豬中mtDNA細胞色素b的全編碼序列、mtDNA控制區的440堿基序列和三個核基因堿基序列，經系統發育分析后發現，一些家豬的mtDNA序列與歐洲野豬密切相關，而另外一些則與亞洲野豬密切相關，表明家豬應分別緣自歐洲和亞洲野豬的馴化。之后，蔣思文等對中國9個品種的140頭豬的線粒體控制區440bp和細胞色素b基因798bp的作了系統發育分析，而Kijas等對中國梅山豬、瑞典長白豬以及兩個歐洲野豬的mtDNA作了近全序列分析，其結果均證實了歐洲家豬和亞洲家豬分別起源于亞洲野豬和歐洲野豬，即現代家豬有著兩個母系起源。
此外，各學者還利用“分子鐘”理論估算了家豬的起源時間。Huang等首先根據哺乳類動物mtDNA每百萬年2％的進化速率，估算出歐洲家豬和中國家豬可能在280000年前來自同一祖先。Giuffra等則認為兩者分離的時間大約為500000年前。Jiang等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中國地方豬種和歐洲野豬的mtDNA序列變異發生在413000－875000年前，亞洲野豬的變異發生在7000－15600年以前，即亞洲家豬的馴化發生在7000－15600年前。Kijas等估計亞洲家豬與歐洲家豬的分離時間為90000年前。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利用分子生物學推斷出家豬的起源時間絕大多數遠早于考古實物資料，其原因尚需進一步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各項研究估算家豬起源時間的顯著差異，與分子標記及核苷酸序列的不同選擇密切相關。
中國國土遼闊，養豬歷史悠久，各地氣候和自然環境差異很大，形成了眾多的中國豬種。研究指出，若按自然地理環境條件、社會經濟條件以及外形、生態特點來考慮，中國家豬可以分為：華北型、華南型、華中型、江海型、西南型和高原型等六大類型。至于中國家豬的起源問題，蘭宏等利用RFLP技術，分析了我國西南地區家豬和野豬的mtDNA，發現西南地區的家豬與當地野豬極為相近。而常青等對華東地區家豬和野豬的隨機擴增多態DNARandom Amplified Polymophism DNA，簡稱RAPD作了分析，結果表明：長江下游江蘇地區家豬的品種或類群內，變異幅度相對較小，群體的遺傳趨異程度處于較低水平；而華東地區的家豬和野豬可能起源于一個共同的祖先。之后，Huang等和Jiang等的研究成果，均證實中國豬種的遺傳資源缺乏，其暗示著中國家豬的單一起源，而各地豬種的不同表型應為人工長期選擇的結果。
聚合酶鏈式反應polymerise Chain Reaction，簡稱PCR技術的出現和成熟，使人們可望通過古代豬骨DNA的分析，更直接地探索家豬的起源與進化。2002年，Watanobe等根據mtDNA控制區域的核苷酸序列分析，復原了日本沖繩島考古遺址出土豬骨的DNA，并對其與現代野豬、琉球群島、日本島、亞洲大陸等地家豬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探討。他們指出，古代豬系東亞家豬血統，與琉球群島的本地野豬相關；清水貝丘（shellmidden）遺址彌生－和平時代，Yayoi－Heian Period出土的豬，出現一個獨特核苷酸的插入現象，表明其與琉球群島的現代野豬有所不同，反映了在彌生－和平時代早期或更早一些時候，亞洲大陸的家豬已被引入到沖繩島。綜上所述，不難預見，隨著分子生物學理論和技術的不斷成熟，利用古代DNA技術，探索家畜起源及發展的工作必將日益增多。 轉貼于
存在問題
無疑，家豬起源的研究業已取得了顯著的成就，然而，隨著研究的深入，新的問題也不斷出現，需要進一步思考和探索。眾所周知，野豬經馴化演變為家豬，其過程極其緩慢。而在馴化初期，家豬和野豬間，形態上幾乎沒有差別，甚至完全沒有差別。欲鑒別這一時期的家豬和野豬，主要依賴于形態學研究的動物考古學顯得無能為力。即便利用古代DNA技術，原則上也同樣難顯其能。這一點是最令人困惑的。此外，就目前而言，分子生物學的工作還主要集中在mtDNA方面。而mtDNA是一個單位點的分子標記，具有一定的片面性，難以揭示父系血統對后代基因的作用和影響。實際上，已有不少學者對此提出了質疑。
思 考
袁靖先生認為，人類獲取肉食的模式，按時間先后可分為三種，即依賴型、初級開發型和開發型。早期，漁獵是肉食的主要來源，肉食的豐富程度與獲取的難易，完全受環境資源的制約，這種獲取肉食的模式稱為依賴型。之后，除漁獵外，人們學會了某些動物的馴化，開拓了獲取肉食的新資源。此時，肉食資源還主要以漁獵為主，原始畜牧業仍然居于輔助地位。這種模式被稱為初級開發型。隨著畜牧業的發展，漁獵的比例逐漸下降，人們的肉食來源發生了質的飛躍，即肉類的大部分來源于某種馴化家畜，周圍環境野生動物已下降成為肉食的次要來源，人們將這種模式稱為開發型。顯而易見，家豬的起源應當發生在初級開發型階段，即馴化的開始階段。
Price認為，所謂馴化，就是經過不同世代的變異積累和環境誘發產生的發育變異之后，一大群動物逐步適應人類需求和封閉環境的過程。Bruford等的馴化定義為：改變動物或植物的遺傳特征，使之更符合人類需求的過程。Diamond則認為，野生動物的馴化，需要滿足以下條件：1、固定的食物來源；2、生長相當迅速；3、在封閉環境中繁殖；4、 性格柔順；5、不易驚慌等。以上學者的意見，可將家畜的馴化條件歸納如下：1、動物在人類的干預下經過世代的積累；2、動物與人類的關系極為密切，其食物主要來自人類的供給。顯然，如何采用科學方法判斷這兩個條件是否形成，當是探索家畜起源的關鍵所在。具體說來，有如下四種方法：
1、食性分析。相對而言，家豬的棲息環境較為狹窄，其食物的來源也十分穩定，并與飼養者的食物基本一致。因此，若以考古遺址出土豬骨為對象，分析它們的穩定同位素C、N和微量元素，了解它們的食性及其變化，并與先民們的食譜相比較，探討兩者之間的關系，可為家豬的起源提供重要的信息。
2、古代DNA研究。馴化初期，交通極為不便，文化交流頗為困難，豬只能近交繁殖。這樣，利用RAPD、微衛星等多位點分子標記，可望捋清古代豬個體間的親緣關系，進而探明它們的世代和譜系關系。無疑，若發現有三代關系，即可推斷豬已馴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