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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儒家思想的認識范文第1篇

關鍵詞：仁;智;勇;三達德;人格

儒家思想產生于春秋戰國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的劇烈動蕩時期，孔子希望恢復周朝以禮為準則的社會制度，提出了以“仁”為核心的一整套學說，實現“仁、智、勇”五種品德才能實現仁。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意思是有智慧的人不會迷惑，有仁德的人不會憂愁，有勇氣的人不會畏懼。孔子就是以“仁、智、勇”為核心建立起他的基本道德規范體系的，其基本目的是為了培養和規范一種理想的主體人格――孔子認為具有仁、智、勇三種德性，才是健全的人格。

一、仁

“仁”的基本內涵――“愛人”。攀遲問仁，子曰：“愛人。”孔子講的“愛人”，不是指愛某類人群，而是泛指愛一切人，即孔子所說的“泛愛眾，而親仁。”但是，孔子主張的眾愛是由近及遠的、有層次的，即孔子的“愛人”是有始有終的――從愛親到愛一切人。“仁”的內在要求――“克己復禮”。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約束自己符合于禮的規定便是“仁”，這也是如何達到“仁”的境界的內在要求。

“仁”是儒家道德規范的最高準則。在儒家看來，它是一切道德的根源，又是道德的總綱，是人的最高精神境界。《論語》記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就“仁”的內容而言，孔子概括為“忠恕”二字。“忠恕”是儒家重要的倫理思想，它是仁愛心理的一種行為表現。“忠恕”之道的基本要求是通過將心比心的體驗去愛人。前者要求人們積極利人、助人。朱熹注：“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盡己”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也》），“推己”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顏淵》）。相比而言，前者是最基本的起碼的要求，后者則是更高的標準，但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都是君子成仁的表現。具體說：“力行近乎仁”（《中庸》）可以說是儒家對如何成仁的深刻總結。孔子明言：“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認為只要下工夫磨煉、用力去做，就可成為仁人，甚至成為圣哲。“博愛之謂仁”（韓愈《原道》），仁是人的善良之心，是人的道德情感，根據內心的博愛去行事就會形成溫、良、恭、讓等各種美德，如果人人都形成仁愛的美德，那么我們就會少一點焦慮、少一點不安、因此，儒家的“仁”是道德思想的核心，是諸多道德品質的根基。“仁者不憂”的意義正在于此。

二、智

“智”在先秦儒家道德規范體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重要的道德規范之一，也是儒家理想人格的重要品質之一。“智”字雖然出現較早，但在西周以前，并不多見。只是到了春秋末期之后，“智”才成為人們普遍認可的道德規范。而首先把“智”視為道德規范、道德品質或道德情操來使用的，則是偉大的思想家孔子。在孔子那里，“智”已經是一個明確的道德規范，成為衡量人們行為的一個重要道德標準，他把“智”與“仁”、“勇”兩個道德規范并舉，定位為君子之道，即所謂 “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對“智”的培養途徑，孔子以最簡潔的話概括為“好學近乎智”，強調勤學、樂學對于達“智”的重要意義。在博學、勤學的基礎上逐步形成堅定的道德信念，就能分清是非正誤，識別利害得失，知己知彼，遇事胸有成竹、沉著冷靜達到不迷惘、不盲目、不疑惑、不蒙蔽的境界，此之謂“智者不惑”也。

三、勇

勇，儒家的倫理范疇，屬于道德意志方面的品質，指果斷、勇敢。孔子把“勇”作為施“仁”的條件之一。“勇”必須符合“仁、義、禮、智”，而且不能“疾貧”，才能成其為勇。《論語?憲問》：“仁者必有勇。”又《陽貨》：“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又《子罕》：“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讓指謙讓、禮讓。對人的謙讓是中華民族的一種傳統美德。《孟子?公孫丑上》：“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可以說孔子對不同層次的勇作了頗為細致的劃分，并告誡人們義理之勇不可無，血氣之勇不可有。用理智統帥情感，以做正義之事為勇。“不懼”只是勇的基本要求，最重要的是“勇”應該有正確的方向，當以道義為指導。“有義之謂勇敢”，無畏無懼只有與禮儀相聯系，才是真正的勇。

對儒家思想的認識范文第2篇

關鍵詞：儒家思想；正統思想；社會需求；創新性；傳承性

中圖分類號：B2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6）02-0062-02

春秋時期，孔子創立了儒家學派，其思想的核心內容是“仁”，提倡禮治，在法律上主張德主刑輔，主張“無訟”。后期的儒家學派代表人在不斷的探索中，逐步形成了一套符合時代需求的思想體系，并被秦漢以后的歷代封建這所采納，成為了封建正統思想。

一、儒家思想成為封建正統思想的發展歷程

儒家思想自產生以來，主要經歷了以下幾個發展階段：

（一）春秋至漢初的消沉時期

儒家思想產生于春秋時期，春秋戰國屬于混戰時期，禮治已經無法適應當時的社會趨勢，儒家思想在當時的混亂年代必然無法得到重視。

先秦時期，李悝攜《法經》入秦，秦始皇在法家思想的指導下建立了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君主制國家。法家思想成為了這一時期的主導思想，秦朝將法家的思想推向了極致，立法上采取嚴刑峻法的策略，同時實行文化專制。

漢初的統治者總結秦朝二世而亡的基礎上，認識到了仁政的重要性，一味的嚴刑酷法會導致政權的顛覆。因此，漢初采取了休養生息的政策，儒家的思想不斷得到重視。采用儒、道、法相結合的黃老思想為指導，主張清靜無為、約法省禁、與民休息、尊主安民。這一時期的黃老思想吸收了儒家的思想，為儒家思想后期的發展提供了條件。

（二）漢武帝時期到魏晉南北朝的確立以及發展時期

漢武帝時期，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被采納，儒生們可以參與禮法和注釋現行的法律，逐步開始實現引禮入法。儒生們可以參與禮法和注釋現行的法律，逐步開始實現引禮入法，將儒家思想注入維護封建統治的律法之中。

魏晉南北朝時期雖然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二個戰亂時期，但這一時期卻是中國歷史思想大發展和大繁榮時期。儒家思想的封建正統思想地位得到不斷的鞏固，引禮入法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如“八議”、“重罪十條”等等，都體現了儒家思想在律法中的地位。

（三）隋唐到清朝的完善以及鞏固時期

隋唐時期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不斷得到完善，尤其是唐朝。唐朝是封建社會的繁盛時期，經濟較之前的朝代有了極大的發展，隨著唐朝開明政策的實施，文化也出現了大繁榮的景象，中華法系基本得以確立，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的禮法的結合不斷完善并達到最高水平。

從唐朝之后一直到清末，歷代的統治者都繼承了前朝的律法，雖有局部的修改，但貫穿于其中的儒家思想卻被不斷的繼承下來，并作為封建正統思想得以不斷鞏固。

二、儒家思想成為封建正統思想的成因

漢代的統治者在總結秦亡的教訓的基礎上，認識到單純的嚴刑酷法無法維護政權的長久統一，這就使得儒家的思想再次得到重視，從漢武帝時期開始，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逐步穩定并不斷深化。儒家思想在各流派思想的競爭中能夠脫穎而出，被統治者重用，經久不衰，成為封建正統思想并非偶然，有其形成的必然性。我認為，儒家思想能夠成為封建正統思想主要有以下成因：

（一）與封建社會的需求相契合

儒家思想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得以生存并不斷的發展，以封建正統思想的地位存活到封建專制制度的解體，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儒家思想能夠滿足當時的社會需求。

首先，就統治者來說，儒家思想與統治者想要實現封建大一統，君主專制統治的愿望相吻合。儒家思想經孟子、荀子的修正發展到漢代董仲舒時，他竭力把人事政治與天道運行附會而強力地組合在一起，同時將孔子的大一統思想和法家的君主集權思想捏合在一起，主張“一統于天子”，這一主張的提出正好與封建統治者的政治需要相契合，從而使得儒家思想逐步成為了封建正統思想。此外，儒家思想中的很多主張對于實現君主專制都發揮了有效的作用。儒家思想提倡禮治，在占據統治地位后，儒生們開始致力于引禮入法。從漢代開始到清末修律之前，儒家思想一直處于統治地位，并使得引禮入法不斷發展，禮與法實現了完美的結合，禮法的結合不斷的加深對封建倫理綱常的維護，用“三綱五常”規范來維持家族秩序，強化君權、父權、夫權，運用這種道德的教化作用來解決小農經濟的分散不利于管理的現狀無疑是可行的。此外，雖然儒家思想占據了統治地位，但統治者并沒有完全忽視法律的作用。在法律不斷完善的過程中，統治者已經意識到法律作為固定的措施確定下來對于維護統治的好處是肯定的，但也認識到了儒家思想中所提倡的和諧等觀念對于封建統治秩序的維護有著重要的作用。因此，儒家提出的“德主刑輔”、“以刑去刑”的主張，強調教化的作用的同時，也主張用刑罰來對付反抗的臣民，一方面用政權和法制的強制力來維持國家的統治，另一方面用道德教化來馴化全體臣民為皇帝效忠，這種恩威并施的策略對于維護君主專制統治都有著積極的作用。再如，儒家的“無訟”思想，強調依靠有一定地位的人按照鄉規民約來處理人們之間的糾紛，不僅在很大程度上鞏固了倫理綱常的地位，壓制了人民的反抗意識，也能夠減輕國家設置行政機構的負擔。

其次，就人民來說，儒家思想符合了人民大眾的心理，尤其是大部分以農業為主的人民的心理。第一，以農業為主的的傳統社會將農民與土地緊緊的聯系在一起，這就造成了農民愿意循規蹈矩，追求和諧的心理，而儒家思想正好符合廣大農民的心理需求，儒家提倡禮治，用“禮”來規范人們的日常生活以及糾紛的解決，為人們的生活提供了一套標準的行為模式，這無疑符合了農民愿意循規蹈矩的心理。而儒家的“無訟”思想也與農民追求和諧的觀念相吻合。第二，農業社會里，家族的地位有著及其重要的地位，無論是提高農業產量的需要還是農民傳統思想里對于家庭的重視都決定了家族地位的重要性，而儒家提出的以家族為本位的宗法制對于家族秩序的維護有著極好的規范作用。一方面，家長的絕對控制權有利于家族的穩定，家族的穩定更利于農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倫理綱常作為維護家族秩序的準則是能夠被農民的傳統思想所接受的。這些特點都決定了儒家思想被廣大農民接受并遵守。

（二）創新性保障了儒家思想生命力的旺盛

儒家思想從被確立為封建正統思想開始到在封建社會的兩千多年里一直作為封建正統思想存在離不開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對于儒家思想的不斷創新。

春秋末期，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主張以禮治國，戰國中期的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思想，重視道德的教化作用。雖然在春秋戰國這個諸侯戰亂的時代儒家這種單純的“仁政”并不能解決當時的問題，也沒有得到當權者的重用，但孟子對于孔子思想的發展卻是值得肯定的。戰國后期，看到法家學說在各國變法運動中所顯示出的具大的威力和功效，儒家代表人物荀子將法家的“法制”思想納入儒家的思想體系，明確提出了既“隆禮”又重法的思想主張。漢武帝時期，儒家的代表人物董仲舒對于儒家學說的創新最終使得儒家思想作為儒家正統思想得以確立。

正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的這種不斷創新的精神使得儒家思想能夠在不斷的探索中契合了當時的社會需要，從而保障了其強大的生命力，成為封建正統思想，直到封建體制的瓦解才失去其生命。

（三）傳承性保持了儒家思想的持久性

儒家思想在封建社會經久不衰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儒家思想的不斷傳承。這里的傳承性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首先是儒家學派的繼承人對于儒家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從孔子創立儒家學派到孟子對于孔子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再到荀子的不斷完善以及董仲舒的新儒學的提出無不體現了這種繼承性。其次是歷代統治者對于前朝思想以及律法的批判性繼承。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里經歷了諸多次的朝代更替，幾乎所有的統治者都選擇不拋棄前朝的統治思想和律法，這一明智的做法使得儒家思想作為正統思想不斷得以傳承。

三、結語

儒家思想作為封建正統思想統治了中國封建社會兩千多年，雖然隨著封建制度的瓦解儒家思想的正統思想地位已經不復存在，但并不是說儒家思想在今天應該完全被否定。我們需要的是一種辯證的態度去正確的認識儒家思想，既要對儒家思想中的落后觀念進行否定，也要對其合理的觀念進行創新性的繼承，從而更好的實現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

參考文獻：

〔1〕佘經林.論中國封建正統法律思想及其法律化[J].中國政法大學學報，1996，（1）.

〔2〕王霄燕，陳凱.中國封建法制儒家化原因初探[J].山西大學學報，1998，（4）.

對儒家思想的認識范文第3篇

[關鍵詞]啟蒙時期；儒家思想；傳播；影響。

以孔子學說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深深地影響了中國人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儒家思想的核心為“仁”“義”“禮”“忠”

“孝”“知”。它歷經孔孟哲學、西漢獨尊儒術、宋朝程朱理學的發展過程。當明末清初利瑪竇、湯若望等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傳播基督教時，他們一方面把西方的文化和思想觀念引入了中國，同時也把儒家思想帶回了西方。儒家思想的傳播對啟蒙時期的西方社會文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一、儒家思想傳入西方的背景條件。

儒家思想主觀上并不具有基督教的普世性質，但它卻通過基督教傳教士的書信、著作和譯作傳到了西方。儒家思想在西方文化中的傳播和接受并不是偶然的，它與西方的古希臘思想和基督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相通，與當時西方的社會環境相契合，同時也反映了西方的人文理想和時代精神。

儒家思想所倡導的倫理道德與古希臘哲學中的倫理思想有共通之處。無論是蘇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識”還是亞里士多德的“至善即幸福”都反映了古希臘哲學對道德倫理的重視。蘇格拉底的哲學集中表現在“認識你自己”，主張建立人的哲學，發揮人的理智能力和道德本性，認為人的幸福與否取決于靈魂的好壞。蘇格拉底的倫理思想和孔子的思想學說相似，孔子因而被尊稱為“中國的蘇格拉底”。古希臘的倫理道德思想在西方文化中得到了繼承和發揚，追求和擁有倫理道德成為許多人的理想。這種對倫理道德的重視同樣體現在基督教文化中。

儒家思想和基督教都體現了對言行舉止進行規范的道德標準。“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①“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儒家的道德標準推崇強烈的自律意識，即自己希望實現的目標也要幫助別人實現，而自己不想要的東西不要強加給別人。而基督教特別是新教同樣重視對言行準則的規范。其教義強調克制欲望，努力工作、勤儉節約，通過今世的善功來彰顯上帝的恩澤、進而成為上帝的選民最終獲得拯救。儒家思想的精髓“仁”與基督教文化的核心“愛”也有一定共通之處。“仁”的核心就是“愛”。

仁愛就是要關愛別人，從愛自己的家人推及到愛自己的朋友、左鄰右舍。孔子關于“仁”的說法在《論語》中有較多論述。“仁者愛人”；“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也”；“克己復禮為仁”。基督教則提倡在神愛的基礎上的博愛。在愛上帝的前提下，人們要愛自己的親人、朋友、甚至于愛自己的敵人。

“愛是從神來的。凡有愛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不認識神……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親愛的兄弟們，神既然是這么愛我們，我們也應當彼此相愛。”[1]（P.275-276）與此同時，儒家思想反映了西方的人文理想和時代精神，為啟蒙運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

歐洲當時處于封建君主和宗教神學統治時期，一些有識之士和思想家從儒家學說中看到了曙光，希望借用儒家思想和理念來解決時政的弊端，推行自己的主張和理想。儒家思想的傳入客觀上適應了當時歐洲社會反對封建世襲特權、倡導民眾的自由和權力，呼喚資產階級民主和理性的需要，并為啟蒙運動的到來和開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動力。

二、啟蒙時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傳播和影響。

16世紀末至18世紀歐洲出現了大量介紹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的著作和譯作。作者和譯者大都是在中國傳教的傳教士。這些著作和譯作的出版一方面是為了使歐洲更好地了解中國及其文化，滿足西方人對異域文化的好奇與探究之心，另一方面是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國人的思想，特別是儒家思想，從而更好地傳播基督教教義。

根據傳教士利瑪竇的日記整理編撰成的《利瑪竇中國札記》向西方呈現了一個嶄新的世界和民族，同時對中國的儒教、佛教、道教都有評述。

利瑪竇意識到儒家思想在中國社會起到的思想統治和意識形態的作用，因此他推崇儒教、稱頌孔子，把儒教稱為文人的宗教：“凡做學問有了名氣的人或從事學問研究的人，沒有一個是再信任別的教派的”。[2]（P.101）利瑪竇對儒教的了解、介紹主觀上是為了以一種中國信眾更能接受的方式來傳播基督教，客觀上卻對儒教的傳播和推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之后耶穌會士基爾歇所著的《中國圖說》一書也提及了中國的儒釋道三教。西班牙的多明我會傳教士閔明我的《縱覽》的第三部分提及了孔子的政治和道德格言，第四部分輯錄了孔子、孟子、荀子、老子、朱熹等歷代先哲的言論。萊布尼茨和伏爾泰等著名思想家都曾閱讀過此書，認為這本書對了解中國大有幫助。1687年，柏應理的《中國圣賢孔子》在巴黎出版。作為全面向歐洲介紹儒家思想的重要文獻，此書一經問世便受到廣泛的關注，其拉丁文本被翻譯成法文和英文。這本書包括了對孔子及其學說的介紹，也包括《大學》《中庸》和《論語》的譯文。《中國圣賢孔子》是歐洲人了解儒家思想的主要讀物，萊布尼茨和孟德思鳩都曾閱讀過此書。1709至1713年耶穌會士衛方濟整理出版了《中國典籍六種》，收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孝經》

《小學》的拉丁文譯文，從而首次將四書完整地介紹給歐洲讀者，使歐洲讀者對儒家思想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②啟蒙時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傳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尤其在知識分子、思想家和哲學家中引起了不同凡響。這種影響主要集中于三個方面。其一，倫理道德思想。儒家思想與西方的古希臘思想和基督教文化在倫理道德的許多方面契合相通，并起到了有益的補充作用。因此儒家的倫理道德思想受到了眾多西方人士的稱頌。其二，政治體制方面，表現為對以儒家學說作為思想基礎的政治體制的頌揚。儒家提倡德政、禮治和人治，強調道德感化治理國家，維護社會的和諧。更重要的是，以父權為基礎的專制政體保障了社會的長治久安。其三，對民主政治的促進作用。儒家反對世襲制度，提倡任人唯賢，唯才是舉。同時儒家思想的“民貴君輕”把“民”置于學說中心。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君主應有君主的樣子，實行德政、以德服人。這一主張與資產階級追求平等和權力的民主政治學說相兼容。

作為歐洲研究中國名氣最大的學者萊布尼茨認為中國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平。“中國具有（在某些方面令人欽佩的）公共道德，并與哲學理論尤其自然神學相貫通”[3]（P.72）“在實用哲學方面，也就是說，在道德戒律方面，在適用于現實生活和凡人的政治方面，他們肯定超過我們，盡管承認這一點令人臉紅”[4]（P.69-70）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也曾贊頌中國人的道德水平：“中國人生活在一種最完善、最實用的道德之下，在世界的這部分地區，任何人都不具有這種道德”。[5]（P.496）對儒家思想談論和贊頌最多的當屬啟蒙思想家伏爾泰。伏爾泰以他對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大力推崇和美化被稱之為“歐洲的孔子”。他宣稱，“在道德上歐洲人應當成為中國人的徒弟”。[6]（P.369）在這個地球上曾有過的最幸福的、并且人們最值得尊敬的時代，那就是人們尊從孔子法規的時代。“[6]（P.369）伏爾泰根據中國元劇《趙氏孤兒》改編成的《中國孤兒》中，征服者成吉思汗為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被征服者所折服，最終放下了屠刀。這個結局正是孔子道德情操的最好詮釋。

以儒家學說為思想基礎的中國政治體制得到眾多啟蒙思想家的推崇。伏爾泰認為中國是世界上管理最好的國家。他渴望穩定、和諧的理想社會，期盼仁慈開明的君主，并以中國的長治久安來論證中國體制的優良。在伏爾泰眼中，中國的政治體制最合乎理性，是因為它建立在父權社會的基礎上。”兒女孝敬父母是國家的基礎。在中國，父權從來沒有削弱……一省一縣的文官被稱為父母官，而帝王則是一國的君父。這種思想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把這個幅員廣闊的國家組成一個大家庭“。[7]（P.216）在啟蒙運動大潮中產生的”重農學派“理論也得益于中國的儒家思想。學派創始人魁奈主張農業為一國之本。中國的歷代帝王都重視農業，而這一傳統正源于孔子的儒家學說。在他的《的專制制度》一書中，魁奈贊揚了中國的專制制度。他認為中國的專制制度是”合法“的專制主義，符合自然法、是自然秩序的體現。在魁奈眼中，中國的諫議制度和監察機構可以有效地限制皇帝的權利，因而是值得效仿的專制主義。

三、儒家學說對西方的民主政治也有促進作用。

”學而優則仕“的中國科舉制度和用人制度得到了頌揚。這一人才選拔制度強調依靠品德、學識和才干而不是憑借出身和門第選拔人才，與西方尊重個人價值、提倡民眾的權力和平等的精神是相通和一致的。魁奈也曾提及中國的教育制度和用人制度。”在中國沒有世襲貴族，一個人的功績與才能是他可能獲取顯貴地位的唯一標準……兒子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求學上，以此作為獲取功名的唯一途徑“。[8]（P.44）對中國用人制度的頌揚揭示了當時的歐洲社會對封建貴族世襲制度的不滿和抗議，反映了個人通過自身努力實現自我價值的理想和愿望。同時儒家的”民貴君輕“”民為邦本“思想成為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重要來源。啟蒙運動和隨后的法國大革命都體現了反對專制特權、爭取民眾權利和自由的精神。

盡管啟蒙思想家并未去過中國，但他們通過傳教士的著作和譯作了解了儒家思想，并對這種異域思想大為贊賞。對儒家思想的接受和贊美反映了接受者基于自己的背景和需求所做的理解、加工和有選擇性的接受。首先，對儒家思想的接受和贊美反映了啟蒙思想家對穩定、和諧、開明的理想社會的向往。他們認為儒家提倡的道德思想不僅與古希臘思想和基督教在許多方面契合相通，而且有助于維持人際關系的和諧和社會的安定。以道德為基礎的”禮“規范了上下有別、尊卑有序的倫理秩序，規范了每個人在家庭和社會中的處事準則，由此避免了沖突和紛爭。儒家倡導德政、禮治和人治，強調道德感化治理國家，從而有效地維護了社會的和諧穩定。其次，儒家思想反映了當時西方的人文理想和時代精神。17、18世紀孔子及其學說在歐洲風靡一時。在許多啟蒙思想家眼中，孔子不僅教導人們如何做人，也教導人們如何治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思想成為許多啟蒙思想家反對封建世襲的重要思想武器。啟蒙思想家驚喜地在儒家思想中發現了與自己的想法相契合的學說與理念。儒家反對世襲制度的思想與啟蒙時期反對封建和宗教神權，爭取權利和自由的訴求和主張不謀而合。儒家思想的傳入客觀上適應了西方社會反對特權政治、倡導民眾的自由和權力，呼喚資產階級民主和理性的需要，并為啟蒙運動的到來和開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動力和源泉。1945年，美國漢學家顧立雅出版了《孔子與中國之道》一書，對中國儒學在17—18世紀給予西方的影響做出了如下闡述。”在歐洲，在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發展中，孔子哲學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通過法國思想，它又間接地影響了美國民主的發展。“[9]（P.5）結束語。

啟蒙時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傳播產生了重要影響。儒家思想和西方文化屬于兩種不同的思想和文化體系，但它們在很多方面存在著共通之處。二者都是對人類的生命價值和世界的終極意義進行思考和探索的領域。雙方都互有可借鑒之處。儒家思想的許多理念能救治西方文化的弊端，解決西方文化的危機。因此它在西方的傳播不僅具有歷史價值更具有現當代意義。

注釋：

①本文所有關于孔子的引述都出自張燕嬰譯注的《論語》。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②有關”儒家思想在西方的傳播“參閱了徐明龍著的《歐洲十八世紀中國熱》。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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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伏爾泰。哲學辭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7]伏爾泰。風俗論上冊[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2000.

對儒家思想的認識范文第4篇

即使中國儒家從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道路傳入到越南，但這些差異方式在社會經濟，文化中得到折射。所以可以說，越南儒家與中國儒家具有一些相同之處。 

（一）儒家在社會中的作用及其生存基礎。越南儒家與中國儒家的相同在于它的存在基礎，甚至日本儒家、朝鮮儒家也如此。依筆者所知，儒家長時間在中國、越南、日本、朝鮮等國家生存下來的基礎是東方國家社會經濟條件，東方國家社會存在基礎在于稻作農業經濟與三角洲流域緊緊相連。該經濟基礎使社會產生更大的凝聚力，融入大自然，受到大自然的影響，崇拜天地自然，社會中人尊重長輩，尊重有經驗者，尊重社會和家庭的秩序，注重和睦相處等等。這是個好土地給儒家扎根生枝以及發揚自己的學說。雖然在越南、日本和朝鮮，儒家都是來源于中國，并不是土著思想系統，但是，像中國一樣，在支配社會發展時，儒家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對封建社會發展。今天，儒家思想雖然不再是占主導地位的主流意識形態，但儒家思想的標志仍然保留——它成為“民族傳統文化”，也對當今社會的發展更具價值。在中國，儒家支配所有鄉村和家庭關系、道德關系、教育活動等社會中人的活動，是中國封建社會存在和發展的思想基礎，從漢代（公元前206年至220年）至清代（1644年至1911年）。在越南，日本，韓國也是如此，儒家思想也強烈地影響社會的所有活動。在越南，儒家長時間是支配封建朝代所有活動的指導思想系統，自李朝（1010年至1225年）至阮朝（1802至1945年），特別是后黎朝（1428至1788年）至阮朝末期（1802年至1945年），儒家在社會占據了獨尊的地位。朝鮮李朝時期（1392年至1910年）和日本德川幕府（Mac phu Tokugawa）時期（1603年至1867年），朝廷重視儒家，儒家思想成為支配社會所有活動的思想體系。如今，儒家不再是支配社會一切活動的正統思想系統，但是，儒家仍在社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以及許多對當今社會發展有價值的思想，成為民族傳統文化。 

（二）經學相同。儒家透入越南的同時，經學經典也不斷地涌入越南。越南儒家并沒有創作出自己的作品，而是在中國儒學經典書籍的基礎上創作出越南儒學作品，最有代表的是《四書》和《五經》。因此可以肯定越南經學和中國經學是相似的。李朝時期至今的越南儒士都使用孔孟、程朱作品作為經典書籍。例如：13、14世紀朱文安（1292年至1370年），阮廌（1480至1422年）非常重視《四書五經》以及儒家仁義思想和教育思想。他們的話和引用語都是來源于中國經學中的內容。十五世紀，越南儒神吳士連編撰了《大越史記全書》，15卷有174段評語，其中有98段引用或提到作者和作品，如：《周易》《金詩》《書經》《春秋》《論語》等文獻，孔子、孟子、朱子等儒家學者。十八世紀末，中代時期越南最有學問的大臣代表——黎貴敦進士（1726年至1784年）十分重視朱熹。在越南，到目前為止，越南儒士忠于傳統儒家經學。越南儒家仍重視孔孟經學，程朱思想則是道學。潘珠貞、潘佩珠、黃叔抗以及提倡民本（一定意義上是民主）、抵抗君主專制制度的東京義塾運動都一直重視儒家思想。潘佩珠（1867至1940）編寫《孔學登》也是提倡儒學價值意義。 

（三）思想體系相同。從誕生到發展和傳播的過程，儒家和儒家內涵不斷地擴大和發展，并被社會經濟環境、地理空間所支配；換句話說，中國歷史階段，歷史背景和地域空間的不同，引起中國儒家思想不同的變化。簡單地理解為“中國歷史中沒有一種統一和純粹的儒家”（同一個空間和時間中沒有一種同一宗教形式），更沒有一種純朝鮮儒家、純日本儒家、純越南儒家。展開其觀點，可看出沒有確定何為中國儒家、朝鮮儒家、日本儒家、越南儒家的劃分標準。在不同空間和不同時間，儒家都有異同之處，但總體來說能稱它們為儒家思想。因為在任何國家、 

任何時代，儒家都要依靠一個基礎、一種不可改變的哲學體系。儒家誕生與發展于中國后才蔓延到東北亞地區，可見儒家的基礎即是中國儒家。確定在豐富多樣的中國儒家思想系統中哪里是中國儒家、朝鮮儒家、日本儒家、越南儒家的根本和共同點是一個難題。筆者認為有三種共同儒家思想流派在東北亞地區發展并支配該地區的所有活動，那是：1.孔孟思想的系統。2.漢儒思想系統（董仲舒為代表）。3.宋儒思想系統（程朱為代表）。上述三種中國儒家思想的所有內容（關于哲學、道德、教育等）是越南儒家、日本儒家和朝鮮儒家的基本依據。無論發展在自己的家鄉中國還是發展在異國（越南、日本、韓國），盡管在形式上有些變化，可儒家仍然還背著它的基本思想內容。因此，中國儒家、越南儒家、日本儒家、朝鮮儒家都有共同的名稱，為“儒家”。當認識到儒家在不同時代和不同國家的“共同基礎”和“不變”因素，我們才能了解到各國儒家的差異之處。 

二、中越儒家的差異 

除了相同之處外，越南儒家、中國儒家以及其他國家的儒家也有許多差異之處，最凸顯的是儒家學者隊伍和思想風格。 

（一）越南儒士與農民和農村密不可分。越南儒士親近農民，他們的生活與農村生活緊緊相連。據史料記載，17世紀，越南都市已發展到一定的繁華程度了。升龍、蒲獻、會安和順化是越南商品經濟發達地區，但蒲獻儒士寥寥無幾，只有三貢生、沒有進士，17-18世紀的會安也有如此狀況。19世紀，絕大部分貢生（舉人）和進士都出身于農村。比如說，自19世紀初至1919年，阮朝時期，39屆考試的555位進士，47屆考試的5226位舉人大多都出身于農村。當官者在位時被調動到全國各地，他們退隱之后仍然選擇回歸農村生活。可以肯定的是，越南儒士是農村儒士，農村生活或多或少都會影響到越南儒家及儒士，對越南儒家發展有重要的意義。農村儒士階層當老師、當大夫，同時也將儒家傳播到農村。此外，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儒家與越南有不同之處。中國清明時期，華南地區的士大夫多出身于都市。余英時教授講到：“清明時期，商人開始當官，他們也可以得到官品和功名。地方商人是有勢力的。付依菱教授也有相似的觀點。從吳敬梓的《儒林外史》中也能看出士大夫生活的環境是城市生活環境。朝鮮韓國的儒士是社會精英。在日本，儒士是研究儒學的專家或尋求儒學作為個人道德學科的武士。越南儒士階層生活與農村鄉村生活緊緊相連，因此諸多儒家觀點，特別是宗法思想中的宗族和家庭組織滲透進農村生活中。越南儒生是越南封建朝廷選拔人才的主要來源。據黎貴敦在《喬文小錄》中所統計獲悉，在山南鎮，壬午年（1462）香考共有4000多名考生，乙未年（1499）香考共有5000多名考生。18世紀，考生數量猛增，朝廷必須通過指定名額來限制報考者數量，如：乙酉年屆（1765）大城市考生名額為70名，中型城市考生名額為50名，小鄉鎮考生名額為40名。自紅河三角洲枝清藝地區的考生數額也達到上萬人。根據上述數據獲悉，鄉村中，系統學習儒學的儒生數量繁多，直到21世紀初。在19世紀，阮朝主張通過儒學教育、科舉考試和訓條加強儒家思想在社會的地位。

    （二）越南儒家的思維風格。研究越南儒家學者的認識和思想活動的過程中，我們發現越南儒家與其他的國家不同，它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1.面向實際與功利。面向實際與功利體首先體現在學習目的。絕大部分越南儒生設定自己學習目的，學習是為了考試，考試是為了做官，做官是為了享榮華富貴的生活，完成學習目標標志著結束學習過程。極少人有遠大的志向，學習是為了探討地區熱門問題，學習是為了服務社會或為了國家社會文化的進步。此外，儒家學者的學術態度也是該關注的問題。客觀分析可見有一些儒家學者關注學術研究工作，他們常關注政治道德問題，少討論玄學或高級思維領域，其中隱藏在內深刻的認識和創新的能力。甚至，他們將無形變成有形，運用于實踐活動中。例如：天地人關系中“天”的概念，他們不考慮作為一種自然實體、“天”的本質怎樣，或不考慮作為一種精神實體、超自然實體、“天”在宇宙中起了什么樣的作用，而只從利于人類的角度來考慮，如：“天”運行得有“時”、人要知道天時、種植耕作才能豐收，或從宗教信仰的角度來看，人類要如何對待天才能享福，從而主張“敬天”“順天”“奉天”等。另一個例子，《易經》提出世界原本：“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吉兇，吉兇生大業”， 越南儒家學者并不關心到底何為“太極”“兩儀”和“四象”，而是對最后一句“八卦生吉兇，吉兇生大業”感興趣。他們關注到能帶來給他們直接利益的東西。因持有如此的學習方法和思想，他們很少做出大貢獻。高榜提名的成千上萬舉人和進士，很少有人能創作出國家和民族能記住的工程和光榮的事業。當然，越南儒家也有偉大的文化家，如：阮廌、阮秉謙、黎貴敦，阮攸。但是這是罕見的。2.習慣性地簡化內容。越南知識淵博諸子在中國巨大淵博的儒家寶藏前都會有意識地簡單化，選擇主要內容，編輯成簡單、明了又易懂的教學教材。例如，在中國已有關于某問題的完整書籍，如：朱熹的《四書集注》和宋、元、明、清的《四書大全》，到越南就變成“說約”（學說簡約）和“約解”（簡約注解）；或明朝胡廣的《性理大全》到越南卻成為“節要”。該現象并不是一個朝代特有的現象，而是越南封建王朝較為普遍的現象。關于《四書》的簡化工作，陳朝有朱文安《四書說約》，黎鄭朝有黎貴敦的《四書約解》，阮朝有阮文超的《四書選講》；黎鄭朝裴輝壁的《性理節要》仍被阮朝視為經典教材。簡單明了的優點是易懂、容易記住、容易傳授和學習。簡單明了卻是學術的局限，因為簡潔等于要刪略學說的許多觀點，失去許多潛在的暗示教義，刪除學說中豐富多彩的含蓄內容。更不用說簡略和節要很可能將核心內容減去而留下來次要的。傳授知識者滿足于簡單明了的內容，學習者也如此，這樣抑制了人的思想和創新能力。 

三、總結語 

總之，儒家傳入越南后，在越南領土上存在和發展幾百年了，雖然有時達到頂峰，有時衰落。但儒家思想深深地影響了越南人民和社會。儒家作為統治階級的精神工具，封建階級以其建設封建社會制度，推進封建社會的發展。封建統治階級對原有的儒家思想進行了一定改變，并成功運用到處理朝廷內部事務以及抗外敵事業。除此之外，儒家思想是越南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直接影響到當時越南社會及人民生活，尤其是道德教育領域。儒家融入越南文化，被“越南化”，成為越南儒家。與中國儒家相比，越南儒家與中國儒家存在諸多異同之處，越南儒家有著本國特有的風格，包括儒家在社會發揮的作用不同，儒家運動方向和發展動力不同，思考風格不同；越南儒家遠離超形、崇拜利益的現象，越南儒家與人民實際生活緊緊相連，融合和折中人民的思考方式，為人民的利益而考慮。 

【參考文獻】 

[1]潘文閣.新時代新地區背景下越南儒家之研究[J].哲學期刊，1999（3）. 

[2]潘大尹，阮玉瓊.關于阮朝官制的一些問[M].順化出版社，1998：118. 

[3]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4]付依菱.明清社會經濟歷史論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對儒家思想的認識范文第5篇

一、儒家人本思想的教育功能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個體性功能

個體性功能也就是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對大學生全面發展產生的作用。個體性功能是實現社會性功能的基礎，其作用是直接促進人的發展，社會性功能則必須是在實現個體性功能的基礎上實現，這一點和儒家思想密切結合，均是從個體逐漸延伸到社會。首先個體生存功能，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對個體認識客觀規律提供的幫助，在遵循生存法則基礎上，顯著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孔子在進行儒學創建之初，則主要目的也就是讓人們通過“克己”和“修養”，從而提高每個人的社會素質[1]；其次個體發展功能，則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對人品德的完善作用，對人的行為起到一定的約束作用，激發個人的內在精神動力，從而塑造良好人格。同樣孔子儒學思想中也可以概括為居處恭、執事敬、為人忠，和思想政治教育目標不謀而合；最后個體想用功能，則是通過思想政治教育，引導個體得到相應的需求及希望，從而獲取滿足、快樂以及幸福等精神享受。在儒家思想中，關于社會中的“義”、“仁”、“禮”、“信”、“孝”等均有規范，之中蘊含著對人們思想道德水平提高的美好愿望。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社會性功能

儒家人本思想的社會性功能則也就是其終極目標是在社會，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社會性功能則主要是基于個體性功能。首先政治整合功能，也就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強化特定思想政治素養個人及群體培養，促進思想政治的有效發展，這一目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目標。儒家思想同樣主張人的思想和社會具有密切聯系，能夠對社會發展及穩定產生良好促進作用；其次經濟發展功能，思想政治工作能夠顯著提高人的積極性，主動參與到經濟發展工作中去，從而促進經濟發展[2]。儒家思想則注重致富必須正當，也就是指人們在物質追求中，必須要實施欲望限制，控制在“禮”的要求范疇之內；最后文化傳承功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夠進一步促進社會總體結構的組成與發展。儒家人本思想屬于思想范疇，同樣也是文化范疇，孔子本身在進行儒家思想傳播中，就是進行文化傳播，是對政治以及文化的傳播。

二、儒家人本思想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應用

（一）改善傳統教育思想，提高教師自身素質

在傳統教育中，教師和學校一直以來都是為了實現預期教學目標，而展開各項教學活動，忽視學生本身的接受程度，影響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在儒家人本思想引導下，必須要注重實現學生的主體地位，一方面需要結合學生興趣及需求，制定相應的課堂教學方案；另一方面也需要有效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激發學生學習潛能，從而顯著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活動有效性。對于教師自身來講則需要不斷提高自身綜合素養，教師的思想政治素質對于學生的思想政治素質具有直接影響[3]。同時學生普遍存在向師性，作為教師想要為人師表，則首先自身就必須要具有良好的道德修養，起到模范作用，將人本思想積極貫徹到整個教學過程中，才能夠真正提高課堂教學質量。

（二）提倡學以致用，促進大學生個性全面發展

孔子主張學以致用，并認為學詩能夠興、觀、群、怨，還有重要的一點是學詩能夠應用理侍近處父母，遠處君王，也就是注重加強人們的精神素質修養，提高個人能力水平。充分認識到各項“修己”工作的展開主要目的均是認真對待工作，提高自身思想道德水平，為別人帶來相應的好處。另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就是指在對自我個體生存發展需求滿足的基礎上，不斷提高個人修養，以此才能夠為國家發展及社會發展作出貢獻，這樣才有助于實現個人自我價值。那么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則需要充分認識到個人和全面兩個方面的發展，引導學生注重提高個人修養，在此基礎上逐漸實現個人和社會的全面發展[4]。

（三）構建良好教育環境，實現個體和社會的統一

從個體角度來看，謙讓不爭是為人處世的一個基本要求。孔子關于知識的態度則主張“敏以求人”，并認為學無常師、人盡可師，因此在人們面前則需要謙虛，虛心接受別人對自己的批評和建議。基于理論到實踐的轉變，孔子個人的謙遜則主要體現在對于真善美的追求上，則同樣也是儒家人本思想的核心[5]。那么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則必須要端正學生學習態度，追求個人的發展，個體所學的內容越是廣泛，那么也就更能夠進一步明確社會的人文氛圍以及自然關系，就算是處于復雜的人際關系、政治環境，也能夠從容應對。在現代社會發展過程中，必須要為大學生思想政治學習提供良好環境，引導學生熱愛生活、積極處事，在實現儒家人本思想的基礎上，也能夠進一步優化人和社會的相處關系，實現個體和社會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