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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話題范文第1篇

關鍵詞：

正文：

經濟新聞從其發展前景來看是很有前途和潛力的，它作為一種新聞報道形式出現是時代的召喚，歷史的必然，也是新聞現代意識的體現。客觀形勢要求新聞報道在反映社會性經濟問題時，增加理性的思考，從多側面多角度全面考察經濟事實的內在與外部的聯系。但是作為經濟新聞，它應服務于大眾，讓更多的人去關注它。"以人為本"的報道與創作，無不要求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要學會打造經濟新聞的立體化模式。

一、 開拓角度，宏觀取材

社會主義經濟包括生產、流通、消費、分配四個領域，然而，經濟新聞在報道具體經濟工作時，往往容易就生產談生產，與其他三個領域很少聯系。因此說到經濟新聞，有人就會把它與農業"四季歌"、工業"三部曲"聯系起來，認為經濟新聞就是"政策條文+措施辦法+數字效果"的計劃報表式的報道，象八股文一樣枯燥無味。經濟新聞要進一步開拓新角度，不斷擴大報道面。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逐步建立的過程中，已經把整個社會的經濟行機制和領域聯成一體，因此，從事經濟新聞報道的新聞工作者一定要確立宏觀經濟意識。確立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頭腦，敢于并善于抓住經濟領域內的"熱點"、"難點"問題，不斷發現新的問題，開拓新的角度，才能使經濟新聞報道有重大突破，取得更佳宣傳與傳播效果。

二、 理性分析，把握正確輿論導向

所謂新聞的分析性,就是全面深刻地把握事物的本質,對事物發展的多樣性、復雜性進行充分闡述的種報道形式。相較于其他新聞表現方式,分析性新聞更側重于通過運用綜合分析、解釋、預測等方法,它既有新聞述評的透徹犀利,又兼新聞綜述的全景式勾勒,也具思辨性新聞的深度,而又不失其客觀性。

1. 理性表達媒體思考

正確解讀經濟事件是做好分析性新聞報道的基礎。通每一項經濟政策出臺,每一個經濟事件發生,每一種經濟現象流行,媒體就此作些背景或者條文解讀,分析一下事情的成因或來龍去脈,以讓公眾獲得更詳細、更清晰的信息。但筆者認為,讓公眾"知道"僅是解讀的第一層面,僅僅是一般信息提供層面。真正成功的解讀,必須有第二個層面,即在解讀中,更多地體現媒體的思考,并表達這種思考,進而讓受眾自己進行"思考"。通過這種自我思考,提升受眾對經濟事件、現象、政策的判斷和認知能力,以更好地理解各種經濟政策、經濟現象,形成共鳴和合力,同時也達到了分析性新聞的初衷。

2. 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

在新的形勢下,"理性"正在成為新聞工作者和新聞報道的思想方法。坦率地講,做經濟新聞報道時常會面對很多誘惑,堅守理性意味著經常要舍棄浮夸的噱頭,遠離無聊的炒作,能從紛繁蕪雜的新聞事件表象中找到內在脈絡,更看重的是長遠的社會的利益而不是只顧眼前,逞一時之勇,圖一時之快。而對新聞的原則態度和客觀公正的立場就是堅持理性的基點。

三、 以人為本，貼近讀者

人是社會的主體。不管是何種類型的新聞，多是由人的活動引起的。人的欲望與需要是經濟活動的出發點，也是經濟活動的目的和歸宿。人的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一面鏡子，也是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尺度。經濟新聞同樣是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

1.樹立人為本的思想

當今時代是競爭的時代，經濟新聞也有其競爭性，還有把握住人的心理，才能贏取更多的讀者。這就要求每個經濟新聞工作者從以人為本的角度出發，讓自己的報道吸引更多的讀者。經濟報道應以人為中心，把人在經濟活動中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所求充分地表達出來，抓住經濟主體人的一切活動，把寫人與寫企業發展、經濟演變共同融于新聞中，讓讀者在讀經濟新聞的過程中感覺是在與人對話。

2.運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匠心獨運

經濟報道應以明晰、生動、準確、迅速見長。既要避免因報道蜻蜓點水、掠影而言之無物，又要避免因報道枯燥冗長，嚴辭艱深而拒人千里。運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貼近群眾，將經濟與群眾的日常生活緊密結合起來。

經濟新聞采寫中，處理業務性與新聞性這對矛盾時，新聞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業務于新聞性。有些記者把大量經濟學術語堆砌在報道中，以為這就是以深度見長的經濟報道，結果適得其反。專業術語的業務性很強，許多外行人對它十分陌生，如果我們在寫新聞時注意用通俗的描寫，就會使讀者順利地接受我們地宣傳。運用好通俗、易懂的語言描寫專業術語是經濟報道貼近讀者的重要手段。

作為經濟新聞就用精確的數字和人物生動的語言表達經濟主體。著力刻經濟主體的內心世界，報道內容充滿生活氣息，人物的形象躍然紙上，取得視覺效果，把最有趣的東西傳達給讀者，讓他們對經濟政策、經濟活動有所感應，進而有所悟、有所知，以引起讀者對經濟新聞的興趣。

3．以經濟新聞的實用性和服務性貼近生活，貼近讀者

作為經濟新聞，要想充分展現其真實性和服務性的一面，把最前沿的東西寫出來，必須帶領讀者"回歸新聞現場"。這個現場，是企業的生產現場、職工的生活現場、企業家的調研現場，把最有趣的東西傳達給讀者，讓他們對經濟政策、經濟活動有所感應，進而吸引讀者。

宏觀經濟話題范文第2篇

趙德海教授、和淑萍副教授主編的《宏觀經濟學》一書已于2010 年 1月由科學出版社出版，目前已經是第三版。該書基于宏觀經濟學基本原理，同時引入大量具體的宏觀經濟管理案例、特別是引入了我國2008年經濟危機前后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化情況，以中國實際發生的經濟事件為主要闡釋對象，把新理論、新觀點和新資料及時反映出來，有較強的可讀性和實用性。該書受到了哈爾濱商業大學博士學科點專項科研基金的資助。它的出版無論對于宏觀經濟學的教學還是學科建設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結構清晰，內容詳盡，系統性強

全書共分為十二章。第一章是宏觀經濟學導論，主要介紹了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宏觀經濟學定位、發展歷程及基本研究方法。從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別對國民收入核算、國民收入決定理論和產品市場與貨幣市場的一般均衡三個方面對宏觀經濟學所包含的最基本的理論作全面的介紹。從第五章到第十一章分別就宏觀經濟學的核心部分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總供給和總需求、失業與通貨膨脹、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等作了系統而全面的介紹。第十二章對當代西方的主流宏觀經濟學流派的的發展、基本觀點、分歧及新近動向作了簡單的介紹。從全書的目錄可以看到，作者對其中每個部分的理論和實踐案例部分作了若干詳細劃分，結構清晰。同時，對本學科每部分所涉及的核心知識點進行了深入、系統地闡述和辨析。這是此書區別于其他宏觀經濟學教材的一個顯著特點。

二、語言通俗易懂，可接受性強

宏觀經濟學在進入中國的很長時間里，給人的感覺往往是高不可攀，不是一般人能夠學得懂、聽得明白的學科，認為那是政府官員的事情，和普通百姓生活沒有關系。因此，很多的教材、專著對于宏觀經濟學的介紹基本上采用的是晦澀難懂的語言，讓人敬而遠之。讀過這部宏觀經濟學教材后發現作者敘述的語言簡練、直白，讓讀者看后能夠感到宏觀經濟學并不是遙不可及的，是可以學得懂的。尤其是其中引入的案例，其語言直白、透徹，把經濟中的問題用百姓的話說了出來，讓人更容易接受。語言的通俗性是這本教材的一大優點。

三、反映了學科的重要進展與主流成果，具有前沿性

作者不但介紹了已較為成熟的宏觀經濟學基礎理論，而且還加入了近期國內外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把新理論、新觀點和新資料及時反映了出來。如在國民收入核算部分對當前熱門話題綠色GDP的介紹，失業與通貨膨脹部分對中國的通貨膨脹水平分析等，這些都是目前政府關心的重點和難點問題。大量的這些前沿性研究資料的引用是本書的特點之一。有學者在討論我國學術界的學術規范性時曾說過，判斷一本學術著作或論文的價值之高低，資料來源的多寡和可靠性不能不視為一個重要的標準。從這方面來看，本書的資料是豐富、新穎而又可靠的。

四、宏觀理論實踐化，兼顧理論的國際化與本土化

宏觀經濟學真正的舞臺是闡釋現實中的經濟問題，而這些問題本身也由于充滿了理性而足以開發心智，令人樂而忘返。在對理論介紹的同時，書中在每一個重要章節甚至知識點之后，都附有相關的案例及分析。例如，為什么美國20世紀90年代末通貨膨脹水平和失業率如此之低？亞洲金融危機的成因是什么？……這些案例大都分析透徹、精辟到位，能很好地體現出真實世界中所蘊涵的經濟學原理。同時，書中出現的案例，大部分都是發生在中國國內的宏觀經濟問題，包括了一些作者對中國宏觀經濟問題的研究所積累的成果。這就克服了時下不少翻譯出版的國外宏觀經濟學著作在聯系中國實際方面存在的不足。

現實中，要想從“我聽說過”進入到“我懂得”的境界并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情。翻閱《宏觀經濟學》一書時，給我感受深刻的是以趙德海、和淑萍為首的編寫團隊甄選相關案例的良苦用心。其實對讀者來講這更是拋給我們很多富有思考價值的問題。相信此書無論是對高校的本科生、研究生還是對政府工作管理人士，都將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

宏觀經濟話題范文第3篇

回到CPI數據，3.1％意味著一方面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已經突破了年初政府制定的將物價控制在3％以內的政策目標，另一方面也意味著物價上漲也突破了公認的通脹的警戒線。在筆者看來，盡管CPI從數據上已經“雙突破”，但是否意味著未來物價的走勢將更為嚴峻則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這一數據的主要影響因素：二是這一數據有沒有持續性。從影響因素看，5月份CPI突破3％的警戒線，除了去年的基數比較低之外，食品價格的季節性因素影響較大，而隨著蔬菜價格的回落，未來價格走高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加之考慮到我國的通脹因素里面，輸入性的通脹一直成為影響我國物價的主要原因，但受歐元危機的影響，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呈現跌勢，短期內輸入性通脹的壓力也大大減輕。

盡管如此，3.1％也意味著中國已經進入了通脹時代，但通脹本身不僅溫和，而且可控，未來通脹預期壓力在CPI突破3％之后反而減緩了。當然，在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下，3.1％應該不會是今年CPI的最高點，但在未來的數月，如果宏觀經濟態勢沒有大的變化，發生惡性通脹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

除了物價之外，大家更關注的是未來宏觀政策的走勢。比如，加息的政策窗口。筆者認為，在經濟總體向好，通脹溫和可控，外在因素不確定的情況下，宏觀政策應該以靜制動，未來數月，將成為政策的“靜默期”，既不會有加息政策的出臺，財政政策也將保持相應的連續性，在歐元危機的態勢基本明朗之后，宏觀政策才會發出明確的信號燈。

下半年政策的選項相對簡單很多。首先，物價的壓力大大緩解，政策的選擇可以不再受物價的左右：其次，從70個大中城市的5月份房價走勢看，同比上漲12.4％，比四月份環比上漲0.2％，在史上最嚴的調控政策下，房價依舊堅挺，未來政策層面依舊要保持調控的力度；其三，今年被稱為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元年，在結構調整方面，能否邁出更大的步伐都值得期待，而至于是否加息，其實已經不是一個很重要的話題，完全取決于中國宏觀經濟本身的需要。

宏觀經濟話題范文第4篇

[關鍵詞] 信用風險；宏觀經濟環境；信用循環指標；違約概率

[中圖分類號] F830.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6-5024(2008)01-0152-05

[基金項目]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中國宏觀經濟中期發展建模：預測方法與應用研究”(批準號：70531010)；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創新研究群體科學基金基于行為的若干社會經濟復雜系統建模與管理”(批準號：70521001)

[作者簡介] 曹漢平，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生，中國銀行總行高級經理，研究方向為金融工程與風險管理；任若恩，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國際競爭力比較、金融工程與風險管理。(北京 100053)

一、問題的提出

近20年來，信用風險的研究如雨后春筍，取得了長足發展。但這些早期的信用風險模型大多集中對違約可能性(信用評分)的預測，主要強調對樣本截面數據，而不是從時間序列角度來分析辨別“好”或“壞”的公司，并且這些模型大部分僅僅考慮了公司本身的狀況與能力，而未將外在的環境因素納入其中。近年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經營環境的快速變遷，公司必須面對許多不確定性，增加了公司經營的風險。信用風險的時間序列或動態行為分析已經廣受學術界、業界以及監管機構的重視。

首先，信用風險市場的流動性越來越大。抵押證券(ABS)，如債券抵押證券(CBO)與貸款抵押證券(CLO)，與信用衍生產品(Credit Derivatives)相似，都允許金融機構在不用破壞客戶關系的情況下降低信用風險敞口。這些新信用工具的定價需要利率、違約率、回收率、以及信用利差等的動態行為的足夠數據。一般而言，可利用直接觀測這些變量的歷史數據，或者利用流動性信用敏感工具定價模型來計量這些相關經濟變量的動態行為即為信用違約互換(credit default swaps)。其中信用衍生工具或證券有效性彌補了早期信用評分方法在管理信用風險時的適應能力，同時它也使違約分析的重點從截面分析、時間點分析轉換到動態的信用風險管理。

其次，信用風險組合管理需要動態信用風險分析。雖然這些模型基本上都能作為分析信用風險組合的工具，但是對于不同風險種類的分析卻存在很大的差異。在可辨別的獨特性風險與系統風險情況下，絕大多數獨特性風險都能被分散，系統性風險對信用組合最重要。而目前的信用組合模型，如CreditMetrics、CreditRisk+都較少關注系統風險因素的行為。通常而言，系統信用風險因素經常與宏觀經濟環境有關。因此，如果能將宏觀經濟環境與系統信用風險因素建立聯系，那么有關宏觀經濟變量的趨勢與狀態的知識就可以幫助商業銀行評價組合信用風險。

第三，監管的發展也需要對信用風險進行動態分析。新巴塞爾協議(Basel Committee on Bank Supervision (2003))建議銀行的資本需求(capital requirements)必須直接與交易雙方的履約能力(creditworthiness of the counterparties)相聯系。同時，新監管架構的一個主要關注點就是銀行資本需求的親周期性(pro-cyclical capital requirements)，并且按照這樣的方法來增加經濟周期的沖擊，這可能會惡化經濟周期波動。經濟增長期間，銀行可能會降低經濟資本水平，而經濟資本水平的降低可能是受到基于近期違約概率估計的風險敏感性資本需求(risk sensitive capital requirements)的刺激。因此，在經濟周期的波峰時，經濟資本水平可能非常低以致于無法應付后續的經濟下降趨勢。而在經濟下降期間，經濟資本的積累同樣可能很低。此外，經濟資本的增加可能會導致銀行信用緊縮(credit crunch)并且因此惡化已經不利的經濟環境。親周期(pro-cyclicality)的問題進一步凸現了對信用評級、違約概率、信用利差以及其它信用風險驅動因子進行動態分析的需要。

本論文主要嘗試將宏觀經濟環境和行業競爭環境納入信用風險模型，來辨別外在因素對信用風險的影響程度。希望利用辨別出的外在因素對信用風險的影響，為投資者在評估投資時提供多一層的考量，并建立一個能夠納入外在因素的信用風險評估模式，以供后續研究與實務界應用。

二、信用風險模型的發展歷程

信用風險分析最早起源于Beaver (1967) 和Altman (1968)的工作，并且在過去近四十年來取得了廣泛的研究與探討，發展出許多類型的信用風險模型。不同的模型具有不同的特性及相關的理論基礎，大致而言可以劃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基于會計信息與市場價值所發展出來的模型，如Altman，Haldeman and Narayanan(1977)的ZETA模型，第二類則是以股票價格為基礎的模型，如KMV、Moody’s等機構用期權理論發展出來計算違約概率的模型。但到目前為止，并未有具體將宏觀經濟因素納入信用風險模型的研究。不過，經由Belkin，Suchower and Forest(1998)與Jongwoo Kim(1999)兩篇對信用轉移矩陣(credit transition matrix)的研究，替信用風險模型納入宏觀經濟變量的方式提供了一個可行的研究方向。Belkin，Suchower and Forest(1998)首先將公司價值變動的因素分成兩部分，個別公司單獨面對的風險與所有公司共同面對的風險，前者可稱為個別風險，后者則為系統風險。Jongwoo Kim(1999)運用前述研究的概念，進一步建立較為具體的信用循環指標。

近年來，一些學者對違約概率與宏觀經濟變量的相關性展開了研究，較具有代表性的是Pesaran等(2005)建立的全球自回歸宏觀經濟矩陣模型GVAR。該模型以Merton(1974)的期權理論為基礎架構，以經濟的全球化為背景，用橫跨25個國家、時間段為1979―1999的季度相關數據，通過建立模型，分析國內宏觀經濟變量，包括GDP、CPI、短期利率、匯率、以及全球變量(如石油價格等)的沖擊對資產信用組合風險的影響，證明銀行沖銷壞帳損失與國內外宏觀經濟變量的變化具有重要關系。另一個比較有代表性的是Koopman等(2005)直接應用時間序列模型研究違約概率的周期性變化。

綜合以上文獻，我們可以發現信用風險作為商業銀行業所面臨的主要風險，一直是銀行風險管理的核心內容，同時也是監管機構及學術界研究的主要話題。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的信用分析和評估技術仍處于傳統的比率分析階段。隨著全球經濟越來越相互依賴，商業銀行與中央銀行都必須面對并分析宏觀經濟波動對信用風險(或損失分布)的影響。因此，在此領域，尤其是宏觀經濟環境與信用風險相關性研究方面，將有大量的工作去做、值得深入研究。

三、基于宏觀經濟因素的信用風險評估模型

考慮到本論文旨在嘗試將其忽略的外在因素(可分成宏觀經濟環境和行業競爭環境兩部分)納入信用風險模型，來辨別外在因素對信用風險的影響程度，因此主要參照Jong-woo Kim(1999)的研究方法建立宏觀經濟模型，并利用宏觀經濟變量(GDP增長率，CPI通膨率、貨幣供應量、失業率等)建立信用循環指標(Z)值，來表示宏觀經濟情況，然后以此信用循環指標的結果搭配Belkin-Forest-Suchower(1998)的方法，去調整不同經濟情況下企業信用質量改變的概率，并修正研究期間銀行放款組合價值之信用風險的變動型態。希望利用辨別出的外在因素對信用風險的影響，為投資者在評估投資時提供多一層的考量，并建立一個能夠納入外在因素的信用風險評估模式，以供后續研究與實務界應用。

(一)模型的建立

本論文假設影響公司價值的因素有三個方面，分別為宏觀經濟風險(Z)、公司經營績效(M)與個別公司風險(ε)。現將此三種變量定義如下：

1.宏觀經濟風險

宏觀經濟風險以Z表示，為所有公司都必須面臨的風險，可視為系統性的。這種整體且全面性的風險可能導因于國內GDP的變動、貨幣供應的變化、進出口成長或衰退、產值提升或下降等。為識別宏觀經濟風險，首先需要辨別哪些宏觀經濟變量可以合理仿真未來宏觀經濟狀態。不同的國家，其經濟狀態各有其特定的全局變量組合代表，Wilson(1997)建議至少應有3個以上的宏觀經濟變量。此外，隨著行業、評級的差異，其辨別的解釋變量亦隨之不同。再者，在模型估計方法上，隨著模型設定而有所差異，其共同處則在于利用過去的變量資料來預測未來變量的可能。

本論文主要是依據Jongwoo Kim(1999)的研究方法，運用宏觀經濟變量建立信用循環指標(Z)，來表示整體經濟情況，再依據信用循環指標的結果，去調整企業信用質量改變的概率。以下是分析方法的介紹。

(1)建立復回歸模型

首先，分析投機級公司的違約概率與宏觀經濟變量的線性回歸關系，再以變量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系數估計(Parameter Estimates)、變量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s)三個方法作整體模型分析解釋。其中：變量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的主要目的是分析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有無直線線性關系；而變量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s，VIF)則作為該模型共線性(Multi-Collinearity)的判斷標準。

本研究先利用Probit函數對被解釋變量(投機級公司的違約概率)作轉換，得出的轉換值再與選定的宏觀經濟變量做復回歸分析，并利用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推算宏觀經濟變量的估計系數。

其中，Yt：表示第t期投機級公司的違約機率，Xi，t-1：表示第i個宏觀經濟變量在t-1期的值，β：為未知的參數，εt：為隨機誤差項，h：為選定的宏觀經濟變量個數。

(2)建立信用循環指標表示宏觀經濟狀況

由公式(1)估計下一期的投機級公司違約機率的轉換值后，即可建立信用循環指標表示經濟狀況。其公式可表示為：

其中，Zt表示第t期的信用循環指標，Φ-1為標準正態之累積分配的反函數，Yt表示第t期投機級公司的違約概率，μ為平均數，σ為標準差。

2.公司經營績效

公司經營績效以M表示，本論文以稅前息前資產報酬率作為經營績效變量。Mt值的轉換主要應用統計上標準差距離的計算公式：

其中，RAt表示t期公司資產報酬率，μ為平均數，σ為標準差。

為了符合Mt~N(0，1)的假設，本研究假定同行業內各公司資產報酬率成標準正態分布。換句話說，即公司經營績效的好壞概率呈標準正態分布。式(3)分子中的μRAt即為行業平均資產報酬率，也可用ITAt表示，用數字式表示為：

其中，RAt表示t期公司資產報酬率，IRAt表示t期行業平均資產報酬率，N為同行業內公司數量。

從式(3)可知，本研究將資產報酬率作為衡量公司經營績效的指標。為了將宏觀經濟環境對資產報酬率的影響剔除，并消除行業特性差異，將其減去行業平均資產報酬率后再除以行業資產報酬率標準差，得到的經營績效指標Mt就等于該公司經營表現與行業平均間的標準差距離。若公司資產報酬率小于行業平均報酬率，則Mt0，表示有正面的經營績效。若兩者相等，則Mt=0。

3.個別風險

個別風險以ε表示，此風險僅與個別公司相關，如新產品開發等。

根據以上分析，那么可以以下列回歸式來估計宏觀經濟風險對公司價值變動的影響，并據此建立基于宏觀經濟因素的信用風險評估模型。

Rt=w1Mt+w2Zt+w3εt(5)

其中，Rt為t期公司價值變動，Mt為t期公司的經營績效指標，Zt為t期宏觀經濟指標，εt為t期個別價值變動風險，w1、w2、w3分別為Zt、Mt、εt的權重。為了保證正態分布的假設，即Rt～N(0，1)，不失一般性，假設①Mt、Zt與εt也為N(0，1)的標準正態分布，即Mt、Zt、εt～N(0，1)；②Mt、Zt與εt間相互獨立；③w12+w22+w33=1。

除了以數學式表示本研究模型外，也可以圖形表示(如圖1)。從圖1中可以發現，公司價值變動可以區分為三部分，如同前文定義，分別為宏觀經濟風險、公司經營績效與誤差限。圖中V0代表0期公司資產價值，Nt則為t期公司可能價值概率函數，Vt則代表其期望值。V0至Vt的變動中，V0至V′為受公司經營績效影響的部分，影響幅度為w1Mt；V′至Vt則是受宏觀經濟影響的部分，影響幅度為w2Zt。

此圖的例子是當Mt為負，而Zt為正，且w2Zt大于w1Mt的情況。若Mt與Zt兩者均為正，Vt、V′皆會位于V0右邊；反之，則Vt、V′皆會位于V0左邊。換句話說，公司價值可能會因為Mt與Zt而變動，變動的幅度分別為wtMt與w2Zt，總變動幅度則為w1Mt+w2Zt。

(二)模型的求解

在期權模式的信用風險模型中，違約率的估計是以低于臨界值的累計概率加以表示。該概率為：

其中，t為期間，V0為0期公司資產價值，Dt為t期負債帳面價值，μ為平均數，σ為標準差。

違約概率也能夠在圖形上看出。圖2為期權模式下t期的公司可能價值分布圖，公司可能價值為標準正態分布，所以此公司價值線Nt代表的一樣是標準正態分布的概率函數。圖中的橫軸并非公司絕對價值表示，而是期望值的距離，以一個標準差為單位。此時只要求出臨界值b的數值，即能得到臨界值以下的累計概率，以τ表示。

此臨界值也可稱為違約點(default point)，根據公式(6)，可得臨界值b為：

公式(7)所計算的臨界值隱含的假設為公司價值低于負債面值就發生違約，但在現實生活中，違約不會在低過負債時即刻發生，而是已經低過負債一定程度之后。其中KMV的EDF模型也不根據上式，而是以公司長期負債加上二分之一流動負債來作臨界點。

本研究為求出更精確的信用組合風險及違約概率，將依KMV的方式以公司長期負債加上二分之一流動負債來作臨界點。因此，每家公司的臨界點均不同。

bt=IDt+ SDt(8)

為了不失一般性，假設t期年底公司普通股市價為P(ST)t；CSt為t期期末流通在外普通股數，則公司t期末的價值與公司價值變動可分別表示為

Vt=P(ST)t×CSt(9)

根據Merton(1974)違約模型，在時間t-1的信息條件下，如果下式成立違約將在時間t發生：

假設：

那么λt將是正的違約門檻，它將隨著時間與企業的特定屬性(如行業區分)而變化。

因此，在末期t時的違約概率為：

τ=p(default)=p(Rt

綜合以上的敘述，本研究的信用風險模型將外在環境因素納入；外在環境因素又可以分成兩部分，一為宏觀經濟因素，另一則為行業競爭因素。前者指的是宏觀經濟狀況的影響，如資金是否寬松、進出口貿易興衰、GDP增減等因素對公司信用風險的沖擊。后者為行業特性因素，如行業競爭情況、行業特性等。

四、實證分析

本文選取的宏觀經濟變量包括年度實際GDP、實際全社會總投資、信貸余額、匯率、全國實際零售總額、全國進出口總額等。各變量均以各個指標各年名義值除以各年相對于1985年的物價指數，折算為以1985年基準的可比值，并以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由于論文篇幅的限制，本論文在行業與公司的選擇上只選擇了IT行業作相關分析研究。根據前文分析，我們可以利用最小平方法(OLS)來計算出方程(1)中的相關參數(如表1)

那么，我們可以得到投機級公司(SG)的違約概率與信用循環指標的預測值(表2與圖3表示其預測值與實際的值非常接近)。

各風險因子的權重系數如表3所示。

因此，IT行業的條件信用風險模型(5)可以寫成：

Rt=0.277Mt-0.202Zt+0.939εt (14)

下面我們可選擇一家IT行業的上市公司進行具體分析。假設該公司在1999年度與2000年度的基本信息如表4所示。

因此，在考慮宏觀經濟與行業風險因素后，該公司2000年的條件違約概率(PD)可表示為：

τ=p(default)=p(Rt

實證表明，利用本論文建立的信用風險模型，可以計算出公司的信用風險，即可能的違約概率，而且根據違約概率，也能看出信用風險的大小與其變動。

五、結束語

本研究通過信用循環指標表示宏觀經濟景氣狀況，將宏觀經濟周期因素納入到現有信用風險模型之中，分析了宏觀經濟變量與行業競爭環境因素等對信用風險的影響，建立了能夠納入外在因素的信用風險評估模式。本論文的分析結果可以幫助我們思考在考慮宏觀經濟與行業風險因素后信用風險的度量問題。在我國當前經濟環境下，從信用風險管理的角度入手，將能夠測量到的不穩定因素納入到信用風險計量模型中去，使商業銀行能夠按照新巴塞爾協議的資本要求，建立具有長遠性、穩定性、前瞻性的更為有效的信用風險管理體系，對增強金融體系和宏觀經濟的穩定性將具有非常現實的意義。需要指出的是：為了簡化分析，本論文以上市流通的普通股股票價格計算公司價值，除必須假設國內股票市場為完全市場外，又忽略了其他影響因素；另外，本研究雖然盡力依文獻或實務界的經驗去選擇合適的變量，并希望能找出最能解釋宏觀經濟的經濟變量，但由于宏觀經濟變量的選取存在一定主觀性，容易遺漏重要的經濟金融變量，使得選取變量與應變量的關聯性不夠顯著，或多或少會影響模型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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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話題范文第5篇

吉姆·奧尼爾（Jim O'Neill），現任高盛資產管理公司董事長，英國皇家經濟學會董事會成員，在金融街擁有巨大的影響力。這并不僅僅因為他的頭銜和職位所帶來的光環，而是他在宏觀經濟領域的長期實踐和成功經驗。特別是“金磚四國”概念以及分析框架的提出并經時間驗證后，他成為全球最受歡迎的人物之一，其言論可以影響全球資本的流動，甚至許多發展經濟體，想方設法希望被他點名進入金磚國家的行業，從而獲得資本市場的大量投資。

自“金磚四國”這一概念2003年以來，這幾個國家的合成指數漲幅遠超美國等發達國家，也使得他擁有了點石成金的能力。《高盛眼中的世界》就是他最具價值的總結，不僅有他形成“金磚四國”這一概念的故事，還特別論述了對以國家為對象的宏觀經濟，應該重視哪些關鍵性指標，以及他的分析框架和體系構成。

在這一國家經濟發展和宏觀經濟分析框架下，我們不僅可以獲得對于一國或一個地區經濟發展前景的現象把握，還能真正掌握其背后的原因，從而洞察在不同的社會文化和制度約束下，一國的經濟發展階段和其發展路徑，從而更好地在這種大趨勢下進行理性決策：于國可以興邦，于己可以投資收益。

更為重要的，奧尼爾對其這一分析框架進行了結果的擴展，并提出“新鉆十一國”（N-11）概念，作為“金磚四國”的補充，其中也涉及成長型市場。奧尼爾高度總結性地論述了第二梯隊的特點和優勢，以及未來對國際政治經濟體制的沖擊。這一觀點的誕生，可能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成為熱門話題，為全球經濟帶來新的機會和認識。當然，“金磚四國”也將繼續保持其驚人的增長速度。

實際上，經濟增長是國民財富的巨大來源，其核心是生產力，生產力受制于水平（技術效率）和規模（勞動者數量）。效率是一個歷史過程，是長期過程，那么，短期來看，一個國家能有效率地組織并釋放低勞動力成本的規模效應，就可以獲得顯著的增長，特別是相對于生產效率和資本投資一定的基礎。

書中提到：“即便同樣是發達國家，1980～2010年間，美國經濟超過歐洲的重要原因，就是美國的勞動人口更多、勞動時間更長。美國人的生產率并沒有高出多少，只不過美國工人更多，更勤奮罷了。”“金磚四國”的增長模式如出一轍，而歐洲的衰退，與其高福利、毫無競爭力的勞動力市場以及工作時間的衰減有重大的關系。

當然，在作者看來，除了勞動力之外，還有5個重要因素。

1.穩定的宏觀經濟背景。一方面，應該是2%～4%的溫和通脹和幣值相對穩定的中央銀行目標；另一方面，需要政府有良好的公共財政政策，也就是政府債務可控。

2.強大而穩定的政治體制。這點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中國、俄羅斯（普京時代）、巴西（結束混亂的30年）都是典型代表。

3.對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的開放。也就是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利用低廉資本。