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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需求彈性范文第1篇

(一)FDI通過改變產業結構影響收入分配差距

山東省外商投資企業以出口導向型居多,并且其進出口額占有山東省總進出口相當大的比重,國際貿易會改變商品的價格,出口部門商品的價格會上升,進口部門商品的價格會趨于下降,這種商品價格變化會直接影響到要素價格的變化,足見外商投資的產業和行業會改變山東省勞動收入分配。產業結構的調整會引起收入分配的變化,外商著重投資的產業和行業,由于其發展迅速,使得參與其中的勞動力的報酬和勞動生產效率都會得到提高。而相對于發展比較慢的產業和行業,由于投資跟不上,使得參與其中的勞動力的報酬和勞動生產率都會下降。這樣,不同產業、行業的職工的收入就會拉開差距,并有放大之勢。也就是說,貿易結構會通過產業結構的變動導致收入差距的變化。

(二)FDI通過引進新技術影響收入分配

Dinopoulos and Segerstrom(1999)發展了一個動態一般均衡模型,指出貿易自由化會增加R&D的投入。假設R&D相對于最終產品的生產是技術密集型的,則貿易自由化會導致對熟練勞動工人需求的增加,從而提高熟練勞動者的相對工資。Acemoglu(1999)的模型也指出,在技術保持不變的情況下,貿易量的增加會提高技能豐裕型國家的技術升水而降低非技能豐裕型國家的技術升水。此外貿易會導致技術偏向的技術進步同時提高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升水。山東引進外商投資初期主要集中在簡單的加工裝配型和低生產率、低技術含量、勞動密集型產業。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山東省外商投資逐步實現了向高生產率、高技術含量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轉化,尤其是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等高技術領域吸收外商投資快速增長。隨著外商投資的企業貿易量的增大,外商在R&D方面投入資金也逐年增加,企業產品向技術密集型發展,增加技術勞動的收入。從短期來看,這將會使技術勞動力與非技能勞動力的收入進一步拉大。

(三)從勞動力需求看對外貿易對收入分配差距的影響

FDI通過對外貿易,影響收入分配的直接渠道是就業。因而勞動要素的流動性和需求彈性在收入分配中占據重要位置。FDI會通過對外貿易這個中間環節增強FDI流入地區生產者所面臨的商品需求彈性,表現為價格與成本之間的差距縮小。由于勞動力需求是一種派生需求,商品的需求彈性也會影響到勞動力的需求彈性。隨著外商投資企業的產品向技術含量高的方向發展,對高技術人員要求也就越來越多,高技術人員的工資會逐漸升高,而隨著生產技術的提高,對低技術人員的需求越來越少,低技術人員的工資相對會逐漸降低。所以,低技術人員勞動力需求彈性較高,工資稍有提高,需求量就會下降很多,高技術人員的勞動力需求彈性較低,勞動需求曲線較陡峭。就供給彈性而言,低技術人員勞動力供給彈性較高,工資稍有提高,就會涌入大量勞動力,高技術供給彈性較低,勞動力供給曲線較陡峭。具體分析見圖。

如圖所示,曲線Ls1和Ls2分別代表了低技術勞動力和高技術勞動力供給曲線,低技術勞動力曲線比較平坦,工資的提高引起勞動力供應的大大增加,而高技術勞動力供給曲線相對陡峭一些。而Ld1、Ld2和L’d1、L’d2分別是低技術勞動力需求曲線和高技術勞動力需求曲線,低技術勞動力曲線的需求彈性要高于高技術勞動力曲線的需求彈性,比較平坦一些。FDI的大量增加導致了山東省的對外貿易額的不斷上升,也帶動了對勞動力的需求量為(Q1 Q2+ Q’1 Q’2),但是對高技術勞動力的需求大于對低技術勞動力的需求,在圖上表現為L’d的移動幅度比Ld大。高技術勞動力的工資上升的快,并且最終W4大于W2。FDI的對外貿易促進作用會增加高技術勞動力與低技術勞動力的收入差距。

二、對策與建議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山東省FDI快速增長的同時,收入差距也會不斷擴大。盡管FDI對山東省的經濟可持續發展有一定的負面影響,但是我們也注意到,FDI對山東省的經濟做出了重大貢獻。

一是調整和優化外貿商品結構。進出口貿易對產業結構優化有促進作用,產業結構優化也會影響到本省職工的就業和收入。過去,山東省的比較優勢在于自然資源的豐富或勞動力資源的充裕,但是這種優勢正逐步喪失。要切實轉換貿易增長動力,實現由主要出口附加值的初級加工制成品向主要出口附加值較高的深加工制成品轉換,努力提高出口產品的科技含量,擴大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規模。雖然短期內,收入差距會進一步擴大,但隨著經濟結構的調整,省內人員的整體素質的提高,長期內全省人員都會受益。

二是為了防止FDI使工資收入水平差距過大,加大教育投資。由前面的分析可知,山東省的低技術勞動力的供給彈性大,主要是因為城鎮和農村中存在大量低技術、低素質的人員,而高素質、高技術人員占總人口的比例還是比較小。FDI對技術要求較高,當然對低技術人員也有一定的需求量,但對高技術人員的需求更多。這就需要政府加大對教育培訓的投入,建立起一個能夠適應不同層次人需求的教育體系,使不同年齡、不同職業、不同文化程度的人都能得到必要的技能。促使大量的低技術勞動力向高技術勞動力轉變,滿足現代經濟部門的需求。

勞動力需求彈性范文第2篇

關鍵詞產業轉型升級；貿易開放；勞動力市場波動；勞動需求彈性；高新技術企業

中圖分類號F241；F74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2014）01-0140-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01020

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在資本、資源、環境等硬約束下難以為繼，已經不能適應未來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產業結構的調整及優化升級成為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中的重要課題，自主創新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高新技術企業在政策支持下快速增長，高新技術產業對我國傳統產業的滲透日益增強和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越來越大[1]。同時，開放經濟倒逼中國產業轉型升級，尤其是2009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實體經濟轉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外貿出口形勢的惡化對我國以加工貿易為主的企業造成了市場壓力，迫使企業轉向技術難度更大、附加值更高的產品，低技術產品在市場困境、成本壓力、產業政策下逐步實現升級。在產業轉型和貿易開放深入開展同時，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也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在經歷就業迅速擴大、遭遇勞動力市場沖擊的同時，就業形式和就業增長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個過程又是在中國經濟轉型升級以及經濟全球化背景之下，通過擴大對外開放而實現的 [2]。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沖擊下，中國對外貿易和外資流入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放緩，就業市場壓力也隨之增加，特別是對于那些以加工貿易為主的企業和嚴重依賴外資的產業部門，就業問題更為嚴峻。2012年，不熟練勞動力“短工化”現象作為一種新的勞動市場特征和社會問題被廣泛關注，勞動者頻繁更換工作帶來一系列的弊端，例如就業質量低下、勞動者漂泊無依感增強、社會管理成本增加、就業市場波動加劇、不利于企業人力資本的形成和產業轉型升級等。那么，如何衡量就業市場的波動和風險？中國產業轉型以及貿易自由化的深入發展與勞動力市場的變化是否存在著某種關聯？中國出口產品升級和產業結構優化背景下高技術產業和低技術產業的就業風險呈現怎樣的差異性？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正是本研究的邏輯起點，也是本研究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在中國產業調整和貿易開放宏觀背景下，本研究對高、低技術兩種產業的勞動需求波動進行比較，期望能為我國產業調整下的勞動力市場完善提供有價值的思考角度，為中國在產業轉型升級和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如何減輕就業波動、完善就業保障帶來政策層面的啟示意義。該研究能夠從三個層面提供有價值的政策參考：國家層面，勞動市場的劇烈波動會影響到社會的和諧安定。社會中相當一部分成員一直在換工作，人口流動異常頻繁，增加潛在的不穩定因素，同時，人口頻繁流動和遷徙過程中會產生很多的社會問題，比如子女教育不連續、戶籍人事關系調動、社保養老的繳納等，都會增加社會的運行成本，檢驗產業轉型及貿易開放過程中勞動市場尤其是就業波動的影響，可以為我們認識就業市場波動、防范就業風險、維護社會安定提供一個新穎的角度，把握兩者之間關系的規律性，在政策層面做到未雨綢繆，及時采取措施，有利于熨平經濟波動，減小社會運行成本，更有針對性地搭建預警、救助、培訓、再就業等就業服務體系，有利于推動社會公平；企業層面，勞動市場波動增大不利于中國企業的長遠發展和轉型升級，員工頻繁跳槽不利于企業人力資本的集聚與積累，尤其是對于從勞動密集型轉型為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或知識密集型的中國企業，穩定勞動關系、打造穩固的人力資本團隊更為重要，本文在貿易自由化宏觀背景下檢驗高新技術企業勞動需求彈性的變化，可以為企業主動建立適應自身狀況的勞動保障體系帶來某些啟示；勞動者層面，就業的平穩性和連續性事關勞動者的生活質量和福利水平，較高的勞動需求彈性會給勞動者帶來焦慮和不安定感，本文基于勞動者的就業風險，判斷產業轉型升級為就業波動帶來的影響，相應改善措施的推動有利于提高勞動者的生活質量。

1勞動市場波動的衡量及作用機制

1.1勞動市場波動和風險的衡量

勞動市場波動以及就業風險一般用勞動需求彈性來度量。本文中勞動需求彈性指勞動需求的自身工資彈性，即勞動力需求對工資的彈性，勞動需求彈性反映勞動市場的敏感度，較高的勞動需求彈性意味著外生沖擊發生時將會導致較大的就業波動和就業風險。勞動需求彈性受到外生沖擊后的變化是國際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領域廣泛關注的熱點問題，同時也是政策制定者的一個重要考量方面。因此，勞動需求彈性具有豐富的政策含義。勞動需求的價格彈性反映勞動市場結構的敏感度，勞動需求彈性的增加意味著外生沖擊將會產生較大的就業波動和就業風險，會影響到收入分配、就業風險、工作的穩定性與勞動雇傭關系[3]，較大的勞動需求彈性會給勞動者帶來焦慮和不安定感，從而關系到社會穩定。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全面評估貿易開放對勞動需求彈性的影響將有助于針對性地完善就業保障制度以減輕勞動市場波動、化解勞動者就業風險。

1.2勞動需求彈性的作用機制

最早進行勞動需求彈性的關系研究的是Rodric，他總結了勞動需求彈性上升會帶來三個重要的后果[4]：

一是勞動需求彈性提高將導致非工資勞動成本由雇主向勞方轉移，勞動者將承擔更大份額的非工資勞動成本；二是在外生沖擊導致勞動需求變化時，較高的勞動需求彈性將導致更大的工資和就業波動。勞動需求彈性較大的情形下，勞動需求曲線更為平坦，工資增長的幅度以及就業增長量都要大于勞動需求彈性較低的情形；三是在享有超額利潤的企業中，較高的勞動需求彈性將增強資方的地位，削弱勞動者在企業盈余分配談判中的話語權，損害勞動者的利益。工資實質上是勞動力的租金[5]，工資議價實際上是勞動者與雇傭方相互博弈討價還價確定如何分配共享企業租金的的過程，基于該視角，勞動需求彈性增加意味著工人的可替代性增強，進而博弈力量受到制約，所獲租金份額下降，進一步的后果是工會地位及其影響力的下降。IMF的研究指出勞動需求彈性的上升可以解釋收入中工資份額不斷下降的現象[6]。

其他學者如Scheve和Slaughter [7]從不確定性角度闡述了勞動需求彈性與就業穩定性的關系。他們認為勞動者的就業安全與工資和就業的不確定性密切相關。不確定性大的工作會給勞動者帶來較大的不安全感，也就是說，厭惡風險的勞動者更偏好較穩定的工作。外資企業勞動需求彈性較大可以部分解釋外資企業工資較高的現象，因為較高的勞動需求彈性意味著更大的就業不確定性，不確定性增大要求更高的工資來予以補償。Fabbri， Slaughter & Heskel [8]也認為勞動需求彈性增加可以有力地解釋勞動力市場上的一個重要現象：勞動者的工作不安全感越來越嚴重，表現為較劇烈的收入波動，越來越短的工作合同期限等；其次，勞動需求彈性有助于解釋工資談判相對力量的演變，勞動需求彈性增加將會削弱勞動者在工資談判時的地位。Bertrand [9]認為勞動需求彈性可以影響勞方與資方共擔風險的比例，例如勞動需求彈性較大的情況下，處于強勢地位的資方可以簽訂長期的固定工資合同，這樣勞動市場的波動風險就完全由勞動者來承擔。

Slaughter [10]最早對勞動需求彈性進行了實證研究，他運用美國制造業行業層面的面板數據估計了生產性勞動力和非生產性勞動力的需求彈性，然后引入貿易、技術、勞動力市場制度三類解釋變量檢驗貿易自由化是否增加勞動需求彈性，共采用了10個貿易變量、3個技術變量和1個勞動市場制度變量，得出1960-1990年美國行業整體以及五個細分制造業行業的生產性勞動力變得更富有彈性，非生產性勞動力彈性沒有增加，但有稍微降低。Krishna， Mitra & Chinoy、Fajnzylber & Maloney、Haouasa & Yagoubi、Bergin、Feenstra & Hanson [11-14]等分別對土耳其、拉丁美洲國家、巴基斯坦、突尼斯、印度的勞動需求彈性進行了實證檢驗，由于各文獻使用的數據、模型、變量、計量方法存在差異，致使實證結論并不一致[15]。

在研究我國就業和勞動力市場問題中，大部分文獻集中于對水平變量如就業、工資收入、非熟練勞動力與熟練勞動力之間工資差距、勞動要素市場扭曲、女性就業與家庭收入不平等、戶籍與收入等的影響方面[16-23]，但是勞動市場波動這個隱蔽但很重要指標卻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對我國勞動需求彈性方面的研究做出創新性工作的是南開大學的周申以及盛斌和牛蕊 [24-26，3]。周申首次對中國的對外開放與勞動需求彈性進行了檢驗，證實了中國的貿易自由化能夠在統計意義上和經濟意義上顯著地增大勞動需求彈性；盛斌和牛蕊利用中國產業層面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發現進口貿易能夠顯著提高勞動需求彈性，而出口貿易和匯率則會降低勞動需求彈性。上述研究中一個重要的不足是所運用的數據均為中國行業面板數據，應用行業數據進行研究相對于企業層面數據只是次優的，因為行業面板數據無法滿足勞動供給完全由彈性的假設，因此無法克服勞動需求模型中潛在的內生性問題和異質性問題，同時以上研究也缺乏必要的穩健性檢驗。

在推導勞動需求模型基礎上，本文利用中國大型微觀企業數據庫檢驗高技術產業和傳統工業產業的勞動市場波動和就業風險是否存在差異，并進一步考察我國貿易開放對兩種產業的勞動市場波動差異的影響。該研究有助于豐富現有的文獻體系，同時對于產業轉型和貿易開放雙重背景下識別我國的勞動市場波動狀況、維護就業市場的穩定具有現實意義。

2模型、數據及計量方法

2.1模型

為了說明產業轉型中的勞動市場波動差異以及貿易開放對這種差異的影響，本研究借鑒Krishna， Mitra & Chinoy建立的壟斷競爭模型[11]，并做出進一步改進：即假設每個企業具有不同的全要素生產率。假設市場是壟斷競爭的，市場上有多個生產廠商，出售相近但不同質的商品，廠商之間不存在戰略互動，但每個廠商對自己的產品有一定的定價權。要素市場是完全競爭的，且要素供給為充分彈性。因此，產業j中的企業i的逆需求函數為：

2.2數據

本文所用的企業層面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維護的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數據區間為1998-2007年。該數據庫提供企業勞動力人數、工資、總產業、工業增加值等關鍵變量信息。企業數量在1998年為165 118家；至2007年增加到336 767家，占到中國工業總產值的95%左右。

按照技術水平的高低，將35個部門分為兩類：高技術產業部門與低技術產業部門，兩個部門的生產函數、勞動需求結構及增長速度、勞動――資本投入比等存在明顯的差異，因此受到外部沖擊時對勞動市場的影響也不相同。尤其在中國現階段，大力發展高技術產業處于國家戰略首位，高新技術產業快速成長，勞動力由低技術部分流向高技術部門，因此有必要比較考察高技術產業與低技術產業的勞動市場波動受到的不同影響。

本文采用兩種分類方法對高技術產業與低技術產業進行劃分，分別進行實證檢驗，以驗證回歸結果的穩健性：

第一種是根據國家統計局編寫的《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以下簡稱《高技術年鑒》）中高技術產業的分類目錄，高技術產業包括核燃料加工、醫藥制造業、醫療儀器設備及器械制造、航空航天器制造、 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儀器儀表制造、公共軟件服務等部門，其余的其他制造業部門劃為低技術產業；第二種是借鑒盛斌和牛蕊（以下簡稱“盛斌方法”）研究中對高技術產業的分類，具體地，高技術產業部門包括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醫藥制造業、化學纖維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其他制造業部門為低技術產業。

按照《高技術年鑒》分類為例，圖1描述了高技術產業與低技術產業勞動需求增長率的對比。可以看到，近年來高技術產業的勞動需求增長要快于低技術產業部門，在2007年，高技術產業的勞動需求較2006年增長4.46%，而低技術產業勞動需求增長率只有2.60%。

3實證結果分析

3.1產業轉型中的勞動市場波動

對依據兩種分類方法劃分的高技術產業和低技術產業應用固定效應模型、隨機效應模型對式（11）進行估計，同時控制企業規模和年份固定效應，豪斯曼檢驗結果顯示應選取固定效應模型，回歸結果匯報在表2中。結果顯示：

（1）兩個部門lnWijt的估計系數均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例如按照盛斌方法劃分，高技術產業部門的勞動需

求彈性值為-0.265，而低技術企業的勞動需求彈性為-0.260；以《高技術統計年鑒》方法劃分，高技術產業部門的勞動需求彈性值為-0.272，而低技術企業的勞動需求彈性為-0.258。這與Hamermesh[30]所提出的“勞動需求彈性應在-0.15～-0.75之間”的論斷相符，說明利用此模型估算的中國工業企業的勞動需求彈性在合理取值范圍內，意味著當外生沖擊致使工資價格上升（或降低）1%時，高技術部門企業勞動需求將減少（或增加）0.265%-0.272%，而低技術部門企業的勞動需求將減少（或增加）0.258%-0.260%。

（2）高技術產業的勞動需求彈性絕對值相對較大，并且在兩種產業劃分方法下實證結果呈現出良好的穩健性，說明高技術產業部門的勞動需求比起低技術部門更富有彈性，意味著我國產業由低技術產業升級為高技術產業的過程中勞動者將面臨增大的就業風險和收入波動。分析其中可能的原因，一是目前我國的高技術產品沒有形成明顯的比較優勢（見圖3和圖4），最終產品容易被替代，意味著最終產品的需求彈性較大，引致該產業部門對勞動需求的彈性較大；二是相比較以低廉的不熟練勞動力為主要投入要素的低技術企業，高技術企業的熟練勞動力具有較高的可替代性，在遇到諸如貿易自由化等外生沖擊后，這些成本比較高的要素可能被國外成本低的其他中間投入品替代，導致勞動力市場波動加劇。

（3）其他變量如全要素生產率lnTFPLPijt顯著為負，意味著我國生產率的提高帶來了對勞動力的替代效應，降低勞動需求；企業規模lnoutputijt符號顯著為正，與預期相符，即企業規模與勞動需求正相關。該固定效應模型的總體R2在0.439-0.554區間內，顯示了該模型具有較好的解釋力。

勞動力需求彈性范文第3篇

論文摘要：本文對我國近些經濟的高速增長未能促進高就業，出現了經濟發展與就業和再就業的不協調發展等許多社會問題的產生進行了剖析，認為必須加大產業結構調整的力度，積極引導第三產業的發展，同時加大勞動力培訓和推進城市化建設，以促進就業率的提高和就業彈性的不斷攀升，擴大就業容量，促進三次產業的平衡與協調發展。

2O世紀9O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發展中出現了一個現象，即“高經濟增長，低通貨膨脹，高失業率”。失業人口的增長給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了極大的隱患。如何正確理解和處理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的關系，使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能夠同步進行，是解決我國高經濟增長與高失業率并存問題的關鍵。特別是近年來，我國經濟始終保持高速增長。“十五”計劃也順利完成。但同時由此帶來了就業和再就業等一系列的社會發展問題，如何正確理解和處理經濟發展和就業增長的關系，促進就業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協調發展。是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關鍵。

一 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系數

加快經濟發展。促進經濟增長是解決就業問 題的基本前提，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的關系也一 直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衡量兩者關系的最常用指標是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系數。所謂就業彈性 系數是指就業增長速度與經濟增長速度的比值， 即經濟增長每變化一個百分點所對應的就業數量 的變化的百分比。在現實的經濟運行中。由于受到經濟結構、經濟增長方式等諸多因素的影響，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之間往往表現出不同的互動模式，就業彈性的強度和方向也會有所不同。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發展轉型時期。對就業彈性不僅要看到表面數字的變化，還應分析引起變化的深層次原因。經濟結構和勞動力成本等因素決定了就業彈性的變化。一定數量的就業人員所需要的資本投入和勞動力成本的單位成本，所需資本比例和就業成本相對低一些，就業彈性就高。在我國經濟保持較高增長速度且相對穩定的前提下。保持較高的就業彈性無論對就業還是再就業都具有重要 的現實意義。這就要求在制定和實施政策的時候。應該統籌考慮經濟增長的目標和充分就業，以期實現經濟增長與就業和再就業的良性互動。 需要注意的問題是：就業彈性的計算其范圍通常情況不是就某一企業而言。而是一個國家或 某一個地區。其計算所用的時間段應是若干年。我國在“十五”期間，即從 200l-2005年間的就業彈性如表1。

表1 我國“十五”計劃期間的就業彈性系數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年鑒（2000-2005）

從表 1中可以看出。“十五”計劃期間。我國經 濟增長整體上保持在較高的水平。與此同時，就業增長率卻基本呈下降趨勢。就業彈性基本呈下滑趨 勢。表明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逐步建立和完善的 過程中。我國經濟在保持高速增長的同時。雖然總 就業人員在逐年增多，但產業結構的調整。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使我國經濟增長的彈性系數徘徊不 前，失業問題形勢嚴峻。就業容量亟待擴大。

二 產業結構對就業的影響

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為不同層次的就業人員積極參與到三次產業中提供了契機，進一步挖 掘了產業內部潛在的就業崗位，提高了我國的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擴大了就業容量，但三次產業 對就業人員的吸納能力呈現較大的差異性，見表 2和表 3。

表2：“十五”期間三次產業從業人數與就業增長率的關系

表3：“十五”期間三次產業經濟增長與就業彈性的關系

注：表中數據來源于2001--2005年《國家統計鑒年》

(1)不同產業類型的發展差異。在整個“十五”期間，三次產業的發展無論從就業率的增減 還是彈性系數的變化，就業容量都發生較大的差 異。首先從第一產業來看，雖然其保持了平均 3．9％的增長，但是對勞動力的需求不斷下降，剩 余人員增多，不能再吸納就業人。就業增長率從 2001年的 1．3％下降為2005年的約 -5．4％，就業人員總的趨勢是急劇減少，相應的第一產業 的就業彈性系數也從 O．46下降到到“十五”末的 -1．04。產生負就業彈性，出現“就業緊縮”這一 現象(經濟持續增長、總人口增加情況下就業總規模減少的現象稱為“就業緊縮”)，這也符合經濟發展的規律。其次，從第二產業來看，其發 展速度最快，但對勞動力的需求彈性系數較低，只 有約 0.27，也就是說 GDP增長 1％，勞動力只增 長O．27％。從第三產業發展來看，其發展最快，帶動了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經濟發展速度從 2001年的8．7％增加到“十五”計劃末的l1．1％。 第三產業健康、穩步發展，經濟增長速度雖不如第 二產業，但其彈性系數從 2001年的 0.28達到 2005年的約0.9l，就業容量不斷擴大。

(2)就業成本的差異。第三產業是勞動力密集行業。就業彈性系數大。但是由于規模太小，吸納的勞動力太少。從對勞動力的邊界需求看。第三產業比第二產業吸納的勞動力要多。按 2003年的現價來計算，第二產業的 1億元產值所需的勞動力是2 630人，第三產業 1億元產值所需要的勞動力是 5 000多人，第三產業需要的勞動力億元產值是第二產業的兩倍多。從邊際產值對勞動力的需求來看，簡而言之，如果第二產業增加億元產值，需要增加的勞動力數量，第三產業比第二產業要多得多。第二產業的1億元邊際產值對勞動力需求在2003年是391人，而第三產業高達2000多人，第三產業是第二產業的 5倍 J。因此，更好的發展第三產業，依靠第三產業的增長就能吸納更多的勞動力，進一步擴大就業容量，大幅緩解就業壓力。

三 政策建議

當前就業問題已經關系到我國改革和穩定的全局性問題 ，緩解我國的就業壓力，必須調整不合理的產業結構。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是提高就業容量的關鍵。

(1)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提高它在整個國民 經濟中的比重。首先，在整個“十五”期間，第三產業無論就業增長率還是其彈性系數都逐年顯著提高，就業容基不斷擴大，但自身的比重較小成為 制約著其在整個經濟中發揮更大作用的因素；其次，第三產業的健康發展需要調整需求結構，這主 要表現為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和消費比例失衡嚴重，投資比例過大，消費比重太低，第三產業作為 為居民及社會提供服務的行業，居民消費需求動力不足已成為第三產業不能快速發展的重要原 因。拉動消費需求就需要提高居民尤其是農村居民和城鎮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因此逐步調整收入 分配政策，較快地提高城鄉中低收人階層的收入， 變“葫蘆型”消費結構為“橄欖型”消費結構，這是緩解我國就業壓力的著力點。

(2)保持第二產業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第二產業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盡管近 年來其就業增長率較之第三產業增長較慢，就業 彈性有下降的的趨勢．但第二產業不僅為第三、第 一產業的發展提供了發展的支撐點和源動力，而且同時其自身就業彈性仍有很大的回升空間。

(3)加快城市低層次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城鎮和農村的有序轉移也是擴大就業容量的有效途 徑。依據產業梯度轉移理論，大中城市中的一些 勞動密集型產業由于勞動力成本的急劇增加，競 爭優勢逐步喪失，應該加快向小城鎮和農村轉移，以帶動小城鎮、鄉鎮企業和農村的協調發展，緩解 第一產業由于“就業萎縮”而導致的大量未就業 人員，同時也緩和農村過多的富裕人員進入城市 而產生的日益嚴重的就業壓力等一系列社會問題，以達到優化產業結構，促進三次產業的平衡協 調發展。

（4）加強教育培訓事業，提高勞動者能力和素質經濟的發展對勞動者的要求相對提高，必須加強對勞動者的技術培訓，提高其素質。目前，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擴張就業容量存在的最大問題是下崗職工與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科學文化素質難以適應從事第三產業的要求。第三產業是在第一、第二產業充分發展的基礎上，在人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生活質量日益改善的基礎上才能快速發展起來并為現代產業和人們提供服務的。因此，必須加強教育培訓事業，提高全民族科學文化素質。

（5）加強城市化建設。城市化過程的實質就是就業勞動力的城市化或勞動力的非農化。城市化對于擴大就業總量和城市就業是有利的。從中國1978～1997年的歷史紀錄看，城市化水平由17．9％提高到29．9％，其中城鎮從業人員平均每年遞增4．04％，而農村從業人員平均每年遞增2．55％。顯而易見，城鎮從業人員的增長比農業從業人員的增長快得多。

參考文獻

[1]趙曉，王紅茹等．中國經濟高增長為何帶不來高就業 [J]．中國經濟周刊，2005，(5)：

[2]梁優彩．為什么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未能緩解就業壓力 [J]．前沿，2005，(1)：3．

勞動力需求彈性范文第4篇

關鍵詞：江蘇省；非農產業；就業效應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22-0124-02

一、江蘇省非農產業的就業效應特征

威廉?配第（1690）、克拉克（1940）、西蒙?庫茲涅茨（1966，

1971）的研究發現：在產業結構的演進過程中，勞動力先會不斷的向第二產業進行轉移，然后會逐漸的向第三產業進行轉移，其理論對江蘇省的實證數據是同樣成立的（如圖1所示）。可以看出，第一次產業的就業比重逐漸的下降，而對于第二次產業和第三次產業的就業比重是逐漸上升的，在圖中的前一段時間第二次產業的就業比重要大于第三次產業，而第三次產業的就業比重上升的比第二次產業要快，大概在2006年第三次產業的就業比重超過了第二次產業，而且從圖中還可以發現非農產業已逐漸成為勞動力就業的主體產業。

以上的理論總結出了在產業結構變動過程中勞動力在不同產業間轉移的規律，但是卻沒有研究不同產業對勞動力就業的吸納能力的變動情況，以下將用就業增長彈性這一指標對產業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進行度量。產業的就業增長彈性是指產業就業的增長對產業產值增長的反應程度，等于產業勞動力的就業增長率初一產業產值的增長率，對彈性的計算這里采用對數形式，模型的設定形式為：lnLi=α+βlnGDPi+μi，其中Li表示i產業或行業的就業人數，而GDPi表示i產業或行業的產值，這里所計算的時間區間是1990―2009年，為了是對得到的就業增長彈性曲線更加的平滑，所以數據進行分組，而且前后兩組數據有一定的重疊，對每組數據進行逐一的回歸得到各產業的就業增長彈性變化曲線（如下頁圖2所示）：其中E指江蘇省總體的就業增長彈性，E1、E2和E3分別是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的就業增長彈性，從圖中可以看出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就業增長彈性要大于第一產業，而第三產業要大于第二產業，第一產業的就業增長彈性小于零，而且波動較大，而且從圖中還可以發現，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就業增長彈性呈一定的下降趨勢，而從圖1可以看出，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吸收了江蘇省大多數的勞動力，而且由于產業將收入差距比較明顯，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進行轉移的趨勢還將持續下去，所以一方面勞動力逐漸向非農產業轉移，另一方面非農產業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出現下降，可見江蘇省的就業壓力可能增大，在下文中將會對江蘇省非農產業的就業效應變動的原因進行分析，然后在實證結論的基礎上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

二、非農產業就業效應影響因素分析

根據凱恩斯的就業理論，當消費需求的不足和投資需求的不足時會引起社會總需求的不足，而社會總需求的不足會引起勞動力市場是的需求不足，從而引起就業的不足，從凱恩斯的消費需求函數和投資需求函數可以看出，影響消費需求的主要因素是收入水平，而影響投資需求的因素是利率，所以收入水平和利率可能是影響勞動力就業的因素；另外，技術進步對勞動力的就業存在雙重影響，從微觀角度看，若廠商在保持生產規模不變的情況下，若通過改進生產技術，提高技術水平，則技術進步會對勞動力產業擠出作用，同時技術進步可能產生新的行業或是領域，而新行業或領域的發展會推動勞動力的就業，從而創造就業，這是技術進步的就業創造效應；除此之外，根據生產要素組合理論，因此生產要素相對價格的變動對勞動力就業產生影響。

以下將根據以上的理論分析建立計量模型，對相應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由于以上的三個影響因素一定程度上存在多重共線性，因此將針對以上三個因素分別建立計量模型，三個模型分別是：（1）lnL=α+β1lnY+β2lnI+μ，（2）lnL=α+β1lngdp+

β2lnprice+μ，（3）lnL=α+β1lnK+β2lnTFP+μ，三個模型的運行結果如下：

由于模型3中TFP是根據江蘇省整體的數據計算出來的，所以模型3不分產業，而是以江蘇省整體作為研究對象，所得到的參數結果是β1=0.039，β2=0.040，R2=0.965，D-W=1.145，Prob（F）=0.00，模型通過相關檢驗。

從以上的實證分析可以看出，同一因素度對不同產業的就業效應的影響既可以是相同的，也可以是不同的，如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對第二次產業和第三次產業的就業都是具有促進作用的，而資本價格則不同，其上升時，對第二產業的就業是起促進作用的，而對第三產業的就業則存在負的影響；除此之外，要素稟賦結構對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影響也不同，勞動對資本的相對價格對第二產業的影響是較為顯著的，當相對價格上升時，勞動力就業數量會減少，而要素相對價格的變動與第三產業的勞動力就業是同向變動的，當相對價格上升時，第三產業的就業是增加的，可見要素相對價格變動對第三產業的勞動力就業影響不是太顯著；從第三個模型的運行結果可以看出，技術進步對全社會就業的創造效應要大于擠出效應，從而使得技術進步對就業的總體效應是其促進作用的。

三、相關的對策建議

首先，前文的分析顯示，第三產業的就業效應要大于其他產業，所以為促進就業，應重點發展就業效應較大的產業；另外，由于在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非農產業的就業比重是逐漸上升的，而且非農產業的就業增長彈性要大于第一產業，所以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將會促進勞動力的就業，在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要注重經濟的要素稟賦結構，充分發揮經濟的比較優勢，按照比較優勢原則組織生產活動才能體現出自身的競爭優勢，從而推動產業或是企業的發展以帶動勞動力的就業增長。其次，發揮技術進步的就業創造效應。在前文的分析中發現技術進步對就業具有擠出效應和創造效應，在生產活動中因為采用新技術而替代勞動力的情況是企業為了適應市場的需要而采取的，這有利于生產效率的提高，因此不應該對此進行干預，因此為了促進就業，應該將技術進步向就業創造效應的方向引導，通過技術進步開創出新的行業或是領域，而新行業的發展，不會對原有的勞動力產生擠出效應，而是增加了新的勞動力的就業，為了使技術進步向這一方向發展，具體的措施包括如對新行業或領域的開創者給予一定的政策扶持，增加對其的資金投入，減免稅收等等。最后，要注重縮小居民收入，尤其是城鄉收入差距，若城鄉收入差距繼續擴大，將會增加非農產業的就業壓力，所以推進城鄉統籌的實現既能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又能從一定程度上緩解非農產業的就業壓力，而推進城鄉的統籌要充分發揮政府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如增加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以加強城市與農村之間的聯系，充分發揮城市經濟對農村經濟的帶動作用，這對于緩解就業壓力是有幫助的；另外縮小收入差距需要完善中國收入分配制度，實行多種多樣的收入分配制度，兼顧公平和效率，同時政府可調整稅率，降低低收入群體的稅收負擔，以此達到縮小居民收入差距的目的。

參考文獻：

勞動力需求彈性范文第5篇

事實證明，勞動力市場建設和發展滯后已經成為市場經濟體制健全和完善的制約因素，直接影響到勞動就業這一重大經濟社會問題的有效解決，因此，采取必要的有針對性的措施，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已經日益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

1.解決勞動力市場信息不對稱問題，充分發揮勞動力市場信息功能的需要。要解決摩擦性失業的難題，就必須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特別是強化勞動力市場的信息收集、整理和傳遞功能，盡可能使不同市場主體對信息的了解和掌握的差異性相對縮小，從而逐步消除信息不對稱產生和存在的基礎，為實現充分就業創造必要的信息條件。

2.提高勞動力的流動幅度，擴大異地就業的需要。勞動力市場建設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勞動力流動總量的增加和頻率的加快，個人的職業流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勞動力市場化程度的影響。在我國計劃經濟體制下，基本沒有勞動力市場，國家通過高度統一的工資和社會保障制度以及戶籍管理等行政手段，對勞動力在不同工作單位和經濟部門之間的流動加以嚴格控制，勞動力的流動率是很低的。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勞動就業制度的改革和勞動力市場建設的加快，我國的勞動力流動率有所上升，但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據中國社科院“中國城鎮勞動力流動”課題組的調查，在北京、無錫、珠海三城市，勞動者的職業生涯中，從未改變過工作單位的個人比例仍較高，達30%以上。這一比例與日本橫濱1970年的比例（34.9%）大致相同，高于美國底特律1970年的比例（13.9%）。這種狀況充分說明我國勞動力的流動程度是比較低的，已經嚴重阻礙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建設和發展，影響我國勞動力市場與國際接軌，也不利于我國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的有效解決。因此，進一步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提高勞動力的流動幅度（即勞動力流動的頻率與跨度）已經具有明顯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3.緩解摩擦性失業的社會壓力，實現充分就業的需要。摩擦性失業幾乎在所有國家的勞動力市場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不過在我國問題尤為嚴重，表現為一定時期內某地某種勞動力嚴重短缺，而另一地此種勞動力卻大量過剩，處于失業狀態。這種由信息不對稱等原因形成的摩擦性失業從根本上說是在勞動力總供求基本均衡狀態下的失業，其解決路徑主要是勞動力市場的健全和完善，特別是勞動力市場信息的完備和對稱。而后一方面問題已越來越成為摩擦性失業問題得以緩解的制約因素，有必要作為我國政府當前一個十分重要的戰略性問題加以解決。

4.進一步提高就業彈性，遏制我國勞動就業與經濟增長的非對稱性趨勢的需要。所謂就業彈性是指就業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的比率。其計算公式是：就業彈性系數=就業增長率÷經濟增長率。在正常情況下，就業彈性應在0—1之間。一般地說，就一國長期總量生產函數而言，就業增長與經濟增長成正相關。但在我國，由于經濟轉型和就業體制改革的影響，就業和經濟增長出現了明顯的非一致性。一方面經濟持續保持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就業增長率卻逐步下降，失業人員逐年增多，2003年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達4.3%，1991—1997年間，我國就業彈性系數保持在0.08—0.17之間，明顯偏低。2002年的就業彈性系數比1996年又下降了0.02個百分點。要遏制勞動就業方面這種非正常狀況，除了政府采取有力的宏觀調控措施加以調節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以市場化的調節機制協調就業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二、勞動力市場建設的路徑

盡快改變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不健全、不完善、不統一的“三不”狀況，使勞動力市場成為解決勞動就業問題的健康有效的平臺，并做到與國際勞動力市場接軌，已經成為我國的一個十分緊迫的戰略任務。為此，有必要深入探討我國勞動力市場建設的有效路徑。

1.進一步從理論上給勞動力以科學的市場定位。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后，勞動力作為商品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為社會各界所公認。現在的問題是必須真正確立勞動力作為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允許其在市場上自由流動，從而實現優化配置，實現勞動力的“充分就業”，這是市場經濟客觀規律所決定的理論觀點。需要各級政府進一步解放思想，以積極的態度對待勞動力的流動，為勞動力的流動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克服勞動就業問題上的地方保護主義等各種行政壁壘，正視并解決勞動力自由流動可能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從而為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創造寬松的社會環境。

2.對勞動力市場的科學定位。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市場和其他要素市場一樣，是完整的市場體系的一個局部，是市場體系鏈條上的一個重要環節，勞動力市場的健全和完善與否反映一個國家的市場體系是否健全，也是一個國家的市場經濟是否成熟的重要標志。同時，勞動力市場還不同于其他要素市場，因為勞動力市場的交易對象是勞動力，而勞動力的載體是人，所以，勞動力市場是特殊的具有決定意義的要素市場。同時，當前我國勞動力市場建設和發展的狀況離WTO的要求還有較大距離，一些西方國家至今還不承認我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因此,我們必須特別重視勞動力市場的建設和發展，把培育和發展勞動力市場作為健全和完善市場體系的重中之重，抓緊抓實抓好，并盡快解決勞動力市場發展滯后所導致的一系列問題。

3.勞動力市場建設的目標定位。首先，勞動力市場建設的最終目標是建立起健全的、全國統一的，運行有效的勞動力市場，作為勞動力資源的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的平臺；其次，通過勞動力市場建設和完善，使勞動力與就業崗位的匹配得以比較順利地進行，使困擾宏觀經濟發展的失業特別是摩擦性失業問題得以有效緩解，從而減輕勞動就業方面的社會壓力；再次，通過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實行政府公共服務以及宏觀調控職能與市場化的就業機制相結合，實施“就業型經濟增長”戰略，克服“增長型失業”，改變我國當前就業彈性偏低的狀況。

4.勞動力市場建設的具體措施。我國勞動力市場建設除了解決好上述幾方面的目標定位問題外，還必須努力抓好一系列迫切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首先是加強勞動力市場方面的法律法規建設，規范勞動力市場運作與管理。再次是勞動力市場載體建設。勞動力市場的載體主要是各種職業中介機構，例如職業介紹所等。其建設是勞動力市場建設的主要任務。具體地說，一是明確制，即職介所充分發揮橋梁作用，溝通供求信息，協調供求關系，代表勞動力市場供求雙方進行誠信高效的招聘或求職；二是強化勞動力市場的檔案管理，對滯留在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檔案進行科學的分類處理，并進入勞動力市場信息庫，實行嚴格的管理和及時的更新；三是對滯留在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進行必要的就業培訓，根據勞動力市場的需求狀況，有針對性地進行職業技能方面的培訓，為勞動力順利實現就業或再就業創造條件；四是對職介所的經營行為進行規范化管理，嚴禁信息欺詐、違規收費等違法違規行為的發生；五是加快勞動力市場體系建設。在各地方、各行業、各部門勞動力市場建設的基礎上，強化其相互之間的有機聯系，實行資源共享和互補，形成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網絡；最后是培育真正的、成熟的市場主體。勞動力市場的主體是勞動力的供給方和需求方，具體地說就是用人單位和勞動力的載體—勞動者。其中政府是勞動力市場特殊的主體。這是因為，從嚴格意義上講，政府機關用人也要通過勞動力市場進行招聘，也是勞動力的需求方之一，但同時政府又是獨立于市場之外、凌駕于市場之上的國家機器，代表國家行使對勞動力市場進行監督管理和宏觀調控的職能。所以，政府應建立必要的績效評價機制和行為約束機制，以保證其管理和調控職能的公正和高效，從而推動我國勞動力市場不斷走向健全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