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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原地區古老而鮮活的傳統文化,是地域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資源,是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氣質、民族凝聚力的有機組成和重要表征。在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多樣化的大背景下,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一方面獲得了發展的機會,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極大的威脅,大量蘊涵著獨特民族精神和智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正從人們的生活中消弱甚至悄悄消亡。因此,對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和發展就顯得更為重要和緊迫。
2、研究對象與方法
以河南省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和發展作為研究對象。主要采用文獻資料法、數理統計法和邏輯分析法等方法。
3、研究主要內容
3.1河南省體育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
在《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第三批代表作名錄》公布的分類中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被歸為第六類“傳統體育、游藝與雜技”,依據這種分類方法我國第一批非遺名錄里有17項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其中河南占有5項,分別為“禪拳合一的少林功夫”、“纏繞螺旋的陳氏太極拳”、“形氣合一的萇家拳”。還有廣泛流傳于河南境內的“勇猛短毒、急狠快利、拳功一體”的心意六合拳、“文有太極安天下,武有八極定乾坤”的月山八極拳[1]。河南省的傳統武術作為“傳統體育”非物質文化的典型代表占據了主要地位,這些拳種是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歷史中創造和積淀下來的民間傳統文化,充分展現了河南省武術之鄉的本色,體現了中原大地積淀出厚重的文化底蘊、文化價值觀念和審美理念。
3.2河南省體育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發展的當代意義
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說明河南省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杰出的價值、突出的代表性,更重要的是它存在著生存的瀕危性,因此,我們推動其在時代背景下傳承與發展,肩負了更多的責任,賦予了更神圣的意義。
3.2.1獲得更廣泛的文化認同
文化認同就個體而言,意味著如何對自己進行定義,以及我作為人的本質特征的理解,自我感覺和認識并因此做出的適應。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對集體思維方式的整體化,同時也孕育這相互依存的自我,因此,我們的自我認同總是和特定的文化情境相聯系[2]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生產實踐、交往對話和藝術表現的載體,稱為自我認同的重要途徑。
文化認同就群體而言,意味著一種多元文化主義主張,即同一地區眾多文化的共同體,都要保留自身的文化特征和獨特的價值觀,它與政治緊密相關。在全球化背景下,必須對外爭取文化承認,獲得文化認同,并重建文化自覺的路徑。文化認同與個體自我和文化自我的本真性有極大的關聯。因此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僅需要別人的承認與認可,更重要的是傳承人和共享群體對自身文化傳統的民眾認同。
河南省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帶有強烈的娛樂性、趣味性、民族性、實用的世俗性,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和教育功能,研究非遺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即是要河南民眾乃至世界各地的受眾了解中原文化歷史并引以為傲,自覺、自主繼承、創新并傳播。
3.2.2具有深遠的社會價值
3.2.2.1形成中原文化的品牌“標簽”,建立文化特色
河南是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的重要發源地,中原河洛、三商文化源遠流長,漢字文化、姓氏文化、跟親文化、詩詞文化等博大精深[3]。在文化自覺和國學復興的大前提下,體育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傳承和發展能夠擴大中原傳統體育文化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和普及程度。
河南省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發展問題得到了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河南省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已經成為了中原文化的一個縮影,一張名片。由國家體育總局、河南省人民政府、鄭州市人民政府主辦的國際少林武術節已經連續舉辦了8屆,焦作太極拳年會已經舉辦6屆,來自世界56個國家和地區的武林高手云集河南,互相交流、切磋技藝共同促進武術的發揚與傳播。少林武術的代表性傳承人率團前往巴黎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總部的多元文化周活動,少林功夫表演得到了媒體的廣泛關注,擴大了中原文化在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影響力。
河南省的體育文化遺產體現了濃郁的地域文化特征,是中國武術文化的“集會中心”,是文化源發地的“文化地標”,稱為河南省精神文化層面的一種符號。
3.2.2.2融入商業推廣,大力發展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器物層面,推動經濟發展
登封本地的武校林立、習練者數萬,少林的相關產業年收益達十億元,大大推動當地的經濟發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器物層面的文化成果大大豐富,提供了更多的手工藝、建筑、絲織等行業的就業渠道,提升就業率,大大推動了當地旅游、商業的發展,為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
3.2.2.3為民眾建立健康“生活方式”,改善民眾生活質量,豐富大眾文化生活。
河南省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健身養生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與功能,是提高民眾素質的重要方法和手段,防止“現代文明病”,緩解醫療經濟壓力;在技擊的實用化方面,能夠使練習者掌握防身、制敵的本領,鍛練人的膽魄,提高人的生理素質和心理素質,同時還為部分民眾提供了就業的技能。同時,它們都普遍具有極高的觀賞娛樂價值,給人以美的享受,可以陶冶情操,修身養性。豐富多變、多層次的健身活動可以促和諧,建文明,改善民眾的總體生活質量。
3.3制衡河南省體育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和發展的因素
3.3.1民眾的文化自覺程度
西方體育“更高、更快、更強”的體育理念,“競爭、平等、拼搏”的人格特點,強調直觀性、強調競爭、追求快速的文化價值取向,對國人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在注重技擊能力的競技時代,體育非遺文化一邊萌動著西化意識,一邊依托著民族情感,交織著文化錯位、心態失衡的情緒焦慮,感受著價值分裂、認同喪失的本體痛楚,承受著無可回避的理想沖突與意義失落的精神迷茫[4]。體育非遺文化認識的深度缺失,禁錮了民眾對武術健身、養生、修心等價值的全面認識,對自己的非遺文化產生了文化自卑,一定程度上造成對非遺文化發展的阻礙和民眾對非遺文化認同度的下降[5]。人們生活在特定的文化生態環境下,經過親身體驗才能領悟地域武術的真正文化內涵,才會對民族文化的競爭有充分的識別力,才能加強民族精神教育。
河南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發展關鍵在于廣大民眾的自覺參與,人們對民族傳統體育與中國傳統節日有著同樣的熱衷,但傳統節日中民俗的祭祀儀式、服飾、風物游藝等這些蘊含著民眾精神傳統和信仰的活動,越來越流于形式,有的甚至已然淡忘,致使年輕人對民俗文化的淵源、技藝、內涵等逐漸淡漠,在多樣紛雜的現代文化沖擊中,淡化了本土文化精神和信仰的傳承。在祭祀和紀念日活動中,展示和觀看傳統的技藝和技能能夠使民眾傾注對本土文化的熱愛,在傳播武術技藝的同時,博大精深的醫學、養生學、美學、佛家、道家、儒家文化及哲學思想更能展示中原多元文化魅力。只有將每個紀念的節日和民俗活動搞的生動、直觀、鮮活、豐富,形成強烈的民族文化自覺,才能不需政府的命令,也不需要社團的組織,自發地參與到活動中來,才能將其植根于人們的文化心理之中[6]。
3.3.2政府管理體系的亟待完善
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保障上,河南省根據國際和國家的相關法規,在政策、法規也有一部分的指導意見,并在河南省文化廳專門設立了非物質文化遺產處,但有限的工作人員不足以適應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綜合性、多部門協作性、專業性、廣泛性、長期性要求。管理機構機構不健全,專業人才缺乏,細節工作不到位都直接影響著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有序發展。城市建設失去了民間特有的韻味和特色,使與傳統文化相輔相成的民俗空間遭到破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與發展需要資金作支撐,需要耗費人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國家和河南省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投入實在是杯水車薪,不少非物質文化遺產面臨自然消亡的危機。
政府是河南省對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守護者、承載者和實踐者,地方文化政策和立法保護等的相關措施和分級保護機構的設立,是非遺文化傳承與發展的堅強后盾,亟待進一步完善。
3.3.3對傳承人及團隊的建立及保護不足,與時代對接的能力有待提高
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包括傳統武術技藝,其呈現方式和傳承手段的多樣性、復雜性、動態性,與人的思維、理念、情感、習俗、生活方式和環境有密切關系[7]。馮驥才指出:當代杰出的民間文化傳承人是我國各民族民間文化的活寶庫,他們身上承載著祖先創造的文化精華,具有天才的個性創造力。它存在與傳承人及傳承團體的記憶中,隨著大量的民間老藝人的離世,使得許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很多習俗、禮儀及民間技藝也瀕臨消亡;政府對傳承人和傳承團體的生活及社會保障已經給予高度的重視,但杯水車薪,使他們因生存壓力而無法專注于研修和傳播文化技藝和精神精髓。
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和發展是在繼承的基礎上吸收、交流和再創造。體育非遺文化對現有文化的挖掘、整理、理解都是歷史的,但文化本身是動態的,活的文化,能否快速的發展取決于它與當下的社會語境、當代生活方式、思想理念、文化土壤和價值取向等因素緊密結合程度,與時代對接的能力。傳承人及團隊的創造力、想象力、信息吸納和整合的能力是非遺文化傳承和發展的核心動力。
河南省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傳承一般是個人行為缺乏有力的支撐,傳承團體較分散且受到門第觀念影響缺乏相互交流;主要傳承人相對學歷水平較低,文字描述的準確性、完整性等能力有待加強,在信息化社會迅速發展的今天,傳承人及傳承團體對網絡、大眾媒體的駕馭能力禁錮了非遺文化的暢通傳播;傳承人與傳承團體缺乏必要的統計、邏輯分析等科研能力,缺乏對非遺文化進行高瞻遠矚的戰略設計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遺文化發展的進程;傳承人及傳承團體基本生活在相對閉塞的農村,不能及時了解文化源發地以外的廣大民眾對生活方式及健身方式的需求,缺乏針對性的創編思路。綜上所述,主要傳承人和傳承團體與時代鏈接的渠道和能力有所欠缺,需要建立一個以主要傳承人和團體為中心的研究、研修、傳播、工業、旅游業、產業一體化的傳承團隊,通過強大的支撐團隊定期的信息交流,合力推動河南省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態傳承。
3.3.4河南省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內容的片面性
作為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武術,歷史上跟其他民族和世界文化交流較少,導致其固守本土民俗體育文化,體育研究的文化視野狹窄,使武術類體育科學研究工作失去動力,至今未形成系統、完整的功法、技法和理論體系,阻礙了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發展的現實步伐,使其發展陷入了低層次、封閉、無序的窘境。
河南省的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傳承的內容上缺乏系統、全面的整合,主要以武術技藝為主,但只模仿招數,不明就理,傳形而不傳神,且套路古板單調,缺乏創新,使練習的過程單調乏味,形成“喜歡武術卻不練武術”的尷尬局面;隨著全民健身運動的逐漸深入民心,河南全民健身意識也在不斷的提升,但對于日益提升的健身要求,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技法傳授缺乏針對性、實用性,并沒有足夠多的針對某一人群的習練套路得以傳承和推廣,表現出重競技輕養生,使武術的養生功效流失或淺效;針對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已有的梳理和整合內容也多半束之高閣,進入博物館、寺院、研究會等的展廳里,無法與普通民眾進行身心上的密切交流,無形中切斷了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與中原子女的情感共鳴,使現有的文本、音像、道具等使用率不高,民眾反映較為平淡;缺乏對文化本身的深層梳理,對文化內涵的傳播,缺乏對武學知識、佛教、道教等文化的熏陶,缺乏對傳統文化的思維方式、道德修為、行為操守;體育非遺文化的器物層較為貧乏,缺乏代表性的人物、形象、文字、視頻、建筑、工藝品等有形的影響力,專業的設計人員和采編人員的匱乏造成非遺文化傳承內容缺乏系統性和針對性。
3.3.5河南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途徑的利用有效性
河南省的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傳承途徑上做出了艱辛的努力,并碩果累累,民俗空間的不斷完善、旅游行業的興起、武校的林立、多層次培訓機構的建立、大型表演團隊、競賽、文化節系列活動的開展、太極學院或研究會的成立、社區文化廣場的開展、學者的非物質文化研究論文會議等都在推動著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發展,但也存在著各種制衡發展的因素,如:傳播方式單一,渠道建設不通暢、傳播人員專業能力參差不齊;源發地的人文建筑、旅游業開發還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器物層面的成果設計與開發缺乏專業人員的組織與設計,商業推廣缺乏計劃性;信息化程度較低,缺乏專業的網絡板塊管理人員;大眾媒體的宣傳力度比較薄弱,社會公共文化機構的使用頻率及有效性無從考量;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普通民眾的接觸較單薄而片面,針對大眾的傳播渠道較匱乏,難于組織;教育傳播的方式相對比較滯后,且教育層次性不強,學校教學教材及教學內容單一;學術層面的傳播與交流相對滯后于非遺文化的發展,缺乏對非遺文化的直接推動力等情況。
河南省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途徑需要更廣泛的暢通,讓人們通過各種方式在生活中體會非遺文化的元素,參與其中,形成健康、時尚的生活方式,建構和諧、文明、動力十足的中原經濟、文化發展中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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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是運河綜合保護的應有之義。京杭大運河不僅是“國之瑰寶”,更是杭州的“城之命脈”。橋西區域是杭州運河綜合保護工程的核心地塊,也是京杭大運河(杭州段)保存歷史遺存較為集中的主要區域。館群圍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所開展的一系列工作,在橋西歷史街區打造以懷舊文化和傳統非物質文化為重點的特色街區,豐富街區文化內容中發揮了重要的帶動作用。以館群為核心來帶動橋西街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對保護大運河原真性和完整性、進而推動運河申遺意義重大。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是杭州工藝美術博物館群的核心定位。館群要打造自身的核心競爭力,必須立足自身發展特色,也就是依托運河、橋西街區依河而居的濃厚生活文化氛圍,通過工美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研究,實現杭州傳統文化的活態展示與傳承。目前,館群最顯著的特色是張小泉剪刀、王星記扇業、西湖綢傘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展示和傳承,并實現了“老廠房”、“老字號”、“老遺產”和“老手工藝人”的有機結合,是全國首家以刀、剪、劍、傘、扇為展示主題的國字號博物館群落。可以說,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是館群最為核心的定位與內涵。
杭州工藝美術博物館群非遺保護傳承創新實踐及經驗博物館對手工藝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是通過博物館傳統的藏品征集、整理和收藏功能,對已經滅絕或無搶救可能的手工藝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保護;二是以生態博物館為代表的現代博物館做法,通過保護理念的“進化”,實現對還“存活”的手工藝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保護”。與以往“博物館化”幫助手工藝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擺脫文化危機、成為暫時延續生命途徑的定位不同,杭州工藝美術博物館群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定位更高,就是要依托運河橋西區塊得天獨厚的歷史人文底蘊和生活文化氛圍,讓非物質文化遺產有繼承人,有創新性,有產業鏈,重新走入大眾生活,實現文化生態的修復與傳承。因此,杭州工藝美術博物館群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是一個“具有杭州特色的文化生態式博物館群”模式。這個模式的具體創新,可以用“生活、活態、活動”三個關鍵詞來概括:生活———讓非物質文化遺產回到生活。作為民俗文化的精粹,工藝美術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來自民間、來自生活。但隨著時代的變遷,由于工業化、標準化浪潮的沖擊,傳統工美文化受到沖擊,逐漸淡出大眾生活。只有和社會大眾日常生活進行緊密結合,把工藝作為一種文化和習慣滲透進市民的日常生活中,這些傳統的藝術形式才可以重新煥發市場活力。一是依托運河橋西街區,打造非遺保護傳承的生活空間。京杭大運河,經歷了2500多年的滄桑變遷,是至今仍然活著的、流動著的、重要的人類文明遺產。橫跨在運河上的拱宸橋,是大運河最南端的標志。橋西歷史街區是杭州目前為數不多的集中反映大運河歷史風貌的歷史文化街區。2010年,橋西歷史街區順利開街,在“保護第一、生態優先、品質至上”等七大理念的指導下,保留了大批歷史建筑及非物質文化遺產,橋西歷史街區完美呈現出“倚河而居、倚河而業、倚河而游”的生態人文特色街區,成為人們了解運河文化、杭州歷史與橋西歷史文化的活態讀本。作為橋西街區的重要組成部分,杭州工藝美術博物館群以打造“沒有圍墻的博物館”、“老百姓自己的博物館”為目標,在博物館建設中始終秉承“保護第一”理念,將“老字號”、“老遺產”和“老廠房”有機結合,讓整個博物館群與整個運河和橋西街區相互融合,營造了人與河、傳統與現代、時間與空間彼此交融、相互滋養的生活空間,實現了物質與非物質文化的活態體現與傳承。二是創新展示形式,讓非遺貼近日常生活。在展陳示計上,博物館群通過多元化、現代化和動態演示等手段,揭示出展品背后的智慧和情感。在館群展品陳列中,打破了傳統的器物定位展示模式,既有系統全面的展品歷史背景介紹和傳統工藝的場景展示,也有利用現代聲、光、電等高科技手段對傳統的現代解讀,使參觀者可以全面了解展品所包含的材料、工藝、形制、藝術風格與人類社會生活的關系,及其所承載的人類精神活動等豐富內涵。在場景設置和互動環節的安排上,也從“非物質文化展覽”的本質出發,為更好地理解非物質文化而設置,比如通過張小泉作坊的場景復制、現場刻花表演、西湖綢傘現場制作等,讓游客有身臨其境的感覺。三是打造“流動的博物館”,讓非遺文化走入學校和社區。博物館群還積極開展“流動的博物館”活動,把博物館的相關展覽、活動、工美技藝送到社區和學校。2010年,活動走進福利中心等4個社區(中心)和拱宸橋小學等9所學校。
2011年,活動又走進沈塘橋社區6個社區,杭州聾人學校等15所小學及浙江旅游職業學院等3所高校。2012年,“流動的博物館”走進學校共計12次,如浙大城院、文瀾中學、明珠實驗學校、保俶塔實驗學校、市聾人學校、中國美術學院、源清中學等都進行活動展覽。活態———讓非物質文化遺產活下去。非物質文化遺產要真正得到傳承,最重要的不是讓它成為歷史,而是要讓它活著,而要活著,就必須有活態的展示,必須得到傳承和發揚,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保護”。一是打造手工藝活態展示館。手工藝活態展示館一期于2010年11月正式啟動籌建,2011年5月開館,建筑面積1538.86平方米,其內部結構保存完整、民國特色鮮明。手工藝活態館二期將于2012年底啟動,計劃于2013年9月建成開放,屆時將實現擴容1300平方米。展館現有入駐廠家12個,近30位藝人長期進行現場表演,展示銷售的手工藝品近百余種。目前已成為集工藝表演、體驗、教學、銷售“四位一體”的非遺亮點,其中手工藝現場制作包括王星記制扇及民間扇面繪畫、張小泉制剪、西湖綢傘和四川瀘州油紙傘制作4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剪紙、紫砂、陶藝、手工旗袍4個傳統類手工項目,以及手繪、手工皮具、軟陶捏塑3個現代創意手工種類。到2012年10月底,活態館累計共接待游客50.3萬人次,團隊291個,廣受社會各界歡迎。展示館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特殊價值,主要體現在內容的代表性和綜合性、展示的真實性、發展的可持續性,以及組建方式的社會性。二是國大師帶徒。“國大師帶徒”是全國工美行業傳承發展史上的首創項目,也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一次創新,它由杭州市文創辦、杭州市經信委、杭州市運河綜保委主辦,杭州工藝美術博物館承辦。項目旨在弘揚傳承國家級杭州工藝美術大師的藝術精神和精湛技藝,進而帶動杭州工藝美術行業人才建設和發展,促進師承模式的科學化、系統化和規范化,使杭州工藝技藝和工藝產業規模與層次得到進一步提升,力爭5—8年培養出10名以上工藝美術大師的工藝高端人才。
活動———讓非物質文化遺產活起來。非物質文化遺產要走進生活,除了機制的設計和推進之外,還需要通過一系列感性的活動,帶動非物質文化遺產與市民的持久互動,激發市民對非遺的文化需求,從而進一步引起全社會關注。圍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杭州工藝美術博物館群開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樣、豐富多彩的主題活動,社會反響十分熱烈。一是非遺文化創意集市。2010年國慶期間,博物館首次推出了刀剪市、扇市、傘市三大文化創意集市活動,特別邀請張小泉、王星記、浦江麥稈扇廠、西湖綢傘等廠家參與,展現刀剪、傘、扇悠久的歷史文化和鮮明生動的生活特色。2012年端午節期間,開展了以“曲藝大觀、非遺技藝、民俗展賣、手工游園”四大特色活動為主的“非遺集市”主題系列活動,集中宣傳展示了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等傳統技藝,共邀請到全國47家非遺項目參展。2012年青春創意集市集大學生和社會手工達人的力量,不僅手工作品有創意,活動內容和形式更是推陳出新,互動性強,參與面廣,宣傳效果好,既傳播和推廣了傳統的非遺文化,又搭建了各類現代創意手工的交流平臺,更傳遞和宣揚了環保創意生活的新理念。經過幾年的發展,以非遺為特色的文化集市已逐步成為館群的品牌活動。二是舉辦非遺文化系列展覽。圍繞非遺主題,館群舉辦了系列展覽活動。具體包括“紙剪傳奇”———桐廬剪紙胡家芝、謝玉霞、朱維楨、王德林四人展,“傘行天下”———休閑、軍事航空傘具展,“紙剪傳奇”民間剪紙作品系列展之吳素蓮剪紙作品展,“扇動風發”系列展———袖里翰香•百年藏書樓的風雅,“紙剪傳奇”之富春擷英———桐廬剪紙作品展,“感悟非遺”系列展“來自田間的守望”———浦江麥稈剪貼作品展,“扇動風發”系列展———澄懷博雅•孤山南麓的民國風,“感悟非遺”系列展之光影傳奇———海寧皮影展,“扇上清風”———高甬春書畫藝術展,傳承與弘揚———浙江民間文藝十大特聘專家師生精品展等。三是舉辦節假日非遺主題活動。2011年6月,博物館成功承辦了“文化遺產與美好生活———2011年中國文化遺產日”廣場活動,并現場進行了油紙傘糊傘面、西湖綢傘貼青、張小泉刀剪刻花、現場剪紙、彩繪表演等手工藝活態演示,同時在四大館區分別開展剪紙現場體驗、剪紙大賽提升班、運河歷史人文風情圖片展等一系列主題活動,受到市民和游客的歡迎。進一步保護和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對策建議近年來,杭州工藝美術博物館群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方面,逐漸探索出了一條“發展性保護、生活化傳承”的路子,也取得了豐碩成果。下一步,館群應繼續立足“生活、活態、活動”理念,繼續探索具有杭州特色的文化生態式博物館群模式,從產業園區打造、體驗旅游線路設計、演藝項目開發等方面做好優化提升工作。
規劃打造非遺文化主題創業產業園。單一的博物館往往只能實現留存的功能,而無法做到傳承和發揚。要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保護”,創造出非遺傳承的生態空間,就必須打破博物館的單一功能,以博物館為核心,整合研究、創新、生產、展示、體驗、銷售、傳承等各個環節,打造出一個非遺保護的文化生態空間。建議以杭州工藝美術博物館群為核心,整合橋西街區,聯動京杭運河杭州段沿岸各點,打造非遺文化主題創業產業園,吸引全國范圍內非物質文化遺產品牌企業或傳承人入駐,通過整合各方資源逐漸打造形成一個“非遺文化主題創業產業園”,以非遺為線索進行相互貫通、串珠成鏈,并做好功能、業態、旅游體驗等專項規劃,真正把這些空間有機融合起來,形成非物質文化遺產自我創新、發展、傳承,以及社會大眾進行非遺體驗、交流、學習,具有濃厚文化底蘊和生活特色的文化生態空間和創業產業園區。打造非遺文化特色演藝項目。重點突出運河文化,打造一批非遺文化主題演藝項目,可以以博物館為核心,擴展到整個橋西街區,進行節目的設計和表演。同時,邀請各地非遺項目及老藝人參與,支持已有的演藝表演項目及節慶活動入駐博物館及街區,形成非遺及民間演藝的集聚中心,進而吸引市民和游客的參與,增強整個區域的趣味性、文化性,提升非遺氛圍。
【關鍵詞】非遺文化;傳統傳承;媒介融合;黃酒技藝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5)12-0240-03
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數字化技術的發展,媒介融合逐漸成為一種趨勢,同時也成為一個國際性的學術熱點與前沿課題。近年來,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保護及其對內對外傳播過程中,在口頭傳承、實物展示、親身實踐和傳統的媒介傳播方式之外,由于新的傳播技術與媒介手段的綜合運用,形成了媒介互相融合、互相協同的傳播效應。為此,本文將選取典型案例來深入探討非遺文化傳播中的傳統傳承與媒介融合的理論問題。
一、黃酒技藝:作為一種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民族文化的活體媒介,中國憑借其悠久的歷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成為世界上入選項目最多的國家。浙江省人杰地靈,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在2006年國務院公布的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浙江省的項目數量位居榜首。近年來,浙江省在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上也走在前列。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3年《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定義,“‘非物質文化遺產’指被各群體、團體,有時被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酒文化無疑具有較高的世界公共認可度,而產自中國的黃酒堪稱世界上最古老的酒之一,它與啤酒、葡萄酒并稱世界三大古酒。在黃酒當中,以紹興產的黃酒最為悠久有名,不僅具有廣泛的市場認可度,完整精湛的工藝,還擁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持續的技藝傳承。其中,“紹興黃酒釀制技藝”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紹興花雕制作工藝”則被列入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前者系黃酒本身的釀造技藝,而后者主要表現在黃酒外包裝上的繪畫雕刻設計等工藝,這表明紹興黃酒不僅有內涵之質,也有外在之美,是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一種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二、傳統傳承:非遺文化傳播中的日常形態與媒介影響
在國內外的眾多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紹興黃酒文化得以傳承傳播,其實與其嵌套在日常生活中的傳播方式息息相關,也與傳統媒介的傳播有著密切關系。紹興黃酒技藝能夠得以保護、流傳和不斷優化改進,不僅由于它的產品本身深受消費者的喜愛,還與黃酒傳統的廣泛的傳播方式有著深切的聯系。與黃酒技藝有關的宣傳、普及融合了各種傳播媒介,形成隱性傳播與顯性宣傳互相作用的傳播模式,使得黃酒為中國百姓所熟知,黃酒文化、黃酒技藝也借此得以傳承傳播。經過考察分析,其傳播主要有以下重要方式。
(一)借助傳統酒俗與日常生活消費進行傳播。紹興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古老城市,它的風俗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而酒俗正是這種地方特色的重要內容。在紹興,人生的每一個階段都與酒發生聯系,寄托著當地百姓的美好愿望。例如,剃頭酒的傳統習俗。當孩子滿月時,要剃頭,要在家中祀神祭祖,擺酒宴請,還要向鄰里親友分送染成紅色的“紅雞蛋”等。在拜過天地祖宗之后,就有理發師用一盅酒代水,給嬰孩潤發,然后剃“瓦片頭”。接著就是親友輪流抱過小孩,最后坐在一起同喝“剃頭酒”。與此類似的,還有所謂的“得周酒”,即孩子長到一周歲,同樣得辦酒席,以款待親朋好友。還有壽酒、白事酒、忌日酒等等。在紹興酒俗當中,最為著名的是“女兒酒”,又名“花雕酒”。晉代嵇含《南方草木狀》記載:“女兒酒為舊時富家生女、嫁女必備之物。”一般人家生了女兒時,就釀酒埋藏,嫁女時就掘酒請客,形成風俗。到后來,生男孩子時,也照樣釀酒埋酒,盼兒子中狀元時慶賀飲用,又叫“狀元紅”。可見,在紹興,酒俗滲透在日常生活當中,黃酒成為當地人的日常消費品,其傳播的主要方式為人際傳播、口碑傳播和群體傳播。
(二)借助言傳身教的知識傳承與親身實踐。“紹興黃酒釀制技藝”主要是借助師傅帶徒弟式的言傳身教進行知識傳承。根據2010年中央電視臺《人物》欄目專訪紹興黃酒釀制技藝省級傳承人潘興祥的解說介紹,盡管目前已經有了現代化的機器設備,但是在釀制過程中,還需要有經驗的師傅把關,其中,最為重要的一個環節即所謂的“開耙”,他反復演示和操作,初看起來很輕松,但是經由潘師傅現場講解起來,開耙里面的手法技巧特別細膩,不僅有操作工具上的若干注意要點,還有手感溫度、抓握起來的粘度等,都需要師傅的準確把握,一個酒廠里面,往往僅有少數人能完全把控其中的要訣。另據2011年12月9日《紹興縣報》頭版報道,當年87歲高齡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傳承人、被譽為中國“黃酒博士”的王阿牛在塔牌紹興酒有限公司的釀酒車間,為新釀手工黃酒開耙,并向釀酒師傅們傳授開耙技藝。這說明傳統的手把手傳授,依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傳統價值。學徒要掌握其中的技巧,不能脫離長期的親身實踐和持續的熏陶訓練。在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隱秘的傳播方式,還是心口相傳和體驗學習過程。當然,現代的傳播媒介已經可以將影像完整記錄下來,但可記錄的形態并不一定都可復制、可實用,內在的精髓難以僅僅借助媒介傳播而完全傳承到下一代。
(三)借助傳統媒介的信息傳遞與文化傳播。在新媒體和融合媒體出現之前,黃酒文化必然借助傳統媒介進行傳播,在當今,這種傳統媒介依然發揮重要的作用。例如,借助書籍對酒文化的傳播。由于酒文化在中國有著獨特的地位,得益于中國人對酒的熱愛與講究,各種與酒相關的書籍、書中與酒相關的橋段不勝枚舉,黃酒文化得以在各類書籍中散發魅力,而其背后的黃酒釀造技藝、花雕制作工藝也得到無形的傳播。對酒文化的介紹比較有意趣的書如北京大學中文系夏曉虹教授攜楊早博士編選的《酒人酒事》[1],書中有多篇涉及黃酒文化的記錄,多為文人軼事,具有故事性,容易引發二級傳播,從而形成較好的口碑效應和文化影響,同時此類作品適于對黃酒品牌進行二次傳播和文化形象塑造。
此外,對于黃酒文化傳播起到重要影響的是報刊,作為傳統的大眾媒介,報刊的文字圖片傳播具有便于閱讀檢索和便于攜帶投送等特點,是酒文化傳承的重要媒介載體。例如,《錢江晚報》《紹興日報》《紹興晚報》《華夏酒報》等報紙長期以來持續關注紹興黃酒文化的各類活動,關于紹興黃酒本身的介紹有文章《持蟹飲酒,紹興黃酒是絕配》等;關于黃酒文化活動介紹方面則涵蓋黃酒節開幕、黃酒博物館開放等;關于黃酒產銷方面則有《紹興黃酒戀上“創新營銷”》等。除此之外,這些傳統媒體還致力于保護黃酒品牌,澄清輿論,在黃酒釀造用水遭受公眾質疑時,《浙江日報》等主流媒體發文《紹興黃酒可放心飲用》以撫人心。再如,一些黃酒生產企業也辦有自己的企業報刊,具有傳播黃酒文化和提升黃酒制作技藝的潛移默化作用,以及重要的文獻文檔價值。中國紹興黃酒集團有限公司(控股上市公司古越龍山)是目前國內最大的一家黃酒生產經營企業,該公司定期出版酒品文化期刊,周期為一個月,發放方式為在固定的高消費酒店進行免費發放;該公司還出版《古越龍山報》和《古越龍山》電子雜志,該雜志的封面口號即“讓世人了解黃酒,讓黃酒走向世界”,這恰恰體現了一種傳承傳播黃酒文化的使命與責任。
三、媒介融合:非遺文化傳播中的數字化、參與性及產業化
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傳播的過程中,當前已經越來越多地運用了數字化的新媒體傳播手段,例如運用新的互聯網技術可以獲取與傳播相關的歷史資料和數據信息,運用影像技術、動漫藝術可以展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技術細節和工藝過程等,可以給人以惟妙惟肖、身臨其境的感覺。有研究者在借鑒國內外已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成功發展模式的基礎上,從“產業化、數字化、規范化、傳承化”四個方面提出了“構建出科學、可行性較強的紹興黃酒釀制技藝傳承與發展模式”[2],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也體現了當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過程中的媒介融合及其發展趨勢。
所謂媒介融合,其實它作為新聞傳播學和媒介研究的一個學術術語,主要是指“在數字技術推動下,不同媒介生產者、內容、渠道、接受終端之間,傳統邊界日漸模糊、趨于融合的軌跡日益清晰的現象和過程。”[3](P5)媒介融合的主要類型包括:“媒介內容融合、傳播渠道融合和媒介終端融合”[4](P5-6),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傳播的過程當中,由于越來越多地采納新技術,事實上也呈現出媒介融合傳播的趨勢,為了便于討論,筆者將其歸納為以下互相關聯的三個層面。
(一)數字化與影像化――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融合傳播的基礎。數字化,實際上將各種信息資料都變成可以在互聯網上傳播、在計算機中進行制作交換的基礎信息,不論是文字、圖片、符號還是影像、音響、音樂、動漫等都可以混合在一起。這其實也是媒介內容融合的一個基礎。數字化傳播技術意味著傳受雙方可以清晰地傳遞各類精準信息,在內容平臺上達到了某種融合共通。對于黃酒技藝方面的信息,數字化記錄可以做到將非遺文化傳承人的各種動作、形象、語言及姿態等都保留下來,還可以通過動漫化,形成更易于理解的知識點,讓人們易學易記,獲得直觀印象。
對于黃酒文化的各種儀式和相關釀制活動,也可以通過數字化、影像化的方式,加以記錄保護,或者制作成紀錄片,拍攝成電視劇、電影引起大眾的關注、了解、喜愛乃至吸引后繼者的努力學習傳承。例如,《舌尖上的中國》中就有拍攝到黃酒釀制技藝在食物轉化過程中的情形,其中解說辭寫道:“立冬的清晨,紹興的天空開始下起小雨,這對釀酒師傅們來說是個好征兆。酵母菌喜歡江南冬季,這種綿長而又不劇烈的冷……每一年的儀式都是釀酒師們對自然表達的一種尊重。紹興的黃酒冬釀即將開始。”這里面就有種文字之美與影像之美的內在融合。此外,還有浙江電視臺拍攝的專題片《千年陳酒》,著名編導劉郎在片中根據紹興黃酒的釀造工藝流程,精心設置一條明晰的主線:原料糯米經過篩選、浸米、蒸飯、攤冷、落作(加麥曲、淋飯、鑒湖水)、主發酵、開耙、灌壇后發酵、榨酒、澄清、勾兌、煎酒、灌壇陳釀(3年以上),即為成品酒;同時他又將紹興黃酒文化作為一條副線,依次展開敘述紹興千年的歷史文化,其中有酒祭的大禹,有用酒激勵軍士的越王,有蘭亭的“曲水流觴”,有沈園的借酒澆愁,還有當地酒俗、紹劇風韻,以及魯迅、秋瑾、徐錫麟等人的典故。這也是在內容層面的傳播融合,即將工藝技藝與歷史文化的貫穿融合。
(二)參與性與儀式化――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融合傳播的動力。參與性是指在內容的生產與傳播過程中,要讓廣大的受眾、消費者成為內容的生產者。在互聯網上有著大量的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即用戶原創內容,就體現了廣大網民的參與性,這種自主自在的表達,所創造出來的內容,可以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媒介融合傳播創造價值。第一,用戶可以將其參與(包括飲酒、自釀酒、學習體驗釀酒技藝、學習體驗花雕工藝)的內在體驗進行充分的表達,這樣,就能有助于文化的理解與文化的傳承傳播,讓更多的人獲取切身感受;第二,可以允許更多的人對具有某種隱秘性和神秘感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有了更大開放度的接觸,或者有更大的展示空間得以親自體驗。例如,在中國黃酒博物館中,據筆者訪談,相關負責人說,目前已經在博物館中展示紹興花雕制作工藝過程,游客可以近距離親身感觸到工人在繪制雕刻的細節,看到灰壇、瀝粉、油泥堆塑、彩繪裝飾等工藝環節。同時,黃酒博物館還將增加具有吸納游客體驗參與的傳統紹興黃酒釀制技藝的生產作坊,游客可以在其中感受到酒香撲鼻,感受到原汁原味的生產過程;第三,營造儀式化的傳播空間,形成更為鮮活生動的傳播場域,從而形成更高層次的文化認同感和價值感。例如,2015年11月8日立冬之際,15家紹興黃酒企業代表舉行盛大儀式共慶冬釀,按傳統之儀恭請酒神,誦讀祭文,上香祭拜,其辭曰:“……稽山青青,朝暉夕映,三十六源,萬壑歸流。良心釀酒,神靈昭鑒,團結攜手,黃土變金……”在這個過程中,媒介內容的生產與消費也產生了互通融合,隆重抽象的文化儀式與盛大集聚的戶外場景在更高層面和更大空間形成了文化意義的融合升華。
(三)產業化與互聯網+――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融合傳播的可持續發展模式。當然,最為重要的且能將技術技藝完全落到實處的是產業化,即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傳播當作一項可以贏利、可以創造新價值的產業活動,將其納入到健康有序的經濟軌道當中,使其通過商業化運作產生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比如,電視劇《女兒紅》2015年9月在紹興開機拍攝,希望或許能帶來如同韓劇帶動韓國飲食文化流行的溢出效應,帶動酒文化和黃酒飲品在世界的流行。目前,最為火熱的“互聯網+”概念也將助力黃酒文化產業化。例如,可以通過“眾籌”和互聯網金融的方式,獲得民間資本的青睞,從而投入到更多有益的可操作性項目當中。浙江省政府在2015年初提出建設“特色小鎮”的戰略規劃,“以新理念、新機制、新載體推進產業集聚、產業創新和產業升級”,第一批37個小鎮名單已于6月,其中就有“越城黃酒小鎮”,即紹興東浦鎮。這將為黃酒文化產業化帶來新的契機,不僅包括黃酒酒業本身的發展,還有以黃酒文化為引領的旅游、休閑、養生、健康、創意、設計等多方位的協同發展創新,這就可能帶來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融合傳播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即綠色、生態、共享、融合的文化傳播與社會創新。
四、結語
通過以上分析,黃酒技藝的傳承傳播案例研究充分展示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當今時代背景下傳統與現代的深刻辯證關系,即一方面傳統文化禮俗、日常生活生產方式和傳統媒介傳播依然具有持續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數字化、影像化、動漫化等新技術又不斷滲透到非遺文化傳播過程當中,在內容生產、渠道建設和終端呈現中形成不斷的媒介融合趨勢,并且在文化產業化過程中推陳出新,不斷創造出新的文化傳承傳播形態,同時吸引更多的社會大眾積極參與,從而在更大的社會空間中創造出更豐富的文化內涵。黃酒文化和黃酒技藝的傳承保護,一旦能夠在浙江省政府引領的特色小鎮或者創意文化小鎮的建設中,得到落地開花,則有可能形成新的傳播媒介空間形態和創意文化產業形態,這一點還有待未來進一步的觀察研究。無論如何,在非遺文化傳播中,多種媒介的融合發展,傳統傳承與時代創新密切結合,必將開辟出越來越寬廣的發展道路和美好前景。
參考文獻:
[1]夏曉虹.酒人酒事[M].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
[2]鄭燕飛,沈磊,李博,孫東芳.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發展模式――以紹興黃酒釀制技藝為例[J].現代商業,2014(36).
[3]邵鵬.媒介融合語境下的新聞生產[M].杭州: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2013.
[4]蔡雯.媒體融合與融合新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作者簡介:
廖衛民(1971-),男,浙江平陽人,浙江理工大學文化傳播學院副教授,浙江省輿情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訪問學者,主要從事傳播理論、新媒體、網絡傳播、文化產業等;
高 晶,張澤茜,景 歌,均為浙江理工大學文化傳播學院傳播系本科學生。
基金項目:2014年浙江省大學生科技創新活動計劃(新苗人才計劃)項目“非遺文化傳承保護中的媒介融合及其傳播影響:以紹興黃酒釀制技藝為例”(編號:2014R406065);
【關鍵詞】冀東音樂;文化傳承;基地建設
冀東地區歷史文化悠久,音樂戲曲文化底蘊深厚,民間藝術形式也非常的豐富多彩。冀東音樂戲曲文化是河北省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是冀東地區深厚歷史文化和人文精神的結晶,是我國音樂戲曲文化的精髓。然而,隨著現代文明社會的不斷發展,異域文化和多元文化的沖擊日益加深,傳統的音樂戲曲形式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受眾也越來越少,使得這種傳統音樂戲曲藝術的傳承延續面臨嚴重的危機。冀東音樂戲曲文化的傳承保護和創新性發展是延續冀東民俗文化、豐富冀東民間藝術形式的必然要求。加強冀東音樂戲曲非遺傳承基地的建設是增強冀東音樂戲曲文化活力與傳承發展動力的重要途徑。
一、冀東音樂戲曲的發展歷程與現狀分析
冀東音樂戲曲形式多樣,由來已久。與其他藝術形式一樣,冀東音樂戲曲藝術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也與冀東地區人民的社會生活和生產活動息息相關,飽含著勞動人民的智慧和情感。其獨特的藝術形式和語言風格,彰顯出了冀東地區鮮明的地方特色和特有的風土人情。經過了千百年口口相傳的延續發展,冀東音樂戲曲的內容、曲調、風格以及題材等日益豐富,其分布和流傳的范圍也日益廣泛。冀東音樂戲曲藝術的起源目前已無法準確地進行考證,綜合分析冀東地區的社會發展歷史,可知早在約四萬年前的原始社會,冀東平原上就已經有了人類居住并進行生產勞作的痕跡。我國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就有收錄冀東地區的一些民歌作品。音樂戲曲作品的出現和發展則主要是伴隨著音樂戲曲藝術的完善,逐漸演變成為獨特的民間藝術形式。時至今日,冀東音樂戲曲藝術已經包括冀東民歌、唐劇、評劇、皮影和樂亭大鼓等多種藝術形式。其中,評劇、皮影、樂亭大鼓更被譽為“冀東三支花”,是冀東音樂戲曲的典型代表。吹歌是流行于冀東地區的傳統吹打樂,歷史較為悠久,其演奏曲目多來源于傳統民歌和戲曲。冀東吹歌主要盛行于唐山和撫寧地區,具有甜美的音色,演奏時兩只嗩吶交替配合,再輔以鼓、鈸等打擊樂器,音樂格調清新剛健,音色高亢明亮,在民間具有極高的聲譽和極為廣泛的群眾基礎。此外,冀東大秧歌也是冀東地區廣為流傳的一種極具群眾性的民間藝術。冀東地區的大秧歌主要分布于昌黎、盧龍、撫寧、樂亭和灤縣等地區,是冀東地區極具代表性的民間舞種。其中以昌黎地區的秧歌最為有名,從形式到內容都具有鮮明的個性,表現形式靈活,內容豐富,凸顯了鮮明的人物性格和情感。冀東地區自古就是華夏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境內各種音樂戲曲文化資源較為豐富且表現形式多樣,凸顯了較強的地域性和整體分布不均的本土特色。冀東地區豐富的民間藝術形式經過長期的發展,已經逐漸形成了較為成熟和健全的文化體系,彰顯了冀東地域文化的鮮明特征。從音樂風格上來說,冀東音樂戲曲融合了多種音樂戲曲的藝術精髓和內核,將音樂戲曲藝術與冀東地域文化特色相結合,形成了獨特的冀東音樂戲曲風格,可見其是集鄉土性、集體性于一體的綜合藝術形式。隨著學術研究的逐步深入和音樂戲曲文化理論的不斷完善,目前有關冀東音樂戲曲藝術的理論研究主要包括對音樂戲曲藝術的發展歷史、藝術特點以及傳承保護措施等各方面的研究。在當下新媒體時代,音樂戲曲非遺傳承與發展、音樂戲曲社會學等領域的研究較多,涉及非遺、產業化、文化生態等時代概念的時新性研究逐漸涌現。
二、冀東音樂戲曲文化傳承中的問題
隨著全球經濟和文化的一體化,多元異質文化的大量涌入和相互碰撞,城鎮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冀東音樂戲曲文化的傳承和發展面臨嚴峻的形勢。滿載傳統民族記憶和極具地方特色的古老音樂戲曲文化,在與先進的時代文化相互交融和碰撞的過程中,逐漸顯現出市場低迷、觀眾群體斷層以及藝術人才匱乏等傳承瓶頸和發展危機。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生活方式、生活節奏的改變以及農村地區娛樂方式的多樣化,傳統的民間音樂戲曲藝術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社會基礎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一些頗具造詣的民間藝人相繼離世,而年輕一代的藝人又尚未成熟,難以獨樹一幟,使得很多傳統的民間音樂戲曲作品出現了斷代危機。冀東地區傳統音樂戲曲的傳承陷入困境。第一,文化的多元化沖擊和城鎮化的推進,加速了傳統民間文化的萎縮。隨著我國城鎮化的不斷推進,農村地區的人口數量大幅減少,很多年輕人開始涌入城鎮,使得地方音樂戲曲在農村地區的推廣缺乏后備力量,僅靠留守的老人、兒童、婦女等很明顯難以挑起傳承和演出民間藝術的重擔,最終導致很多民間傳統音樂戲曲藝術團體因人才供給不足而解散。隨著文化的多元化發展和異質文化的沖擊,年輕人在接受了一些新的觀念和思想以后,逐漸形成了新的娛樂文化觀,對傳統的民間音樂戲曲文化和鄉土藝術逐漸失去了熱情和興趣,傳統音樂戲曲藝術的觀眾群體出現了斷代的現象,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冀東音樂戲曲在民間的傳播和推廣。相比之下,電影院、KTV、游戲廳等娛樂場所對于年輕人的吸引力更大。第二,經濟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本土文化自信心不足,導致傳統音樂戲曲文化的受眾群體不斷流失。當前,經濟全球化的大勢已經無法逆轉,隨之而來的是文化全球化,外來文化的沖擊融合,使得西方發達國家的傳統藝術在國內獲得了較高的認可,甚至被奉為標準。這對很多國內人的藝術觀念和思想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尤其很多年輕人逐漸認為只有西方的藝術形式才是“進步”的、“流行”的、“時尚”的。另一方面,國內在一些傳統藝術形式的宣傳推廣工作上存在缺失,未能形成對當前年輕一代文化觀、藝術觀的正確引導,導致他們將西方文化視為圭臬,并以西方文化的審美標準來衡量中國的傳統文化,甚至一味地貶低本土文化。這最終使得冀東地區傳統民間音樂戲曲藝術的市場越來越小,觀眾也越來越少。第三,從體制層面來看,我國傳統藝術的體制也是制約冀東音樂戲曲藝術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音樂戲曲是融合語言、動作等多種藝術表演形式的綜合性藝術。這種綜合性的特點能夠滿足不同受眾群體對于藝術不同方面的審美需求。在藝術欣賞的過程中,觀眾能體驗到音樂戲曲藝術所蘊含的民情風俗和地域特色。冀東音樂戲曲豐富的藝術元素以及多樣化的表演風格使得這種傳統的民間藝術得以代代相傳。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也有一些體制特征的束縛,比如傳統戲曲藝術獨特的程式思維和行當表演,正是制約戲曲藝術持久傳承的因素所在。在現代文化的影響下,年輕人很難接受傳統的戲曲程式,無法把握傳統戲曲的審美理念。民間草臺班子式的演出往往缺乏穩定性,而專業劇團又面臨生存困難的窘境,都導致地方戲曲藝術的發展受到制約。
三、冀東音樂戲曲非遺傳承基地建設的現實路徑
冀東音樂戲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是一項長期的系統工程。其中,音樂戲曲傳承基地的建設是不可或缺的內容,同時也是增強冀東音樂戲曲文化活力與傳承發展動力的重要途徑。綜合當前冀東音樂戲曲文化的發展現狀以及在傳承發展中的問題來看,音樂戲曲這類傳統的民間藝術形式消亡的速度遠大于保護工作開展的速度。因此,冀東音樂戲曲非遺的傳承和保護工作已經迫在眉睫。冀東音樂戲曲非遺傳承基地的建設應遵循“頂層設計、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分步實施、合力共舉”的工作原則,從完善政策與制度引導、強化人才供給、加強部門間協同聯動與深化音樂戲曲非遺研究等多個方面全面推進。一是進一步完善非遺文化的政策引導和制度建設工作。冀東音樂戲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與創新發展,需要建立在有效的組織和政策保障的前提下,有效的組織和政策保障能夠為冀東音樂戲曲非遺傳承基地的建設奠定堅實的基礎。音樂戲曲非遺的傳承,尤其是在農村地區的推廣,需要進一步加強政策的引導和宣傳,通過音樂戲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的建設,為音樂戲曲的全面推廣和保護性創新發展提供有力的平臺。二是不斷強化音樂戲曲專業人才的培養和挖掘,加強專業人才隊伍建設,完善人才供給。音樂戲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創新發展,工作環節多,業務性較強,對于工作人員的專業素質、業務能力要求都比較高。針對冀東地區音樂戲曲藝術專業人才匱乏、傳承斷代的現實問題,應集中組織對各村、鎮、鄉各級文化站站長、業務骨干的業務培訓工作,不斷提升各層級非遺保護工作人員的業務素質和工作能力。三是不斷加強冀東地區各部門之間的聯動協同,形成合力,打造有效的非遺保護工作鏈條。為了能夠有效地保護和傳承冀東音樂戲曲非物質文化遺產,各層級主管政府機構必須密切配合,各司其職,相互銜接,為冀東音樂戲曲藝術的保護和傳承奠定牢固的基礎,保證音樂戲曲保護工作的連續性以及人員的穩定性和業務熟練性,提升冀東音樂戲曲藝術的傳承和保護效果。四是持續深化冀東音樂戲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理論研究,不斷提升音樂戲曲非遺品位,積極探究冀東地區音樂戲曲非遺文化的豐富內涵和歷史研究價值。通過科學論證,充分利用文字創作、錄音、攝影等現代媒體形式和技術手段,逐步建立和完善音樂戲曲非遺文化的資料庫、數據庫,打造全方位的音樂戲曲非遺文化網絡服務平臺,有效推進冀東音樂戲曲文化的傳承保護和創新發展。
參考文獻:
關鍵詞:傳統;現代;非遺;裝飾溫州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繁多,形式多樣,文化底蘊深厚,但很多非物質文化遺產僅僅只是被收錄進各級非遺名錄,對非遺項目只起到了調查和記錄的作用,沒有很好地進行傳承和發揚,使得很多非遺項目出現青黃不接的現象。為了進一步弘揚非遺文化,傳承非遺項目,如何利用新時期的創新創意設計,將非遺融入現代裝飾藝術已經成為當今熱門話題。
1現代裝飾藝術中的非遺裝飾元素以及文化內涵
我國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分為10類:民間文學、民間音樂、民間舞蹈、傳統戲劇、曲藝、雜技與競技、民間美術、傳統手工技藝、傳統醫藥、民俗等。[1]傳統手工技藝因其形式多樣、具有實際載體、技藝性強、花紋特色明顯等多個特點,能與現代裝飾藝術很好的融合,強有力的烘托產品內在藝術特色,使產品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本文選取甌塑、黃楊木雕、蒼南夾纈、細紋刻紙等幾個具有代表性的傳統手工技藝,根據這些傳統手工技藝與裝飾藝術的結合層次,將其分為三個層級,并對這三個層級分別進行深入研究,并延伸拓展。
第一層級:技藝搬遷。所謂技藝搬遷即指將傳統手工技藝原封不動或者簡單整合,將其完整搬遷到現象產品裝飾藝術中,實現傳統手工技藝與現代產品的第一層級結合。這一層級結合比較簡單,主要通過利用原技藝特點,改變其基材、表面形式等方法,實現技藝搬遷。在此基礎之上,產品設計者結合甌塑特點,利用甌塑油泥自身特性,將圖案縮小,將其制作在眼鏡架上。設計者可以利用鏡架本身鏡腿寬度以及金色斜線的位置,在斜線上制作出金色花瓣的感覺,為鏡架增添幾分優雅,使鏡架更具文化底蘊。類似的方式還可以應用到其他傳統手工技藝中,如將小面積甌繡作品、細紋刻紙作品等,采取簡單結合的方式,將這些傳統手工技藝運用到現代裝飾藝術中,打破傳統非遺作品宣傳方式,使消費者在購買這些產品時,主動了解、認識并接納非遺文化。
第二層級:加工技巧。傳統手工技藝加工自成一體,加工特色明顯,產品獨特,深受人們喜愛。有些有特色的手工技藝,可以在原有基礎上,縮小加工面積、減少加工復雜程度、變化加工形式等,甚至可以將這些不太復雜的手工技藝交由消費者進行判斷、選擇,根據消費者意愿進行個性化設計和定制,使傳統手工技藝和現代產品設計有機結合。第二層級主要在第一層級基礎上,通過對手工技藝加工技巧的分析,將這些非遺手工技藝加以轉化,將其移植到現代產品裝飾設計中,或者結合現代先進的加工設備,體現消費者個性需求,在裝飾設計中添加傳統手工技藝。
(1)仿黃楊木雕工藝。溫州黃楊木雕,作品內容貼近社會,作品造型生動,其刻畫的人、物神形兼備,深受廣大人民群眾喜愛,內容題材大多表現中國民間神話傳說、民間風俗習慣中的人物、動植物等,如八仙、壽星、關公、彌勒佛、觀音等。黃楊木雕刀法細膩,圖案清晰、生動,現代產品設計中,吸收黃楊木雕的加工特點,將其和先進的精雕機相結合,將黃楊木雕這項手工技藝應用到現代產品裝飾中。利用雕刻機仿黃楊木雕技藝特點的眼鏡產品。
(2)仿細紋刻紙工藝。溫州細紋刻紙刀法精妙絕倫,圖案線條細若游絲,工整細膩,纖而不繁,手法高超者可以在一寸見方的紙面刻出50條線條,其紋樣細若游絲,經過這些刀具打造的經緯格子線,手工技藝者能隨心所欲地刻畫裝飾圖案、紋樣。眼鏡鏡腿表面的花紋可以采用鐳射加工,能在鏡腿金屬飾片表面形成很好的一層細致花紋,并且花紋大小不受限制,花紋復雜程度由設計者決定,能很大程度提高本款眼鏡檔次。同時眼鏡銷售人員可以通過對這款眼鏡特色的宣傳使消費者了解這款眼鏡的文化內涵,了解溫州細紋刻紙手工技藝的特色,增強對溫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認識,加深消費者對這款眼鏡的喜愛程度。
(3)仿蒼南夾纈。溫州蒼南夾纈是溫州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是一種在織物上印花染色的傳統手工技藝。蒼南夾纈手工技藝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在蒼南當地廣為流傳,20世紀初,本地民眾婚嫁均會選用當地夾纈技術制作相應織物。2006年“蒼南夾纈”列入第一批浙江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第三層級:提煉升華。經過技藝搬遷和加工技巧沿用,非遺手工技藝能在現代加工技術手段之下,實現工業化大規模生產,并在各類工業產品中加以體現,從而使工業產品和非遺更好的結合,也在工業產品中體現當地非遺文化內涵。在這兩個基礎之上,提煉升華主要將流傳至今的非遺手工技藝中的圖案、花紋、加工特點、工藝特點等各種內容加以綜合,[2]并將其進行提煉和提升,用現代工藝手法在現代工業產品上得以體現。非遺手工技藝中,很多圖案、花紋、顏色、工藝特點等,都和當地民眾生活、生產以及風俗相結合,有很強的文化氣息在內,如甌繡、甌塑、細紋刻紙、蒼南夾纈等多種手工技藝,圖案以花鳥、山水、人物等為主,制作細膩,圖案清晰,顏色鮮艷生動,層次感強,作品效果突出,制作精美。在此基礎之上,很多工業產品也吸取這些非遺傳統手工技藝特點,結合現代工業設備,將這些優美的圖案、花紋提煉升華,結合產品本身尺寸、造型基礎等加以應用。
2總結
溫州當地非遺手工技藝有著很強地方氣息和濃厚的文化底蘊,手工技藝很多都展現了南方手工藝人精妙的技藝和細膩的裝飾風格。[3]這些細致、煩瑣的裝飾花紋和圖案,結合現代先進的加工設備,通過簡單搬遷、加工技藝搬遷和提煉升華等方式,將溫州當地的非遺手工技藝成功轉化到現代工業產品中,使這些非遺手工技藝能通過現代產品得到更好的體現,也使非遺手工技藝的精髓在現代產品上得到傳承。以非遺為基礎,通過現代加工手法設計、生產的現代產品,能使消費者在了解溫州當地民俗文化的同時,更好的認識、接納、傳承和推廣溫州非物質文化遺產,從而更好地認識溫州、了解溫州。[4]參考文獻:
[1] 汪穎.基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創新設計案例研究[J].包裝工程,2012(06):6871.
[2] 宗偉剛,段曉昀.黎平侗族童帽裝飾藝術研究[J].裝飾,2013(03):8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