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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保障措施范文第1篇

關鍵詞：異地保障 對新生患兒和絕癥患者的保障 醫院服務體系 政府職責

中圖分類號：C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925X(2012)O9-0086-01

一、我國醫療保障制度存在的問題及改革措施

（一）異地就醫保障困難

第一，異地就醫人員在就醫過程中需先墊付全額費用，醫保制度并不能解決他們的燃眉之急，巨額的醫藥費用仍然是他們的沉重負擔，甚至在花光費用，無力繼續支付的情況下，不得不四處舉債。

第二，回到本地進行審核報銷時，程序復雜且報銷周期長。從決定報銷的金額，到金額的正式發放，報銷人員都要經歷很漫長的等待時間。

第三，報銷比例低且報銷范圍具有很大的伸縮性。由于在異地就醫的報銷部分及報銷比例方面沒有明確具體的規定，為了獲得更大程度的報銷，就會產生不少找人托關系以提高報銷費用的情況，這為受理人員利用自身權限謀取私利創造了不少便利。

改革措施：

提高醫療保障的統籌層次，擴大具有醫療保障職能的醫院范圍。統籌層次主要是按照縣級、市級、省級的方式予以逐級式統籌。橫向上擴大范圍，一方面可以防止壟斷，引入競爭機制，提高醫院的服務效率和質量。另一方面可以賦予人們更大的就醫選擇權。此外，在報銷范圍及報銷比例方面要進行明確細致的規定，鏟除腐敗的溫床，防止公職人員利用制度缺陷謀取私人利益。

（二）醫療保障制度的實際運作情況參差不齊，不同地區的保障程度和保障范圍存在著很大的差距。

改革措施：

加快經濟發展的步伐，加強地區間的轉移支付力度，加大對貧困地區的財政支持等措施來提高地區間醫療保障的公平性。另外要加強對地方政府政策執行的監督，促使醫療保障制度落到實處。

（三）雖然醫療保障在制度上幾乎把所有人都編排進去了，但是在保障體系中農民仍然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

第一，農民對新農合的了解還只是處于相對概念化的階段，真正能很好地運用新農合來保障自己應得利益的農民并不多。

改革措施：

制定千條制度，一個都不執行，或在執行中大打折扣，還不如制定一條，落實一條。除了完善現有制度外，最根本最重要的是充分有效地發揮已有制度的作用。主要需要兩方面的努力：一方面，加強新農合的宣傳。宣傳要層層下達，層層落實，要具體到村，具體到戶。使農民明白新農合到底保什么，不保什么，怎么保，如何保。可以通過具體的以村小組或者村等集體為單位，明確具體的宣傳責任人，并建立相應的宣傳責任追究制度，促使其將宣傳落到實處。另一方面，將新農合的具體落實情況列入政績考核的范圍，使各級政府人員從思想上重視起來，從而加強制度執行的效力。

第二，各級地方政府具體配套措施不完善，對于保障的具體細節缺乏明晰化的規定，對一些重大疾病存在突擊保障，之后便杳無音訊的情況。從長遠來看，突擊保障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這種方式只是對部分地區部分人的保障，并不能全面覆蓋，況且疾病是一個發展的過程，每時每刻都有受害者。

建立規范化、制度化的保障程序，使人們明白得了白內障等疾病后，應該怎么辦，而不是苦苦地等待政府的突擊。在具體的保障細節，如找哪家機構進行報銷及如何報銷等實際問題上都必須要具體化。

（四）對新生患兒及絕癥患者的保障是保障制度的一大漏洞

兒童是家庭的希望，是民族國家的未來。當發現自己的孩子有先天疾病時，鑒于現實中的各種困難與考慮，有些父母就會產生丟棄孩子的念頭。造成丟棄新生患兒的根本原因在于國家缺乏相關的制度性保障或者保障力度遠遠不夠，使人們在困難中看不到希望，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因此，國家急需出臺相關政策制度，切實保護新生兒的生命權。

改革措施：

第一，建立對新生患兒的疾病保障制度，明確制度運行的機制。在制度中要具體規定患兒的哪類疾病是由政府統籌解決及解決方法，哪些疾病可以由社會公益組織解決及由什么公益組織解決。同時，政府要充分發揮優勢地位，利用自身影響力，積極引導各種社會公益組織加強對這一領域的投入。

如基于切身經歷，其中由王菲、李亞鵬倡導建立的嫣然天使基金會就是對唇腭裂兒童進行救助的一個典型實例，這在喚醒人們對新生患兒重視的同時，也為政府如何為新生患兒家庭提供有效幫助提供了不少借鑒

第二，在實際運行中，可以建立政府或相關機構和醫院的直接銜接機制，為患兒家庭減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煩。

對絕癥患者的具體保障，是保障制度的另一真空地帶。如今，癌癥、白血病、艾滋病等絕癥正在全世界肆虐，貪婪地吞噬著無數人的生命，且這些疾病的蔓延速度疾快，年輕化傾向也日益明顯。由于這些疾病至今都沒有有效的醫治方法，如果花血本進行治療，到頭來只能是人財兩空，丟給家人的只能是無盡的負擔。因此，很多人會放棄治療，默默地忍受著巨大的病痛折磨。對此，國家需要建立專項救助制度，設立專項資金，對他們進行專門保障。同時可以給他們安排適當的工作（附帶可以減輕財政負擔），充分發揮他們的余熱，讓其能快樂地有價值地度過余下的生命時光。

二、醫院在提供醫療服務時存在的問題及解決措施

第一，醫院的結構建設及就醫的各種程序化流程都是以效益最大化為目標設置的，這給病人帶來了諸多不便。因此，在流程安排上可以適當地進行窗口合并。能在一個窗口辦成的手續或取得的服務，盡量不讓病人跑好幾個窗口，將以醫院效益為目標的工作流程變為以病人利益為中心的服務流程。

第二，醫院利用其主體優勢地位，在可以用低價位的藥替代時，為了獲取更高的利益，仍然會給病人開高價位的藥。對此，除了通過制度改革、政府補貼等途徑改變醫院的資金來源方式外，更重要的是要轉變醫院經營理念，促使其積極構建以病人需求為核心的醫院價值文化。

醫療保障措施范文第2篇

【關鍵詞】 部隊;前指機關;醫療衛勤保障

近年來基地舉行的歷次實彈發射演習中，我院擔負了前指機關的醫療衛勤保障，并圓滿完成了任務。為更好地做好前指機關衛勤保障工作，現結合參加實彈發射演習中前指機關醫療保障任務的經驗和教訓，對導彈部隊實彈發射中前指機關醫療衛勤保障問題進行探討。

1 統一思想，提高認識，加強衛勤保障工作的組織領導

前指機關是戰時指揮中樞，為前線作戰核心的核心，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同時也是敵方攻擊的首要目標。對戰役的發展和進程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是衛勤保障的重中之重。因此，搞好戰時前指機關的衛勤保障，對確保前指首長和機關人員的健康安全，保證指揮系統的正常運轉、實彈發射的圓滿成功，意義十分重大。我院貫徹落實基地的指示和要求，組建有力的保障隊伍，由醫療技術全面、臨床經驗豐富、業務和政治素質較好的臨床一線醫務人員組成前指衛勤保障分隊，細化責任，將衛勤保障任務落實到個人，這就要求衛勤保障人員站在“保健康就是保戰斗力、保穩定、保發展、保效益”的政治高度上維護和促進前指機關人員的身心健康。

2 明確對象，掌握規律，制定有效的醫療保障措施

2.1 保障對象 前指機關衛勤保障的對象都是擔負作戰指揮任務的軍政高級首長和情報、通訊、后勤等高級指揮人員，多以腦力勞動為主。影響前指機關健康的主要因素除戰爭的共同特點外，還有以下因素：前指機關人員年齡偏大，健康狀況較差，環境艱苦，條件惡劣，緊張的指揮工作給身體和心理都帶來較大壓力。上述種種因素都要求衛勤保障人員必須根據各類首長的不同特點和要求，制定周密的保障計劃，科學的安排好衛勤保障工作。

2.2 掌握規律 隨著部隊的跨越式建設和發展，基地近年來實彈發射演習任務頻繁，均持續一個月以上。部隊剛進入演習地域時，前指機關首長們身心狀態相對良好，隨著實彈發射任務的逐步展開，諸如各種作戰協調會議的頻繁召開、發射場坪的野外勘測等，都加重了前指機關首長的工作負荷，各級指揮人員的常見病、多發病明顯增多。演習期間他們大多忙于工作，常常忽視健康問題。這就要求衛勤保障人員在不影響各級首長研究策劃作戰、部隊演習發射任務順利完成的前提下，科學籌劃、周密研究、制定有效的醫療保障措施：首先，要做到未雨綢繆，與各級首長的保健人員接觸，詳細了解各位首長的健康狀況，建立首長病史微機檔案，并進行登記造冊。及時記錄首長的體檢資料、住院及平時診療情況，有助于進行疾病的回顧性研究和前瞻性分析。其次，要做到恃機而動，就是要恰當、準確的掌握巡診時機，避免擾亂首長們的作戰思路，導致不配合，降低巡診的效果。最后，要做到積極落實，堅持巡診制度，為了保障首長們的身心健康，我們力爭隨叫隨到，任何時候發現首長有潛在健康問題后要進行追蹤觀察，動態掌握首長的身心健康狀況，有利于疾病的早預防、早發現、早診斷、早治療、早康復。如在巡診過程中首長所需藥品若暫不能提供，返回后要立即從各種渠道獲取，盡快將藥送到首長手中，以免次日首長離開，影響治療。

3 健全組織，狠抓落實，確保前指機關醫療保障組織實施

前線指揮機構醫療保健面臨許多新的情況和問題，要做到和實現戰時衛勤“保障有力”，指揮機構“保健有效”的目標，我們認為應重點做好以下工作。

3.1 建立前指醫療保健組織機構 戰時前指人員工作性質不象平時機關工作相對穩定，其流動性，變換都比較大，為保證每個首長和指揮機構人員都得到及時有效的醫療保健，必須組織由中高級技術人員和具備有一定野戰外科專長的醫護人員組成的保健組，根據前指工作性質將保健人員分為既統一管理又分工不同靈活機動的兩個組。一組醫務人員重點保障主要指揮首長，做到專職隨身保健，積極與各位首長的原醫療體系保健人員取得聯系，在準確掌握首長病情以及保持原有治療連續性的基礎上，研究演習生活、工作環境以及工作壓力對首長健康、原有疾病的影響，根據不同情況分別制定保障方案，重點針對可能發生的心腦血管疾病制定相應保健和應急搶救預案。特別是針對高血壓、心絞痛、急性心肌梗塞等病癥的藥物配備應充足，確保救治效果。另一組保障其他指揮人員，實施重點、優質保健和全面醫療保障相結合的原則。從事保健的人員要強化服務意識，做到“四勤”、“四心”，即：“眼勤”、“口勤”、“手勤”、“腿勤”。 “四心”是：服務要熱心、詢問要耐心、診斷要細心、治療要用心。

醫療保障措施范文第3篇

【關鍵詞】 離休干部家屬遺屬；社會化保障；城鎮居民醫療保險

干休所離休干部家屬遺屬醫療保障制度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 關系到醫療待遇、醫療保障水平、醫療服務基本方式、醫療經費運行機制等方面的制度體制。通常分免費類與優惠類， 即在軍隊醫療機構享受免費或優惠醫療， 其中優惠醫療的門（急）診個人承擔10%， 住院個人承擔20%。

隨著國家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建立和軍隊后勤社會化保障改革的深化， 現行醫療保障制度已越來越不適應形勢的要求， 特別在離休干部隨軍家屬醫療保障機制上暴露出一些問題和缺陷， 與當前醫療保障制度改革和干休所實際醫療保障需求不相適應。為了落實“軍地融合、優勢互補、因地制宜、解急救難”的醫療社會化改革原則[1]， 南通軍分區干休所在離休干部家屬醫療保障社會化改革上做了一些有益的嘗試。

1 目前離休干部隨軍家屬醫療保障現狀與困境

由于離休干部隨軍家屬類別不同， 保障標準不同， 且具有年齡大、身體狀況差、所患疾病多等共同特點[1]， 在實際工作中暴露出醫療待遇區分不合理， 保障老年人重點不突出， 醫療“大鍋飯”現象普遍， 醫療經費供需矛盾突出[2]， 導致離休干部隨軍家屬醫療困難較多， 保障效益有待提高。突出表現為：經費少， 與實際需求相差甚多；年齡大， 離休干部隨軍家屬的平均年齡也已經達到80歲以上， 部分老人已經90歲以上；患病多， 隨著生理上的逐步衰老， 離休干部隨軍家屬們大多身患3～5種以上疾病；病情重， 離休干部隨軍家屬們多患有嚴重的高血壓、冠心病、糖尿病、腫瘤、骨關節病變等多種疾病；條件差， 家庭婦女沒有工作單位， 無經濟來源， 且許多遺孀孤寡一人， 身邊無子女， 平時疏于自身保健， 心理壓力大， 她們對自己的醫療保障顧慮重重；住院難， 重病住醫院難， 特別是遠離體系醫院干休所更難， 看病就醫麻煩不說， 親屬陪護也不方便， 干休所保障壓力大。

2 社會化保障的做法

在離休干部隨軍家屬醫療費用負擔日益加重的情況下， 沒有依賴等、靠、要， 而是積極探索， 主動作為， 依托地方資源， 盡可能以最小的付出， 取得最大的受益[2]。

具體做法是：從2010年開始為離休干部隨軍家屬辦理地方“城鎮居民醫療保險”， 將她們納入城鎮居民醫療保障體系。根據南通市市區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行辦法第三條：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堅持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原則， 實行個人繳費與財政補助結合、以保障住院和大病門診醫療為主的制度；第八條：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基金按照個人繳費與財政補助相結合的辦法統一籌集， 統籌標準為超過法定勞動年齡（男60周歲、女50周歲及以上）的老年居民， 由個人繳納120元按年統一收繳， 財政補助200元。作為“雙擁”工作， 干休所在與地方相關部門通過溝通協商， 由地方街道居委會統一向民政部門申請為離休干部隨軍家屬免費參保， 實現了軍隊、地方雙重保障， “兩條腿”走路， 通常情況下離休干部的隨軍家屬門診及日常保健仍然由衛生所保障；住院費用， 按照“城鎮居民醫療保險”規定80歲以上老人可以報消75～80%， 由地方醫保單位報銷， 因此較好的實現了離休干部隨軍家屬就地就近進行醫療保障的目的， 實現了“平時保健不出所， 重病急病不擔心， 住院照顧不用愁”。

3 取得成效

實踐證明， 這種做法能夠及時有效地解決離休干部隨軍家屬重急癥救治問題， 也緩解了體系醫院床位緊張問題， 方便了家屬陪同護理等， 特別是遠離體系醫院的干休所， 作用更加突出， 作為干休所離休干部隨軍家屬醫療保障的輔助手段， 深受歡迎。例如：離休干部隨軍家屬杜存英， 82歲， 屬免費醫療對象， 因腦梗塞、并發腸梗阻于2011年9月～11月在地方醫院急診救治， 兩個月共產生醫療費用204117.9元， 扣除地方“城鎮居民醫療保險”支付， 超出醫保范圍的自理費用48538元， 干休所根據實際情況按照“全免”與“優惠”原則給予酌情處理。

開展此項離休干部隨軍家屬醫療社會化保障措施后， 離休干部隨軍家屬的救治及時了、家庭照顧方便了、干休所負擔減輕了， 作為一條遠離體系醫院的干休所離休干部隨軍家屬看病就醫的輔助手段， 充分利用地方資源， 為我所用， 既實惠， 又實際， 更有操作性。

4 體會

離休干部隨軍家屬醫療保障， 它既是家屬醫療問題， 也直接影響了離休干部的心理、身體的健康保健， 看似衛生所醫療保障的次要工作， 卻也是不可忽視的保障重點， 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 家屬的醫療保障矛盾將更加突出， 且更加迫切需要解決， 無法回避。

此舉確實為離休干部隨軍家屬開辟了一條“雙就醫、雙通道”的醫療保障路子， 擴大了就醫渠道， 干休所及家庭不再擔心突發危重病情時轉不走或轉送體系醫院延誤時間的問題， 從而降低了送體系住院急診搶救的風險， 解決了家庭照顧不便， 緩解了干休所醫療經費負擔過重的壓力， 提高了離休干部隨軍家屬的醫療保障質量。

由于離休干部隨軍家屬的醫療標準經費用有限， 不足以解決實際問題， 在地方住院費用中產生的一部分超范圍需要自費承擔部分， 雖然費用不多， 但也要做好解釋， 權衡利弊， 絕大多數是愿意接受的， 但難免有個別人抵觸， 以為干休所不管她們了， 因此開始辦理時， 要宣傳好， 知情自愿， 消除長期以來“大鍋飯”思維。為了減少矛盾， 衛生所應當根據干休所實際， 制定相應的規定， 以解決“城鎮居民醫療保險”自費部分的適當補助。按章辦事， 一視同仁， 把好事辦好。實踐證明， 只有堅持以人為本， 把離休干部的家屬遺屬當作親人來對待， 為他們付出一片真情， 實實在在為她們辦實事、辦好事， 把好事講明白、內容講清楚、效益講透徹， 就一定能夠得到認可和好評。最終使離休干部隨軍家屬醫療保障更及時， 衛生所的工作更主動靈活， 住院選擇各盡所需， 家庭子女的照顧更方便， 老人們心理更踏實無壓力， 也更有利于她們的身心健康。

參考文獻

醫療保障措施范文第4篇

關鍵詞：美國／醫療保障／醫療保險/制度變遷

20世紀30年代中期以來，作為世界上經濟最為發達的國家，美國一直實行著與其他國家不同的、以醫療保險為核心的醫療保障制度。這種醫療保障制度在其50多年的變遷過程中出現了許多問題，引發了美國歷屆政府進行的、以提高醫療保險覆蓋面、減少醫療衛生負擔不公平性、努力降低醫療保險費用支出等為導向的持續改革。當前中國城鎮職工醫療保障制度在結合各個試點模式基礎上建立以“基本水平、廣泛覆蓋、雙方負擔、統賬結合”為原則的社會醫療保障制度，而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經過期間的輝煌、改革之初的急劇衰退兩個極端后也于2004年開始在全國304個縣的鄉村進行合作醫療制度的改革試點工作。這就要求我們學習與反思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醫療保障制度的實施背景、運行狀況、存在問題以及解決措施等，從中獲取經驗與教訓，以便更好地服務于中國城鄉醫療保障制度的改革實踐。

一、美國醫療保障制度的變遷

20世紀30年代中期以后，為了應對民眾日益面臨的疾病風險，借鑒19世紀末期英國醫療保障制度模式，美國政府逐步建立起以醫療保險為主的社會醫療保障制度，其法律依據是1935年8月14日羅斯福總統簽署的《社會保障法》。該法案共計10章，其中第6章主要內容就是公共衛生工作。可是，當時的公共衛生只覆蓋城市居民，廣大農民排除在這個保障制度之外。“二戰”結束以后的1945年11月，杜魯門總統向國會提出一項加強健康保險立法的咨文。杜魯門認為，美國醫療保障應當解決“醫生和醫院的數目及分配”、“鄉村缺醫缺藥”、“個人醫療費用太高”以及“因病致貧”等基本問題，為此，他主張應當爭取建立全國醫療健康保障體制，使每個人都能享受基本的醫療保障服務。

艾森豪威爾擔任總統后，他一方面反對建立全民醫療保障制度，認為那是“社會主義”的醫療制度，另一方面他堅持擴大私人商業醫療保險的覆蓋面，認為政府的責任在于引導民眾參加各種醫療保險，使他們在自身無法控制的災難面前有相應的保障措施，并簽署了《印第安人健康照顧法》等法案。肯尼迪當選總統后美國醫療保障制度繼續得到發展，從1961年起，他相繼向國會提交了關于醫療衛生改革問題的多項特別咨文，指出美國醫療保障制度的目標就是要建立一種“社會保險制度下的健康保險計劃”。為了強調醫療保障中的國家責任，約翰遜總統在1965年1月還出臺了針對老年人的《醫療照顧及援助法》，也就是現在人們通常所說的“Medicare”與“Medicaid”。前者規定了“65歲以上老年人在生病期間可提供90天的住院服務”以及“100天的院外服務”等，而后者主要面向窮人及其他殘疾人提供必要的醫療救助。1970年尼克松總統先后頒布了《職業安全及健康法》、《健康維持組織法》等涉及到職工人身安全及各種工傷事故處理與賠償問題的法律。這一段時期，美國醫療保險種類不斷增多、保險對象不斷擴大、保險待遇不斷提高以及保險法規不斷建立，從而逐步建立起比較完備的醫療保障法規及制度體系。

總體上看，美國醫療保障制度實行私人商業醫療保險與社會醫療保險相結合的辦法。私人商業醫療保險成為美國整個醫療保險的主體，它由企業與職工共同出資組成，向醫療保險公司集體購買，政府免征醫療保險金所得稅以及社會保險稅。而社會醫療保險主要包括“Medicare”以及“Medicaid”兩部分，前者為65歲以上老年人提供“Medicare”，而后者則向窮人和殘疾人提供“Medi-caid”，所需費用基本上由財政承擔。由此我們可以發現，整個美國醫療保險制度所需要的資金絕大部分由政府的稅收負擔。

事實上，也正因為如此，自20世紀70年代起，美國醫療費用上漲問題已經日益凸顯出來，1973年美國衛生財政預算占整個預算第一位，1975年衛生費用占GNP的8.6%，“自1973年—1977年美國醫療費用年均增長10.2%，而其他消費指數僅上升7.7%。”為此，在逐步提高醫療服務水平基礎上如何控制醫療保險費用支出過快上漲就成了時代性難題。由于包括醫療在內的整個社會保障所具有的剛性性質，卡特總統當時提出的控制醫療費用上漲議案未能獲得通過。1980年，美國通過了《醫療保險修正案》，規定凡住院者每次需自負180美元，60天后自負額減少到45美元，其目的就是為了適當減少聯邦政府的開支。

20世紀80年代，里根總統在位期間繼續奉行醫療保障“不作為”政策，認為更多的醫療健康費用投入并不一定給民眾帶來更好的衛生健康服務，正是這種醫療保障領域“無為而治”的思想使得聯邦政府衛生健康支出持續有增無減。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美國醫療衛生支出占聯邦政府支出總額“1972年為8.6%，1980年為10.4%，1982年為10.8%，1987年為12.2%，1989年上升到12.9%，1990年達到13.5%。”這種醫療費用的增加必然會增加雇主及政府的負擔，從而直接增加民眾的醫療費用負擔，最終使得很多人游離于醫療保險之外，截止到1988年底，美國還有3530萬人沒有參加任何形式的醫療保險，占美國總人口的14.6%左右。

當然，聯邦政府醫療保險的“不作為”政策理念并不等于各個地方以及其他團體忽視醫療保險存在的問題，它們結合自身實際進行醫療保險制度的改革嘗試。例如，1980年新澤西州實行了由耶魯大學研制出來的“疾病分類定額付款”制度。他們將1.3萬多種病例分解成467種疾病診斷類型，根據患者的年齡、性別、手術內容、并發癥、住院時間等制定出各種病例醫療費用標準，以規范醫生的醫療行為，節約醫療費用。1982年加州成立了“優先提供者”組織(PreferredProviderOrganization)，該組織與保險機構簽訂合同，參加保險的患者一般自費20%，其余80%由保險公司承擔，當然作為回報，患者交納比較低的保險費。

二、美國醫療保障制度存在的問題及克林頓以來的改革

如前所述，以醫療保險為核心的美國醫療保障制度的資金主要來源于聯邦政府的稅收或稅收減免，政府實際上成了最終的“付費人”，民眾承擔著極其有限的責任。因此，這種醫療保險制度在長期的實施過程中必然會存在著醫療費用上漲以及醫療服務濫用等問題，從而制約著美國醫療保險制度的可持續發展。

第一，美國醫療保險“第三方付費”制度導致美國醫療保險費用的上漲。眾所周知，醫療市場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市場，醫患雙方始終處于貝克爾所說的“信息不對稱”狀態之中，醫院及醫生如果想多收費用，就很容易利用這個原理實現自身的目的，這是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國家都面臨的現實問題。就美國而言，由于美國實行的是“第三方付費”制度，醫院及醫生很清楚患者自己不需要支付醫療費用，他們往往非常容易地讓患者做過多的檢查，開過量的藥方以迎合患者急于治好病的心理。另一方面，“求生是人的本能與天性”。任何一個患者一般都傾向于選擇那些名氣大、設備先進、服務優良的醫院，傾向于選擇知名的醫生，由于不是患者本人自己直接付費，這種情況往往就會轉化為患者的理性行動，使得“無病小看、小病大看、大病重看”(只要能交得起保險費)這樣看來，似乎直接付費的企業尤其是保險公司最為反對這種制度，最有動力采取措施制約醫患雙方的理性行動了。然而，事實上不是如此!因為對于保險公司而言，醫療費用的增長可以通過增加保險費的方法得以彌補，對于公司企業來說，由于政府規定公司企業用于其雇員醫療保險支出的資金免交所得稅以及社會保險稅，公司企業實際上交納的醫療保險費用也比較少，而對于美國民眾尤其是沒有失業的民眾而言，適當提高個人交費比例不僅不會給他們的生活帶來多大困難，而且還會給他們帶來良好的健康保障。這樣，醫院、醫生、患者、保險公司以及公司企業各得其所、各取所需，結果只能導致民眾醫療費用支出的逐年增加以及國家稅收的減少及稅收負擔的增加，給國家財政背上沉重的負擔。世界銀行為此曾這樣評價道：美國“某些類型的保險計劃看來是造成醫療費用上升的原因；第三方保險尤其如此”。

第二，醫療服務的濫用加劇了醫療費用的持續增長，增加了政府以及納稅人的負擔，引起了民眾的廣泛不滿。一次由美國醫學會發起的調查表明，“大約有40%的醫生承認，他們所開出的不恰當處方可能導致醫療費用的增長，他們對患者所建議的一些額外檢查可使醫療費上升50%左右。”據統計，美國有10%的外科手術從全身癥狀看是不必要的。從患者的角度看，患者一般存在著“價格高的往往是好藥”心理，存在著“盡快減輕痛苦、醫治好疾病”心理，患者也就內在地認同醫療服務的適度濫用，而“第三方付費”制度無疑又強化了這種認同。從實際情況來看，美國雖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但是醫療服務的濫用導致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醫療費支出一直以平均11.6%的速度遞增，高出同期平均消費價格指數2.9%左右。1992年美國醫療費用支出總額為8385億美元，占GNP的14%，2000年更是高達GNP的15%。人均醫療費方面，1990年為2476美元，1992年上升到3340美元，占居民個人實際收入的17%。2002年美國人均醫療費用更是達到5000美元，成為世界第一。田根據美國國會推算，照此下去，僅醫療費用這一項，21世紀前葉就將達GNP的30%之多。

第三，醫療衛生資源享受與分布不均勻，引起社會其他階層的普遍不滿。美國主要實行各種類型的醫療保險制度，民眾和公司企業交納保險金、政府給予稅收減免，特殊群體由社會醫療保險給予關懷或援助，以此來試圖擴大醫療保險的覆蓋面，減輕民眾疾苦。事實上，也正因為如此，擁有私人和社會醫療保險的人口比例已從1940年的7%上升到1991年前后的85%以及2000年前后的90%左右。可是，這也意味著還有10%左右的人群即大約3000萬中低收入者無法享受任何形式的醫療保險，從而引起這部分群體的嚴重不滿。同時，由于商業醫療保險制度占據主導地位，因此，那些患有慢性病、遺傳性疾病以及其他疑難雜癥等適齡患者很容易被拒保，而社會醫療保險保障標準偏低、享受標準比較嚴格，無法解決困難群體的醫療救助問題。此外，即便參加了商業醫療保險也常常難以應付日益高漲的醫療費用。根據蘭德公司的一項調查，美國20%的家庭付不起醫療費，其中3／4竟是投保者。

美國醫療衛生資源分布存在著城鄉差別。盡管美國政府為了鼓勵醫生到邊遠地區為鄉村民眾提高醫療服務，并為此出臺了一系列政策與措施，如醫學院校畢業生到邊遠地區工作一段時間以后可以免除上學期間的學費等。但是，醫療衛生資源的城鄉差別仍然普遍存在，生活在邊遠地區的民眾不僅無法享受精湛的醫療水平以及良好的醫療設施服務，而且他們中很少有人參加醫療保險。

另外，美國醫療衛生資源還存在著階層差別。15%的私人醫院所擁有的醫療設備、條件和醫療技術明顯好于35%的公立醫院，它們為有錢人提供高質量的醫療服務，經濟社會效益顯著，而公立醫院主要為軍人、殘疾人以及其他窮人提供免費的、相對低質量的醫療服務，必然引起這些群體的不滿。加上還有大約50%的非營利性醫院，雖然營利不是它們的主要目的，但為了生存和正常運轉，仍然保持著較高的收費標準。所有這些，導致民眾對醫療保險制度越來越不滿意，改革呼聲越來越高。為此，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深化了醫療保險制度的改革。

克林頓入主白宮以后，在醫療保險方面面臨著兩個非常棘手的問題。一是控制持續上漲的高額醫療費用支出問題。1992年美國年醫療費用總開支已占到GNP的14%，為西方國家之最。就個人平均醫療費用而言，美國比加拿大“多出43%，是原西德或日本的2倍，是英國的4倍”，位居西方國家之首。二是如何提高醫療保險覆蓋率問題。與醫療費用支出列各發達國家第一相比，美國并沒有能夠實行全民醫療保險，而英國、原西德以及加拿大、日本等發達國家都給予其本國所有公民以普遍的社會醫療保險。克林頓擔任總統初期，美國仍然有3700萬人缺乏任何形式的醫療保障。

為此，克林頓上臺后，于當年的11月份向美國國會提交了長達1300頁的《健康照顧改革法案》，強調“要以能控制費用上漲和促進可靠的健康保險實踐的方式，通過為所有美國人提供健康照顧，來確保個人和家庭的安全，保護所有美國人的健康權。”首先，要求雇主必須承擔雇員80%的醫療保險金，否則必須向政府多交納雇員工資的8%。其次，引入市場機制，促使商業保險公司之間的競爭，以此來降低醫療保險費。再次，實行醫療衛生機構和人員精簡政策，將節省下的費用投入到衛生事業中。最后，設立農民醫療保險基金，解決農民醫療保障問題，爭取到1998年讓每個美國人享受永久的醫療保險等。但是，當時他的改革方案并沒有獲得國會通過，直到1996年美國國會才通過了克林頓醫療改革方案的修正案。修正案強調應當提高醫療保險覆蓋面，到1998年的目標不是100%而是95%，不強求雇主必須承擔雇員80%的保險金，并且要給予小公司更多的優惠等。

克林頓之后，布什總統關于醫療保險改革的主張集中體現在他所發表的國情咨文中。2003年1月29日，布什在國會發表國情咨文，提出要在未來10年內增加4000億美元努力“為所有美國人提供高質量的、可負擔的醫療保健體系”，讓“所有美國人都能享有良好的保險，自主選擇醫生，老年人和低收入者可以得到需要的幫助。讓那些官僚、辯護律師和保健組織靠邊站，讓醫生、護士和患者重新負責美國的藥品”。

2004年，布什在國情咨文中呼吁，“控制醫療保健成本，擴大醫療福利受益面”，“通過實行稅收優惠和建立私營企業健康保險體系來降低美國人的健康保險費負擔。”2005年，布什再次發表國情咨文，把醫療保障作為整個社會福利制度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加以關注，布什特別指出美國現行的社會福利制度有可能走向“破產”，必須進行“明智”而“有效”的改革，那就是“限制高收入階層退休之后享受社會保險，將社會保險開支和通貨膨脹掛鉤”，“允許美國人將其繳納的工資稅中的一部分轉入特設的個人賬戶進行投資，以減輕社會保障支出負擔”等，布什政府的改革目前還在努力進行之中。

三、美國醫療保障制度改革的啟示

回顧美國醫療保險幾十年的改革歷程，我們可以獲得如下幾點有益的啟示，以便更好地服務于當前中國正在進行的城鄉醫療保障制度改革。

第一，包括醫療保險在內的整個醫療保障制度涉及到千家萬戶，關乎到每個民眾的健康問題。因此，任何關于醫療保障制度的改革必須以健全的法律作為堅強后盾，從而使醫療保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使醫療保障成為國家意志的一部分。就實際情況來看，美國不僅制定了整個人類社會保障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社會保障法》，而且這部法律成了后來美國完善醫療保障制度的準繩。也正是注重法制建設、堅持依法行政這樣一個傳統，美國自羅斯福、杜魯門一直到現在的克林頓以及布什總統對醫療保障制度的改革與完善都是通過立法來推動的。另外，從整個國外醫療保障制度發展狀況來說，各個國家雖然國情各不相同，但是都通過立法來進行改革，這對于建立健全中國城鄉醫療保障制度具有重要借鑒價值。

第二，降低醫療費用支出、減少政府財政壓力是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個國家普遍面臨的現實問題，也是西方各個國家近年來進行醫療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標。就美國而言，事實上，自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所導致的“經濟滯脹”以后，這個問題更加突出，美國政府采取了許多措施試圖進行改革，但是總體上看效果不是十分明顯，美國人均醫療費用支出仍然高居西方發達國家之首。醫療費用支出問題成為政府“艱難的改革”以及最“漫長的革命”。從共性方面來看，醫療保障本身所特有的剛性性質內在地決定了降低醫療費用、減少醫療保險待遇的困難性，同時，科學技術的發展、醫療設施的更新以及人均壽命的延長等也會誘發醫療費用的上漲；從個性方面來說，就是由于美國沒有能夠對“第三方付費”制度下的各個行為主體進行有效地規范、制約與管理，加劇了醫療費用支出的上漲、醫療資源的浪費以及醫療服務的濫用，從而使得政府的改革阻力重重，舉步維艱，最終只能犧牲醫療保障制度的公平性來滿足美國人普遍追求的效率性。這就要求中國城鄉醫療保障制度一定要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制定合理而可持續的給付標準。我們一定要充分意識到醫療保障制度設計的不科學、給付標準的不合理尤其是監管的不嚴格將有可能導致醫療費用支出呈兩位數的比例上升，從而有可能拖垮幾十年積累起來的經濟基礎。

第三，堅持效率的同時一定要注重公平，這是美國醫療保障制度給我們提供的另一個重要啟示。堅持醫療保障制度的效率性，防止醫療資源的浪費以及醫療服務的濫用是美國醫療保障制度改革的一條道路，同時，注重醫療保障公平性、擴大醫療保障覆蓋面是美國醫療保障制度改革的另一條道路，盡管由于種種原因這兩條道路迄今為止都沒有真正實現。實際上，也正因為如此，使得美國衛生負擔公平性列為全球191個國家中第54位，與伊拉克(列56位)基本相近，遠遠落后于英國、德國、日本以及北歐國家。醫療衛生負擔不公平也就成為美國在野黨攻擊執政黨的一個“靶子”，成了美國政治選舉的重要內容，醫療保障的非全民性以及不公平性也引起了相關社會階層的嚴重不滿，成為美國社會不穩定的誘因并引發政府的信任危機。當前，中國正面臨著深刻的經濟社會轉型，經濟社會結構的調整加劇了社會群體的分化，醫療保障的城鄉二元性成為中國經濟社會和諧發展的障礙，必須引起我們高度警惕，努力加以研究，切實解決中國城鄉居民醫療保障問題，抵御他們面臨的疾病風險，促進社會公正，真正實現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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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保障措施范文第5篇

關鍵詞：農村醫療；保障體系；合作醫療

中國作為一個以農業為主的農業大國，解決農村群體的衛生保健問題，直接影響到農村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農村醫療保障體系的建設涉及到農民的切身利益，關乎農村經濟、農村社會振興、農村醫療條件的穩定和發展。因此，農民能夠從農村醫療保險中獲得有效的保健服務，還可以減輕自身的負擔。

一、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存在的缺陷

（一）自愿參加的保險方式必然排斥貧困群體

農村醫療衛生服務是公共產品的一種，同樣也是公益性的社會福利。我國公共產品供給實行對城市和農村地區區分供給。為農民提供基本公共產品，有利于打破城鄉差別的模式，這也與黨和改革發展過程中的農村基本政策相適應。農民收入與醫療費用同時增長，但是收入增長速度沒有醫療費用的增長速度快，這使得農民看不起病的問題愈加突出。

現在的醫療保障采用農民自愿參加，并繳納費用的形式，這使得醫療保健具有私人消費品本質特性。必然的結果是，最貧困的農村居民，因為缺乏支付能力不能投保。這樣的合作醫療制度無法成為社會保障體系，充其量也只能成為農村中“富裕群體的互助體制”，而這與突出對需要幫助的弱勢群體的保護一般原則是明顯矛盾的。

（二）自愿參加與政府補貼相結合，使得不公平現象明顯化

政府支出和補貼與農民自愿參加相結合也存在著很大的問題。農村困難戶和由于客觀原因由農轉非的群體，現在沒有資格參加城鎮醫療保險，不屬于農村合作醫療的范圍。而農村居民中相對富裕的人群卻是投保的對象，政府對其用一般性稅收收入進行補貼，勢必會形成逆向轉移支付的問題，進一步加劇了不平等，違背了社會正義。對于這部分人群，政府應該實施救援。

（三）結合我國國情而言，保大病的思路不符合當前中國農村現狀

首先，在農村，常發性的、多發性的疾病才是危害廣大農民健康的罪魁禍首，保大病的思路保證農村居民基本健康的目標相悖。其次，為了保障大病為農村醫療保障體制為安全目標，不能得到一個良好的健康的效績。最后，低水平的籌資也并不能真正保大病，這個水平的補貼無論對預防貧困，或為提高農民參保的積極性，都并沒有什么實際意義。

（四）籌集資金困難，醫療保障制度難以廣泛覆蓋

合作醫療所需資金，主要來自農民，縣，鄉政府，村委會和農村集體企業。在經濟欠發達的農村地區和貧困地區，地方政府財政困難，欠發達的鄉鎮企業，農民付不起醫療費用。許多基層縣，鄉政府財政緊張，導致投資合作醫療嚴重不足，缺乏財政投入啟動資金，早期醫療保健是沒有得到很好的保護，農民參保率不高，基金過少，衛生保健系統覆蓋率低。因此，合作醫療制度在農村地區仍難以廣泛覆蓋，現有的合作醫療也主要集中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

二、農村醫療保障體系建設需要全面調整思路

農村醫療保障體系建設在當前的形勢下具有很多優點，同時也有許多困難，但是機遇總是存在于艱難險阻之中，只有迎難而上，在完善制度建設的任務的同時，進一步調整思路，加快醫療體系體系建設步伐。

（一）農村醫療制度建設應該在盡可能多的地區實施。因為無論是從公平和穩定發展的角度，還是從逐步建立基本醫療保險制度覆蓋所有農村地區來看都是非常必要。

（二）必須放棄一個保大病的想法，基本健康的保證是保障目標的關鍵。農村醫療制度應當將重點放在解決常見病，多發病。這將極大增加收益人群，并能提高衛生支出的性能。在較低的投入水平下，如果我們能保證合理的選擇和介入的重點，將會獲得意料之外的結果。

（三）政府應當加大對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扶持力度，推進保障體系的進一步完善。可以緩解貧富之間差距越來越大的現狀，同時也為中國的宏觀經濟的穩定也起著重要的作用。當前，合作醫療的推行嚴重受到經辦機構管理能力滯后的影響，建立一支高素質的管理團隊勢在必行。政府應在農村地區建立社會保障的監管機制，加強對農村社會保障問題的規范。

（四）加快農村保障制度法制化。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之中，法律監督環節尤為薄弱，導致資金運籌等各方面容易引起混亂。而且，由于沒有法律條文的明確規定，導致了執行標準的隨意性和盲目性。加快建設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法制化，重點應集中在以下兩點：第一，要抓好單項法規的建設；二是要抓好建設當地的法律和法規，鼓勵和促進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的制定具體的保障措施。

（五）政府應該增加投入資金，積極拓寬融資方式，合理調整資本結構，維護農村醫療保障體系的運行，而醫療保障體系順利運行的關鍵點是融資能否成功。結合中國的國情，中國的社會保障基金，要解決資金不足的機制的嚴重問題，引進多元化和農民參加集體成為當務之急。所以要在建立社會保障機制的基礎上發展融資渠道，保障資金流轉通暢。

（六）認真研究探討土地被政府征收的農民和外出務工的農民的社會保障制度的解決辦法，以提高這部分農民的社會保障作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中城鄉一體化的突破口。在廣大農村地區，也有4000-6000萬農戶，1.2億外出務工的農民和80億在當地鄉鎮務工的農民，農村保障把握住這部分不僅是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重要的內容，而且在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方面也是重要的突破口，應適當注意給予高度重視。

三、完善農村醫療保障體系的思考和建議

實現社會公正，社會保障是不能突破的最后一道防線。社會保障一直是我國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對于保護農村生產力，振興農村經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社會保障全面建設總布局下，大力構建和諧社會的新階段逐步走向成熟發展，建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是十分必要的。從合作醫療的歷史角度看，其在大部分區域的運行是不成功的。但合作醫療不成功并不意味著在農村地區不需要醫療保險制度，相反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直接影響中國的“三農問題”的解決方案，直接影響我國農民的生活水平，“新農村”的建設與發展，是實現全國人民共赴全面小康社會的優選方式。今后要考慮的核心問題應是使系統適應社會的發展，符合大眾需求，提高約束和激勵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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