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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和商品經濟的關系范文第1篇

【關鍵詞】商品經濟 市場經濟 市場化 保險業

一、主要經濟形態及演進

從世界歷史發展進程來看，經濟形態主要經歷了自然經濟、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而以中國為代表的一些國家在商品經濟向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還經過了計劃經濟。

從原始社會開始到現代社會，從自然經濟過渡到商品經濟是大勢所趨，但世界各國經濟形式的演進形式又不盡相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從自然經濟到商品經濟再到市場經濟的過渡是基于其社會發展的內生需求，從早期的貿易形態和工業革命的相繼爆發可見一斑。而中國則是以外來強制輸入--侵略的形式被動地過渡到商品經濟。由于建國初期政治、經濟形勢的不穩定和經驗匱乏，中國經濟不能避免地先邁進了計劃經濟。崎嶇探索之后才開始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

二、經濟形態對保險業的影響分析

（一）自然經濟到商品經濟的過渡是保險產生的必要條件

貿易的刺激。在自然經濟時期，人們的生產勞動是基于自給自足的需求，主要存在的風險無外乎自然災害和生老病死，這種風險被認為是不可抗的，人們沒有產生風險轉移和分散的意識；自從有了商品和交換，貿易的出現，給人們的生活帶來新的風險，而這些風險更多的是基于人類自身活動產生的，這也就刺激了對風險分散的需求。13-14世紀，西方經濟以自由經濟制度為主，當時西方的商品經濟已經比較發達，產生了世界范圍內的貿易活動。貿易頻率的升高和貿易范圍的擴大使得貿易風險的暴露越來越明顯。正是由于商品經濟尤其是貿易發展的需要，保險業應運而生。

產權意識。商品經濟下有了買賣方，產品的供、需主體開始分明，促進了人們對財產歸屬意識的強化。產權的歸屬是商品經濟發展的核心，保險業實質上是對產權進行保障的一種措施，它通過分配財產權利保障個人或企業的產權不至于因為風險的發生而完全喪失。人們對“屬于自己”的東西會更有保護傾向，不論是自己的財產，權利還是身體因此，基于產權而得保護又引發了對保險的需求。

等價交換原則。商品經濟包含了等價交換原則，既保證保險合同關系成立，又是保險之中一些計算的基礎。在當時的歐洲國家形成了不同于封建法律的城市法、商法和海商法。法律上的規定使得保險合同需要更加完善才能保證等價交換的原則。意大利17世紀的“冬蒂”法案最初是政府帶著財政目的強制實施的，由于商品經濟等價交換原則的存在，人們對公平合理的要求使得更多人開始研究保險計算問題特別是人身保險的計算問題。

社會分工。商品經濟下的社會分工除了提高生產效率，也使得保險能分化為一個單獨的行業，有更大的成長空間，并使得保險能夠向專業化方向發展。

（二）商品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邁進是促進保險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因素

契約關系。市場經濟下，社會出現普遍契約關系，它從意識和法律兩個角度影響保險。首先，契約是建立在相互意見一致的合意基礎之上的，每個人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這意味著風險轉為損失時可能會承擔必須的責任，而責任超出主觀承受能力時便是人們主動尋找風險分散機制的開始，這樣，對保險的需求進一步加強。同時，契約讓人們對“合同”這一形存在式更加熟悉，而合同是保險約定的形式和重要內容，保險以合同形式的呈現方式使得其更有法律支持，也易于人們主觀上的接受。

產權市場化使得風險自擔機制增強。產權市場化使得資源或財產更加明晰地歸屬于微觀主體，經濟人的利益最大化傾向使得人們對自我利益可能的損失會積極地尋求補償方式，而保險成為事前預防的合法手段之一。在商品經濟下的西方國家風險自擔意識本已存在，隨著向市場經濟的轉化，產權市場化使得這種機制和意識更為顯性，保險的內生性需求也隨之持續。

勞動力與雇傭關系。市場經濟下，勞動力是一種商品，人力資本成為一種生產要素，以此為基礎產生的雇傭關系刺激了人身保險的發展。首先，人身意外險起源于黑人奴隸的販賣，奴隸販子將奴隸作為貨物投保“海上保險”，后來又發展到為航海旅客投保被海盜綁架而須支付的贖金。人力資本成為生產要素，市場經濟下的雇傭關系開始普遍，人的身體也成為一種保險標的，這種意識讓人身保險有了發展的源頭。

市場經濟加深金融業的發展，促進保險業創新和改進。從現實情況來看，市場經濟發展程度高的國家其金融市場也相對發達，不論是從定價技術、費率、產品開發還是資金運用方面，保險業都可受益于整個金融市場的發達。首先，越來越多的數理模型等為風險識別、量化和核算提供支持，加上信息技術的發展，一些不可保風險轉化為可保風險，催生新險種的出現。其次，金融市場的發展特別是衍生品市場的發展讓保險人有了一種新的轉嫁風險的方式―證券化。

三、結語

經過上述分析，經濟形態對保險業發展的影響是綜合性的。結合實際情況來看，中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階段，除了要充分認識加快保險業改革發展的重要意義，更要注重完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發展城鄉商業養老保險和健康保險，并注重提高資金的運用效率。從監管來說，一方面要注意監管力度的適度性，完善法律法規，同時要加強國民風險和保險意識。中國在市場化的關鍵時期，也是保險業面臨機遇和挑戰的時期，當下要做好迎接利率市場化對保險業影響的準備，逐步推進保險費率市場化和做好其風險控制等，讓保險業在市場逐漸放開的過程中穩健地發展。

參考文獻：

[5]孫祁祥，鄭偉，鎖凌燕，何小偉.市場經濟對保險業發展的影響――理論分析與經驗證據[J].金融研究，2012.

[6]錢津.論市場經濟與商品經濟的區別[J].社會科學研究，2011.

市場和商品經濟的關系范文第2篇

一

首先從自然經濟說起。

什么是自然經濟，并沒有統一的定義。人們對它有各種各樣的理解和表述。是從人與自然、人與人關系所反映的個別勞動與社會勞動的關系出發，從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對立出發，來考察自然經濟的。凡生產是直接用于滿足生產者個人或經濟單位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換的經濟，不論它在人類歷史上以何種形式存在，都可以認為它是自然經濟。物質生產的自給自足，就是這種經濟的本質特征。我國學術界通行的這種理解和表述，體現著自然經濟一般。

自然經濟是一個歷史范疇。由于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會性質，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質的社會經濟相聯系，曾經在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存在。在這幾個不同的社會形態中，自然經濟具有一系列的部分質變。探討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探討這個經濟范疇在封建社會具體的歷史內涵。

在封建社會中，封建國家、封建地主、個體農民以至個體手工業者，都經營有自然經濟性質的生產。如在中國，封建國家經營有滿足自己需要的官手工業，封建地主經營有“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以贍衣食”的自給性生產等等。然而個體農民(包括自耕農和佃農)是社會的主要生產者，農民家庭是社會基本生產單位，小農經濟是社會經濟的主體。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的發展變化，都集中通過小農經濟的發展變化而表現出來。

當時的社會經濟中，自然經濟已是與商品經濟相聯系而存在。從農民來看，由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民足以把農業、手工業和其他副業結合于家庭內部。農民為了直接取得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特別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資料，就要進行自給性生產。他們既從事農業，又從事手工業，并形成通常所說的“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結構。

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的發展，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日益多樣化。由家庭經營和個體勞動所局限，任何一個農民家庭都不可能滿足自己全部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需要。小農的這種特點，就迫使他們卷入市場交換，從事商品性生產，與其他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產品，取得自己不能生產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以持續自己的生產，維持一家的溫飽。生產使用價值的自給性生產，與生產交換價值的商品性生產，就相輔相成地結合在同一個主體之上，也就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結合在同一個主體之上。

當時，自然經濟又與封建剝削制度相聯系。農民不但要養活自己，還要通過繳納封建賦稅或封建地租，養活封建主階級。繳納封建租賦，是農民獲得小塊土地進行生產的先決條件，因此，他們必須把封建租賦同自己直接消費的產品一樣，擺在自給性生產范圍之內，當作使用價值生產出來。自然經濟成為農民既為自己消費需要，又為封建地主消費需要而生產的經濟，就體現著自然經濟與封建經濟的本質聯系。

盡管封建社會自然經濟的內涵和外延都不等同于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但是，由于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具有極大的廣泛性，整個農民的自給性生產，具有封建國家、封建地主和手工業者所經營的自給性生產所不可比擬的巨大規模，自然經濟就以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為主要內容存在于封建社會之中。

在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相結合而存在的條件下，自然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形式，仍然會同其他任何經濟形式一樣，具有體現自己經濟關系的經濟實體。我曾經在《論清代前期農民商品生產的發展》[1]一文中提出，在封建社會中，由于自然條件和農民自身生產條件的差異，農民啟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的結合程度，是會各不相同的。在整個小農經濟中會形成一個多層次的商品生產結構。這個結構從另一個角度來考察，也就是自給性生產的多層次結構，即農民自然經濟保持程度的多層次結構，其具體構成如下。

第一，自給型生產。這種農民總產品的絕大部分供自己消費和繳納封建租賦，只把自用有余的小部分產品投入交換，以換取其他生產和生活必需品。這里所說的總產品，是指農民所生產的包括農產品、手工業品和其他副業產品在內的全部產品。自用有余的產品，可能是屬于其中的這種或那種產品。

這種農民的生產，不但自給性生產占有顯然的優勢，而且其出售的產品，本來是為了自用而生產的，即不是以社會分工為基礎，以交換為目的而生產的。只是由于投入交換，才具有商品的性質。這是一種具有自然經濟痕跡的、在流通領域里形成的商品，還不是完全意義的商品。

這種農民少量產品的出售，只能補償少量的生產資料或生活資料，不可能更新生產過程的各種要素，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主要還是自己生產的，即經濟條件的“絕大部分，還是在本經濟單位中生產的，并直接從本經濟單位的總產品中得到補償和再生產”[2]。盡管已經有了商品交換，但生產循環仍然是一種自我完成的再生產。所以馬克思把這種農民直接消費其產品的絕大部分，只有少部分進入流通過程的生產，叫做“真正的自然經濟”[3]。

第二，半自給型生產。這種農民總產品的大部分供自己消費和繳納封建租賦，同時又根據社會需要生產一部分商品，用以交換其他生產和生活必需品。在封建社會中，特別是在封建社會前期，這部分商品還會包括一些是自然生產物的土特產品和奢侈品。盡管它們的再生產過程主要是在自然界實現的，但一經由“任土作貢”的方物，轉化為商人販運貿易的商品，農民的狩獵，采集、捕撈等活動，也就帶有商品生產的性質；這種農民出售的產品，都是以交換為目的而生產的。這是他們與上廣種農民的區別所在。

這種農民已經有了部分商品性生產，他們的生產也就開始納入整個社會生產分工的體系之中。但是，由于自給性生產比重大，商品性生產比重小，其生產要素通過市場實現價值補償和實物替換的部分，并沒有超過自己生產的部分。因此，從整體來看，這種農民的生產，還基本上不是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而仍然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產。所以恩格斯說，這是商品生產“還只是在形成中”[4]。

第三，交換型生產。這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有些農民，其總產品除了繳納封建租賦之外，少部分供自己消費，大部分用于交換，以換取其他生產和生活用品。他們從事商品生產，是為了獲取使用價值，以維持一家的溫飽。這是一種在交換價值形式下的使用價值生產，還沒有脫離自給的內核，因此，其商品流通是“為買而賣”。由于商品性生產已居于主要地位，自給性生產已退居次要地位。這類農民已成為或基本上成為小商品生產者。

交換型生產的另一類是，農民商品性生產的比重更大，自給性生產比重更小，甚至已無足輕重。他們從事商品生產，已不僅是為了獲取使用價值，而主要是追求利潤，即交換價值增值，以發財致富。其商品流通是“為賣而買”。這種農民已屬于從小商品生產者向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者的過渡形態。

上述這四種類型的生產，以具有部分質的差異相區別，存在于整個封建社會階段。按照辯證唯物主義原理，任何事物不僅有質的規定性，而且有量的規定性。事物又常常是包含著多種運動形態和多種矛盾的統一體，使它具有多方面的質。在這種情況下，事物的性質就是由其主要的質所規定的。當其次要的質的量變沒有達到一定的數量界限，它仍然會保持自己的原有性質，而不會轉化為另一事物。自給型農戶和半自給型農戶的自給性生產，超過或大大超過其商品性生產，自然經濟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質，商品經濟僅是其次要的質。因此，它們就應當屬于或基本屬于自然經濟范疇，成為封建社會中體現自然經濟關系，即自給自足經濟關系的經濟實體，是自然經濟單位在封建社會中存在的具體形式。

自給自足是對自然經濟本質的一種通俗概括。現象總是以豐富多變的形式表現本質，特別是在事物具有多種質的條件下，現象與本質之間更會出現差別和矛盾。所以完全意義的自給自足，只是存在于原始社會的初期，此后它只是相對地存在于社會經濟生活之中。在事物質變和量變錯綜復雜的運動過程中，如果不區分主要的質和次要的質，如果不把握住決定事物性質的數量界限，而是機械地把完全意義的自給自足作為衡量小農家庭是否是自然經濟的絕對尺度，必將導致對自然經濟過多過早的否定，這無疑是不適當的。

封建社會的農民，已是使用鐵制農具和牛馬畜力，并具有自有經濟和一定獨立性的生產者，他們比原始社會和奴隸社會的生產者，具有更高的生產積極性，具有更優越的生產條件，和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封建社會與原始社會、奴隸社會相比較，生產者產品自給的品種、數量和質量，都是大不相同的。

綜上所述，以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為主要內容，以自給型農戶和半自給型農戶為主要存在形式，以使用鐵制農具和牛馬畜力的小生產方式為生產條件，這就是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具體的歷史內涵。它體現著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的發展變化。二

在封建社會中，自然經濟具有強大的地位。但隨著社會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的發展，自然經濟會逐漸削弱，并隨著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會最終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所代替。在封建社會中，封建國家和封建主都經營有使用徭役勞動、奴婢勞動或雇傭勞動的商品生產，還有資本主義萌芽性質的商品生產，但是，最普遍大量的是農業和手工業中，以生產資料個體私有制和個體勞動為基礎的小商品生產。因此，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可以說主要是小商品經濟。列寧指出，“在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中有兩個重要關鍵：（1）直接生產者的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2）商品經濟轉化為資本主義經濟。”[5]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過程，主要是農民的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的過程。這既是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關鍵，也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

在封建社會初期，生產力水平和勞動生產率低下，作為一切生產首要條件的糧食生產，還不能在農民滿足自己消費之后，有更多的剩余，從而為從事農業的人和從事手工業的人，為從事食物生產的農民和從事原料生產的農民，提供實行較大分工的可能，因而，自給型農戶這時就必然占有大多數，半自給型、交換型農戶還只是居于少數。

這時在市場上，特別是在農村市場上交換的產品，既有半自給型、交換型農戶和手工業者商品性生產的產品，又有自給型農戶自用有余的產品。這時自給型農戶自用有余的產品，已不是偶然的、間或存在的剩余品，而已是普遍的、不斷反復出現的剩余品。廣大自給型農戶把這種剩余品投入交換，就會使它在整個市場交易量中占有巨大的比重。前面已經說過，自給型農戶自用有余的產品，不是基于社會分工而生產的。生產的社會分工是商品經濟的基礎。因此，這時的商品經濟還不具有完備的社會分工的基礎。

歐洲的封建社會就有過這樣的階段，馬克思說過，“曾經有這樣一個時期，例如中世紀，當時交換的只是剩余品，即生產超過消費的過剩品”[6]，（馬克思所說的中世紀，一般是指歐洲的9-14世紀）在中國，《孟子》所說的，農民“男有余粟，女有余布”、“紛紛然與百工交易”的階段，是否屬于這樣的時期，有待于經濟史學者的考證。

盡管剩余品的生產還不是交換價值的生產，但是，農民出售剩余品，就已“具有一種以流通、以設定交換價值為目的的趨勢”[7]，經常有大量剩余品投入交換，就會促進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并且促使它們朝著交換價值生產的方向發展，推動自給型農戶逐漸轉化為半自給型農戶和交換型農戶，從而使整個市場逐步從以使用價值生產為基礎，轉向以交換價值生產為基礎。這是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長期趨勢。

半自給型農戶由于根據社會需要生產一部分商品，它們的生產就開始納入整個社會分工體系之中。在封建社會的某一個階段中，如果半自給型農戶在整個農戶中占有多數，它們投入交換的商品，在整個市場交易中占很大的比重，這時商品經濟的社會分工的基礎，也就是交換價值生產的基礎，就會進一步完備。

在封建社會中，各種生產力因素經過長期積累，會出現一系列發展變化。勞動人口和耕地面積的不斷增加，擴大了農業的生產規模；生產工具的改進和系列化，提高了農業勞動的效率；水利設施、陸路和水路交通的發展，改善了農業生產的勞動條件；自然資源的開發，豐富了農業生產的勞動對象；耕作技術和生產經驗的積累，提高了農業勞動者的素質。到封建社會后期的一定階段，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會加快自己的發展步伐，為商品生產的發展，提供比較充分的農業基礎。

在上述條件之下，商品生產就會得到較快的發展。通過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逐漸向交換型農戶轉化，會出現大量主要生產糧食和其他食物的農民，主要生產原料作物的農民，和“以種地為副業，而以工業勞動為主業”[8]的農民。通過農民家庭手工業以一定規模與農業分離，會使許多農民轉化為手工業者，并逐漸形成從事各種原料加工的獨立手工業部門。

這種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與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不同，他們要出售自己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產品，必須在市場上補償他們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生產要素，甚至包括種子和口糧。他們的生產已經是完全或基本上建立在流通的基礎之上，成為“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也就是，以產品的出售，以產品轉化為貨幣和再由貨幣轉化為產品的生產要素為媒介的再生產。”[9]他們的這種商品經濟性質的生產循環，與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自然經濟性質的生產循環，就具有質的差異。

封建社會的農民和手工業者，都有可能在封建租賦之外，還能“生產出一個超過必要生活資料的余額”[10]，也就是在封建租賦以外的剩余產品。這是一個變量，在封建租賦既定的條件下，就決定于農民和手工業者生產成果的大小。交換型農戶和獨立手工業者是最有能力生產這種剩余產品的個體生產者。這種剩余產品都是要投入交換的，因此，這種農民和手工業者又是具有最大市場量的個體生產者。

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如果不從事自給性生產，“生產專業化即社會分工的完成”[11]，他們就已經成為典型的小商品生產者。列寧在討論農民的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的時候，就是以這種小商品生產者為準繩的。他說，“單獨的個別的生產者專門從事一種生產部門的生產”，“是商品經濟的必備條件”[12]。這種典型的小商品生產者確實是存在的，如城市獨立手工業者。列寧在此加以強調，是理論徹底性的需要。但是，“概念和現象的統一是一個本質上無止境的過程”[13]，在封建社會的實際經濟生活中，特別是在商品經濟剛在發展的時候，大量出現的不是典型的小商品生產者，而是不完全脫離自給性生產的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即具有一定程度專業分工的小商品生產者。

出現這種情況，有各種各樣的具體原因。在封建社會中，最大量的是生產糧食的農民。他們的商品性生產不論如何發展，也不會脫離糧食的自給性生產，這是毫無疑義的。

農民的商品性生產從一開始出現，就“已經包含著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的萌芽”[14]。在交換型農戶中，商品性生產已占主要地位，如果市場條件發生變動，它的產品的價值不能實現，其生產和生活就會出現危機。保留一定的自給性生產，特別是糧食的自給性生產，就可以緩解危機，就可以多一分生存保障。所以不論是生產原料的交換型農戶，還是生產其他食物的交換型農戶，都可能保持一部分糧食或其他食物的自給性生產。

特別值得提出的農村手工業者。在封建社會后期，由于農業生產和農民商品生產的發展，廣大農民的需求增多，會引起農村手工業一定程度的發展。西方學者把西歐各國出現的這種發展叫做前工業化階段。這種農村手工業產品的銷售對象，主要不是封建剝削者，而主要是廣大勞動群眾，就必然要求成本低，價格廉，生產就必須接近原料產地。這種大眾化的產品，質量不必精細，生產技術容易掌握，因之這種手工業必然首先從農村中發展起來。農民從農業轉向手工業只能是逐步進行的，在這個轉軌過程中，必然有許多農民保持著一定的糧食和原料作物的生產。就是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之后，基于上述應付市場變動的原因，農村手工業者也會自然地保有一定糧食或者原料的自給性生產。當然最根本的原因還是農業生產力的不夠發展，沒有充足的穩定的糧食供應，農民和農村手工業者也無法切斷自己的自然經濟臍帶。

這種保留有一定自給性生產的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戶，同獨立的小商品生產者一樣，都已屬于商品經濟范疇，都同樣是封建社會中體現商品經濟關系的經濟實體，與屬于自然經濟范疇的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是不相同的。所以馬克思把“以種地為副業，而以工業勞動為主業”的農民，叫做“新的小農階級”[15]。根據這一原則，那些生產糧食、原料和其他食物的交換型農戶，也同樣可以視為新的小農階級。

自然經濟既是歷史范疇，又是地域范疇。在封建社會的一定歷史階段，自然經濟不會在全國各個地區以同一水平存在，商品經濟也不會在各地以相同水平同步發展。它們的發展變化，同任何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一樣，總是在不平衡的運動中實現的。各個地區由于氣候、交通、土壤和資源等自然條件的差異，經過人們長期開發，又會出現社會分工發展程度的差異，即出現各種類型農戶的不同比例配置，從而自然地形成自然經濟強大、比較強大和比較薄弱的各類地區，也就是商品經濟不發達、比較發達和發達的各類地區。在商品經濟發達的地區中，還會形成具有不同專業分工的地區，有的是農業中的商品性生產超過自給性生產，成為糧食作物或原料作物的專業性生產地區；或者是手工業中的商品性生產超過農業中的商品性生產，成為手工業品專業生產地區。因此，在封建社會后期的一定階段，由于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的大量出現，由于各種專業分工地區的形成，商品經濟就會具有更為完備的社會分工的基礎。

總之，任何封建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內，都會通過各種類型農戶的不同比例配置，通過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形式，保持著不同的自然經濟水平，也就是具有不同的商品經濟水平。在任何一個封建國家中，我們都不可能獲得各種類型農戶比例配置的數據，也不可能獲得自給性生產產值和商品性生產產值的精確數據，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推斷，在封建社會一定的歷史時期中，自給性生產具有強大的地位，商品經濟發達地區，商品性生產的產值則可能大于自給性生產的產值。但是，就是在封建社會后期，以至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發達地區，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無論多么發展，也不會導致自然經濟的消失。這種歷史連續性甚至可以延至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已經興起的時代。在十九世紀后半期，德國的機器大工業已經興起。許多雇傭工人或者是自己擁有土地和菜園，或者是通過租佃擁有土地和菜園，以從事自給性生產。他們的這種“園藝業和耕作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曾經是保證工人階級物質狀況可以過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過得相當不錯的基礎”[16]。

為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決定，終封建社會之世，自然經濟還會始終存在，商品經濟也不能得到充分地普遍化發展。這都有待于資本主義，特別是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的發展。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把一切以生產者本人勞動為基礎或只把多余產品當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產形式盡行破壞。它首先使商品生產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產逐步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17]。因為“只有當雇傭勞動成為商品生產的基礎時，商品生產才強加于整個社會。”[18]這是馬克思總結西歐歷史發展所得到的結論。人類社會從原始社會相對純粹的自然經濟，經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在對立統一中消長，然后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相對純粹的商品經濟，這正是歷史辯證法的生動體現。三

商品經濟同自然經濟一樣，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會性質，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質的社會經濟相聯系。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經濟，以至社會主義社會的商品經濟，其性質都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在封建社會，商品經濟在總的量變過程中，也會出現階斷性的部分質變。

在封建社會的各個歷史階段。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由各種類型農戶不同比例配置所形成的商品經濟，既會具有不同的社會分工發展水平，又會保留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經濟痕跡，因而呈現出部分質的差異。試以封建社會前期的商品經濟與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作點粗略比較。

首先，從農村市場看。在封建社會前期，由于農民生產的自給性水平還很高，農民和農民之間、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的商品交易量一般不是很大。那種生產者自用有余產品余缺調劑的交換，那種生產者必要產品同特殊需要發生關系時品種調劑的交換，會占有一定的以至很大的比重。這兩種交換都具有使用價值生產的自然經濟痕跡。因之，農村市場主要是農民與農民之間、農民與手工業者之間的直接交換，假手于商人的情況不是很多。加以有限的市場交易量要分散在廣大農村，市場因之是狹小的，一般不能擺脫小范圍的地域局限，只能在廣大農村形成以墟集貿易為主體，以市鎮貿易為補充的“地方小市場的網”。[19]這種農村市場一般只有保證供給與需求的經濟功能。對于農民來說，就是能滿足他們購買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銷售農副產品和家庭手工業品的需要。

通過商品交換，實現供給與需求的平衡，不但是個體農民再生產的必要條件，也是社會再生產的必要條件。一定地區，如一縣一州，必需有自己的產品，能與其他地區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實現供給與需求的平衡，才能使社會再生產得以順利進行。這就會形成一定的地區間的販運貿易。因此，某些農村市鎮，特別是商品生產比較發達地區的農村市鎮，除了具有保證供給與需求的經濟功能之外，又會具有集散商品的經濟功能，使它成為農村外銷商品販運貿易的起點，農村輸入商品販運貿易的終點。在這種農村市場上，農民之間、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互通有無的直接交換就會縮小，而以商人為媒介的商品流通就會擴大。

到封建社會后期，在商品經濟不發達的地區，大體還會保持封建社會前期農村市場的那種狀況。但在其他地區，由于糧食作物、原料作物和手工業品的商品生產有了較大的發展，農村市場就會發生變化。如果說在封建社會前期，商業資本主要是以自己的運動，使農民的產品發展為商品；在封建社會后期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特別是在商品經濟發達地區，卻是農民和手工業者已經生產出來的商品以自己的運動形成商業。農民和手工業者已無法自己在當地銷售全部產品，也無法互相提供足夠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只能要求商業資本為他們的產品實現價值，并為他們的再生產實現各種生產要素的補償。因之，這里的農村市場已由主要是生產者之間的直接交換，轉變為主要以商人為媒介的交換。并且會突破地方小市場的格局，形成一系列商業市鎮和手工業市鎮，建立起長途運轉的商品流通渠道，形成跨越地區以至跨越國界的市場網絡。在商品經濟發達地區，還會在生活資料市場之外，形成各種生產要素市場。在生產分工發展的基礎上，形成雇工市場；在農民和手工業者生產借貸增多的基礎上，從傳統的高利貸資本中出現金融市場，從而構成以商品市場為主體的農村市場體系[20]。這種具有多功能（包括保證供求和集散商品的經濟功能）的、以市鎮貿易為主體、以墟集貿易為補充的農村市場，就為農民擴大再生產、發展商品生產提供更有利的條件。

但是，生產者之間余缺調劑、品種調劑的交換仍然會存在，甚至會有一個較大的絕對值。只是在商品成交總量中，其比重已大大縮小了。

其次，從販運貿易看。在封建社會中，通常存在著從農村流向城市，供封建剝削階級和其他城市人口消費的，以農副土特產品和奢侈品為主要內容的販運貿易。同時，由于農民和手工業者需求的多樣性，他們也必需與外地區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互通有無，也會形成一定規模的販運貿易。因此，販運貿易就成為當時的重要商業活動。

在封建社會前期，販運貿易的商品，除了手工業者的產品之外，主要是由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所提供的。它們每家每戶投入交換的商品固然有限，但千家萬戶的投入，也會成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可以形成繁榮的販運貿易。它們出售一些農產品或者家庭手工業品，雖然標志著農業和手工業結合的自然經濟結構開始分解，但它們還主要從事農業，它們的手工業和其他副業還從屬于農業，基本上沒有專業分工。沒有生產的專業分工，也就不能有充分的地區分工。自然條件的差異性和由它所帶來的自然產品的多樣性，是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這種地區的販運貿易，更多地是建立在這種具有自然分工性質的基礎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專業分工的基礎之上。比如糧食這種重要的販運貿易的商品，它所形成的主要是“以年之豐歉，或糴之使來，或糶之使去”的地區間豐歉調劑市場。這種地區間糴來糶出的市場，就不是由地區分工所引起的。自然經濟正是這樣的販運貿易中保留著自己的痕跡。

在封建社會后期，農產品和農村手工業品流向城市的販運貿易，在繼續發展的同時，地區間特別是糧食作物區、原料作物區與手工業品產區之間的販運貿易，會有明顯的發展。如果說，前者是地區間的一種縱向聯系，后者則是地區間的一種橫向聯系。前者主要是體現農民、手工業者和封建剝削階級之間的交換關系，販運貿易的商品主要是生活資料，后者則主要體現農民與農民之間、農民與手工業者之間的交換關系，販運貿易的商品既有生活資料，又有生產資料，說明它已大體是建立在一定的專業分工的基礎之上。糧食作物區、原料作物區和手工業品產區之間出現大規模、長距離的販運貿易，正是封建社會后期商品經濟的重要發展。

再次，從城市市場看，在封建社會中，城市市場主要是封建官吏、封建地主及其仆從、軍隊等以自己的收入，與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產品相交換。他們的收入都是封建租賦的轉化形態，即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剩余產品。數量巨大的剩余產品集中在數量有限的城市中投入交換，就會出現繁榮的城市市場。封建賦稅和封建地租主要是采取實物形式。它們是由農民和手工業者作為使用價值生產出來的，只是因為投入交換才成為商品。這種商品可以說只有商品的流通方式，而沒有商品的生產方式。這就使城市市場既建立在交換價值生產之上，又建立在使用價值生產之上。因之城市市場并不具備完全的商品生產的基礎，也就不是完全意義的商品經濟。盡管實物租賦會逐漸向貨幣租賦轉化，使城市市場的商品生產的基礎有所發展，但這種轉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因此，商品生產基礎的不夠完全，是封建社會城市市場的共同特征。

在封建社會前期，由于城鄉商品生產不夠發展，城鄉生產者之間的商品交換就不夠發達。盡管城市中有比較發達的手工業，但其產品主要供城市人口消費，并不流向農村，與農民的產品相交換。因此，城市市場規模的大小，主要決定于投入市場的封建租賦價值量的大小。封建租賦在城市市場形成上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就使城市市場保有較多的自然經濟痕跡。

到封建社會后期，由于地區間販運貿易的發展，有些上述那種消費性城市可能發展為具有販運貿易的中轉市場，或者形成新的中轉貿易城市。由于有些手工業在發展中逐漸向城市轉移，有些上述那種消費性城市可能發展為手工業基地，或者形成新的手工業城市。有的城市甚至可以三者兼而有之。隨著城市經濟功能的發展，在這些城市市場的商品成交總量中，封建剝削者以封建租賦與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產品相交換所形成的交易量，其比重必然會縮小。農民之間、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商品交換所形成交易量（包括體現在販運貿易中中轉的部分），其比重必然會擴大，后者甚至可以超過前者。封建租賦在城市市場形成上的作用，無疑已大大下降。當然，封建租賦投入這種城市市場還會有一定的數量，加以還會有許多消費性城市存在，就是在封建社會后期，封建租賦在城市市場形成上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視的。總之，在城市市場，以至在整個國內市場上，封建租賦所形成的市場交易量，在封建社會前期和后期，是會各不相同的。它在整個市場交易中所占比重較大，市場促進生產和分解自然經濟的作用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在封建社會中，由于各個時期的各個地區、各個部門商品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許多經濟現象總是交錯地存在，難以劃一。上述分析只是一種很粗略的概括。但大致可以看出，封建社會前期的商品經濟，與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相比較，已具有不同的生產基礎，不同的流通方式（包括不同的市場結構），不同的流通規模（包括不同的商品結構），不同的社會作用。特別是商品經濟發達地區的形成，不但會為本地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開辟道路，而且會通過與其他地區的經濟聯系，擴大和深化社會分工，推動其他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生發展提供歷史前提。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正是通過這種不同層次的發展，即部分質的變化，逐步排除自然經濟的制約和痕跡，逐步趨向完善。

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進程表明，封建經濟是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的結合。它們以怎樣的廣度和深度相結合，會反映出自然經濟歷史地位變化的階段性，會反映出商品經濟發展的階段性，也會反映出封建經濟的成熟和發展。生產對于任何社會經濟都具有基礎的作用。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發展變化，都是基于其生產基礎的具體變動而來，考察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及其歷史地位，考察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及其發展水平，首先應當對它們生產基礎的發展變化，作出正確的估量。不論在什么生產基礎上生產出來的商品，一經在市場上出現，都不會改變它作為商品的性質，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決不能因此而忽視對它們不同的生產基礎作具體的分析。否則，就容易夸大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把封建社會前期的商品經濟與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同等起來，把發達地區的商品經濟與不發達地區的商品經濟等同起來，從而模糊對自然經濟歷史地位的認識。這就不能在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研究中，更好地貫徹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四

商品經濟所以能適應生產力的不同發展水平，在各種社會經濟形態中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產生的基礎是社會分工。一切分工都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而分工的發展又會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和生產的社會化、專業化。在封建社會中，社會生產力總是在不斷發展的。商品經濟既是封建經濟（包括領主制經濟和地主制經濟）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條件，而封建經濟又可以容納小商品經濟有較高程度的發展，甚至可以容納以工場手工業為代表的商品經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因之，在封建社會中，商品經濟的一定發展是不可避免的。在封建地主制下比在封建領主制下，在統一的封建國家中比在分裂的封建國家中，還會得到更多的發展。

廣大農民商品性生產的發展，就把市場機制引入千家萬戶的生產領域，擴大價值規律發生作用的范圍，推動他們改善工具，提高技術，較好地發揮人力、物力和土地資源的經濟效益，這對于發揮各個地區自然條件的優勢，擴大農業基礎，調整農業結構，增加社會積累，都會起良好的作用。

在商品經濟發展的條件下，不但農民商品經濟的個體比自然經濟的個體，具有較高的發展生產的活力和能量，也會使整個社會經濟含有市場機制，可以較靈活地較有效率地進行，從而有利于滿足消費，促進生產，加強地區間、民族間的經濟聯系，推動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對于封建大國說來，也會為封建國家處理集中的政治與分散的經濟的矛盾，為征收賦稅、加強國民經濟管理，提供有利的條件。在封建社會中，只要有商品經濟的發展，就會有社會經濟的發展，也會有社會生活水平的相對提高。總之，封建生產方式如果能允許商品經濟發展，就說明它還具有生命力，還沒有達到它的歷史終點。這是判斷封建生產方式價值的一個重要標志。

在封建社會中，對立統一的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是互相制約、互相排斥的。自然經濟天然地排斥社會分工，排斥商品經濟，從而限制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同時，不管自然經濟多么強大，商品經濟卻具有導向性，具有主導作用，它總是通過不斷分解自然經濟，引導社會經濟向前發展。這都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無庸贅述。但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在一定的生產力水平下，它們又是相輔相成，互相補充的。對立物相互補充的這種深刻的辯證關系，充分地體現在社會經濟過程之中。

在封建社會中，個體農民既與商品經濟相聯系，又與自然經濟相聯系。他們總是通過二者的相互補充，使自己的生產得以完全。在自給型農戶和半自給型農戶中，是商品交換對于自給性生產起補充作用；在交換型農戶中，是自給性生產對于商品性生產起補充作用。二者相互補充，就使小農家庭的再生產得以順利地運行，使小農家庭生產與消費的平衡得以順利地實現。

在封建社會中，個體農民和手工業者既都是互相分離、互相獨立的，各自通過自身的循環持續自己的生產。但是，他們又是互相聯系，互相依存的，因為他們需要別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供給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又需要別的農民和手工業者購買他們的產品。地主家庭有的是生產單位，而更多的是消費單位。作為生產單位，它必須與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就是作為消費單位，也必須以封建租賦與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消費品。因此，在封建社會中，就必須以商品交換為紐帶，把農民、手工業者和地主家庭聯系起來，才能形成整個社會再生產過程，使整個封建經濟成為一種一定程度的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

要使這種復雜的社會再生產過程得以順利實現，社會生產兩大部類和各個生產部門之間就必須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在封建社會，社會生產的技術構成低，不論是進行簡單再生產還是擴大再生產，主要是靠投入勞動力，而不是主要靠追加生產資料。而且農民不但要養活自己，還要不經過交換無償地養活封建剝削者，因此，第二部類生活資料的生產必然要大于第一部類生產資料的生產，而擴大再生產更需要生活資料特別是糧食的優先增長。生活資料特別是糧食的這種比例關系，主要是由農民的自然經濟來保證的。

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如前所述，是農民既要為自己的消費需要，又要為封建地主的消費需要而生產的經濟，因而農民在生產過程中，必然要把生活資料、特別是糧食與衣著等基本生活資料的生產，擺在優先的地位，以安排好農業、手工業和其他副業的關系；以至要在自己的小塊土地上，種植各種食物，以便在一些作物遭受自然災害時，好指靠另一些作物，即所謂“種谷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在糧食總供給不足與總需求發生矛盾時，農民就會去開墾荒地，開發山區，以至圍湖圍海造田，以解決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在封建社會中，糧食盡管是具有最大市場量的商品，卻又總是商品率最低的重要農作物。

農民的這種遵循自給自足目標運行的經濟活動，就會使全社會勞動力與土地這兩種最重要的資源的分配，首先保證了糧食與衣著等基本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保證了封建經濟順利運行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比例關系。如果說，封建經濟因為有了商品經濟，可以更靈活地運轉，更具有生命力；而又因為有了自然經濟，才能保證它順利進行，保證它可以穩定地發展。

自然經濟這種基于人類生存本能需要的經濟，在封建社會的發展，保證了廣大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繁衍，保證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的分工，從而促進了封建國家、法律和文化藝術的發展。盡管在封建社會后期，由于生產力的發展，農民和手工業者在封建租賦之外，還可以生產出另外的剩余產品，擴大了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藝術發展的物質基礎，但是，從整個封建社會來看，強大的封建國家和繁榮的文化藝術，始終主要是建立在作為使用價值生產的封建租賦基礎之上的。

但是，自然經濟的這種基本歷史作用，又必須依靠商品經濟才能得以充分實現。在封建社會中，封建皇室和封建地主在獲取大量實物封建租賦之后，除了直接消費一部分之外，他們的生活和享受也依賴于出售這種剩余產品。同時，他們又必須把大量的封建租賦，通過商業渠道轉化為商品，轉化為各級官吏，文人學士、仆役和軍隊的收入，并且進一步轉化為多種多樣的消費品和奢侈品，通過市場以實現社會總產品的最終分配，從而保證封建政治和文化藝術事業的發展。

總之，封建經濟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結合。它們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補充。如果我們只強調其中的一面，把封建經濟簡單地看成是自然經濟，就是一種片面性；如果只強調其中的另一面，把封建經濟簡單地看成是商品經濟，就會是另一種片面性。這都是不可取的。

[1]《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1期。

[2]《資本論》第3卷，第896頁。

[3]《資本論》第3卷，第886頁。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13頁。

[5]《列寧全集》第1卷，第77頁。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9頁。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0頁。

[8]《資本論》第1卷，第816-817頁。

[9]《資本論》第2卷，第226頁。

[10]《資本論》第3卷，第893頁。

[11]《列寧全集》第1卷，第83、77頁。

[12]《列寧全集》第1卷，第83、77頁。

[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17頁。

[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41頁。

[15]《資本論》第1卷，第816-817頁。

[1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464頁。

[17]《資本論》第2卷，第43-44頁。

[18]《資本論》第1卷，第644頁。

市場和商品經濟的關系范文第3篇

1.監督管理與鼓勵競爭的關系

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有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必然就會有競爭.因此，在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運行中，必須創造有效競爭的環境，以便企業在市場上直接接受廣大消費者的評判和檢驗，實現優勝劣汰，促進企業不斷改進技術設備和經營管理水平，提高產品質量，降低成本，提高經濟效益，開拓進取，爭取打入國際市場，不僅在國內，而且要在國際竟爭中獲得勝利，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為國家創造更多的外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競爭也會出現一些消極現象和違法行為。如套購國家計劃商品，倒賣重要生產資料，走私販私，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等等。為了維護正常的競爭，保證社會主義經濟的健康發展，必須反對不正常競爭，打擊違法行為，使所有的商品生產經營者都能奉公守法，通過誠實勞動開展社會主義競爭。

2.監督管理與搞活的關系

“活”是指商品生產經營者的經營行為和市場交易活動在政策、法規允許的范圍內正常進行，達到市場縈榮活躍，實現國民經濟的良性循環。“亂”是破壞了國家政策、法規，制造和販賣偽劣商品，投機倒把，欺行精市，走私販私，造成了生產經營運行的紊亂。有亂就要管，管就是治亂。搞活與治亂兩者雖然不同，但目標是一致的，是辯證的統一。只抓管理，不求搞活，與進一步改革開放和發展有計劃商品經濟方針相悖。沒有整個市場的繁榮和活躍，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就發展不起來，最終會導致經濟活動的停滯不前，阻礙社會進步與人民生活的改善。如果只求搞活，不抓管理，就不能規范參與商品經濟活動的行動主體—商品生產經營者的經營行為，導致經濟活動的混亂無序。經濟越繁榮活躍，社會化大生產程度越高，越需要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越離不開監督管理，這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規律的內在需求。工商行政管理作為政府的一個職能部門，既有促進經濟搞活的任務，又有監督管理的責任，使經濟搞活與監督管理互相結合，相互促進，在搞活中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又通過維護秩序，搞活經濟。長期以來，工商管理工作在管理與搞活的關系上，考慮行政干預、監督管理多，研究疏導服務、促進搞活少，不適應商品經濟發展的新形勢。在企業登記方面，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放寬政策，允許企業擴大經營范圍;允許在國家政策范圍內一業為主兼營他業;允許工業系統門市部兼營省內外同行業自銷產品;允許個別企業使用兩個牌子;縮小特種行業的管理范圍;簡化申請審批手續，一般登記不超過半個月.在市場管理方面，支持鼓勵販運，撤銷農副產品檢查關卡，對計劃產品在完成國家計劃和履行合同的前提下，允許邊出售、邊上市、邊販運。對計劃外產品，稱重價值規律，發揮市場調節作用，允許多渠道經營，搞活商品流通.在市場建設上按照“政府決策，統一規劃，多方興建，工商統一管理”的辦法，走多渠道籌集資金、多元化建設市場的路子，調動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加快城鄉市場建設。

3.監督管理與搞好服務的關系

工商行政管理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要為經濟基礎服務，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發展服務。它不僅要監督管理，而且要通過搞好服務來正確引導和影響工商企業經營人員，促進有計劃商品經濟的發展。為此，必須堅持管理與服務相結合的原則，把加強管理與搞好服務結合起來。基于這種認識，改變以往管理就是行政干預的觀念，把管理工作看成包括宣傳教育、疏導服務、經濟監督、促進發展、增強活力這樣一個綜合的、完整的、系統的過程。實行“疏導—服務—搞活”的管理方式，糾正單純“管理—查扣—處罰”的管理方法，實現“活—管—活”的目標，通過工商行政管理，把各種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納入國家政策的軌道上健康發展。幾年來，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認真做好為企業服務的工作。例如:協助工商企業經營人員搞好市場調查、預測和引導他們堅持社會主義經營方向，改善經營管理，以取得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4.監督管理與正確引導的關系

市場和商品經濟的關系范文第4篇

戰國秦漢以后中國進入封建地主制。我曾經提出，中國封建地主制經濟是由相互依存的小農經濟、地主經濟、國家經濟以及國家對經濟的管理和干預所組成的動態的體系；中國封建地主制經濟下商品經濟的發展，也可以從這樣一個體系去分析和理解，考察小農、地主、國家在商品經濟發展中各自擔任的角色，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

首先，考察小農的市場角色。

地主制經濟體系下的主要產業部門是農業，基本生產單位是小農家庭。封建地主制下的小農和封建領主制下的農奴都是以家庭為單位的規模狹小的個體小生產，生產目的主要是為了自給。但前者較之后者，人身依附關系減輕，經濟獨立性增強，在個體家庭生產單位之上沒有一個具有內部生產分工和共同經濟生活的封閉的經濟共同體，其再生產所不能完全自我滿足的部分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需要直接從市場上獲得補充。所以，地主制經濟下農民與市場發生較為密切的聯系，流通成為小農經濟再生產過程中的必要環節。戰國時代非常突出的兩種現象——集市的興起和商人插足小農再生產過程，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出現的。地主制經濟下的小農的這種經濟地位決定它必然是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的結合、農業與家庭手的結合。這是戰國以后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最深層的根源，考察中國封建地主制下的商品經濟，不能離開這樣一個基本的事實。

在地主制經濟下，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不同階層的小農，其經濟中商品生產的成分或多或少，但一般而論這種商品生產都是以自給生產為基礎和依托的，其生產的主要目的是謀生，是取得使用價值。因此，小農的經濟行為并不完全按照價值行事，甚至主要不是按照價值規律行事。例如，農民種什么，不種什么，首先是根據自身消費和交納租賦的需要；他們經營的家庭副業往往視糧食生產的豐嗇為盈縮，而且是“不計工本”的；他們出售農產品的價格也往往低于其價值，等等。關于這個，學界已有較多的論述。

地主制經濟下小農的市場行為還有一些十分重要的特點，例如，小農一方面向市場提供農產品和手工業品，另一方面向市場購買商品，在他們向市場購買的商品中，不但有他們所不能生產的手工業產品（如鐵農具、食鹽等），而且有它們能夠生產的農產品（如糧食、種子等），這就是說，他們既是農產品的供應者，又是農產品的需求者；小農經濟再生產的產品進入市場流通的部分，往往遠遠超過其按勞動生產率自給有余的部分或商品生產的部分。《管子》曾經說過，農民的生產是“年有余而月不足”。這是因為農業生產的基礎是再生產，它是以年為周期的。收獲季節有富余，播種季節和青黃不接時緊缺。這就導致在同一生產年度的不同生產季節中，農民與市場存在著不同的供求關系。中國又是一個自然災害發生比較頻繁的國家，豐歉無常，因此，在不同地區和不同年份中，農民與市場也存在不同的供求關系。同時，農民不但是生產者，而且是備受地主、商人和國家租賦、債利剝削的被壓迫者，這種情況大大加劇了農民與市場供求關系的不平衡。在收獲季節或豐收年份，農民為了完納租賦、清償債務，往往不得不賤價出售包括部分必要產品的糧食和其他農產品（這也和儲藏手段不足有關），在播種、青黃不接季節或歉收年份又不得不高價買進必須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為此，他們又要賤價出售其手工業產品，以至高息舉債。在這一進一出中，進入流通領域的商品量大為增加，但它卻不能反映勞動生產率商品生產率的真實水平。這就是說，在地主制經濟下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商品經濟，商品流通和商品生產并不是完全對應的，在某種意義上說，甚至是脫節的。我們說封建地主制下的商品經濟包含某種虛假的成分，主要就是指商品流通和商品生產在某種程度的脫節。這種脫節導致一些“悖論”現象的發生：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民的相對富足有時并沒有導致農民市場行為的增加，而是相反；貧苦農民比之富裕農民對市場的依賴程度似乎更大些；在一些封建王朝的后期，一方面是農業生產的萎縮，另一方面卻出現商業的畸形繁榮，等等。學術界對中國封建地主制時期農業商品率有不同的估計，有的高達50—60%，有的只有10—20%左右，重要原因之一是口徑和不同：前者一般是按農戶實際買進賣出在農戶總收支中所占的比例計算的，后者則往往是按農業生產能供養多少非糧食生產人口計算的。兩者都有根據的，后者更符合按勞動生產率計算的商品經濟發展的實際水平，而它們的差額正可視為商品經濟中的虛假成分所占的比重。

其次，考察地主的市場角色。

小農生產規模狹小，他們對商品的需求有限，難以單獨創造出大的市場。事實上，在封建地主制下，除了市場基本上是為農民的再生產服務以外，其他的各級市場基本上是為地主階級的消費服務的。封建地主制下的“大市場”或“大流通”是以地主階級的消費需求和消費欲望為基礎和動力的。因此，需要考察封建下地主的消費需求和消費欲望與封建領主制下的貴族領主有什么不同。

封建領主制下實行勞役地租，農民不但要在領主的“公田”上耕作，而且要提供其他各種勞役服務。“公田”和“私田”有固定的比例，各級領主貴族擁有“公田”（祿田）的數量由他所處等級所決定。這樣，各級領主的收入是相對固定的，由此決定的消費也是相對固定的，并且受到“禮”的種種制約；有人稱之為“凝固性”的消費制度。領主的領地是自給自足的封閉的共同體，一般的消費可以自身獲得滿足。較高級的領主也豢養一些為他們服務的商人，主要是遠途販運一些當地不能生產的珍奇物品，所謂“奇怪時來，珍異物聚”（《管子小匡》語）。

封建地主制下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地主主要收取實物地租，實物地租主要是谷物，這就產生了經君健先生所說的“使用價值形態收入的單一（少樣）性和需求多樣性的矛盾”，需要出售部分租谷來換取其他物資。在封建地主制下，不但貴族官僚可以占有土地，庶民也可以占有土地，占有土地的數量并沒有嚴格的等級限制，與此相應的地主階級的消費實際上也是不受限制的，起碼是沒有嚴格限制的。《鹽鐵論散不足》突出反映了封建地主制下各階層，尤其是富人消費水平的提高和消費欲望的膨脹，完全突破了領主制等級消費的限制。在實行比較單一的實物地租的條件下，地主階級的消費資料，相當大一部分要從市場上取得。《史記貨殖列傳》描繪了一幅商品熙熙攘攘的繁榮圖景，他把欲望（主要是消費欲望）視作經濟的根本動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正是地主階級的消費欲望促進了戰國秦漢市場的繁榮。

在封建地主制下，地主是市場活動的積極參與者，不但一般要出售部分租谷，以換取所需的其他物資，而且往往直接從事的贏利活動。這種市場活動是建立在對農民剝削的基礎之上的。地主在市場上出售的租谷是農民為地主的需要而生產的，本質上是一種自給性生產；地主出售它實際上是把自給性產品轉化為商品。地主賤買貴賣的對象是個體小農，是地租剝削以外的商業剝削。

地主的市場角色還表現在它與商人的關系上。封建地主制打破了領主制下“工商食官”、商人完全依附于貴族領主的格局，出現了私人工商業者。不過商人與地主實際上是“通家”。新興地主階級的基礎是庶民地主，庶民地主是土地已經私有化、作為國家編戶齊民的自耕農分化的產物，首先是從商人兼并自耕農土地中產生的。商人地主是漢代豪民地主的主體。從戰國秦漢的材料看，工商業者往往經營土地，地主也熱衷于商業活動，庶民地主是這樣（仲長統有典型的描述），身份性地主也不例外（晉代江統的話可以作證）。甚至可以說，地主、商人、官僚早就三位一體了。把秦漢封建政權稱之為“商人地主政權”，是有一定道理的。

秦漢時代農村集市已經普遍存在，城市市場十分繁榮，區域內和區域間的商業粗具規模，在一定意義上說，區域性市場和全國性市場亦已形成。但我同意唐文基的說法，這是一種“非統一的全國市場”。重要的一點是各地區的物價（尤其是糧價）相差懸殊，反映了各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地區之間經濟聯系水平的低下。在戰國秦漢的封建市場中，糧食和其他農產品是最重要的商品之一。由于糧食在商品市場上的重要性，對年成豐歉的預測成為當時商人進行商情預測的基礎；而政府亦有以平抑糧價為中心的“平糶”政策的出臺。不過由于運輸成本太高，戰國秦漢糧食還很少進入長途販運。長途販運的商品以各地的土特產品為主；其中既有供統治階級奢侈消費的珍異之物，也有作為“養生送死之具”的民生日用品，這和封建領主制時期的長途販運商業是有所不同的。

封建地主制下的商業是為封建統治者和地主階級服務的，帶有嚴重的封建性。這種商業雖然也有維持小農再生產的一定功能，但同時又利用小農的弱點和農業再生產的特點買賤賣貴，無情吮吸小農的膏血，獲取幾乎不受限制的高額利潤，從而加速了農民的貧困破產和“棄本逐末”。這就是說，在封建地主制下，商人與農民、商業與農業，自始就存在著矛盾，這種矛盾，是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矛盾的一種表現。

復次，考察國家的市場角色。

封建國家直接經營某些生產事業、直接參預市場活動，并負擔著某種經濟職能，這是封建地主制經濟的重要特點之一。以前我們對國家管理和干預經濟的活動，對國家的市場行為和市場角色，對國家財政政策對市場和流通的等不夠，近來一些學者著重在這方面進行了很有意義的論述，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探討的問題。

有的學者認為，中國戰國以后的流通是由市場的流通和全國性物資流通組成的，而后者則是由統一國家的財政所組織的物資流通及由此誘發的遠距離流通中形成的，因而可稱之為“財政性物資流通”。這一觀點十分新穎，它提醒我們應該主意國家財政在封建商品經濟中的作用，不過似乎把國家財政的作用夸大了。因為第一，中央集權的統一封建國家的建立雖然對全國性流通的發展有著重大的促進作用，但從根本上說，不是中央集權統一封建國家創造了全國性的流通，而是某種程度上打破了地區局限的“全國性流通”的一定程度的發展為中央集權統一封建國家的建立創造了必要的條件。例如，在荀子時代，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北海”、“南海”、“東海”、“西海”的土特產品，中原地區“可得而有之”。又如由于各地區之間商品流通的發展，各地區的金屬鑄幣已經出現“相通”或“趨同”的趨勢，秦始皇統一貨幣只是順應了這種趨勢。第二，在統一國家的財政收入中，直接進入流通領域的部分是很小的，它拉動流通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是賦稅，賦稅的主要負擔者是農民，它是地租的再分配，農民所交的賦稅本質上是農民為了國家的需要而生產的自給性產品。國家的賦稅收入主要是滿足統治者的直接消費，支付皇室消費、官俸、軍餉和其它各項開支。貢賦進入流通領域的只是一小部分。例如實行“平糶”法或“常平”法時，以部分租谷為底本，視市場上糧食或其他商品的豐嗇而拋售或購進，用以平抑物價。又如實行均輸法時，將各郡國運往京師的貢物的一部分折合為當地土特產品就地交給均輸官，再由均輸官運到價高地區出售，實際上是把部分貢納轉化為官營商業經營的物資。不過這部分在貢賦中所占的比例是有限的，貢賦的絕大部分是直接消費而不進入市場。貢賦對市場的作用還表現在它迫使農民為了完納貢賦而把更多的產品投放市場，西漢貢賦中貨幣稅占的比重很大，這種情形就更為明顯，甚至可以說西漢商品經濟相當大程度上是賦稅拉動的。不過，西漢賦稅貨幣化的政策雖然在一定時期內增加了商品經濟表面繁榮的程度，但由于它超出了以自給性生產為主的小農經濟的負荷能力，到東漢中期以后就難以為繼了。 因此，從總體上看，我們不能說中央政府的財政創造了一個全國性的流通或全國性的市場。中央政府的財政確實促進了全國性的物資流動，如各地貢賦和漕糧向中央的調運，京都或各地的糧食和其他物資向邊防地區或受災地區的調運等，但這些都是依靠行政調撥，基本上不通過市場進行。一些日本學者喜歡用“物流”這個詞，如果用它來表示封建社會中不同于市場流通的物資流動，這倒是一個比較貼切和有用的概念。“物流”對商品流通會有所帶動，但作用不宜夸大。

封建國家直接經營的生產事業基本上也是自給性的生產，如屯田收入主要是為了供應邊防軍的需要，官營紡織業主要是為了滿足宮廷和百官的消費。鹽鐵等的官營情況與此有別，除國家機器自給部分外，主要是供應民間的，這就是所謂“專賣經濟”，它主要屬于國家對經濟的控管的范疇。專賣經濟的確不同于自由市場經濟，國家權力起主導作用，價值的作用是微弱的，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弊端。不過，不同時期不同部門專賣經濟的作用，還需作具體。如《鹽鐵論》對漢代的鹽鐵官營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御史大夫和文學賢良各執一詞，或褒或貶，但從西漢中期實行鹽鐵官營以后耦犂獲得推廣，牛耕從此普及看，它的作用恐怕不完全是負面的。

市場和商品經濟的關系范文第5篇

市場經濟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產生的，因而給人們一種誤解，似乎它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其實，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具有不同的質的規定性。如果把市場經濟一般和產生過程進行抽象，它們的區別就會顯示出來。

所謂市場經濟，簡言之，就是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市場為樞紐建立起社會經濟調節機制釣商品經濟。它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經濟機體，要對它作全面概括是困難的，但可以從一些主要方面認識它一般的質的規定。

首先，調節包括生產要素在內的社會資源的分配是市場經濟的主要內容。_調節的對象是全方位的:既包括資金，也包括物資，既包括物化勞動，也包括活勞動，既包括產品加工，也包括科技、管理和土地，既包括生產，也包括流通，而且還包括各個經濟單位、各個地區、各個部門、各個產業經營活動等等在內的各個方面。通過對所有這些方面的調節，實現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使整個社會經濟順利運行。

其次，社會總商品的實現是市場經濟的中心問題。商品經濟的運行離不開交換，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必須通過社會產品的實現才算最終完成，才能保證社會總商品再生產的順利進.行，并在再生產中顯示其效益。所謂社會商品的實現，就是社會商品的名個部份從哪里出售，使消耗的價值得到補償，從哪里買進商品，使消耗的物質資料得到替換。所以，交換是調節社會資源配置的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完善流通體制，搞活交換環節，對建立和實現市場經濟的調節機制至關重要。

再次，價值規律的要求是建立和實現市場調節機制的根本依據。市場經濟是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商品經濟，價值規律理所當然的是它的基本規律，必然要對市場進行調節。實際上，建立市場調節機制就是生產力發展到機器大工業階段的價值規律的要求。只有按照價值規律要求建立和完善市場調節機制，才能真正達到社會資源合理配置，保證社會總商品再生產順利實現的目的。

第四，價格是進行市場調節的基本杠桿。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是價值規律的作用形式。通過價格以價值為軸心的不斷背離運動，能夠較準確地把價值規律的要求傳遞到各個利益主體，從而驅動資源的不斷流動，使市場對社會資源配置的調節得到實現，并逐步趨于合理。由于進入市場的商品種類十分繁雜，各種商品價格的形成條件互不相同，作為調節杠桿的價格就不能是某一種商品的價格，也不總體價格，而是形成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價格體系中所有各種商品的價格。建立合理的價格體系，是市場經濟本身的要求，它直接關系能否建立起合理的市場調節機制。

第五，競爭是實現市場調節機制的普遍形式。競爭是商品經濟的終生伴侶。在市場經濟中，競爭具有其它任何東西不能代替的功能。正是參與市場各利益主體.之間的競爭，造成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把價值規律的要求傳遞到各個利益主體，才使價格成為調節經濟的杠桿。最后，平等是市場經濟的一般社會性質。平等是商品經濟的本質特征，當然也是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交換必須堅持以價值為基礎，實行等價交換。這是一種平等原則，體現著各個利益主體之間的平等關系。這一平等原則是價值規律的要求，貫串于市場經濟的一切領域，制約著參與市場的所有利益主體的活動，而不管這些主體屬于哪一種所有制。正是這個平等原則，能夠造就出平等的競爭環境，激勵著各利益主體、’從而社會經濟的發展。

市場經濟的建立是經歷了一段漫長過程的。在商品經濟產生以后的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由于生產力低下，商品生產規模狹小，商品量不大，社會分工不發達，生產者之間的經濟聯系不緊密，處于自由發展狀態，市場主要是實現商品和反饋信息的場所，不存在對經濟進行社會調節的要求，沒有市場經濟。隨著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的發展，特別是手工業小生產過渡到機器大生產，各個經濟單位的聯系日廣泛和密切，單個勞動越來越成為社會總勞動不可缺少的有機組成部份，一個經濟單位勞動產品的實現與否，都會影響到其它經濟單位的經營狀況，客觀上產生了對社會經擠建立調節機制的要求。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只有通過市場進行調節，同時，市場在不斷發育中也逐步形成了相應的調節功能。于是，市場經濟在社會發展到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階段時產生了。商品經濟也就進入了一個有社會調節的新階段。

從市場經濟的一般特征和產生過程中可以看到，它不屬于社會經濟制度的問題。它與資本主義經濟分屬于不同的范疇系列，具有不同的質的規定性。它們之間既不是誰決定誰的關系，也不是誰依附誰的關系，更不是等同關系。正像武器可以被人用于侵略也可用于防御一樣，只要具備一定條件，市場經濟同樣可以用于發展資本主義也可用于發展社會主義。長期以來，有些人習慣于把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等同起來或把它當作資本主義的產物，主要是因為，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幾乎同時產生，市場經濟的運行狀況，直接顯現出資本主義經濟的擴展或收縮、高漲或衰落。

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同時產生、至今仍結合在一起，這是歷史事實。但不能由此認為市場經濟附屬于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的結合，是同一源頭兩支分流在一定條件下的匯集，它們都根源于生產力的發展。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是由于發展到機器大生產階段的生產力要求改變不適應它的封建主義生產關系，市場經濟的形成，是由于生產力發展到社會化大生產階段，社會分工更加細致，各個經濟單位成為相互制約、相互依存、具有緊密聯系的社會經濟的有機組成部份，產生了對生產要素和資源配置進行社會調節的要求。前者屬于社會經濟制度的更替間題，后者屬于經濟運行形式和調節機制的演變和發育問題。兩者雖然都由生產力發展引起的，并在同一個時期產生，但確實屬于兩個不同范疇系列的問題，把它們等同起來系屬誤解，是不符合實際的。

正因為如此，市場經濟也就并不注定只能同資本主義結合，只要具備一定條件，也可以同社會主義結合，而且是歷史的必然。隨著生產力和生產社會化達到一定高度，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即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和生產社會化之間的矛盾、從而資本主義市場矛盾的日趨尖銳化，越來越要求變資本主義制度為社會主義制度。在兩種制度逐步交替過程中，市場經濟不可避免地面臨著兩種制度的選擇。由于從一長遠觀點看，一方面，社會主義制度能夠消除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從根本上克服市場危機，同時要求在鏟除剝削的過程中把平等關系從形式深入到本質，貫串到社會一切領域，為同樣要求貫徹平等原則的市場經濟深入發展提供了優越條件，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平等要求提供了具體的實現形式和手段。因此，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結合是兩廂情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不僅具有可能，而且是必然的。但是，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是一種不能單獨存在并具有游離特性的經濟形式，它必須存在于某種具體的社會制度下并與之結合才能發揮其功能。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社會制度同時存在的情況下，要就是維持原狀與資本主義結合，在為資本主義實現表面平等、本質上剝削的服務過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實現自己的平等要求，要就是游離出來與社會主義結合，在為建立勞動人民之間真正平等關系服務的過程中，更全面、更充分地實現自己的平等要求。究竟誰能同它結合，關鍵在于人的主動性。所以，社會主義不能消極等待市場經濟的自然合攏，必須發揮主觀能動作用，充分利用自己的優越性，把它吸引過來，使之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二、市場經濟可以是自發的，也可以是有計劃的

市場經濟在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后的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是完全自發的。這很自然地使人們把市場經濟和自發傾向聯系起來，認為市場經濟只能是自發的，并把自發傾向看作市場經濟的特有現象。這也是一種誤解。自發傾向不是市場經濟的專利，它與市場經濟之間不是同生共死的關系。市場經濟只是要求以價值規律為依據建立市場機制，對社會經濟進行調節。至于這種調節采取什么方式實現，是自發的還是有計劃的，這不是市場經濟本身所能提出的問題。經濟運動的自發傾向，是由同時并存著兩個條件決定的。一個條件是各個經濟單位具有不同的物質利益，為了獲取更多的物質利益，總要無拘無束地自由發展自己。這種現象早在市場經濟形成以前的自然經濟中普遍存在。市場經濟的產生改變了經營形式，自給自足的生產者變成了商品生產和交換的經營者。但并未消除追求更多物質利益的自發傾向，只是自發的內容發生了變化。過去是各個經濟單位可以不受任何限制自由自在地發展自己，而現在，參與市場經濟的所有經營單位無一例外都必須接受市場規范的約束，在價值規律自發調節下活動。另一個條件是生產社會化程度相對不高，社會分工相對不夠發達，市場容量還有閑置空間，各個經營單位之問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的關系還不十分密切，一個經營單位經營狀況的好壞還不致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映，波及整個社會，由價值規律自發調節還不嚴重影響商品經濟運行和市場機制的實現，相反還會起充實市場、促進生產發展的作用。很一長一段時期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由于同時并存著這兩個條件，所以是自發的。

但是，市場經濟并不天生只能是自發的，它也可以是有計劃的。當第二個條件發生…變化，即生產社會化程度進一步提高，社會分工更加發達，市場容量趨于全面飽和，各個經營單位之間依賴關系和制約關系更加緊密，任何一個經營單位自發活動的偏差，都會牽制一系列其它經營單位的活動，對它們起破壞作用，甚至波及整個社會再生產的正常進行，導致市場危機。這就產生了由一個社會中心用計劃來制約、限制以致在某些方面取代自發傾向的要求。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種現象體現了單個資本家與資產階級總體之間的矛盾，只有資產階級國家才能充當這個中心。于是，逐步產生了國家有計劃的調節，并經過一段時期的發展，充當“總資本家”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萌芽，經過幾次起伏，終于在二次大戰后迅速發展起來，成為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進行計劃調節的主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進入了一個計劃調節和自發調節并存的新時期。

計劃調節和自發調節并存的現象，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仍然存在。這是因為，一方面，參與市場的各個經營者仍然存在著不同的物質利益，即使占主導地位的全民所有制企業之間，也存在著物質利益差別，它們必然要為自己的利益在市場上自由發展，同時，在我國目前總體上生產社會化程度相對不高、社會分工相對不發達、市場容量還有較大空間的條件下，經濟的自發運動不僅會在一定范圍內延續下來，也在一定程度上對社會主義經濟和市場的發展是有利的。另一方面，我國目前相當一部分經濟，主要是一部分全民所有制經濟的社會化程度較高，社會分工比較發達，市場容量較為飽滿，企業之間聯系相當緊密，經濟運動的自發狀態會對它們起破壞作用，并且可能波及總體，要求采取計劃形式，以保證社會經濟有秩序地運轉。

總之，市場經濟并不注定只能是自發的。作為調節手段的形式，市場經濟既可以采取自發形式，也可以采取計劃形式，或兩種形式同時采用。這里的關鍵在于條件，這無論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都是一樣的。所不同的只是在不同社會制度下，這些調節手段滲透著利用它們的那個社會制度的性質和要求。

三、建立和健全杜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杜會主義國家的任務

國家屬于上層建筑，是在一定經濟基礎上產生的，因此，為造就它的經濟基礎服務，是國家的基本任務。

社會主義國家為社會主義經濟服務，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要遵循客觀規律的要求，使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建立和不斷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當前情況下，必須以價值規律為依據，通過健全市場體系和價格體系，建立起以市場為中心、以價格為基本杠桿，能對生產要素和各種社會資源進行合理調配的市場機制，井利用這種機制進行對社會經濟的宏觀調節，在實現社會主義經濟高效、快速發展的過程中，保證人民生活的不斷改善。為了有效地實現市場機制，哈競爭制造一種平等的環境是十分必要的。根據我國目前生產力多層次下的不同情況，必須有針對性地引導和協調包括自由競爭在內的各種形式競爭活動的展開，以利于調動各類利益主體發展經濟的主動性和積極性。至于競爭的形式，不能只強調自由競爭。競爭采取什么形式，與市場調節采取什么手段是一致的，它不由社會之制度決定，歸根到底取決于生產力一定水平的經濟條件。資本主義社會的很長一段時期，自由競爭占絕對優勢，是因為那時的生產力和生產社會化程度不高，這種競爭形式適應當時的經濟條件，當生產力發展弓L起生產社會化程度相對提高，生產達到高度集中，一個或幾個部口的經濟活動被少數一些大企業控制時，就產生了占統治地位的壟斷控制下競爭。這種以壟斷統治下的竟爭為主與自由競爭并存的局面，更適應新的經濟條件。隨著生產力和生產社會化程度進一步提高，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更趨尖銳化，為適應這種條件，在壟斷競爭和自由競爭依然存在的情況下，又產生了國家指導下的竟爭，并得到不斷發展。我國目前生產力和生產社會化程度不高，并呈現多層次的狀態，同樣要求各種競爭形式同時并存，才能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

為了發展和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國家還必須采取措施，組織力量清除一切阻礙、破壞市場經濟發展的障礙。分清政企職責就是其中要做的一個重要方面。政企職責不分這種原蘇聯模式，本來就是為取消市場經濟而設計的，它對阻礙市場經濟發展的嚴重程度是不言而喻的。在這種模式下，企業失去了獨立性，喪失了作為自主經營的經濟實體的基本條件。面對構成市場經濟經營主體的這種殘缺不全的功能，市場機制無從建立，發展和完善市場經濟也就成了空話。因此，進一步深化改革，把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擴展到政治體制改革，實現政企職責分開，是當務之急。黨的以來，雖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政企職責不分的現象還未從根本上扭轉，還要花很大氣力才能實現。各種經濟犯罪活動，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另一種嚴重障礙。它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不僅起阻礙作用，還起著嚴重的破壞作用。例如，走私販私會擾亂國內市場和、對外貿易，干挑社會生產要素和資源合理配置，生產銷售偽劣產品會破壞生產和流通秩序，其中制造使用很鈔還會擾亂金融秩序，破壞社會經濟正常運行;投機倒把會破壞合理的價格和價格體系，使價格不能正常發揮杠桿作用，給市場經濟造成混亂，封建式的欺行霸市會破壞平等的競爭，‘阻礙市場機制的實現;制黃販黃會腐蝕人的思想，削弱作為經濟活動主體的人的經濟活動能力，貪污盜竊會損害削弱經營主體的經濟利益和經濟實力，影響資金投入和擴大再生產，等等。所有這些經濟犯罪活動，都會從不同方面擾亂、削弱、破壞市場經濟，因此必須給予堅決打擊。

除了上面這些以外，加強教育和宣傳，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也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重要任務。市場經濟雖然不是社會制度的產物，然而一旦它被某種社會制度利用，就會滲入該種社會制度的性質和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制度利用的市場經濟，必然要滲透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和要求。而這種要求又是借助于上層建筑的反作用實現的，這是因為，經濟活動的主體是人，人的行為是在一定思想和學識指導下進行的，一旦先進思想和科學技術掌握了群眾，就會變成巨大的物質力量。用科學文化知識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和宣傳群眾，就會使吏多的人了解社會經濟發展規律，把原來對社會主義建立和發展市場經濟的不理解、以致產生抵觸或排斥的消極因素變為積極因素，并逐步樹立起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自覺抵制和打擊各種犯罪活動，更主動地用自己的聰明才智，把學到的知識和技能服務于人民。這無疑對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會起巨大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