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社會管理論文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一)社會貢獻
一是承接政府職能轉移日益增多。通過杭州市政協科協界別組組織科技工作者積極開展調研,以提交提案、調研報告、大會發言等形式積極建言獻策,近年來每年被采用提案達20個以上,其中1個提案獲得杭州市政協主要領導批示。二是學術交流廣泛深入。杭州市科技社團圍繞杭州發展的重點、熱點問題,積極開展學術交流和課題研討等活動,在促進人才成長、科技創新、學術交流、科學普及、服務群眾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各類學會作為科普工作的重要力量,在科技周、科普日、科技下鄉、重大節日及紀念日等科普宣傳活動中,組織開展科技咨詢、科技講座、編印資料等工作,做出了積極貢獻。
(二)存在問題
一是發展水平整體不高。總量不足,以每萬人擁有社會組織的數量計算,杭州市每萬人只擁有5.4個,低于國際平均水平。內部管理也不盡規范,專職工作人員少,少有高層次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到科技社團工作,自身能力建設弱,較少能真正承擔社會事務管理任務。二是規章制度供給不足。2014年9月,浙江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出臺《關于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的實施意見》,明確了政府向科技社團購買服務的范圍,但仍停留在原則性意見階段。杭州市也出臺了《杭州市人民政府關于政府購買科技社團服務的指導意見》,由于實踐經驗不足,這些規定還遠遠不能達到指導、考核評價的要求。三是購買資金管理分散。雖然杭州已開放了向科技社團購買公共服務的資金新渠道,但缺乏一個對購買服務資金申請、受理、審核、撥付、驗收、審計等環節進行全程跟蹤、統籌、協調和監督的綜合部門,導致科技社團在項目前期和后期都存在回款困難。四是機制建設不盡完善。因為專業人才缺乏和沒有引入獨立的第三方組織評價,不能對政府購買服務過程中專業技術問題進行及時有效監督。有關政府職能轉移或購買服務規定中,各職能部門職能轉移工作如何考核,購買服務質量如何考核,如何建立行政問責規章,基本處于空白狀態。
(三)主要優勢
一是人力資本優勢。杭州市科技社團匯聚了各行各業的高層次科技人才,具有學術權威、知識密集和人才薈萃的優勢。二是組織網絡優勢。目前,杭州市擁有自然科學、技術科學、工程技術及其相關科學的學會(協會、研究會)76家,多學科、跨部門、橫向聯系廣泛的學術性、群眾性和社會性特征突出,與政府聯系廣泛。三是政府支持優勢。從國家到省市各級政府都支持科技社團積極承擔從政府轉移出來的部分管理職能。政府機構改革需要廣大科技社團發揮溝通信息的紐帶作用,協助政府維護市場和社會秩序,從而減少政府管理成本,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四)制約因素
一是經濟基礎比較薄弱。由于杭州市科技社團的組織特征,其籌資渠道和規模均不穩定,科技社團或多或少地存在資金問題。多數科技社團僅僅依靠掛靠單位支持和業務主管單位的補貼,自主創收能力較差,發展不平衡,影響了參與社會管理轉移的能力建設。二是部門利益保護嚴重。一些政府部門囿于既得利益,不愿將職能向體制外轉移。同時對于哪些職能應該轉移、如何轉移、誰來協調轉移也缺乏相關的規定,使得相關部門無所適從,不知道將自己的職能轉給誰,也不知道怎么轉移,無法明確轉移的范圍與程度。
二、科技社團參與社會管理和服務的對策
(一)加強和完善科技社團立法和政策支持,盡快出臺購買服務機制和清單,為科技社團有序參與社會管理與服務提供指南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需要從法律法規層面明確政府和科技團體各自職能,制定相應的政策、措施。杭州市委、市政府在有關文件、規章中應明確將有關政府管理職能轉移給科技社團,有關部門應積極支持配合該項工作。適時制定《杭州市科技社團發展規劃》和《杭州市政府職能轉移實施方案》,加強對全市政府職能轉移工作的宏觀指導,促進杭州市科技社團的健康有序發展。要破除在傳統的政府職能體系中形成的“全能政府”形象,實現由政府與社會高度統一的“大政府、小社會”的管理格局到政府與社會分離,實行社會職能社會化、社會事務社會辦的“小政府、大社會”的管理格局的轉變。逐步釋放政府“權力清單”,制定杭州市科技社團承接政府轉移職能和購買服務清單,培育具備“接單”能力的科技社團。建立杭州市政府購買科技社團服務制度,明確購買公共服務的相關內容:實現預算管理,將購買公共服務的費用納入預算;強化契約式管理,政府和科技社團的責任、義務以及服務要求,全部在合同中體現;建立評估機制和規則,委托第三方專業機構,做到對科技社團在項目合作前進行資質審查,合作過程中進行跟蹤了解,在合作完成后進行社會績效評估。規范購買程序,有關部門要制訂購買公共服務的試行辦法,確保購買公共服務制度可操作、有實效。
(二)進一步創新工作模式,以點帶面,重點突破,使有條件的科技社團穩步參與社會管理與服務
選擇有獨立法人地位、有較大社會影響力和公信力、運作規范的科技社團作為承接者,選擇科技獎勵、職業資格評定、科技評估等職能作為科技社團參與社會事務的具體事項,采取委托授權、契約和招標等方式進行。杭州市級科技團體發展尚處在初級階段,需要提供較為寬松的發展空間,應在加強管理和規范的同時,注重培育和扶持。杭州市政府應在以下方面給予扶持:對市級科技團體用于公益性事業發展的經營性活動,給予減免稅收的優惠政策;政府對市級科技團體開展的各種學術活動應給予資金的扶持;鼓勵杭州市級科技團體以招投標等方式開展咨詢、論證等工作,形成多渠道的資金來源。科技社團參與社會管理轉移離不開經濟基礎的支持,資金和資產也是科技社團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大力爭取政府的資助,協助政府提供公共服務,開展公益活動,從一定程度代替政府部分工作,有效地彌補“政府不足”和“市場失靈”。
(三)進一步提升科技社團的服務能力,為參與社會管理和服務夯實工作基礎
要健全內部治理結構,以組織價值目標為主旨,進一步規范組織結構的設置和運行規范。形成權力機構(會員大會)、執行管理(學會或理事會)與運營決策機構以及監察機構之間權責明確、相互制約、運轉協調和決策科學的統一機制,同時還應接受外在的監督。要加強人才隊伍建設,堅持社會化、職業化的人員管理原則,提高服務素質,提升組織聲譽,擴展服務對象,增加服務性收入,增強會員認同感與歸屬感,吸收儲備人才;完善包括薪酬、招聘、福利、培訓等一系列科技社團的人力資源管理制度,發揮人力資源的積極性、創造性,更好地服務于社會經濟發展。要完善財務管理制度,重視科技社團財務管理的規范性,建立健全內部財務管理制度和科學合理的預算制度以及加強社團內部財務管理和內部控制機制,尋求在滿足公益需求的同時實現自身可持續發展,提高自身社會公信力。要提高信息管理水平,加大信息化建設力度,提高杭州市科技社團工作效率。運用信息技術改造公益運作流程,實現組織的網絡化,廣泛應用于杭州市科技社團決策、籌資、營銷、服務和信息共享等各個環節。
(四)加快建立科技社團承接政府購買服務、授權委托和政策引導的平臺,加強合作,形成合力
[關鍵詞]網絡第四媒體/媒介網絡媒體第二媒介時代“作為虛擬世界的網絡”
Abstract:InternethasahistoryofelevenyearssinceitisservedforthecommonpeopleinChina.Weshouldstudytheconceptionsdescribingthe“Internet”inahistoricview,discoverthecharacteristicsofdifferentphrasesreflectedbythoseconceptions,andeventuallyfindthenatureofInternet,andtheInternet’sculturalandsocialmeaningtowardthehumanbeing.ThenwecandevelopanewframeworkwhichissuitableforunderstandingtherelationbetweentheInternetandcommunicationorthetraditionalmedia,andthegrowthofitself.Myopinionisthatnetworkisactuallythevirtualworld,notthecommunicativemedia.
Keyword:network;thefourthmedia;networkmedia;thesecondmediaera;networkasavirtualworld
網絡是什么?十多年中有過許多回答。今天重提這個問題好像有些幼稚,但是事實并非已經清晰。首先聲明,我不是從工程技術的角度來探討網絡的本質,而是追問網絡的文化社會意義所在。似乎可以說,本文探索的是網絡對于“人”或“人類社會”來說是什么。網絡無疑已經對當今社會產生了深刻的重要的影響,它向前延伸的每個新進展,都使網絡在遠離起點的時候越來越需要人們反思它的社會本質。
一、網絡概念的變遷和網絡發展以及與此對應的人們認識的豐富和深化
網絡的概念表述,大致按時間的順序,出現了后面的概念。有的說網絡是“第五媒體”,是排在包括雜志在內的傳統媒體之后的。有的說網絡是“第四媒體”,是排在不包括雜志在內、在新聞傳播意義上的傳統媒體之后的。有的說網絡,只提“網絡媒體”,而回避了“網絡作為一個整體是什么”的問題。還有的說,網絡實際上是“信息平臺、虛擬空間和商業平臺”。有的說網絡開辟了“第二媒介時代”、“第二世界”。而今,更多的人干脆不追問“網絡是什么”,而只是用經驗和直覺來從傳統的框架來觀察網絡新媒體,如博客、維客、流媒體、網絡電視等等。
這些概念的變遷真實地表現了我國學者、研究者和業界對網絡認識的軌跡。從泛泛地談網絡是什么到具體地談論網絡的形態——“網絡媒體”、“新媒介”;從既成的大眾傳播媒體的框架“內部”來理解網絡到從更大框架——與傳統社會、傳統媒介時代對立的大視角——來理解網絡;從具體的媒介形態的遞進和演化上升到能夠意識到媒介代際的更迭;從試圖研究網絡的本質到暫時放棄本質等待網絡自身發展成熟后解答。這個軌跡明顯地體現出人們對網絡研究的深入,也從側面折射著網絡自身的成長。
二、網絡的本質在爭議和反復中漸漸顯露
如今網絡已走過童年期,童年期的網絡遠未成形,甚至看不出輪廓,人們只能根據有限的、暫時的現象近于臆測網絡的本質。今天的網絡展現出成熟期的某些特征,表現為:網絡發展從早期的直線上升到現在的平穩上升,無論是網絡用戶,還是網絡的技術的原創推出,都展現了同樣的趨勢。網絡用戶告別了此前的瘋狂的增長,而原創性的技術也放緩了研發的腳步了。“三個月一年”的“互聯網年”節奏[1]和“光纖定律”[2]已經成為一個沉入歷史的輝煌記憶。這些現象都證明這個網絡的本質已經漸漸浮出水面。我們知道每個新事物的發展都有一個成熟期,也就是形態和屬性基本“定型”的時期,甚至是“類型化”的時期。這就是我們追問網絡本質的根據,這是一個網絡相對定型可以理解的時期。
不懂得歷史,我們永遠不知道自己是誰。同樣,不知道網絡在歷史上出現的概念和理解,我們也無法直接推斷網絡的本質,從源流開始梳理,我們不僅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本質,而且能夠更準確地把握不同時期的網絡研究,懂得它的價值和意義,明了它的缺點和局限。下面對歷史的角度對網絡的概念進行梳理:
(一)把網絡看成是“媒體形態的一種”的階段
“網絡是什么”的問題最早是用“網絡與媒體的關系”的方式提出來的。這是因為媒體尤其是大眾傳播媒體關系到人類“最重要的精神交往”。人們最渴望理解的是,網絡對于當今時代“最重要的精神交往”——大眾媒體有何種影響的問題。研究者首先把網絡看成是媒體形態的一種,把網絡看成是傳統社會中大眾傳播系統中的一個媒介形態。這種理解很顯然無法容納網絡中表現出來的如此之多的異質的、非大眾傳媒的特點和屬性。把不同的東西混淆到一起,顯然是牽強而缺乏說服力的。這個思路無法真正解決網絡的定位問題,更無法達到對網絡本質的思考。
作為“媒體形態的一種”,先后出現了“第五媒體”、“第四媒體”或“第四媒介”的概念。具體考察,從時間序列上說,網絡不是“第五媒體”,更不是“第四媒體”或“第四媒介”,這點已有公認;從承載內容的性質和符號載體上說,網絡也不是“第五媒體”、“第四媒體”或“第四媒介”。理解后一點有些復雜,我想從“媒介的特質”和“傳播的意義”兩個角度來說明。
首先從“媒介的特質”的角度考察。我們知道,信息的載體是符號,符號傳播是媒介的形式的本質。新聞意義上的大眾媒體,包括報紙、廣播、電視三大媒體。他們的最大特質是各自擁有獨特的符號系統。報紙主要靠文字;廣播主要靠音響;電視靠以影像、聲響為主,文字為輔。獨特的符號系統,是識別三大傳統媒體的基本依據。而網絡的符號仍然是文字、聲音和影像,只是綜合利用,并沒有創造出新的傳播符號。
然后,從“傳播的意義”的角度做考察。傳播的內容是新聞、神話傳說還是歷史知識也是媒體定位的標志。“三大媒體”都是在“新聞的意義”上談的。所謂在新聞的意義上,是指他們都以新聞為本位,為重要任務。而網絡顯然是信息的集散地,它包含了不同的形態組成,如“網絡媒體”、電子公告、實時聊天、電子郵件等等。他們各自具有不同的特點和旨趣,從總體上網絡傳播是“大雜燴”,并沒有形成對新聞的重點強調。
以上分析看出,把網絡從“媒體”或“媒介”的角度,進行傳統或習慣意義上的排名歸隊,無論是“第五媒體”、“第四媒體”或“第四媒介”,都是不妥當的。
(二)把網絡的討論分解到“網絡具體形態——網絡媒體”的討論的階段
網絡與媒體關系探討的突破,就是把“網絡媒體”的概念從宏觀抽象的網絡的大概念中抽取出來,而從網絡的一個形態組成來考察,單兵直入的討論獲得了成果。
“網絡媒體”的提法,就是在這個認識背景下升溫的。2000年后代替“第四媒體”的概念,“網絡媒體”成為人們討論網絡時的主要探討對象。[3]“網絡媒體”的界定有很多困難。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就是在網絡傳統新聞網站媒體和商業網站媒體,我們可以明顯地感覺到,他們具有某些大眾傳播媒體特征,具有“準大眾傳播媒體”的特性,因為龐大的網民規模支持著網頁的瀏覽率。當然“按照傳播學的定義,一種媒介使用人數達到全國人口的1/5,即可被稱之為大眾媒介”。[4]所以即使目前的有著龐大的受眾群,也不能斷言它已經成為大眾傳媒;但是根據互連網的發展趨勢,我們可以肯定“網絡媒體”成為大眾傳媒是未來的必然。這個階段的探討進入了網絡的具體形態組成,討論因為具體化而更為集中,對象的特性也更為清晰,“網絡媒體”概念的出現表明人們對網絡的認識開始深化。
“網絡媒體”的概念回答了上面的疑問:網絡作為整體不是媒體,但網絡的組成部分“網絡媒體”是媒體;我們可以暫時擱置是“第幾媒體”的爭論,至少從“網絡媒體”概念中,我們長期感覺到的網絡具有的“大眾傳播”的性質終于落到了實處,而不必忍受這樣的困惑:一方面強烈感覺網絡的大眾傳播媒體的屬性和特點,一方面卻清楚地察覺到網絡與傳統大眾傳播媒體的巨大差異。這兩個感覺形成了一個在傳統認識框架里解決不了的悖論。“網絡媒體”概念破解了這個難題。
“網絡媒體”回應了此前我們關于網絡是“第幾媒體”,是不是媒體的討論;同時網絡與“網絡媒體”的不同,也暗示和提醒了研究“網絡是什么”的復雜和困難。
(三)“網絡媒體”不過是傳統媒體在網絡空間的“延伸”
進一步的追問是,“‘網絡媒體’究竟是什么樣的媒體”?具體化這個追問,我們需要搞清楚“網絡媒體”有哪些特點和意義。它與傳統媒體有怎樣的不同?是本質意義上的不同還是表面的差異?前面擱置的問題再次提出,它與傳統的三大媒體是什么關系?網絡媒體是一個突然侵入的不速之客,還是一個和睦友好的鄰居?是一個熟悉的同類還是一個陌生的異類?
從媒介符號來說,傳統媒體各有自己獨特的符號語言系統;而網絡媒體沒有。“網絡媒體”的新聞載體仍然是傳統媒體的符號語言系統,包括文字、聲音和影像。從這個意義上說,“網絡媒體”似乎并不是一個完全陌生的異類,而是一個似曾相識的鄰居。“網絡媒體”并不具有本質意義的特殊性,更多地是傳統媒體在網絡空間的“模仿”和重新組合。
從內容上說,無論是網絡傳統新聞媒體網站,還是商業網站的新聞傳播,都是傳統媒體的新聞傳播的“延伸”。新聞網站從內容到形式,極大程度地依賴著傳統媒體的資源。商業網站在主要意義上也只是傳統媒體新聞的重新組合,而非本質意義上的顛覆或反叛。
所以,把“網絡媒體”理解為傳統媒體在網絡空間的“發展延伸”,是一種合理的邏輯。網絡媒體是延伸,而不是創新;是熟悉的再造,而不是陌生的闖入;是文明的變遷,而不是文明的斷裂或者重生。
[page_break]
(四)把網絡看成是“信息平臺、商業平臺和虛擬空間”的階段
這個階段,人們看到了網絡的不同功能取向和復雜的性質。正像“網絡媒體”概念的提出一樣,“信息平臺、商業平臺和虛擬空間”這個表述同樣表達了人們分門別類研究的努力。既然整體的認識很難達到,我們不如分別表述這個復雜的對象。“網絡媒體”概念是對網絡組成形態的個別研究,而“信息平臺、商業平臺和虛擬空間”的提法則是對網絡功能的總體上的分類研究,前者是微觀的,后者是宏觀的。這些認識終于深化和豐富了人們對網絡的理解。而不是簡單地、機械地為網絡做一個定義。
同時,“信息平臺、商業平臺和虛擬空間”這個表述的意義還在于,超越了“媒體”的說法。這個提法能夠從更宏觀的層面認識網絡的社會本質,為未來更準確地理解網絡提供了一個臺階。但是,我們不能停留在一個分類的視角,如果網絡什么都是,那么也什么都不是。我們仍然需要一個更本質的概括。
(五)網絡就是虛擬世界
具體的、分類的角度看問題解決了許多基礎性的問題,那么我們來從宏觀的角度考慮問題。網絡媒體和傳統媒體相互映照,那么“網絡媒體”的母體網絡呢?網絡的對照物是什么呢?找到網絡的對照物和聯系,我們似乎也就可以找到“網絡是什么”的答案。這個思路接近馬克思探究“人是什么”或“人的本質是什么”的思路,馬克思如此定義:“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的本質是人的真正的社會聯系”。[5]
經由關系、聯系來解釋本質,是一個合理的路徑。由此知道,“網絡是什么”,當然也可以從網絡與對照物和網絡的全部聯系中,認識網絡的位置、特點和作用,那么“網絡是什么”的問題也就得到一條清晰的出路。
“網絡是什么”的長期爭論展現了研究對象自身的復雜性和多變性。其復雜表現為網絡上形態眾多,作用和影響各異;其多變性表現為網絡上原創技術出現周期很短,網絡組成部分新成員不斷增加,新功能不斷開發,原有的形態也隨之發生了變化。
以前的研究思路就在這里出現了問題:我們長期從“網絡和媒體”的角度來試圖認識網絡的本質。結果證明不成功。我們在探討“網絡是不是媒體,是第幾媒體”的時候,長期糾纏不清,認識混亂。我們把“網絡是不是媒體”這個問題拋開,跳出這個狹隘的怪圈,直接討論網絡對于人意味著什么?
用信息流的觀點來看待網絡可能更能接近網絡的本質。信息總是從一地流向另一地,信息的復雜流動,也可稱為精神交往,成為信息時代的非常重要的內容。美國的“信息高速公路”計劃,就是一個推動信息流動的計劃。所以,如果把信息比喻為乘客;那么網絡上的形態組成,如“網絡媒體”、電子公告等就是在道路上奔跑的汽車;網絡就是道路。三者的關系就是“乘客、汽車和道路”的關系。同樣,我們觀察另一個系統,信息依然是乘客;各種形態的傳統媒體是在道路奔跑的汽車,比如報紙、廣播、電視等;現實世界可比喻為道路。那么我們面前有兩條道路,道路奔跑著形態不同的汽車,汽車里坐著乘客。
這個比喻的意義在于,把網絡和現實世界看作是同等的存在。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相對存在,互相作用和影響。那么,網絡能夠承擔這樣大的比喻么?網絡有資格成長為足以與現實相對而存在的“第二世界”么?
從歷史上看,李普曼提出了“擬態環境”的概念,日本學者藤竹曉提出“信息環境的環境化”的概念,[6]這些概念都傳達出這樣的含義:在一個走向信息社會的時代里,大眾傳播媒體營造的信息空間,已經構成了一個區別于現實環境的“第二環境”,也即“信息環境”、“擬態環境”,盡管當時這個環境還沒有足夠完整、真實和獨立。而在今天,這個“信息環境”、“擬態環境”在網絡的催生下已經相當成熟,甚至形成了夏學鑾使用的“網絡社會”[7],開辟了馬克·波斯特提出的“第二媒介時代”[8],發展出一個張允若提出的“第二世界”。[9]那么我們將面對著劉建明提出的“雙重存在”的“社會”(即領土意義上的國家社會和超級信息和觀念全球化的社會)。[10]
我們深知,網絡在傳播技術方面的優勢遠勝傳統大眾媒體,它對“信息環境”、“擬態環境”的構成起到更為巨大的作用。社會演變的信息化,信息傳遞的網絡化,這兩個趨勢就決定了未來的時代是一個新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現實社會和虛擬社會,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對立而存在。既相互滲透,又相互聯結和影響。
如果從世界的角度來理解,那么此前的“道路和汽車”的比喻,可以置換為比喻為“大地和房子”的比喻。那么顯然存在著兩種“大地和房子”,現實大地上建造著現實中的傳統媒體形態;虛擬大地上建造著虛擬中的網絡媒體形態。在本質上,虛擬大地不是“上帝之城”,只是現實大地的一個變形的折射;同樣在本質上,網絡媒體形態不是“創新”的產物,而是傳統媒體形態在虛擬大地上的折射,也是延伸。
這個比喻超過了傳播的意義,而是建造了一個“精神交往”的世界。如果說,傳播畢竟強調的是信息的流動和疏離個體的連接;那么“世界”的概念顯然要大得多,它包含了駐留和傳播,固守和變遷,穩定的秩序與流動的革命或者改良等等。
最后筆者的觀點水到渠成,“作為虛擬世界的網絡”超過了“作為傳播媒介的網絡”,更充分而且有說服力地解決目前網絡理論解釋中遭遇到的困惑和糾纏,也是我們對網絡本質認識發展的新階段。
[參考書目]:
[1]方興東:《“網絡社會化”新時代的來臨》,參見陳衛星主編:《網絡新聞和社會發展》,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1
[2]閔大洪:《網絡傳播研究亟待加強》,載《新聞與傳播研究》2000年第1期
[3]閔大洪:《網絡媒體定義與中國網絡媒體生態環境》,參見鄧炘炘李興國主編:《網絡傳播與新聞媒體》,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1
[4]杜駿飛:《網絡新聞學》,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1
[5]《精神交往論——馬克思恩格斯的傳播觀》,陳力丹,第1版,北京,開明出版社,1993年8月
[6]郭慶光:《傳播學教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7]彭蘭:《網絡傳播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8][美]馬克·波斯特著范靜嘩譯:《第二媒介時代》,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法治思維”就是將法治原則運用于認識、分析、處理問題的思維方式。法治思維可分為四個層次:一是認知判斷層次,即運用法治的概念原理對社會生活中的種種行為或現象,做出是否合法的初步判斷;二是邏輯推理層次,即運用法治原則和法律規范對問題做出分析判斷、綜合推理,并得出結論乃至找到既合法又合理的解決辦法;三是綜合決策層次,即在前述認知判斷、分析推理的基礎上,結合其他因素進行綜合衡量,做出符合法治要求的決策;四是建構制度層次,即在前面三個層次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抽象,以立法或法律變革的方式就各類普遍性的問題提出長遠、系統、普適性的解決方案。“法治方式”則是指,運用法治思維處理和解決問題的行為方式。法治方式與法治思維是內在和外在的關系,換言之,法治方式是法治思維的外化或對象化。
二、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在社會管理工作中的缺位:基于兩個案例的分析
當前,社會管理工作缺乏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問題普遍存在,透過下述兩個近年來廣受關注的典型案例可見一斑。
(一)案例1:“小區業主維權”
2014年7月以來,我市部分小區的業主以拉橫幅、堵門、堵路、驅車游行等形式組織了維權活動,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所牽涉的矛盾糾紛包括:房產開發商延期交房;因供水供電、小區車位等問題引發的物業糾紛;因房屋漏水、破損、施工工藝不到位等引發的矛盾;因小區修建變電站、周邊污水排放、垃圾焚燒廠、環境噪音等問題引發的糾紛。究其原因,一是開發商、物業公司有法不依。無論是物業問題、房屋質量問題,還是環境問題,原本都有相應的法律法規、部門規章或管理辦法。之所以會出現糾紛,根源在于開發商和物業公司或擅自更改已獲批準的規劃,或不兌現售房合同已約定的承諾,違法違約在先;二是相關政府職能部門執法不嚴。小區業主發現問題后一般都會先與開發商、物業公司協商,協商無果后才會向有關政府主管部門申訴,尋求救濟。如果這些部門嚴格執法、履責到位,絕大多數業主都不會“無事生非”地采取極端方式來維權。
(二)案例2:“銀行卡和手機卡實名制”
近年來,全國網絡電信詐騙案件持續高發,武漢市也不例外,僅2014年就發此類警情萬余起。對犯罪手法深入剖析發現,犯罪分子用于作案的手機和用于轉移贓款的銀行卡均不是用其本人身份證辦理,這給公安機關偵查辦案帶來了極大障礙,也是導致此類案件持續高發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說,銀行卡和手機卡“實名不實”。為尋求防范、打擊這類犯罪的有效之策,公安機關與各大銀行和電信運營商多次會商。后者普遍認為,辦理銀行卡和手機卡的身份證是真實的就是落實了“實名制”,但同時也承認,為爭取經濟效益最大化和應對行業競爭,在辦卡時沒有嚴格審驗辦卡人是否“人證相符”,甚至存在“批量辦卡”的問題。在2015年全國“兩會”上,就有人大代表提議,在處理網絡電信詐騙問題方面,要追究銀行和電信運營商的責任。由此可以看出,政府部門和壟斷經營行業之間對法律法規的理解不統一、執行不同步,以致留下了很大的管理漏洞和社會治安隱患。
三、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優化社會管理應堅持的基本原則
堅持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社會管理,必須遵循六大原則。第一,法律至上原則,即堅持憲法和法律至高無上性。國家行為和公民行為都在法治框架下進行,法不阿貴,法不阿權。無論國家機關、人民團體、企事業單位,還是社團組織、中介機構和公民個人,在做決策和解決問題時,都必須遵從法律、依法辦事,違反法律必須受到制裁。第二,科學立法原則,即立法應當從實際出發,科學合理規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利與義務,以及國家機關的權力與責任。必須通過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構建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的社會格局。第三,嚴格執法原則,即:權由法定,權責對應;用權受監督,違法受追究。執法必須公平、公正、公開,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不憑好惡、關系、人情執法。第四,保障人權原則,即:堅持以人為本,保障公民個人人權;規范公權,有效防止濫用公權。第五,全民守法原則。守法是全民的責任,也是全民的福祉。全民守法是對人民主體地位的尊重,也是實現公民權利的保障。守法是應盡的義務,是維權的有力保證。維權必須依法進行,非法維權不受法律保護。第六,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則。任何違法行為都必須受到追究,任何人都不得凌駕于法律之上。
四、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優化社會管理必須重點解決的問題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開展和優化社會管理,最重要的是政府部門自身要帶頭遵守法律,嚴格依法辦事;其次是企業等社會組織要守法經營;最后在于公民自覺守法。具體而言,應做到以下四點:
(一)完善法律體系,做到有法可依。
要盡快對我國現行法律法規進行全面清理和修訂。一是查漏補缺,進一步完善法律體系,不留“空白”,“織密”網絡,形成體系。二是明晰執法主體,解決“多頭執法”問題,防止“都管都不管”和“模糊處理”,做到權責統一。三是增強法律的“剛性”,減少自主裁量的空間,防止“隨意執法”。
(二)理清權力清單,做到依法行政。
要進一步簡政放權,將必須由政府管的事管好。一是明確劃分國中央、省、市等各級政府的事權,不越權、不干預。二是明確劃分同級政府部門之間的權力界限,不“打架”、不“空檔”。三是明確每一個政府部門的權力清單,向社會公開,接受社會監督,防止“暗箱操作”。
(三)嚴格落實獎懲制度,做到違法必究。
一是要抓緊建立企業誠信體系,將企業的守法經營行為記錄在案、公之于眾,并從金融、稅收等方面給予優惠待遇,同時,對其違法行為依法嚴懲,予以公示、以儆效尤,真正讓守法經營者得實惠,讓守法企業不斷發展壯大。二是抓緊建立公民個人誠信體系,對其違法行為依法查處,同時記錄在案,從升學、求職、創業、置產等方面進行獎懲,真正讓守法的公民得實惠,彰顯社會的公平和正義。
(四)要加強法制宣傳,引導全民守法。
基層群眾文化因為有著廣大群眾作為活動主體,所以保證了整個文化活動的影響力和作用,通過進行群眾文化活動,可以帶動整個社會向著優秀文化發展。這是和人民息息相關的事情,所以能夠充分調動每一個人的參與積極性,在有足夠的文化活動設立后,社會管理就會在無形中進入一個全新的局面。群眾是一個不斷變化的群體,而這個群體的變化性也就促進了社會管理的靈活性,社會管理的主要任務和目標是保證社會安定,人民富裕,開創一個適合國家和政府發展的有利環境,所以,群眾文化活動和社會管理二者之間是密切結合的,密不可分的。通過群眾文化活動的開展,就會方便社會管理,讓社會管理變得更加順暢。但需要注意的是,如今的時代不斷變化,社會管理不能固守傳統模式停滯不前,需要根據人民大眾不斷變化的需求來重新創造,這也就要求群眾文化在組織和落實的過程中要積極創新和改革。通過對基層群眾文化的創新,能為社會發展注入更大的活力,切實的推動社會在新的軌道上前進。通過分析可以看出,群眾文化活動和社會管理創新之間是一個相輔相成的關系,進行合理的、積極的群眾文化活動創新可以促進社會管理的進步,相管理的進步又可以輔助群眾文化活動的進行[2]。
二、加強群眾文化活動的具體措施
群眾文化活動的惠及面是十分廣泛的,并且人民群眾需要的文化是通俗易懂的,而不是晦澀難解的。在加強群眾文化活動開展時,應該緊抓重點。根據我黨的工作報告可以看出群眾文化工作的宗旨十分明確,就是要“千方百計地把基層群眾的文化活動搞豐富、搞熱鬧”。這個宗旨雖然看起來簡單,但是實施起來有著一定的困難。在進行基層群眾文化建設時,要盡量將文化活動和重大節日相結合,用群眾樂于接受的、喜聞樂見的方式來實現。像是我國的傳統節日例如春節、端午、清明、重陽等民族節日,都可以被豐富利用起來,進行有規模有組織的群眾文化活動。文化類型可以選擇為憑吊烈士、參觀主題展覽、參觀博物館科技館、開展讀書演講比賽,或者是開展猜燈謎、紅歌會、免費戲劇場、放映電影等緊扣主題的文化活動。既可以弘揚我國的傳統文化,又可以同時提升群眾的文化素養,便于社會管理的創新和進一步發展。在進行群眾文化活動開展時,應該充分認識到基層群眾的重要性,像是很多偏遠山區,因為交通閉塞等原因,很難進行與之有關的文化活動,導致當地出現長時間的文化素養較低、文化水平低等現象,對當地的社會管理造成了嚴重的阻礙。在進行群眾活動時,應該高度關注諸如此類的偏遠地方,盡量將群眾文化活動惠及到我國的各個角落。其次,在進行群眾文化活動時,應該將“統一建設”和“基層需求”緊密結合在一起。根據報道,很多地方因為進行的文化活動不能貼近當地群眾的最基本需要,而出現了文化活動無人參與的現象,針對這個情況,就要求進行文化活動的有關政府和部門應該全面的、深刻的了解老百姓最迫切的需要,從而根據老百姓的需要來制定一系列的活動方針,只有將群眾文化建設立足在廣大人民最基本的需求上,才能將進行群眾文化活動的效果優勢最大化,而不會造成不必要的資源浪費。同時,不管在何時何地進行文化建設,都應該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等科學觀念,堅持“以人為本”的要求,走創新發展道路。
三、結語
(一)常態化自主參與的志愿服務路徑
調查顯示,73.4%的調查對象曾利用業余時間,以志愿者的身份進社區、進學校、進企業,參加到社會管理創新中來。從志愿服務內容上看,大學生參加較多的大致有6類,一是城市文明建設服務,例如開展文明禮儀宣傳,參與文明執勤等;二是便民利民生活服務,例如“四點半學堂”幫助雙職工家庭看管孩子,“與你同樂”陪同社區老人郊游休閑等;三是困難群體幫扶服務,例如針對學習障礙或問題少年等特殊青少年群體的志愿幫教活動;四是新莞人融合服務,例如工業園區文藝義演和新莞人子女學業輔導等;五是青少年成長服務,例如針對重點青少年群體的關愛青少年彩虹行動;六是環保低碳生活服務,例如少用垃圾袋、自帶瓶子裝水、空調26度等。隨著志愿服務體系的不斷完善,大學生參與志愿服務的意愿逐漸增強,注冊的大學生志愿者人數穩步增長,現已達到4.3萬人,大學生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的志愿服務項目也逐步向常態化、縱深化發展。
(二)寒暑假規模參與的社會實踐路徑
本次調查中,62.3%的調查對象表示曾通過社會實踐這一平臺走進社會大課堂,一定程度上參與了基層的社會管理創新工作。這一活動的組織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按居住地集體回鄉開展活動。鎮街團委與高校團委相互配合,假期統一組織各高校大學生集體回到本鎮街,共同參與社會宣傳、公益勞動、社會服務、社會治理創新項目等與社會管理創新息息相關的活動。二是按項目自由組隊開展活動。各高校將學生社會實踐與教師科研課題相結合,在假期前在本校范圍公開征集活動項目,鼓勵學生跨專業、跨學院、跨年級組隊,配備指導老師,按項目要求到基層一線進行社會考察、咨詢與服務、支教扶貧等。因為寒暑假期時間跨度大,學生自由支配的時間多,近三年參加社會實踐的大學生人數逐年上升,2014年參加人數為2.6萬人,社會實踐也成為了大學生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的一個重要渠道。
(三)對接社會組織的公益活動路徑
在選擇參加過并且體會較為深刻的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的活動載體時,公益活動被選比例是59.1%。這些公益活動主要由高校的公益社團與社會組織合作開展。近年,隨著東莞社會組織的發展壯大,很多社會組織因為與基層聯系密切,掌握較多群眾需求,而且凝聚了一批社會工作專業人才,越來越多地承接政府公共服務項目,但因為專職工作人員有限,他們也需要調動各種社會力量參加項目。而東莞高校的400多個公益社團盡管社團成員眾多,公益熱情高,但恰恰缺乏社會服務項目。近年,東莞的公益社會組織和高校公益社團之間加強聯系與合作,把不同類型的學生聯合起來,把校內和校外資源整合起來,初步形成了社會組織引領高校公益社團發展,大學生協助社會工作者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的良好格局。
(四)傳遞社情民意的社會調查路徑
為了解公眾對某些公共政策的反映、態度或評價,掌握民情趨勢,政府經常組織各類民意調查。數據顯示,76%調查對象曾參與開展社情民意調查。他們參與的這些調查一般由黨政機關或受政府委托的研究機構來組織。調查類型涉及社區服務、城市管理、社會治安等方方面面,很多是老百姓關心的熱點問題。參與社會調查的大學生以自主報名為主,也有部分高校如東莞理工學院專門組織一批素質高、功底好的大學生專門成立調查隊獨立承擔任務。在這些社會調查中,大學生主要負責問卷的發放、回收及初步的分析。他們收集的第一手資料為政府及時了解公眾的意愿和需求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五)參政議政的網上建言及會議旁聽路徑
調查顯示,68.5%的調查對象表示大學生應積極地參政議政,而且認為網絡是首選。網絡的開放性、及時性和平等表達的特性,有助于公眾快速獲取政策信息,增強平等、獨立參與的意愿[1]。近年來,“90后”東莞大學生越來越喜歡借助網絡、手機等新媒體,通過“莞香花開”政務微博和微信、“微訪談”、陽光熱線等問政平臺,把自己的見解以及對政府的一些監督意見發表出來,有的意見還頗為深刻。部分大學生“網絡達人”,更是經常在網絡論壇及時反映社情民意,積極為城市發展建言,主動為東莞發聲。調查還發現,各高校的學生干部和大學生黨團員也很重視制度性的政治參與,每年都積極申請旁聽地方的“兩會”,申請到旁聽機會的代表都能自覺針對議題提前廣泛收集意見,提出較為合理的建議。
二、大學生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現有路徑的不足
東莞各高校在引導大學生參加社會管理創新的實踐探索中形成的以上多樣化路徑,既能讓大學生根據自己的時間、興趣和特長來選擇具體的參與方式,也能讓各組織方根據大學生的能力特長,貼近群眾的需求做出合理安排,較好地實現了資源與需求的配置。但這些路徑在實際運作中仍存在不足。
一是過于倚重組織安排,不利于大學生自主發揮。目前,直接通過網絡新媒體獲取社會管理創新項目的信息、參與各項公共事務和公共決策的渠道仍有所欠缺,讓大學生主動設計新穎活潑、實用有效的服務項目的機會不多,客觀上使得大學生從信息的獲取到活動的具體安排都只能倚重于組織的安排,這不利于學生主動性的發揮。
二是中間環節復雜且易變,不便于大學生自由參與。除網上建言路徑較為方便快捷外,其它路徑往往不是長期而且固定地讓大學生直接到某一服務領域服務特定的群眾,而是每次都需要各方多次協商,每項活動都要單獨招募、培訓、分配等。中間環節復雜而且易變,使得大學生參加社會管理創新不是那么“易得”。這不便于大學生自由參與,也不利于活動的專注與深入。三是參與學生分群化明顯,廣泛性有所不足。大學生參加社會管理創新的活動基本依托各高校團學組織、志愿服務組織和公益社團來組織,在相應組織擔任骨干的大學生,更容易獲取信息,參與意愿也更強,他們身邊的室友、同學受其耳濡目染,參加也會積極一點。這樣造成參與各類活動時,往往是團學干部、志愿者骨干和社團成員及其好友參加的多,普通同學參加的少。四是專業聯系不夠緊密,系統性和長效性仍然欠缺。大多數活動仍停留在簡單的服務性工作上,與大學生的專業特點結合程度不高,技能型、科技型參與項目較少,不能滿足較高層次的服務需求。同時,各高校在校地對接、教師指導、時間安排、經費保障、機制建立等方面或多或少都存在著問題,這使得整體工作不夠系統,參與領域仍然有限,部分活動缺乏深度和連貫性。
三、大學生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的路徑優化建議
(一)集約各方資源,形成整體合力
大學生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的志愿服務路徑、社會實踐路徑、公益活動路徑、社會調查路徑、網上建言以及會議旁聽路徑,分別由志愿服務組織、團組織、公益社團、研究機構和黨政機關來組織。這些路徑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的目標相同、動員的大學生群體相近,組織的各個環節相仿,在目標群體的需求把握、大學生群體的動員聚集、項目活動的設計策劃、專業服務能力培養等方面有許多工作可以聯合開展。各部門、各組織合作起來,集約各方資源,共同開展活動,可以避免重復性工作,從而形成合力。
(二)創新中間環節,增強吸引力
目前,除了網上建言能讓大學生直接參與到社會管理創新中外,其它都需要借助中間環節來讓大學生走進基層一線參與項目、服務群眾。如果將各個路徑中一些平淡無奇的中間環節進行創造性設計,轉變為富有吸引力的活動,也會讓大學生喜歡這些路徑、參與這些活動。例如在動員環節,可通過視頻推介服務項目、學長分享參與收獲和社會服務點體驗等生動方式,吸引更多大學生參與;在運作階段,借助網站、QQ群、微信等平臺提前預告信息,公開接受報名,在線互動交流,實時展示成果,就能很好地發揮新媒體高效、開放的優勢,讓大學生感覺到活動的豐富和充實。此外,把大學生的特長融入到服務里面,多用關心、鼓勵、贊賞的語言肯定和贊賞其參與行為,也能增強大學生溫馨的感受,讓活動具有持久的吸引力。
(三)建立活動基地,促進常態發展
如果有了固定的場所,活動的開展就有了穩定的平臺,這樣就不至于每一次開展活動都要費時費力去聯系部門,選擇場地。再考慮到立足社區有利于深入了解服務對象的需求,從而提供有深度的服務[2]。因此,各高校應積極主動與鎮、街道聯絡,商討聯合建設社區社會實踐、志愿服務及公益活動的基地,并建立健全大學生到活動基地開展服務的考核、獎勵、學分計算制度和指導教師工作量制度,引導專業教師和大學生定期深入活動基地,服務民生改善。建立相當數量和相對穩定的活動基地,既能保證活動的深入持久發展,又能在發現需求、規范服務、拓展項目等方面形成良好的發展積累。
(四)推進專業化發展,提升工作實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